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論主義理論後
A. 政治流派的體系主義理論
體系主義理論（又稱政治系統論）學派集中批判由威廉、鄧寧、喬治·薩拜因、查理·麥基爾韋恩為代表的政治學歷史主義，指責其放棄建立關於政治行為和政治制度運轉的系統理論的任務。他們認為，放棄現實的政治價值創造是有害的，這不利於探尋到把理論研究、問題選擇、結果的解釋包容進去的價值框架。而政治價值是多元化的。多元價值相互關聯則形成一個系統。這一學派把政治理論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政治事實，另一個方面是政治價值。必須把這兩個方面區別開來，而後再建構一個大的完整的政治理論體系。在所建構的大的完整的政治理論體系中，要有一個廣泛的理論綱領，以此綱領為指導，方可指導理論研究、問題選擇和結果檢驗。由此可見，他們所要建構的這個理論體系須是具有指導現實政治生活實際功能的。為強化這種實際功能，這一學派強調兩點：（1）這種體系要有一套運用的假設， 從若干假設出發，演繹出較狹義的論斷，再從這些較狹義的論斷中演繹出能夠由經驗證明的具體論斷，從而巾近現實政治並為現實政治服務。（2）這一理論體系決不可僵硬化，必須具有一定的彈性， 以反映並適應實際政治生活的變化。此一學派代表人物之一伊斯頓指出：政治學理論如果不能提供一系列判斷作為評價政策行為和政治制度的標準的話，這一理論就沒有價值。而他們的體系主義理論學派則是創制這些標準的，因而是有價值的。
B. 思想政治考研，統考中的思想政治理論和專業科目馬克思主義理論有一些什麼區別
1、統考中的思想政治理論和專業科目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區別是命題單位不同，試內題內容不同。
2、統考容中的思想政治理論包括：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形勢與政策以及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全國統一試題，具體內容查看大綱。
3、專業科目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招生單位命題，具體考試范圍和要求查看招生單位公布的大綱或者參考書目。
C. 政治學概念：理性選擇制度主義！！！！
作為新制度主義三大主要流派之一的理性選擇制度主義首先產生於美國國會研究，其原因是理性選擇理論在解釋政治現象時存在局限。理性選擇理論假設個人是完全理性的，在這種假設下，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為會導致難以形成一個穩定的多數，即阿羅不可能定律，但在現實之中卻存在一個穩定的多數，為了解釋這種理論與現實的矛盾，人們轉向了對制度的研究，從而形成了理性選擇制度主義這一流派，諾斯被視為理性選擇選擇制度主義的代表人物。
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在個人層面探討制度問題，以個人理性的假設為基礎通過演繹方法來研究制度的產生、變遷和影響的規律。它仍假定人是理性的，追求財富最大化，但這種追求是在不完全信息的情況下進行。
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認為，制度產生的前提是合作，但合作往往是難以進行的，「囚徒困境」就被用來描述合作的困難性，交易成本的出現是難以合作的結果，合作產生於危機情況如戰爭、自然災害和多輪博弈中，但危機情況和多輪博弈中產生的合作會遇到「搭便車」和欺騙的問題，這就需要加強監督，加強監督就會產生交易成本，為了降低交易成本制度就成為必需，制度的作用如溫加斯特（溫格斯坦）所說為行為者提供積極的激勵和消極的激勵，使行為者遵守制度，從而實現行為者的自我實施，進而實現制度的自我實施。
制度不是一成不變的。諾思認為制度變遷要本是「相對價格」的變化，相對價格的變化意味著人們收益的變化，當制度不再能保證人們的收益時，制度就可能被改變。諾思也指出從長期講，最大動因是學習，包括人和組織對新知識的學習、新經驗的嘗試，也包括蘊藏在文化中的累積經歷和經驗，即集體學習。這個學習、積累和嘗試的過程的人類不斷應對環境變化的過程，人們把對環境的認識制度化，指導特定環境下的行動，當環境變化時，人們對環境的認識就會變化，制度也就隨之變化。除了注意社會共享觀念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溫加斯特還提出「自我強化均衡」的概念來解釋制度變遷，並用理性選擇理論來分析非連續性政治制度變遷中的關節點問題，建立了一個「恐懼理性模型」。
在個人與制度關系問題上，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認為制度是人理性選擇的結果，制度不決定行為，個人在制度約束基礎上的理性選擇決定行為，制度為人與人的戰略互動提供了重要的限制環境。
D. :o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 與政治學理論 屬於法學
如果樓主來考研的目的源就是為了考公務員的話,那我勸樓主別考政治學類的。因為黨政機關並不需要這個專業的。黨政機關對財會,法律,經濟類的專業需求比較大。特別是像黨史,馬克思主義理論這類的專業,如果不是想以學術為業的話,最好別考,因為就業很難。
E. 作為政治理論自由主義強調個人自由永遠目的什麼始終是手段
作為政治理論，自·由·主·義強調個人自由永遠是目的、【國家權威】始終內是手段。
自·由·主·義是容一種意識形態、哲學，以自由作為主要政治價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其特色為追求發展、相信人類善良本性、以及擁護個人自治權，此外亦主張放寬及免除專制政權對個人的控制。更廣泛的，自由主義追求保護個人思想自由的社會、以法律限制政府對權力的運用、保障自由貿易的觀念、支持私人企業的市場經濟、透明的政治體制以保障每一個公民的權利。
F. 會專復試思想政治理論都考哪些科目
1.考研政治思想政治理論考試是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招收碩士研究生而設置的具有選拔性質的全國統一入學考試，其目的是科學、公平、有效地測試考生掌握大學本科階段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基本知識、基本理論，以及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評價的標準是高等學校本科畢業生能達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保證被錄取者具有基本的思想政治理論素質，並有利於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專業上擇優選拔。
2.考試內容：
