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政治理論

Ⅰ 柏拉圖信奉的是伊斯蘭教

柏拉圖古希臘哲學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學乃至整個西方文化最偉大的哲學家版和思想家之權一，他和老師蘇格拉底，學生亞里士多德並稱為古希臘三大哲學家。柏拉圖生於公元前427年，死於公元前347年。

伊斯蘭教於公元7世紀初由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創立。據說當年有位天使經常跑到穆罕默德面前，向穆罕默德說話，他把這些話記在心裡，傳給他的門徒們，門徒一一記錄下來，形成了《古蘭經》。

伊斯蘭教的出現晚於柏拉圖1000年。柏拉圖不可能信奉伊斯蘭教。

Ⅱ 柏拉圖政治哲學有哪些特徵

柏拉圖或許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哲學家，《理想國》或許是有史以來專最偉大的政治哲學著屬作。
本書作者馬爾科姆·斯科菲爾德認為，柏拉圖不僅是某個過去時空中的作者，他關於政治學基本問題（如政治異化、教育、民主制、知識、烏托邦、共同體、金錢的力量以及宗教的意識形態運用）的思考，仍然在當前世界引發爭論，給予啟發。

在書中，作者重點討論了《理想國》一書所體現的柏拉圖的政治哲學，同時也兼顧了《法義》和《治邦者》。
作者認為，如果政治理論是「一次歷經千百年的對話」，那麼，除了柏拉圖的聲音，我們還需要聆聽其他聲音。
因此，在解讀和探討柏拉圖政治哲學的同時，作者也參考亞里士多德、普羅克洛斯、盧梭、托克維爾、密爾、波普爾和羅爾斯等思想巨匠的相關論述。
作者是當代西方研究柏拉圖最富盛名的專家之一，本書是其精心之 [1] 作，是目前西方研討柏拉圖政治哲學的代表作之一。 [1]

Ⅲ 孔子和智者學派影響的共同點

儒家：儒家是中國古代最有影響的學派。做為華夏固有價值系統的一種表現的儒家,並非通常意義上的學術或學派。
一般來說，特別是先秦時，雖然儒家是最有影響的學派，但也只是諸子百家之一，與其它諸子百家地位一樣，本無所謂主從關系。今天儒家所擁有的地位，是由於儒家在她產生以後，在從古到今的漫長歷史進程中，尤其是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所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獨佔大一統思想地位後而行成的。孔子是儒家創始人，中國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有極其深遠的影響，也是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中國人。其代表人物有： 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程頤、朱熹（繼孔子後最博學的大儒）、陸九淵、王陽明等 ；以《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等書為經典；主張禮治，強調傳統的倫常關系，尤注重人與人之間倫理關系等。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漢初，遭統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後受玄學、佛學的挑戰，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歷空前之厄，但還是綿延至今，其原因是因為儒學植根於中國固有的價值系統而又能隨時自我調整，適應了時代和社會的變化。而且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由於它是東方最有價值的知識系統，以至於今天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國學（傳統文化）的代名詞。 儒家是國學的核心與主體。

