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水平还需

A. 如何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加大行政体制改革力度，着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取得显著成效。但这项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任务还很艰巨。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坚定不移搞放权，坚决把该“放”的彻底放开、该“减”的彻底减掉、该“清”的彻底清除，不留尾巴、不留死角、不搞变通;另一方面要理直气壮抓监管，做好简政放权的统筹谋划，创新和加强监管，敢于监管、科学监管、善用监管，提高政府治理水平。

监管同行政审批不同，监管是事中事后的行政行为，是持续的过程管理;行政审批是事前的审查管控，是一次性的源头管理。长期以来，重事先审批、轻事中事后监管的传统思维与做法影响深远，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监管的认识不足、知识不足、能力不足，不愿监管也不善监管。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充分认识加强和创新监管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一、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中，既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简政放权是要把本来属于市场、公众、企业、社会组织和地方政府的权力交出去，但放权不等于一放了之，完全撒手不管。简政放权以后，政府监管必须跟进。简政放权、放开放活是改革，实施有效监管、管住管好也是改革。这两者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不可或缺，不能偏废。

二、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简政放权，化繁为简，是建设现代化政府的必由之路。同时，实施有效监管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只有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才能从制度上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也应更好履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各项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创新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三、顺利推进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是好的，但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还不够完善，市场秩序还不够规范。其重要原因是对市场主体缺乏监管或监管力度不够。在继续简政放权的情况下，只有“放”和“管”两个轮子一起转，在降低门槛的同时，及时创新和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才能走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

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搞好政府监管，一要创新，二要加强。

确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相适应，与开放、动态、信息化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政府监管机制、手段和方法，确保政府监管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讲求实效性。具体说来，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五、加强顶层设计，科学实施监管。

按照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化政府监管体系的要求，有步骤协同推进放权与监管改革。无论是行政审批、投资审批、商事制度改革，还是职业资格许可认定、收费管理和科教文卫体等社会领域改革，凡是需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都应当明确监管任务、内容、标准等。健全分工合理、权责一致的职责体系，从某一项放权开始就重新明确监管主体、职能、责任，并接受社会监督，做到监管有权、有据、有责、有效，避免出现监管过度或监管真空现象，搞好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对今后还需要放权的领域应预为之谋，在放权之前就做好创新和加强监管的设计工作。

六、完善监管体制，形成“大监管”合力。

①建立跨部门、跨行业的综合监管和执法体系，把相关部门的监管事项和规则放到统一的监管平台上。

②构建协同共治监管体系。强化行政部门监管，充分发挥监管部门的职能作用;同时，广泛吸引公众参与监管，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切实落实企业首负责任，重视发挥媒体舆论监督作用。

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完善市场主体信用公示系统，推进各部门、各方面信息互联共享，构建以信息公示为基础、信用监管为核心的监管制度。

七、创新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能。

①实施阳光监管。凡是不涉及国家秘密和国家安全的，各级政府都要把简政放权后的监管事项、依据、内容、规制、标准公之于众，并对有关企业、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全面性、真实性、及时性进行监管。

②推行智能监管。积极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创新和加强政府监管，全面开发和整合各种监管信息资源，加快中央部门之间、地方之间、上下之间信息资源共享、互联互通。

③创新日常监管。建立“双随机”抽查制度，即随机抽查监管对象、随机指定抽查人员，既抽查公示信息情况，也抽查诚信守法状况。发现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及时发出黄牌警告或出示红牌令其退出市场。

八、加快修法立规，提供法治保障。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创新和加强监管。简政放权的改革已全面展开，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修订工作必须抓紧进行。应及时修改补充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简政放权之后行使监管执法职能、规范行政监管和执法提供制度引领和保障。特别是要严格执法，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增强监管执法的威慑力、公信力，使监管对象不敢触碰违法运行的红线。

九、推进机构改革，强化综合执法。

落实“创新执法体制”的要求，加快推进统一市场监管和综合执法模式，构建“一支队伍管市场”的综合执法格局，形成市场监管、执法合力。已经建立综合监管执法机构的地方，要充分发挥执法力量整合优势，通过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归集、公示市场主体登记注册、许可审批、行政处罚等信息，实现内部联合执法。为了彻底解决目前多头监管执法和权责交叉的问题，可以适时推进市场监管的大部门制改革。

十、提升队伍素质能力，加强对监管者的监管。

着力提高各级政府人员的素质能力，特别是提高责任意识、担当精神、专业能力，使他们能够敏锐识别并发现问题、敢于揭露并解决问题。既不能包揽过多、胡乱作为，也不能撒手不管、懒惰不为。随着简政放权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应加强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镇基层的监管能力建设，适当调整职能机构，充实人员，强化培训，增加技术设备，适应部分审批权下放和监管权增加的需要。建立对监管者的监督、评估机制，加强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管。健全并严格执行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十一、深入研究监管理论，制定创新监管战略。

