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体制
㈠ 如何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提高我国制度性话语权的途径
外部环境的变化与自身经济实力的提高,为我国参与并扩大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提供了条件,但要将此付诸实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未来如何把我国的利益诉求与国际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是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的关键。
在多边层面,致力于改革与完善现有多边机制是提高我国制度性话语权的优先选择。目前,国际经济领域的多边机制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于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这些国际经济组织要么面临改革的压力,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改革;要么亟待恢复功能,如世贸组织多边贸易谈判如何推进,尤其是在多边主义让位于区域主义的背景下,恢复多边贸易谈判具有特殊的意义。第二类是适应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趋势而组建的多边协调机制,最典型的要属二十国集团。与七国集团相比,二十国集团除了涵盖主要发达国家,还吸纳了不同地区的新兴经济体。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二十国集团在协调大国经济政策、应对危机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虽然近年来该机构在协调各国经济政策、推动全球经济调整等方面的能力有所下降,但是考虑到它的代表性,没有哪一个国际组织能够取代它。未来它的发展方向是提高政策协调能力,2016年中国作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主办国可以在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第三类是为制定新规则而派生的多边机制,2015年12月,气候变化巴黎大会顺利通过《巴黎协定》,那么该协定执行和监督就需要专门的机制来完成。目前来看,中国在推动完善后两类机制中的作用较为明显,在促进第一类机制的改革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该组织2010年批准的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被美国阻挠长达5年之久,直到2015年12月,美国国会迫于各方压力才批准这一改革方案。2015年11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批准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并将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这些将给中国和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在诸边层面,致力于构建体现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和价值理念的新体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及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正在成为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力量。它们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与肯定。当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参与者是新兴经济体,它一方面有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构成上的局限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取代现有国际经济组织,也不可能成为未来全球经济治理的唯一主体。因此,金砖国家仍要努力提高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份额,进一步增强它们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在区域和双边层面,以开放、包容原则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多边主义让位于区域主义的背景下,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大国影响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重要渠道。目前我国已签署的自贸协定达14项。同时,我们也在推动区域层面的自贸区建设。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我国提出的亚太自贸区倡议得到所有成员的一致支持,根本原因在于这一倡议体现出开放、包容的原则。在亚洲地区,中国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坚定支持者,它适应了亚洲发展的实际需要。最能体现开放、包容原则的要属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它继承了古丝绸之路的和平、共荣理念;适应亚洲发展的需要,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为贸易投资自由化与全球产业链的深化提供了条件;它以多元化合作机制为特征,而不是以严格的机制化安排作为进入门槛。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各国可以选择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合作机制,而不必被强制加入一个统一的机制化安排。这显然更加适合亚洲及沿线国家发展的多样性。从这个意义上看,“一带一路”正在成为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一条新途径,也是中国向本地区乃至全球提供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公共产品。
㈡ 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重大意义主要表现为哪些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
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和举措,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各国利益,增加了我国同各国利益汇合点。
㈢ 热门单词:“全球治理体制”用英文怎么说
翻译结果
热门单词: 全球治理体制 用英文怎么说
Popular words: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How to say it in English
㈣ 中国倡议的全球治理体系以什么为目标
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专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属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中国坚定地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设立丝路基金、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维护自由、开放、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新理念,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
(4)全球治理体制扩展阅读:
中国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旨在解决治理成果失效、治理手段失灵、治理方向偏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自身的全球治理理念,对全球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行探索与实践。
在中国所构想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没有任何一国可以主导或掌控全球治理话语权,任何规则的制定、秩序的建立,都必须由所有治理参与方共同协商和建设,而治理的成果则由所有参与者公正地共享。
㈤ 怎样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治理体制占有重要位置,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实现“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目标要求,就必须重视社会治理创新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实现社会治理的“五个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思维视角从“国内”到“全球”的转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把社会治理当成纯粹的国内事务,没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思考社会治理问题。进入21世纪,我国的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国际合作的日益频繁,加剧了各国的文化冲突,极大改变了政府社会治理的环境;大规模的人员、资源、信息、资本快速跨国流动,加速了风险传播,放大了危机影响,增加了社会治理难度;民主行政、责任行政、服务行政、回应行政等理念深入人心,冲击着政府社会治理的传统观念,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形成挑战。在这一潮流下,任何一国的社会治理都不可能孤立进行,“全球治理”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新的冲击。这就要求社会治理体系从一个封闭式的治理结构转向开放式的治理结构,并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社会治理问题。经济全球化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社会治理理念推动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在树立“全球”思维的同时,还要主动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在国内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意识形态管理,深化公民国家意识、社会整体意识,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形成法律法规、社会道德、文化传播多位一体的安全防范布局;在国际上,要进一步加大中国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宣传力度,树立正面形象,在涉及国内社会治理的问题上坚持原则,坚决杜绝任何外来势力干涉,依据本国法律法规妥善处理。
