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治理案例

① 麻煩大家告訴我一下最近幾年中國環境污染事件的事例

1,http://env.people.com.cn/GB/5195188.html【2006年中國十大環境事件】如：
松花江支流遭污染：（這是典型的生態環境破壞案例）

高原建起一條環保鐵路：（這是中國為保護環境對生態保護的有力佐證。

2,環保資料：
2005年，一場「環保風暴」在中國內地颳起，30個總投資達1179億多元的在建項目被國家環保總局叫停，其中包括同屬正部級單位的三峽總公司的三個項目。理由是，這些項目未經環境影響評價，屬於未批先建的違法工程。
環境惡化無路可退中國的環境問題並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紀90年代，環境污染問題就已非常嚴重。如淮河流域。在上世紀90年代五類水質就佔到了80％，整個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條巨大的污水溝。1995年，由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達到1875億元。
據中科院測算，目前由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已佔到GDP總值的15％，這意味著一邊是9％的經濟增長，一邊是15％的損失率。環境問題，已不僅僅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已成為吞噬經濟成果的惡魔。
目前，中國的荒漠化土地已達267.4萬多平方公里；全國18個省區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脅，而且荒漠化還在以每年1萬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長。
七大江河水系中，完全沒有使用價值的水質已超過40％。全國668座城市，有400多個處於缺水狀態。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質污染引起的。如浙江省寧波市，地處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匯口，卻因水質污染，最缺水時需要靠運水車日夜不停地奔跑，將鄉村河道里的水運進城裡的各個企業。
中國平均1萬元的工業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並產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創造1億元GDP就要排放28.8萬噸廢水。還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經處理，就直接排放進河道，要不了10年，中國就會出現無水可用的局面。
全國1/3的城市人口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有1/3的國土被酸雨侵蝕。經濟發達的浙江省，酸雨覆蓋率已達到100％。酸雨發生的頻率，上海達11％，江蘇大概為12％。華中地區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賓、懷化、紹興、遵義、寧波、溫州等，酸雨頻率超過了90％。
在中國，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許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為1200萬~1400萬噸。而2003年，全國二氧化硫排放量就達到2158.7萬噸，比2002年增長12％，其中工業排放量增加了14.7％。按照目前的經濟發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國僅火電廠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將達2100萬噸以上，全部排放量將超過大氣環境容量1倍以上，這對生態環境和民眾健康將是一場嚴重災難。
1月27日，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有人預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類歷史上突發性環境危機對經濟、社會體系的最大摧毀，很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出現在中國。
治理污染陷於兩難有一種說法，要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控制好環境，在環保方面的投入須達到GDP的1.5％以上。但這是在環境保護本來就非常良好的情況下，在中國，根據上海的經驗，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環境，環保投入須佔到GDP的3％以上。而在過去20年裡，中國每年在環保方面的投入，在90年代上半期是0.5％，最近幾年也只有1％多一點。環保是一種「奢侈性消費」，投入大，對GDP貢獻小，因此，一些本應用於環保方面的專項資金，也被挪作他用。
目前中國在環境問題上進退兩難:再不治理，未來無法保障；真要治理，則需大規模投入，眼前的經濟又難以承受。
有人算過，雲南滇池周邊的企業在過去20年間，總共只創造了幾十億元產值，但要初步恢復滇池水質，至少得花幾百億元，這是全雲南省一年的財政收入。淮河流域的小造紙廠，20年累計產值不過500億元。但要治理其帶來的污染，即使是幹流達到起碼的灌溉用水標准也需要投入3000億元。要恢復到20世紀70年代的三類水質，不僅花費是個可怕的數字，時間也至少需要100年。
違法成本低執法成本高就微觀角度說，在過去20年裡，國內製造業在無法依靠技術進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情況下，只能朝兩個方面挖潛:一是工資，二是環保。最簡單的事，例如水泥生產，要達到起碼的環保要求，每噸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廠價的5％。紡織業每年排放的廢水超過10億立方米，如要處理，則每噸需花費1.2~1.8元。提高生產成本5％。而絕大多數企業根本就沒有這么高的利潤率。因此只能在環保問題上打游擊:或是不建任何廢水處理設施:或是建立以後就當擺設，白天把污水放到處理池裡，晚上沒人時就排放到河裡，這樣就可以節省一大筆成本。在市場的無序化競爭中，這5％的成本。往往就決定了企業的盈與虧、生與死。
而中國在環保執法上的兩高一低——守法成本高、執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也助長了這種傾向。通常的情況是，環保部門為取證一件違法偷排事件，需耗費50萬元，而最終落到違法企業頭上的罰款，則只有區區5萬元，包括正在勁刮的所謂「環保風暴」。
一些投資數十億元的特大電站項目，違反環境評價擅自開工建設，最後的罰款也不過20萬元。區區20萬元罰款，對於一個投資超億元的項目來說，簡直是九牛一毛。這樣的處罰力度對違法行為談何震懾力？因此《環保法》歷來被人稱為「豆腐法」。
一場環保風暴將涉及數十萬家企業，由此帶來的結果必然是:大批企業的破產倒閉，大量人員失業，企業成本大幅提高，國內物價指數迅速地突破兩位數。因此，無論是宏觀成本，還是微觀成本，實際上都無法承受。
四個因素阻礙環境治理對環保部門在執法過程中遭遇的巨大阻力，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總結出了四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些地方對科學發展觀認識不到位，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一些高能耗、重污染的小冶煉、小鐵合金、小化工等被明令禁止的項目，在一些地方竟然呈現蔓延的趨勢。
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中，片面強調簡化審批，限期辦理相關手續。而不管項目是否會存在污染情況，只要來投資就批准，個別地方在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審批中存在「首長意志」、「先上車，後買票」等違法現象。
再次，環評質量亟待提高。有些環評單位不堅持科學評價，不敢以客觀的事實和科學的數據說話，評價結論含糊，模稜兩可，將項目的環境可行性與否的結論推給審批部門，甚至極個別的環評單位弄虛作假，編造、偽造數據，或者隱瞞事實，嚴重影響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落實，使環境影響評價流於形式，喪失了第三方咨詢機構起碼的科學性和公正性。
最後，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工作開展不足。我國目前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是政府主導型，以有限的政府力量去監管數量龐大的建設項目，顯然力不從心。
其實，環評法遇到的阻力更有背後的經濟利益在驅使。
掀起真正的「環保風暴」
中國是一個在環境上迴旋餘地極小的大國，又是一個在全球資源、市場基本被瓜分完畢後崛起的一個後起國家。中國沒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國家那樣，等到環境惡劣到極點後再來治理。
但中國又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別人走過的先發展經濟、再治理污染的道路，中國不可避免的也會走一遭。
世界各國的歷史已經表明，在經濟增長與環境變化之間有一個共同的規律: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會有一個環境污染隨國內生產總值同步高速增長的時期，尤其是重化工業時代:但當GDP增長到一定程度，隨著產業結構高級化，以及居民環境支付意願的增強。污染水平在到達轉折點後就會隨著GDP的增長反而戛然向下，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環境容量之下，此即所謂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當年日本的發展過程就是這一規律。
毫無疑問，中國沒有可能跨越這樣一個重化工業時代。因為中國的人口太多，國家太大，無法像芬蘭那樣，在本國製造業尚不發達的情況下，藉助於全球化分工，直接進入高科技時代。
上世紀90年代末，筆者曾回過蘇南老家，小時候那種清清河水，坐著船就可到達四鄉八鎮的情景已一去不復返了。而令筆者吃驚的是，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因素竟然是最普通的生活垃圾。在中國，即使不發展工業，由人口增長帶來的污染物，也足以使環境惡化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即便是治理這樣的污染，也需要大筆投資，需要有經濟基礎。
中國在治理污染問題上，任重道遠，需要依法辦事，制止惡性環保事件的發生，延緩環境惡化的速度。

② 《黑臭河道治理技術及案例》中國給誰排水

黑臭河道治理難點：污染源控制水體氮磷營養鹽嚴重超標水體態系統徹底破壞內水體自凈能容力完全喪失且黑臭河道特點污水匯入水體流性差河道底部硬化等等 黑臭河道治理重點邦源環保認構建水體態系統恢復水體自凈能力物治理態養護技術治理黑臭河道安全行重要要控制污染源進入尤其污水直排問

③ 中國在治理氣候變暖上有什麼失敗的案例不

全球氣候變暖是一種自然現象。由於人們焚燒化石燃料，如石油，煤炭等，或砍伐森林並將其焚燒時會產生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這些溫室氣體對來自太陽輻射的可見光具有高度透過性，而對地球發射出來的長波輻射具有高度吸收性，能強烈吸收地面輻射中的紅外線，導致地球溫度上升，即溫室效應。而當溫室效應不斷積累，導致地氣系統吸收與發射的能量不平衡，能量不斷在地氣系統累積，從而導致溫度上升，造成全球氣候變暖這一現象。
全球變暖會使全球降水量重新分配、冰川和凍土消融、海平面上升等，不但危害自然生態系統的平衡，而且威脅人類的生存。
2012年10月14日，英國《周日郵報》借英國氣象局名義宣稱全球已停止變暖16年，再次引發熱議。同年，16位科學家共同發表文章對二氧化碳導致全球變暖一說提出質疑。

