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治理论坛

Ⅰ 有哪些论坛是讨论企业改善的

工业工程论坛
6西格玛论坛
品质网
等等

Ⅱ 如何通过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提升企业竞争力

有两个资料可以参考。

第一个资料是，博鳌亚洲论坛2005年年会“企业治理和企业竞争力论坛”实录（http://finance.people.com.cn/GB/8215/46676/46938/3344876.html）。点击链接，看全文。

第二个资料是《财经》年会“2008：预测与战略”分会“公司治理与企业竞争力”论坛实录。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企业改革局副局长放生：公司治理和企业竞争力应该说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话题，我们应该追求良好的公司治理。什么是良好的公司治理需要进一步讨论。再有企业竞争力，理解也不一样，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企业竞争力的内涵，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我的理解，公司治理是一个过程，它的本身不是目的，应该说它是为了追求企业的竞争力的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是它追求的一个目标或者叫一个结果。关于公司治理，我一会儿再谈，我首先谈一下什么是企业竞争力。
一般来说，企业竞争力应该是企业各种能力的一个综合体现，它不仅仅表现为企业的盈利水平。一般我们容易理解为，企业盈利水平高，一定表明企业的竞争力强，没有那么强的直接的关系，尤其不是表现为企业当期的盈利水平，关键要看企业长远的表现，而且企业不仅对股东负责，还要对企业利益相关方负责，还要对社会负责。
企业竞争力简单地来讲，是否可以这样归纳：别人死了你没死，别人发展了，你也发展了。我觉得这个话虽然不够理论化，但可能更能反映出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因为企业的竞争力既表现为企业发展的能力，同时也表现为企业生存的能力。因为宏观经济环境在不断变化，当整个形势好的时候，大家都好，这个不一定说明多大的问题；但如果整个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你的生存能力如何，反而更说明问题。而且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比如说企业的产品、技术、规模、品牌、销售等等都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或者说你在这个行业内属于已经前几位水平的时候，也就是说你的硬件能力很强的时候，你的企业竞争力可能更多的表现为企业的软实力。因为我是做过很多年企业的，我自己对这个事情有一个很切身的体会。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就是要防止企业出现重大决策失误。如果按照统计学的概率来讲，平均的一个失误有多少，你在这个平均失误以下就是竞争力要比别人强。怎么防止企业出现重大决策失误？我认为主要靠两个制度安排：第一个制度安排就是董事会的结构，因为我们讨论公司治理，其实实质问题是讨论董事会，董事会的结构应该是建立以外部董事为主的董事会，以这样的结构来运作。第二个制度安排是企业要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我认为这是两个关键的制度安排。
根据科尔尼公司2004年对标准普尔500家公司董事会治理情况的研究表明，董事会治理良好可以为公司带来更好的经济回报，由此可见，公司治理成效的关键在董事会。我觉得中国企业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应该更现实。从目前来看，大多数国有体制的领导企业目前是两种模式，第一，仍然按照企业法规定总经理负责制，也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将企业的命运系在一个人身上，我们通常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第二，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设立董事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个董事会是以内部人为主的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与经理层高度重合，决策与执行合一，缺乏相互制衡，难以科学决策。我们不能光看这个企业是不是成立了董事会，还要看这个董事会的结构，结构的关键是看内外部董事之间的比例关系。因此，改革的关键是要改变董事会的结构，也就是说，要建立以外部董事为主的董事会。国际大公司的董事会，新加坡淡马锡公司的董事会，结构大体上也是这样的，我去过很多国家考察过，问过很多国外家族公司的董事会结构，大概也是这样的规律。
董事会的结构是否合理，责任是否到位，决定了董事会的定位以及作用的发挥是否到位。建立外部董事制度是关键性、支撑性的制度安排，它所能起到的作用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可以避免董事与经济人员的高度重合，真正实现决策与执行的分权制衡，保证董事会能够作出独立于管理层的判断和选择。如果董事会成员跟经济成员重合的话，董事会本身就是经理层人员，怎么能够独立于经理层作出判断呢？
二是确保由董事会选聘、考核、奖惩经济人员，因为他们是分开的，所以才能做到这一点，避免经济人员，包括内部董事，因为内部董事是跟经理人员重合的，自己选聘、考核和奖惩自己。这个我们目前或者过去很多企业的治理结构就是这样的。
三是外部董事不负责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外部董事除了在董事会上行使自己的表决权以外，没有其他的权力，也就是说，他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不能干预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这样就有利于这些外部董事更好的代表出资人的利益。
四是企业在风险管理，在内部审计、税后利益分配上，更应该发挥外部董事在其中所具有的独立的作用。
五是通过选聘具有高水准的专业人士担任外部董事，能够为董事会带来更加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来自企业外部的专业经验，实践也证明了这样一个作用。
进一步需要讨论的是，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外部董事。我讲的外部董事其实是包括独立董事的。我认为应该选择一些具有丰富企业经历的企业人士，包括已经退休的具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历的企业老总，来担任外部董事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这一点可能跟国外的情况有所不同，尤其是中央企业的实践跟国外的情况有所不同，这是因为要结合我们自己的国情现实。这些具有丰富的企业经历的外部董事与具有法律、经济、金融等方面专长的独立董事相结合，就能形成比较好的董事会的结构，我把这些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分开，是因为在概念上有所区别，与内部董事，包括职工董事的作用应该各有侧重，相辅相成，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作用，目前还需要在不断的实践当中来摸索规律性的东西。
我们还需要讨论董事会的功能是什么，除了公司法规定的法律条文以外，我以为董事会的功能主要系以下三方面：
一是把方向。也就是说由董事会决定企业的发展战略，决定企业干什么不干什么，决定企业在不同时期发展什么、如何发展，决定企业的产业定位、产品定位、边界定位、区域定位，有时候决定企业不干什么比决定企业干什么更困难、更具有挑战性，尤其是在企业发展形势比较好的时候，要想放弃什么，可能是很难。
二是选对人。当董事会成员和经理成员分开时，应该由董事会选择合格的经理人员，并对经理层人员进行考核、奖惩。这种考核既包括对企业经营目标的考核，也包括对每一位经理人员的考核，我们过去的考核仅考核企业，是对企业的目标考核，而缺乏对企业高管层每一位成员的具体衡量和考核，往往正职定了以后，副职的收入和正职有一个系数关系，这个是需要改变的。
三是控风险。大家知道，随着企业现在的发展，随着市场环境的充分竞争，企业的风险是越来越大。刚才休会时，我们也在讨论，在企业发展好的时候，往往风险更大，因为企业困难时，可能会非常谨慎，企业发展好的时候，往往就会自我感觉良好，这个时候，风险反而更大。

董事会的重大决策和风险管理体系之间是什么关系？我想是以外部董事为主的董事会的运作，有助于控制和防止出现重大决策失误。但企业的运作又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董事会是处在这个体系的金字塔的顶尖，它是做决策的，决策的基础是不是牢靠、是不是真实、是不是经过科学的程序来判断，这个非常重要，如果董事会的决策是建立在一个不真实、不可靠的基础上，董事会决策的失误率就会提高。美国的萨班斯法公布以后，规定美国所有上市公司都要按照萨班斯法做内控，我们国内中央企业12家在纽约上市，有的老总跟我讲，签最后财务报表时手哆嗦，为什么哆嗦？因为并没有主观的愿望说财务报表有虚增的利润，我们是希望客观地给公众真实的信息，但这个数据怎么上来的，上来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不真实的成分，我自己心里没底，但我签了字是要负责任的。
德勤中国首席执行官鲍毅：最近德勤做了调查，对中国各类企业进行调查，因为中国企业都在海外走出去，做一些并购活动，还有考虑到文化的问题，包括在并购之后的文化问题等等，还有竞争力的问题也非常的重要。可以说，中国企业现在面临越来越具竞争力的环境，其中有着很重要的因素，最近我们刚刚检查了一项调查，就是对中国民营企业调查，了解中国民营企业在竞争上面临的问题，今天和大家进行一下分享。包括把中国的民企和外企进行了解。
首先，中国民企扮演什么样的作用？看一下民意调查的结果。首先，中国民营企业的增长非常迅速，从2000年到2006年，企业数量增长了三倍，注册资本增长6倍，企业家数量增长3倍，注册资本从1.33万亿增长到1.75万亿。民营企业和外企之间比较起来有什么对比，民企如何看自己，他们发现自己在拓展方面比较好，拓展市场的能力非常好，但是在领导力和研发创新方面，觉得自己和外企方面有很大的差距。老百姓怎么看他们的治理，这是我们采访的老百姓认为，红线和黄线，大概66%的老百姓对企业道德，对他们的信用，对纳税诚信度有比较积极的看法，特别是纳税方面只有20%，觉得不是非常诚实的纳税者，所以形象不是非常好，老百姓对他们总体印象不是非常好。
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也有非常大的缺陷，像员工培训、薪酬、员工信任、人才方面，不是非常好。在挽留员工方面和外企差不多，因为所有的企业，包括外企在挽留员工方面都面临很大的问题。另外，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民企是很适合工作的地方吗？并不是很好的地方，因为很多人认为工资不高，在员工培训方面不太好，给员工的支持不足。
民企和创新的问题，2006年80%的新产品，70%的技术创新和60%的专利都是民企展开的，这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也是非常大的机遇所在。民企领导人中51%的人增加创新型的投资，34%的人决定投资专利。这是一个不断持续增长的领域。还有一个领域值得关注，也可以让我们看到机遇，只有20%的企业决定与研究机构合作，如果看亚洲其他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和大学的合作是非常紧密的，这一点在中国来说也算是一个很大的领域。
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刚才海航陈总也提到，企业应该增加社会责任感，老百姓对这一点对民企的看法不好，觉得他们应该扮演更大的社会责任，包括环境保护方面、企业的价值观方面不是非常的清晰，老百姓的观点对民企的看法还是需要进一步改进的。民企应该尽快的扩大他们对自己企业、对社会的贡献。
展望未来，最大的挑战是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白热化。企业领导如何应对竞争？64%的企业增加海外介入的数量，54%的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三分之一决定进行海外并购，我们做了很多研究，有66%的并购交易是失败的，所以民办企业要想有效的进行并购挑战非常大。当然还需要更多的外部环境的支持，需要获得更多资本的渠道，包括有更适合他们成长的政府、政策，还需要吸引更优秀的管理人才。

