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問題的全球治理
Ⅰ 全球性問題的影響
全球性問題對世界的影響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世界各國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相互滲透、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性問題日益增多。這些問題或現象涉及到全球所有國家，而解決問題又非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所能及或能夠取得成效。科學地認識和把握這些問題，有助於我們正確地理解和堅持「和平與發展」這一時代主題，把我們自己的事情辦好。
貧富差距懸殊是全球性現象
富國愈富、窮國愈窮，富人愈富，窮人愈窮，這是當今世界的現實。世界銀行《2002/2001年發展報告》中說，在新世紀初，貧困仍然是一個全球性的重大問題；在世界60億人口中，有28億人每天僅靠不足2美元來維持生計，其中12億人每天靠不足1美元來生活。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不發達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640美元下降到90年代初的510美元，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從16.3:1擴大到51.7:1。北方富、南方窮是當今世界經濟的一個顯著特點。貧富差距懸殊也是發達國家的一個誘發社會不安定、潛在的社會問題。美國是發達國家中最大的國家，也是發達國家中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上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26.1%的財富集中在10%的最富有者手中，而10%的最貧窮者只佔有1.7%的財富。據報道，歐洲青年人的「攻擊性」行為在增加，其主要原因是社會中下層的不斷貧困化。
生態環境不分東西和南北
世界觀察研究所在研究報告中提出警告：在新世紀開始之際，全球環境已到危險的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生態系統正向危險的臨界接近。據統計，在過去的10年中，自然災害給世界造成的損失達6080億美元，相當於此前40年中的損失總和。聯合國在2001年2月份發表一項報告中說，在21世紀，全球「極端的氣候現象如熱浪和暴雨發生的頻率將會加快，因此，水位上漲、洪水、滑坡和雪崩將會增加。」隨著全球氣候的繼續變暖，乾旱、洪水、飢饉和瘟疫將成為21世紀人類的嚴重威脅。環境作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統，公認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沒有東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之分。生態環境把全世界各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環境污染更無地理邊界而言。全球人類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國建立一種積極、務實的相互聯系的新框架。這種新型的夥伴關系，系由合作雙方的彼此利益所驅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捨；是公平分享市場機會，而不是奉行單邊的保護主義。
毒品泛濫危及全球
世界毒品形勢嚴峻，並出現一些新的動向，其中最突出的是：全球黑社會組織與毒品集團正以不同形式聯手，成為威脅全球的不安定因素；麻醉品漸呈多樣化，各種「軟毒品」成為毒品消費市場上的「新寵」。據估計，全球吸毒人數以每年3%-4%的速度增長；而吸用人工合成毒品的人數增長最快。聯合國禁毒署專家說，冰毒將逐步成為21世紀在全球范圍內濫用最廣泛、蔓延最迅速、危害最嚴重的毒品品種。毒品的生產、加工、販賣和消費已形成一個盤根錯節的國際性網路。據聯合國禁毒署統計，全世界每年非法洗錢的數額高達1萬億至3萬億美元；其中，每年有3000億到5000億美元的黑錢通過一些世界金融中心被合法化。毒品問題跨越國界，並非某一個國家能夠獨自解決；需要毒品輸出國和消費國密切配合。隨著國際社會在禁毒領域開展的各項活動的深入，人們開始意識到，只有各國政府協調一致的緊密合作才是徹底解決毒品問題的唯一途徑。
國際恐怖主義活動愈演愈烈
自20世紀中期，國際恐怖主義孳生以來，各種旗號的恐怖主義組織有1000多個，各種恐怖主義行動，每年都要發生數百起。「9·11」恐怖襲擊事件舉世震驚，標志著世界范圍內的恐怖主義浪潮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階段。國際恐怖主義是當今世界上國家、民族、階級、宗教間各種尖銳復雜矛盾的反映。就本質而言，恐怖主義是一國范圍內經濟、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斷累積和世界范圍內南北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毒瘤。隨著高科技的發展，恐怖分子也更多地採用高科技手段為其恐怖活動服務，恐怖器材和裝備的高科技含量越來越高，電腦恐怖活動和利用生化武器的超級恐怖活動更加引人注目。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恐怖主義活動大都有國際背景。但根除恐怖主義活動決非易事，更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新聞媒體說，消除恐怖主義威脅將是一場長期的戰爭。反恐怖專家認為，恐怖主義不僅是「20世紀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紀世界安全的頭等大事。
民族分裂主義活動與時代潮流背道而馳
冷戰結束後，國際局勢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民族糾紛驟增，民族沖突加劇。這是當前國際局勢動盪不安的一個重要根源，也是影響21世紀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的一個重大因素。民族問題是一個全球性的、復雜的社會問題，關繫到各國的內部團結和國際局勢的穩定。
在經濟日益走向全球化的時代，民族分離主義卻同這一潮流背道而馳。當前民族分離主義的一個主要傾向是謀求獨立。另一值得注意的動向是，當今世界的民族分離主義勢力越來越多地利用國際形勢於己有利的變化，力求擴大原有事態，謀求國際支持和干預，促使其要求國際化。
移民(難民)潮席捲全球
伴隨著商品、服務和投資在全世界流動，人們也以創記錄的數量跨越國界。由於發展中國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長和發達國家人口的老齡化，大批移民從發展中國家湧向歐美等西方國家。據世界銀行統計，從1965年到1990年，北美和西歐的移民總數每年以2.5%的速度增長，遠超過當地人口的增長。聯合國估計，到21世紀初，約有1.3億人生活在異國他鄉。此外，由於地區性沖突不斷和自然災害頻仍，難民人數急劇增加。隨著移民(難民)的數量增多，移民(難民)接受國頻頻發生城市地區的種族沖突和增加勞動力市場的壓力，因而導致一些國家加強對移民的限制。針對發達國家的限制移民(難民)流人的措施，偷渡現象層出不窮，從而引起有關國家之間對外關系的緊張和人道主義的譴責。妥善處理移民(難民)問題已成為國際關系的重要問題。
政治體制改革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課題