第一部分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
緒論 馬克思主義是關於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的科學
第一章 世界的物質性及其發展規律
第二章 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
第三章 人類社會及其發展規律
第四章 資本主義的形成及其本質
第五章 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
第六章 社會主義社會及其發展
第七章 共產主義是人類最崇高的社會理想
第二部分 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
第一章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和理論成果
第二章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精髓
第三章 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
第四章 社會主義改造理論
第五章 社會主義的本質和根本任務
第六章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
第七章 社會主義改革和對外開放
第八章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
第九章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
第十章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第十一章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第十二章 祖國完全統一的構想
第十三章 國際戰略和外交政策
第十四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依靠力量
第十五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
第三部分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
第一章 反對外國侵略的戰爭
第二章 對國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第三章 辛亥革命與君主專制制度的終結
第四章 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第五章 中國革命的新道路
第六章 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
第七章 為新中國而奮斗
第八章 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中國的確立
第九章 社會主義建設在探索中曲折發展
第十章 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新時期
第四部分 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
第一章 追求遠大理想堅定崇高信念
第二章 繼承愛國傳統弘揚民族精神
第三章 領悟人生真諦創造人生價值
第四章 加強道德修養錘煉道德品質
第五章 遵守社會公德維護公共秩序
第六章 培育職業精神樹立家庭美德
第七章 增強法律意識弘揚法治精神
第八章 了解法律制度自覺遵守法律
第五部分 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
G. 行為主義時期政治學研究方法的特點
行為主義的產生和發展。20世紀30年代後，在美國率先興起、形成一種與當代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理論、方法論和技術手段等有密切關聯的政治學：行為主義政治學。其主旨在於取代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政治學研究方法。它對當代西方政治學有重要的影響。
當代西方政治學者面臨著當代西方世界特有的各種危機，如帝國主義戰爭、聲勢浩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不少人無法解決和解釋這些危機，因而把這些矛盾的產生歸結於「意識形態的斗爭」，試圖建立一門「精確的」政治科學來排斥他們所斥責的「意識形態」的作用，為擺脫矛盾提供方策。行為主義便是在這個歷史前提下應運而生的。
政治行為主義首先是一種與傳統政治學迥然不同的政治觀。行為學派斷定，古典政治學理論的方法（如歷史方法、法律方法和機構方法）帶有道德和哲學色彩。政治學要成為一門「科學」，須拋棄這種方法，對政治現象做「系統的、經驗的和因果的解釋」，以便使政治學能夠成為一門「經驗科學」。美國行為主義政治學者Robert Dahl認為，行為主義是對傳統政治學極為不滿的一場反抗運動。
達爾在談到行為主義時確認：「政治學中的行為主義與人的實際行為，以及他們賦予他們行為的意義有關。行為主義根據觀察到和可觀察的行為來謀求解釋政治現象。」從對國家的研究轉向對社會的研究，使政治學變成一種「非政治性的科學」，不把國家及其體制視為政治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就是行為主義運動的主要結果。哈羅德·D·拉斯韋爾認為，政治學應研究政治中的影響因素和被施加影響者，戴維·杜魯門斷定，政治學應研究利益集團的政治和調節利益集團之間利益沖突的過程；戴維·伊斯頓宣布政治學應研究「存在於任何社會當中的相互作用的系統」和「社會財富的權威性分配」。E·C·班費爾德（E·C·Banfield）聲稱政治學應研究解決或討論問題的一般活動，如談判、辯論、討論、力量的運用和說服等。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政治行為主義已成為美國政治學領城內佔主導地位的學術思潮和方法論，並逐步得到其他國家政治學界的重視、研究或採納。這股學術思潮主要借用現代社會學、心理學、文化人類學等門類的行為科學的理論成果，吸取統計學和計算機等先進的數量分析和信息技術手段。圍繞國家的權力和權威決策這個核心內容，觀察總結廣泛的政治現象，產生了從宏觀到微觀不同層次的一系列理論或分析模式，匯集成一股從觀點、內容到方法等方面迥然不同於傳統政治思想和思辨的政治哲學的新型政治科學。縱觀70餘年的歷史跨度，政治行為主義是我們了解現代西方政治學的重要內容。
