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中国化
①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
所谓“全球化”,是指人类活动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的物质、能量、信息等全方位的联系、沟通、交流、互动的客观历史趋势。它是伴随着人类交往的不断扩大,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18世纪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在西欧迅速发展,突破了农业经济时代的地方狭隘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了世界性的了; 20世纪下半叶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突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加快了全球化进程。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大潮,引起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思想等各领域的深刻变革。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
（一） 经济全球化的一般性问题
所谓“全球问题”，是指在发生规模或程度上具有全球性质，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涉及到世界上各民族、国家、地区的根本利益，并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行动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那些问题。
全球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对此，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是承认的，但他们对全球问题的理解却并不一致。其主要分歧在于对哪些具体问题有资格进入全球问题的认定上以及如何区分各问题之间的主次关系，例如，前罗马俱乐部主席A。佩切伊把全球问题归结为人口增长、社会的差距和分工、社会的不公正等近30个问题构成的总问题;前苏联学者M"M"马克西莫娃则认为全球问题包括核战争的威胁、饥饿、贫困。
哈贝马斯较早地就开始关注全球问题了，他曾把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两个阶段，他称后者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对全球问题的关注是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分析的重点，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增长的后果作了这样的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高速增长给国际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在这里我所说的是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对人格系统一贯要求的损害(异化)，以及对国际关系所造成的巨大的压力”。在他看来，造成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在于“系统”侵入了“生活世界”，人们的交往被扭曲、异化了。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重构理性，建构一种交往理性，也就是主体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达到相互理解和一致，从而实现人们之间交的合理性，实现社会的合理化。
建构交往理性以拯救分崩离析的传统理性是哈贝马斯的理想，这也是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的核心。这一理论一经提出就受到思想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虽然有的学者认为他所提倡的通过“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话语伦理”规范的建立与贯彻来消除当今世界存在的弊病，实现一种“无暴力统治”的社会秩序的理想是一种空想，但是，哈贝马斯几十年一直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他的理论日益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充分表明了他所倡导的交往理性是有着相当重要理论价值的。
（二）中国的问题
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就选择了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道路。这样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和平发展的道路。
20多年来，中国的这一历史抉择经受了考验，和平崛起的进程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还远远没有完成。一个13亿至15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决非易事。特别是在21世纪上半叶，我们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面对“矛盾凸显期”。说矛盾凸显，就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而言，带根本性的就是三大挑战：
第一个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挑战。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在全世界排在后列；同时，由于发展速度快而科技和工艺总体水平低，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和总量的资源消耗包括能耗，却排在世界前列；再加上随着世界制造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也带来一定程度的“能耗转移”。这就使得资源特别是能源的短缺，成为困扰中国和平崛起的一大难题。
第二个是生态环境的挑战。中国在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状况恶化、资源耗费巨大回收率低而导致环境破坏等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同时，这也是中国领导层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背景。
第三个是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比如，既要使GDP持续快速增长，又要加快社会建设步伐；既要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又要扩大社会就业；既要保持东部地区的强劲发展势头，又要促使东中西部共同发展；既要推进城市化，又要从各方面反哺农村；既要注重公平、缩小差距，又要保持活力、提高效率；既要扩大吸引外资，又要优化引资结构；既要以市场换技术，又要增强科技自主创新；既要深化各项改革，又要保持社会稳定；既要推进市场竞争，又要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等等。解决这一系列两难问题，都不能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而是要求有一系列的统筹兼顾，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另外，全球化的发展对于中国的进出口体制、货币体系、宏观经济调控体系、金融体系监管的透明度、控制方法都提出了向完全市场化的趋同要求。
因此经济全球化无论从内在体系上，还是外在环境上都需要中国政府的大国策略。
（三）中国的大国策略
中国是历史上文化大国，也是现实中地缘政治大国，正致力于成为未来的综合性大国。所有这些决定了她的战略定位及其选择不同于任何大国。作为国际地位日渐提高、实力不断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主权、稳定、发展、平等、正义五个层次的利益需要，就构成了国家战略利益的主要方面。各种需要之间彼此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系统：从基本的生存权益需要到更高层次的需求，从而通过自助成为一个对国际社会有重要贡献的大国。
第一，主权需要。它包括领土完整，内政不被干涉，这是一国存在的基本需要。主权需要与国家统一密切相联，互为一体。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主权过时论”在西方兴盛一时，“新干涉主义”抬头，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就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峻考验。
