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治理體系要探索要創新

① 如何通過創新社會治理體制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社會治理體制佔有重要位置，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已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要實現「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的目標要求，就必須重視社會治理創新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實現社會治理的「五個轉變」。

實現社會治理思維視角從「國內」到「全球」的轉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我國把社會治理當成純粹的國內事務，沒有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思考社會治理問題。進入21世紀，我國的社會治理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競爭的日趨激烈和國際合作的日益頻繁，加劇了各國的文化沖突，極大改變了政府社會治理的環境；大規模的人員、資源、信息、資本快速跨國流動，加速了風險傳播，放大了危機影響，增加了社會治理難度；民主行政、責任行政、服務行政、回應行政等理念深入人心，沖擊著政府社會治理的傳統觀念，對政府的社會治理能力形成挑戰。在這一潮流下，任何一國的社會治理都不可能孤立進行，「全球治理」給「國家治理」帶來了新的沖擊。這就要求社會治理體系從一個封閉式的治理結構轉向開放式的治理結構，並從「全球」的角度來考慮社會治理問題。經濟全球化給社會治理帶來的影響是雙面的，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使我們可以借鑒國外先進的社會治理理念推動我國社會治理體制創新，提升社會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在樹立「全球」思維的同時，還要主動防範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各種社會風險。這就要求我們，在國內要進一步加強社會意識形態管理，深化公民國家意識、社會整體意識，積極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意識形態安全體系，形成法律法規、社會道德、文化傳播多位一體的安全防範布局；在國際上，要進一步加大中國現代社會治理理念的宣傳力度，樹立正面形象，在涉及國內社會治理的問題上堅持原則，堅決杜絕任何外來勢力干涉，依據本國法律法規妥善處理。

實現社會治理主導理念從「利益」到「價值」的轉變。社會治理的政治性、公共性和社會性決定了其價值取向與單純的經濟管理活動追求個人利益、部門利益、集團利益最大化的價值取向截然不同。我國過去30多來年的公共管理，是以物質利益為導向的公共管理，實施的是「見物不見人」的發展方式，實施社會管理過程中，沒有完全做到以人為本。在利益導向的社會治理理念下，社會風險不斷增加，社會矛盾不斷累積，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管理失靈狀況。在此背景下，建立實現多元價值追求的復合治理，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治理的制度建設和治理實踐工作中，形成科學有效的訴求表達機制、利益協調機制、矛盾調處機制、權益保障機制，最大限度地增進社會和諧成為應然選擇，調整社會關系、協調社會利益、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秩序，實現政治、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實現「善治」的社會治理目標。

實現社會治理功能定位從「維穩」到「維權」的轉變。「維穩」與「維權」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兩者是辯證統一的。「維權」是「維穩」的基礎，「維穩」的實質是「維權」。由於特殊的國情，實踐中，我國社會治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單純地強調「社會的穩定性」指標，忽視了「社會的公正性」「社會的參與性」等維度，雖然在一段時間內有效維護了我國社會的基本秩序和穩定局面，但也不利於社會活力的釋放，導致了影響社會和諧的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當前，必須順應公民權利意識大大提高的現實情況，公平保護公民利益，堅持依法治理和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從實體、程序和時效上充分體現公平正義的要求，讓人民群眾切實感受到公平正義就在身邊，真正防止因為「維權」而產生的「維穩」問題，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奠定堅實基礎。

實現社會治理主體構成從「一元」到「多元」的轉變。長期以來，我國的社會管理主體主要是政府。「大政府」架構在一定階段產生過一定積極效應。但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大政府的管理體制越來越不適應社會整體發展。現實中，政府負責等同於政府包攬，從觀念到制度都排斥社會組織和公民參與社會管理，其結果一方面導致社會自治發展緩慢，公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發展緩慢，另一方面導致了權力尋租和腐敗現象的發生。實際上，社會治理除了國家和政府之外還應強調社會組織、企業、公民個體等社會力量的參與。社會需求是多樣化的，不同類型的主體有不同的特點和不同的擅長，因此需要主體的多元化。要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格局，在轉變政府職能的前提下，激發社會創造活力，為公眾提供高質量、差異化的社會公共服務，實現從政府單一主體的單向度管理，走向多元主體的協同治理，推動社會治理從國家本位向社會本位轉變。

