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台的堅守
Ⅰ 四川萬源「鐵人老師」患血癌7年仍堅守講台
7月15日消息，「她真是一位好老師，一直都待在這個小鎮上教書，我兒子就是她的學生。」「她是一名大學生，怎麼沒留在城市裡工作啊？」「聽說她得了一種非常嚴重的血液病，這么多年都一直堅持在教書。」……日前，四川省達州市萬源市草壩鎮居民你一言我一語，對張瓊老師的言談中有敬佩，有唏噓，更有一絲心疼。
1983年出生的張瓊家鄉就在與草壩鎮相鄰的魏家鄉。2005年畢業那年，當同學們都為了能留在城市學校教書而奔忙時，張瓊卻不為所動，因為她從進大學時就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
「和城裡孩子一樣，農村的孩子也要接受教育啊，而且在家鄉附近教書，還能夠更加方便自己照顧年邁的婆婆和一個人把我拉扯大的媽媽。」憑著這一淳樸的想法，張瓊帶著大學畢業證書考進了家鄉附近的草壩中學。
「孩子們特別喜歡上我的語文課和歷史課，這讓我打心裡高興，工作也特別有干勁。但現在感覺有些失落和遺憾了，因為病情越來越嚴重，不得不接受學校領導安排，不再教語文和擔任班主任了！」張瓊告訴記者。
2011年，在張瓊站上三尺講台的第六年之際，她被確診患上了「血小板減少性紫癜」，開啟了她與病魔的抗爭之旅，但那時身體並沒有不適。為不耽誤工作和不花住宿費，她經常一個人周末晚上坐火車，早上下車直接去醫院復診開葯。
「上午暈倒，下午上課，說她是鐵人老師一點都不為過。」草壩中學一位副校長這樣介紹說。
2015年7月，張瓊再次去重慶檢查身體，診斷為「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俗稱白血病前期，只有幹細胞移植才有可能痊癒。從此，她的每個周末與寒暑假的時間，幾乎都用在了輾轉奔走於成都、重慶、北京、天津、安徽等地各大醫院，進行骨髓和臍帶血配型的檢查，以及吃葯與輸血治療。
「她一直靠自己一家人的微薄收入來堅持，私下從不接受任何資助。讓我感動的是學校那麼多圖書的歸檔，均衡教育來臨時，她本人堅強地工作著，自己不行，就拉著在學校教物理的丈夫唐春曉跟著上，從來不說一句話，並圓滿完成了任務。」知情的老師介紹說。
為了繼續照顧對自己一直不離不棄的家人，為了重返自己熱愛的三尺講台，已度過35個春秋的張瓊這才開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求助……
來源：澎湃新聞網
Ⅱ 現年都已80高齡的李雙江還堅持站在講台上，為何他還要如此的拼
因為他非常熱愛，所以他這么大年紀了還要站在講台上。
Ⅲ 一生清貧堅守三尺講台體現的是教師的什麼
體現道德意志。道德意志是一種信念和意志力，道德情感是一種感情，可以喜歡或不喜歡。再者，題目中有個關鍵詞「堅守」。
Ⅳ 上講台怎麼說，堅持十五分鍾記好了，說啥啊
十五分鍾可以講兩個小故事。
你可以把故事大概寫在黑板上，
這樣就可以拖延時間了。
Ⅳ 鄉村教師的堅守才是鄉村教育的希望嗎
又是一年教師節。在南京，有這樣一群老師，他們默默無聞，紮根在最底層，用自己的愛心和汗水，將一批批農村孩子培養成才。他們是鄉村教師，他們的堅守，點燃了鄉村教育的希望之火。
由於學校沒有專業的英語老師，剛進校的孫華除了擔任一年級班主任和數學老師外，還承擔了五年級的英語教學。最多的時候她還兼音樂和信息老師，一個星期28節課。
上學期期末，孫華已經懷孕快8個月，除了每次例行產檢時請假，其餘時間都堅持上課。校領導看她肚子越來越大，給她開了「綠色通道」，課堂上累了可以坐著上課，但值班老師去巡課時，總是看到她站立在講台前。