实现社会治理主导理念从“利益”到“价值”的转变。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公共性和社会性决定了其价值取向与单纯的经济管理活动追求个人利益、部门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截然不同。我国过去30多来年的公共管理,是以物质利益为导向的公共管理,实施的是“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方式,实施社会管理过程中,没有完全做到以人为本。在利益导向的社会治理理念下,社会风险不断增加,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管理失灵状况。在此背景下,建立实现多元价值追求的复合治理,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工作中,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和谐成为应然选择,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善治”的社会治理目标。
实现社会治理功能定位从“维稳”到“维权”的转变。“维稳”与“维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由于特殊的国情,实践中,我国社会治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单纯地强调“社会的稳定性”指标,忽视了“社会的公正性”“社会的参与性”等维度,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有效维护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秩序和稳定局面,但也不利于社会活力的释放,导致了影响社会和谐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前,必须顺应公民权利意识大大提高的现实情况,公平保护公民利益,坚持依法治理和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从实体、程序和时效上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要求,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真正防止因为“维权”而产生的“维稳”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实现社会治理主体构成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大政府”架构在一定阶段产生过一定积极效应。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政府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整体发展。现实中,政府负责等同于政府包揽,从观念到制度都排斥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一方面导致社会自治发展缓慢,公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导致了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的发生。实际上,社会治理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还应强调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体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需求是多样化的,不同类型的主体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擅长,因此需要主体的多元化。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下,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为公众提供高质量、差异化的社会公共服务,实现从政府单一主体的单向度管理,走向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推动社会治理从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方式方法从“刚性”到“柔性”的转变。社会治理既可以凭借法律约束、纪律监视、强迫控制等刚性手段,也可以依靠组织、协调、激励、感召、启发、诱导、协商等柔性方法。长期以来,政府在实施社会管理时,往往习惯于行政处罚等刚性措施,而对于柔性方法则较少采用和考虑。现代社会治理需要柔性治理思维,变硬约束为软引导,变强制服从为服务感化,变堵截民情为疏解民心,变应急管理为预防治理,变事后干预为事前预防,合理引导社会舆论,适时干预社会情绪,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
㈥ 什么是"全球治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发生了那些重要变化
全球治理属于多边外交范畴,现代全球治理起始于1945年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附属职能部门为中心的雅尔塔体系。这个体制形态包括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银行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
20世纪70年代以后,7国集团成为主要由发达国家协调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大国俱乐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力量差距明显缩小。自2003年后,7国集团根据不同议题邀请新兴发展中国家代表进行对话,逐步形成G7+5等对话机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证明,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机制已经无法适应全球化新形势,也无法破解全球化快速发展引发的新挑战和新问题。
在参与全球治理与制度建设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从参与者到建设者,再到引领者的三重身份转换。从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开始,中国真正地参与到了国际制度建设之中;而改革开放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发展的利益相关者和制度建设者;2000年以后,中国努力成为国际制度建设的引领者。G20峰会在杭州的圆满召开,体现了中国声音、中国责任、中国担当和中国主张,证明中国在二十国集团这样的国际制度框架内参与全球治理的作用明显增加。
中国的角色转变建立在国际制度不断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下。陈岳将国际制度分为传统型、改良型和创新型三种。传统型是指二战以后,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国际制度,例如联合国体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改良型国际制度指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新出现的国际合作制度,以及那些对传统型制度进行过适当改革与调整的制度,例如亚太经合组织、东盟与中日韩的“10+3”机制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而目前的创新型国际制度则是由中国和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倡导建立的。创新型的国际制度与原有国际制度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来推动新国际制度的诞生,而中国在其中应当发挥引领、主导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袁正清认为,现在的全球治理模式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具有很强的排他性,但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原有的治理模式已不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合法性明显不足。当前的国际社会需要一种着眼于当前和长远的治理挑战,更包容、更平衡的全球治理方案。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应发挥更大作用,积极参与治理规则的制定工作,为全球治理提供创造性的中国方案,增强中国在全球治理活动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㈦ 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是由谁决定的
中国主张,为完善国际秩序注入力量
“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
当前,世界经济低迷不振,中东乱局交替升温,逆全球化暗流涌动,既乱又变的局势给世界带来极大不确定性。“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与作用。全球治理供给落后于治理需求,根本原因在于治理理念严重滞后。
中国理念旨在推动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克拉克表示,在改善全球治理方面,发展中国家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越来越显著。
㈧ 一带一路倡议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哪些新思路
一带一路倡议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搁置争议共同发展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