實現社會治理方式方法從「剛性」到「柔性」的轉變。社會治理既可以憑借法律約束、紀律監視、強迫控制等剛性手段，也可以依靠組織、協調、激勵、感召、啟發、誘導、協商等柔性方法。長期以來，政府在實施社會管理時，往往習慣於行政處罰等剛性措施，而對於柔性方法則較少採用和考慮。現代社會治理需要柔性治理思維，變硬約束為軟引導，變強制服從為服務感化，變堵截民情為疏解民心，變應急管理為預防治理，變事後干預為事前預防，合理引導社會輿論，適時干預社會情緒，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和風險。

② 如何圍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創新完善維穩工作機制

1、更新國家治理的基本理念
管理與治理雖非截然對立，但至少有如下顯著區別：一是主體不同。管理的主體只是政府，而治理的主體還包括社會組織乃至個人。十八大以來，中央多次強調要「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實際上已經體現了多元共治的理念。這一變化意味著，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體，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對象；社會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對象，也是治理的主體。二是權源不同。政府的管理權來自於權力機關的授權。盡管權力機關授權從根本上說是人民授權，但人民授權畢竟是間接的。而治理權當中的相當一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這便是所謂的自治、共治。三是運作不同。管理的運作模式是單向的、強制的、剛性的，因而管理行為的合法性常受質疑，其有效性常難保證。治理的運作模式是復合的、合作的、包容的，治理行為的合理性受到更多重視，其有效性大大增加。
從一元單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結構性變化，意味著我們不僅於思想觀念上不再走人治的老路，而且於政治生態上鏟除了人治隱形存在的可能，最終使那種僅停留在口頭上的法治無所依憑。國家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的基本方式必然是法治，國家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的現代化有賴於各個領域的法治化。要以法治的可預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濟性等優勢來凝聚轉型時期的社會共識，使不同利益主體求同存異，依法追求和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要努力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環境，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各項工作。要廣泛開展依法治理活動，提高社會管理法治化水平。要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要建立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廉潔政治，努力實現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學有效的權力制約和協調機制，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進作風常態化制度。要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人民權益。要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

2、豐富國家治理的價值目標
秩序穩定作為治理的價值目標，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只是初級價值，更非唯一價值。第一，治理應有利於激發社會活力。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馬克思主義追求的根本價值目標。在當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樣化的條件下，國家治理既要確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價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據實際情況尊重差異、包容多樣、考慮個別，特別是要保障憲法確認的個人自由，承認合法合理的個性化追求，讓公民和社會組織充滿生機活力，使社會保持動態平衡穩定狀態。第二，治理應有助於擴大人民民主。全會突出強調了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國家治理要以保證人民當家做主為根本，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更加註重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要推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時俱進，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發展基層民主。要廣泛發動各類社會組織和公民參與政府的治理工作或者進行自治。工會、共青團、婦聯、工商聯、學聯、青聯、科協、文聯、記協、殘聯、貿促會等人民團體應在引導相應群體的行為、維護其權益、化解矛盾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居委會、村委會應在城鄉社區治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中承擔更多責任；應培育壯大社會中介機構，強化其在維護社會信用體系、降低交易成本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治理應有助於實現社會正義。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國家治理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促進形成正義的社會制度。