④ 中國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哪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 為發展中國家選擇自己的道路和制度積累了成功的經驗

道路和制度關乎一個國家的前途與命運，能否由本國人民獨立自主地選擇符合本國國情的道路和制度，決定著國家的興衰成敗。歷史上，很多發展中國家曾經是西方國家的殖民地，道路與制度都是由宗主國安排甚至強加的；即便是通過民族解放運動粉碎了殖民統治，西方國家仍然通過「顏色革命」「茉莉花運動」來顛覆政權，剝奪發展中國家道路和制度的自主權、選擇權，造成了這些國家的經濟停滯、人心渙散、政局不穩、社會倒退。

• 為全球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公共產品

進入和平發展時期，全球秩序、全球治理成為了世界人民共同的呼聲。面對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地區熱點問題此伏彼起以及恐怖主義、網路安全、重大傳染病、氣候變化等等挑戰，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敢於作為也有所作為，積極參與全球治理，著力推進全球化進程、切實維護國際秩序，並為全球治理提供了諸如亞投行、「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等公共產品，為解決人類所遇到的世界性難題發揮了重要作用。

• 為化解世界矛盾和問題提供了科學的思維方法

當今世界既面臨由來已久的老問題，又面臨新形勢新背景下出現的新矛盾，積重難返，錯綜復雜，需要創新思維、理清思路，以科學理性的方式方法去認知、把握、化解。這方面中國在長時間的實踐中作了有益的探索，把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化解矛盾和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又從世界歷史上處理國際問題的經驗教訓中總結和提升，還從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營養，提煉出符合當代客觀實際的思維方法，使中國智慧在當下熠熠發光。

⑤ 中國隊的優勢項目為什麼會在奧運會上被砍掉四小項

北京時間12月日凌晨，國際奧委會執委會確定了2024年巴黎奧運會的參賽項目，宣布增設霹靂舞、滑板、攀岩和沖浪四個大項，而在老項目中，舉重受到了重創。

國際奧委會這一招很有效。

兩個月來，舉聯過渡主席、英國人伊拉尼穩住了陣腳，成立了改革和治理委員會，盡全力改組舉聯架構，表達了把舉重留在奧運會大家庭的決心。

因此，國際奧委會網開一面，只裁掉了舉重的四個小項。不過，國際奧委會在公報中強調，未來將監督舉重運動的發展情況，以確定該項目在巴黎奧運會的參賽地位。

⑥ 請問如何在網上找到上市公司發布虛假財務報表的案例

上市公司發布虛假財務報表的案例
前 言
美國自二00一年十月以來，陸續爆發安隆(Enron)的財務報表不實報導、世界通訊(Worldcom)的隱瞞虧損、線上時代華納(AOL LIME Warners)的虛報廣告營收及強生制葯(Johnson)被控隱瞞產品過失，甚至連國際知名的奇異公司（G.E.）、美國國際集團（AIG）、思科（Cisco）、摩根大通銀行及國際商業機器（IBM）等也因為可疑的會計操作實務，而讓投資人起了疑心，弊案酬聞，使得股市狂跌，造成美國自30年代經濟大恐慌以來，最大的投資信心危機。
有鑒於此，美國參議員沙班（Paul Sarbane）提出的著名的沙氏法案（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又稱為「企業改革法」），該法案的重要項目包括：強化主管機關之監督、公司治理、會計師獨立性等，並成立公開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PCAOB）；尤其在會計師獨立性及內部控制等議題上，明文規定會計師不得同時為同一客戶提供審計及非審計服務，並加強對公司內部稽核之監控。
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功能原在賦予會計師站在保護投資大眾的立場，以稽核上市公司財務報表資訊。然而一連串的企業丑聞案，使會計師的公信力受到懷疑，從而影響公開發行公司的財務報告、財務報導准則、會計及審計規范與管制的可靠性。
一九九七年底的亞洲金融風暴，凸顯出亞洲企業仍以家族及集團化經營為主，大陸的」老三案」(深圳原野、海南中水、長城機電)導致涉案會計師事務所解散、相關注冊會計師承受嚴厲的行政處罰；「新三案「(瓊民源、紅光實業、東方鍋爐)則是「所破人亡」，而查核銀廣夏、東方電子的注冊會計師更是鋃鐺入獄，遭受懲處 。台灣在二00四年爆發之博達、皇統、宏達科、訊碟、升技等上市公司高層人員挪用公司資金，進行股價護盤及利益輸送等情事，引發了本土性金融風暴，不僅使一般投資人蒙受重大損失，更使金融體系的資產品質惡化，投資人信心大受打擊，亦使得簽證這些公司的會計師受到輿論及法律上嚴格的譴責 。
為防範上市公司財務舞弊，如何建立一套公司治理制度以偵測舞弊，便顯得異常重要。公司治理可分為「內部監控「，及「外部治理「兩類，前者企求在公司內部，建立一套完善的監督機制，由股東會與監督機關善盡監督義務，避免公司經營者從事道德危險之行為；後者則希冀由交易相對人、債權人、市場、主管機關、證卷商、會計師、及社會大眾等共同發揮力量來監督公司經營者追求公司利益。世界銀行於一九九九年提出之公司治理架構如圖一所示：
爰此，本文乃藉由分析財務報表虛假之原因及特點，並從兩岸之經營環境與會計師之責任與獨立性規范之觀點，探求如何落實公司治理制度中，有關兩岸會計師查核簽證之一環。

一、上市公司管理舞弊之原因分析

所謂「虛假財務報告」，是指財務報告中所揭示的財務會計資訊存在嚴重不實或者財務報告的揭露存在重大遺漏。不同的企業提供虛假財務報告的動機不同，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幾個層面：
1. 股價考量
若經營高層本身就是大股東或有業績預算的壓力，為了使該公司有更高的股價，進而使自己本身持股市值增加，便有強烈的誘因趨使他對財務報表動手腳，從營業收入開始，不論是毛利率、營業費用、營業利益、業外收益等都有可用來「窗飾「財務報表。此與投資人及分析師長久以來非常重視公司的營業收入成長、毛利率變化、盈餘成長及每股盈餘等數字上，有十分密切的關系。
2. 募集資金的考量
對於有募集資金壓力的公司而言，如何從市場上募得較佳的資金條件，企業的營運獲利狀況，是關鍵性的因素，此乃經營高層要對財務報表作假的另一個重要原因。為了能夠順利地從資本市場上募集到所需要的資金，條件不佳的企業若欲配股或增發新股，就會操縱損益，發布虛假的財務報表。
3. 經營管理階層之薪酬與公司績效有連帶關系
企業管理階層之薪酬結構自1990年代發生變化，為獎勵管理階層之經營績效所發放之紅利，從過去之現金紅利制轉變成目前多數公司以股票選擇權作為員工之酬勞。根據統計，企業對於股票選擇權之發放比例在過去十年間成長三倍，其相對應之價值更是驚人，1997年全美前2000大企業所發放之股票選擇權市值約為50億美元，至2000年時，其市值已增加為162億美元，其價值短短三年間就超過三倍。兩岸上市公司的高階經營層通常不會願意自己因業績不好而下台，但在經營環境艱困時，作假帳就變成經營層要維持好獲利績效的選擇項目之一。股票選擇權誘使企業管理階層積極創造經營績效以拉抬公司股價，台灣目前常見的方式包括提早認列未實現收入、隱藏負債、使用其他新穎的會計手法等，以提高公司當年度之盈餘。大陸企業目前仍然是以國有企業為主體，上市公司大部分也是由原來的國有企業改制而成，在管理體制上還帶有原來的一些特點，有些經營管理者在上任的當年會希望公司利潤能有大幅上升，從而展現自己的管理能力和績效。亦有部分經理人為達到此種預期，便會著手粉飾財務報告。
4. 資產重組或合並過程中的需要
企業的資產重組和合並，往往涉及很多人的利益，為了滿足不同的利益需要，企業通常會藉改制和合並之機製造虛假的財務報告。例如有些上市公司為了維護企業在股票市場的形象，藉合並之名迷惑投資者。
隨著兩岸證券市場的發展，國家對市場的監管愈來愈趨嚴峻，上市公司發布虛假財務報告所需承擔的風險也逐漸加大，通常必須有很大的誘因，才會促使上市以司挺而走險。