弘鸿毅投资总裁赵令欢：大家好。弘毅投资是联想控股旗下专事并购投资的成员公司，我们成立的时间不长，但正好赶上中国这一轮发展的大潮，做了一些投资，特别是在国企改制方面。作为一个做股权投资的实践者，大家知道，股权投资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帮助被投企业价值提升而实现我们的回报，股权投资基金是一个新生事物，这个市场不断地在发展，但了解这个运作模式的人并不多，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虽然做股东，有的时候做很重要的股东，甚至是控股股东，但基金本身并不直接参与日常管理，而是通过董事会、通过公司的架构治理，来帮助企业做大做强，从而变成更有价值的公司。
先简短回顾一下我们国家企业的组成架构，我今天的分法不是学术性的分法，只是为了我下面讲话方便，大致用通常的做法，分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从一种所有制和架构，比如说国营工厂，通过20多年将近30年的不断改造，大多数已经建立了准或者是类似现代化企业的治理机构，比如股份制改造、董事会的治理，刚才周局已经介绍了引领这个潮流最新的实践。同时，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企业做公司的时候不讲究治理，讲究做生意，做大做强，如果在高度市场化的环境里竞争而且取胜，所以，管理的效益和目标变得重要，也需求有符合他们实行的治理结构。
现在我们在实践中经常看到的，首先，国有企业发展得很好，有我们国家发展的基础，但今天主要是想从以后改善的角度来说。国有企业仍然存在着股东缺位的现象，股东缺位有很多对企业长治久安和竞争力不利的因素，比如说管理层在管理公司时，在中、短、长目标之间的平衡会有问题，如果他只关心他是不是能够下一届连任，他可能比较注重短期的利益而不是企业长期的发展。
治理结构也滞后于市场的一些要求，比如刚才周局长强调的风险管理，现在股市虚高，其中一个贡献力量就是国营企业用他们可以占有的资金进入股市，这个实际上是对整个经济的影响都有很负面的作用，特别是现在股市一高一低，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因素，给国家做治理带来一些不便的因素。但是就企业本身来讲，这个风险也是十分大的，所以，治理结构不严谨或者不是很规范，会有一些对企业长期的生存和竞争力有影响的地方。
国有企业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都心知肚明，呼声越来越高，但是现在还没有找出更市场化、更系统的办法，就是企业管理层的利益和股东利益一致化的问题。我以前是管企业的，股东想和管理层博弈，通常股东输。当然，我们可以说，我是国有企业，我可以用组织的手法把你干掉，但是你想想，企业生存的目的是为了给企业的股东、给它的员工，用它的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创造价值，带来利益。把企业的领导人更换的过程也可能做了一件事，你要不听我的我可以管你，但是正好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就是企业的发展受到影响，所服务的对象也不应该受到影响，所以，不能简单的从谁管谁的角度，最重要的还是利益一致化。
民企也有问题，比如运作不规范导致的风险管理，现在民营企业发展很快，刚才鲍毅先生也有一些数字。但是民营企业也有很多风险，以前我觉得民营企业的战略管理不是特别的好，因为董事会基本上是一个人说了算，没有外家的有经验的人做指导，现在渐渐的变好，但是前面有很多兴旺发达的民企，但是很快大家总结出一个规律性的趋势，就是大起之后必有大落，比如挖煤挖出钱来之后想搞投资，但是他不懂得，他可以去搞投资，但是他会请会搞投资的人搞投资，但做老板做惯了，在煤方面投资，精力分散了，所以很多时候大落，随之而来变成规律性的事情。
这些事情都可以归属于治理和结构，从股权投资基金的实践来讲，我介绍一下我们的PE，它的历史也不长，只有30多年，它有一个大的生存背景。上世纪 60年代美国战后一片兴旺，很多企业发展起来挣很多钱，大的上市公司股权高度分散，管理层变了企业的主人，但是他们忘了真正的主人是他们的股东，所以，他们没有为回报股东最大化而工作。像AT&T是很典型的例子，管不了企业家，所以这个时候创造了很肥沃的土壤，PE应运而生，PE从一开始的概念来讲，希望集中股东和管理层说明几件重要的事情。刚才周局长讲的我们国家在央企里面做的外部股东的尝试，试图在做这些事情。
简练点说有几件事情：一是管理层经常从结构上能够知道或者有人告诉他你们是股东的代理人，如果不是股东的话，只是执行者和代理人。二是有专业的支持，股东会和董事会起这样的作用。三是在架构设计上力争让管理层变成股东，可以跟股东坐在一个椅子上。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非金融企业有兴旺的时候，有衰退的时候，我不想说这个贡献完全由PE做成，但是由于PE的做法，包括一些强硬的手段，实际上让所有的企业家和管理更关心他们在那儿为什么。
在中国PE刚刚发展也有很多成功案例，弘毅做国企改制很多，实际上把这几件事，股权基础、董事会治理和股东、管理层的利益一致化，通过股权、期权的方式保持统一，效果很好，现在只用三年做了中国最大的平板上市公司。
总结起来，公司的治理结构可以从股权的结构多元化做起，因为它会影响公司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还是企业家控制最大化。不光是要有这样的结构，还要有一个好的董事会，刚才几位嘉宾已经做了很多阐述，但是我还是想做一个重点的说明，最终让企业发展能够做的长治久安还是要靠把管理层的利益和企业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到目前为止，各种各样的试验之后，管理层持股还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