③ 我國公共政策體制應該怎樣改革和創新

第一，進一步解放思想，努力沖破不合時宜的舊觀念的束縛。解放思想，是一個民族保持其理論思維的先進性和激發其精神活力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只有解放思想，才可能沖破傳統和教條的束縛，提出新的觀點和見解。治理體制的改革屬於政治改革的范疇，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政治敏感性，更容易使人們畏首畏尾，解放思想尤其重要。「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永無止境」。
三中全會《決定》所說的「永無止境」不僅指時間的維度，也包括空間的維度。從時間上說，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是一個無限的過程；從空間上說，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涉及各個領域，包括政治領域，特別是治理領域。判斷一種新的思想、觀念、制度和政策，首先應當看它是否有利於國家的富強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會的公平正義，看它是否有利於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強國。只要有利於「促進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的新觀念和新實踐，都值得重視和探索。反之，凡是束縛社會政治進步的體制機制都應當破除。
第二，加強頂層設計，從戰略上謀劃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正如《決定》指出的，我們既要摸著石頭過河，在實踐中探索；又要加強頂層設計，加強宏觀指導。國家的治理體系是一個制度系統，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各個領域，必須從總體上考慮和規劃各個領域的改革方案，從中央宏觀層面加強對治理體制改革的領導和指導。碎片化、短期行為、政出多門以及部門主義和地方主義，是我國現行治理體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點，它們嚴重削弱了國家的治理能力。
鑒於這樣一種現實情況，頂層的制度設計和宏觀指導，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尤其重要。應當加強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戰略研究，按照《決定》的總體目標，分階段制定國家治理體制改革的路線圖和任務表。一方面，要站在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門和地區利益，進行全局性的統籌規劃，掙脫既得利益的束縛。另一方面，既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也不能草率從事，應當廣泛討論，從長計議，避免短期行為。
第三，總結地方治理改革創新經驗，及時將優秀的地方治理創新做法上升為國家制度。改革開放35年來，我們在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貴的探索，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然而，許多好的治理改革因為沒有上升為國家制度而被中止，或者僅在小范圍內實施。應當系統地總結各級政府的治理改革經驗，及時將成熟的改革創新政策上升為法規制度，從制度上解決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改革創新的動力問題。
從根本上說，國家治理體制改革創新的動力源自經濟發展、政治進步、人民需要和全球化沖擊，但其直接動力則是壓力、激勵和制度，其中制度是長久性的動力所在。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改革創新，無論其效果多好，多麼受到群眾的擁護，如果最終不用制度的形式得以固定和推廣，那麼，這種創新最後都難以為繼，難免「人走政息」，成為短期行為。
第四，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學習借鑒國外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好經驗。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改革創新，是一種世界性的趨勢，各國在這方面既有許多成功的經驗，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訓，我們應當借鑒、汲取。從來主張要學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當然包括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改革開放以來，在建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方面的許多進步和成就，其實也得益於向外國的先進經驗學習。
例如，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聽證制度」、公共服務中的「一站式服務」、責任政府建設的「政府問責」制度、司法實踐中的「律師制度」、政務公開中的「新聞發言人」制度、社會治理中的「參與式治理」等，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從西方發達國家引入的。應當具有當年鄧小平同志引入市場經濟那樣的胸懷和膽識，站在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的高度，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社會活力為目標，認清世界發展潮流，立足中國國情，大膽借用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
第五，堅決破除阻礙社會進步的體制機制，建立和完善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要求相適應的現代國家治理體制。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最重要的還是體制機制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影響國家的治理水平和效益有兩個基本因素，即治理者的素質和治理的制度，這兩者都不可或缺。但比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因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質，可以制約治理者的濫權和失職。
因此，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關鍵在於制度的改革和創新，即制度的破與立。一方面，要像三中全會《決定》所說的那樣，「以促進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現存的不少治理體制機制不盡合理，有些違背了政治學的公理，有些則嚴重損害了國家和公民的利益。例如，至今仍有一些機構只有權力而幾乎不承擔責任，政出多門、職責不清、職能錯位等現象大量存在。
另一方面，要根據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的新要求，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制度。例如，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然而，這兩者都遠遠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於許多重要的制度機制或者仍然缺失，或者極不完善。憲法規定的許多公民權益，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重要的原因也在於相關執行制度的缺失。
第六，破除官本位觀念，消除官本主義流毒。就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而言，官本位觀念和官本位現象是影響治理者素質的重要因素。官本主義是長期支配我國傳統社會的政治文化和政治體制，其實質是官員的權力本位，它與建立在公民權利本位之上的現代政治文明和現代國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與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馳的。改革開放35年後，我國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進步，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認，「有權就有一切」的官本主義流毒在現實中還大量存在，在一些領域和地方，官本位現象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觀念」列為改革的重要任務，可謂切中要害。一方面，要對廣大公民特別是各級黨政官員進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諧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破除權力崇拜，牢固樹立公民權利至上的觀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來遏制官本位現象，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在將官員的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同時，用制度來構築保障公民權利的長城。

