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發展治理

❶ 企業轉型升級的企業轉型升級「七大方略」

當前，因為各種國內國外因素的制約，中國民營經濟體遭遇出口形勢的急速惡化，步入前所未有的瓶頸期，但是，一個全面反思產業模式的氣氛正在生死一線之間掙扎的民營企業中形成，壓力下追求產業升級轉型成為眾多民營企業家們殊途同歸的選擇。同時在危機中暴露的問題和失敗的「切膚之痛」，使越來越多的企業和企業家深刻認識到強化企業管理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規律可用一句話來形容：壽命短、長不大!其主因為：
1.民企發展先天不足,基礎差，底子薄;
2.市場為導向，以低成本、賺快錢為第一目的;
3.缺乏核心戰略與發展規劃;
4.企業產業集中度不高及及政府政策短板;
5.企業科技含量低，產品鏈短,附加值低;
6.人才匱乏，技術力量薄弱;產業准入等方面長期受到歧視。
7.產業產品缺乏創新可持續發展,能耗大，環境污染嚴重;
8.融資困難、信用不足,忽視現金流
十一、五期末國際金融海嘯來襲!經濟的急速下滑，市場激烈震盪。是故，國家定格十二、五為社會轉型期，我國經濟宏觀調控迫在眉睫!金融危機蔓延且至今尚未見底，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惡化，外部危機的延伸，更加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的發展。中國民企要認真評估外部環境變化，及時調整發展戰略；應對危機、和協發展是積極應對，轉型升級是根本！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專家曾水良認為，中國民企要想從根本上解決生存和發展問題，必須解決制約企業生存和發展的三大基本瓶頸問題，即企業家素質轉型、管理轉型和產業化戰略轉型。
民企產業化戰略轉型首先要樹立戰略轉型意識，突破觀念障礙：一、當前和長遠的關；二、風險和機遇的關系；三、技創新術和管理的關系；四、內功與外援的關系；五、共贏與多贏的關系。而後要把握產業化戰略轉型的核心，民企戰略轉型的核心是：
一、從「朝陽產業」向「戰略產業」整合調整發展轉型；
朝陽產業可以認為是新興產業，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是技術的突破創新帶動企業的產業，市場前景廣闊，代表未來發展的趨勢，一定條件下可演變為主導產業甚至支柱產業。但是風險性依然存在，如果技術周期預計錯誤，就會誤入技術陷阱，使投資血本無歸，而戰略產業則是通過政府支持能夠獲得內生競爭優勢、對國民經濟具有強烈帶動作用的新興產業，產業的政策支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如果我們說某一個產業是戰略產業，也就是說，該產業不是從個人、企業、地方或部門的局部利益出發，而是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少數產業（空中客車是典型範例）。這類企業的存亡，不僅關繫到利潤，而且關繫到國家的安危，關繫到國家在世界經濟政治乃至軍事事務中的戰略行動能力。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專家曾水良認為，國家不能放任本國戰略產業企業在全球競爭中，自生自滅。國家對戰略產業有保護扶持的責任，決不會任其在國際競爭中被劣汰。
二、從「多元化經營」向「歸核化經營」轉型；
歷史條件今非昔比企業戰略宜「歸核」中國企業多元化有它歷史的合理性，歷史的合理性必然也意味著歷史的局限性。中國企業的生存環境正在發生本質變化。整個中國社會市場經濟在越來越多的行業全面深入展開，同時如此迅速而且深入地融入國際經濟，給中國的企業帶來了更加直接和巨大的影響。換句話說，我們越來越多地必須接受國際的游戲規則。
當市場競爭比較弱的時候，企業使出兩三成力氣就可能獲得成功，當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時候，企業把所有的力氣都用在一點上也可能只是獲得了生存的空間。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專家曾水良認為，隨著中國市場競爭的不斷加劇，中國企業也會逐漸地提高專業化經營的程度，走向歸核的道路。在新的生存環境下，以退為進，首先做強，是進一步做大的必經之路。
三、從「跳躍式戰略」向「可持續發展戰略」轉型；
與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背景相適應，這些年有些企業心態浮躁，希望超常規、跳躍式發展，短期內打造巨型企業。但是，由於管控能力難於擴張過莫相匹配，抵抗風險能力差，一遇到「風吹草動」，企業就可能走向衰敗。而可持續發展的企業，是著力打好企業基礎，追求成長速度與成長質量、擴大規模與增加效益、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增長的有機結合。
中國企業著急去做世界500強，還不如踏踏實實做足100年。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企業面對著變化迅速的環境很難適應，而且隨著眾多企業失敗現象的出現，如何使企業保持，而且使企業在未期中依然取得良好的發展勢頭，越來越引起企業的重視。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是指企業在追求自我生存和永續發展的過程中，既要考慮企業經營目標的實現和提高企業市場地位，又要保持企業在已領先的競爭領域和未來擴張的經營環境中始終保持持續的盈利增長和能力的提高，保證企業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長盛不衰。可持續發展要求的是企業發展的可持續性，它不僅要求企業發展，同時要求企業末期的發展。因此要求企業具有一種促進可持續性發展的機制，但要綜合考慮各種管理要素和外部環境的綜合協調。只有這樣才可能從總體上把握企業的可持續性發展。
四、從「低成本戰略」向「差異化戰略」轉型。
根據市場供求狀況和發展趨勢分析，商品生產重合度過高導致商品市場供過於求是制約中小企業發展的最主要因素，所以，採取差異化戰略是中小企業必須的、首要的發展戰略。當一個企業向其客戶提供某種獨特的有價值的產品而不僅僅是價格低廉時，他就把自己與其競爭對手區別開來了。差異化可以使企業獲得溢價，即使在周期性或季節性經濟蕭條時，也會有大量忠誠的客戶。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專家曾水良認為，如果實現的溢價超出了為使產品獨特而追加的成本，則差異化就會帶來更高的效益。
目前我國經濟面臨著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巨大挑戰，同時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的轉換，內需不足的問題成為擺在人們面前的一道難題，產品的結構性過剩：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產品供給過剩和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產品供給不足同時並存。在一些耐用消費品領域價格戰此起彼伏.要擺脫困境，走出價格戰的怪圈，使企業競爭在更高的層次上進行並獲得競爭優勢，必須不失時機地實施新的戰略──產品差異化戰略，為此應採取相應的策略。
五、從「弱、小、散」向「提高產業集中度戰略」轉型；
中小企業之間聯合兼並，強化產業集中度,兼並和收購是企業聯合的雛形，通過兼並和收購，企業可以擴充技術力量和生產能力，實現低成本擴張，達到規模經濟，從而降低成本，擴大品牌的輻射能力。要把彼此在空間上接近，經濟活動高度密集，生產工藝相近、或產品相關，或具有廠房、設備、土地等資產優勢的中小企業進行兼並，組建企業集團，使企業由小變大，由弱變強。這樣便促進了中小企業間的分工協作，資源與信息的互補，從而使單個企業節約了資源，並獲得規模經濟效應等優勢。通過聯合重組，發展循環經濟、持續創新、節能降耗，以強大的國內企業來抵擋外資的滲透和對國內市場、資源的控制，保證產業安全。
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專家曾水良認為，提高集中度，第一是實現規模化生產、發揮經濟規模效益、合理配置資源的需要；第二是有利於產業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開發技術和市場，適應全球化的要求，提高國內外兩個市場的競爭能力、不斷發展壯大；第三，提高集中度是保持產業持續健康發展，促進產業由大到強的轉變，使之成為具有國際競爭能力的現代化工業的保障。例如，我國水泥企業數量眾多，不僅是集中度低下的原因，更重要的還在於它是過度競爭、無序競爭的根源。
六、從「經濟區域不均」向「梯度轉移戰略即產業轉移」轉型；
梯度轉移戰略是一種區域非均衡發展戰略。例如，我國紡織業發展本身存在區域不均衡現象，而國際間紡織業競爭優勢也在動態調整中，這為浙江紡織業統籌實施國內產業轉移和「走出去」戰略創造了條件。
七、從「OEM向ODM轉型，OEM向OBM轉型」
此次被全球經濟危機洗牌出局的企業，除了「重外輕內」經濟模式顯著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共同點，即這些實體經濟更多為OEM企業。在珠三角和長三角做代工的出口企業，都是依靠賺取微薄的加工費維持生計。全球經濟危機最先摧毀的必將是這類代工企業。因為這類企業沒有自己的研發，沒有自己的品牌，沒有自己的渠道，這些東西都掌握在供貨商或者需求方那裡。在經濟環境、貿易環境波動的時候，它們是非常脆弱的。而其出路就在於，從最簡單的OEM方式逐漸變成ODM，企業具有自主的設計能力再加工，以提高市場競爭力和產品附加值。另外就是做ODM的企業要向做OBM的企業進行轉變，一步一步一個腳印的練好內功。對於沒有品牌的做OEM或ODM企業，通過前期的企業運作幫助積累了資本、管理經驗、人才、技術和資源，這是應該創立屬於自己的品牌。
在江浙，現今大量的紡織企業在思考從OEM（代加工）向OBM（自主品牌）轉型。提高紡織產品附加值，直接覆蓋床上用品、服裝等品牌終端，同時將銷售主戰場放在國內巨大的內需空間，這遠比織布賣布和代加工海外品牌有利可圖。
金融危機市場競爭格局重大變化,企業要審勢度勢，順勢取勢及時調整發展戰略 !民營企業尤其中小型企業其固有優勢是具有一定靈活性，但若是沒有長遠戰略，公司無法保證不被今天或明天市場狂瀾所淹沒。所以聯想集團柳傳志這樣談企業發展的戰略思想:第一最重要的目標是做一個長久性公司，要做百年老字型大小，不急於一下子出名，利潤很高，然後很快就跨了；第二是做一個有規模的公司，要有國際性市場地位；第三是做個高技術公司，不要什麼賺錢就做什麼。
針對中國的民營企業，如何進行戰略轉型是面臨的重要問題。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專家曾水良認為，民營企業的戰略轉型，主要也體現在三個方面：
1．從機會導向到戰略導向。意味著要理清經營和發展思路，明確公司使命和制定發展目標，通過戰略分析（整合和開發）做出戰略選擇，最終要確定三種基本戰略：產品創新、組織效率、客戶關系。通過戰略規劃對所選擇戰略的持續投資和培育，形成公司長期的競爭優勢，從而獲得長期的盈利和持續發展。
2．從產品競爭到產業競爭。必須熟悉企業競爭的四個層次，即單一產品的競爭、組合產品的競爭、產業鏈的競爭與產業群的競爭。真正成熟的市場競爭是從產業鏈開始的，真正的戰略也是從產業高度開始的，通過戰略性分析，確定企業基本的產業定位，用戰略整合與戰略開發技術打造產業鏈是產業競爭的起點。
3．關注客戶到關注市場。企業在營銷方面往往是從具體客戶的需求開始，這些具體客戶的需求是企業機會利潤之源，從而奠定了企業的生存基礎。然而企業要想獲得長足的發展，其關注焦點應該從過去的具體客戶，放大視野到整體市場狀況，尋找企業持續成長的機會空間，然後用選定目標市場，並用准確的定位拓展市場。

