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保治理體系

A. 十三五時期，共有多少農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

十三五時期，脫貧攻堅成果舉世矚目，五千五百七十五萬農村貧困人口實現內脫貧。

「十容三五」時期，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國大力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投入更多資源，措施更加精準。

從2015年到2019年，全國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從5575萬人減少到551萬人，貧困發生率從5.7%降至0.6%，區域性整體貧困基本得到解決。今年，中國將消除現行標准下絕對貧困，提前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創造了人類反貧困史上的中國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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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對「十三五」時期我國脫貧攻堅取得的顯著成效給予高度評價。

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再接再厲、一鼓作氣，打贏脫貧攻堅戰，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注入了信心和動力。

B. 怎樣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

「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社會治理體制佔有重要位置，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已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要實現「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的目標要求，就必須重視社會治理創新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實現社會治理的「五個轉變」。

實現社會治理思維視角從「國內」到「全球」的轉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我國把社會治理當成純粹的國內事務，沒有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思考社會治理問題。進入21世紀，我國的社會治理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競爭的日趨激烈和國際合作的日益頻繁，加劇了各國的文化沖突，極大改變了政府社會治理的環境；大規模的人員、資源、信息、資本快速跨國流動，加速了風險傳播，放大了危機影響，增加了社會治理難度；民主行政、責任行政、服務行政、回應行政等理念深入人心，沖擊著政府社會治理的傳統觀念，對政府的社會治理能力形成挑戰。在這一潮流下，任何一國的社會治理都不可能孤立進行，「全球治理」給「國家治理」帶來了新的沖擊。這就要求社會治理體系從一個封閉式的治理結構轉向開放式的治理結構，並從「全球」的角度來考慮社會治理問題。經濟全球化給社會治理帶來的影響是雙面的，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使我們可以借鑒國外先進的社會治理理念推動我國社會治理體制創新，提升社會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在樹立「全球」思維的同時，還要主動防範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各種社會風險。這就要求我們，在國內要進一步加強社會意識形態管理，深化公民國家意識、社會整體意識，積極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意識形態安全體系，形成法律法規、社會道德、文化傳播多位一體的安全防範布局；在國際上，要進一步加大中國現代社會治理理念的宣傳力度，樹立正面形象，在涉及國內社會治理的問題上堅持原則，堅決杜絕任何外來勢力干涉，依據本國法律法規妥善處理。

實現社會治理主導理念從「利益」到「價值」的轉變。社會治理的政治性、公共性和社會性決定了其價值取向與單純的經濟管理活動追求個人利益、部門利益、集團利益最大化的價值取向截然不同。我國過去30多來年的公共管理，是以物質利益為導向的公共管理，實施的是「見物不見人」的發展方式，實施社會管理過程中，沒有完全做到以人為本。在利益導向的社會治理理念下，社會風險不斷增加，社會矛盾不斷累積，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管理失靈狀況。在此背景下，建立實現多元價值追求的復合治理，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治理的制度建設和治理實踐工作中，形成科學有效的訴求表達機制、利益協調機制、矛盾調處機制、權益保障機制，最大限度地增進社會和諧成為應然選擇，調整社會關系、協調社會利益、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秩序，實現政治、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實現「善治」的社會治理目標。

實現社會治理功能定位從「維穩」到「維權」的轉變。「維穩」與「維權」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兩者是辯證統一的。「維權」是「維穩」的基礎，「維穩」的實質是「維權」。由於特殊的國情，實踐中，我國社會治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單純地強調「社會的穩定性」指標，忽視了「社會的公正性」「社會的參與性」等維度，雖然在一段時間內有效維護了我國社會的基本秩序和穩定局面，但也不利於社會活力的釋放，導致了影響社會和諧的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當前，必須順應公民權利意識大大提高的現實情況，公平保護公民利益，堅持依法治理和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從實體、程序和時效上充分體現公平正義的要求，讓人民群眾切實感受到公平正義就在身邊，真正防止因為「維權」而產生的「維穩」問題，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奠定堅實基礎。

實現社會治理主體構成從「一元」到「多元」的轉變。長期以來，我國的社會管理主體主要是政府。「大政府」架構在一定階段產生過一定積極效應。但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大政府的管理體制越來越不適應社會整體發展。現實中，政府負責等同於政府包攬，從觀念到制度都排斥社會組織和公民參與社會管理，其結果一方面導致社會自治發展緩慢，公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發展緩慢，另一方面導致了權力尋租和腐敗現象的發生。實際上，社會治理除了國家和政府之外還應強調社會組織、企業、公民個體等社會力量的參與。社會需求是多樣化的，不同類型的主體有不同的特點和不同的擅長，因此需要主體的多元化。要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格局，在轉變政府職能的前提下，激發社會創造活力，為公眾提供高質量、差異化的社會公共服務，實現從政府單一主體的單向度管理，走向多元主體的協同治理，推動社會治理從國家本位向社會本位轉變。

