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网络

① 全球治理的基本模式

在各治理主体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由于其自身特色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地位，体现出三种不同的治理模式：一是国家中心治理模式。即以主权国家为主要治理主体的治理模式。具体地说，就是主权国家在彼此关注的领域，出于对共同利益的考虑，通过协商、谈判而相互合作，共同处理问题，进而产生一系列国际协议或规制。二是有限领域治理模式。即以国际组织为主要治理主体的治理模式。具体地说，就是国际组织针对特定的领域（如经济、环境等领域）开展活动，使相关成员国之间实现对话与合作，谋求实现共同利益。三是网络治理模式。即以非政府组织为主要治理主体的治理模式。具体地说，就是指在现存的跨组织关系网络中，针对特定问题，在信任和互利的基础上，协调目标与偏好各异的行动者的策略而展开的合作管理。

② 全球治理观和文化传播，意识形态安全到底有什么卵关系

随着世界的不断发展，随着几个超级大国的崛起，世界正在慢慢的全球化，目前，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具体来说，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有三个显著的标志：一是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它是伴随着冷战的落幕、两极对立格局的解体而到来的。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只有把地球作为一个统一的生产空间来进行生产，才能最有效地释放它的巨大能量。 二是计算机的普及和因特网的出现。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的革命性飞跃历来是时代转换的物质技术特征。因特网的连接，促成了信息的广泛分享和自由传播，为人类从全社会的范围有效地组织生产和消费等开辟了道路，加剧了社会的变革，特别是给国家安全带来深刻影响。 三是以“9〃11”事件为开端的全球性问题的总爆发。历史进程常有某些重大事件作为标志。“9〃11”事件是全球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历史拐点。这一事件的发生说明，全球化发展中个别企业、个别国家的有组织性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已经积累到了异常尖锐化的程度，这个深刻的矛盾通过全球恐怖主义、贫富对立、气候变暖等一系列严重的灾难性事件爆发出来，直接威胁到了人类正常的生存，使国际社会的治理与整合，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成为时代的紧迫要求。 那么全球化的到来，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一系列的安全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给各国的政治安全及经济安全带来了一系列的利与弊，但是全球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任何人都是无法避免的，我们应该面对全球化，面对其带来的问题，更好的利用全球化，扬长避短，这样，我们在全球化时代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可以肯定的是，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国家的安全肯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不同国家的国家地位也会随之改变。全球化时代对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对国家安全的特点做了新的规定。 全球化突飞猛进地发展，给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问题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全球化时代有着许多新的特征，全球化时代安全问题的第一个本质特征是安 全的两重性特征。它深刻地改变了国家利益关系，利益规定安全。安全行为是基于国家利益产生的，我们奋斗的一切目标都是为了利益，这个原则在全球化时代没有变。但是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格局改变了，过去的利益关系格局是以对立和对抗为主导的利益关系，也就是“零和对策”。在这种利益关系格局下，指导我们维护国家安全行为的理念是现实主义理论。现实主义理论有很多流派，但是它有个核心问题，概括为：国家基于依靠强力，以自助的方式，凭实力谋生存，在对抗中求发展，通过战胜和制服对手来赢得自身的安全。而在全球化时代，这种以对立和对抗为主导的利益关系模式实际上是被对抗与合作并存的利益关系模式所代替，也就是说现在的国家利益模式是非零和的。这种模式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只进行排他性的斗争已经不行了，完全的合作也做不到，所以只有合作和斗争并存。这是全球化时代对于国际安全特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全球化时代下国家利益关系的性质与过去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零和状态下国家关系的性质大多是单一性的，那就是对立与对抗，而全球化时代国家关系的性质是非零和的，普遍具有两重性。全球化没有消除对立和对抗，相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激化了各种矛盾，加剧了全球范围的冲突。但与此同时，国家之间的同一与合作因素也在增长。相互依赖与相互竞争的同步加深，使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对安全行为的驱动也双向化。对立的利益导向冲突，共同的利益导向合作。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国际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国家利益的同一性的分量在上升，它虽然不可能取代利益的对立与冲突，但却能与同步存在的对抗因素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状况要求安全的行为主体把针对安全两重性的两手策略上升到战略手段的层面来运用，善于在国家利益的对立与合作中把握平衡，在利益的求同存异中找寻出路，以达到维护安全的目的。全球化时代安全问题的第二个本质特征是安全的整体性空前加强。它的加强有两个基本的推动力量，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信息网络技术。由于这两个推动力的交互作用，国家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被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也就是说，国际关系的整体性空前增强，各个国家在安全上有了高度的相关性。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损人利己的办法来维护国家安全，自身也得不到安全。如果在全球化发展不充分的时候，全球化危机只是部分国家危机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可以采取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的做法；而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当全球化的危机把矛头对准一切国家的时候，损人利己的模式就越来越行不通，只有选择国际协调合作的方式才能加以解决，这就是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整体性背后的问题。全球化的根本推动力是生产力的扩张和资本的扩张。生产力的扩张把全球的生产和生活日益整合为一个整体，由此也提出了在完整意义上和全球层面上维护安全的课题。资本的扩张没有消除资本主义最深刻的矛盾，只是改变了这些矛盾的表现形式和发生作用的范围，因而使老的安全威胁具有了新的形态和更大的活动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对一国的安全威胁往往具有了针对别国的性质。2004年底发生的印度洋海啸灾难和2005年发生的南亚大地震，引来了世界各国的援手，演化为一场国际安全大营救。身处地球上不同角落的人们越来越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全球化时代，安全是相互关联的，救别人就等于是帮自己。全球化时代正在强烈地呼唤全球的普遍安全。全球化给安全问题打下的第三个深刻印记是——“应对复杂”。由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原因，我们现在面临的安全领域不知要比战争年代和冷战时期扩大了多少倍，就安全类型讲，现在是两类安全并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替上升、交织影响；从安全的行为体讲，有地区安全、全球安全、自然生态安全、社会安全和人的安全等，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的互动性增强；各类利益关系交叉重叠，形成了维护安全的“两难”困境。通讯技术的跃升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进一步加重了安全的复杂性特征。信息技术和信息网络的放大效应和工具效应大大改变了安全的时空特征，造成安全问题扩展化、安全环境虚拟化、安全边界模糊化、安全要素透明化、安全博弈非对称化等新形态。在全球化时代，没有泾渭分明的敌我界限，也很难作出非此即彼的是非判断。全球化时代安全的复杂多变固然增加了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但是也恰恰因为复杂，给我们提供了利用矛盾，争取战略回旋空间、制约战争倾向、维护和平局面的更多条件。 世界全球化不仅给各国带来了国家政治上的安全问题，同时，在各国的经济问题上，也存在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正在不断地发展，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被纳入到了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当中。经济全球化能够给各国带来一定的利益，但是同时也给各国带来了一些代价。