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國際社會出現了一種對資本主義進行檢討和反思的思潮。為尋求解決歐美發達國家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第三條道路」隨之應運而生。「第三條道路」是西方國家的一種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嘗試。但不走「第三條道路」，出路又在哪裡呢?這是當前西方國家面臨的最大難題。同時，在國內外因素的推動下，近一、二十年，第三世界許多國家在政治體制上進行了形式多樣的改革。有些國家恢復和改行多黨制，有些國家在一黨制的范圍內進行某種改革，有些國家准備或實行新的體制。第三世界許多國家在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社會動亂，甚至流血沖突。政治改革是大勢所趨，但究竟如何進行，既要保持社會安定、又要促進經濟發展，仍是今後一段時間內大多數國家不斷探索的一個問題。
主權與不幹涉內政
主權一般指的是內政、外交的最高權力，在國內享有至高無上的威信，在國際上又是獨立的象徵。隨著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信息的電子傳輸沒有空間的限制和國界的壁壘。土地對經濟活動的作用相對下降，傳統的國家主權內容隨之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變。原本完全是一國所獨有的，卻日益成為國際社會共同擁有的權力。各國的經濟活動和對外事務越來越多地遵循國際慣例和國際條約來運作。西方國家正是利用這一新的形勢，打著聯合國的幌子，大肆干涉第三世界國家的內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鼓吹「傳統主權觀念過時論」，打著人道主義的幌子，主張進行跨國界干預。甚至，某些國際勢力公開鼓吹修改國際法中不幹涉內政的內容，主張國際法應向干涉權、國際監護權、有限主權等概念演變，不承認國家在國際秩序中的首要地位。這種以經濟全球化為理論依據「弱化」主權的論點，必將使國際關系更為復雜，成為南北斗爭的一個焦點。
人權與人道主義干預
人權本是國內法的一個概念，它作為一個法律原則和公民權利被規定在有關國家的憲法、民法或其他法律之中。二戰後，人權問題大量地進入國際法的領域。但由於國際人權文書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質，特別是由於各國社會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價值觀念以及民族傳統的不同，有關人權的解釋和運用是不同的。再加上，有些國家將人權作為推行其對外政策、干涉他國內政的一個借口，就使得人權問題在當今國際關系中更有復雜性和尖銳性。特別是，近年來某些國際勢力，一方面加緊推行所謂「人權外交」，鼓吹「人權無國界」、「人權高於主權」，主張國際社會應擁有「合法的人權和人道干預權」等等。其實質是以「人權」之名，干涉別國內政和欺壓別國人權的借口；另方面，卻對國際社會公認的大規模嚴重侵犯人權的事件，或避而不談，或漠不關心。人道主義干預實質上是西方國家在新形勢下推行強權政治、維護霸權、干涉第三世界國家內政的合法擋箭牌，並使之合法化。這是全球化時代的新干涉主義。
維護國際安全的形勢逼人
冷戰結束後國際形勢總體趨向緩和。但核威脅依然存在，軍費開支依然高昂，從而增加了各國財政負擔和減少了發展經濟的財力。美國為擴展其政治和經濟利益，強行實施NMD和9ND，引起地區乃至全球軍備競賽；一些地區大國走向軍事大國，引起鄰國的嚴重不安；熱點問題很不穩定，嚴重影響地區安全局勢；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國際恐怖主義「三股勢力」相互配合，活動猖獗。為抑制不安全因素的蔓延，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國際大環境，需堅持《反導條約》、《核不擴散條約》等國際公約的有效性和嚴肅性，防止破壞國際戰略平衡；建立行之有效的雙邊和多邊的地區安全機制，與聯合國維和機制相輔相成，加大維護世界秩序的力度。除軍事安全以外，還有政治安全、經濟安全、金融安全、環境安全等等。這些問題嚴重地威脅人類的生存，需要各國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才能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
全球化對當代國際關系的影響
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進程，又是具有內在矛盾性和兩面性的動態發展過程。它雖然為很多國家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但其間又充滿了利益的差異、競爭甚至沖突，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全球化范圍的競爭」。全球化給當代國際關系帶來了多方面的復雜影響。
1、全球化加深了各國的相互依賴，進一步確定了和平和發展仍是時代的主題；但它的不平衡性也使強權政治在一定時期內有所抬頭，多極化仍將是一個長期而曲折的過程。
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速使各國在經濟等領域的相互依賴、相互滲透持續加深，共同利益也不斷增加。尤其是大國間形成了一種既相互磨擦、相互競爭，又相互合作、相互制約的關系，單個大國獨立解決或壟斷國際事務的能力正在下降，動輒進行干涉、制裁乃至戰爭等損害別國利益的做法往往會反作用於己。這些趨勢的發展使得各國在處理國際爭端時，更多地採取協調與合作的方式，更多地去尋找利益的交匯點。可以說，全球化的發展是冷戰結束後國際體系相對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尤其是對大國間的全面對抗起了很重要的制約作用。這一事實表明，和平與發展在今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仍是時代的主題，世界范圍的大規模戰爭仍然有可能避免，各國仍把振興經濟、謀求更加有利的國際經濟地位放在首位。任何偶發的、嚴重的事件都難以改變世界政治經濟基本的運行態勢。
但由於現階段的全球化進程是在國際經濟舊秩序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出現的，西方發達國家是最大的受益者和主導者，發展中國家總體上卻處於更為不利的局面，國際力量格局對比失衡的問題非常嚴重。1999年，佔全球人口20%的發達國家擁有全球GDP的80%、世界貿易的81.2%。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力量在一定時期內不是壯大而是相對減弱了。一些國家憑借其強大的經濟力量，使其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在一段時期內可能還會強化，「新干涉主義」仍有可能再次大行其道。全球化過程中的不平衡性決定了國際政治的多極化將是一個長期而曲折的過程。
2001年初在美國舉行的國際消費電子產品展覽會上，有世界各國1800個技術領先的廠家展示各自的最新技術。
2、全球化使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國家主權問題上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和壓力，並面臨如何有效維護國家的經濟安全等新課題。
在全球化進程中，各國的地位和處境很不相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主權問題上就面臨著空前的壓力和挑戰。首先，全球化擴大了強國與弱國之間的主權不平等。從相互關系中雙方的地位來看，發達國家對高技術、資本的壟斷使發展中國家始終處於被動和脆弱的地位。其次，全球化進程需要越來越多的國際組織和國際規則。而發達國家憑借其雄厚的綜合實力在幾乎所有的國際機制中擁有更多的發言權，由此產生的國際行為規則必然使發達國家擁有更大的自由度。在很多問題上，發展中國家必須要與它們進行協調與合作，在獲得新的利益、權利和機會的同時，也使國家在行使對外事務的最高權力時受到掣肘。同時，發達國家為維護其既得利益，總是試圖在「人權高於主權」、「主權有限論」的幌子下要求發展中國家讓出部分國家主權，並以此為借口乾涉他國內政，其真實意圖在於犧牲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維護其自身利益。