政治行為主義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從20世紀初到50年代是形成時期。這期間，一些政治學者開始撰文著書，批評和譴責傳統政治學的形式——法律的研究方法，主張用新的手段和方法開展政治學研究。如英國政治學者卡拉漢·華萊士發表了《政治學中的人性》，美國政治學者阿諸爾·F·本特利寫下了《政府過程》、查理·E·梅里安出版了《政治學的新方面》、哈羅德·D·拉斯韋爾也完成了不少著作。這些人在構成行為學派的理論框架和原則以後，也就成為行為學派的奠基人。他們呼籲注重研究人的政治行為，研究人性；斷定只有人才能成為政治研究的可靠依據，並主張把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知識和技術嫁接到政治學研究上來，強調應利用科學的方法對政治程序進行詳細調查和微觀研究。
大約從19C末到20C30年代，可以看作政治行為主義在美國逐漸醞釀形成的時期。 在美國，政治學作為獨立學科，誕生於19C後半期。這段時間政治學研究對象主要有兩個：（1）政治制度史，研究政治機構的來源及其發展歷史；（2）與政治制度有關的法律體系，研究憲法和有關法典如何規定政府機構的職能以及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權力關系。
隨著20C初葉世界政治形勢的風雲變幻和西方社會結構的改變，這種以政治制度和法律體系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傳統方法逐漸受到政治學者們的批評。他們對前人樹立的刻板的歷史敘述、邏輯推理及其它規范程式表示強烈不滿。他們轉而尋找新的理論和方法。
政治行為主義的產生與以下幾個重要社會條件分不開。首先是當時歐洲各類社會科學的影響。從19世紀後半葉以來，美國政治學界就一直受到托克維利等歐洲學者的強烈影響。得自歐洲一些著名大學的教學方法的啟發，許多美國學者開始倡導政治學的科學性。20C30年代，大批歐洲學者為逃避法西斯主義的迫害，從大西洋彼岸到了美國，又為學術界帶來了一系列新的理論和方法。他們當中有些人後來在美國政治學界占據了重要位置。
這一大批歐洲或歐洲式的社會科學家強調：政治學必須藉助於社會學和心理學理論，才能更好地理解政治現象。他們帶來的新的科學分類思想對美國政治學界的影響難以估價。弗利德里希和帕森斯介紹來馬克思、杜爾克海姆、弗洛伊德、韋伯、帕雷托、莫斯卡、米切爾斯的學說，推動了後來政治行為主義的誕生和發展。
心理學研究成果對政治行為主義的啟迪和影響。巴甫洛夫（Pavrov）、約翰·華生（John Waston）和B·F·斯金納（B·F·Skinner）等心理學家創立的「行為心理學」，注重運用刺激——反應模式解釋人類行為，強調研究可觀察的刺激因素，這些思想對政治學行為研究有觸類旁通的效果。因此，政治學中的行為主義可以說是當時各門科學（首先在心理學）中發生的行為科學的一個邊緣產物。
其次，是國際和國內的現實需要驅動美國的政治學學者更加重視並直接接觸普遍的政治活動和政治現象。二戰當中，一大批政治學家走出校園和研究機構，親自處理聯邦政府或地方的日常政治事物和管理工作。通過切身的經驗，他們察覺到傳統理論與實際問題之間的巨大差距，看到研究工作存在著嚴重缺欠，舊有的學園式結論不可能預測未來的政治局勢。這些迫使他們在方法論上檢討自己。在這股日趨壯大的學術思潮帶動下，一些影響力頗大的政治學家已開始在自己的著作中主張：政治研究要關心現實。打破過去那種以圖書館為基地的研究方式；研究面向人們的政治行為，特別要重視各種政治活動中的個人行為；運用實地調查和統計分析的方法，努力對人們的政治抉擇作出預測並給以檢驗。
與此同時，美國各種社會勢力也出於長遠或近期的考慮，大力資助政治學團體的研究活動，因為搜集和分析大量實際資料要比局限於圖書館當中作研究所需的費用大得多。大基金會通過資助某些中意的研究項目，制約了學者們的注意力和思想傾向。二戰後，各基金會進一步重視資助諸如選舉等短期行為科學研究項目及一些跨學科研究。
最後，應該看到，行為主義之所以產生，是和美國注重實用傳統及現代西方哲學的影響密切相聯的。20世紀初葉，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方法論就啟發過許多政治學家。在現代哲學中值得特別提出的有邏輯實證主義。其代表維也納學派主張：一切理論都要有經驗上的根據，
由直接或間接的驗證預以證實或推翻；理論必須出於徹底的科學態度，並且有賴於多學科的合作；哲學的任務是以語言分析為主要方法，達到對知識和科學的解析等。在傳統和思潮的推動下，美國政治學界逐漸形成一股佔主流位置的觀點：科學的實質在於收集客觀資料，收集政治生活的無情事實。這一觀點直接針對19C以往的推理方法，就是說學術界認識到，要解決迫切的社會問題，光靠對法律權利與義務作歷史的、邏輯的分析是不行的，社會知識的可靠性在於事實。這樣，重事實而不重目標。重現狀研究而不重方向研究，成了普遍傾向。美國政治學會1903年成立，早期的幾位會長都是主張政治學科學化的學者。20C20年代初，美國幾次全國政治學會議的基本思想就是強調利用新技術收集新情況、新資料，而不注重理論的作用。學術界認為，事實會自己說話。
政治行為主義的形成，包含幾代學者的持續努力。在美國，對傳統的制度研究加以批評的學者，首推以研究方法論著稱的社會科學家阿瑟·F·本特利。他早在《政府過程》（1908）中就抨擊當時的政治學是一門僵死的學問，只對政府脯機構的最表面特徵作形式上的研究。他主張必須進行徹底的改造，才能使政治學變為名符其實的科學。英國學者G·華萊土在1908年出版的《政治中的人性》中，也把政治動機看作理解政治生活具有決定意義的新領域，主張採用心理學與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政治。J·布魯斯說過：「所需要的只是：事實、事實、事實。」這句話典型地代表了那個時代政治學者最重視的東西。布魯斯還贊揚科學及其嚴謹性，這反映了當時美國知識界反對墨守傳統的共同態度。
繼本特利之後，對推動政治行為主義形成起作用最大的，是查爾斯·E·梅里安和他帶動下的「芝加哥學派」。梅里安在1921年發表論文《政治學研究之現狀》，正式提出廣泛應用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地理、人種學、生物學、統計學的技術和成果改造政治學研究狀況。美國學者一般都把這一年看作科學化運動開始的時間標志。1925年梅里安出版《政治學的新方面》可以看作是對學院式政治學的批評和發展政治行為研究的日程表。梅里安首先提出「新政治科學」這個名詞。他主張，政治學必須應用科學方法研究政治過程，把政治行為作為調查研究的基本對象之一，重視在政治分析中理論與經驗研究必然形成的互相依存的關系。梅里安在20年代擔任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系主任，以後一、二十年當中，該系培養了一批研究生，他們成了後來聞名全美的政治學家，其中成就最突出的就有早期的H·F戈斯耐爾、H·D·拉斯韋爾和30年代以來的第二代傳人凱伊、特魯曼、西蒙、阿爾蒙德等。伊斯頓在40年代後期起到該系執教。本特利和亨廷頓也曾就學於這所著名學府。人才匯聚，使這里儼然成為美國政治行為主義研究的中心。在這種科學化思維萬式指導下，談學派的學者們都是面向實地工作，用以彌補以往研究資料的匱乏，並積極借用其它社會科學和統計學的理論及手段，正式把行為主義引進政治研究，帶動了行為行為主義革命的興起。