新形势下，如何创新和搞好政府监管，是一个亟须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应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政府监管的理论问题，包括创新和加强监管的依据、内涵、原则和方法等。在推进理论创新的同时，还需抓紧研究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科学有效的创新政府监管战略，加快建立现代化监管型政府，切实提高政府治理水平，从而更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B. 如何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一、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趋向新变化
1、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类型趋向多样化。基层社会矛盾纠纷从传统的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小额债务、轻微侵权等向拆迁安置、征地补偿、劳资纠纷、环境保护、交通事故、医患纠纷等社会热点、难点扩展，且比例明显扩大。
2、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表现形式趋向聚众化。不少基层社会矛盾由过去的多为个人行为转变为现在的聚集行为，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涉及面更加宽泛、复杂。拆迁安置、征地补偿、企业改制等涉及群体性利益产生的纠纷，使各类利益“抱团”群体不断增多，极易由一般性纠纷演变为群体性矛盾。聚众反复信访乃至缠访、闹访、越级访现象不断增多。
3、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诱发原因趋向复杂化。各类社会矛盾纠纷中，既有因执行政策不一致、工作措施不到位而引发，如有些地方拆迁安置、征地补偿方面政策保障前后不一致、区域不平衡，事业单位改革政策执行不一，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收入差距逐年拉大等；也有在政府投入环保等公共设施建设带来的民意纷争而造成；还有因经济利益冲突所引发，如企业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市场环境影响出现经营困难、资金链断裂而导致拖欠职工工资、银行贷款、民间借贷，部分群众因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经济损失而将矛头指向政府监管不力等；更有大量因突发性事件而引发，如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赔偿、医疗事故纠纷和意外人身伤害等。
4、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发展过程趋向对抗化。一些群众处在矛盾纠纷中往往极不理性，在涉拆涉迁、医疗事故等纠纷中脱离实际、盲目攀比、误解强求，如达不到其诉求目标、满足不了其畸形利益欲望，便对政府产生强烈的对抗情绪和对抗行为。一些群众由于贫富差距、观念冲突、社会公平等因素引起心理失衡，产生仇富、仇官甚至仇恨整个社会的不良心理，遇到矛盾纠纷时情绪容易失控，采取极端手段，使矛盾趋向激化。部分群众法律意识淡薄，存在“大闹大解决”心理，认为只有闹到省里、中央才有可能迫使基层解决问题。甚至，有的居心不良者勾结境内外敌对势力或借助网络将社会上发生的各类敏感事件和传闻迅速见诸网络媒体，或歪曲事情真相渲染炒作，或传谣生事混淆视听，煽动不稳定情绪，制造不稳定事件。
二、确立预防和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工作新理念
1、立足源头预防，实现社会管理从被动维稳向主动创稳转变。坚持从治本的高度，着力构建源头治理体系，前移社会管理关口，优化基层社会管理的宏观环境，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优化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健全科学民主合法的决策机制，最大限度地防止、减少和弱化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产生。
2、畅通诉求表达，实现社会治理从行政管制向民主协商转变。坚持以保障各种利益主体的表达权为前提，建立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不断扩大群众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事务决策中的参与度，在畅通民意渠道、完善基层民主和充分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全面落实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监督权，按照民主程序维护权益，化解利益冲突。
3、强化矛盾排查，实现社会矛盾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防范转变。坚持预防为主、调解为先、争取主动、防止激化，通过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社会矛盾排查机制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把社会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乃至未萌之前，最大限度地降低维稳成本，实现社会管理的最高境界。
4、规范矛盾调处，实现维护权益从依靠信访向依据法律转变。切实树立法律权威，把解决社会矛盾纳入法治轨道，使法治成为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长效化、制度化手段。对各类社会矛盾纠纷，要引导群众依法理性反映诉求，通过法律程序、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社会环境。