與國家主權密切相關的就是國家安全問題。由於全球化趨勢涉及了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一國安全除軍事層面外必然還會涉及金融、信息、環境、能源等問題。這些領域的安全問題與軍事安全相比，其重要性已不可低估。尤其在國際經濟活動因全球化進程而空前廣泛和復雜的情況下，經濟安全問題日益突出，金融安全更是重中之重。全球化時代，資本幾乎可以在世界范圍內不受限制地流動，主權國家對金融或經濟的掌握也相應減弱。一旦市場規則被惡意、無序、無約束地濫用，成熟市場對不成熟市場就具有侵略性，資本的力量將會對一國經濟和社會安全形成致命的打擊，其危害絕不亞於一場戰爭帶來的損失。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印尼、泰國等國的GDP一年左右時間就下降了40%至60%，國內經濟倒退了10年以上。因此，如何維護國家的經濟安全、金融安全等非傳統意義上的國家安全已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嚴肅面對的問題。
3、當前國際關系中的一個新特點是，世界各國將就全球化時代國際關系行為規則的制訂和改革展開激烈斗爭。
一個能給世界各國帶來「共贏」的全球化必須以法律和制度為保障。全球化客觀上要求國際機制在國際關系中發揮越來越強的作用，要求國際機制具有真正的行動能力。但現在處理全球政治和經濟問題的國際機制，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七國集團等，幾乎都是在冷戰時期形成並且是由西方大國主導的。冷戰結束後，這些機制的功能和性質受到越來越多的懷疑，已不能令人滿意地解決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在未來15年內，由於國際政治經濟力量的現實格局，對這些機制進行大幅度改造或完全推倒還不太可能，但是圍繞國際機制改革的斗爭將會非常激烈，其中既涉及到大國間利益的調整，也涉及到南北關系的利益分配。這種趨勢已從新千年回合的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中初見端倪。可以肯定的是，在未來15年中，世界各國將就全球化時代國際關系行為規則的制訂和改革展開激烈斗爭，這將成為國際關系中的一個突出特點。
Ⅱ 全球性問題的主要類型除全球變暖外，還有哪些
戰爭、恐怖主義、不同政治理念國家的交往、中東問題、核問題等等
Ⅲ 試論全球性問題對當代國際關系的影響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世界各國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相互滲透、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性問題日益增多。這些問題或現象涉及到全球所有國家，而解決問題又非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所能及或能夠取得成效。科學地認識和把握這些問題，有助於我們正確地理解和堅持「和平與發展」這一時代主題，把我們自己的事情辦好。
貧富差距懸殊是全球性現象
富國愈富、窮國愈窮，富人愈富，窮人愈窮，這是當今世界的現實。世界銀行《2002/2001年發展報告》中說，在新世紀初，貧困仍然是一個全球性的重大問題；在世界60億人口中，有28億人每天僅靠不足2美元來維持生計，其中12億人每天靠不足1美元來生活。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不發達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640美元下降到90年代初的510美元，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從16.3:1擴大到51.7:1。北方富、南方窮是當今世界經濟的一個顯著特點。貧富差距懸殊也是發達國家的一個誘發社會不安定、潛在的社會問題。美國是發達國家中最大的國家，也是發達國家中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上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26.1%的財富集中在10%的最富有者手中，而10%的最貧窮者只佔有1.7%的財富。據報道，歐洲青年人的「攻擊性」行為在增加，其主要原因是社會中下層的不斷貧困化。
生態環境不分東西和南北
世界觀察研究所在研究報告中提出警告：在新世紀開始之際，全球環境已到危險的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生態系統正向危險的臨界接近。據統計，在過去的10年中，自然災害給世界造成的損失達6080億美元，相當於此前40年中的損失總和。聯合國在2001年2月份發表一項報告中說，在21世紀，全球「極端的氣候現象如熱浪和暴雨發生的頻率將會加快，因此，水位上漲、洪水、滑坡和雪崩將會增加。」隨著全球氣候的繼續變暖，乾旱、洪水、飢饉和瘟疫將成為21世紀人類的嚴重威脅。環境作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統，公認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沒有東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之分。生態環境把全世界各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環境污染更無地理邊界而言。全球人類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國建立一種積極、務實的相互聯系的新框架。這種新型的夥伴關系，系由合作雙方的彼此利益所驅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捨；是公平分享市場機會，而不是奉行單邊的保護主義。
毒品泛濫危及全球
世界毒品形勢嚴峻，並出現一些新的動向，其中最突出的是：全球黑社會組織與毒品集團正以不同形式聯手，成為威脅全球的不安定因素；麻醉品漸呈多樣化，各種「軟毒品」成為毒品消費市場上的「新寵」。據估計，全球吸毒人數以每年3%-4%的速度增長；而吸用人工合成毒品的人數增長最快。聯合國禁毒署專家說，冰毒將逐步成為21世紀在全球范圍內濫用最廣泛、蔓延最迅速、危害最嚴重的毒品品種。毒品的生產、加工、販賣和消費已形成一個盤根錯節的國際性網路。據聯合國禁毒署統計，全世界每年非法洗錢的數額高達1萬億至3萬億美元；其中，每年有3000億到5000億美元的黑錢通過一些世界金融中心被合法化。毒品問題跨越國界，並非某一個國家能夠獨自解決；需要毒品輸出國和消費國密切配合。隨著國際社會在禁毒領域開展的各項活動的深入，人們開始意識到，只有各國政府協調一致的緊密合作才是徹底解決毒品問題的唯一途徑。
國際恐怖主義活動愈演愈烈
自20世紀中期，國際恐怖主義孳生以來，各種旗號的恐怖主義組織有1000多個，各種恐怖主義行動，每年都要發生數百起。「9·11」恐怖襲擊事件舉世震驚，標志著世界范圍內的恐怖主義浪潮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階段。國際恐怖主義是當今世界上國家、民族、階級、宗教間各種尖銳復雜矛盾的反映。就本質而言，恐怖主義是一國范圍內經濟、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斷累積和世界范圍內南北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毒瘤。隨著高科技的發展，恐怖分子也更多地採用高科技手段為其恐怖活動服務，恐怖器材和裝備的高科技含量越來越高，電腦恐怖活動和利用生化武器的超級恐怖活動更加引人注目。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恐怖主義活動大都有國際背景。但根除恐怖主義活動決非易事，更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新聞媒體說，消除恐怖主義威脅將是一場長期的戰爭。反恐怖專家認為，恐怖主義不僅是「20世紀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紀世界安全的頭等大事。
民族分裂主義活動與時代潮流背道而馳
冷戰結束後，國際局勢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民族糾紛驟增，民族沖突加劇。這是當前國際局勢動盪不安的一個重要根源，也是影響21世紀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的一個重大因素。民族問題是一個全球性的、復雜的社會問題，關繫到各國的內部團結和國際局勢的穩定。