❷ 國家如何推進經濟轉型、產能結構調整治理霧霾問題

一、站在生態文明建設的高度著眼全局

霧霾的成因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大氣污染物來源於我們的經濟社會、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是某一個行業、某一個區域的問題，更不是一個單純的專業問題、技術問題。從國家層面來說，治理霧霾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全民和各行各業，需要綜合治理。

在強調科學、綠色、低碳發展的新形勢下，治理霧霾解決大氣污染問題，必須變革目前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消費方式、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樹立起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必須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加快推進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對生態環境實行嚴格的源頭保護制度、損害賠償制度、責任追究制度，完善環境治理和生態修復制度，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因此，必須站在生態文明建設的高度來認識和治理霧霾。

治理霧霾的根本出路是能源發展轉方式、調結構。一方面要以提高能源效率為主線，鼓勵節約用能，保障合理用能，控制過度用能，限制粗放用能。要下大決心化解產能過剩，加快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充分發揮科技創新對生態文明建設的支撐作用，轉變能源生產消費方式，控制能源消費總量過快增長。另一方面，要充分認識深化改革是能源科學發展的強大動力，尊重市場規律、加快探索創新，用改革創新解決能源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要強化能源體制機制改革，理順改革總體路徑，找准改革切入點和突破口，不失時機推進能源領域改革。從能源行業角度來說，應該堅持「兩手抓」，一手抓節能降耗、包括霧霾在內的大氣等污染治理，加大工作力度，落實國務院頒布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一手抓生態文明制度建設，著眼全局，確保完成「十二五」生態文明建設各項指標，到2020年初步形成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相適應的生態文明。

二、建立長效機制

我們要充分認識到治理霧霾的艱巨性。「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霧霾是長期積累形成的，驅除霧霾，非一時之效，而更徹底地治理霧霾，需要長期的、戰略性的投入，要打「持久戰」、「攻堅戰」。只有堅定不移地進行全面深化改革，從源頭治理,建立起治理霧霾的長效機制,才能從根本上徹底解決中國存在的大氣污染問題。否則,不管「臨時抱佛腳」的措施有多麼「立竿見影」,從長遠來看,根本保證不了霧霾天氣今後不再重現。筆者認為治理霧霾的長效機制,應該考慮以下四個方面：

（一）政府部門要倡導綠色行政,摒棄唯GDP馬首是瞻的傳統發展思路。

樹立盡量在不破壞原有生態環境的基礎上推進城鎮化、工業化進程的理念，把環境治理同經濟結構調整結合起來，同創新驅動發展結合起來，突出抓好重污染城市治理、能源結構調整、機動車污染減排、高污染行業及重點企業治理、冬季採暖期污染管控等重點工作，努力走出一條以治理污染促進科學發展、轉型升級、民生改善，環境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多贏」的新路子。同時，必須改革領導幹部考核標准，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政績考核,糾正部分地方和部分領導幹部的錯誤政績觀。要使政府公務人員再不能靠犧牲環境、人民健康為代價創造的GDP來實現提拔的目的。

（二）從全面科學的頂層設計入手，把治理霧霾納入到法治范疇，發揮法治的規范與引領作用，營造公平的法制環境。只有以法治理念、法治思維、法治手段，凝聚社會共識，形成社會合力，尋求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最大的公約數和平衡點，建立健全由政府、科研機構、企業、社會公眾共同參與的包括霧霾在內的大氣污染防治新機制，才是真正治本之策。建議盡快修訂《大氣污染防治法》，同時制定並出台《霧霾防治條例》，深入貫徹落實《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

（三）理順管理體制，提高監管效率。

加強清潔利用監測能力建設，從上到下形成獨立的環境監管、行政執法和環境信息公開、社會監督體系，加強環保責任相關制度建設,破除抵制環保的「地方保護主義」。有關部門應該推動污染源自動監控數據聯網共享，密切跟蹤治理情況，督促各地各部門落實目標責任，明確時間表和路線圖。加強清潔利用執法監督，抓好重點耗能單位、重點污染源和治理設施運行監管。提高企業污染物排放的市場准入標准,加大對企業違法排污行為的處罰力度等，解決企業違法排污成本低，守法治污成本高的問題。

（四）必須建立跨行政區域的聯動機制。

「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等地區的環境治理問題，不是單個行政區塊的問題，而是整個區域問題。必須建立跨行政區域的聯動機制，追蹤污染空氣的生成和過程，綜合考慮高耗能、高污染企業的規劃布局，在目前人口高度集中的條件下，限制機動車的規模和排放，以及做好未來城市（群）的建設規劃等，逐步通過經濟結構調整、產業轉型升級、能源效率提高、環保企業發展和環保設備使用，實現多種污染物排放的治理和消減。

三、加快發展清潔能源

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一大能源生產國和消費國，2013年能源消費了37.6億噸標准煤，可以預見未來能源需求還會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能源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能源行業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在我國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建設中舉足輕重。如何在保證經濟社會發展對能源需求的同時，實現生態文明建設的和諧發展呢？就是要加快能源結構調整，促進能源綠色發展。

（一）借鑒國際經驗，調整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

有關資料顯示，發達國家霧霾高發時期，無一例外的特徵是煤炭佔一次能源消費比例高；其治理霧霾的經驗也說明，有效治理霧霾需要盡快改變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將煤炭佔一次能源消費比例降到一個比較低的水平。我國治理霧霾也必須從調整能源結構入手，逐步改變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減少煤炭消費。

但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煤炭作為主體能源的地位難以改變，並仍將繼續承擔保障能源安全穩定供應的重任。

1、從能源安全看，立足國內是我國能源戰略的出發點。富煤貧油少氣的能源資源稟賦特點，決定了我國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煤炭作為主體能源的地位難以改變。從資源儲量看，煤炭資源儲量豐富，截至2012年末，全國已查明資源儲量1.42萬億噸，佔一次能源資源總量的94%。2013年石油、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已分別達到58.1%和31.6%。必須有一種穩定、可靠、經濟的能源資源保障國家能源安全。

2、近三年來，煤炭在我國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以每年1%左右的速度下降，從2011年的69%到2013年的65.7%。從非化石能源發展看，雖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受技術、經濟、安全等方面因素制約，未來供應能力仍存在不確定性，短期內難以大規模替代傳統化石能源。為實現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兩個百年」戰略目標，保障國民經濟發展，我國能源需求還將持續增加。據測算，到2020年我國能源需求總量將達到52億噸標准煤，煤炭需求量47億噸，約佔60%。雖然煤炭消費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逐年下降,但是長期來看，煤炭仍將是我國的主要能源，目前很難判斷煤炭消費峰值何時到來，煤炭仍將承擔保障能源安全穩定供應的重任。

（二）控制能源消費總量，加快發展清潔能源

盡管這些年我國一直在大力發展清潔能源，但到2013年清潔能源消費佔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僅為9.8%，距離2015年清潔能源的比重達到11.4%的規劃目標，還有1.6個百分點的距離，也就是說，今年和明年兩年，平均每年必須提高0.8個百分點。到2020年，達到我國政府向國際社會作出的兩項承諾---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的15%左右，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減少40%--45%，任務仍然非常艱巨。必須控制能源消費總量，加快發展清潔能源。

（三）水電和核電應是加快清潔能源發展的重點

2013年，全國發電裝機容量達到12.47億千瓦，比上年增長9.25%。全國全口徑發電量達到53474億千瓦時，比上年增長7.52%。其中水電、核電、並網風電、並網太陽能發電裝機分別達到2.8億千瓦、1461萬千瓦、7548萬千瓦、1479萬千瓦，共計3.85億千瓦，分別佔全國發電裝機的22.45%、1.17%、6.05%、1.19%，清潔能源發電裝機比重達到30.86%；水電、核電、並網風電、並網太陽能發電量分別達到8963、1121、1401、87億千瓦時，分別佔全國發電量的16.76%、2.10%、2.62%、0.16%，清潔能源發電量佔全國發電量的21.64%。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在現階段水電和核電是清潔能源中能夠發揮優化能源結構支撐性作用的能源，是加快清潔能源發展的重點。

1、加快推進西南水電基地建設。我國水電資源豐富，具備集中規模開發條件，是供應安全、成本經濟的可再生的的綠色能源，替代煤電的安全性、經濟性和靈活性都很高，需要放在優先開發的戰略位置。要在加強生態保護和做好移民安置工作的前提下，加快核准開工一批大中型水電項目，完善水電相關政策措施，保障水資源充分利用。我國西南地區既是水電資源富集區，也是經濟社會發展較落後地區，推進西南水電基地建設既可以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清潔可再生能源，又可以促進當地經濟社會實現較快發展。

2、推進沿海核電開發建設，盡快啟動內陸核電站建設。核電是高負荷因子、大功率密集型能源。目前我國核電的發電成本已經低於負荷中心煤電成本，是煤電有經濟競爭力的替代電源，且具有低排放特點，有利於減少環境污染。在確保安全的基礎上高效發展核電，對保障我國能源電力供應、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關鍵作用。要盡快開工一批核電項目。同時，核電投資要多元化，國家應鼓勵具有實力及相關經驗的大型發電集團參股東部沿海核電開發，培養其核電開發建設與運營管理能力並獲得核電項目開發資質，盡快使大型發電集團具備主要甚至獨立承擔核電開發建設與運營管理能力。盡快啟動內陸核電站建設。（提示：普衛欣美國進口， J@@@@D可找）

3、積極發展風電、太陽能發電等非水可再生能源發電和分布式能源系統。非水可再生能源開發要在充分考慮電力系統消納能力、電價承受能力以及保持國內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條件下積極推進。要積極推進技術較成熟、開發潛力大的風電、太陽能發電和生物質發電等可再生能源發展；加快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發電建設；提高可再生能源技術研發能力，掌握裝備與運行的核心技術，逐步降低發電成本，提高產業化水平。結合城鄉天然氣管道布局推動分布式冷熱電多聯供發展，提高天然氣利用效率；在有水資源、風資源或太陽能資源地區發展地區鼓勵發展小水電、小型風力發電、太陽能利用等分布式能源系統發展，加快研究應用微網技術。

（四）加快推進電網建設

為促進大型能源基地集約化開發和清潔能源高效利用，必須立足自主創新，加快建設堅強主網架，加快建設跨區域輸電通道，繼續加大投入，加強城鄉配電網建設改造，推動各電壓等級電網和一、二次系統協調發展，不斷提升電網的資源配置能力、安全穩定水平和經濟運行效率。依靠現代信息、通信和控制技術，提高電網智能化水平，適應未來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四、進一步提高煤電的清潔化水平

我國煤炭資源稟賦特徵決定了煤電具有較好的供應安全性和經濟性，在當前煤炭消費總量大，未來還將增加的情況下，必須把煤炭清潔高效利用與發展清潔能源統籌規劃，共同推進，才能為建設天藍、地綠、水凈的能源生態文明作出貢獻。