5、着眼多元化解，实现矛盾化解从单一模式向综合联动转变。着力构建以人民调解为主，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等手段为辅的“大调解”工作体系，通过创新设置调解组织、完善联调联解机制和加强建设应急管理体制，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方法，鼓励民众合理选择矛盾纠纷解决途径，规范相关调解程序，实现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多元化、合理化和制度化。
三、创建预防和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机制
（一）坚持民生为先，创新建立源头预防机制
1、建立群众利益至上的公共决策机制。各级政府应逐步实现政策和决策目标取向的完全公开，以“群众是不是愿意、群众是不是支持、群众是不是得益”为决策目标，形成顺应民意、科学民主的公共决策机制。要扩大公共决策的社会参与，让不同利益群体在政策、决策出台前充分表达诉求，实现政府处理社会利益与社会良性互动，在博弈与妥协中达到平衡，形成开放性、社会化的利益表达机制。要积极推动社区、企业相关社会组织建设，发挥其反映诉求、规范行为和调节利益的作用，与政府进行充分沟通，表达不同群体意愿，形成代表广泛、规范有序的社会协商对话机制。要使政府的政策和决策出台前提前释放民意，并主动吸收采纳群众积极合理的意见建议；使政府出台的政策举措和重大决策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可靠的群众基础，提高决策执行的可行性和成效性，提高公众的认可度、接受度和满意度。
2、健全促进社会公平的公共服务机制。各级政府的行政行为应力求民生优先、突出效率和秉持社会公平的统一。要协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切实抓好医疗卫生、公共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交通、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和管理，满足群众对公共服务产品的多样化需求。要贯彻中央“社会政策要托底”的精神，发挥公共政策调节社会矛盾的功能，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加大教育、就业、社保、住房、医疗和反贫困等公共政策的创新力度，适当向弱势群体倾斜，使利益分配更加公平、公正和公开，从制度上保证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从分配格局上调节社会利益关系。
3、创新弘扬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引导机制。各级要创新运用各类有效媒体，教育引导群众正确看待社会利益关系和分配差距的客观性，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既符合法律又合乎道德要求。一是广泛开展普法教育，拓宽法制宣传渠道，认真归理解决常见矛盾纠纷的法律路径，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加强宣传，使法治维权理念普及大众，深入人心。二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大力倡导和谐社会理念，弘扬“以和为贵，和气生财”、“远亲不如近邻”、“重义轻利、礼尚往来”等传统文明礼仪,并一以贯之，长期宣传。三是强化警示导向教育，将极个别胡搅蛮缠、以身试法受到处罚的典型当做反面教材，起到震慑和警示作用，纠正“有事就得闹、大闹大解决，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的认识误区。
4、强化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要严把“五道关口”：一是依法治理，立项要过“法治关”。各类政策措施和重大事项实施前,必须审查其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规定。二是评裁分离，实施要过“程序关”。改变原有“谁决策，谁评估”、“谁立项，谁评估”的做法，实行评估与决策相分离，由第三方进行系统化、专业化科学评估。三是互利共赢，评审要过“民意关”。凡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措施和重大事项，实施前须征得大多数群众的理解、同意和支持。四是科学合理，决策要过“分级关”。可将稳定风险分四级，风险较小的为四级，可实施；有一定风险但可控的为三级，分步实施；有较大风险可能引发群体性或个人极端事件、短期内难以控制的为二级，暂缓实施；有严重风险、可能引发重特大涉稳事件的为一级，不实施。五是明晰责任，后续要过“考核关”。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控制，既要有事前评估，还应有事中阶段性评估和事后总结性评估，视情作出维稳干预，避免发生实施中止等被动局面。维稳部门应对重大事项风险评估工作跟踪督导，并结合平安建设全员责任制落实量化考核。
（二）立足基层化解，不断完善依法调处机制
1、做实村（社区）级，实现小事不出村。按照夯实基础、源头化解的要求，做实村（社区）级调解室。一要加强调解网络建设，将辖区内企业（单位）纳入村（社区）调解室，确保企业内部矛盾自行解决、企业间矛盾社区调处、社区简单矛盾就地消除。二要提升调解队伍素质，把好调解干部选聘关，将有基层工作经验、热爱调解工作的人员选聘进来；推行人民调解“以奖代补”制度，提升基层调解人员工作积极性。三要规范基层调解工作，加强村、社区、企业、市场调解室软硬件建设，打造基层调解品牌，树立基层调解形象，提升人民调解公信力。
2、做强镇（街道）级，实现大事不出镇。按照全面推进、规范运作的要求，做强镇（街道）级大调解平台。一要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分管领导任组长，民政、城管、社保、安监等条线负责人为成员的镇级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二要强化资源整合，以集约资源、方便群众、处置快捷为原则，依托各地综治中心，成立相关专业调委会或专项调解小组，明确工作职责和工作流程，完善诉调、公调、政调、访调和援调对接机制。三要完善工作机制，建立多部门、各条线参与配合的多元化矛盾化解机制，各部门既分工负责、又相互衔接配合，形成本级政府部门及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格局。