在經濟日益走向全球化的時代，民族分離主義卻同這一潮流背道而馳。當前民族分離主義的一個主要傾向是謀求獨立。另一值得注意的動向是，當今世界的民族分離主義勢力越來越多地利用國際形勢於己有利的變化，力求擴大原有事態，謀求國際支持和干預，促使其要求國際化。
移民(難民)潮席捲全球
伴隨著商品、服務和投資在全世界流動，人們也以創記錄的數量跨越國界。由於發展中國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長和發達國家人口的老齡化，大批移民從發展中國家湧向歐美等西方國家。據世界銀行統計，從1965年到1990年，北美和西歐的移民總數每年以2.5%的速度增長，遠超過當地人口的增長。聯合國估計，到21世紀初，約有1.3億人生活在異國他鄉。此外，由於地區性沖突不斷和自然災害頻仍，難民人數急劇增加。隨著移民(難民)的數量增多，移民(難民)接受國頻頻發生城市地區的種族沖突和增加勞動力市場的壓力，因而導致一些國家加強對移民的限制。針對發達國家的限制移民(難民)流人的措施，偷渡現象層出不窮，從而引起有關國家之間對外關系的緊張和人道主義的譴責。妥善處理移民(難民)問題已成為國際關系的重要問題。
政治體制改革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課題
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國際社會出現了一種對資本主義進行檢討和反思的思潮。為尋求解決歐美發達國家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第三條道路」隨之應運而生。「第三條道路」是西方國家的一種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嘗試。但不走「第三條道路」，出路又在哪裡呢?這是當前西方國家面臨的最大難題。同時，在國內外因素的推動下，近一、二十年，第三世界許多國家在政治體制上進行了形式多樣的改革。有些國家恢復和改行多黨制，有些國家在一黨制的范圍內進行某種改革，有些國家准備或實行新的體制。第三世界許多國家在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社會動亂，甚至流血沖突。政治改革是大勢所趨，但究竟如何進行，既要保持社會安定、又要促進經濟發展，仍是今後一段時間內大多數國家不斷探索的一個問題。
主權與不幹涉內政
主權一般指的是內政、外交的最高權力，在國內享有至高無上的威信，在國際上又是獨立的象徵。隨著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信息的電子傳輸沒有空間的限制和國界的壁壘。土地對經濟活動的作用相對下降，傳統的國家主權內容隨之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變。原本完全是一國所獨有的，卻日益成為國際社會共同擁有的權力。各國的經濟活動和對外事務越來越多地遵循國際慣例和國際條約來運作。西方國家正是利用這一新的形勢，打著聯合國的幌子，大肆干涉第三世界國家的內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鼓吹「傳統主權觀念過時論」，打著人道主義的幌子，主張進行跨國界干預。甚至，某些國際勢力公開鼓吹修改國際法中不幹涉內政的內容，主張國際法應向干涉權、國際監護權、有限主權等概念演變，不承認國家在國際秩序中的首要地位。這種以經濟全球化為理論依據「弱化」主權的論點，必將使國際關系更為復雜，成為南北斗爭的一個焦點。
人權與人道主義干預
人權本是國內法的一個概念，它作為一個法律原則和公民權利被規定在有關國家的憲法、民法或其他法律之中。二戰後，人權問題大量地進人國際法的領域。但由於國際人權文書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質，特別是由於各國社會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價值觀念以及民族傳統的不同，有關人權的解釋和運用是不同的。再加上，有些國家將人權作為推行其對外政策、干涉他國內政的一個借口，就使得人權問題在當今國際關系中更有復雜性和尖銳性。特別是，近年來某些國際勢力，一方面加緊推行所謂「人權外交」，鼓吹「人權無國界」、「人權高於主權」，主張國際社會應擁有「合法的人權和人道干預權」等等。其實質是以「人權」之名，干涉別國內政和欺壓別國人權的借口；另方面，卻對國際社會公認的大規模嚴重侵犯人權的事件，或避而不談，或漠不關心。人道主義干預實質上是西方國家在新形勢下推行強權政治、維護霸權、干涉第三世界國家內政的合法擋箭牌，並使之合法化。這是全球化時代的新干涉主義。
維護國際安全的形勢逼人
冷戰結束後國際形勢總體趨向緩和。但核威脅依然存在，軍費開支依然高昂，從而增加了各國財政負擔和減少了發展經濟的財力。美國為擴展其政治和經濟利益，強行實施NMD和9ND，引起地區乃至全球軍備競賽；一些地區大國走向軍事大國，引起鄰國的嚴重不安；熱點問題很不穩定，嚴重影響地區安全局勢；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國際恐怖主義「三股勢力」相互配合，活動猖獗。為抑制不安全因素的蔓延，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國際大環境，需堅持《反導條約》、《核不擴散條約》等國際公約的有效性和嚴肅性，防止破壞國際戰略平衡；建立行之有效的雙邊和多邊的地區安全機制，與聯合國維和機制相輔相成，加大維護世界秩序的力度。除軍事安全以外，還有政治安全、經濟安全、金融安全、環境安全等等。這些問題嚴重地威脅人類的生存，需要各國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才能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
全球化對當代國際關系的影響
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進程，又是具有內在矛盾性和兩面性的動態發展過程。它雖然為很多國家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但其間又充滿了利益的差異、競爭甚至沖突，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全球化范圍的競爭」。全球化給當代國際關系帶來了多方面的復雜影響。
1、全球化加深了各國的相互依賴，進一步確定了和平和發展仍是時代的主題；但它的不平衡性也使強權政治在一定時期內有所抬頭，多極化仍將是一個長期而曲折的過程。
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速使各國在經濟等領域的相互依賴、相互滲透持續加深，共同利益也不斷增加。尤其是大國間形成了一種既相互磨擦、相互競爭，又相互合作、相互制約的關系，單個大國獨立解決或壟斷國際事務的能力正在下降，動輒進行干涉、制裁乃至戰爭等損害別國利益的做法往往會反作用於己。這些趨勢的發展使得各國在處理國際爭端時，更多地採取協調與合作的方式，更多地去尋找利益的交匯點。可以說，全球化的發展是冷戰結束後國際體系相對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尤其是對大國間的全面對抗起了很重要的制約作用。這一事實表明，和平與發展在今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仍是時代的主題，世界范圍的大規模戰爭仍然有可能避免，各國仍把振興經濟、謀求更加有利的國際經濟地位放在首位。任何偶發的、嚴重的事件都難以改變世界政治經濟基本的運行態勢。
但由於現階段的全球化進程是在國際經濟舊秩序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出現的，西方發達國家是最大的受益者和主導者，發展中國家總體上卻處於更為不利的局面，國際力量格局對比失衡的問題非常嚴重。1999年，佔全球人口20%的發達國家擁有全球GDP的80%、世界貿易的81.2%。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力量在一定時期內不是壯大而是相對減弱了。一些國家憑借其強大的經濟力量，使其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在一段時期內可能還會強化，「新干涉主義」仍有可能再次大行其道。全球化過程中的不平衡性決定了國際政治的多極化將是一個長期而曲折的過程。