二、 產生虛假財務報告的原因及理論分析

由於資訊的提供者與使用者之間存在著資訊不對稱，擁用較多資訊的一方就能夠利用資訊為自己謀利，審計的產生即為了減少資訊的不對稱。美國證管會向來以其透明的資訊揭露、嚴密的會計法規及有效率的執法機構，建置堪稱最具效率之市場規范架構。並於2000年8月訂定「公平揭露規則」 (Regulation Fair Disclosure，簡稱Regulation FD)，禁止企業與證券分析師於非公開場合接觸時傳遞有關企業內部之重大未公開訊息。惟Regulation FD之實施仍無法完全解決資訊不對稱之問題，證券分析師於安隆、世界通訊案中，不但獲知企業內部之重大未公開訊息，甚至隱而未告或發布不當之研究報告以誤導投資人。致使投資人質疑證管會是否確有善盡主管機關監督之責。
產生虛假財務報告的動機，究其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利益和風險的權衡」決定了企業為什麼做虛假財務報告；二是「資訊不對稱」決定了企業為什麼能夠做虛假財務報告。
自1990年代全世界五大會計師事務所，開始就替顧客提供管理諮詢服務，即為其查帳客戶同時提供審計與非審計服務。由於管理諮詢服務之公費收入遠較查核業務為高，其潛在之市場讓五大會計師事務所除削價競爭外，對於查帳客戶偏好之會計方法，也漸選擇以默認應對。會計師就此之利益衡量，使獨立性漸受侵蝕。
企業出具虛假財務報告一旦被查出，其後果是相當嚴重的，可能造成公司經濟利益和社會形象的損害，日後成為被稽查的重點對象，造假者個人的經濟利益損失和法律責任的追究等。盡管如此，仍有企業為追求從而鋌而走險。加諸目前企業內、外部監管不力等因素，企業出具虛假財務報告被稽核的比率相當低，且對舞弊案之懲處力度不大。

三、 兩岸財務報告造假的主要手法
大陸有學者針對其上市公司管理舞弊案進行研究 ，本研究更加入近期台灣的舞弊造假手法加以比較。從理論上來說，舞弊最終乃須透過財務報告表達出來。表一說明了兩岸上市司財務舞弊案的造假手法。
表中列示的造假手法都是窗飾財務報告的做法。為了滿足不同的目的，會計人員會靈活採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使得財務報告符合管理階層之期望。茲將財務會計實務中，茲將常使用的財報舞弊方式說明如下：
1. 虛增銷貨收入
此乃上市公司管理舞弊手法中最常採用的方法。如大陸紅光實業、黎明股份、銀廣夏等，－－為了提高凈收益，從而達到配股或分紅等其他目的，管理當局於是透過製造某些虛擬的銷貨業務，從而高估其銷貨收入。
台灣2004年爆發的地雷股中，亦有多家上市公司以先設立人頭或空殼公司，再由地雷公司與這些人頭公司進行進貨及銷貨的交易，如此一來，就可「憑空創造」經營階層所要的漂亮營收數字，以近期降為全額交割股的升技為例，根據證交所資料顯示，升技2004年上半年自Top Rise等3家供應商進貨55億元，占總進貨金額之70％，同期間，銷貨至Sunfine等4家公司61億元，占總銷貨金額之71％，其中有高達41億余元無實際通關證明文件，此外，以上所提及7家進貨及銷貨公司都在香港注冊，且住址皆相同，明顯是設立來作虛灌營收的空殼公司。結果，升技2004年前3季的148億營業收入，近15億的稅後凈利及2.41元的每股稅後盈餘，絕大部份是造假作出來的。
2. 虛增應收帳款
虛增應收帳款可同時虛增銷貨收入。由於會計處理上只要有單據證明銷貨，便可認列營業收入及應收帳款，因此，某些公司為了增加營收，會刻意放寬銷貨政策，例如延長客戶付款期限、給予較多的折讓或利用有關出口貨物優惠政策，虛增收入等，使營業收入在短期間不正常地增加，這對公司的損益表有一定的美化作用。 例如，大陸51黎明弊案中，即為了達到虛增收入、利潤的目的，些擬銷貨業務和銷貨對象，不惜虛開銷貨發票，虛增收入。該公司所屬的營銷不能作進項抵扣的普通增值稅發票，虛增主營業務收入2269萬元，而台灣的博達公司亦利用關系企業製造多起虛擬之交易。

表一 兩岸上市公司財務舞弊案的造假手法

虛增銷貨收入 虛增應收帳款 存貨價值的任意調整 會計政策利用 關系人或子公司交易 費用的轉移和調整
大陸紅光實業舞弊案 ★ ★ ★
大陸鄭百文舞弊案 ★ ★ ★
大陸張家界舞弊案 ★
大陸ST黎明舞弊案 ★ ★ ★ ★ ★
大陸大東海舞弊案 ★ ★
大陸銀廣廈舞弊案 ★ ★ ★ ★
大陸麥科特舞弊案 ★
台灣博達舞弊案 ★ ★ ★
台灣升技舞弊案 ★ ★ ★
台灣皇統舞弊案 ★ ★ ★ ★
台灣宏達科舞弊案 ★ ★
台灣太電掏空案舞弊案 ★ ★ ★
台灣中強電子舞弊案 ★ ★

1997年度大陸上市公司61.12%的應收帳款是其關系人交易 (見表二)，其中與控股公司發生的應收帳款關系人交易達95.29億元，占總額的39.71%，與同屬控股子公司、集團附屬企業和兄弟公司之間發生的應收帳款金額為75.13億元，占總額的31.31%。值得注意的是，大陸上市公司關系人交易中應收帳款金額盈餘過大，顯示操蹤現象顯著。

關系人 交易筆數 交易金額(億元) 所佔比例(%)
直(間)接控股公司 291 95.29 39.71
從屬控股子公司、集團 145 75.13 31.31
附屬企業、兄弟公司、子公司 98 26.31 10.96
聯營、參股公司 207 17.47 7.28
合資公司 11 25.79 10.74
小 計 752 239.99 100.00

資料來源：蔣義宏、魏剛著，「中國上市公司會計與財務問題研究」，東北財經大
學出版社。

3. 存貨價值的任意調整
在銷貨收入不虛增的情況下，「盈餘管理」的焦點就著中在成本及費用兩個方面。銷貨成本的調整主要集中在存貨成本的調整，而存貨所包括的層面較廣，設計方法又多，乃為財會人員提供了很多虛擬財報的管道。假若，該產品需求不錯，在通路上的貨品銷售不成問題，對該公司將不會有負面影響，但是，若該產品在通路上出現滯銷的情況，不僅公司未來業績將受影響，之前異常增加的應收帳款，也有可能會變成呆帳，若通路商要求退貨，又是另一筆退貨呆帳，二者皆可能影響公司獲利狀況，台灣多年前生產電腦顯示器的中強電子，就是因此而關門大吉。
另外，台灣2004年中股市最大地雷之一的博達案，自1999年開始，即透過國內外人頭公司，以假買賣的方式做帳達141億元，由於當時手機概念股當紅，博達即大肆宣傳其所生產的砷化鎵未來應用在手機上的商機有多大，成長性有多高，為了圓這個謊，博達透過這些人頭公司，以假銷貨單進行堆貨，在進貨方面，則另外找了7家，自設2家原料供應商配合出貨洗錢，虛灌營收手法的手法與升技案如出一轍。
大陸部分則有麥科特公司透過偽造進口設備融資租賃合約，虛列固定資產9074萬港元；採用偽造材料和產品的購銷合約、虛開進出口發票、偽造海關印章等手段，虛增收入30118萬港元，虛構成本20798萬港元，虛構利潤9320萬港元。又如例如黎明進出口公司擅自將其本應在「委託發出材料」科目核算的外委加工服裝業務，通過與被委託方對開發票的形式，進行銷貨核算，以虛增888萬元之銷貨收入。
4. 會計政策利用
有時上市司也會利用會計變動或會計制度和准則的漏洞來操縱利潤，如改變短期投資處理損益法及會計原則變動等。尤其在新制度剛出爐，具體作法尚未明確規范時，被利用造假的情況最多，如當企業被允許對各種資產提列減損准備時，這類准備就成為調節利潤的主要方法，此外當制度和准則中的某些特殊情況，需要主觀判斷或估計時，也容易被造假者利用，如或有事項的可能性的判斷，企業會根據自己的需要作出是否揭露、如何揭露的決定。所以，在造假方法中，重大事項的故意遺漏也被頻繁地使用。
5. 關系人或子公司交易
上市櫃公司除了可運用關系人或子公司交易虛灌營收外，亦可與這些關系人或子公司從事財務交易，以達到增加公司獲利或圖利他人之目的。例如：台灣早期的資產股利用關系人交易買賣農地或山坡地等圖利他人。近年來台灣的太電掏空案就成為這種財務操作的代表性例子。根據檢方調查，當時太電副總經理及財務長胡洪九，在民國82年到87年間，設立包括「中俊企業」等146家虛擬企業，再以太電為這些公司作擔保，由這些虛擬企業向銀行大筆舉債，得款後將這些款項轉往海外洗錢，再把債務拋給太電，導致太電損失達新台幣200億元，若折回現值，金額高達400億，大陸部分之關系人交易則絕大部分透過應收帳款產生，如上述之第二點所述。
6. 費用的轉移和調整
所謂費用轉移，是指延遲費用與外界第三者（可能是供應商、客戶，也可能是關系人）交易的入帳時間，以增加本期損益。另外，折舊費用的任意調整，資產減損或報廢時機的選擇，也可用來操縱損益。在大陸百文管理舞弊案中，公司上市後三年運用年度截止日前後之收入、費用的操蹤方法，任意沖減成本及費用、費用跨期入帳等手段，以累計虛增利潤約14390萬元。