【儒家】
（1）正名
含義：客觀存在的種種事物應當與他們名字的本來含義一致起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社會關系中，每一個名字包含有一定的社會責任與義務。為了使事物做到與他們名字的含義，即其理想的本質相一致，就應當努力完成責任與義務。一個國君的本質就是一個理想國君應有的品質，「為君之道」。若一個君王按照為君之道行事，他就不僅有君的「名」（名分），也有君的「實」（實質），成為名實一致。
（2）義
含義：義者宜也。是一個事物應有的樣子，是一種絕對的道德律。社會的每個成員必須做某些事情，這些事情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達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如果一個人遵行某些道德，是為了不屬於道德的其他考慮，即便他所做的客觀上符合道德的要求，也依然是不義。儒家強調「義利之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3）仁
含義：「義」是一種觀念形式的規范，一個人在社會里行事為人，有他應該遵行的義務和應該做的事情。而這些義務的本質便是「愛人」，即「仁」。一個人必須要有仁愛之心，才能完成其社會責任和義務。具體有如下幾點：
1、一種推廣程序：一個人一定要與父母兄弟有親情，在親情的基礎上發揚光大，輻射到他人身上。
2、一種政治理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步一步向外輻射。
3、一種心理原則：將人的感情心理消融在人與人的世間關系中，建立了一種現實的倫理，心理的模式。
4、一種人道主義精神：對個體提出了社會性的義務與要求，把人與人的關系和社會交往作為人的本質和仁的重要標准。
5、具有主觀能動性、實踐性和獨立性。
（4）禮
含義：原指古人祭祀的儀式，表現了對上天和祖宗的尊敬，也體現了人間的等級和尊卑。孔子將「禮」從宗教範疇推廣到人間成為人文世界的行為規范。他不僅是等級社會的外在形式，而且與人的內在理性———仁結合在一起，使「禮」的實踐成為人的內發行為，達到自我控制的地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5）忠恕之道
含義：仁的實踐包含為人著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之所欲，亦施於人」盡己為人謂之忠。其另一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謂之恕。忠恕之道是把仁付諸實踐的途徑，即「仁之方」。以自己作為尺度來規范自己的行為，來衡量別人和自己。
（6）知命
含義：儒家從「義」的理論推導出「為而無所求」的理論。每個人做事情，並不是為了其他什麼目的，一個人做所當做的事情，其價值就在「做」之中，遵行了自己的義務，在道德上已經完成，而不在於達到外在的什麼結果。「命」乃「天命」或「天意」，我們從事各種活動，其外表成功，都有賴於各種外部條件的配合，完全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因此，竭盡己力，成敗在所不計。這就是「知命」的人生態度。「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這樣，就能保持快樂。「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君子坦盪盪，小人長戚戚」。