2001年初在美國舉行的國際消費電子產品展覽會上，有世界各國1800個技術領先的廠家展示各自的最新技術。
2、全球化使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國家主權問題上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和壓力，並面臨如何有效維護國家的經濟安全等新課題。
在全球化進程中，各國的地位和處境很不相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主權問題上就面臨著空前的壓力和挑戰。首先，全球化擴大了強國與弱國之間的主權不平等。從相互關系中雙方的地位來看，發達國家對高技術、資本的壟斷使發展中國家始終處於被動和脆弱的地位。其次，全球化進程需要越來越多的國際組織和國際規則。而發達國家憑借其雄厚的綜合實力在幾乎所有的國際機制中擁有更多的發言權，由此產生的國際行為規則必然使發達國家擁有更大的自由度。在很多問題上，發展中國家必須要與它們進行協調與合作，在獲得新的利益、權利和機會的同時，也使國家在行使對外事務的最高權力時受到掣肘。同時，發達國家為維護其既得利益，總是試圖在「人權高於主權」、「主權有限論」的幌子下要求發展中國家讓出部分國家主權，並以此為借口乾涉他國內政，其真實意圖在於犧牲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維護其自身利益。
與國家主權密切相關的就是國家安全問題。由於全球化趨勢涉及了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一國安全除軍事層面外必然還會涉及金融、信息、環境、能源等問題。這些領域的安全問題與軍事安全相比，其重要性已不可低估。尤其在國際經濟活動因全球化進程而空前廣泛和復雜的情況下，經濟安全問題日益突出，金融安全更是重中之重。全球化時代，資本幾乎可以在世界范圍內不受限制地流動，主權國家對金融或經濟的掌握也相應減弱。一旦市場規則被惡意、無序、無約束地濫用，成熟市場對不成熟市場就具有侵略性，資本的力量將會對一國經濟和社會安全形成致命的打擊，其危害絕不亞於一場戰爭帶來的損失。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印尼、泰國等國的GDP一年左右時間就下降了40%至60%，國內經濟倒退了10年以上。因此，如何維護國家的經濟安全、金融安全等非傳統意義上的國家安全已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嚴肅面對的問題。
3、當前國際關系中的一個新特點是，世界各國將就全球化時代國際關系行為規則的制訂和改革展開激烈斗爭。
一個能給世界各國帶來「共贏」的全球化必須以法律和制度為保障。全球化客觀上要求國際機制在國際關系中發揮越來越強的作用，要求國際機制具有真正的行動能力。但現在處理全球政治和經濟問題的國際機制，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七國集團等，幾乎都是在冷戰時期形成並且是由西方大國主導的。冷戰結束後，這些機制的功能和性質受到越來越多的懷疑，已不能令人滿意地解決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在未來15年內，由於國際政治經濟力量的現實格局，對這些機制進行大幅度改造或完全推倒還不太可能，但是圍繞國際機制改革的斗爭將會非常激烈，其中既涉及到大國間利益的調整，也涉及到南北關系的利益分配。這種趨勢已從新千年回合的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中初見端倪。可以肯定的是，在未來15年中，世界各國將就全球化時代國際關系行為規則的制訂和改革展開激烈斗爭，這將成為國際關系中的一個突出特點。
3回答者： 雪牧 - 江湖大俠 八級 2009-6-2 13:00
我來評論>>
提問者對於答案的評價：謝謝，寫得很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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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回答 共 2 條
……你出200分應該有人會幫你寫吧……
回答者： qianhuanglu - 門吏 二級 2009-6-1 10:35
網路的：
雙刃劍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發展變化的深刻背景和根本趨勢。正確認識和妥善應對全球化，不僅有利於我國促進科學發展、和諧發展與和平發展，而且有利於促進國際體系轉型、和諧世界建設與人類文明進步。 一
目前，經濟全球化已遠遠超出經濟領域，正在對國際政治、安全、社會和文化等領域產生日益廣泛的影響。全球化的積極作用主要有：
（一）促進發展模式創新。全球化促進生產、資源、人員、貿易、投資和金融等生產要素全球優化配置、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跨國公司已發展到在全球布設研發、生產、銷售鏈條的全球公司階段。經驗顯示，一國經濟開放度提高與其人均GDP增長之間成正比。無論一個國家的發展模式如何調整變化，不考慮全球化因素，不利用全球化機遇，就不可能探索出先進的發展模式。
（二）促進國際利益融合。利益融合既表現在經濟領域，又表現在其他領域；既表現在雙邊領域又表現在多邊領域。國家間經濟相互依賴逐步深化，俱榮俱損局面開始形成。全球經濟鏈條越擰越緊，一國經濟發展對全球經濟發展的依賴增強。除國家利益外，共同地區利益和全球利益明顯增多。利益融合有利於國家關系改善，國家間協調合作增多，出於不同利益而形成的不同「志願者聯盟」不斷出現。謀霸權、搞對抗，堅持集團政治和冷戰思維越來越不得人心。
（三）促進安全內涵擴展。安全已從傳統安全領域擴展到非傳統安全領域。恐怖主義、經濟安全、環境惡化、氣候變暖、疫病蔓延、移民浪潮和跨國犯罪等非傳統安全問題威脅增大，涉及到經濟、民生、社會和自然等廣泛領域。非傳統安全主要由人類發展的不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自然的不協調引起，其實質是發展問題。非傳統安全問題模糊了安全與發展的界限，增大了國際安全合作的緊迫性，挑戰著傳統安全的主導地位，緩和了國家間的軍事對抗關系。如恐怖主義和氣候變化不是任何單一國家能夠解決得了的，美國在反恐中不得不多方借重國際社會。又如，美俄在導彈防禦問題上矛盾尖銳，但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總的來說合作順利。
（四）促進國家主權轉移。全球化促進了國際組織的發展。僅1990至1998年，國際組織就從26656個增至48350個，其中政府間國際組織250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成為全球性規則的制定者和監督實施者、全球性問題的管理者和全球性爭端的解決者。WTO在其《關於解決爭端的規則與程序的諒解》中，全面規定了WTO解決貿易爭端的政治方法、法律方法、裁決執行與監督以及救濟辦法等，並專門設立了爭端解決機構（DSB）。的確，國家仍然是國際社會的主要行為體，國家主權仍然是國家至高無上的權利，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國家主權在越來越多地向政府間國際組織轉移。比如，向聯合國、地區組織轉移政治、外交和軍事權利，向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全球公司轉移經濟權利，向各種各樣的其他非政府國際組織轉移社會權利。全球化還促使一國的國內規則盡可能與國際規則協調與一致。