四、 公司治理對虛假財務報告的防範

虛假財務報告的審計難度很高，需要審計人員在審計過程中運用高度的正直性和責任感，以保證財務報表之品質。為此，國家的監理機構也應制定完善的審計程序規范，建立責任制度，以約束審計人員的行為。同時，應建立配套的激勵機制，提高審計人員待遇，激勵他們努力提高業務能力和水準。以下乃本文針對兩岸制度之建議：
1. 建立健全的外部監管體系
安隆案涉及財報舞弊及資產侵佔，擔任其簽證的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Arthur Anderson Co.,)因管理諮詢之業務考量，無法客觀地從事審計工作，反倒成為經營層舞弊的馬前卒。因此美國通過沙氏法案，對會計師痛下殺手，不再信任其「自律」，改以PCAOB直接監控會計師工作品質、執行會計師之管理懲處，會計師遂落入「他律」之手。因此兩岸應建立健全審計財稅、證券等監管體系，明確劃分各部門在打擊財務報告舞弊的職能范圍，使之形成有效的監管網路。隨著大陸傳統政府審計領域逐漸向民間審計開放，在增加業務渠道的同時，也自然帶來其他政府部門的監管，例如，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件」規定的「委託會計師對外資金融機構審計的管理辦法」，要求外資金融機構的設立必須聘請中國會計師，由其對外資金融機構財務報表進行法定審計，同時，中國人民銀行有權對從事此項審計業務的會計師、會計師事務所的執業品質進行調查，並擁有處罰權。台灣目前已設有會計師懲戒委員會、全聯會評鑒委員會(財政部)、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等，但懲戒、或訂定會計准則，多依證期局之要求，被動從事。且證期局人手不足，形成懲戒輕、會計准則訂定慢。或許，證期局應效法PCAOB，名正言順地讓會計師公會繳械，並撥補足額經費，制定財會准則、
審計准則、強力監督會計師之查核品質、速懲怠忽，才可能遠離博達風暴。
2. 內部監管
董事會被認為是解決管理階層潛在自利誘因及不適任問題之適當方法，其特色是設置獨立董事及各種不同功能之委員會。一般認為，獨立董事制度之功能有三：1.提升經營績效；2.汰換不適任之經營者；3.對違法經營或利益沖突交易等道德危險之監督。目前，美國雖僅有密西根州公司法明文規定公司應設獨立董事，但實務上美國多數大型發行公司之董事會，有半數以上之成員階為獨立董事。
因此，兩岸企業有先建立完善的董事會制度，加強公司治理機制的有效性，從而抑制虛假財務報告。如前所述，亞洲企業董事會的成員大多數是企業的經理層，內線交易現象嚴重。如何提高董事會成員的獨立性和專業性，將是兩岸企業董事會制度急需解決的問題。董事會功能的強化有助於強化企業財務報告體系及內部控制制度，從而杜絕董事會授權的虛假財務報告的發布。
其次，在健全董事會制度的基礎上，有效建立企業內部管理和會計制制度。企業內部控制制度目前已為現代企業科學、有效管理、合法營運的重要標志。只有董事會制度的完善，內部審計才能具有其應有的獨立性，從而發揮內部監督職能，以抑制虛假財務報告的發布。
3. 會計師必須就管理當局對內部控制之評估結果出具查核意見
台灣目前系由證交法及其施行細則、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對上市(櫃)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對上市(櫃)公司重大訊息記者會作業程序」、「公開發行公司網路申報公開資訊應注意事項」等予以規范，公司應依規定須將重大訊息內容或說明輸入證交所指定之網際網路資訊申執系統，以減少投資人資訊不對稱現象。台灣之公開發行公司如有關系企業者，應依規定編制關系企業三書表，此外，兩岸的公開發行公司除應於財務報表揭露海外投資及大陸投資資訊外，以公司對轉投資公司直接或間接具有重大影響力者，再揭露其被投資公司從事資金貸放、背書保證、重大資產、交易關系人交易等資訊。
4. 同業評鑒方面
台灣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設會有業務評鑒委員會，負責評鑒規則之制定及會計師之評鑒，而評鑒委員會之組成，除會計師代表外，尚包括政府機構代表及學者專家，不會有由會計師完全主導之情況。大陸的財政部門是會計和會計師業的主管部門，有責任整頓會計秩序、加強會計監管。而大陸的會計師協會作為會計師行業的自律性組織，未來將更密切與會計師、政府等有關部門的聯系，進而發揮行業組織的作用。

五、 小結

當前，兩岸的市場經濟發展還不夠完善，證券市場、審計市場、經理人員都存在許多問題。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初期，國家審計的監管是必要的。所以，針對虛假財報告審計，應充分發揮國家審計的監督運作，利用會計師的獨立性、權威性，以維護會計資訊使用者的權益，維護市場經濟秩序，促進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做為一個優秀的會計師，必須客觀地評估所觀察的情況及搜集的證據，並對於任何潛在的負面指標或跡象，保持專業上應有的注意，以確保財務報表無重大不實的表達。對於值得懷疑的問題或線索，能鍥而不舍深入了解受查單位之經營、財務情況及產業特性，財務報表之審計目標雖為財務報表的允當性，但會計師揭露重大舞弊仍是責無旁貸的。

參考文獻：
1. 黎明案資料來自《摘自「黎明頭上的光環-財政部遼寧專員辦訪談錄」》中國證券報http://www.cs.com.cn/2001-4-25其餘案件資料來源：http://www.csrc.gov.cn(中國證盟會網站)
2. 林炳滄，如何避免審計失敗，翰中印刷有限公司1997年版
3. 飛草，四類上市司業績基本不可信http://www.homeway.com.cn2001.9.26
4. 孫健，上市公司審計風險分析《中國財經報》2001.3.21
5. 裘理瑾，李若山，病痛思痛，對「瓊民源」事件的一些思考《財務與會計》1999年第5期
6. 胡壽齡，從「黎明股份事件」看CPA審計，《財務與會計》2001.5.31
7. 中國上市公司十大管理弊分析及偵查研究，biz.163.com/05/04081/17/1GR60JJi00020QDS.html，來源：網易商業論壇。
8. 李若山，周勤業、方軍雄，注冊會計師：經濟警察嗎?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9. 朱應舞，「追蹤沙氏法案最新脈動」，會計研究月刊，第209期，民國92年4月，PP.92-101。
10. 薛富井，「沙氏法案新發展與我國相關規范探討」，會計研究月刊，第215期，民國92年10月，PP.76-90。
11. 「美國企業改革法案對我國上市司管理制度適用性之探討」，台灣證券交易所，民國92年10月。
12. 丁克華，「沙氏法案為我國立法革新帶來的啟示」，內部稽核，民國92年12月。
13. 黃世忠，「會計數字游戲—美國十大財務舞弊案例剖析」，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14. 蔣義宏、魏剛，「中國上市公司會計與財務問題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
15. 鄭朝暉，「上市公司十大管理舞弊案分析及偵察研究」，《審計研究》第6期，2001。
16. 「4招密技 破解上市櫃公司作假帳」，理財周刊第227期。
17. 方順逸、黃培琳、蕭惠元，「借鏡沙氏法案進行修法之探討」，貨幣觀測與信用評等2004年9月。
18. 陳曉佩，「沙氏法案2004最新發展及其借鏡我國相關規范之探討」，證券暨期貨月刊第23卷第三期。
19. George I. Victor & Moshe S. Levitin，」Current SEC & PCAOB Development」, The CPA Journal, Dec. 2004.
20. http://www.sec.gov
21. http://www.cfo.com
22. http://www.pcaobus.org

⑦ 中國治理污染的經驗可以當做世界的案例嗎

中國解決自身抄環境問題是對全球生態環境的重大貢獻。同時，中國還積極參與全球生態環境治理，中國的環保理念和政策受到國際社會廣泛贊賞，中國的綠色技術也造福更多國家。

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在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無疑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中國方案，自2008年以來，尤其是近幾年，中國在環境保護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變化也是顯而易見且廣泛的，中國在工業化過程中治理污染的經驗為世界提供了很好案例。