第二，稳定需要。与主权需要一样，稳定需要同样涵盖了国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内涵。稳定分为内部社会稳定与周边环境的稳定。前者需要强大政府并建立有力的政治、经济秩序，是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必要保障；后者是指建立在“主权需要”层面上的“防卫需要”，“防卫需要”也就是拥有影响和控制周边危险事态能力的需要，从而才能保证外部环境的安全。
第三，发展需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都在拼命迅跑，以在未来竞争中争夺力量制高点。对中国来说，发展既必要又紧迫，因为惟有发展才能提高综合国力，并使和平自主的对外政策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稳定是发展的保障，反过来，社会不发展、经济衰落，则内部社会震荡及民族问题会被激活，社会稳定及国家安全自然受危及。
第四，平等需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也不论国家制度及意识形态差异，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平等的需要，也是被尊重的需要。一个国家不被尊重或被侵犯，是主权不完整的表现。对平等需要的强调，是对强权政治及霸权行为的反对，它要求利益与机会均等，反对因文化歧视、贸易歧视而对某国作出的单方面限制。
第五，正义需要。中国的地缘政治及文化历史背景使它具有不同于其他大国的使命，即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使命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已为自己树立了作为大国的必要道义形象。这种正义需要包括作为一个大国在联合国扮演积极的更富有建设性的角色，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小国、弱国权益、反对霸权主义方面始终树立自己的正义形象。一个国家惟有发展具备一定实力，才能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反过来，一个成为负责任的国家从而树立起正义形象，也必然给它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与支持。
简言之，主权、稳定、发展、平等、正义五个层次的利益需求，是一个由基本层次向更高级层次的逐步递升的过程，利益需要层次的拓展，也就为外交及战略目标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更深的内涵和意义。
② 什么是"全球治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发生了那些重要变化
全球治理属于多边外交范畴，现代全球治理起始于1945年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附属职能部门为中心的雅尔塔体系。这个体制形态包括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银行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
20世纪70年代以后，7国集团成为主要由发达国家协调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大国俱乐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力量差距明显缩小。自2003年后，7国集团根据不同议题邀请新兴发展中国家代表进行对话，逐步形成G7+5等对话机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证明，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机制已经无法适应全球化新形势，也无法破解全球化快速发展引发的新挑战和新问题。
在参与全球治理与制度建设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从参与者到建设者，再到引领者的三重身份转换。从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开始，中国真正地参与到了国际制度建设之中；而改革开放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发展的利益相关者和制度建设者；2000年以后，中国努力成为国际制度建设的引领者。G20峰会在杭州的圆满召开，体现了中国声音、中国责任、中国担当和中国主张，证明中国在二十国集团这样的国际制度框架内参与全球治理的作用明显增加。
中国的角色转变建立在国际制度不断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下。陈岳将国际制度分为传统型、改良型和创新型三种。传统型是指二战以后，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国际制度，例如联合国体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改良型国际制度指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新出现的国际合作制度，以及那些对传统型制度进行过适当改革与调整的制度，例如亚太经合组织、东盟与中日韩的“10+3”机制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而目前的创新型国际制度则是由中国和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倡导建立的。创新型的国际制度与原有国际制度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来推动新国际制度的诞生，而中国在其中应当发挥引领、主导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袁正清认为，现在的全球治理模式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具有很强的排他性，但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原有的治理模式已不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合法性明显不足。当前的国际社会需要一种着眼于当前和长远的治理挑战，更包容、更平衡的全球治理方案。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应发挥更大作用，积极参与治理规则的制定工作，为全球治理提供创造性的中国方案，增强中国在全球治理活动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③ 中国参与的全球治理的角色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
全球治理属于多边外交范畴，现代全球治理起始于1945年以联合国及其回专门机构和附属职能答部门为中心的雅尔塔体系。这个体制形态包括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银行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7国集团成为主要由发达国家协调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大国俱乐部”。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力量差距明显缩小。自2003年后，7国集团根据不同议题邀请新兴发展中国家代表进行对话，逐步形成G7+5等对话机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证明，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机制已经无法适应全球化新形势，也无法破解全球化快速发展引发的新挑战和新问题。
④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全球化是随着科技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特别是信息革命的迅速发展和跨国公司在全球迅速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形成而形成的。
全球贸易往来增多、资金在国际间流动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正在推倒各国的经济壁垒，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经济全球化已呈不可逆转之势，并对世界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随着中国加入WTO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全球化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第一，经济全球化使得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大大提高，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企业进入世界市场的获利机会增多，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国内市场成为各国企业纷纷抢占的制高点。
