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策班固

⑴ 關於班固的《漢書》的介紹 要全

漢書
又稱前漢書，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東漢班固撰，主要記述漢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繼《史記》之後我國古代又一部重要史書。

《漢書》的編著者班固（32—92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自幼聰敏」，「九歲能屬文，誦詩賦」；成年後博覽群書，「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由於《史記》只寫到漢武帝的太初年間，因此，當時有不少人為它編寫續篇。據《史通·正義》記載，寫過《史記》續篇的人就有劉向、劉歆、馮商、揚雄等十多人，書名仍稱《史記》。班固的父親班彪（3—54）對這些續篇感到很不滿意，遂「采其舊事，旁貫異聞」為《史記》「作《後傳》六十五篇」。班彪死後，年僅二十幾歲的班固，動手整理父親的遺稿，決心繼承父業，完成這部接續《史記》的巨作——《史記後傳》。就在班固著手編撰《漢書》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 年）有人向朝廷上書，告發班固「私改作國史」。皇帝下詔收捕，班固被關進了京兆監獄，家中的書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擔心他受委屈而難以自明，便上書，在漢明帝面前申說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將其書稿送到朝廷。漢明帝了解情況後，很欣賞班固的才學，召他到校書部，任命他為蘭台令史。蘭台是漢朝收藏圖書之處。蘭台的令史共有六名，秩六百石，掌管和校定圖書是其職責。
《漢書》出版以後，獲得了極高的評價，學者爭相傳誦，《漢書》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這兩部分都是班昭在她兄長班固死後獨立完成的，但班昭都謙遜地仍然冠上她哥哥班固的名字。班昭的學問十分精深，當時的大學者馬融，為了請求班昭的指導，還跪在東觀藏書閣外，聆聽班昭的講解呢！班昭年逾古稀而逝，皇太後為她素服舉哀。
《漢書》包括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後人劃分為一百二十卷。它的記事始於漢高帝劉邦元年（前206年），終於王莽地皇四年（23年）。
《漢書》在吸取《史記》成果的基礎上，糾偏補缺。如補立《惠帝紀》，補敘了當時有影響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吳芮、蒯通、伍被、賈山諸傳，還將張騫事跡從《衛將軍驃騎列傳》中抽出，加以擴充，設立專傳。此外，於賈誼、晁錯、韓安國等傳中，增補了不少詔令奏疏。其中，如賈誼的《治安策》，晁錯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為著名。比較完整地引用詔書、奏議，成為《漢書》的重要特點。此外，邊疆諸少數民族傳的內容也相當豐富。
《漢書》的體例與《史記》相比，已經發生了變化。《史記》是一部通史，《漢書》則是一部斷代史。《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漢代勛臣世家一律編入傳。這些變化，被後來的一些史書沿襲下來。
《漢書》記載的時代與《史記》有交叉，漢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漢歷史，兩書都有記述。這一部分，《漢書》常常移用《史記》。但由於作者思想境界的差異和材料取捨標准不盡相同，移用時也有增刪改動。
《漢書》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統地敘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體的律令規定。《地理志》記錄了當時的郡國行政區劃、歷史沿革和戶口數字，有關各地物產、經濟發展狀況、民情風俗的記載更加引人注目。《藝文志》考證了各種學術別派的源流，記錄了存世的書籍，它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食貨志》是由《平準書》演變來的，但內容更加豐富了。它有上下兩卷，上卷談「食」，即農業經濟狀況；下卷論「貨」，即商業和貨幣的情況，是當時的經濟專篇。