希望中國治理污染的經驗可以讓其他國家學習！

⑧ 高分求一個 農業技術推廣的案例。。。

提 要 針對中國主產棉區在病蟲害防治中大量施用化學農葯加重農業污染，以及害蟲產生抗葯性導致防治失靈等問題，由亞洲開發銀行 (ADB) 資助，英聯邦國際生物防治研究所（CABI）負責實施，於 1993～1996 年在中國湖北省天門市建立害蟲綜合防治 (IPM) 項目試點，旨在研究和開發控制病蟲危害和改善生態環境的適用於中國主產棉區的 IPM 技術體系。IPM 項目有兩個特點：①與以往因土地、人口壓力而引致的技術變革不同，IPM 項目是一項因環境壓力而引致的技術變革；②以往的技術變革的阻力大多來自於鄉村社會結構尤其是農民對新技術的不接受，而 IPM 項目在運作層面首先遇到了高度集中的防治體系的阻礙，即受到制度因素的影響。本文著重分析高度集中的防治體系形成的過程和原因，以及制度因素影響 IPM 項目實施的作用機制，並提出解決問題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 農業技術推廣 制度因素

分 類 中圖法 S43

農業病蟲害防治是確保農業穩產高產的重要環節。然而，在防治過程中由於大量使用化學農葯，造成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直接危害人類健康。因而研究和採用兼顧經濟和環境效益的防治技術措施顯得尤為重要。1993～1996 年，由亞洲開發銀行 (ADB) 提供援助，在湖北省天門市建立棉花害蟲綜合防治 (IPM) 項目試點，研究對環境安全的非化學防治性高效防治措施，並開發適應中國主產棉區的棉花 IPM 技術體系。本報告通過 IPM 項目及其技術推廣過程的描述，探討因環境壓力引致技術變革的可行性，以及制度因素影響技術變革的有關問題，並提出解決問題的政策建議。

1 背景

湖北省天門市總面積 2260km2，人口 167 萬人。該市位於中國長江中游主產棉區，目前棉花總產量以縣市為單位在全國排名第一，棉花生產以及以棉花為原料的紡織業在該市經濟發展中佔有重要地位。

天門市對棉花病蟲害的防治從五六十年代逐漸使用農葯。80 年代以來，棉花病蟲危害不斷加重，化學農葯的使用量不斷增加，品種也不斷更新。化學防治方法帶來三個問題，一是由於害蟲自身產生抗葯性往往導致防治失靈，陷入了「害蟲危害—化學防治—害蟲危害加劇」的惡性循環之中；二是防治費用增加使生產成本不斷上升；三是農葯污染程度不斷加重。在該市植棉歷史上，也曾不斷研究減輕農葯污染的防治技術。70 年代，由於農葯（主要是有機磷、有機氯）施用過多，該市居民普遍患肝病、眼病，1975 年徵兵時全市竟然招不到一名身體合格的飛行員。1976 年天門市痛下決心，大搞生物防治，發明、生產和大規模使用生物農葯「7216」天門桿菌（類似於 Bt 生物農葯），甚至禁止使用化學農葯，從而導致 1978 年棉花大減產。1978 年底天門市又徹底推翻生物防治技術，仍改為化學防治。到 80 年代，中國的植保系統提出了「預防為主，綜合防治」的指導思想，天門市於 1985 年起又調整防治思路，探索綜合防治技術，逐步摸索出農業防治、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等一系列非化學防治手段。

IPM 項目在天門市的實施對綜合防治技術的研究開發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IPM 全稱為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中譯為害蟲（或有害生物）綜合防治，綜合防治技術的目標是要兼顧經濟效益和生態環境效益，一是控制和減輕病蟲危害，二是降低防治成本，三是保護生態環境。由此可見，與以往因土地、人口壓力引致的技術變革不同，IPM 項目是一項因環境壓力而引致的技術變革。

項目實施內容是：①建立田間應用研究基點，開展基礎性調查；②在基點開展現場示範及棉農培訓。天門市成立了農民田間培訓學校，開設了農民教師班 (TOT) 和農民培訓班（FFS）；③開展棉花 IPM 技術信息交流，建立計算機資料庫，匯總調查結果，進行統計分析，為設計 IPM 對策提供依據，為大面積推廣棉花 IPM 技術奠定基礎。

2 IPM項目效果評價及存在的問題

在項目執行期內（1993～1996 年）天門市政府和農業部門對 IPM 項目工作非常重視，成立了由一名副市長任組長的項目協調小組，直接領導項目工作實施。建立農民田間培訓學校，按照項目實施方案的要求設立試驗區，開展田間調查和培訓活動，按計劃完成了項目的各項工作任務。

IPM 項目不僅要研究開發棉花綜合防治技術體系，而且著眼於該技術的大面積普及推廣，因此，項目的實施就包括技術和運作兩個層面：與中國植保系統綜合防治的思路和做法相比，IPM 項目在技術上和運作上都有明顯的特點，一是具有較強的環境保護導向，在技術上強調以促進棉田生態平衡為前提，減少化學農葯使用量，充分利用害蟲的自然天敵來抑制和減輕害蟲危害；二是具有分散決策（或農戶決策）導向。在大田種植中，各田塊的微觀生態系統具有差異性，田間的蟲害程度和益（蟲）害（蟲）比有所不同，因此，防治措施就要視具體情況而定，不能搞「一刀切」。考慮到農戶是農村微觀經濟主體，農民直接從事農業生產，整天與土地打交道，最了解自己所耕種田塊的情況，因此在防治操作上否定天門市植保系統現有的統一防治的指導思想，強調農戶層次的決策。上述兩個特點之間具有因果聯系。要想充分掌握具體田塊的益害比，促進棉田生態平衡，就要堅持「農戶為主，分散決策」的指導思想。如果不實行分散決策，仍堅持統防統治，就難以做到因地制宜。「一刀切」式的作法往往會破壞棉田生態平衡。

2.1 關於技術層面的效果評價

①在病蟲害防治中樹立了環境保護和生態平衡的觀念，使農業部門和當地農民充分認識到綜合防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②通過研究和培訓，農業部門和當地農民的技術知識和防治水平顯著提高；③建立了一整套適合湖北棉區的棉花主要病蟲害防治技術體系，主要內容是以棉花為中心，以促進棉田生態平衡為前提，根據棉花生育期分階段實施各項技術措施；④建立農民田間培訓學校。與國內農技部門以往的培訓方式有所不同，IPM 項目有自己獨特的培訓方法，注重田間培訓，通過在田間調查、試驗的方法讓學員掌握棉花 IPM 知識。注重學員的參與，培訓的形式更加活潑有效。農民教師班的學員每次受訓後都組織一次對當地農民的培訓。通過培訓學校的建立和培訓活動的開展，使農技部門掌握了培訓農民的有效方法，使這項培訓活動在當地形成多重分支，循環繼續。

IPM 項目的實施在技術層面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通過調查、試驗和示範推廣，研究開發出適合江漢平原主產棉區的一系列 IPM 的技術措施，使「預防為主，綜合防治」在內容和具體措施上得以充實和完善。

2.2 關於運作層面的效果評價

與技術層面取得的良好效果相比，運作層面並未取得預期效果，雖然在大面積防治中採用了 IPM 項目的一些技術措施，但並未做到因地制宜、分散決策，防治中仍採用「一刀切」式的作法。經過培訓後的學員雖然提高了在防治中的技術和技能，但是，在把 IPM 知識和技術措施應用於自己的棉田時，受到了「統一防治」技術措施的限制。可以說，IPM 項目的實施並未說服地方官員和農業部門改變「統一防治」的方法。

由於 IPM 項目在技術上和運作上是緊密相聯的，如果在運作上不採用分散決策就會降低技術上的效果。因此，問題的症結在於現行防治體系與 IPM 技術體系的矛盾。在現行防治體系中不能有效地推行 IPM 技術，新技術的引進和推廣受到制度因素的影響。

3 農業防治決策者與防治體系：問題的症結及其分析

IPM 項目實施之前，CABI 對中國農業防治現狀的判斷是，在中國目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土地是分戶經營的，因此農戶在農業防治中具有決定性作用，即具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分散農戶是農業防治的決策者。而綜合防治技術體系正是建立在分散決策的基礎之上。在此前提下對那些具有防治決策權的農民進行培訓，使其掌握綜合防治技術以期減少農業污染和保持生態平衡是可行的和必要的。

然而，目前天門市在分散經營的農戶之上，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農業防治體系，一切防治措施都是統一進行的。如果這個集中的防治體系不加以改進，IPM 項目就難以有效地運作，綜合防治的技術措施也難以達到良好的效果，同時也難以實現 IPM 項目的目標——降低農業污染，改善生態環境。