實現社會治理方式方法從「剛性」到「柔性」的轉變。社會治理既可以憑借法律約束、紀律監視、強迫控制等剛性手段，也可以依靠組織、協調、激勵、感召、啟發、誘導、協商等柔性方法。長期以來，政府在實施社會管理時，往往習慣於行政處罰等剛性措施，而對於柔性方法則較少採用和考慮。現代社會治理需要柔性治理思維，變硬約束為軟引導，變強制服從為服務感化，變堵截民情為疏解民心，變應急管理為預防治理，變事後干預為事前預防，合理引導社會輿論，適時干預社會情緒，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和風險。

C. 如何確保消防綜合治理體系有效運轉

1、組建消防綜合治理網路。
2、建立消防綜合治理責任體系。
3、強化監督管理。
4、加大消防綜合治理宣傳力度。
5、落實責任考核機制。

D. 自治法治德治三者之間的關系

認清鄉村治理規律，把握「三治」辯證關系

認清鄉村治理規律，關鍵是認清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在農村社會關系網中的地位，處理好黨的基層組織與其他治理主體的關系。正如《條例》所強調的，「黨的農村基層組織應當加強對各類組織的統一領導，打造充滿活力、和諧有序的善治鄉村，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鄉村治理格局」。黨的基層組織「加強對各類組織的統一領導」，既體現了「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的時代要求，又體現了「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代表著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使命擔當。前者要求確保發展的政治性和長久性，後者要求發揮黨的基層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鄉村治理格局」，就是在黨的基層組織發揮領導作用的前提下，發揮好農村自治組織的主導作用、社會力量的協同作用以及個體成員的主人翁作用，實現各治理主體間相互平衡、相互支撐、相互制約。

認清以上規律，正是把握「三治」辯證關系的關鍵。要把握「三治」統一於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這一根本要求，必須以發揮黨的基層組織的領導作用為根本前提;要把握「三治」結合不是自治、法治與德治的簡單加總和隨意組合，而是因時因地制宜，激活整體功能、系統功能的復雜過程;要把握自治是法治和德治的基礎，法治是自治和德治的保障，德治是自治和法治的補充。

把好自治方向，為法治德治打下堅實基礎

自治是法治和德治的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部分農村地區存在的黑惡勢力、宗族惡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村霸」等現象，正是由於基礎不牢所導致的結果。因此，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必須首先打牢這個基礎，而打牢這個基礎的關鍵就是加強政治建設，把好自治方向。

突出政治建設，嚴格執行黨的意志

黨的政治建設是黨的根本性建設，決定黨的建設方向和效果，新時代要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黨的農村基層組織作為聯系黨和農民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是開展思想政治工作、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基層組織;黨的意志是黨的農村基層組織開展工作的行動指南，是必須緊緊圍繞的理論核心。嚴格執行黨的意志，落實相關政策要求，才能使農村社會緊跟國家發展步伐。

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嚴格執行黨的意志，關鍵是要做到「維護核心、服務中心、凝聚人心」。「維護核心」，就是要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嚴格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嚴格執行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不斷提高政治能力，這是把握自治方向的根本保證;「服務中心」，就是要堅決貫徹落實黨的各項任務，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總要求，不斷推進鄉村振興和高質量發展，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宏偉目標，這是把握自治方向的物質保證;「凝聚人心」，就是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為了農民、依靠農民，讓農民切實參與到農村社會治理各環節，這是把握自治方向的民心保證。

突出政治功能，發揮「能人組織」作用

就農村社會而言，「能人」是比普通村民擁有更多知識、經驗、聲望或關系資源，在村內影響力較大的成員，黨員是「能人」的主要組成;而「能人組織」則是在村內影響力較大的組織，黨的農村基層組織無疑是影響力最強的「能人組織」。「能人組織」和「能人」是決定社會發展尤其是制度變革的關鍵主體，也往往是發展和變革成本的主要承擔者。農村「能人組織」和「能人」作用發揮得如何，決定著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的效果。

在鄉村治理體系構建過程中，黨的農村基層組織主要應從三方面發揮其「能人組織」功能:一是突出政治功能，把自身建設成為宣傳黨的主張、貫徹黨的決定、領導基層治理、團結動員群眾、推動改革發展的堅強戰斗堡壘。這一功能源自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政黨屬性以及黨的執政地位。二是繼續發揮自身作為黨和人民群眾聯系的橋梁和紐帶作用。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參與農村治理，改變了過去「皇權不下縣，縣下行自治」的狀況，促成了農村社會網與外界、特別是政權的相互交流，為法治在農村的擴張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三是充分發揮黨的農村基層組織自身及其黨員引導農村社會發展方向、制度選擇以及變革的作用。作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的關鍵，黨的農村基層組織肩負著為廣大農民群眾謀取幸福的歷史重任，因此，要不斷提升組織力，在選擇既定的情況下，以「能人組織」的身份和廣大農民群眾一起沿著既定的道路前進，最終實現鄉村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