「她呈現給大家的總是精力充沛的樣子，像一隻『打不死的小強』。」「啥事交到她手上，她總能辦好，她是個『拚命三郎』！」……看似調侃的話語，卻是同事們對她的最高評價。
孫華說，2014年開始，學校的校舍翻新了，如今的校園特別漂亮。最艱苦的時候她都熬過來了，未來她依然會堅守在這一夢想開始的地方，和這所鄉村學校一起成長。
所以，給他們加工資吧。
Ⅵ 教育教學書籍有哪些
《玫瑰與教育》、《堅守講台》和《我的教育苦旅》
《玫瑰與教育》為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的圖書，作者是竇桂梅。本書為「大夏書系」叢書之一，分為四輯：清談與憂患；在聽說讀寫的背後；日本教育管窺；在白紙黑字的沃野上。
《堅守講台》都是作者個人的讀書心得與體會，包括講台上先互動交流，有知識的融合，有情感的共振，有智慧的碰撞，有理性的探討，為學生創設了廣闊的心靈和精神空間，同時以情動人，以自己的火點燃了學生，使整個教學過程成為關注和豐富情感世界的過程，成為智慧生成和人生態度、生活品質提升的過程。
《我的教育苦旅》為「大夏書系」叢書之一，分為三輯：精神的雕像，包括作者心中精神和教育的偶像；人就是目的，所收錄的篇章都是談「新教育之旅」中的學校教育和管理的；語文的詩意，是作者在中學語文教育方面思考和實踐的記錄。
(6)講台的堅守擴展閱讀
《玫瑰與教育》內容提要
都為有關作者和教育的故事，記錄著作者教育生命一次次花開的軌跡，為學生創設了廣闊的心靈和精神空間，同時以情動人。
以自己的火點燃了學生，使整個教學過程成為關注和豐富情感世界的過程，成為智慧生成和人生態度、生活品質提升的過程。語言單純，感情真摯。
Ⅶ 鄉村教師坐輪椅堅守講台其他人呢
余國安將輪椅移近教學白板，左手撐住扶手維持平衡，右手精確地畫出個大大的圓，然後眯著眼畫出4條筆直的線，不需要修補，內接正方形很快就畫好了。
若不是親眼所見，圖形工整得讓人很難相信是徒手畫的。
醫生在腿骨里植入鋼板，下肢沒有知覺的他在手術時並不覺得疼痛，卻「似乎聽到了自己心碎的聲音，非常痛苦」。
兩度在家康復的漫長時間里，他找到了「心碎」的原因：因為自己胸膛里跳動著的是一顆教師的心。「教師一走上講台，就像那山樑上的樹，一旦紮下根來，就會本能地越扎越深，直到與山樑生死相依」。
「也許我的教學水平比不過城市老師，但我對教育的愛絕不會少，教室和我的血脈連在了一起。」他說，「我盼望著，一輩子都能教書，能看見孩子們的眼睛。」
在他23年前第一次走上講台時，這種情感就埋下了伏筆。
他開始代課生涯，淵源於對老師的感恩。他在萬家山村小念書時，李永華老師每天都為他補課，卻不收一分錢。
他念職高的第一學期，母親摔斷了鎖骨，失去勞動能力，他只得輟學回家。不久，患肝硬化晚期的李永華來到他家，紅著眼說不能讓孩子們沒學上。「恩師讓我替他代課，我不可能拒絕。」他接下這擔子，踏實認真地工作，受到學生和家長的一致好評。
在此期間，他順利地通過了成人高考。該班學生畢業後，他外出打工，能掙比代課工資多3倍的錢。但他發現，代課那段美好經歷留在了內心最深處，「沒有聲音比孩子們的讀書聲更美，沒有什麼比孩子們的笑臉更動人。」1999年，鎮里招代課教師，他又拿起了教鞭。
在他眼中，教書就是快樂的源泉。可對於更多的代課教師來說，人生卻不乏苦澀。
代課教師這個群體，曾為無數農村孩子按下了改變命運軌跡的快進鍵，他們承擔了許多課程，工作量是城裡老師的兩三倍。受惠於「代轉公」的余國安們被視為代課教師中的幸運兒，但他們的「陣地」村小卻沒有同樣的幸運。