埃森哲大中华区主席李纲：我讲的是关于竞争力的问题。 到底什么是竞争力？靠什么去竞争？
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讨论这样一个题目，是在怎么样的环境下来讨论。我们是在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的前提下，我这里有很多的PPT，实际上是想说明什么问题呢？在最近，很多中国企业在上市以后，市值已经在世界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领先地位，比如中国石油的市值已经超过了壳牌，再比如说中信证券已经比美林还大，中国工商银行比花旗、摩根、大通加起来还大，中国人寿比我们所知道的安联、苏黎士加起来还大，中国移动，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有它的手机，它的市值比整个芬兰的证券市场的市值都大。
这些东西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振奋人心的信息，中国企业大起来了，走上了世界。这是不是代表有竞争力了？规模大当然好，有规模效应，有市场份额，但是在我们庆幸中国企业长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竞争力不只是一个规模，竞争力不只是说大了就有竞争力，因为竞争力本身是一种表现，表现一个公司的能力，而最终竞争力是要使一个公司基业常青。过去三年中，我们公司在全球研究6000家企业，就是在寻找什么样的企业才能够基业常青，有持续的竞争力。当然，我们做这个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出一个排名榜，我们不公开最终我们认为哪些企业是高绩效的，而我们更多的是跟大家分享这些企业在哪些行业为什么是高绩效的。
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全球高绩效的企业都有这三个要素：
第一，非常明确的市场聚焦和定位。这一点刚才神华的凌文也讲到了，从神华的角度来讲，他们非常清楚他们是以煤为中心做大能源的定位。还有很多经典的全球例子，比如丰田的市场定位也非常清楚，它要做到一个价格合理、质量一流的汽车制造商。三星做手机，它比谁起步都晚，它做成功也是市场聚焦，要做中高端，不做低端。
第二，有一个独特的能力。这个能力不是简单的让人复制的能力，因为复制了以后，所有人都可以做，比如说本田，我们知道它的汽车，但它独特的能力是制造小型汽柴油发动机，所以，它才能不断的在竞争市场当中取得一个领先的地位。
第三，绩效的底蕴。这个词可能比较别扭一些，实际上是一个软实力，一个公司的软实力包括公司的信誉、文化、公司的治理结构、它的绩效管理和创新能力，这些东西都是不易被人家复制的，可以学它的技术，但是这些技术很难学。我去过海航，跟陈总聊过，他们公司有非常强的公司文化。这三点是对任何一个企业需要能够有持续的竞争力必须考虑的。
我们的研究去年也推广到中国来，也研究了中国的企业，我们的研究范围当然是基于很多历史数据，所以我们只能够着重看已经上市的企业，而且已经上市了一段时间的企业。我们发现中国的企业总体讲起来，在刚刚这些方面，不管是高绩效还是普遍或者是一些低绩效的企业，中国的企业总体来讲，收入的增长都高于全球的同行，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跟中国现在的外部环境或者过去这些年的外部环境有关。但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盈利水平的问题，这个盈利水平不简单是年报上讲的利润率，这是一个投资的回报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差，总体讲起来，不管中国高绩效的企业，还是一般的平均值、低绩效的企业，都是远远的低于同行业的同行。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问题，中国企业要发展，要有竞争力，不能简单的寻求一个线性的发展历程，中国企业比较多的是先看收入增长，先把市场份额做大，然后再去考虑我怎么样来提高运营的效率、提高利润，再考虑怎么回报股东。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的比较抽象的线性的路径，比较多的企业是遵循这条路径的。我们同时也发现，中国的高绩效企业基本上把这三个东西线性的并行起来，把收入增长、利润增长、股东回报，同时考虑。
最后，我讲一下中国企业在过去这些年由于外部的环境、中国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中国的企业从本地企业变成全国性的企业，变成全球性的企业，经历了大概15年的历程，而美国的企业可能走过一个世纪，欧洲的企业也走过了几十年，日本、韩国的企业都走了二三十年，中国的企业走得非常快。走得非常快并不代表我们一定能赢、一定有竞争力，而是我们怎样把这个长跑，接下去跑得赢，怎样在中国的市场以及在国际上，能够在竞争中取胜，还是要回到刚刚讲的问题，我们必须要从市场定位、独特能力和软实力三个方面同时着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张维迎：讲几个观点。第一，企业存在的理由是什么。简单的说，企业是要创造价值，任何公司治理的设计必须有助于企业最大化它的价值。但是非常遗憾，现在有关公司治理的好多讨论，甚至一些法律，都集中在怎么分配价值，而不是创造价值。包括美国的萨班斯法案，过分的注重分配价值，防止偷钱，而没有多考虑怎么让人赚钱，我想这是不好的。这个观点不是我今天讲的，在这个法律一出来的时候就讲过。
第二，要让一个企业创造价值，从智力的角度有两大问题：一是怎么学好人，也就是领导企业的这个企业家；二是怎么调动人的积极性。任何一个公司的治理结构，一个董事会的组成，如果不能够选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执掌这个公司不能叫做一个好的治理结构。非常可惜，现在很多公司治理评比都在一些次要的指标上，包括信息披露是不是准确等等，而没有回归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个公司是不是能选出来最好的领导人管理它。
第三，一个好的董事会是合而不同的董事会。“合”指的是这个公司所有的董事会成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有一些基本的价值理念是大家共同认同的，但是他们的专业素质、思考问题的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董事会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应该是全体一致同意的，如果一个董事会的决议，在投票的时候有60%的人同意，40% 的人不同意，这个董事会如果经常是这样，绝对不是一个好的董事会。一个有效的董事会运作最后通过一个讨论达成一致。一个好的董事会绝对不能成为一个互相掣肘、勾心斗角的董事会，如果有这样的董事会，也许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阻挡这个公司，但绝对不是一个创造价值的董事会。
第四，董事会的意思是按照一个投票的规则，但是董事会必须有一定的主导力量，谁来主导这个董事会？我想谁在执掌这个公司的运作，谁就应该是这个董事会的主导力量。如果在董事会当中，比如董事长或者CEO，如果董事长不在公司的日常运作的话就是CEO，不能够具有很强的领导力，在董事会上说的话，很多事情都没法算数，这也不是一个好的董事会。现在公司治理的讨论有一个误区，就是小股东总是对的，这个观点本身是错的，好多的小股东是很有问题的，我们需要企业，有些企业家看问题比别人看得远，更深谋远虑，更有决策力，如果每一个小股东，或者他的意见都是对的话，确实意味着我们不需要企业家也不需要企业，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出了小小的钱，认为自己有很多的发言权，就胡说八道，最后这个公司过分听他们的意见，就没有办法运作。
第五，产权制度对公司治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我认为是公司治理的基石，没有一个好的产权制度不可能有一个好的公司治理，这一点我仍然认为国有企业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有一个持续、有效的公司治理。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一下国有企业背后一整套人事任免的运作，大家可能会同意我的观点。
有一个现实的例子，我曾经两次曾经国资委组织的大中企业的高层领导的选拔，主要是公开选择副总。在选中远集团副总的时候，选择委员会里面有中青旅的老总，中青旅的老总问我，张教授，我有一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应该选一个好人还是选一个坏人？我说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选一个好人对不起我的股东，因为他是我的竞争对手，我选一个坏人对不起党，因为党让我们来选人。所以表明我们在任命的过程中，对公司董事或者对选人方面的基本诚信责任的冲突没有认识清楚，一个董事不可以同时坐在与他的股东利益冲突的位置上，但我们现在国有企业的任命仍然当做干部任命，而不是真正按照公司的有效治理来做。特别是好多情况下，没有办法坚守公司诚信要求，而我并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
第六，回归一个基本的主题，公司是一个合同，是一个契约，是当事人为了最大化价值而签订的一个契约。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把公司治理的大量问题留给当事人本身，给他们更多的自由的签约权利，而不应该把大量的权力收归于政府和立法机构，但是非常遗憾，现在好多的讨论，好象把公司治理变成政府的问题、变成法律的问题，如果这样下去，我觉得公司可能不是在创造价值。

Ⅲ 听说沣沅弘去年在创富共荣高沣论坛发布了一个《家族办公室发展报告（2017）》，主要讲了什么

这个报告主要以新时代企业为模板，在分析概览国际市场、国内市场发展的回基础上，重点阐释了家族办答公室的公司治理、业务模式、产品服务和系统建设等，内容覆盖了银行系家族办公室、信托系家族办公室和独立家族办公室等类型。