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产品在国外市场的准入程度将提高，但同时国内市场的全方位、大幅度开放也是大势所趋。中国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将使中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大幅增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中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则由于本国企业的竞争力不强，很可能遭受外国同类进口产品的巨大冲击，使经济增长受阻，并引发严重的失业问题。
为了分享经济全球化利益，又要避免其不利影响，中国在现阶段应充分注意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地积累财富，推动经济增长，同时也应积极利用世界性资本、技术和产业大转移的有利时机，通过开展贸易、利用外资等途径，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本国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整个经济的发展。
第二，经济全球化推动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大举实施兼并，这在提高中国企业经济效率的同时，也将对中国国内产业造成较大的冲击。
⑤ 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碎片化的世界提供了什么智慧资源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现代社会特别实用，特别是今年疫情以来，我们的国家为世界其他提供了中国智慧，也同时也提供了中国力量。
⑥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与对策
经济 全球化不仅对我国的经济 发展 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 ，而且还通过市场经济机制、政府管制机制和回文化渗透机制，直接、全面、深刻和持久地影响着我国 社会 生活的稳定发展。我们必须根据经济全答球化的客观要求和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通过观念更新、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建立和完善新型的社会主义体制和民主法治国家，保持我国社会 政治 稳定，推动社会主义 现代 化建设的不断发展。
⑦ 经济全球化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不仅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给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波动和政治不稳定。近年来，墨西哥、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的金融危机及其政治动荡，就是有力的佐证。其代价之惨痛、教训之深刻，足当引以为鉴。经济全球化已经叩开中国的大门，在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之同时，也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产生了威胁和影响。我们必须正视挑战，探索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社会政治稳定与发展的规律和对策。
一、经济全球化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世界交往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作为一种客观的自然历史进程，不断地表现出日益“超越民族国家”的特性。但在实践中资本主义主导了经济全球化，试图按照其面目改造整个世界，使之完全走向“全球资本主义化”。这种双重性质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同时具有推动与阻碍的双重影响。它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冲击，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挑战。其格局总起来看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是挑战大于机遇。这不仅体现在它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挑战上，更集中地体现在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稳定与发展的挑战上。
首先，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挑战，直接地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其次，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形成了根本性的威胁。
第三，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提出了挑战。
第四，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使政治改革过程面临更大的困难、矛盾和风险，孕育新的政治不稳定因素。
第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国文化与思想观念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政治不稳定
总之，经济全球化已经把中国和世界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由于存在着“蝴蝶效应”，国际社会任何一个微小的波动都可能带来中国社会的经济波动与政治不稳定。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客观事实。
二、经济全球化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方式和特点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是一种全方位的影响，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具有各自不同的表现方式和特点。
从经济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市场经济机制，直接、全面和深刻地影响我国的经济稳定和政治稳定。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世界市场的全球化，世界市场按照自由竞争原则，自发地调节各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关系。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正在通过世界市场和中国市场的链接，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国际经济政治的风险、矛盾和危机，直接引导到中国社会中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稳定发展。其表现有二，一是直接影响我国的经济稳定发展状况，主要是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经济结构的稳定。二是通过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来影响政治稳定发展。值得指出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这些因素同时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形成一种综合影响力，贯穿在我国经济政治发展进程之中。因此，市场机制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的最基本的方式。