村小曾經輝煌過，《義務教育法》的頒布使得適齡學童人數激增，村小幾乎成為偏遠山區基層教育的救命稻草，這里曾培育出億萬名學生。但是，奔湧向前的時代洪流卻將村小逼向了日益尷尬的境遇。
變化來得悄無聲息，卻勢不可當。
就在余國安卧床養病期間，重慶通往湖南的鐵路修進了武陵山區，從他生活的萬家山腳下穿過。很多鄉親務工獲得第一桶金，搬往山外的世界。
隨後修建的高速公路，佔用了村裡的部分土地，帶來更多的掙錢機會，又一撥山裡人離開故園。
萬家山的村子有超過75%的中青年外出打工，多數帶走了下一代，讓村小的生源壓力越來越嚴峻，在落寞中等待著搖曳不定的未來。以龍溪鎮為例，10所村小僅剩5所，數量和規模都大幅度減少。
所幸，2012年，重慶出台《關於進一步推進中小學布局結構調整的實施意見》，明確要求邊遠山區、高寒地區的村小原則上不得撤並。
即使有了這顆定心丸，村小依然壓力重重。2012年春季，學校還有4名老師和他們「包班」的4個班級，卻在秋季遽然滑向拐點：一個班畢業了，一名老師帶著學生並入了中心校，另一位老師通過招考進入了政府，他教的班級也並入了中心校，只剩下胡英章老師和她教的三年級在偏僻的村莊堅守。
很多年來，胡英章堪稱萬家山村小的中流砥柱。她1983年就開始在這里代課，每月工資僅17元，此後升到23元，1990年是29元，1991年升到31.5元，1996年升到49元，2000年升到83元，2004年「一刀切」地領取300元，直到2007年成功「代轉公」，工資與公辦教師持平。
不同年齡的孩子需要上不同的年級，只有一個年級的學校顯然難以生存。換句話說，此刻的萬家山村小若只剩胡老師孤軍奮戰，頹勢不難預見。於是，余國安腿部骨折稍微好一點，就回到萬家山村小。
僅存的這個班級中，孩子們的情況都很特殊，如果撤並，很多學生或將被迫輟學。
其中一個孩子由曾祖父和曾祖母撫養。這個家庭中的兩位老人命運多舛，兒子結婚不久就病逝了，兒媳離家出走；兩人含辛茹苦將孫子拉扯大，孫子病後留下後遺症，孫媳杳無音訊。從此，分別80歲和78歲的老夫婦不得不承擔起監護曾孫女的重任，「如果沒有離得近的村小，孩子就只能不讀書了。」
另一位孩子的父親患肝硬化多年，靠文盲母親在外打零工掙錢治病，家裡過得異常清苦，卻債台高築。2014年秋季，父親帶著孩子報名後的第三天與世長辭，母親不得不回家看護孩子，「無法讓孩子到更遠的地方去讀書。」
一位孩子的父親患腦膜炎發燒後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癲癲狂狂的，連錢都不認識。」母親又有殘疾，只能由75歲的爺爺看護。「孩子還小，沒法走一個半小時去中心校讀書，如果每天坐車，來回得10元車費，我們付不起」。
學生的困境如此讓人揪心，責任心讓余國安又一次回到學校，和胡英章等人一道，守護村小的榮光。
他的努力義無反顧，也顯得有些許悲壯。他須臾不能離開妻子胡明術，需要她背著顫顫巍巍地翻越梯坎。他要教書就必須每天住在學校，只有寒暑假和國慶長假才能回到正常人幾分鍾就能走到的家，妻子也只能住在學校，照顧他的起居。
兩人是經媒人介紹而結合的，感情卻在經年歲月的積淀中變得牢不可破。妻子早上離開學校去喂豬、干農活兒，下午回校為他做飯。
家就在幾百米之外，卻不能回去，余國安毫不後悔。「在家裡，我是廢人。」他說，「在學校，能陪伴孩子們成長，人生有意義，我豐富了學生的知識，學生也豐富了我的生命。」
當他還在養病時，便對幹完農活兒回家的妻子傾訴「真想回到村小聽聽孩子們的讀書聲」，心裡總「感覺少了什麼」。
讓他沮喪的是，這種熱愛並非每個人都有。2015年，一位特崗教師來到萬家山村小，看著岌岌可危的土房校舍、比學生還高的野草，這名大學生連學校都沒進去，寧可退還已享受的免費教育費用並支付違約金，便頭也不回地走了。