③ 如何面对进入全球治理时代的联合国

一、进入全球治理时代的联合国
全球化的进程已经将全球治理的任务提到当代人类面前。联合国作为最大的国际组织，其成员的普遍性和工作范围的广泛性是独一无二的。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它正在由以维护世界和平为首要任务的国际组织转变为承担全球治理使命的世界组织。在思考联合国改革的方向时，一些人遵循着传统民族国家建构的思路，希望将联合国改造成世界政府；另一些人顽固地坚持传统的主权观念，反对联合国在各主权国家并立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中有任何积极的作为。在两极之间，多数人认同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思路，即联合国由主权国家间的国际组织转变成容纳多种政治行为体的世界组织，承担起解决全球问题的任务，各行为体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制订国际行为准则，并监督其执行。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对联合国的改革和今后承担的使命具有重大责任。联合国的全球治理是否属于真正民主的管理方式，是否能有效地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中国在其中的角色举足轻重。全球治理只是一种处理人类事务的方式，它能否带来世界的和平、公正与繁荣，全赖世界人民以何种方式来参与全球治理过程。全球治理的生命力在于全球性的广泛参与，当我们规划全球治理的前景时，我们需要审视，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它的政府、它的社会和它的公民是否作好了足够的准备，迎接全球治理时代的到来，面对一个在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上全新的联合国?
通过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的考察，我们发现，联合国向全球治理的转变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为了能够积极负责地参与联合国全球治理工作，中国有一些特殊困难需要解决。