3、做精区（市）级，实现难事不出区。按照整合资源、攻坚克难的要求，做精区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一要统一协调，按实运作。由区委主要领导任调处中心领导小组组长，司法、信访、公安、劳动和工会等相关部门为成员，实现人民、行政、司法“三大调解”在一个平台上运作。二要集中管理，统一受理。将医患纠纷、交通事故、劳动争议和土地流转等专业调解纳入“中心”，重点调处跨区域和牵涉多个部门的重大矛盾纠纷。三要明确责任，分类处理，分流办理。按照接待、受理、调处、归档“四统一”标准，实现“一站式受理、一条龙服务、一揽子解决”，做到“难事不出区，矛盾不上交”。
4、三级联动，实现矛盾不激化。按照属地受理、联动调处模式，实行区（市）、镇（街道）、村（社区）联合调处。对涉及人员较多、情况较复杂的矛盾纠纷，所在村（社区）受理后，商请镇（街道）调解组织上门联合调处；对情况特别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由区、镇、村三级联合调处；对重大矛盾纠纷，落实区分管领导包案化解。要对征地拆迁等越级上访的历史积累性重点疑难矛盾进行梳理，建立“会诊研判、综合化解”机制，达到化解一个重点矛盾、筑牢一方社会稳定的基础，营造一片和谐的社会环境。
5、法律至上，实现依法有序调处。解决矛盾纠纷的核心是维权，为确保群众维权秩序，必须创新化解社会矛盾依法治理机制。要运用法律、法规向群众做好宣传、解释和调处工作，对民众释法；通过诉讼、仲裁等法律手段解决纠纷，保证个案公平公正，引民众信法；依法处理起哄闹事、恶意攻击党和政府、扰乱社会秩序者，令扰者畏法；规范地方立法，从法律法规中体现科学发展、执法为民，让民众爱法；政府在法制框架内运用行政、非诉讼调解手段公平合理地解决热点、难点问题，使行政遵法；建立“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长效机制，开展村务法律体检，为群众答疑释法，助基层用法。要强化法律救助工作，创新建立社会矛盾化解中困难人员（家庭）救助扶持机制，完善包括司法行政法律援助、法院司法救助、公安检察刑事被害人救助、交通事故赔偿救助等司法救助体系。
（三）强化系统管控，着力构建综合治理机制
1、拓宽了解社情民意渠道。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广泛倾听民声，大力开展“进村入企达户到点”走访活动，不断加强政府部门与群众之间的沟通联系。要及时疏导民意，认真落实窗口单位首问代办责任制，对群众的问题及时解答，对群众的要求及时回应，对群众的不满及时安抚。要认真解决民需，在完善村（居）民自治、加强基层社会管理的同时，努力提升社区平台服务能力，为群众提供全天候的生活类、咨询类、事务类、电子商务类、企业服务类等多项服务。
2、推行柔性网格精细管理。各级应转变社会管理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强调人文关怀，以善治为目标，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要在成功推行社区扁平化管理的基础上，深化完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在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之间形成积极有效的合作关系。要将市场、住宅、商铺等全部纳入服务管理范畴，为群众提供政治参与、精神文化、生活交往等方面的关怀，做到“每一片土地都有人精心管理，每一户人家都有人贴心服务”。
3、落实维稳日常指导制度。维稳工作必须从日常指导做起，党政领导干部要利用互联网、热线电话、领导接访日等民意反馈通道，经常直接了解社情民意、群众诉求，与群众面对面沟通。要坚持定期下访制度，每月到联系村居、企业上门走访，察民情、解民忧、帮民困、办实事、办好事，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要做好维稳日常指导，结合矛盾纠纷排查，指导基层边排查边化解，将走访中发现的问题，即时上报、及时化解；对无法立即解决的问题，确定责任人限期办理、限时答复。
4、形成社会各方参与合力。预防和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工作，离不开社会各方的支持和参与。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介机构和各类社会组织服务社会的作用，代表相关群体反映诉求、与政府和有关部门协商调解矛盾纠纷。要充分发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反映诉求、维护权益、提供服务的纽带作用，按照“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多方参与”的方式，积极探索社会服务项目化运作。要支持和推动工青妇等群众组织扩大服务对象，将非公企业单位、新市民列入重点服务和帮扶行列。
5、提高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领导能力。有效预防和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必须加强各级党政领导能力建设。一要着力提高为民执政能力。时刻心系群众，一切公共政策、公共决策和工作举措应符合群众的意愿、法律法规的要求、有利于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群众的长远利益。二要着力提高系统管控能力。坚持从“前”抓起、以防为“本”， 从“底”抓起、以调为“堤”， 从“小”抓起、以畅为“要”的工作方法，在健全源头预防机制、夯实三级调解平台和畅通群众诉求渠道上下真功夫，在提高民生保障、完善调解网络、加强基层社会管理、提高社区服务能力和关心困难群众上出实招。三要着力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充分认识群众工作能力的提高，实际上就是化解矛盾能力的提高。要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切实提高调查研究、掌握实情的能力，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能力，提高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能力，提高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的能力。