《漢書》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從太昊帝記到吳廣，有「古」而無「今」，因此引起了後人的譏責。後人非常推崇《漢書》的《百官公卿表》，這篇表首先講述了秦漢封官設職的情況，各種官職的許可權和俸祿的數量，然後用分為十四級、三十四官格的簡表，記錄漢代公卿大臣的升降遷免。它篇幅不多，卻把當時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變遷清清楚楚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這部書中所用材料，第一是根據他父親所寫，又根據其他人如劉向、劉歆、揚雄、馮商、史岑諸人。在《漢書·藝文志》里有一書稱《著記》一百九十卷，此是漢廷史官所撰，或許亦為班固撰《漢書》時所採用。而在葛洪《抱朴子》里有一段話說：「家有劉子駿漢書百餘卷。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沫得成而亡，故書無宗本，但雜錄而已。試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其所不取者二萬余言而已。」此謂書無宗本，但雜錄而已者，亦可說只是一些札記。故謂他「編錄漢事」，殆是一條一條一段一段地編錄。而以此一百多卷的編錄本來校班固的《漢書》，幾是全部採取了劉子駿的編錄，沒有用的只有兩萬多字。葛洪這段話，不像是隨便造說，可是當好好審讀。第一，劉歆書只是個雜錄，非有成書。第二，說「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此語可分兩個講法。一是班固《漢書》完全抄了劉歆；一是劉歆《漢書雜錄》，為班固完全抄了。此兩講法大不同，我們絕不能說班固《漢書》「全取劉書」，明明他父親就寫了幾十篇傳。但劉歆的編錄，班固卻全抄了，不抄的只有二萬多字。劉歆乃西漢末年一位大學者，他編錄了一百多卷材料，全為班固所取，那亦必是很重要的。至於《漢著記》一百多卷中間材料如何，我們無法知道。若說如孔子以前的「未修春秋」，那恐未必然。而劉歆在西漢學術上的地位，則或許還應在揚雄之上，決不輸過班彪。班固花了幾十年工夫，憑借他父親及劉揚編錄下的許多好材料在那裡，倘使諸位今天要寫一部民國史，而從前有人先有一部筆記預備寫民國史的留給你，那自然用處就大了！劉歆所錄下的材料總是很有用。試舉一例，《漢書》里特別詳及谷永。此人對劉欲發生著大影響，在《劉向、歆父子年譜》里，說谷永是當時大儒，漢代後半期的政治思想，此人影響非常大。劉歆助養代漢，自有一套政治思想作底，非如後來魏晉篡位之比。今《漢書》里谷永材料特別多，或許正是劉歆所編錄也不可知。
我們批評《漢書》內容，同時就該批評到班固這個人。書的背後必該有人，讀其書不問其書作者之為人，決非善讀書者。諸位不要認為書寫出便是。如他寫了一部歷史書，他便是個史學家，此固不錯。但我們也得反過來看，因他是個史學家，才能寫出一部歷史。而且我們也不要認為每一作者之能事，盡只在他寫的書上。孔子之為人，不能說專在寫《春秋》。周公之為人，也不能說專在《西周書》里幾篇與他有關的文章上。司馬遷寫下了一部《史記》，但盡管有許多其他方面的，在《史記》里不能寫進去。我們要根據《史記》來了解司馬遷一個活的人，若我們只讀《史記》，而不問司馬遷其人，即是忽略了《史記》精神之某一方面，或許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若我們來講人的話，則班固遠不如司馬遷多了。在後代中國，唐以前多看重《漢書》，宋以後始知看重《史記》。鄭樵《通志》里說：「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在《文選》里班固有《兩都賦》、《幽通賦》等，故而說他是「浮華之士」。但若說他「全無學術，專事剽竊」，那話或許講得過分些。寫史當然要抄書，太史公《史記》也何嘗不是從舊史料中抄來。《漢書》最後一篇《敘傳》，正是學《史記》里的《太史公自序》。但《太史公自序》把他寫書歸之其父之遺命，即在《報任少卿書》中亦然。而班固的《敘傳》卻並沒有講到他父親，說他自己的《漢書》只是承續父業。有人為班固辯護，在《漢書》里也曾稱到他父親，而稱「司徒椽班彪」。看這五字，便見與司馬遷不同。司馬遷稱他父親為太史「公」，不直稱太史令，又更不著姓名，那見是司馬遷之尊親。而班固稱他父親便直呼「司徒椽班彪」，這可說是班固的客觀史筆嗎？班固寫《漢書》，或說開始固是繼續著他父親的寫下，後來則是奉了朝廷詔旨而寫，因此他不能說我這書是繼續父親的，這也是強為辯護。無論怎麼講，總覺得班馬兩人有不同。班固明明是繼承父業，而把父業抹去了，在他《敘傳》里沒有大書特書地把他父親寫出來，單拿這一點論，鄭樵稱之為「浮華之士」，實不為過。