Ⅳ 试述如何进行农村社区工作的品牌化建设。求解答！

试述如何进行农村社区工作的品牌化建设。求解答！
这位知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担负着实现城乡一体化和促进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重大使命，然而，它当前的建设方向并不明确，正在实施的建设行动也颇受争议。本文以城乡一体化为视角，分析了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制度失误和滕尼斯式社区的“天堂”特性，认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既要去城乡“二元化”、去“天堂”社区的“天真性”，又要留住传统农村社区的温馨，并且还要与城市社区对接，使生活在新型农村社区的居民能分享到与城市市民等值的公共服务，并过上与城市市民一样的社会生活。 一、问题提出：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与价值旨趣 当下中国农村，村改社区的步伐明显加快，不仅城市郊区农村因城市空间拓展被改制为社区，一些远郊农村甚至边远农村也在加快村改社区的速度，江苏、山东等省有近一半的社区为“村改居”社区。这些脱胎于农村村庄的新型社区，正如有论者说的，①其中不少是把村委会牌子换成居委会牌子的“换牌”社区，社区的公共服务和管理、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等与行政村没有什么差别。如此，针对广大农村地区正在推行的村改社区项目或工程，学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观点认为，地方政府之所以在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中热衷于村改社区，其动机在于寻土地财政这个“经济租”；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村改社区的方向没有问题，改制是必要的，且迟早要发生，这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的内在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主要按照“改造”或“治理”的逻辑方式进行农村社区建设。首先，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中村和城市郊区农村的社会问题凸显，于是政府加大了对这些农村的改造力度，努力使其尽快融入城市社会。综观近年来有关城中村和郊区农村的改造或建设政策，我们不难发现，政府的主要企图不是建设，而是通过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措施，使这些地方脱胎换骨，直至被城市同化。其次，以自然村或行政村为管理单位，在村民自治制度基础上进行自治型农村社区建设。这类农村社区建设主要针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社会施行的村民自治制度不足而进行的，是村庄自觉开展的社区建设活动，如一些地方农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志愿者协会、卫生环境监督站、公益事业服务站、社会互助救济站、问题活动联络站、民间纠纷调解站等，以便于更好地发展农村社区的公益事业、调节农村社区的社会关系、丰富农村社区的服务生活。 以上两种社区建设对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社区建设不具有借鉴意义：自2006年新农村建设以来，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就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不少农村，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加快了社区建设速度，如江苏、浙江、山东、河北、重庆等省市都开展了以农民向城镇或集聚社区集中为主要内容的社区建设。虽然有一些学者对农民转移或集中型社区建设提出了质疑，甚至要求中央政府“叫停”地方政府这类建设行为，②但更多学者对这一实践予以肯定，认为农民集中促使了工业化程度高的村落农民向城镇或聚集区集中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它符合城乡一体化引导农民到城镇或中心社区居住的趋势要求，“体现了对农村‘就地城镇化’的积极回应和对‘村民自治’体制局限性的超越，具有真正的现代色彩，是我们可以预测的未来农村社区建设的理想模式，也是当前中部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应该重点推介的模式。”③ 我国城市化已经升级为城乡一体化，农村社区建设不能仿照城市社区的建设逻辑，冀望把农村社区建成为类似于城市的社区，也不能承继城乡二元分化时期的“村治”逻辑，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等同于社区治理。由于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发展的“顶级阶段”，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强调“城乡社会的有机融合和整合”，④体现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取向，这既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价值旨趣，更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逻辑皈依。 二、追溯失误：农村社区建设的演进与制度安排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改造了传统共同体，所不同的是，有的国家先发展工业、建设城市，然后再吸引乡村人口到城镇聚集；而另一些国家则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农村共同体的人们离开土地到城市工作，并使其在城市永久性居住。我国近代对乡村共同体的改造力度不断加大，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权力全面介入乡村共同体的改造，村庄与社会步入同构状态。起初，国家权力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的形式组织农民经济合作，企图改造村庄农民的个体性、自私性，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在此基础上，国家权力又在农村建立了“政经不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直接从事农村“工、农、兵、商、学”等各项事业。尽管人民公社时期的村庄共同体表现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但农民的居住、生产、生活的空间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生产队这个最基础的管理单位仍为村庄共同体的生产单位和核算单位，血缘共同体或家族共同体并没有因国家权力介入而瓦解：它仍是一个熟人共同体，其社会资本如信任资本、关系资本等并没有减少；人民公社的“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的管理模式只是让村庄原生态共同体转变为生产集体化、生活集中化的共同体；国家实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事务日益颓废，最严重的是农村社区的生产生活设施损坏严重，有的已失去其基本功能。好在这种状态持续时间不长，国家权力安排的村民自治制度为村庄管理提供了新的渠道。至此，农村不再是组织化、行政化的集体组织，而又回归为人们共同居住、共同生活、共同交往，且具有明确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从表面上看，此时的农村社会共同体已经“去行政化”、“去集体化”，好像是拟单位制的队、社重新回到社区，并且与城市社区相似。但其实不然，国家权力对农村基层的放权让利没有赋予农村社会共同体与城市社区同样的发展权利，农村社区仍延续着二元固化结构前行。其一，国家行政权力上收至乡镇，村民获得了更多的自治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建设农村社区，但除少数经济发达的农村社区外，大多数农村社区“难做无米之炊”，普遍缺乏建设资金；其二，“三提五统”取消后，农民的经济负担大大减轻，但政府并没有像对待城市社区那样承担起建设农村社区的责任，村庄必需的公共产品只得求助于“一事一议”方式解决；其三，国家发展公共事业的重点没有真正转移到农村，农村居住环境及其配套设施与城市社区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一些地区继续扩大。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造成农村社区建设落后及其公共服务水平低的制度诱因。城乡二元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一直影响并制约着农村社区建设：在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由于国家与社会处于同构状态，农村社区建设和发展必须听从国家制度的歧视性安排，不仅得不到国家的建设资金，反而还要从物质、资金上支持城市建设；改革开放后，虽然农村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国家在农村社区建设上仍延续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取多予少，农村的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停滞不前，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倒退，这种状况直至新农村建设开展后才有所转变。就此而言，国家的城乡二元化制度安排严重阻碍了农村社区建设，农村新型社区建设首先要在制度上“去二元化”。唯有制度安排做到城乡一体化，才能更有效地推动农村社区建设。 三、新型农村社区：温馨的“天堂” 1887年，滕尼斯在他的成名作《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首次提出共同即社区的概念，认为社区就是由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所组成的关系亲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共同体”，人们在这个“共同体”中“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⑦自此，后人在有关共同体的诠释中通常把滕尼斯描述的“共同体”喻为“天堂”：它是一个“温馨圈子”，“在这一‘温馨圈子’内，人们不必证明任何东西，而且无论做了什么，都可以期待人们的同情与帮助”；⑧人们互相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⑨相对于滕尼斯的“社会”而言，滕尼斯的“天堂”共同体看似十分完美，“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⑩当今中国农村正在大力推进“村改居”和社区建设，其目标是要建构一个新型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不过，这个共同体肯定不是滕尼斯的天堂社区。对此，早有学者研究指出，滕尼斯社区已经瓦解且一去不复返。代表性观点有两个：一是德鲁克的，他认为滕尼斯所看到的共同体，在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中“全都消失了”； 瑏瑡二是鲍曼的，他认为滕尼斯的天堂社区是建立在“单纯天真”基础上的，“一旦单纯天真失去了，原来的幸福也就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即“共同体一旦‘解体’，它就不能像凤凰涅槃一样被再次整合为一体”。 