④ 怎樣理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意味著推進生態治理現代化有兩重戰略意義：
1、有助於改善生態環境狀況，促進經濟社會系統與生態系統協同發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存；
2、有利於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一、樹立綠色發展理念，以綠色創新為發展動力。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生態治理秉承現代化的生態觀，要求轉變發展動力，改變傳統的依靠資源、資本、勞動擴張來發展經濟的外生發展模式，以創新作為新的經濟增長引擎，尤其是發揮綠色創新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綠色創新需要從理念和路徑等多方位全面著手，樹立創新的綠色理念，堅持「把良好生態環境作為公共產品向全民提供」。綠色創新可以通過開發綠色產品，引進和創造綠色技術，開拓綠色消費市場，採用綠色資源，升級綠色管理制度、構建完善綠色金融體系等方式，提高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率，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經濟發展。
二、 構建以法律為基礎的生態治理體系。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完善的法律體系可以明晰生態治理主體的權責，提高生態治理的認可度，保障生態治理體系的運行。因此，需要以生態環境產權制度為切入點，健全和完善生態環境保護、自然資源保護、污染防治、能源安全等重要領域的立法，完善循環經濟、可再生能源等領域的生態協同性法律。同時，還要完善監督管理體制和問責機制，引進企業、公民、社會組織參與生態治理，形成全方位、多維度的生態治理制度體系。
三、不斷提高生態治理能力。
生態治理現代化，關鍵在於生態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提高生態治理能力水平：
1、要加強黨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領導，充分發揮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切實做到黨政同責，一崗雙責，齊抓共管，失職追責，並在治理過程中引入監督機制，保證治理行為本身符合相關法律規范。
2、要將地方政府競爭引導至有利於生態文明建設的方向，通過提高地方政府治理環境的收益支出比，引入生態政績考核，執行地區內統一的環保標准等把生態環境優勢轉化為各地經濟發展的真實競爭力，使得生態治理成為地方政府的常規性工作，從應急轉向常態，切實保障治理本身的不斷進行。
3、要不斷加強綠色發展執法保障能力。一系列的生態法律，只有得到切實的執行，才能發揮有效作用，這不僅僅意味著要按照相關法律辦事，而且意味著一旦出現違法行為，必須受到法律的制裁，在認識得到統一，法律制定完善之後，執行力就決定著治理的實際效果，因此，加強生態執法對於生態治理現代化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意義。
4、要建立綜合完善的生態環境評估指標，對治理結果進行第三方評估。從治理結果來看，生態治理能力的提高必須體現為生態環境的改善，這也是對治理過程的最終檢驗。因此，在生態治理中要堅持結果導向思維，發揮智庫第三方評估的作用。第三方評估在生態治理中具有獨特的作用，他們的參與是推動生態治理過程不斷完善，生態治理能力不斷提高的重要保證。
四、 促進生態治理實踐與科學技術的深度融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技術就是改造自然之「器」。生態治理現代化離不開科學技術的支撐，推進生態治理領域的科學研究，利用被證實的研究成果指導治理實踐，堅持一切治理從實際出發，就能防止盲目治理，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需要重視科學技術與生態治理融合，提升改造自然，進而與自然協調發展的能力。能源和通信技術的革新與結合，在人類經濟轉型過程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當前，我們正處在可再生能源與互聯網信息技術相結合的新時代，大力發展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大數據、雲計算、「互聯網＋」等智能技術，不僅對生態治理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從長遠來看，也是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
五、推進多元化主體協同共治。
西方的經驗和歷史的教訓證明，僅僅依靠政府進行生態治理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多元化主體參與式治理已經逐漸成為社會各界的廣泛共識。鼓勵多元主體參與生態治理，重點在於不斷提高公民的生態意識，讓公民正確把握生態治理的方向，生態文明建設成為共識的基礎上，促進多元化主體協同共治。
生態治理中的主體包括國家、企業、公民、各類社會組織等，其中國家作為主導，制定治理的政策，保證政策的貫徹落實；同時也要引導企業、公民、社會組織參與生態治理的決策，對治理過程進行監督，對治理績效進行客觀評價。