當時有人說班固寫《漢書》有「受金之謗」。別人賄賂他，希望寫一篇好傳，或者把壞事情少寫幾句，這話見於劉知幾《史通》。當然是相傳下來有此話，所以劉知幾《史通》也講到了。在先有劉勰的《文心雕龍》，在《史傳篇》里已為班固辯誣，說「征賄鬻筆之愆」是沒有的。所以我們不能根據這些來批評《漢書》。可是鄭樵《通志》又說，東漢肅宗曾對竇憲說：重視班固而忽略了崔駰，那是不識人，等於葉公之好龍。平心而論，班固在人品上學術上或許不如崔駰，是可能的。然而《漢書》一出，「當事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在王充的《論衡》里也就屢次提到班固《漢書》，可是後來又有人說王充看見了班固，那時班固還是一小孩子，王充摸著他頭說：這個小孩將來要做大事！這就不可靠，不過王充曾稱贊過《漢書》則是事實。只舉一人，後來寫《後漢書》的范曄，在他的《後漢書》里便有班彪班固的傳，他曾批評司馬遷班固說：「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這十字，十分有道理。司馬遷的文章「直」，而事則「核」，是經得起考據和批評的。當然《史記》里也有事情講錯的，不曉得多少，大體言之，文直事核，縱有忽略，也可原諒。「贍」就不如「直」，「詳」亦不如「核」。若使文贍而不真，事詳而不核，那就要不得。范曄接著又說：「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此說《漢書》敘事不過激也不詭異，不把一人一事過分壓低，或過分抬高。「贍而不穢」，是說整齊干凈不臟亂。「詳而有體」是說每事本末始終，表裡精粗都有體。故能「使讀之者亹亹不厭」，《漢書》能成大名，確有道理。范蔚宗此一批評卻很好。但范氏又說：「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輕仁義，賤守節。」此數句卻批評得甚為嚴重。這些病痛，當知並不在行文與敘事之技巧上，而在作者自己的見識與人格修養上。諸位如讀太史公書，即如《魏公子列傳》、《平原君列傳》、《刺客列傳》之類，此等文字，皆非《戰國策》書中所有，乃大史公特自寫之，而使人讀了無不興會淋漓，歡欣鼓舞，想見其人。《漢書》中此等文字絕找不到。諸位且把《漢書》從頭到尾翻一遍，何處見他排死節？何處見他否正直？例如《龔勝傳》，他是漢末一死節之士，而班固說他「竟夭天年」，這豈不是說照理還該活，而死節轉貽譏了嗎？又如王陵、汲黯，此兩人，太史公《史記》里都有，《漢書》稱他們為「戇」。又如《王章傳》，那也是能殺身成仁的，而班固批評他說：「不論輕重，以陷刑戮」。又如《何武傳》，班固說：「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既怕危殆，自然也只有依世。又如《翟義傳》，班固批評他「義不量力，以覆其宗」。即觀上舉諸例，可見班氏《漢書》不是無是非，而是把是非顛倒了。范蔚宗說他「輕仁義，賤守節」，一點也不冤枉。而他還要說司馬遷「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免極刑」。但班氏自己也豈不死在牢獄里。司馬遷乃是為李陵辯護，而班固則投在竇憲門下。兩兩相比，大不相同。但他總不失為有才、能文，也花了一輩子工夫，《漢書》也是寫得好。在魏晉南北朝唐初，群認《漢書》是部好書，正為那時人都講究做文章。後來韓柳古文興起，文學眼光不同，對《史》《漢》高下看法亦不同。上引范蔚宗論《漢書》，本亦承之華嶠，而傅玄亦貶班固，謂其「論國體，則飾主缺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可見當時史家公論。范蔚宗也是不獲令終，死在監獄里，但范蔚宗《後漢書》，在講仁義守節等事上，不知比《漢書》好了多少。又在《後漢書》班固的贊里說：「彪識王命，固迷其紛」。班彪曾寫了一篇《王命論》，不為隗囂所屈，可說有見識，有操守。不如其子固，生值漢朝中興天下賓士之際，對種種世俗紛紜還是看不清。把他們父子相比，也復恰如其分。總之，一位史學作者應有其自己之心胸與人格。對其所寫，有較高境界，較高情感的，而適為彼自己心胸所不能體會，不能領略，則在其筆下，自不能把此等事之深處高處曲曲達出，細細傳下。但如諸位此刻學歷史，不細讀一部書，只一條條地檢材料，則從前史家好處壞處都忽略了，都全不知道。