二、全球治理中政府新的角色定位
适应全球治理的需要，联合国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要变化在于由原来单一的主权国家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变成容纳多种政治行为体，包括区域性组织、民族国家、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或企业、公民的多元复合体系。这种变革需要对主权国家政府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重新定位和对其行为方式重新调整。能否适应这个变革，是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个挑战。
承担起全球治理的责任，是社会发展对联合国提出的客观要求。联合国如果不能承担起这一使命，则会降低其地位，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可能。这是中国政府所不愿看到的。中国政府一方

面坚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反对抛开或绕过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如以八国首脑会议行使对世界经济的主导权，以北约取代安理会承担维和职能等。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联合国向全球治理机构的转变心理准备不充分，且怀有重重疑虑。
中国政府的主要担心是联合国组织结构的改革会降低政府在联合国的相对地位，从而使国家主权受到侵害。
全球治理是由多层级和多元复合体构成的组织体系和关系网络，主权国家的政府只是其多层级系列中的一级，多元复合体中的一员，虽然在可见是未来仍将是最重要的一级和最重要的一员。从纵向上看，国家已经从垄断政治权力的惟一最高的政治实体跌落到“全球体系——区域组织——国家——地区(和社区)——民间组织——个人”连续体的一个中间环节的位置；从横向上看，它成为在联合国中与区域性组织、跨国公司、国际间非政府组织并列的多元主体之一。此外，国家内的各种政治行为体以往只是通过国家进入联合国，或由政府作为它们在联合国的代表，今后，他们在有的场合仍以主权国家为其代表，另一些场合，则会越过主权国家，与其它国家同类组织联合，直接参与联合国组织协调的全球治理活动。这样，政府就面临新的上下左右关系，或从上下左右多种角度遇到挑战。国家仍然是“对资源和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主体，也以这个主体的身份参与全球资源和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但它已不再是惟一的主体，而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容纳其它行为体进入这一程序，与其它行为体合作、协商、达成一致并相互监督。
中国政府实现这样一种角色转变有着特殊的困难。
从历史传统上看，古代中国一直将国际关系理解为中国的朝廷与周边国家朝廷的关系，只知皇权(王权)而不知国权，更不能承认除朝廷以外的其它政治实体的对等地位。以政治上的“宣德于外”和经济上的“厚往薄来”为基础的朝贡体制成为调解国际关系的基本模式。〖潘一禾，张丽东：《作为国际组织建设思想资源的中国文化传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9月，第46页。〗在这种关系中，中国的朝廷以居高临下的态势对待周边国家，对它们可以采取怀柔或照顾的政策，但却不会有尊重和平等。甚至到18世纪末，当国力已远超出中国的英国使团来到中国时，中国朝廷仍顽固地要将其纳入这个朝贡体系中。〖参见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按古代儒家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天下”秩序就是