【儒家的理想主義流派：孟子】
（1）性善說 ：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的本性，都有上述「四端」，若加以充分發展，就成長為「四德」。
（2）儒家與墨家關於「愛」的不同點
1、 墨家，愛是沒有等級和差別的；儒家，愛是有等級、差別的。因而儒家仁愛的推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在「愛有等級」的原則下發展的。
2、 儒家認為，人順其本性，就自然發展出仁的品德；墨家認為兼愛是要靠外力加之於人的。
（3）孟子的政治哲學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孔子對他原理的解釋只限於個人品德修養的范圍，孟子則將他推廣到政治和治理國家的范圍。孔子講授原理時，只講「內聖」，而孟子將他推廣到「外王」。在「內聖」方面，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註：「心」就是「不忍人之心」，就是「惻隱之心」。這是人的本性，而孟子認為人的本性「此天之所與我者」，故知道了人的本性，也就知道了天道。
墨子關於國家起源的理論是以功利為基礎的，孟子則不然。孟子認為：人倫關系和基於人倫的道德是人之所以區別禽獸的地方。社會和國家的起源要追溯到社會人倫關系的存在。墨家認為，國家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他有用；孟子認為，國家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他應當存在。人只有在人際關系中才能夠充分發展。人是一種政治動物。人的各種人倫關系只有在國家和社會中才能發展。國家是一種道德體制，國家的領袖也應當是社會的道德領袖。因此，孟子認為只有聖人才能成為真正的君主。發展出一套王位嬗替之道。「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如果國君缺少領袖的道德品質，百姓有一種道德權利，進行革命。這時候，不算「弒君」，只是殺掉一個不義之人。因為國君如果名不其實，根據孔子「正名」的理論，他在道德上已不是國君，變成了一個「獨夫」。
孟子認為政治統治有兩種：「王道」和「霸道」。「王道」是「聖王之道」，「霸道」依靠暴力統治；聖王之道是靠道德教誨和教育來貫徹的，霸道是以強制手段來推行的；王道的力量來自道德教化，霸道的力量來自武力。聖王遵行王道，自然竭盡所能為人民大眾謀福利，即國家必定要建立在一個健全的經濟基礎之上。而中國歷來是農業國家，孟子認為，要建立健全的經濟基礎就是要在農民中間實行土地的平均分配————井田制。
王道離不開人的本性。它是聖王循其「憐憫之心」加以發展的結果。「仁」乃是憐憫之心發展的結果，憐憫之心要靠實行仁愛才能發展，實行仁愛，就是「推己及人」，就是「忠恕之道」。王道乃是君王實行仁愛的結果，也是君王實行忠恕之道的結果。
（4）孟子哲學的神秘主義內容
含義：或許有人問道：孟子哲學中「知道了人的本性，也就知道了天道」，這似乎有點神秘和背離孔子哲學，其實，孟子的主要貢獻在於不僅發展了孔子的哲學理論，而且在某些方面還給予了形而上的解釋。孟子所說的「天」是一個道德主宰的宇宙，人間的道德原則是流行於宇宙的形而上學原理，人性便是這些原理的實證。人只要懂得了這個由道德主宰的宇宙，就是「知天」，自己也就成為了一名「天民」。且看孟子的「天爵」與「人爵」之說。「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爵是指人在精神價值領域中的成就；而人爵是指人在純物質領域內的成就。天民所關心的是天爵，而不是人爵。孟子有句著名的話：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意思是：人如果充分發展人的本性，不僅可以知天，而且可以與天合一。在生活中，一個人如果充分發展不忍人之心，就培養獲得了仁，而實行忠恕之道便是最好途徑。在這樣的生活實踐中，人的自我中心和自私將會逐漸減少，使人覺得「人」和「己」沒有差別，「人」和「天」之間沒有差別。這是，「天」與「人」融合一體，天人合一，實現了「萬物皆備於我矣」的境界。備：具備。孟子的專有用語是：浩然之氣。對於「浩然之氣」的理解，孟子本人說「難言也」。據哲學家馮友蘭的理解是：孟子所講的「氣」是由人的「勇氣」，「士氣」而來的。兩者之間的差別是：「浩然之氣」的「浩然」比武士的勇氣更廣泛，更超乎世俗。武士們的氣概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僅限於道德范疇；浩然之氣是指人和宇宙之間的關系，超越道德的價值，是一種和宇宙融為一體的氣概，「塞於天地之間」。培養浩然之氣的方法由兩種：第一種，「明道」，提高人對「道」的領；第二種，「積義」，堅持不懈的做天民應當做的事情。兩者結合即：配義與道。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積義與積仁是同一個意思，「義」是一種觀念形式的規范，而其本質便是「仁」。根據孟子關於浩然之氣的理論，我們可以推論：世人只要充分發展本性，人人都可以成為聖人。用孟子的話說「人皆可以為堯舜」。其基礎便是性善說。這也是孟子的教育思想。