今再說班固《漢書》，略論考史方面，有他父親六十幾篇的傳，有劉欲之所編錄，選材大概是不差。論「寫史」，班氏文筆也不差。班氏所缺乃在不能「論史」。當知在考史寫史中，無不該有論史精神之滲入。如太史公寫《孔子世家》，主要並不在考與寫，而在其背後之論。我們讀太史公書，常會「有意乎其人」，有意乎他之所寫，如信陵君、平原君、聶政、荊軻，往往使人在百代之下想見其人。此因太史公能欣賞這許多人，寫來一若平平凡凡，而都能躍然紙上。一部《史記》，所以都見其為是活的，乃因書背後有一活的司馬遷存在。所以司馬遷《史記》，不僅是一部史學書。文學書，而還有其教育意義之存在。即如《魏其武安侯傳》，這是在太史公當時武帝朝上兩位大臣，同時也是政敵，一升一沉，一得意，一失勢，事亦平凡，而太史公文章實在寫得好，顯因太史公自有一番真情滲人其間。又如他對李陵，因而及於陵之祖父李廣，史公付以極大同情，而對同時衛青之為大將軍者，反而對之漠然。今試問太史公在此等處，此一種情感是否要不得？他不僅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等，在學術上的高下是非講得極清楚極正確，即對一普通人物普通事件，如魏其、武安兩人之相軋，在當時政治上也曾發生了大波瀾，其實從古今歷史大體言，也可說沒有什麼大關系，然而太史公這一篇《魏其武安列傳》，繪聲繪形，寫得真好。至於班固的《漢書》，往往有其事無其人。如說殺身成仁，其人之死事是有的，而其人之精神則沒有傳下。我們若用此種標准來讀此下的歷史，則真是差得又遠，還更不如班固。班固《漢書》贍而能詳，他把事情詳詳細細地都擺在那裡，又不亂七八糟，敘事得體，范蔚宗的批評正說准了他的好處。而范蔚宗《後漢書》長處自也不須多講。我們果能用這樣般的眼光來讀書，自能增長了自己的見識，抑且還提高了自己的人品。不是定要讀《論語》《孟子》，才知講道理。讀歷史則只講事情，其實在事情背後也還有一個道理。果自己無本領批評，諸位且莫盡看重近代人批評也該知有古人早有的批評。即如此論太史公《史記》和班固《漢書》之高下，范蔚宗的批評豈不更值得我們之欣賞。
《漢書》這部史學巨著，有記敘西漢帝王事跡的「紀」十二篇；志各類人物生平及少數民族、外國情況的「傳」七十篇；專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和各種社會現象的「志」十篇；史「表」八篇。全書八十萬字。書中的史料十分豐富翔實。漢武帝以前部分，基本上依據《史記》寫成。漢武帝以後部分，除吸收了班彪遺書和當時十幾家讀《史記》書的資料外，還採用了大量的詔令、奏議、詩賦、類似起居注的《漢著記》、天文歷法書，以及班氏父子的「耳聞」。不少原始史料，他都是全文錄入書中。如《賈誼傳》錄入了《治安策》等奏議。《晁錯傳》錄入了《舉賢良對策》、《教太子疏》等奏疏。以前，有人從文學角度批評《漢書》說；「孟堅所綴拾以成一代之書者，不過歷朝之詔令，諸名臣之奏疏爾。」其實，從史書看，這正是它的優點。許多原始史料，今天已經看不到，多賴《漢書》收入，為我們保存下來。《漢書》的「志」即是《史記》的「書」，但比《史記》增加了《刑法志》、《地理志》、《藝文志》和《五行志》四篇，所包容的歷史現象更為博大豐腴。特別是《藝文志》，記述了當時和前代的書籍源流、存佚、內容，並作了分類，是我國留存最早的一部目錄學書。以後的「正史」大多效仿它，寫入這部分內容。作為史書，在敘事上，《漢書》的特點是注重史事的系統、完備，凡事力求有始有終，記述明白。這為我們了解、研究西漢歷史，提供了莫大方便。至今，凡研究西漢歷史的人，無不以《漢書》作為基本史料。
就體裁論。《漢書》與《史記》同為紀傳體史書。不同的是，《史記》起於傳說「三皇五帝」，止於漢武帝時代，是一部通史；而《漢書》卻是專一記述西漢一代史事的斷代史。這種紀傳體的斷代史體裁，是班固的創造。從此以後，歷代的「正史」都採用了這種體裁。這是班固對於我國史學的重大貢獻。《史通·六家》說：「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煉，事甚該（賅）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古迄今，無改斯道。」劉知幾的這個評價，今天看來還是很公允的，它道出了班固及《漢書》在我國史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毋庸諱言，作為一部封建史書，《漢書》在指導思想上有明顯的封建性。