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主义行政学
A. 简述西方行政学说
一、西方行政学的产生
1、中西早期行政管理思想(非系统非学科化)
2、1845年法科学家M·A·安培“建立管理国家之科学”的设想;
3、1865-68德学者斯坦因七卷本《行政学》最早提出“行政学”一词(指行政法);
4、1887年美学者(总统)威尔逊发表开创性的《行政学研究》一文,主张政治与行政分离,将行政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以研究。
5、1900年美学者古德诺出版发表〈政治与行政〉一书,进一步明确指出政治与行政的区分。(自此行政学作为一个新的、独立的研究领域得以确立。)
6、1926怀特《行政学导论》、1927威洛比《公共行政原理》,对其内容进行系统研究和阐述。行政学理论体系得以形成。(产生背景)
二、西方行政学的发展历程
多种分段方法:
A、丹尼尔·雷恩(管理思想):科学管理时期(19世末20世初)、社会人时期(20世纪20年代)、当前时期(二战后);
B、台湾学者(行政学):传统理论时期(X*:1900-30)、行为科学时期(Y*:1930-60)、系统理论时期(Z*,1960后);
C、夏书章:形成阶段(19世末到20世纪20年代)、成长阶段—科学管理时期(20年代后)、科学化时期(40年代始);
D、教材观点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参照众多美国学者之方法),六阶段:
u西方行政学的提出与创立时期(1887-1918年);
u西方行政学的正统时期(1919-1941年);
u西方行政学的批评与转变时期(1941-1959年);
u西方行政学的发展与应用时期(20世纪60年代);
u西方行政学 的挑战与创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
u西方行政学的总结与探索时期(20世纪80年代)
1、提出与创立时期:1887-1918
代表人物著作及观点:
威尔逊:行政学创始人,《行政学研究》,主张政治与行政分离,建立一门独立的行政学科;
古德诺:美行政学家,《政治与行政》,对政治与行政的分离理论作了进一步发挥;
泰勒:美管理学者,《科学管理原理》,倡导科学管理;
法约尔:法管理学者,〈一般管理原理〉,提出了一般管理的一些基本原理(十四管理原则)
2、西方行政学的正统时期:1919-1941年
这一时期的行政学家继承了早期行政学的基本信念,认为“真正的民主与真正的效率是统一的”,经济和效率是行政管理的基本准则。
此时期将官僚制度及其组织和管理问题作为研究重点,力图通过对行政现象的科学分析,发现行政管理的原则和规律,并尝试着为行政学确立一个基本的理论模式和学科体系。
代表人物、著作与观点:
德社科学家韦伯,官僚制理论的奠基人,〈论官僚制〉;
美行政学家怀特:撰写第一本行政学教科书〈行政学导论〉;
美古利克:从分工与整合、全体与部分关系入手提出了分工的局限性和工作协调的重要性,对公共行政作综合研究;
英厄威尔:对行政管理的原则进行了归纳和概括,与古利克合著〈行政科学论文集〉;
美国女政治哲学家福莱特:创立了动态管理理论,为正统行政学向行为主义行政学的过渡架设了桥梁。
3、转变与批评时期:1941-1959
二战及以后各国行政管理(体制、权力、职能)随社会、经济等变革而发生了根本变化,正统行政学的理论原则和基本观点无法适应变革,受到怀疑和批评。
主要代表人物和观点:
美巴纳德:最早运用系统观点对行政组织进行全面深入分析并建立了一套系统的行政组织学说;
美西蒙:对正统行政学的行政原则进行猛烈抨击,率先将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和决策概念引入行政管理研究,建立起一种较为完整的决策理论体系;
美行政学者沃尔多:对行政学的历史发展和内容范围进行了全面探讨并对西方行政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美行政理论家帕金森:对官僚组织的弊病进行了精辟分析,提出了著名的帕金森定律;
美麦格雷戈:对人事管理的传统观点 — X 理论进行了总结与批评并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新观点— Y 理论;
美林德布罗姆:以渐进调适的观点对行政决策的过程、方法进行了全面分析,建立了渐进决策模式。
B. 行为主义行政学的创立者是西蒙吗
“二战”后,以西蒙为代表的行为主义行政学者主张将逻辑实证主义应用于 社会科学研究,他们试图建立一个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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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行为主义行政学有三种研究取向:解释行为主义行政学、诠释性以及批判性研究,其中实证主义在公共行政学领域曾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一些西方学者以实证主义的有效性标准来评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现状,另一些学者则对此展开了批判与质疑,他们认为不同的研究取向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不能用主流社会科学的衡量标准来评估诠释性研究与批判性研究,并由此引发了对西方公共行政学研究现状的反思。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在方法上也存在一些问题———理论脱离实际倾向严重;基本的行为主义行政学学术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研究方法极不严谨,研究质量存在严重的问题;对定性研究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等等。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改善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状况的对策思考,尤其强调要注意区分公共行政学研究在不同国家所处的阶段不同。