總的來看。從20年代初直至二戰之前，形成之中的行為主義在方法論上強調的重點是不斷發現事實和採用科學方法。伊斯頓回顧這段歷史時說過：一場高度求實的時代開始了，事實成了人們共同接受的准則，成了普遍流行的科學意識的一部分。從具體的研究對象上看。當時的重點已經由政治制度轉向政治過程。與過程相關，當時初步形成了幾個重要的政治理論，比如團體論，研究參與政治過程的各種社會團體以及這些團體在制定或執行政策當中扮演的角色。團體可以包括利益集團或壓力集團等有組織的團體，也包括諸如社會階級以及區域性、宗教性、種族性等非組織的社會力量。同時也重視研究權力概念。比如G·E·G·卡特林認為，政治學研究對象是權力，政治舞台是權力市場（《科學與政治學方法》，1927）。拉斯韋爾提出，政治學研究影響力和有影響力的人：影響力根據服從、安全和收入而定，有影響力的人的特徵是階級、技術、人格和具體物質等。這幾個內容特徵和50至60年代成熟時期的研究重心還是有所不同的。
當時處於這場學術運動中的先驅人物，還有W·李卜曼（《公共輿論》，1922）、C·A·比爾德（《美國憲法的經濟觀》，1913）、S·賴斯（《數量分析與政治學》，1938）、 W·B·莫若等人。他們都倡導用科學方法探討與研究政治現象，發現政治行為的基本規律。
第二階段為鼎盛階段，始於二戰後至60年代末。這時美國涌現出一大批批行為主義學派的政治學者，如瓦爾迪姆·O·凱（Valdimar·O·Key）、戴維·杜魯門、赫伯特·西蒙、羅伯特·達爾、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戴維·伊斯頓、卡爾·W·多伊奇（Karl W·Deutsch）、德懷特·沃爾多 (Dwight Waldo)等人，他們紛紛著書立說，把行為主義普遍運用於政策制定，壓力團體、政治過程、社會沖突、選舉行為、國際關系、政治體制和權力等各個領域。在這個時期，出現了許多「經典」的行為主義政治學著作，如V·O·凱的《美國各州及南部政治》（1949）、西蒙·史密斯和湯普遜的《公共行政》（1950）、拉斯韋爾和卡普蘭的《權力與社會》（1950）、杜魯門的《政府過程》（1951）、伊斯頓的《政治系統》（1953）。
政治行為主義從產生進入到發展的高峰期，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這個趨勢反映了廣大學者們一個日益自覺的意識：日常研究中面臨的各種問題迫使政治學必須在理論和方法上同傳統決裂。在美國「社會科學研究協會」的積極贊助下，一些政治學家團體積極從事行為研究。比如，在50至60年代，政治行為學會和比較政治學會就支持並且協助各種行為研究活動。1956年，在「美國政治科學協會」的年會上，提出的任務之一就是開辟一系列專門途徑，以有益於這項研究開展。在教育界，從50年代開始，幾乎所有重要大學都設立了這個學科的教授職稱。一些學校開設了以政治行為為專業方向的博土生培養計劃。政治科學系也竟相建立。出版界也有了變化，到60年代初，政治行為主義已經在專業雜志上成了多數論文的理論依據。
在30年代問世之時，政治行為主義還被學術界許多人看成是少數人持有的偏激理論。但到了50年代，主張行為主義的學者大多成了美國政治學界的權威人物。這個轉變的生動標志：在整個30至40年代，美國政治學協會主席中沒有一個人鮮明贊同行為主義，但從1950年後，拉斯韋爾等著名學者先後擔任了該協會的領導職務。可以說。從50年代開始，行為主義的觀點已經遍及當時政治研究的廣大領域。和20、30年代相比，行為研究的對象更側重於人們的心理活動。伊斯頓認為，早期的團體論和權力論考察各種社會群體如何相互作用，從而影響政治制度的權力分配和決策內容的過程，實質上還是以政治制度為核心，積累的只是形勢資料。它仍然忽略了參與政治的個人的人格、動機、情緒等心理因素，忽略了行為資料的積累。行為主義應該以行為資料和形勢資料並重。這個批評比較中肯。比如行為研究方法的首創人本特利就否認人的個性在政治研究中的作用，認為個性無法把握；唯一可以研究的是政治過程，而人們能觀察到政治過程只是團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所以政治就是團體的行為。在成熟時潮，行為主義突破了這個界限。可以說，在50年代，行為主義的理論認識和研究方法進一步深化、成熟了。
作為一門成熟的獨立學科，政治行為主義逐漸建立了不同於鄰近學科的研究對象、觀點、術語和方法。以行為主義這個詞為例。伊斯頓曾明確指出，政治行為主義（Behavioralism）這個詞和心理學的行為主義（Behaviorism）的含意不一樣，它反映了學術上的重大差異。如，心理學的工具是人的感覺器官或機械儀器，它的研究對象只是人體在外界刺激之後產生的可視察的行為，而不過問人的目的、企圖、動機、慾望、情緒、感覺等精神內部的變化。反之政治行為主義關心人們的政治態度和行為規律，總是努力預知人們頭腦中有什麼想法。它把團體和個人，把「刺激——組織——反應」的心理過程和制度——個人的關系都列入研究范圍。所以政治行為主義的觀察領域要比心理學的行為主義寬廣得多。
經過同代學者共同探索和重復使用，行為主義政治學已有了學科內公認的方法論原則：第一，政治分析以個人或團體為基本單位，而不是以政治制度為觀察的焦點。第二，搜集並整理事實資料，反對抽象空洞的哲學推理。第三，研究應區分價值問題和事實問題，以確保分析和結論的客觀與精確。第四，針對特定范圍的對象，建立相應的指導性理論；理論與資料互相補充、互相促進。第五，承認社會科學的各門學科之間存在著一致性；吸取和借用其它學科的成果。第六，使政治學具有科學的精確性和嚴謹性，發揮理論的解釋和預測功能。
行為主義革命也波及到美國以外的一些國家，特別是英國、德國、日本和印度等國。許多研究機構從事行為研究或准行為研究，如在英國和挪威研究選舉行為，在法國研究公眾輿論、政黨選舉行為和壓力集團，在義大利分析議會活動，在西德建立經驗政治科學。60年代，行為主義滲透到比較政治之中。美國、歐洲和亞洲的學者合作日益密切，開始沖破了以往研究中狹隘的區域意識。
最後應該看到，有些美國學者一直認為：即使在這種學術思潮的波及影響之下，也很難把那些學者明確看作是行為主義的堅決信奉者。直至二戰之後，明確表示採納行為主義的學者並不多見，完全受嚴格的行為研究技術約束的人也很少。准確地說，多數美國學者對傳統方法和行為研究方法的態度是混合採納，只是偏向於行為主義方法。他們相信：行為主義並不把拒絕歷史知識，因為後者是對當代政治行為觀察必不可少的補充。行為主義也不能完全割斷與傳統的聯系，因為現有學科的任何新發展都必然以過去的成就為基礎。與此同時，當代在美國仍有相當數量的學者乾脆完全堅持傳統的研究方法，仍然著重探討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政治史的有關問題。然而不容懷疑的是，自20C中葉以來，行為主義政治學一直是美國政治研究的主流。它體現了當代西方政治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向。
第三階段從20世紀70年代初至今，稱為後行為主義階段。它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理性選擇理論的盛行。理性選擇理論意味著政治學從與社會學結合過渡到與經濟學結合。它接受了經濟學對人的傳統看法，認為人運用自己的理性來最大限度地利用生存環境。這個命題本身就包括了與行為主義的規定相背的內涵。