C. 如何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1、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坚持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健全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相结合的机制，创造平等就业机会，提高就业质量，努力实现充分就业。

2、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3、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稳步提高保障水平。

4、完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要求，增加财政投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加快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优先满足群众基本医疗卫生需求。

5、提高住房保障水平

坚持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加快完善符合国情的住房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逐步形成总量基本平衡、结构基本合理、房价与消费能力基本适应的住房供需格局，实现广大群众住有所居。

(3)治理水平还需扩展阅读

社会治理体系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如果存在短板，势必严重影响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备性、规范性和有效性。社会治理体系内部为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系统，必须科学设计，既不能简单拼凑，也不能抱残守缺。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

D. 如何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政府加大行政体制改革力度，着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取得显著成效。但这项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任务还很艰巨。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坚定不移搞放权，坚决把该“放”的彻底放开、该“减”的彻底减掉、该“清”的彻底清除，不留尾巴、不留死角、不搞变通；另一方面要理直气壮抓监管，做好简政放权的统筹谋划，创新和加强监管，敢于监管、科学监管、善用监管，提高政府治理水平。
监管同行政审批不同，监管是事中事后的行政行为，是持续的过程管理；行政审批是事前的审查管控，是一次性的源头管理。长期以来，重事先审批、轻事中事后监管的传统思维与做法影响深远，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监管的认识不足、知识不足、能力不足，不愿监管也不善监管。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充分认识加强和创新监管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中，既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简政放权是要把本来属于市场、公众、企业、社会组织和地方政府的权力交出去，但放权不等于一放了之，完全撒手不管。简政放权以后，政府监管必须跟进。简政放权、放开放活是改革，实施有效监管、管住管好也是改革。这两者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不可或缺，不能偏废。
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简政放权，化繁为简，是建设现代化政府的必由之路。同时，实施有效监管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只有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才能从制度上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也应更好履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各项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创新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顺利推进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是好的，但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还不够完善，市场秩序还不够规范。其重要原因是对市场主体缺乏监管或监管力度不够。在继续简政放权的情况下，只有“放”和“管”两个轮子一起转，在降低门槛的同时，及时创新和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才能走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搞好政府监管，一要创新，二要加强。确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相适应，与开放、动态、信息化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政府监管机制、手段和方法，确保政府监管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讲求实效性。

E. 如何统筹推进基层治理工作，不断提高治理实效和水平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政法机关特别是赋有社会治安治理职能的部门，必须从思想上主动适应，从措施上积极应对，积极探索加强社会治安治理创新的新思路、新办法，切实解决思想认识、运行机制、警力装备、队伍素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努力提高社会治安治理水平，切实履行好政法机关的社会治安治理职能。

(一)创新社会治安治理，打造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
推进社会治安治理创新，进一步完善社会治安治理体系，既要全面开展工作，又要抓住源头性、根本性和基础性问题，重点在于解决好社会矛盾化解，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特殊人群帮教管理，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综合治理、网络虚拟的管理、社会组织服务等问题，创新虚拟社会治安治理，完善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严格管理、企业依法运营、行业加强自律、社会共同监督的互联网综合管理格局。创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健全点、线、面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打防管控结合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

“人防”方面
强化县乡村三级巡逻机制。实行“网格化”管理，在主要交通路口设置警亭，每个警亭设置固定巡防队员24小时值勤，白天1人，晚上2人，每周五县委政法委牵头组织政法部门分战区进行县级大巡逻，充分发挥政法部门的巡防主力军作用。同时，乡镇战区联动巡逻与村级日常巡逻相结合，网格联动，警灯闪烁，提升群众巡逻知晓率。广泛宣传发动，落实邻里守望制度，对外来人员以及有嫌疑人员要详细询问，邻里之间团结协作，共同抵御不法分子。规范乡镇专职巡防队，对队员定岗定责，配齐配强其巡防装备设备，强化其日常适应性训练，完善村级专职巡逻队，结合实际各行政村要普遍建立自己的专职巡逻队，确保村级巡防全方位、经常化。