（五）推進國際體系轉型。現行國際體系的主要特徵是：由西方特別是美國主導、國家間名義上平等而事實上不平等、國際組織作用有限、霸權主義和「問題國家」得不到有效制約。現行國際體系在應對日益增多的全球性問題方面日漸乏力，其調整、完善和轉型乃大勢所趨。今後幾十年內新的國際體系有可能基本形成，其主要特徵：一是世界格局多極化。由於新興大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振興，國際力量對比正在發生有利於多強不利於「一超」、有利於發展中國家不利於發達國家的變化，「一超」與多強、南方與北方兩個力量對比失衡問題有望最終解決。據國際權威機構預測，2020年世界排名前20位的經濟大國將重新洗牌，中國將躍居世界第二位，俄羅斯、印度、巴西將躍入前10名，另有部分發展中大國將躍居前20名。美、中、歐、日、俄、印度、巴西等新的各極之間利益融合與相互依存度提高，彼此發生尖銳對抗與全面戰爭的危險性降低。二是西方與非西方國家共同主導。將來隨著美國「一超」地位和西方力量優勢的逐步喪失，西方的主導地位將難以維系，多極、西方與非西方將共同主導新的國際體系，國際關系民主化將得到發展。三是國際組織作用增強。國際組織和國際規則將進一步充實、完善和強化，對大國和「問題國家」的約束將得到加強。四是國際治理多樣化。全球性問題增多將促進國際治理模式多樣化，如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大國共治與中小國家共治、全球性國際組織治理與地區性國際組織治理等相互結合和相互補充。五是和平漸進性。以往國際體系的變革都是通過戰爭實現的，這一次國際體系轉型可能在保持總體和平狀態下通過大國之間、南北方國家間的斗爭、協商、妥協以漸進式改良逐步完成。
（六）推進人類文明進步。人類有可能在全球化、全球性問題、全球利益和全球治理基礎上，形成人類新的共同價值觀念和新的人類文明，打破西方在人類文明中的主導地位，實現對西方文明的總體超越。
二
我們在看到全球化的積極作用的同時，對其逐漸積累的負面作用也不能忽視。
（一）經濟危機。隨著全球經濟鏈條日益緊密，能源價格大幅攀升、金融秩序嚴重失控、大國經濟明顯衰退誘發全球經濟衰退甚至危機的可能性增大。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其傳導的速度、影響的深度可能遠遠超過以往的世界經濟危機。此外，氣候變化、環境惡化等問題長期得不到有效治理，也最終會威脅全球與各國經濟可持續發展。
（二）社會動亂。全球化導致國家間和國家內部貧富差距擴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內部的社會矛盾都有可能激化。如美、英、法等發達國家傳統產業大量外移，失業問題突顯，社會風潮增多。全球化還使各國國內因素與國際因素的聯系與互動增強，國際問題誘發國內動盪、國內問題引發國際動盪的機率都在增大。
（三）大國對抗。有的國家背離全球化的演進方向、背離人類歷史前進的步伐，沒有放棄搞霸權主義，沒有放棄搞戰略擴張，沒有放棄搞軍備競賽，沒有放棄遏制其他新興大國。特別是它還將在一二十年內保持戰略優勢，一旦擺脫當前的戰略困境，仍有再次挑起大國對抗的可能，那將對國際體系的轉型、人類和平進步事業產生嚴重危害。
（四）地區動盪。全球化中邊緣化的國家、霸權主義、恐怖主義、核擴散等，可能使用21世紀頭20年內地區熱點不是隨全球化深入逐步減少而是繼續增多，使地區熱點對全球安全形勢的牽動作用增大，使國際形勢在總體和平狀態下局部動盪繼續加劇。
三
置身全球化浪潮，要增強機遇意識、創新意識和全球戰略意識。
完善國家發展觀、利益觀、安全觀、主權觀與國際秩序觀。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搞好五個統籌，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與全球化發展間良性互動。摒棄絕對排外的國家利益觀，遠離霸權主義那種維護一己私利的國家利益觀，把更多的全球利益和地區利益納入國家利益視野，在推進與外部世界互利共贏中發展並延伸國家利益。創新國家安全觀，促進國防建設與國家經濟建設、國家和平發展的協調，促進維護傳統安全與維護非傳統安全的協調，促進維護本國安全與維護國際安全的協調，促進軍事手段與其他手段間的協調，力爭擺脫「安全困境」羈絆，推進安全與發展統一，努力維護國家綜合安全。妥善應對國家主權轉移的趨勢，以是否有利於國家利益發展取捨國家主權讓渡，以是否有利於本國國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穩定決定對國際干預的立場。充實國際秩序觀，在適當參與全球治理中推進和諧世界建設。
增強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能力。全球化背景下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互動增強，要善於利用全球化機遇促進國內發展，善於利用全球化壓力推進國內制度創新，善於規避全球化風險維護自身安全，善於防範國內問題沖擊地區和全球安全與發展
參考資料：經濟全球化的影響日趨增強
Ⅳ 全球治理中主要治理范疇包括什麼治理
根據「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定義：治理是個人和制度、公共和私營部門管理其共同事務的各種方法的綜合。它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其中，沖突或多元利益能夠相互調適並能採取合作行動，它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由此可見，全球治理的基本特徵包括：一是全球治理的實質是以全球治理機制為基礎，而不是以正式的政府權威為基礎。二是全球治理存在一個由不同層次的行為體和運動構成的復雜結構，強調行為者的多元化和多樣性。三是全球治理的方式是參與、談判和協調，強調程序的基本原則與實質的基本原則同等重要。四是全球治理與全球秩序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全球秩序包含那些世界政治不同發展階段中的常規化安排，其中一些安排是基礎性的，而另一些則是程序化的。
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
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包括五個方面：
一是全球治理的價值。即在全球范圍內所要達到的理想目標，應當是超越國家、種族、宗教、意識形態、經濟發展水平之上的全人類的普世價值。
二是全球治理的規制。即維護國際社會正常秩序，實現人類普世價值的規則體系，包括用以調節國際關系和規范國際秩序的所有跨國性的原則、規范、標准、政策、協議、程序等。
三是全球治理的主體。即制定和實施全球規制的組織機構，主要有三類：(1)各國政府、政府部門及亞國家的政府當局;(2)正式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3)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會組織。
四是全球治理的客體。指已經影響或者將要影響全人類的、很難依靠單個國家得以解決的跨國性問題，主要包括全球安全、生態環境、國際經濟、跨國犯罪、基本人權等。
五是全球治理的效果。涉及到對全球治理績效的評估，集中體現為國際規制的有效性，具體包括國際規制的透明度、完善性、適應性、政府能力、權力分配、相互依存和知識基礎等。有學者把上述五個核心要素轉化成五個問題：即為什麼治理、如何治理、誰治理、治理什麼、治理得怎樣。
全球治理的基本模式
在各治理主體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中，由於其自身特色以及在國際體系中的不同地位，體現出三種不同的治理模式：一是國家中心治理模式。即以主權國家為主要治理主體的治理模式。具體地說，就是主權國家在彼此關注的領域，出於對共同利益的考慮，通過協商、談判而相互合作，共同處理問題，進而產生一系列國際協議或規制。二是有限領域治理模式。即以國際組織為主要治理主體的治理模式。具體地說，就是國際組織針對特定的領域(如經濟、環境等領域)開展活動，使相關成員國之間實現對話與合作，謀求實現共同利益。三是網路治理模式。即以非政府組織為主要治理主體的治理模式。具體地說，就是指在現存的跨組織關系網路中，針對特定問題，在信任和互利的基礎上，協調目標與偏好各異的行動者的策略而展開的合作管理。
全球治理的制約因素