从政治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政府宏观控制和对话协商机制来实现各国政治稳定与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各种跨国公司和企业根据自由竞争原则和全球性利益，在全球范围内争权逐利，导致了国际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却不对各国社会的政治稳定负责。因此，维护世界经济秩序和各国社会政治稳定的职责，仍然需要各国政府承担，通过宏观调控、协商对话和国际合作，使市场起到基础性配置全球性资源的作用。但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打着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的招牌，主张通过“自由民主市场模式”，鼓吹和采取政府管制经济自由化政策，来消融中国政府管制经济机制，制约我国政府管理行为过程，直接影响我国的政策稳定和政局稳定。此外，西方国家通过操纵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强调一切按照所谓的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办事，甚至奉行单边主义，把本国法律凌驾于国际关系准则之上，企图迫使中国就范。这种不正当干预我国经济政治事务的“合法”手段，对我国政治稳定的隐性影响更大更深。可见，政府宏观调控、协商对话和国际合作是全球化条件下维护政治稳定的关键。
从文化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国际大众文化传播媒介及其渗透整合机制，直接和间接地影响我国公众的政治思想稳定和民心稳定。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物质文明的全球化，也是精神文明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西方的物质文明，也带来了西方的精神文明，对我国公众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状态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但世界主要大众传播工具却被西方发达国家支配着，少数全球性传媒公司垄断着全球信息的发布权和控制权，这实际上使我国公众处在一种信息不平等和信息不对称的格局之中。发达国家借此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推销“西方价值”，妖魔化中国等活动，这对我国社会公众的思想统一和心理稳定，产生和形成了无形的渗透影响和强大的舆论压力。
从社会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交往普遍化和生活方式一体化，也是影响我国社会政治不稳定的方式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通过各种世界交往方式，同世界各国人民形成了越来越密切的经济与社会联系，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已经十分普遍地扩大了，我国社会公众生活方式也呈现出不断国际化与全球化的趋向。由于中国与各国之间存在一定的经济与文化差距，人们在融入全球一体化的社会生活过程中，产生了这样那样的不适应性，造成各种各样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从而有可能产生和加剧我国社会政治的不稳定状况。
当前，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稳定发展的影响，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在影响的方向上是国际国内双向互动。第二，在影响的内容上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叉渗透、相互转化和全面扩展的一体化发展态势。第三，在影响的机制上是结构—功能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第四，在影响的格局上是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共容并存。第五，在影响的趋势上是政治稳定与政治不稳定交替发展。我们以新的姿态推进改革、扩大开放，保证持续稳定发展是回应经济全球化带来各种不稳定挑战的必然选择。这是一种“冲击—回应”互动关系，其运动轨迹和结果总的说来就是一种“不稳定—稳定—不稳定”、不断循环发展以至无穷的过程。
三、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对策选择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实现和维护中国社会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我们提出以下的对策选择。
一是不断解放思想，实现观念更新，这是我们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当前，必须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与高度，重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及其意义。
二是不断适应形势发展的变化，及时进行社会政治稳定的政策调整，这是我们应对经济全球化，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的关键。
三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坚定不移地走制度创新之路，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新型体制，是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首先，坚持走制度创新全面发展的新道路，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和文化制度，真正实现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这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其次，必须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加快新一轮体制改革的步伐。要及时抓住当前世界发展的有利时机，争取在2010年左右逐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适应的政治法律文化新型体制。要立足全球，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纽带，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断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及其政治文明，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建立和完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再次，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民主外交路线，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我国社会主义的稳定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积极全面参与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推动国际经济政治制度的创新发展，创造世界各国人民的平等、多元、共赢的发展新格局，推动人类文明的和谐与进步，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与发展的根本方向。
⑧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一定要付出环境代价嘛
全球化对我国环境的影响
在经济方面，全球化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提供了发展机遇。年，中国的贸易顺差高达2600多亿美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超过20%。同时，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全球化在环保意识、环保技术和全球治王单等方面为中国的环境改善做出了积极贡献。人们通过中外思想观念交流，增强了环境保护意识，学习到了先进的环保理念和技术;外商投资、国际贸易等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清洁生产、环境保护的技术和设备;全球化推动中国积极参与环境全球治理，使中国在提高本国环境保护能力的同时，更有能力为改善全球环境做出贡献。另一方面，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目前，中国就环境可持续性而言，2005年在146个国家中排名第133位;就环境绩效而言，2008年在149个国家中排名第105名。废弃物进口也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作为资源供给的一个重要来源，中国每年从美国、西欧各发达国家进口数千万吨的废弃物。其中废旧塑料进口超过1000万吨;全世界每年产生的约 5000万吨以上的电器和电子废品中有70%以上被运到中国。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对资源的需求，但却带来了环境污染。有关专家对废弃物贸易的研究发现，许多进口废物在中国经过再生处理后的产品往往又运回发达国家，没有起到补充国内资源不足的作用，付出的环境代价只换来微薄的利润。另外，重化工产品的大量出口加重了国内环境污染。