調查表明，集中防治體系的建立主要有兩方面的因素，一是由於農戶的小規模分散特性，二是由於害蟲的特性。

天門市和中國大部分地區一樣，農戶的規模較小，平均耕地面積不足 0.5hm2（7.5 畝），而且分散在 3～4 個地塊（一個地塊的大小不等，幾十畝甚至上百畝），每個農戶不是獨立地耕種一個地塊，而是佔有地塊中的一部分，在一個地塊中，有幾個甚至十幾個農戶共同耕作，這使得以地塊為單位的防治決策要在幾戶甚至十幾戶之間進行協商，大大增加了決策的難度和復雜性。農戶的這種小規模分散性特徵使得農業防治的決策權上移至地方幹部手中。 促使集中防治決策的另一因素是害蟲的特性。目前天門市棉花產區主要害蟲之一是棉鈴蟲，棉鈴蟲具有爆發性、暴食性和遷飛性。如果不在短時間內進行高強度大面積的統一防治，則無法控制害蟲對棉花作物的危害。

上述兩個因素決定了在天門市（以及中國一部分地區）必然要建立具有高度動員能力的集中防治體系。同時，中國現行的農業生產管理體制是地方行政領導，尤其是縣、市一級領導對本地的農業生產負有高度的責任，上級政府規定了定量的任務並制定了嚴格的獎懲措施。因此，防治體系主要是以縣、市為單位建立的，即縣、市的農業行政官員是農業防治的決策者。以主管農業的副市長為中心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防治系統，包括組織動員系統，技術指導、蟲情測報、咨詢系統和物資供應系統。組織動員系統是指市、鄉鎮兩級政府官員和村幹部，負責動員本區域內的人力、物力投入防治，也負責協調、指揮本級的技術指導和物資供應部門；技術系統主要是農業部門及其所屬的植保系統，在縣、市一級設有農業局，鄉鎮一級有農業技術推廣站，村一級有農業技術員；物資供應系統指供銷社系統，在市一級設有供銷社，下屬生產資料公司，鄉鎮一級設有供銷社營業部，該系統負責防治物資的供應。

上述集中統一的防治系統是在追求產量的壓力下建立起來的。自上而下的對產量的壓力對於提高農產品供給、解決人口壓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它往往追求短期效益，難以顧及農業的長期發展以及社會效益。

由於追求產量，因而在任何一項綜合防治措施的推行上都採取了較為謹慎的態度。天門市在 1976～1978 年曾一度以生物防治手段為主，但後來否定生物防治的原因是由於難以有效控制病蟲害而導致減產，每年使用哪個品種的農葯都要由政府的主要官員來確定。生物農葯 Bt 制劑之所以難以大面積推廣也是由於防治系統擔心其抑制害蟲的有效性。

化學農葯銷售方面的利益團體也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因素。化學農葯屬專營性農用生產資料，技術指導和服務系統（農業部門）負責新型農葯的推廣、銷售，物資供應系統負責常規農葯的銷售，兩個系統的額度比例（由政府文件規定）分別為 15% 和 85%。目前還沒有發現這兩個系統對 IPM 技術推廣的不滿意見，但如果 IPM 技術大面積推廣導致化學農葯銷售額大幅度下降而使兩個系統的利益受損，必然會引起強烈的反應。

調查表明，地方政府官員對本地區的環境狀況也較為關注，對病蟲害防治過程造成的環境污染也有一定的了解。但其主要的注意力還是放在產量上。原因有兩點，一方面是很難確切掌握農葯施用在多大程度上導致農業污染，農業污染在整個環境污染中所佔的比例和份額，以及農業污染通過什麼途徑影響和破壞生態系統並最終威肋人類生存；另一方面負責農業生產的政府官員在工作中的主要壓力來自於農產品的產量，降低農業污染和保護環境並沒有納入這些官員的崗位責任和政績評價之中。

農業防治的決策者是各級政府官員，決策過程是高度集中的，防治措施也是統一實施的，因此 ,IPM 項目分散決策的運作方式難以在天門市推行。由此可見，制度因素是影響技術變革的主要因素之一。

4 解決問題的對策及政策建議

IPM 項目在湖北省天門市 4 年的試點工作已告一段落，項目工作也取得了很大進展。考慮到該項目的目的是向全國的主產棉區推廣和應用棉花 IPM 技術體系，因此對項目實施過程中的成功經驗應加以總結，對有關的問題也應提出改進的政策建議。

天門市 IPM 項目的實施表明：①由環境壓力而引致的技術變革在兼顧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前提下是可行的；②值得重視的問題是，IPM 技術體系的運作方式帶來了防治體系的制度選擇問題。問題主要表現在分散決策導向與統一防治體系的矛盾。這關繫到與分散決策運作方式相聯系的 IPM 技術措施能否發揮出最佳的防治效果。

對於這個問題，簡單地用一個方面來否定另一個方面並非是唯一的選擇方案。制度演進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新技術在推廣應用過程中可能在某一時間以適宜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推進制度變革。需要作出改變和調整的不僅是原有的制度安排，新技術本身在推行過程中也必然作出一定程度的改進和調整。

IPM 項目在推行過程中不僅要研究和開發適合當地條件的技術體系，也應探索適宜的運作方式：

(1) 考慮到天門市（以及中國大部分主產棉區）農業防治的決策者主要不是在農戶一級，而是地方官員和農業部門，因此，技術培訓的重點也應放在各級政府主管農業的官員和農業部門的技術人員。

(2) 有關技術措施往往是在某一級政府的組織動員下在該行政區域內統一實施的，因此技術也應作相應調整，研究制定適宜大面積實施的技術措施。

(3) 由於農業部門及其所屬的植保體系負責向本級政府提供病蟲發生情況和趨勢，並提出防治方案，因此，項目的物力和財力投入應更多地加強植保體系的技術裝備和人員培訓。

為了更有效地發揮 IPM 技術體系的防治效果，國內的農業管理體制和農業防治體系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作出相應的改進和調整：

(1) 應將保護環境和改善生態環境目標納入到地方政府官員和農業部門的崗位責任和政績考核之中。創造一個有利於 IPM 技術體系及其它可持續農業技術推廣和應用的外部環境。例如提倡生態農業、可持續農業發展模式；地方環境保護部門關注農業污染問題並定期公布生態環境監測數據；鼓勵社會公眾參與環境問題的討論並表達對改善生態環境的願望和要求。

(2) 將高度集中統一的農業防治體系相對分散化。例如在縣市一級集中統一防治與農戶分散決策之間選擇中間層次，把集中於縣市一級的農業防治決策權分散到鄉鎮一級，有條件的可以下放到村一級。縣市一級主要是進行業務指導、技術培訓和防治工作的督導、檢查，鄉鎮、村一級則根據本區域的病蟲發生情況和趨勢，確定防治措施，形成更為靈活有效的決策過程。

(3) 目前農民雖然難以成為農業防治的決策者，但可以首先成為積極的參與者。應建立有農民參與的病蟲測報體系，全面掌握病蟲害發生狀況，准確地反映出大面積棉田中不同區域的微觀生態系統的差異。通過鼓勵農民對病蟲測報體系的參與，提高農民的綜合防治意識和技術水平，並建立起有效的渠道以表達農民對病蟲害防治措施的意見和建議。

⑨ 中國古代的環境治理的事例 知道的大俠請說一下 論文需要 謝謝了！！！

水利工程居多
鄭國渠
前 246 年（秦王政元年）秦王採納韓國人鄭國的建議，並由鄭專國主持興修的大屬型灌溉渠，它西引涇水東注洛水，長達 300 余里。涇河從陝西北部群山中沖出，流至禮泉就進入關中平 原。平原東西數百里，南北數十里。平原地形特點是西北略高，東南略低。鄭國渠充分利用這一有利地形，在禮泉縣東北的谷口開始修乾渠，使乾渠沿北面山腳向東伸展，很自然地把乾渠分布在灌溉區最高地帶，不僅最大限度地控制灌溉面積，而且形成了全部自流灌溉系統，可灌田四萬余頃。鄭國渠開鑿以來，由於泥沙淤積，乾渠首部逐漸填高，水流不能入渠，歷代以來在谷口地方不斷改變河水入渠處，但谷口以下的乾渠渠道始終不變。
都江堰
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秦國蜀郡太守李冰和他的兒子，吸取前人的治水經驗，率領當地人民，主持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的整體規劃是將岷江水流分成兩條，其中一條水流引入成都平原，這樣既可以分洪減災，又可以引水灌田、變害為利。主體工程包括魚嘴分水堤、飛沙堰溢洪道和寶瓶口進水口。