瑏瑢尽管德鲁克和鲍曼看待滕尼斯社区的视角不一样，一个把它的消亡归因于社会发展，认为社会发展将使“新兴社会体”代替“传统共同体”，另一个把它的消亡视为共同体“天真和原始”的失去，并且认为“再多的汗水，也永远不会重新打开那扇通往共同体的天真、原始的同一与安宁的大门”， 瑏琐但他们都认为滕尼斯社区是“天堂”，且已经不存在。 既然滕尼斯社区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中已经瓦解且“一去不复返”，那么，处于工业化发展中后期的我国农村社区建设是不能找回“天堂社区”。 之所以如是说，不仅在于滕尼斯社区的那份“天真”、“原始”无法找回，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它并非是让人羡慕的“天堂”：生活在滕尼斯社区中的人们尽管过着无忧无虑、自得其乐的生活，但这个共同体是封闭保守、循规蹈矩、清贫无欲的，一旦遇到利益的诱惑或“开化”，将在顷刻间分崩离析，并且再也无法修复。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需要辨证地看待滕尼斯社区，不要因为它是“天堂”，就一定要在农村共同体改制中构建一个类似滕尼斯社区的“天堂”；也不要全盘否定滕尼斯社区，毕竟它蕴涵诸多合乎人性需求的、难以割舍的、令人向往的“天堂”因素。 鉴于此，今天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虽然不可能找回滕尼斯社区的“天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在社区改制或建设中抛弃“天堂”社区的“温馨”。城乡一体化对农村社区建设的影响是广泛的、深刻的，以单个大型的家庭或氏族为主体型构村落共同体必然要被多异族的新兴社会体所取代，传统的人际关系也必然要被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人际关系所取代，血缘关系纽带功能将逐渐式微。尽管如此，但新型农村社区毕竟起源于传统共同体，它们有着共同的根基，如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还将继续持久地影响新型农村社区。这正如滕尼斯强调的：“即使这种原初的共同存在、共同生活以及共同工作的状态已被改变，它依然保留并能更新其精神的形式、政治的形式以及其合作的功能。” 然而可惜的是，我国一些村改社区，包括城中村社区和市郊社区，在其建设过程中，虽然改善了居民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但新型社区的高层住宅和防盗系统已经不便于居民串门聊天，不便于居民开展互帮互助活动，尤其是社区内“公共空间越来越少，一些幸存的公共空间的功能也弱化了”，社区正在向城市“陌生化”社区演变， 瑏瑦居民间的关系渐趋生疏、冷漠。对这一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引发的次生现象，社区建设者必须给予足够重视。诚然，城乡一体化战略是赋予了我们改造传统农村社区和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使命，但我们不能片面地追求农民集中居住，惟改造和建设是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守住“天堂”社区那份温馨。 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挑战与取向 （一）面临挑战 从近年来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看，我国农村社区建设面临诸多挑战。一是国家权力改造了传统的农村社区，原有牢固的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网络被打破，沾亲带故的温情关系让位于组织化、单位化、制度化的业缘关系，农村社区共同体的凝聚力大大削弱；二是尽管改革开放后农村社区不乏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但这些精英对社区的整合能力不及昔日族长——精英们为赢得社区控制权展开的博弈，不仅影响、削弱了精英们自身力量的发挥，而且还致使农村社区难以形成持久影响力、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的权威中心；三是村民的利益表达“碎片化”、“原子化”，村民更多的是以个人身份解决面临的问题，“即使是在多人面临类似问题时也很少出现一个有效的组织框架来解决此类问题”；四是市场经济发展激发了村民的“私性”，随之而来的是居民之间的信任程度降低、互动频数减少、关系网络疏远、活动空间缩小，农村社区变得越来越“陌生”。更严重的是，由于在比较利益驱使下，离乡进城的农村人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村庄日渐空心化或半空心化，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很难进行有效的社区建设行动。 由此观之，眼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处理能不能建设的问题。从国家政策安排看，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和“把公共事业建设重心转移到农村”等系列政策，以及国家增加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大家电下乡力度、提高农村居民医疗和养老保障水平、增加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等系列强农惠农举措，为建设好农村社区提供了有力支持。从实践过程看，尽管中国农村社区总体上仍较落后，城乡差距大，尤其是西部山区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饮水安全、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非常缺乏，农村社区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社区建设成功经验已经证明，按照城乡一体化理念建设高水平农村社区是完全可能的。 （二）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取向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村社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的农村社区建设速度快，整体发展水平高，有的甚至超过部分城市社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可以超越城市社区建设经验，也不意味着可以在农村建设城市社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兼顾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两个方面，遵循自身的发展取向。 1、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符合村情。 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不同，主要有：（1）城市社区成员来自不同的工作单位、不同的职业，人员结构复杂，加上日常交流少，难有共同的社区认同；而农村社区居民多数来自同一个或临近几个行政村，大家相互认识、彼此熟悉，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也基本相同，容易达成文化认同。（2）城市社区成员的生活、工作背景大相径庭，阶层差距大，难形成共同的意志表达，更缺乏团结一致的集体行动；而农村社区成员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加上在同一地域劳动、生活中结成的深厚情谊和真诚信任，有助于形成社区凝聚力。（3）城市社区与生产单位是分离的，社区仅是社会生活场所，其经济功能微乎其微；而农村社区与农田相邻，成员的经济行为多发生在农业生产经营上，即使一些居民已经不再从事农业劳动，但他们的亲戚、朋友多是农业劳动者。（4）城市社区有党委（党支部）、居委会、物业管理委员会、业主管理委员会、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及各式各类民间组织；而农村社区的组织结构比城市简单，尤其是改制不久的农村社区，仍延续行政村的组织建制，大多数事务都由社区党组织、居委会来承担。既然农村社区具有与城市社区不同的特点，那么，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就要立足于乡村熟人社会的传统美德和良好惯习，尽可能多地在社区建设中守住熟人社会的“脉脉温情”，不能让“城市病”感染了农村新型社区。 2、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对接城市社区。 一方面，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超越传统农村建设方式，强调与城市社区对接。传统农村建设是农村集体组织主持实施的，主要依靠农村社会成员出资、出力进行，其档次、规模、水平都没有与城市社区对接或并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则要突破乡村藩篱束缚，从节约建设成本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角度整合分散、凌乱的村庄，即不仅要把农村建设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更要“借鉴城市社区的公共服务理念和机制，以社区为公共平台，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推进社区公共服务事业，让居住在农村同一区域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得到平等、良好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防止复制城市社区建设样式。城市社区公共设施齐全，公共服务供给水平高，这些无疑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参照物，但城乡一体化并非城乡一样化，也不是要消灭农村，建设要立足于农村发展趋势，其目标是建设更有活力、更有魅力、更有吸引力、更适宜居住的美好家园。这个家园的形体特征可能没有城市社区“高贵”、“妖娆”，但内在美毫不逊色于城市社区，即新型农村社区里的居民既能享有城市居民等值的公共服务，又能拥有城市社区居民冀望但又很难在城市社区得到乡土生活。 3、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着力培育居村市民。 “农村社区建设者在构建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能否充分认识农民对农村社区建设的认知、意愿和公共需求，事关农村社区建设能否顺利推进”。 瑏莹社区与行政村不一样，自治机构、居民集中程度、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组织机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较大的区别，居民的身份也不同。因此，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在加强居住区的道路、水电、路灯等公共设施建设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建设的基础上，要着力培育新型居民，即居村市民。 居村市民是相对于城市市民而言的，指居村乡村城镇社区和农民集中（中心）社区的居民。居村市民既不同于农民，也不同于城市市民。首先，居住在农村社区里的居民不再是农民，即使有一部分人仍从事农业劳动，但他们最终将要分化为非农职业者和职业农民，与城市市民一样，都是居民；其次，虽然当前居住在农村社区里居民与城市社区居民仍有区别，一个居住在城市，一个居住在农村城镇或集中居住区，享有的公共服务范围、水平也不尽完全相同，但随着城乡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他们间的差距势必越来越小，甚至相反。

