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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学治理体系

发布时间: 2020-12-16 02:36:07

1. 什么是为世界高等教育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

国家启动实施的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战略,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战略举措,它既是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的必然要求,也是在我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在世界舞台上展露实力与自信,并率先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必然要求。
可以说,“双一流”建设,是为世界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的重要举措,它体现的一个重要价值意蕴是对当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发展模式和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超越。

“双一流”建设不能简单照搬“世界一流”标准

中国的“双一流”建设,需要体现对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发展道路的历史性超越。

“双一流”建设需要与国际接轨,用国际可比的指标来衡量。“双一流”建设强调“世界一流”标准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从西方发达国家建设世界一流高校、一流学科经验的视角来探寻我国“双一流”建设道路,完全走西方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发展模式。我们的“双一流”建设必须超越这种发展道路。因为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这些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因此,“双一流”建设不能简单地照搬“世界一流”标准,还需要以中国特色为统领,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要考虑如何建立由中国主导的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为世界一流高等教育提供中国模式和中国方案。

美国著名学者阿特巴赫曾运用依附理论来分析全球高等教育的不均衡发展现象。他认为,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在全球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中心与边缘关系,是由世界各国的不均衡发展所决定的。位于中心的发达国家在基础设施、学术平台、政策法规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位于中心的发达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在世界科学发展、学术研究、知识体系中处于领导地位,而位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则依赖于和处于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的世界一流高校进行知识交流和人才培养。

教育部已在9月21日上午公布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其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2所,包括A类36所,B类6所;原39所“985工程”高校全部入列,另新增郑州大学、云南大学、新疆大学3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5所,原“211工程”高校全部入列,新增25所非“211工程”院校。从这份名单看,“双一流”建设体现了在肯定以往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基础上稳中求进、平稳过渡的特点,以及以学科为基础,不搞终身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身份固化,体现了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导向,激发了建设活力。

人才培养永远是高校的首要职能

由于“双一流”建设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在进行“双一流”建设时也要防止可能出现的一些偏差和误导。

“双一流”建设要防止对一流大学功能作狭隘化的理解。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的职能不断扩大,逐步由人才培养扩大到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高校之所以称之为高校,人才培养永远是首要职能。但是因为人才培养的周期长、成效难以测量,所以在现有评价体系中往往容易被弱化甚至忽略。人才培养是我国具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基础的大学对国家的重要贡献,它应该构成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特色的一个起点。“双一流”建设要关注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并逐步影响和发展形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并以此带动高校其他工作。

“双一流”建设要防止因过分强调竞争而加剧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失衡。“双一流”建设不搞终身制,将实行有进有出的动态调整机制,教育部等国家有关部委将根据建设周期对高校“双一流”建设成效进行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重新确定下一轮建设范围。这必将进一步加剧高校之间的竞争。因此,在“双一流”建设中,虽然强调竞争,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是非常必要的,但对中西部地区一些高校和学科,可能根据世界一流的标准来衡量,还达不到要求,但是国家战略需要,培养一流人才需要,我们仍然应该加强建设。

从历史经验看,我国一些一流学科甚至一流机构,有的当时甚至是一张白纸,但根据国家需要建设起来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仍然有许多与世界一流还有很大差距但是国家急需建设的学科领域,对这些学科我们应该加强建设。在这个意义上,从国家战略需要出发,对中西部地区一些居于国内一流的高校和学科,可以在政策上给予重点支持和倾斜,将其纳入国家“双一流”建设计划,并加大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以防止和避免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失衡的进一步加剧。此外,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也必须考虑其与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之间的关系。要通过“双一流”建设,推动各地区、各层次、各类型高校和学科的发展,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实力。(作者陆根书
西安交通大学中国西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主任)

2. 结合本次课的学习内容,你认为在大学课堂和寝室管理中,应该如何加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结合本次学习内容,我觉得大学课堂和宿舍管理中,应该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放首要,把实践排在第一位,真的是这样,没有人可以选择,但是要学着成长,治理最重要的就是又一个很好的计划,又一个果断的决策者。