（一）我國燃煤發電的生產情況

2013年，我國燃煤機組裝機容量達到78621萬千瓦，比2012年增長4.86%，佔全國發電裝機的63.03%,佔比降低了2.64個百分點。燃煤發電量達到39474億千瓦時，比2012年增長6.70%,佔全國發電量的73.82%，佔比降低了0.57個百分點。同時,2013年關停小燃煤機組447萬千瓦,30萬千瓦及以上機組容量所佔比例提高1個百分點。全國6000千瓦及以上燃煤機組供電標准煤耗321克/千瓦時,比2012年降低4克/千瓦時。上述表明：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內煤電仍是我國的主體電源。

（二）我國燃煤電廠的污染控制已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據初步統計分析，截止2013年底，具備脫硫能力的燃煤機組占煤電機組比例接近100%，脫硫設施運行可靠性水平進一步提高；近2億千瓦機組完成煙氣脫硝改造，全國脫硝機組投入容量接近4.3億千瓦,煤電脫硝比例接近55%；煤電機組除塵器加大改造力度，高效電袋除塵器、袋式除塵器的應用比例進一步提高。

由於這些污染控制裝置發揮了巨大的減排的作用，在發電量持續增長、燃煤量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全國燃煤電廠每年煙塵排放總量從1980年的399萬噸，下降至2012年的151萬噸，每千瓦時的煙塵排放量由1980年的16.5克降至2012年的0.4克；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5年的1300萬噸降至2012年的883萬噸，每千瓦時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5年的6.4克下降至2012年的2.26克；每千瓦時的氮氧化物排放量也由2005年的3.6克下降至2012年的2.4克。2013年,雖然煤電發電量同比增長約6.70%,但預計電力行業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總量將分別下降約6%、7%、12%，排放總量將分別降至約142萬噸、820萬噸、834萬噸，相應的污染物每千瓦時排放績效分別下降約12%、13%、18%。同時，近20多年來除城市供熱電廠外，絕大部分純發電電廠建設在我國西部、北部地區或對環境影響相對較小的地方。當然，燃煤電廠繼續減排的空間也在縮小。

在我國新環境空氣質量標准修改以來，以減少PM2.5排放為目的的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標准和各種環保要求下，新一輪的電廠污染控制的技術改造正在進行。據了解，2013年浙能集團在全國率先啟動了「燃煤機組煙氣超低排放」項目建設，採用了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除塵技術--濕式電除塵技術，該項目實施後使燃煤機組的排放可達到天然氣機組的排放標准，將大幅度降低PM2.5等物質的含量。從上所述，由於發電行業大氣污染物排放控制技術成熟，單位燃煤的污染物排放強度較低，燃煤電廠對環境的影響不斷減少。

總之，要高度重視煤電的清潔高效利用，要把進一步推動煤電的清潔高效利用與發展清潔能源發電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三）提高發電用煤佔比，有利於我國大氣污染防治

實踐表明，煤炭利用的清潔化關鍵是提高煤炭的集中利用程度，減少其在終端分散利用的比例。讓煤炭更集中在發電等減排優勢明顯的領域，實現集中應用，集中治理，同時，盡可能地減少終端分散利用的煤炭。這樣，能有效降低大氣污染物的排放量。這是一個國際大趨勢，據浙江大學資料介紹，2012年，我國電力行業消費煤炭占煤炭消費總量的52.8%。同一時期，美國、德國的發電用煤佔比分別高達93.3%、83.9%。說明我國發電用煤佔比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進一步提高我國發電用煤佔比，將更加有利於我國大氣污染防治。

（四）從存量和增量兩個方面進一步提高燃煤發電的清潔化水平

建議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勵發電企業從存量和增量兩個方面進一步提高燃煤發電的清潔化水平。在存量方面，發電企業要像浙能集團那樣，積極採用世界先進技術，對運營機組進行升級改造，使燃煤機組達到天然氣機組的排放標准，大幅度降低污染物排放水平。這對我國在天然氣資源少、價格高的條件下，優化發展煤電有重要意義；在增量方面，要優化煤電布局，加快西部、北部煤炭基地煤電一體化開發，推進輸煤輸電並舉。在供熱負荷落實地區，優先發展熱電聯產。發電企業要像華能集團那樣，在新建項目中研究創新清潔發電技術，建設大容量高參數煤電機組和整體煤氣化聯合循環機組、循環流化床機組，進一步降低污染排放。

五、重視對非電用煤行業和散煤用戶的減排治理

（一）燃煤及污染排放的簡略分析

有關研究資料表明：我國燃煤的比例大體上是發電佔50%多一點，工業窯爐佔25%左右，中小型鍋爐佔25%左右。燃煤造成的煙塵和二氧化硫的排放大體上佔全國的70%左右，工業窯爐的排放大體上占其中的25%，燃煤發電僅占其中的15%左右，其餘的主要是中小型燃煤鍋爐的排放。也就是說，占煤炭消費25%左右的中小型燃煤鍋爐排放的各種污染物，佔全部煤炭污染物排放的60%以上。因此，降低燃煤消費和減少污染，要避免「鞭打快牛」之嫌，而要狠抓非電用煤行業和散煤用戶的減排治理。

（二）加強對非電用煤行業的減排控制和改造

國家對發電行業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標准最為嚴格，取得的效果也最顯著，這為鋼鐵、水泥、化工等重點用煤行業的污染物排放標准制定提供了先行經驗。同時，要像對發電行業那樣，加強對非電用煤行業的減排監管，加快脫硫、脫硝、除塵改造工程建設。實施鋼鐵燒結煙氣脫硫脫硝，有色金屬行業冶煉煙氣中二氧化硫含量高的冶煉設施安裝硫回收裝置。大幅提高焦化行業煉焦爐荒煤氣硫化氫脫除效率。水泥行業要實施新型干法窯降氮脫硝，實施煙氣脫硫改造。燃煤鍋爐和工業窯爐現有除塵設施要實施升級改造。加快採用高效低污染煤粉鍋爐替代現有低效高污染中小型鍋爐。

（三）加強對散煤用戶的減排控制和改造

我國冬季需要採暖的人口超過7億，其中至少有2億人相對分散居住，中國能源結構和經濟發展等現實情況決定了燃煤中小型鍋爐和部分居民用煤將長期存在。由於中小型燃煤鍋爐大多缺乏專業管理，存在設備和系統設計不科學、運行情況復雜而不穩定、環保設施不完善或建設滯後，加之燃煤混亂多變以及政府監管不到位，法律法規體系不健全等原因，使得其高污染、低效率和安全隱患問題十分嚴重，所以控制中小型燃煤鍋爐各類污染物的排放是當務之急。

建議國家對散煤用戶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其存在的原因、改造的成本和替代的方法；研究制定中小企業、居民盡快用上清潔能源及天然氣、以電代煤的支持政策以及政府加強監管的措施。

❸ 如何實現城市建設工作轉型加快發展

「多規合一」改革的目的是推動城市科學發展，科學發展的根本辦法是統籌兼顧回，而空間是統籌各答種發展和建設的重要平台。我們通過「多規合一」平台，可以推動空間布局和利用的有序平衡，從而促進發展的有序平衡，實現資源集約利用，解決城市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的問題。
「多規合一」改革是推進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探索。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多規合一」改革是探索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舉措。
針對發展實際，我們著力解決以下幾個主要問題：一是解決規劃「打架」問題，營造理想城市空間發展形態，實現城鄉統籌發展；二是解決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問題，促進資源集約節約利用和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三是解決行政審批效率問題，促進政府部門形成高效透明的行政審批管理流程；四是解決公眾參與監督問題，推動管理模式從部門管理向綜合管理轉變，推動政府職能從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