生物政治學（Biopolitics）是面臨危機的行為學派尋找到的一個最新出口。行為學派一般確認政治學要成為一門科學的話，其性質接近於生物學，而遠於數學、力學、化學和物理學。因此，生物政治學可以說是行為主義主張的一種徹底的表現形式，是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政治學界的口號。生物政治學嫌行為主義對人的注重還不夠。它提出要擺脫危機，必須注重人類政治行為的生物學特徵，主張把生物學的信息注入對人類政治行為的研究中去，使政治學更加「行為主義化」。在行為主義關於人的觀念基礎上，生物政治學認為人是一個生物學上的復雜造物，必須採用人種學、心理生理、生物化學，神經解剖學、心理葯理學、心理病理學、營養學等學科手段，從揭示人類生命本質理解人的政治行為，著手改造政治學。
總之，在行為主義前景暗淡的這個時期，不少的政治學者開始批評行為主義的弊病，提出新的理論和主張，試圖修補行為主義理論上的破罅，使其繼續發展。
政治行為主義的研究方法。伊斯頓說過，政治科學之所以成為一門具有本身系統的理論結構的綜合學科，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這門學科從根本上容納、綜合了各種科學的方法。這句話突出了方法論在政治行為主義中起著研究基礎和整體貫穿的作用。
行為主義作為風行一時的一種政治學流派，其根本特徵在於注重研究社會政治生活的過程，而不是象傳統政治學那樣注重探討事物的本質。出於這種政治觀，行為學派在進行政治研究時。排除了對國家制度、國家起源、政治權力性質的研究。在他們眼中，國家制度只是一種既存的事物，本身沒有指示政治的真實內容。政治的真實內容應當是政治體系內部的活動和圍繞制度展開的行為。如果要理解一個政治組織的作用，關鍵不在於法律規定這個組織中的成員享有什麼權力和責任，而在於他們的行為。譬如說，確定一個社會的性質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在他們看來就是沒有必要的，他們認為制度並不能表示政治的實質。
這種政治觀避而不談階級社會中政治最根本的特徵，實質上掩飾了國家政治過程的根本屬性。行為學派是想迴避政治的這一基本方面，他們斷言，國家機器已經成為中性的、為全體民眾謀利益的公共權力，因而對它的性質不必加以研究。這就有意無意地繞開了政治制度的性質這個要害問題。
行為學派一方面厭棄對國家和政治制度性質的宏觀研窮，另一方面又把對「客觀事實」的研究局限於人的行為之上。他們認為人類的行為是在人們認識之外的一種事實，「我們不自命知道人的起源和命數，但認為理解人的唯一途徑是觀察人，並且記錄下他在審判室和立法機關中，在議員競選演說講壇上所做的一切。一旦有了足夠的記錄，我們就能預料不久之後他在已被認知的刺激的作用下將如何作為。」行為主義的一個重要命題是「規則性」（Regularities）。所謂「規則性」是在一種抽象的人的觀念的基礎上確認，人類的政治行為具有某種可辨別的「均一性」（Uniformities）。在日常生活中，人受到不同因素的驅使，行為缺乏「均一性」，但是在一定情況下，人類總以或多或少有點相似的方式活動著。這樣，政治學者就可以研究政治行為的「規則性」以及與其有關的各種變數；就可以用一種嚴格的方法提供純描述性的材料。
由於行為主義強調「事實」，因而就突出觀察、核實和現代經驗科學的方法，強調使概念具備操作的意義。行為主義方法論的主要特點在其所謂的「純科學」方法和「系統」方法。前美國政治學學會主席戴維·伊斯頓把行為主義方法論歸納為八項設想目標：規則性(Regularites)、驗證（Verifications）、技術(Techniques)、數量確定 (Quantification)、價值 (Values)、系統化 (Systematisation)、純科學 (Pure Science)和一體化（Integration）。政治行為主義方法論的最基本的特徵，就是它的科學主義，即重視模仿自然科學的嚴密性和精確性，積極採用當代科學技術的概念和手段，在研究事實的基礎上，發現人的政治行為規律，逐步形成經驗理論，並且給予普遍的驗證，以期政治學的科學化。行為主義同樣重視發現社會科學的各門學科之間的聯系和交叉，大量吸收借用政治學所需要的一系列概念、術語和基礎理論。在這個意義上，行為主義政治學體現了當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逐漸交融匯合的學術大趨勢。就兩者關系而言，如果說自然科學為政治科學這個大系統更多地提供了結構和工具，那麼其它各門社會科學就是更多地提供了內容和材料。行為主義的研究方法具體說來，可以歸納為如下三個主要方面：
採用現代各種科學技術手段，研究客觀、動態的政治行為。行為主義方法論的首要原則是通過實地調查積累起來的精確事實來形成並驗證理論。研究首先要面對客觀事實。行為主義的醞釀產生，就在於研究人員已經不滿足於傳統政治學採用歷史的、哲學的和其它一般敘述方法。卡特林主張，政治學研究不要同玄奧的抽象觀念，而要同感覺到的經驗對象相聯系，即注意實際活動，避兔所謂的超政治學。理論只有依據對政治事件進行比較密切、直接以及受到比較嚴格控制的觀察，加以檢驗之後，才能成立。 這樣，政治過程和參與活動的各種團體最先取代政治組織和政治機構，成了研究的主要對象。到50年代，心理學方法更廣泛地應用於政治研究，目的還是對經驗的政治行為作更為深入的了解。當然行為研究並不是拋棄歷史資料，不去研究法律和制度，但他們認為政治行為才是政治學的真正要素，法律畢竟是由人去制定、遵守或違犯，而政治制度不過就是行為模式的組合。
行為主義重視採用各種技術手段搜集和處理研究資料。學者們公認，特定時期內方法論的深度和技術技巧的靈活情況必然會促進行為研究的進展。自行為主義形成以來，為搜集事實所作的社會調查在形式上已經大為豐富多樣，如實地調查、信函問詢、資料卡數據分理、受控實地試驗、抽樣問答等等，這些為政治分析和建立理論提供了所需的資料條件。
經過對經驗事實的分析、概括，得出某種理論、規律或假設，必須能夠採用既是普遍適用，又是科學嚴謹的方法加以檢驗或證實，對結論作出明白無誤而不是模稜兩可的是非判斷。當代許多政治分析的手段是各種社會科學學科或綜合性學科相互通用的。為了解決研究設計、可靠性資料匯集、測量工具、證實標准以及其它各種特殊的科學程序方面，行為分析採用其它學科中的技術手段，如參與觀察、內容和群組分析、量圖和因素分析、心理測定和精神程序、試驗室和實地試驗、多元分析和計算機程序等方法。由於應用這些方法和技術，不僅使研究結果易驗證，使人信服，而且極大地拓展了政治調查的領域，系統理論的范圍也大大豐富了。
在技術手段當中，又以定量化方法為最常用最重要的手段。從60年代開始。美國政治學界開始普遍使用定量分析。60年代中期以後，計算機開始廣泛應用於社會科學領城，使得資料統計分析更為迅速和精確。用數字來測度群眾的政治態度，特別是對總統選舉中的選民態度進行研究，已經是當今美國政治生活和政治學界的熱門課題。另外對立法者的動機、行政官員的感情、人的政治化過程和沖突理論等方面的研究，更使這個方法成為政治學者不可或缺的技術手段。