當然，當前的全球治理也面臨著諸多制約因素，所以對全球治理的前景不能抱過分樂觀的態度。這主要體現在：一是各民族國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極不平等的地位嚴重製約著全球治理目標的實現。富國與窮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不僅在經濟發展程度和綜合國力上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也極不相同，它們在全球治理的價值目標上存在著很大的分歧。二是美國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冷戰結束後它加緊奉行單邊主義的國際戰略，對公正而有效的全球治理造成了直接的影響。三是目前已有的國際治理規制一方面還遠遠不盡完善，另一方面也缺乏必要的權威性。四是全球治理的三類主體都沒有足夠的普遍性權威，用以調節和約束各種國際性行為。五是各主權國家、全球公民社會和國際組織各有自己極不相同的利益和價值，很難在一些重大的全球性問題上達成共識。六是全球治理機制自身也存在著許多不足，如管理的不足、合理性的不足、協調性的不足、服從性的不足和民主性不足等。
Ⅳ 進入21世紀以來，日益增多的全球性問題引起廣泛重視，全球治理成為國際事務中至關要的內容之一。
從世界經濟發展的規律來看,全球經濟在非均衡狀態下一般是處於高速發展時期,而進入均衡狀態後則處於低速的緩慢發展時期。以中美經濟為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夕,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已經出現產能過剩,處於失衡狀態;同時期,美國過度消費,消費佔GDP的70%以上,也處於內部失衡。而中國的供給側失衡和美國的需求側失衡,經由全球交易平台達到了一個跨境平衡狀態。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以四萬億元投資提振經濟,美國則減少消費,增加儲蓄,回歸製造業,發展新經濟。兩國通過各自的調整和治理都漸漸走向了均衡,同時世界經濟也進入了緩慢發展時期。其後,世界經濟的緩慢復甦打破了半穩定性的均衡,各國又重新陷入了一個低速增長的經濟周期。
(二)發揮亞投行的引領作用
「一帶一路冶背景下,絲路基金、金磚銀行、國
家開發銀行都為「一帶一路冶倡議的推進提供了金融支持,但亞投行在實現資本跨國流動與配置,以及引領中國資本「走出去冶的作用無疑是排在首位的。
「一帶一路冶倡議在實現中國國內產能輸出
和東西部產業轉移等方面具有促進作用,同時也會增加中國對外投資和對外貿易中的人民幣本幣結算,提供以人民幣計價的海外融資。構建區域性金融風險預警系統,充分發揮絲路基金以及沿線國家主權基金作用,引導商業投資基金和社會資金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冶重點項目建設,是中國在「一帶一路冶平台上的新嘗試。目前人民幣的國際化態勢比較顯著,國際化水平有望在2~3年內趕超日元和英鎊,但是與區域性中心貨幣的地位還尚有距離,與美元和歐元的國際化程度更相距甚遠(王敏等,2015)[14]。人民幣國際化程度應與中國的經濟體量相匹配。被納入SDR(特別提
款權)以後,人民幣的儲備問題進入各國央行視野,人民幣成為中國與相關國家發展「一帶一路冶戰略的金融紐帶。中國應鞏固人民幣作為本區域內計價貨幣的重要作用,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推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有序提高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可兌換程度,建立健全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債和資本流動管理體系,加快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冶
藉助「一帶一路冶倡議,人民幣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獲得了發展空間。中國應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和利率市場化改革,進一步完善匯率形成機制,並在大宗商品貿易、基礎設施融資、產業園區建設、跨境電子商務方面,促進人民幣盡快從區域化過渡到准國際化。中國可以增加對外直接投資,進一步提供人民幣計價的海外融資,促進人民幣用於「一帶一路冶沿線國家資產計價並納入其儲備貨幣。
(三)建立產融互動布局下的微觀經濟發展模式
從國家宏觀層面和產業中觀層面來看,中國
微觀層面遇到的問題可能更為嚴峻,低成本擴張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利潤是研發與再生產的基礎,企業發展必須有合理利潤,但國內企業正在依靠零利潤進行市場份額的擴張,這樣的微觀發展模式是非常可怕和致命的,會導致產業層面無法布局「中國製造2025冶戰略。即使企業無法達到利潤最大化,也必須引導企業重視合理利潤,因為合理利潤是企業進行創新研發和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是「中國製造2025冶戰略實施的微觀基礎和發展的必要條件。能夠持續成功的企業,必須在前一輪增長走向衰退之前即開始布局下一輪的增長基礎(包括產品、產業及其對應的資源與能力),以實現在長周期內的產融互動。
在美國製造業回歸和美元迴流的背景下,
「一帶一路冶戰略將資本引流至「西進冶方向配置金融資源。中國應吸取日本產業空心化的教訓,
在政策導向上,要對購買金融資產的企業進行引導和規范,不能只關注金融領域的資金流向,而忽視實體產業的投資需求(Arora&Vamvakidis,
2011)[15]。美國經濟復甦,美元進入升值周期,其背後的邏輯是科技的進步。例如,Facebook領投VR,Google研發人工智慧AI,頁岩氣革命等表現出的新能源亮點,都代表著未來的產業方向。正國為如此,美國才能夠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後率先完成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從長周期來看,中國經濟轉型和產業調整的方向是對的,也應該能夠完成我們自己的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
另外,從戰略規劃來看,「一帶一路冶倡議涉及的國家多達60個,人口規模達40億。在產業層面,對於經濟坐標居於主要位置的中亞與中東歐等國,中國在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布局時,要重視與這些國家在經濟上的互補性,在對其進行的產業轉移上要給予一定的支持和引導。這對於中國產能輸出和區域間產業梯度轉移具有重要作用。在企業層面,隨著大宗商品價格下跌,「中國製造2025冶遠景戰略將推動高端科技和裝備製造業的發展,中國企業海外並購的側重點會從農業和資源類產業轉向高科技
(四)搭建智庫平台與政府間的高效溝通機制
「一帶一路冶是中國面向國際社會提出的第
一個重要的國際經濟合作倡議。探索區域化和全球化發展的新模式,需要大量的研究工作服務於該倡議。國內大部分智庫的研究目標和工作導向是時下國內的熱點問題,而對國際問題缺乏關注,研究深度不夠,人才儲備和積累也不足,還沒有成為決策者不可或缺的助手和支持團隊。中國智庫迫切需要加快國際化步伐,培養出熟悉國際規則、具有戰略思維和國際視野的人才梯隊,在相關跨國合作研究工作中加強國際交流,打通與國際智庫的合作通道,並與「一帶一路冶沿線國家政府間建立高效的國際溝通機制,提升中國智庫的話語權和國際影響力(史育龍,2016)[17]。
以高校智庫平台建設為例,相較於政府智庫,
高校智庫有其獨特性和無法替代性,其定位是「人才培養、社會服務和科學研究冶。高校智庫與政府智庫在人才和人員的流動上實現常規化,深入微觀領域進行科學研究和調研分析;能夠與民間智庫在「一帶一路冶大背景下實現產學研良好互動,結合雙方的優勢攻關戰略研究和政策建議,既結合當前現實形勢又發揮高校智庫的多重優勢。這將是大學智庫未來發展的方向。高校智庫的研究工具多樣化,學術研究有歷史縱深感,戰略性和思想性更為前沿,但在實踐中這些特點並沒有很好地發揮出來。因而,中國應逐步建立高校智庫品牌,積極推動公共外交,加強與「一帶一路冶沿線其他國家智庫的交流與合作,推動「一帶一路冶沿線國家的產學研互動與產融互動。進一步改革中國高校智庫的評價機制,讓高校智庫能夠更多聚焦在社會服務和促進社會發展上,在戰略層面發揮自己更大的價值。在宏觀層面,高校智庫應進行戰略框架、實施路徑和貿易促進政策論證,探討多元產業格局的驅動模式和投融資機制設計。