本文摘自网络，仅供参考

Ⅳ 有谁知道"曲"姓家族是怎么由来的.

曲（Qū）
曲姓出自姬姓，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晋国。晋穆侯林生封他的少子成师于曲沃（今天山西省境内），其后世子孙就以封地名作为了姓氏，后来又改复姓“曲沃”
为单姓“曲”。曲环是唐朝的司空，曾经做过晋昌郡王。曲端是宋朝的宣州观察使，好读书，善作文章，长于兵略。曲廉，明朝县官，治理水患，政绩优良。
曲迎林 黑龙江佳木斯郊区教师
一、姓氏源流
曲（Qū）姓源流纯正，源出有二：
1、出自姬姓，以地名为氏。据《风俗通义》所载，上古周朝时期，周武王将第三个儿子封在晋地，这位王子叫叔虞。叔虞的第八代孙子即春秋晋国的晋穆侯，晋穆侯又封其少子成师于曲沃那人地方（在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北）的首领，成师的支孙就以封地名作为了姓氏，为曲沃氏。后来又改为单姓曲，遂有曲氏，世代相传。
2、源于夏王桀的大臣曲逆，他的子孙中也形成一支曲姓。
得姓始祖：曲沃桓叔。成师，西周末东周初时晋国人，周武王第三子叔虞之九世孙，穆侯林之子，文侯仇之弟。仇子昭侯时，封其叔于曲沃，是为曲沃桓叔。曲沃之地大于晋之国都，再加上桓叔德行高尚，颇得曲沃国民拥戴。后晋臣潘父弑昭侯，而迎立桓叔，由于晋之臣民同仇敌忾，桓叔败回曲沃，于数年后（公元前732年）郁郁而终。其子曲沃庄伯亦曾兴兵攻晋，但不得结果。传至其孙曲沃武公姬时，族强势大，民心多附，他连杀三君（哀侯、小子侯、侯缗），尽并晋地，而代晋为诸侯，史称晋武公。武公代晋后，仍都原晋之国都一翼（今山西省翼城），而留居曲沃之宗族，后以地为氏，称曲姓，并尊曲沃桓叔为得姓始祖。 ?SOj+~ )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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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迁徙分布
曲姓发源于今山西曲沃一带，在得姓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基本繁衍生息于此。战国时，三国分晋，曲姓有因仕宦关系或其他原因进入今河北、河南之地者，而繁衍于祖居地之曲姓则由于种种原因或北徙今山西临汾一带，或南迁至今山西、河南间地的陕县一带，进而进入陕西。秦时，有御史名曲宫，便是曲沃桓叔之裔孙。两汉之际，曲姓除在今陕西临汾、河南陕县一带繁衍迅速以外，还有一支北迁雁门郡，并在该地逐渐形成大的聚落。魏晋南北朝时期，曲姓在今陕西临汾、河南陕县一带族大势众，人口兴旺、昌盛，为曲姓平阳郡望、雁门郡望、陕郡郡望。隋唐两代，曲姓上述郡望仍在，尤以陕州安邑（今山西省夏县）人曲环为其杰出代表。其客居陇右（今青海东郡）子孙有落籍此地者。唐末，曲承裕由于仕宦的原因进入安南，子孙留居当地。两宋时，特别是赵宋王朝偏安江东后，曲姓徙入南方者渐渐多起来。明初，山西曲姓作为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今陕西、甘肃、河北、山东、北京等地。此后至清中叶，曲姓逐渐散居于内蒙、湖北、广西、广东、云南等广大省份。清康熙年间以后，山东、河北等地的曲姓因为谋生的原因进入东北三省，子孙遂留居当地。解放后，伴随开发北大荒、军垦、农垦之运动，有更多的曲姓落籍东北。曲姓基本上以山西曲沃为中心繁衍播迁，明朝以前，主要聚居于山西境内和山西与河南交界处，明朝初年的移民运动才使曲姓先民向中国北方各省扩散。元末农民大起义后建立起来的明王朝，面临的是这样一种状况：一方面农民军给蒙、汉贵族、地主阶级以沉重地打击，蒙古统治集团被推翻，许多汉族地主被杀，由于封建统治者在镇压农民起义中的大肆屠杀，元朝统治集团的内部厮杀以及盘踞在地方上的军阀混战，使得社会经济残破，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山东、河南地区长期受到元朝军阀的摧残，以至道路榛塞，人烟断绝，多为无人之处。朱元璋建立的新王朝，如不设法改变这一状况，显然是不能持久的。所以，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安定社会、组织生产的措施。其中屯田是很重要的措施。屯田计有军屯、民屯、商屯三种形式，以军屯规模最大，组织也最完备。而“移民就宽乡”，实行民屯也是重要措施之一，与当时北方其他省份相比，山西一带既无兵燹之苦，也无灾荒之害，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丁兴旺，人口数量高达400多万，比当时河北、河南两省的人口之和还要多，所以成为人口输出的主要基地。据青岛地区周围、特别是崂山一带村庄的家谱记载。大多数村庄家谱均记载，其祖先自云南迁移而来，其中曲姓村庄亦有同样记载，如沙子口街道南姜村曲氏族谱，开篇即记有：“据传，先祖于明朝永乐年间自云南大槐树里头迁移而来……”虽是据传，但再结合周围其他村庄及有关史料记载，应该说，南姜曲姓为明朝移民，这一点基本符合史实。但有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大多数家谱都记载，其先祖来自云南而不是山西。对这个问题，早在文革前《光明日报》就曾发表过一篇题为《要问祖先何处人，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文章，引证了大量的权威性资料，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如今，曲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尤以辽宁、黑龙江等省份多此姓，二省之曲姓约占全国汉族曲姓的百分之五十五。曲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百六十四位的姓氏，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零六。
三、历史名人
曲 环：唐代安邑人，官至司空，封晋昌郡王。善兵法，善骑射。天宝年间（742-756年）授果毅别将。安禄山反，守邓州，平河北，败吐蕃，威名大震。后任陈许节度使，宽赋税，简条教，不三年乃五谷丰登。=Nqwu.e~b
曲 端：北宋人，文韬武略集于一身，惩罚了贪官污吏、奸诈小人，老百姓心里高兴，安居乐业。官宣州观察使，好读书，善作文章，长于兵略。后来被奸臣陷害，死在大牢里，人们都感到万分痛惜。HrubZ
曲 廉：明朝县官，治理水患，奖励耕种，政绩优良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平阳郡：三国魏置，治所在今山西省临汾县西南。
雁门郡：战国赵置，此后多以雁门为郡、道、县建制戍守。雁门关之称，始自唐初。因北方突厥崛起，屡有内犯，唐驻军于雁门山，于制高点铁裹门设关城,戍卒防守。
陕 郡：治所陕城（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h(?.g
晋昌郡：晋分敦煌郡置晋昌郡，治所在今安西东南。辖今安西、玉门市一带。其地在隋时均属敦煌郡，唐又析出为瓜州晋昌郡。
安康郡：即金州，古地名，西魏始置。隋改为西城郡，宋曰金州安康郡，治所西城（即今陕西省安康县）。
2、堂号（缺）
【曲姓宗祠通用联
〖曲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金城望族；
泉郡名宗。
——佚名撰曲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晋·曲见为金城豪族。下北典指北齐酒泉人曲珍，善骑射，封安康郡王。
安康世泽；
陕郡家声。
——佚名撰曲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曲姓的郡望。（见上题头《四、郡望堂号·1、郡望》介绍）
〖曲姓宗祠五言通用联〗
工书娴将略
宽赋养民生。
——佚名撰曲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代镇戎人曲端，字正甫，工书而能文，娴熟兵略。官泾原路将，对外抵御西夏军，对内安定地方，以至路不拾遗。后历官宣州观察使、渭州知州。下联典指唐代安邑人曲环，喜读兵法，善于骑射。天宝年间任果毅别将，安禄山叛乱时，他参与讨伐史朝义，平定河北，又大破吐蕃兵，威名大震，封晋昌郡王。后任陈许节度使，宽赋敛，减苛政，不到三年而使境内五谷丰登。
〖曲姓宗祠七言通用联
工书文而娴将略；
宽赋敛以养民生。
——佚名撰曲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曲端事典。下联典指唐·曲环事典。