發揮理論的預測功能也是科學化的目標之一。藉助於客觀的資料和科學的分析手段，學者們試圖發現政治現象的規律，從而預見未來的事態發展趨勢。行為主義相信，通過調查和分析，人們可能用類似自然科學那樣嚴密的方法發現人們行為的規律，因為人和各種事物一樣，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自然科學的某些技術方法、技術原理、邏輯方法和自然哲學同樣可以用來研究人們的行為。當然，政治學要發展自己的一套科學原理，用以解決復雜多變的社會問題。但只要有了適當的分析手段，就可以簡化復雜問題，發現政治行為的規律，幫助人們作出預測。
以統計學的應用為例。在美國，經過幾十年的積累，政治學已掌握了大量的統計資料，有了自己的資料檔案。經過對這些資料的整理、分析、加工、分類、存貯，原始資料成為規范化和系統化的信息知識，方便了後來人們的利用。美國學者認為，統計學在當代政治學領域的用途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實用性，如把統計方法運用於各種社會抽樣調查和
H. 如何理解「自由主義理論的出發點是個人主義」
【自由主義理論的出發點是個人主義】新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形成了當代西方政治哲學兩足鼎立的局面。有人說，70年代政治哲學的主要話題是新自由主義者的社會正義，80年代政治哲學的主要話題則是社群主義者的社群。我們說，在90年代社會正義和社群兩者同樣成為政治哲學的主要話題。社群主義無論在方法論上還是在規范理論上都與自由主義形成了明顯的對照。從方法論上說，自由主義的出發點是個人，而社群主義的出發點則是社群；從價值觀方面看，自由主義強調個人的權利，而社群主義則強調公共的利益。對於自由主義國內學術界已多有介紹，而對於社群主義則近於無人問津。本文在簡要介紹自由主義社群主義之爭與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流變之後，將著重考察社群主義的方法論和價值觀，最後略加分析它在學術上和實際上所產生的影響。
一、從正義到社群：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流變
1971年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發表了其傳世之作《正義論》。這一著作的發表同時在哲學、倫理學和政治學等領域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在政治學領域，它被公認為是戰後政治哲學最重要的文獻，被看作是政治哲學在經受政治行為主義沖擊後再度復興的重要標志之一。羅爾斯放棄了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功利主義傳統，而立足於契約論和康德的自由主義哲學。此外，羅爾斯的理論超越了政治服從與國家的問題，提出了分配公正及福利國家的問題，並從個人主義的角度對權利問題進行了重新思考。
羅爾斯在其《正義論》中提出了兩大原則，一是作為公平的正義原則（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as fairness），二是差異原則（the difference principle）。前者強調所有人在「原初狀態」（the original position)中都是「自由而平等的道德人」，他們在「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限制下,選擇一套用以規范社會的正義原則。後者強調的是，只允許存在有利於社會中獲得利益最少的那部分成員的社會的與經濟的不平等。從政治哲學的角度看，以羅爾斯為代表的這種新自由主義的核心觀點是，必須給正義、公平和個人權利以優先的地位。一個公正的社會不是努力促進任何其他的特定目的，而是在不與他人的自由相沖突的條件下使其公民追逐其自己的目的。換言之，新自由主義認為，使一個公正的社會公正的東西不是它所要達到的目的，而恰恰是它預先在各種對立的目的之間進行選擇的取捨權。在其憲法和法律中，這個公正的社會努力提供一種框架，公民在這種框架中追逐其自己的價值與目標，而不與他人的自由相沖突。
在整個70年代，以羅爾斯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或新康德主義在政治哲學領域中一直占據著無可動搖的主導地位。但是到80年代後，這種主導地位開始受到了強有力的挑戰。羅爾斯的新康德主義政治理論產生後不久，便遭到了來自兩個方面的反駁。第一種反擊來自其攻擊的主要對象功利主義哲學家，另一種反擊來自同屬自由主義傳統的平等主義的自由主義者（egaritarian liberal)和絕對自由主義者（liberatarian)。到了80年代初，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各種對羅爾斯等人的新康德主義理論的挑戰開始以秉承功利主義傳統的學者為核心形成一種新的思潮，這種新的思潮就是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社群主義從方法論和規范理論兩個方面對新自由主義發起了全面的反攻，成為唯一足以與羅爾斯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相抗衡的政治哲學流派。
在方法論上，社群主義者認為，個人主義關於理性的個人可以自由地選擇的前提，是錯誤的或虛假的，理解人類行為的唯一正確方式是把個人放到其社會的、文化的和歷史的背景中去考察。換言之，分析個人首先必須分析其所在的社群和社群關系。在規范理論方面，社群主義者斷定，作為公平的正義不可能對善具有優先性，反之，我們對善的感知（our conception of the good)應當具有絕對的優先性。社群既是一種善，也是一種必需，人們應當努力追求而不應當放棄。正義優先的原則要求權利優先的政治學，而善優先的原則要求公益優先的政治學。因此，用公益政治學替代權利政治學，便成為社群主義的實質性主張。
「社群」（Community)一詞在政治哲學中早就出現。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經西塞羅、奧古斯汀、阿奎那、愛德蒙·伯克，一直到約翰·密爾、黑格爾和杜威，社群及社群關系概念的內涵和意義雖然歷經變化，但其重要性卻一直為歷代政治思想家們所重視。「社群」與「個人」（Indivial)一道構成了政治哲學中的兩極，強調社群的觀點常常與功利主義和保守主義等相聯系，而強調個人的觀點則往往與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相聯系，這兩派觀點之間的爭論是政治思想史的主要內容之一。因此，從社群的角度對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的批判，並不是80年代的社群主義者的獨創。然而，與以前的社群論者對自由主義的批評極為不同，80年代的社群主義在批評新自由主義的過程中，發展起了一套較為完整的理論，形成了一些鮮明的特點。
