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貧困治理

『壹』 為什麼說全球的貧困治理依然面臨巨大的挑戰

說全球的貧困治理依然面臨巨大的挑戰的原因有如下四點：

1、貧困人口規模龐大

盡管30年來貧困人口減少了70%，但剩下的30%仍然是一個不小的數字。同時也要看到，1.9美元的貧困標准並未反映貧困全貌，世界上有更多人口處於貧困之中。聯合國開發署2019年發布的 《全球多維貧困指數（MPI）》報告顯示，全球共有13億人處於「多維貧困狀態」。

2、各國貧困治理效果參差不齊，有些國家貧困人口有增無減

根據聯合國《2015年千年發展目標報告》的分析，千年發展減貧目標得以實現，主要依靠中國。中國之外的發展中國家減貧速度相當緩慢，甚至還在增加。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極端貧困人口從1990年的2.78億人，增加到2015年的4.13億人，佔世界貧困人口的一半以上。

3、全球貧困治理資金不足

解決全球貧困問題必須投入巨額資金，但目前籌集的資金遠遠不能滿足減貧需要。作為主要的多邊發展援助機構，世界銀行每年的資金承諾額維持在600億美元左右。這同廣大發展中國家減貧和發展需求有很大差距。同時，多數發達國家沒有實現官方發展援助不低於國民生產總值0.7%的承諾，在相當大程度上限制了全球貧困治理的進展。

4、發展中國家貧困治理能力不足

貧困治理需要國際國內協同。國際社會可以為減貧創造條件，但真正進行減貧工作的終究是具體的發展中國家。許多發展中國家沒有能力根據本國國情制定減貧戰略規劃，也沒有能力很好地執行減貧規劃，從而制約了減貧工作的開展。

(1)反貧困治理擴展閱讀：

長期以來，中國政府高度重視貧困問題，設立了專門的扶貧機構，投入大量財力物力解決貧困問題。

黨中央、國務院連續制定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和兩期《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等扶貧規劃，確定了開發式扶貧方針，實施精準扶貧方略，開展脫貧攻堅行動，著力消除貧困。

改革開放以來，按照世界銀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國際貧困標准，中國8億多貧困人口脫貧，占同期全球減貧人口總數的70%以上。這是中國對全球貧困治理的最大貢獻。

『貳』 國家為什麼採取一系列舉措推進減貧扶貧

國家要採取一系列的扶貧政策，就是為了縮小國家的嗯，貧困差距逐漸的使農民擺脫貧困，使農民能夠過上一個比較富裕的小康生活，也同時能夠促進國家的安定穩定

『叄』 2020年後中國農村貧困治理戰略和路徑選澤是什麼

2020年後中國農村貧困治理戰略和路徑選擇是（防止返貧的基礎上解決相對貧困問題，反貧困的主戰場依然是農村）。
2020年後的減貧戰略將由集中性減貧治理戰略向常規性減貧治理戰略轉型，由解決絕對貧困向解決相對貧困轉變，由重點解決農村貧困轉向城鄉減貧融合推進轉變，由重點解決國內貧困向國內減貧與國際減貧合作相結合方向轉變，減貧發展國際化合作將會強化。供參考。

『肆』 收入不平等的負效應，有哪些治理政策反貧困措施

收入不平等較明顯的負效應就是消費不足，導致經濟增長減速或者經濟危機；長遠的負效專應應該是人口素質下降，經屬濟發展失去長期持續的動力。
從政策的角度，減小息差、發展短期小額度貸款等貨幣政策；提供公共服務（免費教育和社會保障等）、減免稅收、財政補貼等財政等都有利於減小收入分配差距。個人所得稅制度在我國實行的實際效果並不怎麼樣，它占財稅收入的比重很小，因此其實際作用遠小於利率政策和其它稅收政策。