(五)在政策層面推進全球治理體系的產業布局
「一帶一路冶倡議的提出,表明中國接受開放
治理,有意願廣泛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推動全球治理新規則制定。因而,在培育跨國企業方面,政府應該更大限度地給予企業各種國際性資源,倡導企業加強與中東歐和中亞等地區國家的合作與學習,完善對外投資的相關法律法規,加強外交政策的戰略規劃和協調,與「一帶一路冶沿線國家建立良好的風險共擔機制,進一步融入全球價值鏈。
政府應在裝備製造業領域加大投入,繼續對高鐵、電力、通信、工程機械、汽車和飛機製造以及電子裝配加工給予國家政策的引導和支持
。根據產業布局和「一帶一路冶沿線
東道國的特點,在政府層面明確提出支持鐵路、汽車、船舶、化工、冶金等優勢行業開展國際產能合作的具體指導意見。資本投入方向則應傾向於絲路基金、亞投行和金磚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為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提供國際金融支持和金融創新服務,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為海外並購項目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持和融資便利。
最終,在全球化進程中,一國只有能夠真正控制全球資源的流向和全球經濟產出的流向,參與產品標準的制定,掌握前沿的商業游戲規則,並以此為核心整合和配置全球資源,才是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真正地具有話語權。「一帶一路冶倡議本身是一個共建合作機制,也是一個多元的合作框架,從一定意義上來講是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一種必然選擇。如何運用自身經濟的硬實力
Ⅵ 什麼是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
全球治理理論是順應世界多極化趨勢而提出的旨在對全球政治事務進行共同管理的理論。該理論最初由社會黨國際前主席、國際發展委員會主席勃蘭特於1990年在德國提出。
全球治理的基本要素：
第一，在全球范圍內雖然缺乏某種中央權威，但仍存在能夠實施某些決定的機制，換言之，全球治理的實質是以全球治理機制為基礎，而不是以正式的政府權威為基礎。
第二，全球治理存在一個由不同層次的行為體和運動構成的復雜結構，強調行為者的多元化和多樣性。全球治理並不排斥國家政府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但它認為國家只是進行全球治理的眾多行為體的一部分，各種非國家行為體與國家政府協商合作，從地區到全球層次上解決共同的問題。
第三，全球治理的方式是參與、談判和協調，強調程序的基本原則與實質的基本原則同等重要，其關鍵詞是「項目規劃」、「夥伴關系」、「意見一致」。
第四，全球治理與全球秩序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全球秩序包含那些世界政治不同發展階段中的常規化安排，一些安排是基礎性的，而另一些則是程序化的。可以認為，全球治理就是全球秩序加上意向性。
Ⅶ 全球治理經歷了一個從西方治理到全球治理的過程,中國在其中發揮了什麼作用
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首要條件是其能否在全球治理的規則制定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西方國家依靠規則等手段治理世界，在國際規則制定方面的經驗值得借鑒。
中國是一個新興的發展中大國，制定國際規則的意志和能力不足，尚未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際規則制定者。 制定規則的意志取決於中國的對外政策目標，而制定規則的能力則是國家在對外關系領域中「軟實力」的主要組成部分。
若只是接受別人制定的游戲規則，必然無法在全球治理中發揮積極主動的作用，並通過更加合理的規則去約束他國。 西方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一直強調「基於規則」的多邊主義世界秩序。一些人更是樂此不疲地談論讓中國加入更多的國際規則，以便對中國進行約束。
(7)全球性問題的全球治理擴展閱讀：
中國的全球治理戰略應注重理論戰略優先。目前，關於全球治理的基本原理主要建立在西方理論基礎上，是西方中心主義的。
中國不是現存全球治理理論或全球性問題解決方案的主要來源國和生產國，在參與全球治理過程中，首先需要加強對全球治理理論的研究，對現有的西方全球治理理論提出質疑，並貢獻一些能在國際學術共同體中站得住腳的權威命題、概念和原理。
形成中國等「非西方」的全球治理理論是完全可能的，關鍵在於找到正確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西方的「權力決定地位」規則未必對我們不利：當前，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一地位遲早會在國際金融機構（IFIs）中有所體現。
同時，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還能與其他非西方大國一道，爭取實現真正的「全球治理民主化」。國際制度改革不能僅僅考慮「權力」和「爭權」，而必須考慮人口等其他因素，以使國際機構更加符合民主的本意，更具全球包容性和代表性。
中國曾經提倡的「國際關系民主化」與當前的「全球治理民主化」意義相近，但將「國際關系民主化」僅僅理解為落實各國主權平等的原則是不夠的，須按照全球治理的原則重新定義「國際關系民主化」。
根據民主的本意，「國際關系民主化」應指人口大國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更決定性的作用。
Ⅷ 談談你對全球治理內涵及變革原因的認識
全球治理是指在沒有強力中央權威干預的情況下，以得到認可的法則、規范和制度所形成的框架為基礎進行全球合作。
全球治理的基本特徵是：第一，在全球范圍內雖然缺乏某種中央權威，但仍存在能夠實施某些決定的機制，換言之，全球治理的實質是以全球治理機制為基礎，而不是以正式的政府權威為基礎。第二，全球治理存在一個由不同層次的行為體和運動構成的復雜結構，強調行為者的多元化和多樣性。
全球治理並不排斥國家政府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但它認為國家只是進行全球治理的眾多行為體的一部分，各種非國家行為體與國家政府協商合作，從地區到全球層次上解決共同的問題。第三，全球治理的方式是參與、談判和協調，強調程序的基本原則與實質的基本原則同等重要，其關鍵詞是「項目規劃」、「夥伴關系」、「意見一致」。第四，全球治理與全球秩序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全球秩序包含那些世界政治不同發展階段中的常規化安排，一些安排是基礎性的，而另一些則是程序化的。可以認為，全球治理就是全球秩序加上意向性。
Ⅸ 在全球性問題日益復雜凸顯的今天，全球治理中的中國方案有哪些
傳統政治經濟學著作解釋
1．經濟是指社會生產關系的總和。指人們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結成的，與一定的社會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或社會經濟制度，是政治、法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上層建築賴依建立起來的基礎；
2．經濟是指社會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包括物質資料的直接生產過程以及由它決定的交換、分配和消費過程。其內容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但主要是指生產力；
3．經濟是指一個國家國民經濟的總稱。包括一國全部物質資料生產部門及其活動和部分非物質資料生產部門及其活動。我們通常講不同國家的經濟狀況，就是從國民經濟的角度上講的(這一定義犯了邏輯錯誤，即循環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