Ⅵ 如何做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作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担负着实现城乡一体化和促进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重大使命，然而，它当前的建设方向并不明确，正在实施的建设行动也颇受争议。本文以城乡一体化为视角，分析了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制度失误和滕尼斯式社区的“天堂”特性，认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既要去城乡“二元化”、去“天堂”社区的“天真性”，又要留住传统农村社区的温馨，并且还要与城市社区对接，使生活在新型农村社区的居民能分享到与城市市民等值的公共服务，并过上与城市市民一样的社会生活。 一、问题提出：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与价值旨趣 当下中国农村，村改社区的步伐明显加快，不仅城市郊区农村因城市空间拓展被改制为社区，一些远郊农村甚至边远农村也在加快村改社区的速度，江苏、山东等省有近一半的社区为“村改居”社区。这些脱胎于农村村庄的新型社区，正如有论者说的，①其中不少是把村委会牌子换成居委会牌子的“换牌”社区，社区的公共服务和管理、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等与行政村没有什么差别。如此，针对广大农村地区正在推行的村改社区项目或工程，学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观点认为，地方政府之所以在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中热衷于村改社区，其动机在于寻土地财政这个“经济租”；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村改社区的方向没有问题，改制是必要的，且迟早要发生，这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的内在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主要按照“改造”或“治理”的逻辑方式进行农村社区建设。首先，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中村和城市郊区农村的社会问题凸显，于是政府加大了对这些农村的改造力度，努力使其尽快融入城市社会。综观近年来有关城中村和郊区农村的改造或建设政策，我们不难发现，政府的主要企图不是建设，而是通过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措施，使这些地方脱胎换骨，直至被城市同化。其次，以自然村或行政村为管理单位，在村民自治制度基础上进行自治型农村社区建设。这类农村社区建设主要针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社会施行的村民自治制度不足而进行的，是村庄自觉开展的社区建设活动，如一些地方农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志愿者协会、卫生环境监督站、公益事业服务站、社会互助救济站、问题活动联络站、民间纠纷调解站等，以便于更好地发展农村社区的公益事业、调节农村社区的社会关系、丰富农村社区的服务生活。 以上两种社区建设对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社区建设不具有借鉴意义：自2006年新农村建设以来，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就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不少农村，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加快了社区建设速度，如江苏、浙江、山东、河北、重庆等省市都开展了以农民向城镇或集聚社区集中为主要内容的社区建设。虽然有一些学者对农民转移或集中型社区建设提出了质疑，甚至要求中央政府“叫停”地方政府这类建设行为，②但更多学者对这一实践予以肯定，认为农民集中促使了工业化程度高的村落农民向城镇或聚集区集中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它符合城乡一体化引导农民到城镇或中心社区居住的趋势要求，“体现了对农村‘就地城镇化’的积极回应和对‘村民自治’体制局限性的超越，具有真正的现代色彩，是我们可以预测的未来农村社区建设的理想模式，也是当前中部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应该重点推介的模式。”③ 我国城市化已经升级为城乡一体化，农村社区建设不能仿照城市社区的建设逻辑，冀望把农村社区建成为类似于城市的社区，也不能承继城乡二元分化时期的“村治”逻辑，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等同于社区治理。由于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发展的“顶级阶段”，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强调“城乡社会的有机融合和整合”，④体现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取向，这既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价值旨趣，更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逻辑皈依。 二、追溯失误：农村社区建设的演进与制度安排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改造了传统共同体，所不同的是，有的国家先发展工业、建设城市，然后再吸引乡村人口到城镇聚集；而另一些国家则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农村共同体的人们离开土地到城市工作，并使其在城市永久性居住。我国近代对乡村共同体的改造力度不断加大，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权力全面介入乡村共同体的改造，村庄与社会步入同构状态。起初，国家权力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的形式组织农民经济合作，企图改造村庄农民的个体性、自私性，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在此基础上，国家权力又在农村建立了“政经不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直接从事农村“工、农、兵、商、学”等各项事业。尽管人民公社时期的村庄共同体表现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但农民的居住、生产、生活的空间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生产队这个最基础的管理单位仍为村庄共同体的生产单位和核算单位，血缘共同体或家族共同体并没有因国家权力介入而瓦解：它仍是一个熟人共同体，其社会资本如信任资本、关系资本等并没有减少；人民公社的“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的管理模式只是让村庄原生态共同体转变为生产集体化、生活集中化的共同体；国家实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事务日益颓废，最严重的是农村社区的生产生活设施损坏严重，有的已失去其基本功能。好在这种状态持续时间不长，国家权力安排的村民自治制度为村庄管理提供了新的渠道。至此，农村不再是组织化、行政化的集体组织，而又回归为人们共同居住、共同生活、共同交往，且具有明确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从表面上看，此时的农村社会共同体已经“去行政化”、“去集体化”，好像是拟单位制的队、社重新回到社区，并且与城市社区相似。但其实不然，国家权力对农村基层的放权让利没有赋予农村社会共同体与城市社区同样的发展权利，农村社区仍延续着二元固化结构前行。其一，国家行政权力上收至乡镇，村民获得了更多的自治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建设农村社区，但除少数经济发达的农村社区外，大多数农村社区“难做无米之炊”，普遍缺乏建设资金；其二，“三提五统”取消后，农民的经济负担大大减轻，但政府并没有像对待城市社区那样承担起建设农村社区的责任，村庄必需的公共产品只得求助于“一事一议”方式解决；其三，国家发展公共事业的重点没有真正转移到农村，农村居住环境及其配套设施与城市社区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一些地区继续扩大。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造成农村社区建设落后及其公共服务水平低的制度诱因。城乡二元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一直影响并制约着农村社区建设：在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由于国家与社会处于同构状态，农村社区建设和发展必须听从国家制度的歧视性安排，不仅得不到国家的建设资金，反而还要从物质、资金上支持城市建设；改革开放后，虽然农村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国家在农村社区建设上仍延续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取多予少，农村的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停滞不前，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倒退，这种状况直至新农村建设开展后才有所转变。就此而言，国家的城乡二元化制度安排严重阻碍了农村社区建设，农村新型社区建设首先要在制度上“去二元化”。唯有制度安排做到城乡一体化，才能更有效地推动农村社区建设。 三、新型农村社区：温馨的“天堂” 1887年，滕尼斯在他的成名作《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首次提出共同即社区的概念，认为社区就是由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所组成的关系亲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共同体”，人们在这个“共同体”中“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⑦自此，后人在有关共同体的诠释中通常把滕尼斯描述的“共同体”喻为“天堂”：它是一个“温馨圈子”，“在这一‘温馨圈子’内，人们不必证明任何东西，而且无论做了什么，都可以期待人们的同情与帮助”；⑧人们互相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⑨相对于滕尼斯的“社会”而言，滕尼斯的“天堂”共同体看似十分完美，“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⑩当今中国农村正在大力推进“村改居”和社区建设，其目标是要建构一个新型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不过，这个共同体肯定不是滕尼斯的天堂社区。对此，早有学者研究指出，滕尼斯社区已经瓦解且一去不复返。代表性观点有两个：一是德鲁克的，他认为滕尼斯所看到的共同体，在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中“全都消失了”； 瑏瑡二是鲍曼的，他认为滕尼斯的天堂社区是建立在“单纯天真”基础上的，“一旦单纯天真失去了，原来的幸福也就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即“共同体一旦‘解体’，它就不能像凤凰涅槃一样被再次整合为一体”。 瑏瑢尽管德鲁克和鲍曼看待滕尼斯社区的视角不一样，一个把它的消亡归因于社会发展，认为社会发展将使“新兴社会体”代替“传统共同体”，另一个把它的消亡视为共同体“天真和原始”的失去，并且认为“再多的汗水，也永远不会重新打开那扇通往共同体的天真、原始的同一与安宁的大门”， 瑏琐但他们都认为滕尼斯社区是“天堂”，且已经不存在。 既然滕尼斯社区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中已经瓦解且“一去不复返”，那么，处于工业化发展中后期的我国农村社区建设是不能找回“天堂社区”。 之所以如是说，不仅在于滕尼斯社区的那份“天真”、“原始”无法找回，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它并非是让人羡慕的“天堂”：生活在滕尼斯社区中的人们尽管过着无忧无虑、自得其乐的生活，但这个共同体是封闭保守、循规蹈矩、清贫无欲的，一旦遇到利益的诱惑或“开化”，将在顷刻间分崩离析，并且再也无法修复。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需要辨证地看待滕尼斯社区，不要因为它是“天堂”，就一定要在农村共同体改制中构建一个类似滕尼斯社区的“天堂”；也不要全盘否定滕尼斯社区，毕竟它蕴涵诸多合乎人性需求的、难以割舍的、令人向往的“天堂”因素。 鉴于此，今天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虽然不可能找回滕尼斯社区的“天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在社区改制或建设中抛弃“天堂”社区的“温馨”。城乡一体化对农村社区建设的影响是广泛的、深刻的，以单个大型的家庭或氏族为主体型构村落共同体必然要被多异族的新兴社会体所取代，传统的人际关系也必然要被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人际关系所取代，血缘关系纽带功能将逐渐式微。尽管如此，但新型农村社区毕竟起源于传统共同体，它们有着共同的根基，如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还将继续持久地影响新型农村社区。这正如滕尼斯强调的：“即使这种原初的共同存在、共同生活以及共同工作的状态已被改变，它依然保留并能更新其精神的形式、政治的形式以及其合作的功能。” 然而可惜的是，我国一些村改社区，包括城中村社区和市郊社区，在其建设过程中，虽然改善了居民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但新型社区的高层住宅和防盗系统已经不便于居民串门聊天，不便于居民开展互帮互助活动，尤其是社区内“公共空间越来越少，一些幸存的公共空间的功能也弱化了”，社区正在向城市“陌生化”社区演变， 瑏瑦居民间的关系渐趋生疏、冷漠。对这一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引发的次生现象，社区建设者必须给予足够重视。诚然，城乡一体化战略是赋予了我们改造传统农村社区和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使命，但我们不能片面地追求农民集中居住，惟改造和建设是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守住“天堂”社区那份温馨。 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挑战与取向 （一）面临挑战 从近年来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看，我国农村社区建设面临诸多挑战。一是国家权力改造了传统的农村社区，原有牢固的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网络被打破，沾亲带故的温情关系让位于组织化、单位化、制度化的业缘关系，农村社区共同体的凝聚力大大削弱；二是尽管改革开放后农村社区不乏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但这些精英对社区的整合能力不及昔日族长——精英们为赢得社区控制权展开的博弈，不仅影响、削弱了精英们自身力量的发挥，而且还致使农村社区难以形成持久影响力、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的权威中心；三是村民的利益表达“碎片化”、“原子化”，村民更多的是以个人身份解决面临的问题，“即使是在多人面临类似问题时也很少出现一个有效的组织框架来解决此类问题”；四是市场经济发展激发了村民的“私性”，随之而来的是居民之间的信任程度降低、互动频数减少、关系网络疏远、活动空间缩小，农村社区变得越来越“陌生”。更严重的是，由于在比较利益驱使下，离乡进城的农村人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村庄日渐空心化或半空心化，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很难进行有效的社区建设行动。 由此观之，眼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处理能不能建设的问题。从国家政策安排看，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和“把公共事业建设重心转移到农村”等系列政策，以及国家增加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大家电下乡力度、提高农村居民医疗和养老保障水平、增加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等系列强农惠农举措，为建设好农村社区提供了有力支持。从实践过程看，尽管中国农村社区总体上仍较落后，城乡差距大，尤其是西部山区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饮水安全、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非常缺乏，农村社区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社区建设成功经验已经证明，按照城乡一体化理念建设高水平农村社区是完全可能的。 （二）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取向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村社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的农村社区建设速度快，整体发展水平高，有的甚至超过部分城市社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可以超越城市社区建设经验，也不意味着可以在农村建设城市社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兼顾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两个方面，遵循自身的发展取向。 1、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符合村情。 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不同，主要有：（1）城市社区成员来自不同的工作单位、不同的职业，人员结构复杂，加上日常交流少，难有共同的社区认同；而农村社区居民多数来自同一个或临近几个行政村，大家相互认识、彼此熟悉，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也基本相同，容易达成文化认同。（2）城市社区成员的生活、工作背景大相径庭，阶层差距大，难形成共同的意志表达，更缺乏团结一致的集体行动；而农村社区成员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加上在同一地域劳动、生活中结成的深厚情谊和真诚信任，有助于形成社区凝聚力。（3）城市社区与生产单位是分离的，社区仅是社会生活场所，其经济功能微乎其微；而农村社区与农田相邻，成员的经济行为多发生在农业生产经营上，即使一些居民已经不再从事农业劳动，但他们的亲戚、朋友多是农业劳动者。（4）城市社区有党委（党支部）、居委会、物业管理委员会、业主管理委员会、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及各式各类民间组织；而农村社区的组织结构比城市简单，尤其是改制不久的农村社区，仍延续行政村的组织建制，大多数事务都由社区党组织、居委会来承担。既然农村社区具有与城市社区不同的特点，那么，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就要立足于乡村熟人社会的传统美德和良好惯习，尽可能多地在社区建设中守住熟人社会的“脉脉温情”，不能让“城市病”感染了农村新型社区。 2、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对接城市社区。 一方面，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超越传统农村建设方式，强调与城市社区对接。传统农村建设是农村集体组织主持实施的，主要依靠农村社会成员出资、出力进行，其档次、规模、水平都没有与城市社区对接或并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则要突破乡村藩篱束缚，从节约建设成本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角度整合分散、凌乱的村庄，即不仅要把农村建设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更要“借鉴城市社区的公共服务理念和机制，以社区为公共平台，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推进社区公共服务事业，让居住在农村同一区域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得到平等、良好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防止复制城市社区建设样式。城市社区公共设施齐全，公共服务供给水平高，这些无疑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参照物，但城乡一体化并非城乡一样化，也不是要消灭农村，建设要立足于农村发展趋势，其目标是建设更有活力、更有魅力、更有吸引力、更适宜居住的美好家园。这个家园的形体特征可能没有城市社区“高贵”、“妖娆”，但内在美毫不逊色于城市社区，即新型农村社区里的居民既能享有城市居民等值的公共服务，又能拥有城市社区居民冀望但又很难在城市社区得到乡土生活。 3、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着力培育居村市民。 “农村社区建设者在构建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能否充分认识农民对农村社区建设的认知、意愿和公共需求，事关农村社区建设能否顺利推进”。 瑏莹社区与行政村不一样，自治机构、居民集中程度、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组织机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较大的区别，居民的身份也不同。因此，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在加强居住区的道路、水电、路灯等公共设施建设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建设的基础上，要着力培育新型居民，即居村市民。 居村市民是相对于城市市民而言的，指居村乡村城镇社区和农民集中（中心）社区的居民。居村市民既不同于农民，也不同于城市市民。首先，居住在农村社区里的居民不再是农民，即使有一部分人仍从事农业劳动，但他们最终将要分化为非农职业者和职业农民，与城市市民一样，都是居民；其次，虽然当前居住在农村社区里居民与城市社区居民仍有区别，一个居住在城市，一个居住在农村城镇或集中居住区，享有的公共服务范围、水平也不尽完全相同，但随着城乡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他们间的差距势必越来越小，甚至相反。