关键词:行为主义行政学研究;诠释性研究;批判行为主义学性研究;问题;反思
研究方法的成熟度是衡量一门学科成熟度的主要标志之一。在行为主义行政学一百多年的历史中,逐渐地形成了三种研究取向:解释行为主义行政学研究、诠释性研究以及批判性研究。尽管实证主义在公共行政学领域曾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但非实证主义的研究取向也在不断地彰显其研究的魅力。无论是西蒙与沃尔多之间关于逻辑实证主义与文化哲学之间的争论,还是围绕着亚当斯和巴尔佛的《揭开行政中的罪恶》而展开的批判主义与实证主义的争论,或是哈默与古德塞尔就官僚制度而展开的关于诠释主义与实证主义的争论,都反映了公共行政学研究在基本取向上的严重分歧与冲突。一些西方学者试图以实证主义的有效性标准来评估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从而对公共行政的研究现状得出“应用性的、非理论性的和非积累性的”结论。另一些学者则对此展开了批判与质疑,并由此引发了对西方公共行政学研究现状的反思。那么,中国公共行政学的现状又是如何?西方公共行政学在研究取向上的分歧与冲突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应该如何改善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状况?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展开探讨。
1西方行为主义行政学的研究现状与反思
1.1行为主义行政学的三种研究取向美国学者杰伊·D·怀特认为,行为主义行政学研究有三种研究取向,分别为行为主义行政学研究、诠释性研究以及批判性研究。
(1)行为主义学性研究。解释性研究遵循实证主义的哲学传统,自然科学和主流社会科学都是典型的解释性研究。它的逻辑一般是一种线性的逻辑,其遵循演绎-法则模式和归纳-概率模式。解释性研究的主要功能是解释与预测,它试图建构能够解释和预测自然和社会事件的理论,其最终目的就是控制自然事件和社会事件。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是与公共行政学的产生与发展一脉相承的。在公共行政领域,公共行政科学化、技术化的理念最早是威尔逊在1887年的《行政学研究》中提出来的。威尔逊呼吁建立一门公共行政科学,明确希望在政府改革中采用科学的方法。马克斯·韦伯通过他的理想官僚制模型的建构,解决了威尔逊思想付诸实施的技术性问题。
泰勒力图“证明最先进的管理是真正的科学,说明其理论基础是明确定义的规律、准则和公共管理学报原则。”他所掀起的科学管理运动迎合了行政科学化、技术化追求的精神。威洛比在《公共行政原则》的序言中强调,“公共行政与任何科学相类似,具有某些普遍适用的基本原理。”古利克和厄威克在《行政科学论文集》中相信科学应该提供普适性原则来指导行政行为,更强调应将公共行政发展为一套科学理论。
可以说,技术理性在传统行为主义行政学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张扬,而对技术理性的极端推崇,进而发展成为对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方法和解释性研究模式的偏好,可以说是主流社会科学的正统观点。“二战”后,以西蒙为代表的行为主义行政学者主张将逻辑实证主义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他们试图建立一个价值中立的一般行政学。在行为主义的影响之下,行政学研究更加醉心于运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对错综复杂的公共行政活动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述,试图使公共行政学成为一门与政治分离的、以管理技术和工艺为主的科学。20世纪70年代的公共政策学派与公共选择学派都深受行为主义行政学的影响,都有明显的实证取向。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新公共管理是对泰勒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它表明了传统形态的公共行政理论正在普遍化为一般管理哲学的理论倾向。概而言之,作为主流的社会科学研究角度与范式的实证主义研究,它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公共行政学研究中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至今仍对行为主义行政学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