⑩ 改革開放以來治理環境的事例

因為和專業相關，我選擇環境領域，看看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得失。如上題所述，這
三十年的改革是一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這個過程在私人領域非常成功，
極大地增加了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人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但是在環境這個公共領域，
卻積累了很多問題，環境持續惡化的趨勢至今為止沒有改變。

1 中國三十年的環境變化情況
選取對生活影響最大的水質量、大氣質量，比較直觀地表現中國三十年環境變化。
1.1水質量。根據2006中國環境狀況公報，全國地表水總體水質屬中度污染，七大水系中
超過一半劣於三類水（不能作為飲用水源），松花江、黃河、淮河為中度污染，遼河、
海河為重度污染。2006年，27個國控重點湖（庫）中，沒有I類水質湖泊，滿足Ⅱ類水質
的湖（庫）只有千島湖、丹江口水庫這兩個，Ⅴ類、劣Ⅴ類水質的湖（庫）18個，佔67%
。
飲水不安全。全國113個重點環保城市的222個飲用水地表水源的平均水質達標率僅
為72%，不少地區的水源地呈縮減趨勢，有的城市沒有備用水源，有3億多農村人口的飲
用水存在安全問題。 一些地區甚至出現「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現象。
地下水的水質逐年惡化，淺層地下水由於工業排放和生活污染，以及不適當的開采利用
，超過一半城市的地下水污染嚴重。在華北、西北、華東地區，由於超采地下水，水位
逐年下降，形成了巨大的地下水降落漏斗，達到上百甚至上千平方公里。
重大污染事故屢屢進入公眾視野，04年四川沱江污染，05年松花江重大水環境污染，廣
州北江鎘污染，06年廣西欽州水污染……造成的直接損失都以億計，間接損失更是難以
計算。
有一則民謠形象地描述了一些地區水質污染的演變：上世紀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
衣灌溉，70年代水質變壞，80年代魚蝦絕代，90年代不洗馬桶蓋。

1.2大氣質量。最近奧運會臨近，有一條消息很吸引眼球：澳大利亞田徑隊運動員由於「
北京的大氣污染情況嚴重」而不參加北京的奧運會開幕式，只在比賽期間才到北京參賽
。「運動員最多能在北京待五六天，如果超過五六天將不可避免地給運動員的呼吸系統
帶來問題」（《悉尼先驅晨報》，08年6月17日）。
在中國，肺癌的發病率，在過去30年上升了465%，佔全部惡性腫瘤死亡的22.7%，代替肝
癌成為我國惡性腫瘤首位死亡原因（08年4月29日，衛生部第三次全國居民死亡原因抽樣
調查結果）肺癌發病率的大大增加，一方面和吸煙等習慣有關，另一方面也和城市空氣
污染情況密切相關。
工業帶來的廢氣逐年增加，下圖是1999年以來工業廢氣的增加量（統計局網站目前只有1
999年以來的數據），觸目驚心。

空氣污染和能源消耗密切相關，下圖是30年能源消耗變化趨勢，30年，我國能源消費總
量提高到1978年的5倍（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而且其中煤炭增加量更大，燃燒造成
的污染比石油、天然氣更加嚴重。
其他環境問題還有：酸雨、城市垃圾、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森林砍伐和生物多樣性喪失
、礦產開發帶來的生態破壞、海洋污染、土壤重金屬污染等。由於環境污染和破壞引發
的沖突也逐年增加，從1995年的年均不到6萬人次增加到2005年的60萬人次，增加了10倍
。
篇幅有限，這些問題不再展開陳述。單從環境質量角度來看，中國人民面臨不斷惡化的
環境，付出的代價是非常巨大的。根據世界銀行和中國政府2007年的一份合作研究報告
《中國環境污染損失》（Cost of Pollution in China – Economic Estimates of
Physical Damages），室外空氣和水污染對於中國經濟造成的健康和非健康損失的總和
就有每年約1000億美元，相當於中國GDP的5.8％.

2 環境領域問題成因分析

2.1環境問題的經濟學分析
我對經濟學的理解簡單說是這樣幾句話：資源是稀缺的（預算約束），人是理性的（追
求利益最大化），也是各不相同的（偏好曲線不同），競爭是有益的（降低成本，促進
技術進步），信息也是有益的（降低交易成本），制度是重要的（形成穩定的預期，懲
罰不守信用者）。
環境問題之所以成為環境問題，經濟驅動力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較為普遍的、長期存在
的環境損害其實都有經濟制度上的原因（當然也有法律、道德等因素，但經濟驅動力是
最為強大和持久的）。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環境問題，可以發現環境問題有這樣幾個特性
：
一、環境具有公共物品屬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或者排他的成本非常高），比如
大氣和水資源，森林的生態服務價值等等。環境物品當然是有價值的，包括使用價值、
美學價值、生命支持系統的價值等等，但是這種公共物品屬性決定了環境價值很難形成
可交易的市場，往往形成了很強的外部性，無法內部化，人們對環境的真實需求無法通
過市場來體現或者顯現出來。更進一步，因為沒有市場，人們沒有交易的鍛煉，對於環
境的定價更是無所適從。
在環境基礎設施的提供上，還明顯地體現為區域性和壟斷性。比如一個地區給排水、電
力、公共交通供應，自然保護區開放和維護等，都表現得比較明顯。
解決方法，一是更加深入地使用市場化工具，盡可能地將外部性內部化，通過公權力的
強力干預來引入多元的交易主體，形成市場（比如排污權交易市場）；二是通過民主制
度的建設，對自然壟斷的環境物品提供進行監督監管，體現人們的環境需求。但這些都
需要很多條件支持，尤其是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和執行力。
二、環境問題具有累積性和閾值。環境污染從積累到成為環境問題有一個過程，短的可
能幾小時，幾天，長的可以達到數十年（比如臭氧層空洞），甚至上百年（比如核廢料
）；同時環境問題的爆發是有一個閾值的，污染在達到這個閾值之前不一定有明顯的顯
示，但一旦達到閾值就可能突然爆發形成環境問題，比如太湖的富營養化程度和藍藻爆
發之間的關系。
由於這種屬性，環境問題特別難以查找「肇事者」，因為這個「肇事者」很可能是多個
機構或個人的共同行為，甚至於已經不存在了，區分和追索責任非常困難，信息的不充
分性也造成監管的困難。一些國家對於環境問題賦予了受害者歷史求償權，能夠對於歷
史遺留的問題進行追索，給予大公司很大壓力，也促進了大公司重視環境問題。在我國
目前還沒有創立這種制度。
三、環境問題具有科學上的不確定性。人類對於自然的認識在不斷進步，但是仍然有很
大的空白。比如，1970年代以前，人們對於臭氧層空洞的形成機理還完全不了解，認為
氟利昂等氟氯烴是很安全方便的製冷劑；再比如，對於全球變暖的趨勢，現在人類科學
家基本達成了一致意見（IPCC氣候變化研究），但是對於人類活動對於全球變暖的貢獻
程度和地球生態系統對於氣候變暖的反饋程度，現在還眾說紛紜，無法達成一致意見。
沒有確定的依據，就難以進行決策。發達國家對於有些不確定的環境影響採取謹慎原則
（precautionary principle），盡量避免可能發生的環境影響，但在我國這方面還比較
薄弱。
總的來說，環境問題是一類很特殊的經濟問題，理性人假設、充分競爭、充分信息等經
濟學假設都很難在現實中更加難以體現，所以對於世界各國來說，破解環境問題都具有
相當的難度，在我國更是如此。

2.2我國環境問題形成的幾個重要原因。
以上分析了環境問題的一般性、普遍性的規律，但是結合我國的國情，環境問題更加嚴
峻。大致有這樣幾個因素：
一、巨大的人口壓力。中國在1949年之後的短短半個多世紀中，發生了人口增長方式的
歷史性轉變：由傳統社會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增率過渡到20世紀60-80年代的高
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增率，再轉變到快速工業化時期（90年代後）的低出生率、低
死亡率和低自增率。尤其是建國初期，在生活水平的逐漸改善中，"多子多福"的傳統生
育觀使得人口在擺脫了戰亂、疾病、動盪、貧窮等抑制因素後迅速增長。
從50年代中期，國家開始意識到人口壓力，因此開始了「服務性的計劃生育」，以鼓勵
、宣傳為主，從60-70年代才開始逐漸強硬起來，正式從80年代初實行部分地區（主要是
城市）獨生子女政策
盡管實施了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2005年1月6日，中國人口總數也達到13億，人口對生
態環境的壓力以各種形式顯現出來。為了生產足夠的糧食，需要使用大量的化肥、農葯
，飼養大量牲畜，人們生活需要使用能源，在21世紀中葉建設成為中等發達國家的宏偉
目標下，人均物質消費水平也會不斷提高，對環境的壓力會持續不斷地增加。