阿米·古特曼（Amy Gutmann）曾以60年代帶有社群觀點的自由主義的批評者與80年代的社群主義者為例，來說明兩者區別之一斑。首先，兩者的理論來源不同。前者前一次批判受到馬克思的啟發，而現在的批判則受到亞里士多德和黑格爾的激勵。亞里士多德主義關於正義植根於「一個社群，其基本紐帶是對人類的善和社群的善的共同認知」的思想既體現在阿拉斯達爾·麥金太對羅爾斯和諾齊克的批評中，也體現在查理斯·泰勒攻擊原子主義的自由主義者(atomistic )「試圖捍衛……個人及個人權利對社會的優先性」之中。黑格爾關於人由歷史條件決定的觀念使羅伯托·昂格（Roberto Unger）和邁克·桑德爾拒絕自由主義關於人是自由的和理性的觀點。其次，80年代的社群主義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保守性。60年代的批評者認為財產集體所有制和平等政治權力是良好社會的基本表徵，而新的批評者則把良好社會看作是有悠久的傳統和根深蒂固的認同。對老的批評者來說，婦女在家庭中的作用是其社會與經濟受壓迫的表徵；而對於桑德爾來說，家庭是社群的典型和善高於正義的明證。對於老的批評者而言，愛國主義是一種非理性的情感；而對於麥金太來說，特殊主義者對愛國主義的要求與普遍主義者對正義的要求一樣是理性的。老的批評者傾向於在非壓制的名義下捍衛對多數派道德的偏離；而新的批評者則傾向於捍衛地方的多數派在保存其社群的生活方式和價值的名義下禁止冒犯性的行為。最後，兩種批判的主題也不同。60年代的批評者更多的關注自由主義的結論而不是其哲學基礎，80年代的社群主義者則涉及到了更深刻的和更形而上學的理論前提。
在面臨社群主義者的攻擊之後，個人主義者很快便作出了反應，象羅爾斯和德沃金這些新自由主義的大將也親自披掛上陣，分別從方法論和價值觀兩方面進行了全面反擊。在這種反擊中，新自由主義者在指出社群主義理論的某些弱點，捍衛自己立場的同時，也不得不修正了自己的若干論點，從而進一步推進了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發展。
例如，德沃金在接受社群主義者對個人主義的某些批評方面就邁出了很大的一步。雖然他仍反對一般地把社群當作是一種必需，但他承認從下述意義上說它是一種需要：「人們需要社群，以便自我認同和確認其自己的生命只是整個社群生活價值的一種反應，並且來源於後者」。又如，羅爾斯在1993年出版了一本新著《政治自由主義》，此書基本上是對其過去10年中發表的8篇主要論文修訂後的匯編。在該書的序言中，他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該書與1971年出版的《正義論》有什麼區別？他自己答道，盡管兩書的理論框架大體一致，但新著對前著有一個重大的修正：在《正義論》中，他沒有將「政治性的正義觀」l conception of justice）與「綜合性的理念」（comprehensive doctrine）作出區分，而認為「秩序良好的社會」（well-ordered society）的一個基本特徵是，所有公民都基於「綜合性的理念」才同意接受「公平即正義」的原則。當時他把「公平即正義」與功利主義都當作「綜合性的理念」。羅爾斯指出，正確的觀點應當是，功利主義才是「綜合性的理念」，「公平即正義」不是「綜合性的理念」，而是一種政治的理念。這一論點的修正涉及到其整個理論體系，而這一修正顯然是在社群主義的詰難下作出的。
可以這樣說，新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爭論貫穿於整個80年代的西方政治哲學。到了90年代後，新個人主義與社群主義的爭論依然存在，依然是政治哲學領域中最重要的爭論和最令人關注的現象之一。翻讀70年代以來至今西方政治哲學的一些重要代表作品，我們幾乎都可以直接或間接地看到隱藏在其中的根本價值觀不是新自由主義的，便是社群主義的。70年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學著作是羅爾斯的《正義論》、羅伯特·諾齊克的《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和羅納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認真對待權利》（Taking Rights Seriously),這些都是新自由主義政治學的經典之作。80年代，諸如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的《自由主義與正義的局限》（Liberalism adn the Limits of Justice）、阿拉斯達爾·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的《追尋美德》（After Virtue）、查理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自我的源泉》（Sources of the Self）、邁克爾·華爾采（Michael Walzer）的《正義的范圍:對多元主義和平等的辯護》（Spheres of Justice: A Defence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和羅伯托·昂格的《知識與政治》（Knowledge and Politics）這些政治哲學的名著，不僅影響廣泛，而且清一色是社群主義的頂尖力作。到了90年代，在一些重要的政治哲學論著中，例如,無論在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還是在威爾·凱姆里卡（Will Kymlicka）的《自由主義、社群與文化》（Liberalism, Community and Culture），或戴維·米勒（David Miller）的《市場、國家與社群》（Market, State, and Community）中，我們都可以看到新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相互辯駁和爭論的場景。
社群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爭論還在繼續，很難說誰是贏家誰是輸家。任何嚴肅的學術討論和學術爭鳴，失去的只是偏見和不足，得到的卻是理論的改善和進步。從這個意義上說，雙方都是贏家，因為真正的贏家是整個政治哲學。正如梭羅莫·艾維尼里（Shlomo Avineri）和艾維納·德夏里特（Avner De-shalit）所說：「社群主義者對個人主義的挑戰是富有成果的，它使社群主義者和個人主義者都反思其各自的理論，並有助於雙方砥礪各自的論據。從這個意義上說，阿米·古特曼關於根據社群主義者的批評重新思考自由主義的願望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從總體上說，政治思想已經從這場爭論中獲益匪淺」。
二、自我、個人與社群