“物防”方面
1、 强化对群众安全防范宣传力度。动员群众开展一次全方位的自查，及时发现存在的安全隐患，以便因症施策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2、 推进加固门窗、筑墙垒院等物防措施。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动员安装自动报警装置;
3、 对重点单位特别是西部矿区生产储存易燃、易爆物品的仓库，要加高加固围墙，修建观察瞭望点。对存放现金、贵重物品的部位，配备保险柜，集中保管。对生产、使用、保管、运输危险品单位经常检查，及时发现堵塞防范漏洞;
4、 实施亮化工程。乡村一些街道小巷长期无路灯，是治安死角、案件多发区，要实施普及这项工程，推进街道亮化，切实提高群众安全感。
“技防”方面，不断强化和完善技防设施，县乡经费向技防倾斜，乡(镇)、村(居)级现有防监控设备平台保证全天候正常动作，通过平台全天候实施对所辖区域的治安监控;规范村级技防值班室，严格村级技防值班室标准规范化建设，确保其“有值班人员、有分布图、有值班记录、有工作制度”，加强对值班人员技术业务培训。确保技防“乡村全覆盖，三级互联通”的目标。

(二)做好基层群众工作，完善社会治安治理体系
社会治安治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努力提高群众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法制宣传教育是提高全民法律素质、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安治理的基础性工作。加大法制宣传力度，驻村政法干警定期召开培训会，以案说法，现场解答疑难问题，确保矛盾纠纷及时调处，各种矛盾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县司法局充分利用“六五”普法，组织人员深入基层，走上村庄地头，以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加大法律宣传力度，切实做好新形势下服务群众的工作，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把人民满意作为政法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安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严格执法、依法办事，坚持执法为民、服务为民，着力服务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坚持服务为先，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通过强化社会服务提高社会治安治理实效。

(三)做好人民调解工作，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人民调解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化解民间矛盾纠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具有独特优势，做好人民调解工作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安治理的重要方面。深化社会矛盾化解。不断完善社会矛盾“大调解”工作体制机制。聘请专家，深入各乡镇召开培训班，对调解员进行培训。同时，加强组织建设，健全调解网络，要对全县21个乡镇和608个村调委会及时进行调整和充实。提高基层调解员的调解技巧、法律文化水平及工作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积极推动建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努力预防和化解行业与专业领域的矛盾纠纷。深入贯彻实施人民调解法，依法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和保障能力建设，落实好人民调解法规定的人民调解工作各项保障措施，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工作水平。完善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配合机制，成立医疗纠纷预防处置委员会，建立由政法、卫生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协作运行调解机制。

(四)做好特殊人群管理工作，搭建服务管理新平台
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管理服务和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矫正工作，是加强和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的重要方面，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安治理的重要内容。创新特殊群体服务管理，建立政府主导，综治、司法牵头，公安、法院、检察院、劳动保障、民政、监狱等部门共同参与，集教育矫正、日监督管理、帮贫扶困、心理矫治等职能于一体的社区特殊人群管理服务新平台。进一步加强刑释解教人员服务管理和教育帮扶工作，大力加强过渡性安置基地建设，有效解决刑释解教人员帮扶、管理、安置、就业问题，减少重新违法犯罪;积极推进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加强其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不断提高教育矫正质量。积极探索刑释解教人员的管理服务新机制，加强衔接、落实安置，帮助刑释解教人员顺利回归社会，减少服刑在教人员刑释解教后脱管漏管现象，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进一步做好社区矫正工作，按照建立适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社区矫正工作体系的要求，大力推进社区矫正机构队伍建设，配齐配强司法所工作人员，发展壮大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队伍，加强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切实做好社区服刑人员监管、教育和帮扶工作，帮助流动人口有序融入城镇，特殊人群顺利融入社会。调整农业结构，扶持现代化农业种植户典型，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提高产出效益。鼓励和吸引在外创业人员回乡建设，解决剩余劳动力和出外务工的人数，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和两劳回归人员的管理。