【儒家學說在近現代以來的新發展】
儒家學說在近現代以來的新發展就是新儒學，新儒學又稱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輸入中國以後，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條件下產生的新的儒家學派。狹義的新儒學，是指梁漱溟、張君勵、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學。廣義的新儒學則可上溯到鴉片戰爭以來關於儒學變革的所有學說。
■從鴉片戰爭到戊戌變法是新儒學的准備階段，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儒家學者在西方文明沖擊之下被動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內容以求自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這一階段的代表思想。
■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學的萌芽階段，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日趨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會改良思想，即用儒學來解釋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書》等。
■從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是新儒學的嬗變階段，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孫文的籍古創制，孫文在學習西方民主經驗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礎上，仿慕儒家體制創立了政權與治權分立的民權學說和五權分立的政體學說。在《建國方略》中慕仿周禮制訂了非常詳細的「結會」「動議」等程序和儀規；在《民族主義》講稿中以恢復「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儒家道德，作為復興民族的基礎；在《民權主義》講稿中以儒家「聖賢才智平庸愚劣」的觀念來講解真平等與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義》講稿中以儒家倡導的大同主義作為民生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同義語。
■從五四運動到新中國建立是新儒學的開宗明義階段，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梁溯溟、張君勵、熊十力等人開始在「新儒學」旗幟下進行的儒學研究。新儒學開宗的政治基礎是當時的官方意識形態三民主義中含有儒學的內容。這一階段的特徵是：新儒學的活動主要體現於思想領域；新儒學的目標是在匯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釋和發展儒學。代表作有梁溯溟的《鄉村建設》、賀麟的《儒家思想的新開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繼承陸王心學構築的「新儒學思想體系」和馮友蘭的「新理學」。總的說來，新儒學基本上是以儒學的「內聖外王」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學遭到普遍責難的時候出現的。這一階段的新儒學在思想研究領域進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沒有對社會發展產生有價值的影響。
■從新中國建立到大陸文化大革命結束是新儒學的沉寂階段，這一階段不僅中國大陸的新儒學研究歸於沉寂，海外新儒學亦甚少成績。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是新儒學的恢復和發展階段。這一階段尚在進行之中。恢復階段的主要特徵是過去的一些新儒學著作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學術界開始反思和討論新儒學的功過利弊。發展階段的主要特徵是在過去「新儒學」研究的基礎上，對儒學和新儒學進行徹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為今用。發展階段的新儒學是當代和諧文化的組成部分，新興的「大眾儒學」是當代新儒學發展的最高成果。
■大眾儒學，是一種新的新儒學研究派別，是當代和諧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概念和定義是劉周在「全世界都來踐行大眾儒學，促進和諧社會和諧世界建設（倡議書）」和「劉周倡議書答疑」中首次提出的。大眾儒學的主要觀點是：