「我們不能一走了之，村裡娃需要有人去點亮未來。」余國安說，留守的孩子不能冒著安全風險，每天披星戴月走幾個小時去上學。「孩子是平等的，山裡的孩子也需要教育。就算只有一個孩子，我也願意為他講課」。
這種信念讓他和學生的關系超越了師生。對孩子們來說，身體殘疾的余老師就像是下雨時撐開的一把雨傘、迷路後一路找尋來的一束火把，或是飢腸轆轆時煮沸鄉味的一團灶火。
太多的事例見證了這份親人般的感情。
10多年前，有學生家遭受突然的變故，父親去新疆後失聯，母親也改嫁了，留下時年13歲、11歲的兄弟倆相依為命。
他與村小負責人商量減免孩子的學費，把自己用過的教科書給他以少交書本費。他種孩子家的地，把糧食給兄弟倆，他出車禍後，妻子仍堅持種了兩年。
那名堅強的孩子念到了高職，如今在成都的富士康工作。他每次回家都會探望余國安，在余表示想學習電腦時，為他寄來了書籍，余也因此學會了電腦。
他對班上孩子的情況了如指掌，總是主動為未聽懂的學生補課，不收一分錢，「恨不得把懂的知識全都教給他們。」
他的事跡感動了中國，上了央視，很多人通過他的講述，知道了孩子們的艱辛，慷慨解囊。
他的班級中，10人獲得了從小學到大學的生活費資助；4人獲得合計900元的零星資助；兩名學生獲得了3000元的資助。全校學生獲得了央視、浙江天麗爾服飾、廣東林氏木業、深圳獅子會、彭水暖風會等的關注和支持……
他所教班級成績一直位居全縣鄉村小學前列，有近20名學生後來考入大學。他關於做人的教導讓孩子們受惠更多，在普遍「缺少見識」的偏僻鄉村，老師不僅是知識的傳播者，更是人生的引路人。
他贏得了家長的信任。
萬家山村小的教室外就是農地，凜凜寒風中，乾枯的玉米稈簌簌抖動，但老鄉們從不在課間耕種，而會等到周末，「寧願少收糧食，也不潑糞，別臭了老師和孩子。」
余國安獲得了第三屆「馬雲鄉村教師獎」，42歲的他第一次乘坐飛機去三亞領獎，記者為他講解如何辦理登機時，這個漢子突然定住了，遠遠地看著不斷升降的飛機，眼噙熱淚地喃喃自語：「要是孩子們也能坐上飛機，那該多好啊！」
生日在1月的他，參加了鄉村教師們的集體生日會。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吃生日蛋糕，第一次看到大海。
在頒獎典禮上，他被推上紅地毯，馬雲迎上去俯身和他握手，然後站在他的輪椅旁合影。周圍還有成龍、於丹、孫儷、梁家輝等。那一刻，他是明星。
這是一個職業，一份工作。
Ⅷ 作文:三尺講台上的堅持
我抄勇敢的走上了講台襲
今天早上一起來，我就看見窗外飄著雪花，我匆匆的刷了牙、洗了臉背上書包就去青少年宮上作文課。
上課了，老師讓我們一個一個的走上講台讀自己最優秀的作文。第一個走上講台讀作文的是周原，他讀的作文是《圓》，開頭是介紹圓的構造，中間是分成四個部分來寫的，結尾是些無窮無盡的變化，構思很好。情節安排也很自然。
第二個走上講台的是周家袁，他讀的作文是《李老師》他寫了李老師的外表和他發生的兩件事情。我看看自己的作文，又看看李老師的眼神，只好膽怯的走上了講台，我讀的作文是《夏天的雷雨》，描述的是下雨前、下雨時、下雨後的天氣變化。
一會兒，我走下了講台，心裡默默地說:「原來上講台不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情。」還有一些作文，比如《美麗的南湖林園》、《風》、《家鄉的秋天》、《了不起的小螞蟻》、《助人為樂的小豬》等······
今天的作文課是一直以來我上過最生動的作文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