❹ 社會治理如何「轉型升級」

面對這些挑戰，許多地方依然採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權宜性」、「運動式」社會治理方式。要麼以「右」的心態習慣於「花錢買平安」，「以妥協求和諧」，陷入「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誤區；要麼以「左」的心態將維權與維穩對立起來，把群眾利益訴求意識形態化，處置方法簡單粗暴，導致警民對立、干群對立，造成仇警心態、仇官心態，產生 「抗生素效應」。上述治理方式亟需轉型升級，轉型升級的關鍵就是創新社會治理機制。 創新社會治理機制包括創新社會管理機制、完善社會自治機制、夯實社會基礎工作三個方面。社會管理注重自上而下、以權力為主導，重在「有為而治」；社會自治注重自下而上、以權利為主導，重在「無為而治」。二者交織融合、各有側重，共同立於社會基礎之上。如果把社會看作一棵「社會樹」，則社會管理是「枝葉」，社會自治是 「樹干」，社會基礎是 「根基」，人民幸福是盛開的「花朵」。社會治理的理想狀態是在黨的領導下和法的基礎上、社會管理與社會自治有機統一、和諧運行，最大限度地激發社會活力與創造力，增強社會凝聚力與親和力。社會治理的最終狀態是「以各個人自由發展為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聯合體」（馬克思）。 創新社會治理機制的關鍵是：一是社會治理保健化，切實把群眾合法權益維護好、保障好、發展好，最大限度地預防社會問題和公共危機的產生；二是社會治理法治化，強化政府作為規則和程序制定者以及矛盾調節和仲裁者的角色，強化和完善解決社會矛盾和和公共危機的法治機制；三是社會治理系統化，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治理模式，把社會作為一個有機體看待，形成一套完整的治理體系；四是社會治理社會化，整合社會資源，動員社會力量，提高社會自治、自助、自理能力；保障民權、發展民主、凝聚民心、集中民智、激活民力，建設「和諧社會」、 「活力社會」。五是社會治理信息化是指要注重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尤其是信息化手段加強創新社會管理，積極提高社會管理信息化水平，形成全面覆蓋、聯通共享、動態跟蹤、功能齊全的社會治理信息系統，提高社會治理系統效能。 一、創新社會管理機制 人的健康，一靠無病預防；二靠有病治療。社會管理也是如此，只不過社會還要從個體和群體這兩個不同的層面去分析。如上圖所示，創新社會管理機制的主要任務是著力從社會個體和公共群體兩個層面以及和諧保健、矛盾化解兩個環節，構建相互支持的有機體系，防範化解社會問題，科學處置公共危機。 （一）社會保健預防機制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在社會問題、社會矛盾出現或趨向嚴重之前的保健預防，不但能大大降低社會管理成本，而且在某種意義上還決定了社會管理的最終成敗。 1、社會個體保健機制。建設和諧社會的核心問題是提高群眾幸福感、滿意度。當前提高群眾幸福感的關鍵是科學地解決群眾住房、養老、醫療、教育、交通、環保、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基本需求，而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出路是：建立適應市場機制的以保障創業就業為基礎，以解決基本需求為目標的保健預防機制。即：促進創業就業以增加個人收入，以個人收入作為「社會保障之繩」，由政府主導為其編織「社會保障之網」並負責修補漏洞，從而實現以自我保障為基礎，政府救助為托底，慈善幫扶為輔助的自助、家助、互助、共助、公助相互配合的社會保健機制。具體說來：（1）實施素質教育，提升就業能力。教育是促進創業就業的第一推動力。從教育的內涵上看，重點要提高社會個體的道德品質、法制素質和創新創造能力、創業就業能力；從教育的外延上看，重點要優化配置教育資源，向農村、邊遠、貧困、民族地區傾斜，促進義務教育均衡化。（2）促進創業就業，創造社會價值。政府的職責是創造更多的創業就業機會；建立「五個機制」（促進就業、預防失業、以創業帶動就業三位一體的就業保障機制，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工資支付保障機制，勞資政三方協商機制，最低保障標准與最低工資標准正常增長長效機制）；為有部分勞動能力的困難群體購買並提供公益崗位和就業崗位補貼，最大限度地使有勞動能力的人都能就業。（3）合理分配財富，完善利益格局。初次分配：著力提高就業者的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國勞動者報酬僅佔GDP40%，美國為60%）。二次分配：改「個人收入所得稅」為「個人財富增加所得稅」；遏制「三公」消費、隱性福利、灰色收入、壟斷利潤（此四項放大貧富差距1-2倍）。三次分配：建立公共資源出讓收益及國企利潤全民共享機制；完善上市公司分紅制度；降低通訊、物流等社會運作成本；調整出口退稅政策；增強「財富國防意識」，防止各種形式「財富外逃」。（4）科學設計「社會保障網」。總的說來，創業就業等所帶來的個人財富是實現社會個體保障的基礎，個人財富既要考慮解決個人當前消費需要，又要兼顧其未來保障的需要，因此必須以政府為主導，根據個人財富的不同，合理設定一定比例，定期拿出一部分，用人單位相應出資一部分，再加上政府補助一部分，為個人設立一個保障總賬戶。此總賬戶再細分為住房賬戶、醫療賬戶、養老賬戶等，用以分別解決相應問題。當然，這些是基礎，具體問題還需具體分析。比如住房問題，當前迫切需要在「三個環節」加強引導調控：在供應環節上，切實轉變 「土地財政」觀念，保證保障性住房建設用地的提供；擴大廉租房、經適房、限價房、公租房等覆蓋面；加快城鄉危舊房改造。在流通環節上，逐步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場，高端有調控的局面。在消費環節上，提倡住房「梯級消費」，鼓勵先租後買、先小後大、先舊後新。再比如養老問題，主要靠養老賬戶解決，政府重點考慮三點：一是建立個人養老金防通脹長效機制。二是政府要提供一定的 「社會福利餡餅」，但要避免掉進「社會福利陷阱」。不合理的福利容易「養懶罰勤」，抑制就業動機。更重要的是，福利制度服從於慣性機制，易升難降，經濟高速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進入平穩期，而一旦形成巨大的福利負擔，政府既無法長期負擔，又不能減少福利，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如希臘、愛爾蘭的財政危機）。因此，有勞動能力者的社會保障應主要依靠自己的有效勞動來實現。三是對喪失勞動能力者提供社會救助。 2、公共危機預防體系。相對於社會個體矛盾，公共危機危害的對象具有群體性，構成了社會管理必須面對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公共危機包括自然災害、事故災難、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突發社會安全事件、經濟危機等，極大地影響和諧社會建設和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公共危機預防體系建設有兩個方面。（1）硬體建設：一是構建現代化防災減災體系。二是構建現代化能源保障體系。按照戰略儲備、應急儲備、物價調控儲備三個等級，科學儲備戰略資源。三是構建現代化環保生態體系。（2）軟體建設：法制建設。針對各類公共危機，出台和完善相關法律，依靠法盡量減少事故和災難的發生。體制建設。建設統一高效的公共危機應對指揮系統、組織機構、職能設置，尤其重視建立健全領導體制和社會動員體制，充分發揮非政府組織和社會力量在公共危機管理中的作用。機制建設。一是居安思危，防患於未然，針對各類突發事件建立長效預防機制：建設安全文化、加強安全法制、落實安全責任、創新安全科技、加大安全投入。二是建立應急臨戰准備制度（應急人財物、應急技術、應急宣傳、應急演習等准備），提高預案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加強預案演練。三是加強全民風險防範和應急處突能力建設。 （二）社會問題化解機制 預防無法解決所有矛盾問題，社會管理的另一個重要環節，就是要建立健全有效的矛盾化解機制。其關鍵在於：強化和完善解決社會矛盾糾紛的法治機制，防止「信」訪替代「信」法，防止「運動式治理」體制化替代法治化。法治化要求法律至上，體制化要求權力至上；法治化相信化解社會矛盾需要全社會參與，體制化必然導致過度行政。 1、社會個體的矛盾化解機制。一是針對普通的社會個體，建立健全矛盾糾紛的發現、調解、仲裁、復議、訴訟相互銜接、相互配合的矛盾化解機制，盡可能緩解信訪渠道，將矛盾糾紛引流至調解、仲裁、復議、訴訟的法治化渠道去解決；二是針對違法犯罪分子，建立健全社會治安防控體系。（1）發現機制。對於已經客觀存在的矛盾，如同對待身體已經客觀存在的疾病一樣，要立足於「早發現，早治療」，而不是諱醫忌疾，養癰遺患。發現矛盾和問題的，一靠主動接訪，二靠調研排查。第一、主動接訪。分為大接訪和常接訪。領導大接訪解決信訪存量，領導常接訪解決信訪增量，兩者共同拉近與群眾的時空距離和心理距離。心理距離是指在信訪過程中，通過政策普及、問題化解和情緒安撫以進一步密切黨群關系。要像重視招商引資工作一樣，設立「網上信訪大廳」和 「綜合信訪大廳」，為信訪人提供一條龍服務、一站式辦理的「綠色通道」。當前，在信訪過程中還尤其要注重依法治理的問題：一是對下一級政府不作為或亂作為而引發越級上訪，要加重處罰、嚴懲不貸，大幅減少因基層政府失職瀆職或缺位越位所引發的信訪問題；二是堅決把無理鬧訪者拉進法治軌道，推動依法有序理性表達訴求。第二、調研排查。主動針對社會管理中的熱點、重點和難點問題，進行經常性的分析排查，建立矛盾糾紛滾動排查機制。著重加強對重點地區、重點工程、特殊群體、敏感時期的排查。（2）調解機制。全面堅持「調解優先原則」，通過健全人民調解、社團調解、仲裁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橫向調解網路和市、區、鎮、社區、村與樓門院（小組）縱向調解網路，注重營造多渠道的矛盾糾紛調處新機制，著力減少社會對抗。（3）仲裁機制。調解無效的矛盾糾紛，依法「引流」至仲裁、復議渠道解決。要以制度建設為重點，促進仲裁工作的規范化、制度化發展，提高仲裁效率，降低起訴率。（4）復議機制。在國外，往往呈現「小信訪、中訴訟、大復議」的格局，而我國行政復議還是偏低，遠沒有發揮解決行政糾紛的主渠道作用。（5）訴訟機制。訴訟是解決矛盾糾紛的「終點站」。要通過推動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進一步樹立司法權威。切實緩解「執行難」、「申訴難」、「打官司難」等問題。（6）防控體系。在防控對象上，加強對重點人員、重點時段、重點場所的管理，推動高危人群管理以及境外NGO、虛擬社會綜合防控。在防控方式上，一是立足信息綜合開發應用，在信息主導打防方面實現新突破，加快開發「治安信息綜合平台」；二是立足精確打擊犯罪，在打擊效率和質量方面實現新突破；三是立足動態防控，在擠壓犯罪空間方面實現新突破，加強對各種復雜警情的應變和警力調度能力。在防控組織建設上，加強基層組織建設、深入推進社區警務，啟動社區警務「平衡記分卡」考核機制。 2、公共危機的應對化解機制。（1）危機預警機制。危機預警機制是解決公共危機的第一道防線，包括危機預警的信息收集系統、監測系統、咨詢系統等等。當前尤其要重視運用信息技術建立危機爆發前的知識系統、信息系統和分析評估系統，以實現科學預警。（2）危機決策機制。在公共危機管理中，需要遵循一些不同於常態決策的原則和程序，需要建立特定的危機決策機制，需要遵循權力集中原則、結果優先原則和風險原則等。（3）應急處置機制。一是先期緊急處置，包括危機信息分類、分級緊急匯報、事態控制、先期應急救援等；二是全面啟動應急處置網路系統；三是因時、因地、因人科學採取一系列處置措施，保障安全，穩定大局。 （4）輿論引導機制。建立完善新聞發言人制度、新聞分類分級制度、媒體紀律約束制度、新聞發布制度、輿情跟蹤研判互動制度、網路信息安全制度。（5）恢復重建機制。一是危機後的恢復和重建，包括物質恢復、組織恢復、機制恢復、心理恢復；二是事故調查，重點是調查危機發生的主客觀因素、危機處置的成效等等；三是問責；四是後遺症處理。（6）評估提升機制。主要是危機影響評估、危機管理能力評估、危機管理效果評估等。以推動危機應對的科技進步和法律、制度完善，針對社會深層矛盾進一步加強民主法制建設。 二、完善社會自治機制 社會管理機制主要在於解決矛盾糾紛、處置公共危機、保障社會正常運轉，而要進一步激發社會活力、創造力，增強社會凝聚力、親和力，還需要創新社會自治機制。社會自治是人民當家作主、保障民權、發展民主、實現「自由人聯合體」的需求；也是提高公民社會責任感、調動公民積極性、激發社會活力的需求。社會自治橫向包括：民族區域自治、城鄉社區自治、社會組織自治等；縱向包括：個人自由、家庭自主、社區自治等。 （一）社區自治機制。1、社區建設。構建新型城鄉社區自治模式，深入開展「三項民主實踐」：以居（村）民會議、議事協商、民主聽證為主要形式的民主決策實踐，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為主要目的的民主管理實踐，以居（村）務公開、民主評議為主要內容的民主監督實踐，推進基層自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提高社會自治水平，推動公民社會發展。2、社工隊伍。探索建立社會工作人才培養、評價、激勵機制，形成專業社工制度助推現代社會。3、社會組織。充分發揮其在公共管理與服務中的積極作用，發揮其在政府與民眾之間的彈性作用。 （二）社會動員機制。1、社會力量整合機制。綜合運用無形之手（市場）、有形之手（政府）、隱形之手（社會），最大限度地整合全社會人、財、物力，形成強大合力。依法有序發揮NGO、大眾傳媒等在公民社會中的動員作用，推動社會建設。2、社會主體激勵機制。通過市場競爭機制、國家榮譽制度、博愛慈善文化等形成物質、精神雙重激勵機制，最大限度地增強公民主體意識、調動公民積極性、提高社會責任感，最大限度地集中民智、激活民力、凝聚民心，讓全社會迸發的活力成為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最強大力量。 （三）社會互信機制。1、建設誠信政府。一是健全行政問責制，強化責任追究，樹立責任政府觀念，重點健全以行政首長為重點的行政問責制度，提高政府執行力和公信力。二是政府公布的信息應當具有公信力，非因法定事由、非經法定程序，不得撤銷、變更已經生效的行政決定，樹立誠信政府理念。2、構建社會個體綜合信息平台。社會成員的個人信息不確定性，大大提高了社會治理總的信息成本。身份證弄虛作假、個人財產和誠信情況模糊不清等，這些使得社會保障具體措施的實效大打折扣，對實施有效社會治理造成嚴重障礙。如同醫生治病，如果所掌握的患者生理指標的數據是錯誤的，就無法做到對症下葯、有的放矢，所謂失之毫釐，謬以千里。3、建立企業社會信用制度。經濟領域頻繁出現的假冒偽劣、商業欺詐等現象嚴重社會治理的成效，其核心問題就是企業社會信用的缺失。現代市場經濟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信用經濟，信用制度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之一。當前企業信用缺失成為經濟領域普遍存在的突出問題，是造成市場經濟秩序不規范的深層次原因之一，為此，必須著力引導和建立企業對社會負責任的信用制度，努力抓好以下幾項工作：一是探索建立企業信用長效機制。依據有關法律法規，記錄違法違規企業和個人的行為，建立信用檔案和市場監管信息的共享機制，依法向社會公布失信企業「黑名單」，建立跨地區、跨部門和跨行業的反商業欺詐信息共享、預警監管、執法協調和社會聯防體系，從法律法規和管理制度方面遏制企業信用缺失的泛濫，從根本上鏟除企業信用缺失的土壤。二是積極推進「名牌戰略」工程。引導和支持各類企業以培育名牌、爭創名牌，以名牌產品樹立企業的社會信用形象。對獲得中國名牌產品、中國馳名商標、省名牌產品、省著名商標、綠色食品企業給予獎勵，加大對重點企業技術進步的扶持力度，鼓勵企業形成自主知識產權。通過各種宣傳，提升名牌產品名牌企業的社會信用度，使群眾認可誠信守法的品牌企業，從市場佔有率上打壓制售假冒偽劣產品的市場空間。三是要加快食品安全信用體系建設。加快建立農產品質量溯源標識系統；積極籌建食品安全質量實時監控中心，對生產、流通、消費各個環節的食品安全狀況進行實時監控和安全預警；依法建立食品安全信用發布制度，統一發布食品安全信息；建立完善食品安全生產經營企業和政府檢測監管兩類信用檔案。逐步形成「守信」褒揚，「失信」受懲的激勵和約束機制，營造良好的食品安全信用氛圍。四是推動「誠信興商」創建活動。五是加強行業協會建設。推動建立行業協會和民間自我管理組織，引導其朝著自主辦會、自我管理與自我約束的方向發展，提高行業自律水平，依靠行業的力量遏制企業信用缺失行為。六是要建設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台帳、索證索票的溯源制度。4、完善政、群雙向信息互動機制。既要建立規范的信息公開制度，拓寬民意渠道，健全公眾參與制度，加強新聞輿論監督，推行網路議政、問政、參政；又要不斷完善重大事項調查研究制度、專家咨詢制度、公示制度。 三、夯實社會基礎工作 「社會樹」的枝繁葉茂、碩果累累，必須要有扎實的根基。社會基礎工作，從根本上講，就是要在黨的領導下，全面推進「五大建設」；從社會治理本身講，主要是： （一）科學規劃。包括土地、人口、產業、基本公共服務等規劃。合理安排「居住、產業、交通及公共設施、休閑」四大項目之間的用地比例以及「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生態保護」四類主體功能區規劃，加強生態屏障建設，引導產業科學布局，控制人口總量，優化人口結構，為社會有序運行提供科學合理的空間、人口、產業布局，這是從源頭上化解社會問題、支撐社會發展的客觀基礎。 （二）法治建設。法治是社會治理的基礎和靈魂，無論社會管理還是社會自治都必須依法進行。當前，法治受到來自權力、金錢、人情、關系、非理性社會情緒等的扭曲、稀釋、通融、異化，使法治權威和憲法至上大打折扣。要維護法的統一、尊嚴、權威，強化社會運行基礎規則，牢固樹立規則意識。 （三）道德教化。法治和德治相輔相成，共同構成社會治理的基礎。要完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注重發揮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思想教育和優秀傳統文化的道德教化作用。既要反對封建思想糟粕沉渣泛起，又要大力弘揚中華傳統美德，旗幟鮮明地反對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堅決抵制西方文化中的反社會、反倫理、反道德思潮，反對以追求極端個性為理由而喪失人性，反對以追求無限自由為理由而喪失自我。1、促進自我和諧。廣泛開展個人心理健康知識的宣傳，針對不同情況開展疏導、幫助、教育，盡可能避免出現極端心態。2、促進家庭和諧。家庭是個人與社會之間重要環節，家和萬事興，家和國太平。重視「單親家庭後遺症」，強化新時期家庭文化建設，剔除封建家長作風和傳統家庭思想觀念中的糟粕，崇尚人性、人道、人倫之本和孝悌之道。3、促進網上和諧。推行網路實名制，強化網路運營商責任，完善網路監管制度，積極引導網上思潮和網上輿論。