(2)行为主义行政学研究。诠释性研究以现象学、行为主义学和语言分析哲学的哲学传统为根基。诠行为主义的逻辑是循环的,即意义产生于对整体与部分之间关系和模式的认知。诠释性研究试图理解行为者赋予其社会情境的意义、赋予自身行为的意义及赋予他人行为的意义,它寻求对社会事件和人为事件的理解,努力扩展我们生活的意义,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环境中行动者的言行。公共行政学中的精神分析组织理论是一种诠释性研究理论。精神分析的组织理论试图研究组织中的非理性和无意识的行为和决定,它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了解组织中的人们是如何克服他们前进道路上所面临的各种阻碍而获得解放的。精神分析的角度不但让我们意识到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缺点,而且大大丰富了公共行政学的知识。哈默将现象学方法应用于公共行政领域,他的著作《官僚经验》采用诠释理论来对官僚制度进行批判。对现代性的批判构成了哈默对官僚制度所有批判的基础,他分别从社会、文化、心理、语言、认识和政治方面对官僚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G. 急求以“行为主义行政学”为主题, 理论联系实际撰写一篇不少于1000字的小论文
在学术研究上,严格区分事实与价值因素是现代行为主义社会科学家在研究方法上的基本主张。事实合理是关于客观世界中可观察的事物及其运作方式的陈述,可以证明真假,即是否实际上存在或发生所陈述的情形。科学命题都是事实命题。价值命题是关于偏好的表达,是宣告某种特定情形是“应该如此”、是“更好的”,没有客观是非,不能以经验或推理证明其正确性。价值问题不能用科学方法进行处理。
可以用目的与手段的区别来解释价值与事实的区别。当一个人在几种可供选择的办法(手段)中选择其中一种办法时,一定要问目的是什么,哪种办法(手段)最能够到这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价值问题,而哪一种办法(手段)最能达到这个目的,则是事实问题。进一步来看,某一种手段可以用来达到某一目的,而这一目的又可以达到另一目的,这时前一个目的就是后一个目的的手段,依此类推就形成一个手段――目的链,构成了一个“目的层级体系”。所以手段与目的并无绝对意义,只有相对意义。在这种手段――目的链上,所谓价值是指最终目的,此目的不再为达到另一目的的手段。对这个最终上的的抉择是一个“价值判断”,而关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抉择均为“事实判断”。
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往往并不清楚,一种手段可以达到多种目的,层级越高,二者的关系越不清楚。在用某一特定的手段达到某一特定的目的时,实际上会产生许多在此特定目的之外的结果,这种结果与价值有关,在考虑这种手段时不能不考虑这些目的之外的结果。比如用偷窃的手段获得金钱,在得到钱财的同时,还会带来犯罪、判刑等后果。这种后果可以视为这种行为的价值指标,由此与价值相关联。如经济财物只是一种消费财物可能性的指标。人的经济活动旨在获得财物,但财物的获得不等于直接得到价值,只有通过消费这些财物才能获得价值,财物具有消费的可能性,存在一种可以获得价值的状态,即价值指标。人们到底选择哪一种行动,取决于这种价值指标的高低。
西方行为主义学派的社会科学家在学术上所采取的价值中立态度即以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为基础的,西蒙的主张也就是行为主义的主张。这种区分与他所提出的政治与行政的区分具有密切关系。西蒙从价值与事实的区分以及决策理论的观点来看待政治问题与行政问题的区别。他提出了区分政策问题与行政问题的二个原则:第一,一个决策问题是应该交给立法机关还是应该交给行政机关,取决于其中所含的事实问题和价值问题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关于事实问题的纷争程度;第二,行政机关的价值判断必须反映社会价值,当价值判断有争议时,行政机关对这个价值判断必须向立法机关负完全责任,立法机关对这种价值判断保留控制权。
政策问题与行政问题都包括价值与事实这二种因素。就政策问题而言,价值因素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衡量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主要取决于立法人员的主观价值。而对于行政问题,事实因素则在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所涉及的价值问题主要是反映社会价值,所以衡量其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主要在于客观、实证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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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以行为主义行政学为主题,理论联系实际,撰写一篇不少于1000字的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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