社群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都從個人與社群的關系來建立其整個理論體系。新自由主義假定社會是由獨特的個人組成的，每個個人都先驗地擁有一種作為其認同的自我（the self），這種自我先於其目的和價值。例如，羅爾斯在論述其個人的「原初狀態」和「無知之幕」時，就特別強調個人與其所擁有的價值和目的的區別，處於「原初狀態」和「無知之幕」中的個人被假定為渾然無知於任何有關其信仰、規范、地位等信息。這些先天地擁有自我的個人所作出的選擇，構成了社會生活的內容；個人在公平的原則下作出選擇的過程，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合作過程，因此，社會正是人與人合作的場所。簡單地說，在新自由主義看來，個人先天地擁有一個超驗的自我，個人的屬性不為其所處的社群決定，相反，個人的自由選擇最終決定社群的狀態。社群主義者堅決反對新自由主義的上述個人社群關系觀，他們認為，社會關系決定著個人，因此個人組成社群，是社群的一個部分。個人主義者也沒有看到，社群未必是自願的，社會關系決定自我也未必是可以選擇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個人主義的自我觀念是徹底錯誤的。
社群主義的主要代表邁克·桑德爾提出了「渾沌無知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f）和「構成目的」（constitutive ends)兩個重要的概念來辯駁羅爾斯的個人與自我觀。他指出，從本質上說，羅爾斯的原初狀態是這樣發生作用的：在我們知道我們將成為的特殊的人之前，甚至在我們知道自己的利益或目標或善的概念之前，它就使我們想像我們將要選擇的統治社會的原則。這些原則就是正義原則。它們事先設定了一幅人的圖畫，設定了我們必須採用的方式。這幅圖畫就是一個混沌無知的自我，這個自我先於並且獨立於目的。這個混沌無知的自我首先描述了我們是什麼、擁有什麼或想要什麼的方式。它意味著在我所擁有的價值與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之間始終存在著差別。對特定的我的目的、企圖、慾望等的認同始終意味著某種主體「我」在它們的背後的一定距離之外，這個「我」的形式必定先於任何我所擁有的目的與態度。這一距離的後果之一是將自我本身置於其經驗之外。換言之，它消除了我們稱為構成性目的的可能性。對於混沌無知的自我，對我們人類最本質性的意義，不是我們選擇的目的，而是我們選擇目的的能力。
桑德爾接著指出，羅爾斯的上述觀點顛倒了個人與社群的關系。任何個人都不能脫離社群，個人的認同和屬性是由他所在的那個社群決定的，因此，個人是社會的產物。具體地說，羅爾斯等人假定自我先於其價值和目的，而桑德爾則認為，自我不能先於其價值和目的，正是由這些價值和目的決定著自我。而這些價值和目的並非是先天地形成的，而是由社會的歷史文化所形成的。任何人都不能自由地選擇這些價值和目的，對於個人來說，這些價值和目的是構成性的，它規定人之所以為人。所以，桑德爾說，個人不能自發地選擇自我，而只能發現自我。是社群決定了「我產誰」，而不是我選擇了「我是誰」。如果我們想理解人是誰，我們必須考察人的目的和價值，而要考察人的目的和價值，我們又必須考察社群的歷史文化背景。
麥金太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麥金太認為，人們的道德價值是歷史地遺留下來的，只有理解個人所處的社群的歷史傳統和社會文化環境，才能解釋個人所擁有的價值與目的。而羅爾斯等新自由主義者卻把個人與社群分離開來，即把個人從其生活和思考的文化環境和社會環境中抽象出來，這樣的個人社群關系觀是虛假的。用麥金太的話來說，人們只有通過考察個人在某種場景或某個「敘述」（narrative)中的行為才能理解他的生活。但他的敘述與其他人的敘述是同時發生的，其他人的敘述是他的敘述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只有在社群的關系中才能理解他本人，社群規定了這些敘述的形式、環境和背景。不過，麥金太認為這些社群的形式僅限於家庭、部落、鄰里，而不是國家、民族和階級。在他看來，國家所展示的是一系列混亂的價值，缺乏一致的價值觀。因而，不能說現代國家擁有任何共同的道德信仰；但信仰對於一個社群來說則必不可少的和真實的。
社群主義的另一位主要代表查理斯·泰勒把17世紀至今所有基於契約論之上的自由主義和從個人主義出發的功利主義都稱之為「原子主義」（atomism)，包括羅爾斯和諾齊克等人的新自由主義。他認為，原子主義的主要特徵是極端的個人主義，過分強調個人及個人權利對社會的優先性，而把社會只當作是實現個人目的的工具。泰勒指出，個人作為一個自主的主體，只有在社群中才能發展起來。
I. 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還要包括哪些人的觀點和著作
理論來源人物是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和英國的費爾巴哈。
馬克思主義是在吸收了幾千年來回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的一答切優秀成果，尤其實在批判地繼承、吸收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英國的空想社主義合理成分的基礎上，在深刻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趨勢和科學總結工人階級斗爭實踐基上創立和發展起來的。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主要包括：在馬克思的重要著作資本論中，馬克思研究了資本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和英國歷年的經濟統計資料，對資本主義經濟學理論進行了分析和批判。無產階級的「全部理論內容是從研究政治經濟學產生的。」從1843年開始，馬克思、恩格斯長期地、深入的研究經濟理論，為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建立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貢獻了畢生的精力。馬克思提出了剩餘價值理論，認為勞動的付出沒有得到同樣的回報，剩餘價值被沒有付出勞動的「資本」所剝削。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和產品的社會化必然會導致產生周期性的經濟危機，解決的辦法只有實行計劃經濟。
政治經濟學是研究各個階級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根據所代表的階級的利益為了突出某個階級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發從某個側面研究價值規律或經濟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