●儒學的核心是仁和禮。仁就是以「愛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會成員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權利；禮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會的道德秩序，使社會成員對自身的社會地位都有穩定的道德認可和道德定位。社會成員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權利，就沒有造反作亂的必要；社會成員普遍認可社會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體情況的道德規范，造反作亂就沒有道德依據（即沒有意識形態基礎）。社會成員既沒有造反作亂的必要，又沒有造反作亂的意識，社會就可以長治久安。所以儒學是一種超越社會形態和階級形態的社會統治方略和社會管理學說。儒學在歷史上曾經作為我國奴隸社會某些諸侯國在某些時期的主流意識形態，同時又是我國整個封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這一史實，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仁和禮的關系是仁禮一體。不講仁只講禮，禮就不會被社會成員普遍認可，就會遭到反對；不講禮只講仁，社會成員不受道德約束，就會由思想上的無政府狀態引發現實中的無政府狀態。所以仁和禮是不可分的。社會發展會使人們的道德觀念發生變化，禮的一些具體內容需要根據時代的變化而予以改變和調整，這種改變和調整是仁的體現。
●儒學「仁禮一體」的體系中包含了法的內容，禮和法應該很好的結合。禮的作用主要是預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懲罰犯罪。對犯罪個體的懲罰不是法的全部意義，懲罰所能產生的社會影響（即能不能從總體上減少全社會的犯罪）才是懲罰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層踐行的「以禮為體，以法為用」的禮法體系，是實現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儒學「民貴君輕」的思想，表明儒學不是把「君」置於自己學說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眾）置於自己學說的中心。儒學對「舜娶而不告」和「湯武革命」的贊成，表明儒學不是片面維護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內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則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在居上位者違背仁和禮的時候，居下位者是可以採取積極的或消極的手段來維護仁和禮的。所以，儒學的本質就是大眾儒學，其根本精神是維護國家社會的和諧運行。儒學不僅是中國古代的社會統治和社會管理學說，而且與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學說，乃至民主革命學說和共產主義說都是兼容的。
●儒學「禮之用和為貴」的思想，表明禮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標，就是創造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暨全社會的和諧。儒學認為，踐行仁禮和維護仁禮是社會和諧的基礎。「湯武革命」和「舜不告而娶」的目的是「復禮」而不是作亂。所以，他們不是在破壞和諧，而是在恢復被破壞了的和諧的基礎。所以，「湯武革命」與「克己復禮」在本質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創造和諧、促進和諧的行為。儒學承認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維護仁禮的責任和權利，可以使人們（尤其是居上位者）在違背仁禮方面，不致走得太遠。可以使人們在破壞和諧基礎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遠。因此，只會對維護社會和諧產生積極作用。它同時也表明禮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們之間的相互協調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學文化是一種和諧的文化。
■漢武帝獨尊儒術
……儒學獨尊之原因，在客觀條件上是由於漢至武帝，六十餘年間，社會經濟已呈繁榮；帝王集權亦經樹立；學術思想自然趨於統一。蓋諸家學說皆與帝王集權沖突，如墨家主平等，道家主放任，等等，皆不利於帝王集權。儒家與民言服從，與君言仁政，正合帝王專制之治。加之，儒家學說范圍極廣，言訓詁註疏校勘典章制，甚至陰陽五行等，皆可附從，故得信仰者眾。為此，武帝乃行董仲舒之議〔注13〕，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儒學遂取得獨尊地位。於是，五經博士(見前引《儒林傳·序》)弟子以及用儒生〔注14〕，行夏時〔注15〕即於此時開始。博士儒學參與實際政治，已非文景時具官待閑。
當時儒家之政治哲學是大一統、尊王及絕對王權三大理論。三大理論之根據皆以春秋「春王正月」為出發點。關於大一統之思想，《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有雲：「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七卷第二十三，述之尤詳：「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通以己受之於天也，王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
孔子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其門徒亦抱「是古非今」之態度。漢儒變而改制，直欲改秦制，而法周道，顧其所謂改制，系托古行己意，與周制不同。即如大一統之政冶哲學，便是顯著之例。所謂大一統，依董仲舒解釋「一統乎天子」，即帝王集權之義。帝王集權的內涵，第一，須抑制諸侯，依《春秋公羊傳》：1．諸侯不得專封〔注16〕，諸侯不得專地〔注17〕，3．諸侯不得專討〔注18〕。實則周代諸侯，專封、專地、專討，比比皆是。第二，須抑制大夫，1．大夫不得世襲〔注19〕，2．大夫不得專執〔注20〕，大夫不得專廢置君〔注21〕。然觀周代大夫，正與此相反。
尊王之說，為漢儒尊崇天子積極表示。亦與周代「天下宗周」不同，周代天子與諸侯，不過國與國之關系，天子特為名分上之共主。而漢儒依託春秋，特立「王者無外」之最高原則。其實春秋是「王者有外」，《春秋公羊傳·成公八年》雲：「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孔子且有「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退於夷狄則夷狄之」之言，又何嘗有內諸夏而外夷狄之主張。如成公八年，鍾離之會，外吳而不外楚，鄖之戰，予楚而不予晉，即其例也。
絕對王權之說，即天子只對天負責，不對民負責。例如災異之變，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三十雲：「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雲：『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謹按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雖則帝王對天負責，然引起災異之變之責任，乃為宰相，不是帝王，故黜罰之罪，亦為宰相，無及帝王，此無異於十七世紀英王查理一世時代盛行之王權神授說〔注22〕。所謂王權神授，即帝王對於國家人民具有絕對權力。此類學說，與周末「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之思想完全相反。
總之，漢儒之政治哲學，即三大理論：大一統、尊王與絕對王權，完全為漢帝而立。漢儒擁護帝王集權，別出心裁，古未之有。
漢代儒者，在思想上，既口含天意，隨便造謠；在政治上，亦欲打倒一切，唯我獨尊。就「打倒一切」而言：第一，欲打倒法名之學，而行德教治國。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可知孔子之教顯然是：以刑法治國，畢竟不如德教治國盡美盡善。漢儒家之主張，未嘗不是。第二，直欲以禮代律，以春秋斷事。《鹽鐵論》卷十《刑德》對以春秋斷獄，批評如下：「《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誅心之論，即春秋之義也。春秋所謂心，全依宗法及身份等級之倫理觀而言，非依平等合理之法律而定。春秋之義，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官不能治，社會何由安寧。漢代以春秋治獄，頗不乏人。《漢書·食貨志下》：「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漢書·五行志上》：「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漢書·兄寬傳》：「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最著者為董仲舒，《漢書·藝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即為其例。
然則武帝尊儒學，用儒生，果出於至誠，合於儒學精義乎，是又不然。彼好神仙，信巫蠱，已與「子不語怪力亂神」不合，其用張湯、杜周等為法家，直欲以刑法治國，非以德教治國，大背儒學宗旨。故宣帝即位，嘗謂其子元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住)[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卷九《元帝紀》)本人行動非儒，其政治施策，亦非儒。所謂尊儒，乃尊其所尊，非人所謂尊也。所以，余謂秦皇焚詩書，系禁私學，專任吏治；漢武帝黜百家，亦禁私學，雜行霸與王道，兩者雖有激烈和平之異，但目的皆為思想統一、帝王集權。為功為罪，互相伯仲。世人不察，每譽漢而毀秦，謬矣。（摘錄黃現璠撰《漢代學術思想之三變》，載《掃盪報》（文史地周刊）第三十七期,1941年10月8日）