父家长统治的家庭关系和皇权至上的国家秩序的自然延伸，是以皇帝及其朝廷为中心的层层环绕的同心圆结构，周边国家在理论上或观念上以较为松散的方式被纳入皇权主宰的“天下”秩序中。由平等的主权国家构成的多元国际体系是中国人所不熟悉的。直到19世纪中期，中国与任何国家还不存在现代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
近代中国人的世界观经历了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所说的由“天下”到“国家”的过程。〖列文森：《儒教中国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郑大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7页。〗然而中国人是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后被迫接受平等的主权国家体系的，但在这个体系中，中国人的直接感受却是屈辱。传统的天朝观念与近代屈辱的历史的强烈反差，在中国人集体意识产生深刻影响，使之对维护民族国家主权有着特别的敏感。在传统的天朝地位丧失后，传统的天朝观念虽然受到严重打击，但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与现代的民族主权观念相结合，有时会表现为顽强的国家本位、国家至上观念，以及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拒斥心理。
从这个角度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对主权受到侵蚀而表现出的敏感。无疑，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与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需要借助于民族主权的人为屏障，抵挡政治、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汹涌浪潮的冲击。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又需要通过扩大开放，融入国际社会的主流，来发展自己。如何在两者之间掌握微妙而脆弱的平衡，是中国政府面对的一个难题。
目前，在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中，对新的世界秩序的图景是模糊的，甚至没有任何概念。
在他们的观念中，世界秩序仍是单一的主权国家——由其合法政府代表——的体系，对于已经出现的全球治理的趋势或视而不见，或轻蔑地予以拒绝。有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全球治理是西方国家侵蚀发展中国家主权的一个阴谋，有的学者相信，将全球问题的解决诉诸于全球治理是一种幻想。
但也有一些学者对全球治理的趋势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有的学者提出，主权是个历史范畴，是需要不断变化和充实的。〖王逸舟：《主权范畴再思考》，《欧洲》，2000年第6期，第4—11页。〗还有的学者提出一种新的思路，即对“主权范畴从绝对性的理解转向相对性的理解，从不可分割的理解转向可部分让渡的认识，从主权与使用权、管辖权之间的定性式统一转向功能式区分等。”他们认为，“全球化向国家中心型秩序提出了挑战，但是，国家主权在受到一定侵蚀的同时，仍然是国际关系变革与发展的

基石。”“不应该抽象地为坚持主权而坚持主权，而应该为获得国家利益最大化而体现主权的价值。”转移或让渡部分主权的行为不等于放弃或出让国家利益。对主权的自主限制与合理自愿让渡恰恰是国家意志的充分表达，也是国家能力的最现实的充分表达。〖余潇枫，贾正君：《论国家主权的当代发展与理性选择》，《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2月，35—42页。〗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在主权国家平等原则已在西方得到确立的时代，中国人仍固守传统的天朝秩序，结果只能一再蒙羞受辱。现实的发展又告诉我们，当绝对的、排他式的主权已经过时，世界走向一体化、有机化的趋势十分强劲，全球治理时代已经来临时，如果仍固守传统的主权观念，与18—19世纪固守天朝观念一样不合时宜。它既会损害自身的发展，也会对全球问题的解决产生负面影响。
由于国内政治发展水平和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使中国对按西方观念建立起来的联合国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有不适应性的一面。目前联合国的组织形式源于西方文化，是西方国家在国内形成的组织文化运用于国际领域的结果，联合国的基本理念、原则、规范、组织形式、运作方式、程序等，都源于西方，是西方社会内部结构的外化。它们与中国人所熟悉的组织形式及运作方式完全不同。
西方是多元社会，各种利益集团以合法的方式在公共领域展开竞争。西方政治家习惯于以协商、讨价还价、妥协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西方以分权制衡为特色的政治体制也是分散和多元的，各平等的权力主体间需要处理复杂的横向关系。但中国人长期生活在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和君——臣关系的网络中，习惯于在纵向维度上处理政治关系，不善于横向政治关系的协调。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协调平等的政治主体间关系的文化资源是非常贫乏的。
联合国向全球治理机构的发展走向也是由西方主导的。由传统的统治(governmaent)向治理的转变首先出现在西方社会，它先被用于市政学，用于解决城市和地方问题，而后上升到国家中央政府层面。最近十几年，西方人主导的国际组织又将他们在国内的经验用于国际层面，处理一些全球性问题。所以在发达国家，先在地方事务和国家层面上接受了治理的观念，学会了治理的行为方式，养成了治理的习惯，而后应用到国际事务中。而中国政府和政治家却没有在国内相应的经历。西方政治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将国内获得的经验用于国际组织，而中国政治家在国内的施政经验和行为习惯却与全球治理的方式相差甚远。政府官员不习惯于与其它政