❺ 如何推進轉型時期政府管理的創新

淺論社會轉型期政府管理的創新

論文關鍵詞：社會轉型期政府管理創新動力和阻力因素對策研究

論文摘要：當今世界的競爭。不僅是經濟發展的競爭，而且是政府效能和

管理水平的競爭，建立廉潔、高效、以公眾利益為導向的現代政府管理體系與

建立現代化的市場經濟體制同樣重要中國政府在經歷了社會管制型、經濟發展

型的社會發展導向之後，目前正向公共服務型轉變。因此，分析市場經濟條件

下的政府管理創新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文中在分析政府管理創新內涵的基礎

上。探討了政府管理創新的動力因素和阻力因素。提出增強驅動力和減少抑制

力並舉的方法。

1
社會轉型期的界定與政府管理創新的內涵

(1)

社會轉型期的界定。

社會轉型期是指當代中國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由

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人治社會向法治社會、

由封閉型社會向開放型社會轉變的時期。

(2)

政府管理創新的內涵。

何謂政府管理創新，主流觀點認為：
「
政府管理創新是指由於行政環境、行

政任務等的變化引起的行政職能、行政方式、行政作風、政府的政策法規、行

政體制等方面的一系列新變化
」
。

政府管理創新內涵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①培育和樹立創新觀念是政府管理創新的前提
;
改革和簡化行政審批制度是

政府對社會公共事務進行規范管理的一種手段。其主要內容有
:
轉變政府職能、

推進政府職能創新
;
轉變工作作風，推進行政作風創新
;
轉變政府管理機制，推

進行政體制創新
;
加快政府管理信息化建設步伐、構建電子政府、發展電子政務
;

建立健全公共危機管理機制、構建責任政府
;
解放思想，積極借鑒西方國家行政

文明成果，努力建立學習型政府
;
等等。

②政府管理創新是一個具有層次結構的體系，根據諸多方面創新之間的關

聯性
，
可以構建為具有
8
個層次的政府管理創新體系
;
第一個層次涉及管理人員
、

方法與手段
;
第二層次是運行機制
;
第三個層次是組織機構
;
第四個層次是行政體

制
;
第五個層次是政治體制
;
第六個層次是社會治理結構
;
第七個層次是政府管理

的系統哲學
;
第八個層次是社會公共物品基礎建設。政府管理創新是一個系統的

體系，這八個層次之間相互關聯，有可能牽一發而動全身，所以要全面推進政

府管理創新。

③
「
政府管理創新是指各級黨委和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為了適應內外環境的

變化所提出的新挑戰和新要求而對自身的職能定位、管理方式、組織結構、運

行機制、業務流程、工作方法、技術手段等諸多方面所作出的創造性調整和變

革
o
」

2
社會轉型期政府管理創新的動力和阻力因素分析

在任何社會發展的過程中，都會產生兩種力量，變革的驅動力和變革的抑

制力，即動力和阻力。在通常情況下，當驅動力強於抑制力時，變革發生並能

持續下去
;
反之則不能發生
;
當兩種力量作用相當、相互抵消時，組織則會維持

現狀。

2.

1
政府管理創新的動力因素分析

「
改革的啟動在丁兩個極為重要的因素
:
改
革的動力與發動改革的時機和
方

式
」
。創新
是需要動力
的，動力為
目標提供
了現實的可
能性，因
而動力也就
是

一種客觀的需要或潛在的利益。政府管理創新
的動力，就是指政府創新系統
在

與社會經濟、政治、科技、文化等諸種外部環
境因素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下
，

管理創新行為產生的機理。

(1)

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根本動力。

根據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
層建築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
本

原理，政府管理創新的第一推動力是經濟發展
力。一方面，經濟的發展要求
政

府進行管理創新。另一方面，經濟發展可以為
政府管理創新提供必需的物質
條

件，如資金、辦公設備、管理的手段和技術等，使創新具有強大的後盾支持。

(2)

機構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是內部動力。

①機構改革的推動。政府機構是政府體制的
載體，機構改革意味著政府
體

制的內部結構調整，機構改革一直是我國政府
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從總體
的

和一般的角度來考察，政治、經濟體系的運行邏輯是
:
經濟上的每一點相對重大

的變化，都可能改變政治運行狀態乃至改變政治運行規則。

②民主政治建設的推動。政府為了完成改革
和發展的繁重任務，必須長
期

保持穩定的社會環境。社會穩定是實現政府創
新的必要條件，沒有穩定的社
會

環境，社會就不可能正常發展。政治穩定是社
會穩定的關鍵環節，政治穩定
則

社會穩定
;
而政治要穩定，則必須跟隨時代前進的步伐，不斷進行創新，尤其要

進行政府管理創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進行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建設。

2.

2
政府管理創新的阻力因素分析

政府管理創新真正的難點在於克服阻力，與
政府管理創新的動力因素主
耍

來自行政管理體制的外部相反，政府管理創新
的阻力則主要來島體制的內部
，

主要表現為：

(1)

傳統觀念對政府管理創新的影響。

人的觀念總是受制於時代的局限、傳統的束
縛、環境的制約以及個人的
經

驗
;
在特殊的制度環境下，在傳統文化的熏陶下，加之個人認識水平的不同，觀

念一經形成，就很難轉變。政府管理創新是包
括管理技術創新、管理觀念創
新

和管理制度創新在內的一個整體系統
;
所以，一旦外部環境發生劇烈變化時，如

果觀念沒有及時更新，則會變成強大的阻礙力
量，影響管理制度創新和管理
技

術創新的成效，甚至扼殺管理制度創新和管理技術創新。

(2)