二、消費品快速發展階段的影響。
從經濟發展階段來說，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認為經濟發展有六個階段：（1）傳統社會階
段；（2）起飛醞釀階段；（3）起飛階段；（4）成熟階段；（5）大眾化高度消費階段
；（6）追求生活質量階段。 他的理論並不完善，但是提供了一種視角，就是：經濟發
展的不同階段，人們的需求是不同的。在經濟發展的初期，人們追求基本的營養，基本
的醫療、教育等；之後這些物品的邊際效益遞減，開始追求消費品數量的增長，尤其是
家電、住房、汽車；當這個社會普遍擁有這些物品之後，才進入追求生活質量的階段，
追求個人價值，金融、文化娛樂、旅遊、醫葯等服務性行業進一步發展。對環境質量的
需求基本也屬於這一階段。
回顧改革開放的歷史，可以看到，追求財富是中國人改革開放之後的最大心聲之一。打
開國門，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點燃了中國人追逐財富的熱情，甚至於
給國際上留下了中國人「能吃苦，能賺錢什麼都干」的印象。加上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
的改革，提供了無數機會，消費品行業快速發展，人們的購買力不斷增強，對於大眾消
費品的需求增加非常迅猛。以汽車為例，中國1999年的消費量只有100萬輛，而到了2007
年，我國汽車市場產銷量達830萬輛，總體增長率達16.3％。中國汽車消費量佔全球總消
費量的12％左右，僅次於美國佔世界第二位，且有可能在2015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汽車消費大國。 空調、電視年產銷量也都在數千萬量級。
考慮中國的城鄉二元（或加上流動人口，三元）結構，在城市和部分發達地區的農村中
，基本可以看做是進入了大眾化高度消費階段，並向追求生活質量階段轉移，而還有很
大一部分人在快速城市化過程中逐漸認同城市的生活方式，迅速進入大眾高度消費階段
的浪潮中。可以想像，短短三十年間，從傳統社會迅速進入大眾高度消費社會，而追求
環境質量的需求僅僅在部分較為發達的地區顯現，這個過程對於自然資源和環境的壓力
是非常巨大的。

三、出口導向發展路徑的影響
我們在經濟改革過程中，選擇了一條出口導向型的發展道路。這在初期內需很低的時候
，是非常重要的，引入資本和技術，利用了閑置的勞動力資源，提高了經濟效率。這條
道路我們一直沿用至今，低成本和低匯率的優勢，以及中國人勤勞能吃苦的精神，將「
中國製造」的皮鞋、玩具、打火機、化工產品、五金、家電、機械，甚至汽車，打入全
世界的市場。
但是這條路徑對於中國自己的生態環境不吝一場災難。發達國家由於人們對環境的需求
和呼聲，環境門檻逐年提高，這些淘汰落後的產能轉移到中國；同時我們自己對於資源
要素的價格（能源，金屬非金屬礦產，土地）和人力資源的價格一直採取壓低的手段。
這些對於環境的影響都是負面的：由於價格壓低，鼓勵了高耗能、高污染、高資源消耗
的產業迅速發展（這些產業對於就業的貢獻還很小），等於說是透支了子孫後代的資源
，把將來可以用的資源在今天貨幣化、變現。我國鋼材、水泥、部分化工產品都成為世
界產量第一，而產量第一的背後，必然也是污染的第一。而人力資源價格的壓低導致工
人們難以對自己和下一代的人力資本進行投入，從而重復低端的勞動，與「以人為本」
的目標相當矛盾。
應該承認，中國處於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對於鋼材、水泥等的需求是很大的，這些產業
的發展有其合理性；但是仍然需要區分那些污染留在中國，上下游卻都在國外的產業，
對這些產業保持足夠的警惕性，因為這些產業的中國部分處於「微笑曲線」的最底端，
利潤稀少，環境污染卻相當巨大。

四、中國特色的鄉鎮企業
中國特色的鄉鎮企業在環境問題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鄉鎮企業，最初叫社辦工業，由1959年2月毛澤東稱其為「社辦工業」而得名，1972年改
叫社隊企業，1984年改叫鄉鎮企業，1996年上升為正式的法律地位。從企業組織形式看
，它既有公司制，也有合夥制，更多的是個人獨資；從企業規模看，既有一些大型企業
，但大部分是中型和小型企業，是我國中小企業的主體。鄉鎮企業的綜合性可以概括為
多輪驅動、多軌運行、多元投資、多業並舉這「四多」。
從經濟學上分析改革開放以來鄉鎮企業的變化可以發現，由於改革開放初期農業改革的
大大成功，極大地調動了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和生產效率，以至於1982-1984年就出現了賣
糧難的問題，農村富餘勞動力不斷增加。在城鄉二元結構的壓力下，農村勞動力難以進
城，中央為了解決富餘勞動力的問題，鼓勵農村「離土不離鄉」，舉辦鄉鎮企業。
應該說，鄉鎮企業在解決就業和經濟創新方面有獨特的優勢。在改革開放初期鄉鎮企業
利用短缺經濟迅速完成了資本快速積累，1987年鄉鎮企業產值就首次超過農業總產值，1
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進一步鼓勵鄉鎮企業發展，到2001年，中國鄉鎮企業工業增加值超
過2萬億元，佔全國工業增加值的比重達47.8% ，鄉鎮企業的活力一方面形成了國企改革
的「參照系」，另一方面鄉鎮企業的巨大需求也養活了不少上游的國企們。
但是，鄉鎮企業的「小、散、亂」，技術水平低下的特點是農村面源污染的最重要的成
因之一，給環境管理帶來了極為巨大的困難：以水污染為例，鄉鎮企業大部分沒有污水
處理設施，直接排放到水體的污水80%沒有任何處理；小造紙、五金、水泥、印染、化工
、電鍍、制磚遍地開花；鄉鎮企業平均下來每家只有6個人，93%在農村的家中購置機器
就開工運行，工藝落後，能效低，污染高，每年造成的水污染就造成佔GDP4.5%-18%的代
價。
同時，另一方面，更為致命的是，鄉鎮企業在成立初期就和地方基層政權有著千絲萬縷
的緊密聯系，形成了利益共同體，環境監管法律對其幾乎不起作用，監管成本極高，逃
避處罰的動力極大，中國的近5萬名環境監管人員面對73萬個村莊中的2000餘萬家鄉鎮企
業，幾乎無法形成有效監管 。

五、對上負責的政治體制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分稅體制的影響
官員考評中的唯GDP論與對上負責制對環境問題有重要的影響。政府的目標很多，但是在
優先考慮經濟發展的目標激勵下，官員考評過分注重經濟增長和GDP指標，加之我國的對
上負責制，再有公心的官員也很難照顧底層民眾的呼聲和需求，涉及環境問題的決策過
程隱蔽不公開，民眾只有被動接受。
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在環境問題上也有重要的影響。分稅制改革後，「中央收走西瓜，
給地方留下芝麻」，上級政府與下級政府「分灶吃飯」，一般性轉移支付的不到位，使
得地方政府在日常支出上捉襟見肘，地方政府用45%左右的財政收入，支撐著75%左右的
支出責任，如公共教育、醫療，當然也包括環境保護 。這使得下級政府成為利益主體，
不惜一切招商引資，謀取財稅收入，逼迫生態比較脆弱或者不適合發展重化工業的地區
也紛紛上馬此類項目。廈門的px化工就是很明顯的例子，一旦上馬將占整個廈門市的GDP
的2/3，大大增加當地的財稅收入，促使當地政府不顧廈門旅遊城市的定位和居民的訴求
，做出這個決策，引發了巨大的爭議。

六、法制觀念和執行的缺失
法制的缺失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如前所述，我國對於形成環境物品的交易市場、對環
境公共設施的監督監管、對環境損害的追溯求償、以及對涉及環境不確定性的公共決策
等法律規定上，都存在空白。
同時，我國憲法中對於居民的環境權，至今沒有明確的規定，同時憲法的地位也偏低，
並不能作為判例的直接依據。
在法律執行上，執法的精華力量集中在大中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在基層，尤其是經濟
相對不發達地區，執法的力量極為薄弱，對於分散的鄉鎮企業污染、農村生活污染、農
業污染難以控制，甚至難以有足夠的人手進行統計。

3 結語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就環境領域來說，問題
非常嚴峻，而且趨勢是在惡化，如果不及時採取措施，將會在不久的將來付出重大的代
價，環境問題一旦出現，治理需要很長時間和非常巨大的投入。在現階段的主要任務應
該是正視我們所處的發展階段，改變增長觀念，將環境成本納入增長的代價，將環境成
本體現在發展過程中，理順中央和地方的環境責任，增加環境投入，建設完善環境法制
，並進一步進行公眾參與環境決策的公共改革。經濟改革取得了階段性的巨大成功，下
一步的重要任務恐怕應該是政治體制改革，尤其在環境這個公共領域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