Ⅳ 為什麼中國的百家爭鳴思想與古希臘智者學派思想都陰差

1 百家爭鳴的原因
經濟上：生產力的發展,井田制崩潰.
政治上：當時處於社會大變革時期,分封制崩潰,是奴隸社會想封建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各諸侯國的國君為了在爭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競相招賢納士,運用不同思想學說以使自己的國家富足強大起來.這便給百家爭鳴創造了一個寬松的學術氛圍.
階級上： 新興的地主階級崛起,「士」階層活躍
文化上：私學的興起.打破「學在官府」的局面,轉到學在民間.
2.「百家爭鳴」反映了當時社會激烈和復雜的政治斗爭,主要是新興地主階級和沒落奴隸主之間的階級斗爭.這個時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個封建時代文化的基礎,對中國古代文化有著非常深刻的影響. 春秋戰國時期,是由封建領主制向封建地主制過渡的時期,新舊階級之間,各階級、階層之間的斗爭復雜而又激烈. 代表各階級、各階層,各派政治力量的學者或思想家,都企圖按照本階級（層）或本集團的利益和要求,對宇宙對社會對萬事萬物作出解釋,或提出主張.他們著書立說,廣收門徒,高談闊論,互相辯難,於是出現了一個思想領域里「百家爭鳴」的局面.
3. 古希臘文化產生的原因
古希臘文化的成就是豐富多彩的,主要表現在文學、藝術、哲學、史學和科學技術等方面,並且達到了古代社會的高峰.它是當時特定歷史時期特殊環境下的產物.究其原因,主要從以下六個方面進行分析.
自然地理條件的優越有利於古希臘的繁榮；
奴隸制經濟的繁榮為古希臘文化的高度發展創造了物質條件；
奴隸主民主政治為古希臘文化的高度發展提供了社會保障 ；
希臘的民族精神為古希臘文化的高度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
宗教為古希臘文化的高度繁榮提供了有利條件；
東方文化的影響為古希臘文化繁榮創造了條件；
綜上所述,古希臘文化的高度繁榮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這包括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繁榮的奴隸制經濟、開放的民主政治制度、希臘民族精神、宗教及外部條件即古代東方的先進文化的影響等.正是有了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古希臘文化才會有如此高的成就,成為人類歷史的寶貴遺產.
4.相同的地方 都突出現實生活中「人」 中國以人為本的思想傾向突出,古希臘文化思想可以說是人文主義的濫觴.
不同點：時間空間不同 中國當時是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度時期 而古希臘當時是奴隸社會繁榮時期
生產力發展階段不同 中國處於封建社會初步形成的鐵器時代 代表的是新興的地主階級 斗爭的矛頭指向奴隸制殘余 古希臘文化是代表奴隸階級的文化 但是對於後來的古羅馬和近代歐洲都產生深遠的影響

Ⅳ 運用高二政治生活知識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說明了什麼哲學道理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說明同一事物由於個人的知識結構不同看法也就不同。例如一張《清明上河圖》畫家是從美學角度看的經濟學家是從經濟發展角度看史學家則是從社會歷史角度看的。

Ⅵ 公元前5世紀，希臘出現智者學派的政治前提。

希臘城邦奴隸制民主政治高度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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