Ⅶ “创一代”VS“富二代”：家族传承面临哪些挑战

财富创造，是过去30多年中国企业家思考的核心命题，“创一代”们用勤苦、智慧与胆识打下属于自己的“江山”。然而“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比创造财富更具挑战性的是如何传承财富。
培养成功的接班人，是全世界家族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当个性张扬、追求新生事物的80后、90后继承者们蓄势待发时，传统家族传承模式需要新的变革。
“其实在全世界，85%以上的家族企业很难传过第二代。独生子女政策让中国家族传承难度更大，经常出现后代不想继承或者不适合继承的现象，这时候不妨考虑将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去管理，所有权仍由家族掌握。”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沃顿全球家族联盟(WGFA)创始人拉斐尔·阿米特(RaphaelAmit)近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说道。
“富二代”爱投资不爱实业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影响力和创造力的民营企业家。他们拥有独特的经营理念并擅长在某一个领域深耕细作。
然而，越来越多的继承者们对于父辈辛苦打拼的实体产业并不感兴趣，他们更热衷于充满刺激并且“来钱快”的资本市场。
调查显示，更多的企业接班人更看好“虚拟经济”，热衷于互联网、电子商务、VC(创业投资)、PE(私募股权投资)等投资方式，而对于创办实业、企业管理、成本控制等则兴趣不足。
“中国的企业家正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他们辛辛苦苦打下的基业、财富、品牌、理想、专长该如何传给下一代。在很多年轻一代看来，外面的世界精彩、机会多、钱好赚。所谓的资本运作、兼并收购、投资杠杆让人眼花心乱。很明显，他们对实体经济、制造行业的兴趣正在减退。”近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微博]副院长兼中方教务长张维炯在“第四届中国家族传承论坛”中说道。
张维炯指出，目前相当一部分富二代(至少五分之一)选择创办自己的企业，且大多进入了与父母不同的领域，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能力。除了这个理由外，“家族企业太过时”也是他们不想接手上一代事业的另一主要理由。
“虽然欧美国家在家族传承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中国企业家面临的特殊情况决定了他们无法照搬西方模式。”阿米对《第一财经日报》说道，“中国的家族企业存在时间比较短，还没有形成一定体系，而独生子女政策决定中国企业家没有太多选择余地，同时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导致很到西方的管理模式没法应用到中国的家族企业中。”
老臣卖老：“富二代”接班没那么容易
即使对于那些有心继承父辈实业的富二代来说，将一个企业、家族传承下去也并非易事，可以顺利接班的人，几乎都经历过一番挣扎。
“我在台泥集团从基层开始做起，足足打了十年工，才可以和我父亲第一次在同一个会议室当中开会。”台泥集团董事长辜成允在论坛上说道。2014年辜成允以16.5亿美元的身家跻身福布斯富豪榜，名列中国台湾地区第22位，其父亲辜振甫是台湾地区知名企业家。
在辜成允看来，企业接班人面临三大挑战：被绑架、被架空和被蒙蔽。
“取得那些跟父亲一起打‘江山’老臣的信任和威信是接手家族企业初期最大的难关。”
“老臣卖老、二代被‘绑架’的情况并不少见。在父亲的公司中，虽然我贵为总经理，但是公司总监或分公司的老总他们会说，‘在你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就跟你老爸打天下了，不是你告诉我怎么做，而是我告诉你怎么做’”辜成允说道，“当老臣倚老卖老的话，二代很容易被绑架。他们会说，如果你不听我的产生业绩亏损的话，那我可不负责，就用这句话来绑架你。”
“被架空”指的是在家族企业中，常常重要职位由不同亲属担任。接班的二代、三代，其股权所有需要其他家族成员的协助才可以巩固他在董事会或公司里的经营权。
“在这种情况下，接班人碰到对他而言有直接股权和经营权威胁的‘皇亲国戚’的时候，也不一定管得动。尤其是当你没法直接有效地管理一些重要部门时，权力会被直接架空。”辜成允如是说。
此外，继承者在接班时，还有一种风险不容忽视，那就是被蒙蔽。很多二代年纪轻轻就“空降”到公司重要职位，虽然可能有很高的学历，但是无法融入到家族企业的核心，或者无法了解其中实际运作的窍门，这样的话很容易就会被蒙蔽。
在2003年已经与父亲完成企业顺利交接的辜成允，回顾自己12年来在公司的经历，他认为一个比较好的接班方式有三步——融入、创新以及变革。
“首先给自己足够的时间融入到公司组织中，跟父亲达到和平共存、互相欣赏，帮助。第二个就是创新，跳出框框，把自己学到的新知识、科技提炼成新概念，与父亲分享，这样可以使家族产业在经过严重的阵痛后得以延续发展。在全面接班后，对于那些不能接受你的价值观的人，可能需要非常大的动作，也就是变革。”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让家族能够顺利传承下去，“创一代”也亟须转变一些旧的观念。
“在亚洲公司里，职业经理人发展得并不顺利，比起在欧美公司要困难很多，很多中国企业家喜欢所有事情都亲力亲为，对于外来的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缺乏一定信任。”阿米特对《第一财经日报》说道。
在中国，常常一个家族企业的所有者、控制者以及管理者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但在欧美家族企业中，所有权、治理权和管理权通常由不同人承担，这可以有效地降低所有权的集中程度，而管理权则由职业经理人负责。
阿米特对本报记者表示，“沃顿全球家族联盟”通过十几年来对大量欧美家族企业进行观察发现，一个家族要顺利实现财富交接往往具有相同特征。
首先，家族成员拥有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和强烈的认同感，并且保持有效而频繁的交流。此外，家族需要有自己的“家规”以及运行良好的家族机构和决策过程。在对于企业的交接问题上，要有可以实现流动性和退出机制的所有权结构。最后，还有促进创新的企业文化使得家族成员可以探索他们自己的创新热情。还要有责任和权利明确的划分。

Ⅷ 城市和农村属于（ ）社区 街道，乡，镇等属于（ ）社区

乡（镇、街道）、村（社区）。街道、乡、镇、县、市等是以（行政管理）范围来确定的区域，是（行政）类型的社区。

1、农村社区的形成，受自然进化的影响较为突出，主要表现为血缘为纽带的自然起源，即一个农业家族按自然进化过程扩大为一个农村社区;或者由若干独立的农业家庭迁移、组合而形成的村落;或者群体运动的推动下形成的一个新社区。

2、城市社区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出现的，是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进步的结果。从经济活动方面来看，城市社区是以工商业和服务业为主，城市的经济活动特点促进了人口集中，加速了人际间的交流，促进了社会分工，加快了专业化生产、服务行业的发展。

(8)家族治理论坛扩展阅读

为激发基层单位干事创业、比学赶超的热情。在基层评选“五强”（党建引领强、经济发展强、服务能力强、基层治理强、城镇建设强)乡镇、“五优”（党建引领优、公共服务优、综合治理优、城市管理优、文明创建优）街道；

“五强”（基层组织强、经济发展强、乡村治理强、生态环境强、文明创建强）村、“五优”（基层组织优、社区服务优、综合治理优、自治管理优、文明创建优）社区。

评价指标体系设置方面，乡镇突出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街道突出公共服务和城市管理，村突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社区突出综合治理和自治管理。整个评价过程不搞名额分配、平衡照顾，真正激励先进、鞭策后进。

Ⅸ 子女为什么要孝敬父母

我们作子女的为什么要孝敬父母？ ①父母不仅赋予我们生命，而且含辛茹苦地哺育我们成长，教我们做人， ②父母为家庭作出了贡献，为我们付出了很多，理应得到爱的回报，受到我们的孝敬。 ③青少年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孝亲敬长的优良传统。 ④孝敬父母还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 孝敬父母”的内容包括什么？ 孝敬父母，就是子女对父母的尊敬、侍奉和赡养。其中最重要的是敬重和爱戴父母。成年子女如果不履行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不仅要受到舆论的谴责，还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我们应该怎样孝敬父母？ （1）孝敬父母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要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一件件小事上。 （2）爱父母，心里想着父母，理解、关心父母；行动上帮助父母，为父母分忧；努力学习、积极上进，让父母高兴。这样都是孝敬父母的表现。 孝敬父母需要付出 孝敬父母要付出代价，可能付出时间，付出感情，付出体力，甚至委屈自己，但是孝敬父母收获的是甜蜜。

Ⅹ 传世里面的行会经验怎么弄上去啊

跟行会成员组队就会增加行会经验值 建议去炼狱七层 不过那里最好是45级以上的搞魔防的进 单人容易被清场或被修罗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