3. 高校现代治理体系 解决哪些问题

如何实现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
必须采取“确权”、“分权”、“放权”和“让权”等四个重大举措,科学配置教育行政权力,建立完整的公共教育权力制衡机制
遏制教育职能部门公共权力的不断扩张,建立权力边界清晰、权责匹配、相互制约、执行有力、接受监督的国家公共教育行政权力配置机制,多位专家表示,这是建立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关键所在。
“要全面推进我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采取‘确权’、‘分权’、‘放权’和‘让权’等四个重大举措,科学配置教育行政权力,建立完整的公共教育权力制衡机制。”张志勇说。
“‘确权’即确定教育行政权力归属,改变多头管理导致互相扯皮、管理效能低下的局面。这主要表现在职业教育管理、民办教育管理和校外管理方面。建议将劳动人事部门管理的技工教育、技师教育交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由门统筹管理整个职业教育。劳动人事部门主要负责制定行业标准和严格实施职业资格制度。另外,要将民办教育和校外教育的资格准入交给教育行政部门统筹管理。”张志勇说。
对于教育、编制、人事部门管理权限相互交叉、边界模糊现象,张志勇提出,要尽快“分权”。张志勇建议,在教育人事权力配置方面,国家必须厘清各自权力边界,将教师招聘权和职务(职称)评审权还给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财政权力配置方面,要与教育、财政等相关职能部门建立权力清晰、权责明确、分权与制衡相统一的教育财政管理体制。
在“放权”方面,张志勇认为,加快教育管理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向地方和学校放权,是激活地方和学校办学活力的关键。一方面,中央要向省级下放地方教育的统筹权,包括教育管理职能的调整,教育事业的规划等;下放高等教育的统筹权,包括高等学校的设立权、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改革权等;下放统筹推进教育改革的自主权,包括符合国家法规和中央政策的各项教育改革试点。另一方面,各级要向学校放权,关键是要依法确保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包括人事管理自主权、自主招生权、财政教育经费和合法募集的教育经费的自主使用权等。
“在归还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同时,学校和学院也必须完善内部治理机制。”石中英说,从高校而言,学校要为学院发展服务,要建立学术委员会,确定以学术权力为轴心,同时要用好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党政联席会议等民主管理的,才能激发基层创造改革的活力,促进中国大学的内涵式发展。
对于一所中学来说,郭涵认为,学校要提高治理能力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第一要全面、准确理解改革的任务,自觉地运用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战略思维、底线思维来思考问题、谋划思路、改进工作,要进行综合改革,不能顾此失彼、跑偏走样,也不能断章取义、生搬硬套。要给学校一定的自主权,要明确学校的办学目标。第二要广泛凝聚共识,有所担当。随着形势的发展,改革的难度和风险都在不断加大。过去合理的做法,现在可能不适应现实需要了。以前长期有效的,可能现在失灵了。要建设学习型学校,解放思想,增强改革的信心,形成改革合力。第三要协调推进改革,在教育内部,统筹推进课程、教学、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等,从人民群众和广大师生最期盼的事项改起,从各个部门、社会各界、师生员工形成共识的环节改起,促公平、抓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学校制度。
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校长刘畅也认为,在放权的同时,学校也应加快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要从管理走向引领,从标准走向个性,从制度走向文化,从行政走向学术,从资源走向开放。“一方面,要激发教师的生命自觉,把各种教学自主权还给教师;另一方面,要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参与学校事务。此外,要带动家长、社区一起参与学校的教育活动,构建起一个全方位的立体教育环境。”
“让权”,即改变及其教育行政部门集权管理教育的局面,充分调动社会包括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与教育管理、学校管理的积极性。张志勇说:“一是向社会组织让权,各级可以把各种决策、专业管理、质量管理、教育改革项目等委托给具有资质的教育专业服务或者行业协会。二是向社会让权,让作为教育利益相关方的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各级各类教育的决策、监督和管理。”
“现在最重要的是调整的角色定位,改变的管理方式。要建立委员会制来吸收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决策和教育内部管理。要真正建立和发展一批中介,特别是学术性的专业组织来参与教育的管理。要通过完善立法和学校的章程来完善学校制度。还要进一步推进信息公开。”刘宝存说。
“此外,要通过一定的手段对行政权力进行严格制约。”褚宏启说,第一要通过实体立法限制教育行政权力,依然需要对学校进行监控,但应该强调服务和支持,强调间接管理、宏观管理。第二要进行程序立法,通过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申诉等手段限制权力。第三要实行行政问责,三者合一能让权力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又受到一定制约,这才是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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