利益矛盾對政府管理創新的制約。

首先，利益矛盾表現為行政機構內部的角色
沖突。作為一個行政單位，
在

社會轉向市場經濟的特殊歷史條件下，它除了
代表黨和國家的利益之外，也
在

不同程度上生長出了團體的利益。而當這兩種
利益發生沖突時，也就有可能
以

損害黨和國家利益的手段來維護和增加小團體
的利益。其次，利益矛盾還表
現

為行政行為相對成本的差異。也就是說，在完
成一件行政任務時，不同的人
員

若付出的成本不同時，面對著同一任務便會產
生利益矛盾。再次，利益矛盾
表

現為各個利益主體對待改革的態度。改革在本
質上是對利益的再調整和再分
配

社會總是要分為各個利益集團的，這些利益包
括權力、地位、身份、經濟利
益

及其相關的社會權力。有些利益集團當然希望
傳統體制改得多一點、快一點
，

而在傳統體制內獲益比較多的人，改革的動力就小一點，阻力大一點。

❻ 如何運用塊數據推動社會治理轉型升級

首先是傳統運營商所提供的服務類型已經從單一的話音結合少量的數據通訊，向多媒體、iptv等多業務疊加模式演變；其次，是價值鏈的改變，運營商不得不面對為數眾多的、並且在逐步壯大的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和應用提供商，想自己直接經營顯然不太現實。但是，以騰訊、網路、新浪等為首的傳統互聯網巨頭認為，三大電信運營商並不會對傳統互聯網公司以及新興的移動互聯網企業構成威脅，通過合作，互聯網公司將與電信運營商實現共贏。如何處理與新興互聯網公司的關系？公司化運作、新的it技術的利用是否是其轉型的救命稻草？雲、管、端三線布局能否解決管道化的憂慮？這是移動互聯網時代，擺在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三大電信運營商面前的難題。
電信運營商必須深化戰略轉型，否則將難以應對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各項挑戰
據賽迪顧問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已有超過4億用戶嘗試用手機訪問互聯網，微信用戶突破3億，手機用戶上網的頻率全面提高。隨著未來以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為代表的新式移動互聯網終端的不斷推出，人們對於移動互聯網業務的需求將呈現爆炸式增長趨勢。顯而易見，移動互聯網正在孕育著一個巨大的市場商機。移動互聯網產業生態價值鏈還在重塑過程中，但機遇大於挑戰，關鍵是如何調整商業模式、戰略、策略、渠道。
然而，當電信運營商從被動轉主動開始擁抱移動互聯網所造就的數據時代時，其最強勁的競爭對手互聯網巨頭已經成為近年來發展最為迅速、靈活、並且創意無限的角色。當前，即便是世界優秀的電信運營商也面臨著艱巨的業務轉型需要和巨大的發展瓶頸。在移動互聯網時代，運營商缺乏互聯網運營經驗、對終端掌控力度不足、業務創新能力落後、缺乏標准開發能力以及資源使用與管理運營支撐效率低已經成為了運營商全面增長的幾個主要的劣勢所在。從最新公布的中國移動、2013年一季度財報來看，利潤增長幾乎停滯，增長顯現出疲態。運營商的轉型之門若干年後又將重新打開，而不管是「流量經營」和「去電信化」等運營商轉型思路，賽迪顧問認為，面臨移動互聯網帶來的龐大的數據挑戰，電信運營商的轉型之路必須要圍繞海量數據所帶來的商機作深度挖掘和分析。
海量數據的出現、數據結構變化給運營商的數據管理及分析帶來高度挑戰
盡管移動互聯網時代給電信運營商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然而正如硬幣的兩面，這個時代的到來同樣也給電信運營商帶來了無限的挑戰，特別是大數據的挑戰。這個挑戰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傳統數據倉庫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業務數據所帶來的存儲、計算需求。隨著業務發展數據量的增加，應用復雜導致的數據量增加，這些數據量導致了數據存儲和處理壓力； 數據倉庫無法線性擴容，管理難度加大，成本高擴容壓力大，效率下降等。其二、傳統數據倉庫難以滿足非結構化數據的處理要求。移動互聯網和物聯網業務帶來的非結構化數據、半結構化數據（如網頁、聊天記錄）對分析系統提出了不同以往的處理要求，如自然語言處理、網頁分類等。下圖描述了運營商針對不同業務所應具備的大數據處理模型特徵，是運營商急需提升的應用處理能力模型。
圖1 電信運營商大數據處理應用模型
從上圖看，准實時處理、非實時處理以及oltp/在線事務處理以及在線分析應用四個方向的能力將是電信運營商在主要大數據應用所應具備的能力，也是未來運營商大數據的重要競爭優勢的角逐。
利用大數據轉型，運營商在行動
其實，各大運營商在面向移動互聯時代已經做好了部分准備，而且在應對大數據挑戰上逐步提高了競爭意識。
中國電信很早就已經意識到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並於2005年提出了戰略轉型的構想，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應對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挑戰。而當前，中國電信已經提出了「智慧城市」發展戰略，其中很重要的技術結合點就是物聯網和大數據。基於以上戰略，中國電信定位成為智能管道的主導者、綜合平台的提供者、內容應用的參與者。而在「流量經營」方面，中國電信從「話務經營」向「流量經營」轉型。結合大數據技術，中國電信也將深入idc服務以及智慧城市建設，並發掘移動互聯與之結合的商機，重塑轉型之路。
中國移動數據部認為，在移動互聯網時代，電信運營商需要轉型，要以開放的姿態獲取更多的合作，而中國移動的閱讀、游戲、動漫、音樂等業務都將通過開放合作的方式來尋求發展。通過開放合作平台，中國移動從「移動通信專家」到「移動信息專家」的策略轉變，就是為順應移動互聯網時代潮流而做出的改變。這一戰略的發展基礎就是中國移動針對大數據和雲計算研究所獲得的應用發展方向。中國移動在大雲1.5平台上部署了分析型paas產品，利用bc-hadoop構建大數據處理平台，同時建設了並行數據挖掘系統（bc-pdm&etl）以及商務智能平台（bi-paas）等大數據應用平台，為將來在大數據應用和服務市場做了充分准備。
中國聯通對大數據的探索源自於2010年中國聯通數據大集中策略的提出。2009年，中國聯通3g業務正式商用，提出「統一品牌、統一業務、統一包裝、統一資費、統一終端政策、統一服務標准」的「六個統一」策略。這意味著中國聯通要走一條數據大集中的路線。2012年底，中國聯通就已經成功將大數據和hadoop技術引入到移動通信用戶上網記錄集中查詢與分析支撐系統。當前，中國聯通已經新增100億投資重慶大數據計劃，顯現了其發展大數據，轉型自身業務的決心。
總體來看，運營商利用大數據來推動業務轉型將是未來電信市場的一個重要方向。電信運營商如果能夠通過技術的進步，不斷釋放其管道中龐大數據的潛在力量，將會成為未來移動互聯時代中最大的贏家。