治行为体共享权力，与它们建立调和而不是支配的关系，并通过共同的参与、谈判、协调活动来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构成对政府行为方式的挑战。
全球治理带来的另一问题，是对中国国内政治构成的影响。中国近几十年来，走上一条特殊的政治发展道路，虽然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但中国采行的政治模式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特别是在国际事务中起主导作用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这就特别容易招致批评，遇到来自外部的变革压力。全球治理的进程使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互缠结渗透，国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秩序所同化，没有一个国家还能坚持作为无法穿透的政治实体。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别，使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在新的国际秩序中通过全球治理手段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和渗透的前景怀有深深的疑虑。这种疑虑无疑会影响中国对联合国向全球治理机构转变的态度。

④ 全球网络安全应该如何应对

互联网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也给世界各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带来许多新的挑战。网络空间这么大、问题挑战这么多，应该如何应对成为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重大课题。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逆历史潮流而动，单纯从自身的利益和喜好出发塑造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结构。互联网发展的历史注定将由世界各国共同书写。

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我国倡导尊重网络主权、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并用“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深刻诠释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这是我国推动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探寻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创新成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积极响应。网络强国战略思想正不断为解决网络空间发展治理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来源：人民日报

⑤ 推进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方案的核心是什么，体现在哪些方面

1、核心要义：一个目标；两大支点

一个目标：国际社会应该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加强对话合作，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两大支点：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

2、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应坚持的四项原则：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

3、五点主张：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

⑥ 如何推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提三点建议

三点建议是：
一、提倡举报。
二、快速反应。
三、加大检查、治理力度。

⑦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说明如何加强互联网的全球治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取得的最新成果,是领导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和认识结晶,反映了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自觉. 改革目标的科学提升 改革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改革,从对内改革到对外开放,我们党始终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对改革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认识,不断健全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各方面体制机制.十八大科学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经验,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明确提出到2020年的改革目标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在这个基础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机联系起来,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三中全会的一大亮点,既是对各个领域改革目标的科学提炼,又是对改革总目标的根本提升.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力的集中体现.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是各个领域行使国家权力、治国理政方略的综合体现.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使之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健全的治理体系、高超的治理能力,是国家有序运行、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在当代中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有利于统筹谋划各个领域的改革,保证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个总目标的确立,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的要求,是我国改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达到新的历史高度的根本标志,为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总的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自信自觉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社会,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先例可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马克思、恩格斯曾对未来社会的发展过程、发展方向、一般特征作了科学预测,但没有遇到全面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对国家治理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和经验总结,但他没来得及深入探索治理社会主义社会就去世了.苏联探索这个问题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严重错误,最终积重难返,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教训极为深刻. 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并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之路,建立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国家治理体系,特别是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上积累了宝贵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指引下,总结国际国内两方面经验教训,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对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新的实践探索,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到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到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今天,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不断出现乱局形成鲜明对比.实践表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我们对此要有高度的自信.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凸显.相比形势任务的变化,相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各族人民的期待,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同时也要看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是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要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从各个领域逐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指向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围绕这个目标指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具体安排,强调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这六个"紧紧围绕",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思路,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路径. 当今世界,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有赖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以法治来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要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想见,一个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一定是一个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富足的中国,是一个社会充满创造活力、人的全面发展得到切实保障的中国,是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逐步得以实现的中国,是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到充分展示的中国.

⑧ 全球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是

1、扩大与深化的矛盾。

全球治理的治理边疆不断扩大，治理的效率却明显滞后。按领域分，它包括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安全治理；按区域分包括全球层面、区域层面、次区域层面、多边与双边层面、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各种问题的治理；按建构顺序可分成既有治理领域、新建治理领域以及未来新公域的治理。

2、共治与分治的矛盾。

“共同治理”强调行为者的多元化、合作化。随着美国、欧盟逐渐摆脱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困扰，新兴大国与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较量激烈，大国矛盾上升，使“共治”前景暗淡，碎片化式的“分治”明显。