(五)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形成社会治安治理新格局
创新社会治安治理，需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逐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安治理格局，使社会组织成为缓和矛盾冲突的调节器、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促进社会和谐的润滑剂。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县基层党组织、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退伍军人、红白理事会等其它组织及协会也在不断发育成长，这些社会组织和协会在为民排忧解难、协调利益冲突、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为此，我县要创新为老服务，加强为老服务网络建设，积极探索以社会化为主渠道的养老服务新路子。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原则，促进社会组织与党委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协会在社会治安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组织的公众知晓率和熟识度，吸引更多的有识之士，有志之士关心、关注社会组织发展，进一步提高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六)做好基层基础工作，推进各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政法工作的活力源泉在基层，主要的执法活动在基层，工作的重点难点也在基层。没有强有力的基层基础工作，再好的思路、政策、措施也难以落到实处，惠及城乡群众。近年来，政法机关基层基础建设有了很大加强，但总体薄弱的善还没有根本改变，创新社会治安治理的任务还很重。要履行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安治理的职责，就必须切实做好相应的基础性、保障性工作。要牢固树立固本强基的思想，适当增加惠民方面的经费投入，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建设，加大乡镇道路维修建设力度，全面推进基层规范化建设，切实提高基层基础工作水平;总结政法机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安治理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并使之固定下来、形成制度，同时根据新的实践探索建立新的制度，努力构建科学完善、统一协调的制度体系，推进基层社会治安治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多方筹措资金，尽快化解镇村债务，消除不稳定因素。解决乡镇专职巡防队、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帮教安置、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和保险问题，把精力更多的在放在基层，把人力、物力、财力更多的投在基层，真正做到人往基层走、劲往基层使、钱往基层花，夯实基层组织、整合基层资源、壮大基层力量、强化基础工作，确保基层有人管事、有钱管事、愿意管事，切实提高社会治安治理和服务水平。

(七)加强队伍建设工作，力促社会治安治理取得实效
政法机关是社会治安治理的重要力量，政法队伍建设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治安治理工作的实际效果。
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经常化。教育广大干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强化为民服务、为民执法理念，正确对待金钱、地位和权力，牢固树立“三个至上”理念，做公正廉洁执法的表率，建设一支“作风过硬、纪律严明、能征善战”的队伍。
2、加大“从优待警”工作落实力度，关心关注政法干部，加强政法基层科、所、队、庭建设，在政策、制度、机制上确立“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流、干部从基层出”的工作导向。把选人用人的眼光投向基层，以实绩为标准，不拘一格地从政法队伍中选干部，切实解决工作多年政法干警职级和待遇过低问题。使广大干警在政治上有奔头、生活上有挣头、工作上有干头。
3、加强基层司法所建设，在人员编制上给予倾斜，将乡镇综治工作人员补贴列入财政预算，努力解决人员编制少、职级待遇低与工作任务繁重不相适应问题。

F. 公司治理水平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是一种对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规定了公司的各个参与者的责任和权利分配，诸如董事会、经理层、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对公司治理有很多种略有差别的解读，我个人认同李维安的说法：公司治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其主要特点是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所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治理；广义的公司治理则是通过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股东、债权人、供应者、雇员、政府、社区）之间的利益关系。

简单说，你可以把公司治理理解为公司的授权和权利制衡机制、规范性、风险控制和内部管理，以及信息披露的综合。好的公司治理，体现为公司股东、董事和高管人员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管理严格、规范；经营稳定，发生异常变动和损失的风险小；让人看得懂，看得清；社会形象正面。

G. 如何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梳理了学术界关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包括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的必要性、意义，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征、基本构成要素及建设对策等方面，分析了分歧和会通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深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四个方面，即政府功能界定，内部结构及各要素地位及相关关系分析，中国话语、中国经验、中国理论阐释，以及多学科多角度阐发等。