它宣揚漢家王朝上「承堯運」，「以建帝業」；漢高祖劉邦「實天生德，聰明神武」。這就為當時以繼承西漢正宗而建立起來的東漢封建統治，披上一層神秘外衣。製造了其存在的神學合法依據。《漢書》認為，人民對於封建統治者，應該有「守職奉上之義」。必須服服帖帖地做到「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維護封建社會的等級統治秩序。不難看出，班固的史學思想正是時代和他本人情況的反映。當時的東漢王朝。專制主義封建制度已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班固師承儒家正宗之學，又有著封建官宦的家世。這一點與司馬遷作《史記》時的情況已經大不相同。歷來人們喜歡對比班馬，但是必須首先分析其時代的同異和個人經歷、家世之差別，然後才可以得出歷史主義的正確認識。否則，或褒或貶都會失去應有的依憑。《漢書》的封建正統思想，對於我國後世的正史，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
《漢書》沿襲《史記》的體例，但作了一些改動，也有一些創新。在紀部分，《漢書》不稱「本紀」，而改稱為「紀」（如《高帝紀》），在《史記》的基礎上，《漢書》增立《惠帝紀》，以補《史記》的缺略；在《武帝紀》之後，又續寫了昭、宣、元、成、哀、平等6篇帝紀。《漢書》取消了《史記》中的《項羽本紀》，將項羽的事跡移入列傳，立了《陳勝項籍傳》。而王莽稱帝十餘年，《漢書》並未立紀，而將他歸入列傳，立了《王莽傳》。在表的部分，《漢書》立了8種表，其中6種王侯表裡根據《史記》有關各表製成的，主要記載漢代的人物事跡。只有《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是《漢書》新增設的兩種表。《古今人表》名為「古今」，卻只記載古代至楚漢之際的歷史人物，共分為九等，後人因此而指責它不合斷代之體。八表之中，最受後人推崇的是《百官公卿表》。此表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以文字記述秦漢職官設置年代、職權范圍、俸祿數量和官職演變等內容；第二部分列出各種職官的表格，記錄職官的升降遷免，較完整地介紹漢代的官制情況。在志部分，《漢書》改《史記》的「書」為「志」，而又豐富和發展了八書，形成我國史學上的書志體。
《漢書》的志，包括律歷、禮樂、刑法、食貨、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溝洫、藝文等10種。其中，改變或合並八書名稱的有律歷、禮樂、食貨、郊祀、天文、溝洫等6種，但它們的內容或者不同，或者有所增損。如《食貨志》在承襲《平準書》部分材料的同時，又增加新的內容，分為上、下兩卷。上卷記「食」，敘述農業經濟情況；下卷載「貨」，介紹工商及貨幣情況。《郊祀志》、《天文志》和《溝洫志》，也在《封禪書》、《天官書》、《河渠書》的基礎上，分別增加一些新的內容。除此之外，刑法、五行、地理、藝文等四志，都是《漢書》新創立的。其中的《藝文志》是記載我國古代學術文化的各種學科、不同學派的源流和得失，也記錄漢代官府藏書的情況，是我國現存的第一部目錄學的著作。在傳部分，《漢書》繼承《史記》的傳統。但它不設「世家」一目，凡屬《史記》世家類的漢代歷史人物，《漢書》都移入傳部分。原屬《史記》的一些附傳，《漢書》則擴充其內容，寫成專傳或合傳，如張騫、董仲舒、李陵等人的傳記。
《漢書》因襲《史記》，又不同於《史記》，其特點有三。
其一，《漢書》具有濃厚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時，封建神學思想已發展成為當時的統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的史學家，他們自然以維護封建神學思想為己任，將「聖人之道」作為自己著作的指導思想。這樣，作者一面承襲《史記》的內容，一面又指責它的「是非頗謬於聖人」，因而篡改《史記》的觀點，使《漢書》更加符合於封建正宗思想。《漢書》神化西漢皇權、擁漢為正統的思想，其目的是為論證東漢王朝的正統性和神化東漢皇權服務的。因此，以陰陽五行學說為理論根據的「五德終始說」和王權神授的封建神學說教，便成為《漢書》的主導思想。為了宣揚「天人感應」、災異祥瑞的封建神學思想，《漢書》首創《五行志》，專門記述五行災異的神秘學說，還創立《睦西夏侯京翼李傳》，專門記載五行家的事跡。
其二，《漢書》開創斷代為史和整齊紀傳史的編纂體例。