(8)全球治理网络扩展阅读：

全球治理健行方略

1、坚持长期目标指导下渐进实现短期目标

全球治理的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构成了全球治理目标体系。全球治理长期目标看似与短期目标割裂，实则二者统一于全球治理的价值伦理。

从层级上看，全球治理长期目标高于短期目标。长期目标具有宏观指引性与不可操作性。短期目标具有灵活性、多样性且依据长期目标而定，是实现长期目标的阶段性成果。无论它以何种方式呈现都不能偏离长期目标的方向。

2、多维度破解全球治理主体间合作困境

利用正负激励和教化方式破除集体行动困境。可以通过提高未来行动对治理者的重要性来增加不合作成本，同时，制定奖惩机制对能够一直保持合作的治理者给予额外奖励，最大限度改变治理收益格局。

⑨ 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和推进一带一路给中国带来什么新机遇

“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中国政府倡议，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
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义务，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⑩ 全球治理中主要治理范畴包括什么治理

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是个人和制度、公共和私营部门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的综合。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中，冲突或多元利益能够相互调适并能采取合作行动，它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由此可见，全球治理的基本特征包括：一是全球治理的实质是以全球治理机制为基础，而不是以正式的政府权威为基础。二是全球治理存在一个由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和运动构成的复杂结构，强调行为者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三是全球治理的方式是参与、谈判和协调，强调程序的基本原则与实质的基本原则同等重要。四是全球治理与全球秩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全球秩序包含那些世界政治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常规化安排，其中一些安排是基础性的，而另一些则是程序化的。
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
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即在全球范围内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应当是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二是全球治理的规制。即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秩序，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的规则体系，包括用以调节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序的所有跨国性的原则、规范、标准、政策、协议、程序等。
三是全球治理的主体。即制定和实施全球规制的组织机构，主要有三类：(1)各国政府、政府部门及亚国家的政府当局;(2)正式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3)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
四是全球治理的客体。指已经影响或者将要影响全人类的、很难依靠单个国家得以解决的跨国性问题，主要包括全球安全、生态环境、国际经济、跨国犯罪、基本人权等。
五是全球治理的效果。涉及到对全球治理绩效的评估，集中体现为国际规制的有效性，具体包括国际规制的透明度、完善性、适应性、政府能力、权力分配、相互依存和知识基础等。有学者把上述五个核心要素转化成五个问题：即为什么治理、如何治理、谁治理、治理什么、治理得怎样。
全球治理的基本模式
在各治理主体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由于其自身特色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地位，体现出三种不同的治理模式：一是国家中心治理模式。即以主权国家为主要治理主体的治理模式。具体地说，就是主权国家在彼此关注的领域，出于对共同利益的考虑，通过协商、谈判而相互合作，共同处理问题，进而产生一系列国际协议或规制。二是有限领域治理模式。即以国际组织为主要治理主体的治理模式。具体地说，就是国际组织针对特定的领域(如经济、环境等领域)开展活动，使相关成员国之间实现对话与合作，谋求实现共同利益。三是网络治理模式。即以非政府组织为主要治理主体的治理模式。具体地说，就是指在现存的跨组织关系网络中，针对特定问题，在信任和互利的基础上，协调目标与偏好各异的行动者的策略而展开的合作管理。
全球治理的制约因素
当然，当前的全球治理也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所以对全球治理的前景不能抱过分乐观的态度。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各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极不平等的地位严重制约着全球治理目标的实现。富国与穷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也极不相同，它们在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二是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冷战结束后它加紧奉行单边主义的国际战略，对公正而有效的全球治理造成了直接的影响。三是目前已有的国际治理规制一方面还远远不尽完善，另一方面也缺乏必要的权威性。四是全球治理的三类主体都没有足够的普遍性权威，用以调节和约束各种国际性行为。五是各主权国家、全球公民社会和国际组织各有自己极不相同的利益和价值，很难在一些重大的全球性问题上达成共识。六是全球治理机制自身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如管理的不足、合理性的不足、协调性的不足、服从性的不足和民主性不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