⑤ 新中國取得的成就

1、政治方面的成就：

港澳回歸，一雪百年恥辱；一帶一路，促進共同發展、實現共同繁榮的合作共贏之路。亞洲投行，由中國主導，打破日本美國控制的亞洲開發銀行對亞洲基建方面的壟斷；杭州G20峰會，促進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一票否決。

2、經濟方面的成就

中國GDP超10萬億美元，是世界上10萬億俱樂部成員，是日本GDP的2倍。高鐵2萬公里，佔世界6成。鋼鐵產量，世界16億噸，中國佔8億噸；中國高速公路12萬公里，佔世界的52%，力壓美國佔世界第一；有六個世界之最的港珠澳跨海大橋。

3、科技方面的成就

中國天眼，世界最大的望遠鏡；北斗衛星，世界排名第二位；神舟飛船，載人航天；我國是世界第三個把飛行員送入太空的國家；天宮二號空間實驗室，在太空進行試驗；神威·太湖之光計算機，計算能力世界第一。

4、體育方面的成就

成功舉辦北京奧運；男足曾實現歷史性突破，闖入2002年韓/日世界盃賽；跳水從夢之隊時代到里約奧運會中國隊的金牌第一的超級夢之隊；中國橫掃世界乒壇；中國女排東山再起，兩奪世界冠軍，更奪得了里約奧運會金牌。

5、軍事方面的成就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航母服役；四代重殲，世界第二個能造四代重型殲擊機的國家；雙體穿浪導彈艇，世界上第一種雙體穿浪軍用船隻；機動登陸平台艦，世界上只有美國和中國有的半潛式運輸艦；蛟龍600，世界最大的水陸兩用飛機。

(5)國家治理體系要探索要創新擴展閱讀：

新中國成立的意義

1、中國人民經過一百多年的英勇斗爭，終於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三座大山統治，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成了國家的主人。中國的歷史進入一個新紀元。

2、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從此走上了獨立、民主、統一的道路，開始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新時期。

3、佔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國，沖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壯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爭取解放的斗爭。

⑥ 當代的大學生該如何理解我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改革創新

任何事情都得跟得上時代跟不上時代都會被淘汰，國家的改革創新回是順應時代的產物，是不答斷考察和理性決策的一種做法，所以當代大學生要理解國家的改革創新，國家走在我們前面，國家順應時代，我們也不能被淘汰，也要順應時代，做一個理解國家，報效國家的人才。

⑦ 社會治理是社會建設的重大任務,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創新社會治理體質,要堅

創新社會治理理念理念是行動的先導。創新社會治理，首先要創新社會治理的理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從系列重要講話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創新社會治理的新理念。

第一，平安是極重要的民生。

社會要和諧穩定，平安具有極端重要性。

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是我們黨不懈追求的社會理想，必須保持清醒頭腦，始終牢記和諧穩定是根本大局的道理，著力提升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能力和水平，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環境。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平安是老百姓解決溫飽後的第一需求，是極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發展環境；人民安居樂業，國家才能安定有序。

」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既同鄧小平同志的穩定壓倒一切、穩定是大道理的思想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有了新的豐富發展，特別是把平安提到極重要的民生高度，是對我們黨民生思想的創新發展。

第二，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核心是人。

2014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兩會」上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明確指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關鍵在體制創新，核心是人，只有人與人和諧相處，社會才會安定有序。

」社會是由人構成的，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都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構成的。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理順了、和諧了，社會才能安定有序，才能和諧穩定。

因此，社會治理要緊緊抓住人這個核心。

第三，維護社會和諧穩定，重在妥善處理社會矛盾。

現階段我國處於社會矛盾凸顯期，社會矛盾錯綜復雜，最主要的就是社會利益矛盾錯綜復雜。

因此，維護社會和諧穩定，重在妥善處理社會矛盾。

「遇到關系復雜、牽涉面廣、矛盾突出的改革，要及時深入了解群眾實際生活情況怎麼樣，群眾訴求是什麼，改革能給群眾帶來的利益有多少，從人民利益出發謀劃思路、制定舉措、推進落實。

」因此，要增強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可持續性，積極推動解決人民群眾的基本民生問題，不斷打牢和鞏固社會和諧穩定的物質基礎，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社會矛盾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