班固之所以斷代為史，並不是偶然的，而是適應時代的要求。
他總結漢武帝到東漢初年，約一個半世紀的歷史著作，加以創造性的發展，其目的是為當時統治階級的政治服務。班固認為，《史記》的通史體例，將西漢一代「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既不利於宣揚「漢德」，又難以突出漢代的歷史地位。這是《漢書》斷代為史的根據。於是，《漢書》「包舉一代」，斷限起自西漢建立，終於新朝的滅亡，為了突出劉邦，就將《高帝紀》置於首篇。這種斷代為史的體例，受到後來封建史家的贊譽，並成為歷代「正史」編纂的依據。
在編纂體例方面，《漢書》繼承而又發展《史記》的編纂形式，使紀傳體成為一種更加完備的編纂體例。例如，《史記》雖然立了《呂後本紀》，但卻用惠帝紀年，《漢書》補立《惠帝紀》，解決《史記》在體例上的混亂；對於年月的記載也比《史記》詳細和明確。再者，《漢書》新創立的四種志，對於西漢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文化的記載，比《史記》更加完備，從而提高了《漢書》的史料價值。對於傳記的編排，《漢書》基本上按時間先後為序，體例上也比《史記》整齊劃一。
其三，資料豐富，保存許多重要的歷史文獻。現存《漢書》約80萬字，卷帙比《史記》繁富。它增載不少重要的詔令，主要集中在帝紀部分。在許多人物傳記中，《漢書》又收入大量有關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對策、著述和書信。在《漢書》的10志中，也有類似的重要歷史文獻的收載，如《食貨志》收入晁錯的《論貴粟疏》等。
《漢書》還增補《史記》對於國內外各民族史的資料。例如，在《史記·匈奴列傳》的基礎上，《漢書》大量增補漢武帝以後的史實，比較完整地記述了自遠古至西漢末年匈奴民族的歷史。《漢書》又合並《史記》的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諸傳，在補充大量的史實基礎上，以合傳形式寫成較為詳細的《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同時，《漢書》改《史記·大宛列傳》為《西域傳》，記述今新疆境內我國各民族歷史，以及中亞和西南亞諸國史。
我們續講《漢書》和《史記》的比較。《漢書》也有比《史記》對後來影響大，該說是寫得好的，就是它的十志。《漢書》的「志」，在《史記》里稱作「書」。《史記》有《封禪書》，《漢書》改成了《郊祀志》。封禪是漢武帝時一件大事，司馬遷的父親就為對這事意見和當時朝廷不同，不見採用，抑鬱在家病了，後來司馬遷作《史記》，專記這事成一篇。實際《史記·封禪書》也不是只講了漢武帝一朝的封禪，但班孟堅就把這題目改稱《郊祀志》。「郊」是祭天，「祀」是祭地，祭天祀地是從來政府一項大禮節，封禪只是在此項目中的一件事。班書從上講下，講的是這郊天祀地的演變，其實講法還是和太史公書差不多，只是題目變了，意義便別。以後歷代正史都可有《郊祀志》，不如《史記》里的《封禪書》，卻像只是當時一項特殊事件。又如《史記》里有《平準書》，《漢書》把來改成《食貨志》。「平準」乃是漢武帝時一項經濟政策，這是一項極重大的經濟政策，太史公特別把來作「書」名。而到班孟堅，把平準改成食貨。平準只是講「貨」，此又加上了「食」，國家經濟最重要的兩件事——便是「食」與「貨」。這一篇志，便成這一代的經濟史。後來每一部正史可以都有一篇《食貨志》，但不一定都有一項平準制度。又如太史公有《河渠書》，因漢武帝時及其以前黃河決口，漢朝屢施救治，太史公就作了《河渠書》。渠就是渠道，班孟堅再把此題目擴大，改做《溝洫志》。「溝洫」是古代井田制度里的水利灌溉，當然治水害、開河渠，都可寫在這裡面。《史記》八書，每每特舉一事作題目，而《漢書》則改成一個會通的大題目，不限在一件特別的事上。《漢書》雖是斷代為史，而他的十志則是上下古今一氣直下，從古代一路講來，卻不以朝代為限斷。司馬遷《史記》本是一部通史，而他的八書命題，偏重當代。班孟堅把他題目換了，就等於看成一個通的，上下直貫，古今相沿的事。我們講過，歷史上換了一個朝代，便換出一個樣子，人物制度都可換，但在制度里有許多是從頭貫通下來的，如像郊祀之禮、像食貨經濟情形等，在歷史上一路沿襲，不因朝代之變而全變。班氏找出幾項最大的題目來作「志」，於是此一體在歷代正史中成為一特出的。一般學歷史的人，覺得志最難讀，不像讀本紀列傳等，讀志才像是一種專家之學。學歷史要知道歷史中的事件較簡單，如漢武帝時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