H. 如何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规范运作水平

转载以下资料供参考

如何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关于制度
所谓出资人，就是向企业投入资本的人，即企业资本的拥有者，也就是股东。任何人的财产（资本）一旦投入企业，就变成企业的法人财产，投资者就享有出资人的权利。这些权利主要包括资产受益、按照法定程序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和聘请经营者、转让股权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资产必须同其他所有制资产一样，具有明确的出资人代表。同时，国有资产也应该具有一般资产的产权要素：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和处置权。
要完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必须进一步明确：国资委不是政府的行政机构，与所辖企业的关系也不是行政隶属关系，更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以国有股权为纽带，是股东与企业法人的关系，委托与代理的关系。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代表，既要做到依法行使股东的权利，又要保证不越位、越权，对所辖国有资产享有收益权、重大决策权和经营者选择权。否则，如果还继续沿袭隶属关系式的行政干预，“老板加婆婆”的现象就会愈演愈烈，就会将企业管死，退回到改革的原点。不仅如此，由于国资委比过去政府部门的权力更大了，问题也可能变得更加复杂，一旦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将更加严重。
完善出资人制度，还必须建立相应的责任机制。国资委每年必须向人大报告国有资产经营情况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各级人大必须设立专门的审计、监督机构，对国有资本经营绩效进行评估、检查与监督。同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由于决策失误造成国有资本经营损失的，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参与治理
尽管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理论本身并不完善，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途径也处于实践探索中，但利益相关者治理已日渐成为各国公司治理发展的一种趋势。在我国公司治理的实践中，包括中小股东、债权人、职工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受到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探讨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机制与可行途径，已成为我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紧迫任务。
继续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合理的公司股权结构合理的公司债权结构，是建立公司内部制衡机制和有效监督机制的基础。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的状况，控股股东极易利用其控股地位侵占上市公司的资金，严重影响上市公司的经营，直接损害了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必须积极推进股权多元化，改变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状况。然而，国际经验表明，股权过于分散也会导致内部人控制等问题。因此，我国企业产权改革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我国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多年累积形成的现实的产权状况，提倡和推进国有企业之间以及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相互持股，在此基础上实现股权多元化、分散化、法人化。
外部监管
这些机构在日本和德国典型的是银行，而在美国，主要是机构投资者，例如养老基金。我国的机构投资者也获得了较大发展。但总体规模不足、种类单一，在参与公司治理方面仍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并没有在公司治理改进的事业中发出应有的声音。在中国股市中，机构投资者还只是一个“用脚投票”的交易者而远非以公司治理为导向的投资者。因此，创造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动力机制并探索其参与公司治理的有效途径，发挥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是我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建立制度
有效的公司治理需要有良好的制度体系与外部环境。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要实现公司治理的目标，需要有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活跃的公司控制权市场、管理人员的激励与监督机制，不仅需要健全的《公司法》，还需要严格的审计和财务信息披露制度、严格的反欺诈法规以及高效率和高水平的司法系统、行政监管机构和自律性组织。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时间不长，相应的法制建设也相对落后，行政监管机构和中介组织的公信力不够，司法系统效率不高。这些都必须从系统的角度加以改进与建设，为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I. 如何提升村级治理水平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基础，是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水平关系党和国家的政策能否得到有效落实，也关系农民切身利益。在推进乡村治理的具体实践中，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更大视野拓展工作思路，在实行村“两委”负责人“一肩挑”的基础上，推行村医村教进班子、法律顾问进乡村、农民办事不出村等举措，有效提高了乡村治理水平。

村医村教进班子，促干部来源多元化。农村工作头绪繁多，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关键在人、在干部。然而，长期以来，农村人才外流现象严重，年轻的、有能力的大都“孔雀东南飞”，导致有的村干部不得不长期留任，缺乏新鲜血液补充。近年来，恩施州拓宽选用村干部视野，实行“村医村教进班子”。按照个人自愿与群众认同、岗位需要与业务对接、组织引导与依法进入原则和双向选择、组织考察、选举任命程序，将政治素质较高、群众基础较好、服务能力较强的村医村教及农村兽医、电工、致富带头人等选进村“两委”班子。这样，可以充分发挥村医村教文化素质较高、联系群众广泛等优势，优化班子结构，增强队伍活力，有效解决基层组织干部队伍年龄老化、能力弱化等问题。

法律顾问进乡村，促治理秩序法治化。治理的核心在于协调各方利益。法治体现公平正义理念，具有权威性、规范性，是协调各方利益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在法治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乡村既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薄弱环节，也是重要突破口。长期以来，一些农村群众法律知识欠缺、法治意识淡薄，在表达利益诉求时方式常常不够科学合理，有的甚至采用违法方式，对社会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对此，恩施州大力推行“法律顾问进乡村”，由政府主导组建法律顾问团、“法律诊所”，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定期开展法律宣讲和法律援助；法律顾问按照政府“点菜”、自己“下厨”的方式，着力解决涉法涉诉案和信访积案；按照群众“动嘴”、自己“跑腿”的服务模式，以“法律诊所”为载体，定期“坐诊”或主动“预约”，为群众开展全方位法律援助服务。

农民办事不出村，促治理方式现代化。治理方式现代化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重要抓手。这不仅是手段方式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体现以人为本、便民利民惠民的服务理念。一些农村地区由于思想观念落后、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薄弱，推进治理方式现代化存在“先天不足”。加上一些部门存在不良工作作风，群众办事成本高、效率低、周期长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恩施州以转变行政观念为前提，树立“让群众少跑腿、让数据多跑路”的理念，努力实现农民办事不出村。以信息技术手段为支撑，建立以县市政务服务中心为龙头、县市直相关部门服务窗口和乡镇（街道）便民服务大厅为主体、村级便民服务室为基础的“一网式”服务体系；以简政放权为突破口，把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20多个部门7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授权给村便民服务室直接受理；以完善服务内容为抓手，积极整合部门资源，为群众提供惠农补贴领取、电费收缴、话费充值、汇款转账、网上购物、产品供求信息等综合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