❼ 公共治理之於政府轉型的目標訴求

摘要：中國正在發生從舊到新的治理轉型，治理轉型實際上是一場全球性變革運動。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性公共治理轉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和結果。全球治理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理論和實踐模式，為中國探索和建立更為有效的公共事務「治理」模式，實現公共治理向「良好治理」方向的轉型提供了某些啟示。
關鍵詞：治理；轉型；全球變革
改革開放30年來，快速推進的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僅引起了中國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的深刻變化，也使政府的管理從理念、制度到結構和方式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出現了中國治理從舊到新的轉型。走向新的治理是當代各國公共治理轉型的必然結果，治理轉型作為公共治理領域發生的一種系統化的、大規模的和帶有根本性的轉變過程，是一場由多種因素引起的全球性運動。20 世紀80 年代以來，公共管理領域圍繞著加強政府能力和滿足公民意願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全球性改革運動，其結果是公共管理發生了從政府管理到公共治理的轉型。探索更為有效的公共事務的「治理」模式，也成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管理學研究的核心論域。這種探索將為中國的公共管理研究和正在發生的公共治理轉型提供某種可資借鑒的經驗和理論。
一、背景：全球公共管理改革與治理轉型
在14世紀末就開始使用的「治理」，是與統治( government) 、管理(management)等政府活動聯系在一起，主要用於與國家的公共事務相關的政治活動和管理活動。而今天，越來越多的公共管理研究者開始認同關於「治理」概念的新解釋：治理是包括政府和各種非政府組織乃至私人機構在內的多個主體，協同處理公共事務，以滿足公眾需求，實現最大化公共利益的過程。這一定義主要是在「公共治理」的意義上使用的。它意味著： ( 1 )治理或者說公共治理與政府管理不同，主體並不是惟一的，而是包括政府在內的各種公共和私人的機構； ( 2 )治理權威的運用並不像政府管理那樣，採用單一的自上而下的強制性行政命令，而是上下互動、相互協商、彼此合作的方式； ( 3 )治理是對公共事務的網路狀的合作管理，是「多中心」的，目標也是多元的，但最終的目標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程度地滿足公眾需求，實現最大化公共利益。
傳統治理受到人類社會發展的挑戰，從而向現代「新」治理轉型，在西方國家是很早就發生的事。但治理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重視，還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且有其特殊的背景，那就是全球性公共管理改革運動的興起。當代全球性公共管理改革運動發端於西方國家，肇始於20世紀80年代。進入20世紀80年代，西方國家之所以首先掀起公共管理改革，源於兩個基本原因：越來越大的財政壓力和公民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普遍不滿。而改革的目的就在於「在公共支出中形成節余(經濟) ，改進公共服務的質量，使政府的運作更有效率，增加使選用和實施的政策變得有效的機會」。為實現這樣的目標，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基本內容包括三個方面： ( 1)社會、市場管理與政府職能的優化； ( 2)社會力量的利用和公共服務的社會化； ( 3 )政府內部的管理體制改革。
在20多年的公共管理改革過程中，西方各國形成了公共治理的新模式。按照澳大利亞學者歐文·休斯的說法， 20世紀80 年代中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公共部門的管理方式已發生了變化，以官僚制為基礎的傳統行政管理模式正在轉變為一種以市場為基礎的新公共管理模式。盡管這種模式有各種各樣的名稱，如「新公共管理」、「管理主義」、「企業化政府」、「後官僚體制模式」等，但它們都表示同一種現象，即傳統的官僚制已被一種以市場為基礎的模式所取代。
盡管對當代西方公共管理改革運動中出現的「新公共管理」模式還很難作出恰當的界定和全面的評價，但它意味著當代西方公共管理特別是政府管理的深刻變化，意味著公共治理的轉型，意味著傳統公共治理模式至少在西方國家的終結。而現代公共治理的發展，正如萊恩所言： 20世紀公共管理理論和實踐的變化使傳統的國家治理方式成為過時的東西，「新公共管理(NPM)是有關公共部門治理方式最新的理論範式變化」 。事實上，新公共管理的出現並不僅僅是公共管理理論範式的變化，也是實踐模式的革命。按照萊恩的說法，傳統的公共治理強調政治，強調公共管理與私人部門管理之間的區別，而在現代的公共治理中，公共部門的目標實現原則上與私人部門的目標實現沒有任何差異，都是通過契約制度，而契約中的提供者既可能是公共組織， 也可能是私人組織。
公共管理改革是全球性的，它在英國(開始於1979年撒切爾夫人登上首相寶座) 、美國(開始於1980年裡根當選總統) 、澳大利亞(開始於1983年) 、加拿大(開始於1984年馬爾羅尼總理執政) 、紐西蘭(開始於1984年)等一些西方國家首先發生後， 迅即席捲全球。無論是正處於經濟轉型的原蘇聯東歐國家，還是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以及處在現代化較低發展階段的非洲、拉丁美洲的一大批發展中國家，都捲入了這場改革運動。雖然各國進行公共管理改革的具體原因不盡相同，有的是因為經濟危機或預算赤字如英國、美國、紐西蘭等，有的是由於經濟危機伴隨政治領導變革如日本、韓國、烏干達等，有的是期望達到歐盟要求的標准如匈牙利、希臘等，有的是期望達到國家開發組織要求的標准如馬爾地夫、肯亞、烏克蘭等，有的是因為民主轉型如喬治亞、尚比亞、南非、俄羅斯等，有的是期望效率更高如瑞士等， 所擁有的傳統公共管理模式的具體特徵也很不相同，有如彼得斯所說的盎格魯—薩克遜模式、拿破崙模式、日耳曼模式、斯堪的納維亞模式、伊斯蘭模式、儒家模式、發展中國家的行政模式等七大模式， 但改革的總方向和主要措施是趨於一致的，正如卡馬克對世界123 個國家的調查所顯示的：「各國的改革努力有非常相像之處」，換言之，「各國的改革運動存在全球仿效的特徵」。不能否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的出現也是全球性的。如果說20世紀初開始，世界各國政府普遍按照馬克斯·韋伯的官僚體制原則建立其公共治理模式，那麼20世紀末發生的全球公共管理改革，就意味著各國在爭相超越20世紀的官僚制模式，走向21世紀公共治理新境界。
二、社會轉型與治理轉型
當代公共治理的轉型表面上看是公共管理改革的產物，本質上則是經濟與社會轉型的結果。傳統的治理模式是一種與工業社會、工業經濟時代的公共管理相適應的實踐模式，當人類社會由工業化社會向信息社會或後工業社會轉型的時候，傳統的公共治理模式必然會顯得越來越不適應，人類必須尋求一種與新的信息社會、知識經濟相適應的公共治理模式。
轉型是事物從一種運動型式向另一種運動型式轉變的過渡過程。社會從一種類型向另一種類型轉變的過渡過程， 就稱為社會轉型。社會轉型是社會的「整體性發展，也是一種特殊的結構性變動」， 其主體是社會結構， 其內容涉及到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各個方面，因而它也是許多學科關注的論域。社會學非常重視對社會結構轉型的研究，經濟學學科群中甚至產生了一門被普遍認可的有明確含義的稱為「轉軌經濟學」的學科，專門研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和規律。轉軌經濟學一般都關注影響轉軌進程的經濟因素，而沒有對轉軌過程中的一個基本要素即「政府的轉軌」給予足夠重視。 政府轉軌、治理轉型是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伴生物或者說是其必要的組成部分，應當是政治學和公共管理學予以足夠關注的學術領域。
所謂治理轉型是公共治理領域發生的一種系統化的、大規模的和帶有根本性的轉變過程。從這個意義上理解，治理轉型並不是什麼新事物。19世紀，西方國家工業化民主體制追求的是政府目標極少的「小政府模式」，而到19 世紀末，原有的那種中央權威極弱的「小政府模式」被徹底打破，因為這種政府已經無法應對工業化民主體制中出現的許多現實問題：工廠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城市以驚人的速度發展，整個新興產業正在孕育。這些新的現象引發了許多新的需求：大型運輸系統、鐵路和橋梁，大型的城市排水和供水系統以及普及教育的體制。
在原有政府模式無法滿足這些需求的時候，創造新型的公共管理模式，替代舊的小政府模式，也就成為必然。簡言之， 20世紀初韋伯式官僚制模式在西方國家的確立，是公共治理的一次重大轉型。
官僚制是適應工業社會的公共管理模式，20世紀初，西方國家政府部門對官僚制的引入使公平行政和效率行政得以實現，並使組織結構優化，層級節制的組織結構使得官員和機構都必須接受嚴格的監督，這客觀上加強了對腐敗行為的控制。在專業化方面，曾經一度由專業人員完整從事的工作被分割成了若干細小的部分，更趨近一個無縫隙的政府。而官僚組織的指揮系統大多採用統一命令的方式，信息上下雙向傳輸快捷，有利於實現政府組織的充分整合。它與早期的治理模式相比是一種進步。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官僚制的優點開始逐漸蛻變成了缺點：本位行政、低效行政和組織整合失靈， 官僚制開始受到懷疑，被宣布為一種過了時的治理模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
人類社會發展具有了怎樣新的特點？ 公共治理為什麼必須發生新的轉型？
首先，就西方社會來說，後工業社會(或者說知識社會、信息社會)已經來臨。這一新類型社會的基本特徵是： ( 1)服務性經濟取代了製造業經濟，大多數勞動力不再從事農業或製造業，而是從事服務業，如貿易、金融、運輸、保健、娛樂、研究、教育和管理； (2)專業與技術人員階層處於主導地位； ( 3)理論知識處於中心地位，它是社會革新與制定政策的源泉； ( 4)對技術的發展進行規劃和控制，技術鑒定是可能的； (5)資訊理論、控制論、決策論、博弈論、效用論、線性規劃、計算機技術等新的「智能技術」成為制定決策的工具。其次，公共管理自身出現了危機。對政府和官僚的不信任在像美國這樣具有個人主義傳統的國家，可以說由來已久。美國人對他們的政府有兩種看法，認為他們有引以自豪的民主制度，但政客是腐敗的，政府的計劃是處理不當的。今天的美國公眾越來越普遍的看法是政府製造的問題比所解決的問題還要多，政府的政策與計劃不僅沒有給人們的生活帶來益處，反而還降低了人們的生活質量。愈益顯得無能的政府導致了公共管理領域的危機。 作為傳統治理基礎的官僚製成為一種過時、僵化和無效率的公共管理體制模式，有如奧斯本和蓋布勒在《改革政府》一書中所說：工業時代發展起來的官僚體制，專注於各種規章制度及其層疊的指揮系統，已不能有效運轉；它變得機構臃腫、浪費嚴重、效率低下；它在變化迅速、信息豐富、知識密集的90 年代已不能有效地運轉了。在政府越來越無能、低效的時候，私人部門卻顯得很有效率，各種稱為「第三部門」的非營利、非政府組織在蓬勃興起、不斷壯大，並對社會作出了獨特的貢獻，承擔著許多在其他國家由政府機構來發揮的功能。危機的出現預示著「作為一種可以接受的治理模式，傳統的治理已經死亡」， 新的比傳統治理更具現實性和生命力的治理模式即將來臨。
三、走向良好治理： 21世紀的公共治理
「市場失敗」和「政府失敗」是治理得以復興的重要原因，而治理也可能失效。在當代社會，公共事務治理的成效愈來愈依靠政府與公民、社會、企業之間相互影響和良性互動， 即「良好的治理」(或稱「善治」) 。良治或善治的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性、透明性、責任性、法治、回應、有效。
新的治理並沒有統一的模式，走向「良好治理」是治理轉型的惟一選擇，是21世紀公共治理所應追求的目標。21 世紀的公共治理會呈現怎樣的新景象？ 當代美國公共管理學界一位多產的學者唐納德·凱特預言， 21世紀的公共治理必須有效解決公共治理中的諸多關鍵性問題和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的源源不斷的新問題，主要是： ( 1)向公眾提供更多的非傳統、非政府的服務。(2)更多的公共治理的權力分散到政府機構的較低層次，權力下放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前提和重要內容。( 3)服務協調的負擔增加。過去以代理為基礎的改革的一個主要副作用是政府提供的服務支離破碎、不成體系。21世紀的公共治理要求加強政府組織的能力，特別是與各種非政府組織的合作能力，從而使得政府和它提供的服務對市民來說更完美、更透明。(4)加強公共治理中的國際合作。成長中的全球化對21世紀的公共治理發生著更為重大的影響，它使公共治理確立這樣的原則：國家政府擁有自己的主權，但在重大國際問題上需要與國際組織和其他主權國家協商，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歐洲聯盟等國際組織必須小心地定義自身在全球公共治理中的新角色，並為更有效地扮演這樣的角色提升能力。(5)國家政府在公共治理中扮演新角色，並需要有新能力。權力下放和國際合作使公共治理中更多的政策性問題被移交給地方政府和國際性組織去解決了，在21世紀的公共治理中，政府仍將扮演重要角色，它需要重點解決至少五個核心問題：一般防務和引領對外政策等作為國家主權識別性的基本職能、重新分配收入(這是低層次的政府不可能充分運作的) 、收集數據和推動信息流通、建立不同的政府職能部門與市民社會之間新的密切聯系合作的橋梁以確保公共服務的高效率、進行公眾需要的應付各種公共問題的戰略思考。
歐文·E·休斯預言，與20 世紀相比， 21世紀的公共治理可能會有以下幾方面的特徵：(1)由於更為注意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之間的界限及改進二者之間的關系，公共服務將具有更多的市場導向性； ( 2)未來的行政將更有彈性； (3)政治性可能會增強，公共治理是政治過程的一部分； (4)行政也可能有更多的參與性；(5)公務員現在比以往能力更強，這種情況還將繼續下去。
四、當代中國：轉軌國家的治理轉型
治理轉型並不是西方國家的專利。20 世紀的全球性公共管理改革運動波及到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從而也使當代中國的公共管理發生了從政府管理到公共治理的轉型。當代中國公共管理改革的發生及其引起的治理轉型不能簡單地被認為是西方治理轉型向全球擴散和示範的結果，它有自身獨特的背景和動力。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使中國處於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快速轉型時期，進入「轉軌國家」的行列。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公共管理的主要特點和弊端是： ( 1 )全能政府。政府在整個社會中扮演著一個高度集中化的資源配置者角色，壟斷了社會的所有資源，無所不包，無所不攬，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被排斥在外。(2)管制型、人治型、封閉式行政。全能政府在體制上的政府本位和官本位，使其在運行方式上主要通過內部會議、內部文件等進行封閉式管理，「紅頭文件」、領導批示而不是法律法規成為主要甚至惟一的行政管理依據。其突出弊端是政府權力很少受到自下而上的監督和制約，也沒有明確的責任機制，各部門間職能交叉重疊。
1978年開始的改革，促進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同時帶來了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急劇變動，引起了公共治理的轉型。這種轉型主要表現在： ( 1)政府的職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政府的主要職能已不再集中在過去的政治統治或政治領導上面，而且放鬆了對經濟領域的過度干預和嚴格控制，並逐步轉向社會的公共管理； (2)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民呈現一種新型關系。民間組織的數量越來越多，在提供各類公共商品以及從事公益事業和公共服務方面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並且承擔了一部分原來由政府承擔的職能； ( 3)政府的運作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法律在各個領域開始發揮作用，依法行政成為政府運作的基本要求；(4)政府的權力開始逐步下放，作為政府補充物的「單位」在基層社會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也大為弱化，而社區的作用、社會的作用增大，福利單位化也被逐步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所替代； (5)職業化的公務員制度開始建立並得到逐步發展，專家和公眾在公共決策中的作用顯得越來越重要，專家咨詢制度、公民參與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社會公示制度、社會聽證制度開始建立。
人類社會每前進一步，都會向治理提出新的要求，都會推動治理除舊布新。治理轉型的動力，是推動治理更新形態、與社會發展進程相協調的方向變化的各種力量的合力。這種合力來自於治理本身和治理所處環境兩方面的變化，即治理轉型的動力由外部動力和內部動力兩部分構成。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客座高級研究員唐納德·凱特在解釋何以有眾多國家在幾乎相同的時間里捲入全球公共管理改革運動，積極尋求相同的改革目標這一事實發生的原因時，指出有四種不同的政治經濟力量在其中發揮著作用：政治的力量、社會的力量、經濟的力量、制度的力量。卡馬克認為，全球公共管理改革的動力在於全球經濟競爭、民主化、信息革命和政府自身的績效赤字。 這都包括了對外部動力和內部動力的分析。
治理轉型的外部動力包括政治、經濟、社會、人口和文化等多種動力。當代中國治理轉型的動力最重要的來自經濟體制的變化。我國在實現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經濟領域的許多變化最終都反映到公共治理的結構和方式上。社會發展同樣是推動治理轉型的重要力量。已經發生的中國治理轉型的歷程，表明了社會發展和社會結構轉型對治理轉型的推動作用。中國社會發展中出現的許多問題，如社會治安問題、就業問題、污染問題、社會不公問題等等，不僅沒有減輕，有些還有加劇的趨勢。這些問題的解決，都呼喚著政府治理職能的繼續調整，治理機制的進一步變革。政治發展對治理轉型的推動力量是不可忽視的，它常常是較為直接和巨大的。經濟體制的變化帶來的社會利益結構變化導致了政治參與的擴大，造成政府決策出現了許多困境，也使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有所發展。這都要求我國在政府治理中提高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程度，提高政府的能力和效率。
中國治理轉型也有其內在動力。中國治理轉型的內在動力來自政府作用和能力不相適應導致低效無能的治理困境，來自政府角色需要重新定位帶來的政府與社會關系的重構，以及體制轉型時期政府治理行為失范而帶來的形象受損。
總之，當代中國治理轉型的動力是多方面的，這些動力目前仍然存在，有些動力甚至在加大，特別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以及以民主政治為目標的政治建設、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的全面推進，使中國公共管理體制的改革創新進入需要在實踐中尋求新突破的深層次攻堅階段，意味著中國治理轉型的腳步不僅不能停止，相反，必須加快。正在發生的中國公共治理轉型應該走怎樣的道路，至今「塵埃未定」，需要我們在實踐中去探索，更需要我們從理論上去尋求突破。研究肇始於西方國家公共管理改革運動的全球公共治理轉型規律，可以使我們從中得到某些領悟。