以焦炭为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焦炭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2002～2006年的五年中，中国出口焦炭共计8586万吨，在目前焦炭行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下，生产这些焦炭排放的二氧化硫至少达30万吨以上。此外，还有大量其他污染物排放。以钢铁为例。钢铁是高能耗、高水耗、高污染排放产业。 2002～2006年，中国共出口钢铁1.6875亿吨，按照中国目前钢铁产业平均技术水平，生产每吨钢排放二氧化硫3.6公斤，共排放二氧化硫60多万吨。再以成品油为例。成品油生产加工过程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是硫化物、烃类、氮氧化物、烟尘。2002～2006年中国共出口7783万吨成品油。按照每吨成品油生产排放 0.9公斤二氧化硫的水平测算，排放二氧化硫至少为7万吨。此外，还有大量有机物和废水排放。以铝为例。铝的生产企业是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发达国家已很少再建电解铝厂。2002～2007年中国共出口铝产品1238万吨。按照目前每吨铝排放二氧化硫9公斤计算，共排放二氧化硫约11万吨(以上出口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和中国海关官方网站)。仅上述四种产品的出口在中国就排放了108万多吨二氧化硫，占中国年排放总量的近0.72%。还有数量巨大的废水、烟尘粉尘等。
三、应对全球化对我国环境影响的对策
为减少全球化对中国环境的不利影响，并充分利用全球化对中国环境的积极作用，中国要走“内外兼修”的路径：对内，必须探索和实践一种适合中国的有益于环境和人类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外，要通过国际合作广泛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一)探索和实践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全球化浪潮中，我们必须及时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探索和实践一种解决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经济发展模式，即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十一五”规划将发展循环经济确定为重要任务，使之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企业到工业园区、从县市到省展开了大规模的试点，使循环经济从理论走向了实践。到2007年，通过循环经济模式，中国钢铁行业约相当于钢产量 40%、数以亿吨计的固体废弃物几乎得到全面的回收再利用;数以亿吨计的电厂粉煤灰被用作制造水泥;一些发电厂(如西柏坡火力电厂)、钢铁厂(如上海宝钢)甚至整个工业开发区(如天津泰达)等通过废水回收循环利用基本实现了污水零排放。中国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模式已初见雏形。如果这一模式取得成功，将在总体上缩短工业化道路，还将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一种成功范例，帮助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当然，中国的循环经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不是无条件的，它要求相应的体制创新，即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法律和政策体系，促进产业组织结构和技术结构优化。
1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发展循环经济以减少污染排放，涉及企业外部性问题，在增加社会福利的同时会增加企业的成本。这就需要政府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通过法律和政策创新改变企业生产的边界条件，使企业排放污染物具有较高的成本，而循环利用废弃物、减少排放能降低企业成本。制定并认真执行污染物有偿排放政策是根本途径。需要注意的是，从污染免费排放到污染高价排放，在社会经济系统内加入新的成本要素，必然会使经济“总成本”提高，使得价格总水平上升。所以，必须动员全社会理解和承受这一后果，并通过社会保障政策来减轻低收入群体因环境成本的加大而带来的生活压力。
2重新构建国民经济的成本——价格体系。价格是生产和消费行为的指挥棒。各种经济政策如果不通过成本——价格机制发生作用，就不会产生长期效果。成本——价格机制是在一定制度和政策框架内形成并运行的。因此，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可重新构建有利于资源、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新的成本——价格体系。如，通过增加能源资源税和消费税的制度创新，提高循环利用资源和废弃物的比较利益，使循环利用废弃物成为降低成本的主要途径。
3促进产业组织结构和技术结构优化。产业组织结构代表着产业的规模经济性，而技术结构决定了一个企业循环利用废弃物的可能性。在一般情况下，产业的组织结构直接决定了行业的整体技术结构。在政策和技术标准上推进产业组织结构优化，实现产业发展的集聚和规模效应，加速企业技术创新，利用工业园区模式推进工业化，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要求。
(二)加强全球协作，共同参与环境治理。探索和实践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有利于解决环境问题。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环境问题还需要通过积极的国际合作和全球的环境治理来解决。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国际环境合作中的重要力量。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国际环境机制建设和国际环境规则制定，弥补自身在资金、技术和人员等方面的不足，节约实现环境治理目标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这样既能保证本国的利益，也能更加积极和现实地履行国际环境规则。另外，中国还要争取发达国家更多的支持与合作。作为“世界工厂”，中国事实上为发达国家承担了部分污染。发达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向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积极转让资源高效利用和再生利用的环境保护技术，而不是将之仅仅作为贸易的对象。
⑨ 当前我国发展中哪些情况没有发生变化A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b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承担重要角色诶，经济。
本题我认为回答应该是：A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
当前我国发展中，是和平发展时代版的主题没有发生变化权。
这个应该是我国，现在、乃至将来都应该尊循的一个主要法则。
我国是个大国，人口众多，求和平发展，是第一大重要任务。只有发展了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走上幸福的康庄大道。
为什么不是B呢？因为现在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发展中，你的话语权可能被质疑。所以，中国要想在全球治理中承担重要角色，还是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的。
你同意我的观点吗？
⑩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发生了哪些变化
全球治理来属于多边外交范畴，现代全源球治理起始于1945年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附属职能部门为中心的雅尔塔体系。这个体制形态包括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银行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7国集团成为主要由发达国家协调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大国俱乐部”。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力量差距明显缩小。自2003年后，7国集团根据不同议题邀请新兴发展中国家代表进行对话，逐步形成G7+5等对话机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证明，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机制已经无法适应全球化新形势，也无法破解全球化快速发展引发的新挑战和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