❽ 如何推進中國式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1、更新國家治理的基本理念
管理與治理雖非截然對立，但至少有如下顯著區別：一是主體不同。管理的主體只是政府，而治理的主體還包括社會組織乃至個人。十八大以來，中央多次強調要「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實際上已經體現了多元共治的理念。這一變化意味著，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體，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對象；社會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對象，也是治理的主體。二是權源不同。政府的管理權來自於權力機關的授權。盡管權力機關授權從根本上說是人民授權，但人民授權畢竟是間接的。而治理權當中的相當一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這便是所謂的自治、共治。三是運作不同。管理的運作模式是單向的、強制的、剛性的，因而管理行為的合法性常受質疑，其有效性常難保證。治理的運作模式是復合的、合作的、包容的，治理行為的合理性受到更多重視，其有效性大大增加。
從一元單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結構性變化，意味著我們不僅於思想觀念上不再走人治的老路，而且於政治生態上鏟除了人治隱形存在的可能，最終使那種僅停留在口頭上的法治無所依憑。國家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的基本方式必然是法治，國家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的現代化有賴於各個領域的法治化。要以法治的可預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濟性等優勢來凝聚轉型時期的社會共識，使不同利益主體求同存異，依法追求和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要努力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環境，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各項工作。要廣泛開展依法治理活動，提高社會管理法治化水平。要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要建立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廉潔政治，努力實現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學有效的權力制約和協調機制，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進作風常態化制度。要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人民權益。要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

2、豐富國家治理的價值目標
秩序穩定作為治理的價值目標，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只是初級價值，更非唯一價值。第一，治理應有利於激發社會活力。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馬克思主義追求的根本價值目標。在當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樣化的條件下，國家治理既要確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價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據實際情況尊重差異、包容多樣、考慮個別，特別是要保障憲法確認的個人自由，承認合法合理的個性化追求，讓公民和社會組織充滿生機活力，使社會保持動態平衡穩定狀態。第二，治理應有助於擴大人民民主。全會突出強調了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國家治理要以保證人民當家做主為根本，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更加註重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要推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時俱進，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發展基層民主。要廣泛發動各類社會組織和公民參與政府的治理工作或者進行自治。工會、共青團、婦聯、工商聯、學聯、青聯、科協、文聯、記協、殘聯、貿促會等人民團體應在引導相應群體的行為、維護其權益、化解矛盾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居委會、村委會應在城鄉社區治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中承擔更多責任；應培育壯大社會中介機構，強化其在維護社會信用體系、降低交易成本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治理應有助於實現社會正義。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國家治理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促進形成正義的社會制度。

3、把握國家治理的戰略要點
我國轉型時期國家治理的主要內容，一是維護社會和市場秩序；二是防範、處理天災人禍等社會風險；三是調和、處置社會糾紛和沖突；四是服務和管理流動務工人員、農村留守老婦幼等特殊人群；五是引導和監管基於互聯網的「虛擬社區」以及類似場域。這些工作紛繁復雜、千頭萬緒，如果就事論事、頭痛醫頭，只會是事倍功半，所以必須分析實現有效治理的戰略路徑，找到國家治理的制高點、切入點、突破點、著力點。第一，治理的制高點是倫理塑造。治理工作直接作用於人的行為，但行為是思想影響的，所以，引導思想觀念、構建先進文化、塑造社會倫理，是更為根本的治理戰略。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力倡導以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為基本內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僅是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更是治理的制高點。要緊緊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和文化生產經營機制，建立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第二，治理的切入點是源頭治理。當前因土地徵用、房屋拆遷、歷史遺留等問題引發的社會矛盾多樣多發，除各方面客觀原因外，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些幹部在處理政府與群眾利益關繫上，沒有樹立把改革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實踐證明，只有讓廣大群眾從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中獲得實惠，才能從源頭上減少社會矛盾。全會提出，實現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必須加快社會事業改革，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更好滿足人民需求。現階段不可能消滅貧富差距，但必須下大力氣解決因違法違規而產生的貧富差距，這就要求反對特權，推動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實現。而對於因身體缺陷、智識水平等合理差別因素造成的低收入困難群體，則應切實解決好其社會保障問題。第三，治理的突破點是群防群治。國家治理，重點在基層，關鍵靠群眾。要主動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新要求，善於依靠基層組織和廣大群眾，提高預防化解社會矛盾的能力和水平。要通過群眾自治，讓群眾自己組織起來解決自己的問題。要健全以城鄉社區黨組織為核心、以群眾自治組織為主體、社會各方廣泛參與的新型城鄉社區管理服務體系，努力把城鄉社區建成政府社會管理的平台、居民日常生活的依託、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要以擴大有序參與、推進信息公開、加強議事協商、強化權力監督為重點，努力讓群眾更好地行使民主權利，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服務水平。要充分發揮人民團體、群眾組織、社會組織的優勢，吸引、凝聚各方力量，促進矛盾糾紛化解。第四，治理的著力點是法治方式。法治是治理的基本方式。把社會矛盾預防化解納入法治軌道，是實現社會安定有序、和諧活力的長效機制。各級領導和公職人員須牢固確立憲法至上、法律權威的意識，不斷提高依法找法、用法靠法的能力，切實把發展這個第一要務、穩定這個第一責任和依法辦事這個第一要求有機統一起來，絕不能因「維穩」而突破法律的底線，絕不能因害怕上訪而遷就個人的非法要求，絕不能因個別正義而犧牲規則之治的普遍正義。

4、解決國家治理的協調匹配
目前對於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已經有了共識，但還存在以下三個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第一，國家權力在治理主體體系中處於何種地位。有人認為政府應該是在社會組織和個人治理不能或無效時才跟進，即政府治理應居於補缺地位；也有人認為政府治理應居於主導地位。筆者認為，不宜簡單地講補缺地位或主導地位。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意味著在經濟建設領域，政府必須讓路。但社會治理與經濟建設有區別，不宜像定位政府調節經濟那樣，把政府治理社會定位於補缺。在維護秩序、化解風險、處理危機等方面，政府必須努力掌握預防化解社會矛盾的主動權，而不是等社會力量和個人無法處理時才出面。檢驗治理水平的高低，不僅要看緊急情況下應急處置能力，更要看常態下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效果。實踐證明，要有效避免小事演化成大事，關鍵在於完善矛盾糾紛排查、預警、化解、處置機制。要把源頭治理、動態管理、應急處置有機結合起來。與此同時，也要注意發揮基層幹部和群防群治力量的優勢。十八大以來，中央在闡述社會管理體制時，提的不是「政府主導」而是「政府負責」，這一表述啟發我們，不必糾纏「主導」的問題，而應研究功能和責任問題。第二，多元主體共治如何實現匹配、廉價合作。全會強調，必須更加註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合作治理並不是新東西，我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執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方針，所謂綜合治理，實質就是合作治理。如今，綜合治理已從「社會治安」擴展到「社會管理」。但在實踐中，合作治理還存在著協調性、匹配性以及運作成本等問題。因為不同的合作治理事項，會有不同的主體牽頭。如果是政府牽頭，可能比較容易協調，但某些社會組織的匹配性可能存在問題；如果是社會組織牽頭，政府如何配合、在多大程度上配合，是需要深入探討的。同時，合作治理也要考慮成本，既要動員多方力量，又要盡可能做到廉價，合理的成本分攤機制和財務監督機制都需進一步健全。第三，社會組織如何提高治理能力。治理能力指向的是治理有沒有效果，會不會「失靈」。失靈的問題，政府存在，社會組織必然也存在。因此，要高度重視社會組織的治理能力建設。首先，社會組織自身要提高水平、嚴格自律；其次，政府要支持、幫助社會組織提高治理能力；再次，政府和個人還要監督社會組織的治理行為。

5、創新國家治理的方式方法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關鍵在於創新。可以積極嘗試的治理新方法有：第一，非對抗性和「軟法」。具體要求是：變整治為疏導，變剛性為柔性。以治理城市佔道經營為例，目前已有一些地方採用規范設立「便民經營服務點」的方法，兼顧了市民生活便利、經營者正當權益與市容整潔，達到了多贏的效果。在軟法方面，應更加註重發揮激勵性法律規范和鄉規民約等社會自治規則的作用。第二，契約化和合作規制。具體要求是：變命令為協商，變指揮為指導。例如山東省各級公安機關在平安山東建設中，探索出政法部門與保險公司共同建立社區治安防範與人身、財產損害補償相結合的「契約式治安保險聯防」治理新機制，取得了良好成效。第三，提供服務或社會福利。具體要求是：變監管為服務，變強制為利導。例如流動人口不願意辦理登記怎麼辦？江蘇省採取的辦法是「登記積分制」，經過一定年限，達到規定積分後，流動人員就可以享受保障住房、子女上學等待遇，最後還能成為當地市民。第四，市場化和競爭機制。具體要求是：變官辦為民營，變壟斷為競爭。以污染治理為例，環境污染行政處罰固然不能丟，但「排污權交易」的治理方法把政府與企業間的行政關系變成市場的經濟交易，使得企業自覺提高治污積極性，從而控制一定區域內的排污總量。第五，程序化和科技手段。具體要求是：變實體為程序，變「人控」為「機控」。注重採取程序化的技巧來處理實體上公正難辨的問題。應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手段來拓寬治理邊界、提高治理效率、增強治理精度，排除權力、人情、金錢等因素導致的「搞例外」「走後門」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