『伍』 如何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 提高社會治理水平

一、基層社會矛盾糾紛趨向新變化
1、基層社會矛盾糾紛的類型趨向多樣化。基層社會矛盾糾紛從傳統的婚姻家庭、鄰里關系、小額債務、輕微侵權等向拆遷安置、征地補償、勞資糾紛、環境保護、交通事故、醫患糾紛等社會熱點、難點擴展，且比例明顯擴大。
2、基層社會矛盾糾紛的表現形式趨向聚眾化。不少基層社會矛盾由過去的多為個人行為轉變為現在的聚集行為，各類社會矛盾糾紛涉及面更加寬泛、復雜。拆遷安置、征地補償、企業改制等涉及群體性利益產生的糾紛，使各類利益「抱團」群體不斷增多，極易由一般性糾紛演變為群體性矛盾。聚眾反復信訪乃至纏訪、鬧訪、越級訪現象不斷增多。
3、基層社會矛盾糾紛的誘發原因趨向復雜化。各類社會矛盾糾紛中，既有因執行政策不一致、工作措施不到位而引發，如有些地方拆遷安置、征地補償方面政策保障前後不一致、區域不平衡，事業單位改革政策執行不一，企、事業單位退休人員收入差距逐年拉大等；也有在政府投入環保等公共設施建設帶來的民意紛爭而造成；還有因經濟利益沖突所引發，如企業受國際金融危機和市場環境影響出現經營困難、資金鏈斷裂而導致拖欠職工工資、銀行貸款、民間借貸，部分群眾因參與非法集資造成經濟損失而將矛頭指向政府監管不力等；更有大量因突發性事件而引發，如交通事故責任認定和賠償、醫療事故糾紛和意外人身傷害等。
4、基層社會矛盾糾紛的發展過程趨向對抗化。一些群眾處在矛盾糾紛中往往極不理性，在涉拆涉遷、醫療事故等糾紛中脫離實際、盲目攀比、誤解強求，如達不到其訴求目標、滿足不了其畸形利益慾望，便對政府產生強烈的對抗情緒和對抗行為。一些群眾由於貧富差距、觀念沖突、社會公平等因素引起心理失衡，產生仇富、仇官甚至仇恨整個社會的不良心理，遇到矛盾糾紛時情緒容易失控，採取極端手段，使矛盾趨向激化。部分群眾法律意識淡薄，存在「大鬧大解決」心理，認為只有鬧到省里、中央才有可能迫使基層解決問題。甚至，有的居心不良者勾結境內外敵對勢力或藉助網路將社會上發生的各類敏感事件和傳聞迅速見諸網路媒體，或歪曲事情真相渲染炒作，或傳謠生事混淆視聽，煽動不穩定情緒，製造不穩定事件。
二、確立預防和化解基層社會矛盾工作新理念
1、立足源頭預防，實現社會管理從被動維穩向主動創穩轉變。堅持從治本的高度，著力構建源頭治理體系，前移社會管理關口，優化基層社會管理的宏觀環境，通過保障和改善民生、優化公共服務體系、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健全科學民主合法的決策機制，最大限度地防止、減少和弱化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產生。
2、暢通訴求表達，實現社會治理從行政管制向民主協商轉變。堅持以保障各種利益主體的表達權為前提，建立利益表達和協調機制，不斷擴大群眾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事務決策中的參與度，在暢通民意渠道、完善基層民主和充分民主協商的基礎上，全面落實群眾的知情權、選擇權、參與權、監督權，按照民主程序維護權益，化解利益沖突。
3、強化矛盾排查，實現社會矛盾從事後處置向事前防範轉變。堅持預防為主、調解為先、爭取主動、防止激化，通過建立健全社會矛盾預警機制、社會矛盾排查機制和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把社會矛盾消滅在萌芽狀態乃至未萌之前，最大限度地降低維穩成本，實現社會管理的最高境界。
4、規范矛盾調處，實現維護權益從依靠信訪向依據法律轉變。切實樹立法律權威，把解決社會矛盾納入法治軌道，使法治成為解決社會矛盾和沖突的長效化、制度化手段。對各類社會矛盾糾紛，要引導群眾依法理性反映訴求，通過法律程序、運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社會環境。
5、著眼多元化解，實現矛盾化解從單一模式向綜合聯動轉變。著力構建以人民調解為主，司法調解、行政調解、仲裁調解等手段為輔的「大調解」工作體系，通過創新設置調解組織、完善聯調聯解機制和加強建設應急管理體制，綜合運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協商、疏導等方法，鼓勵民眾合理選擇矛盾糾紛解決途徑，規范相關調解程序，實現矛盾糾紛化解機制多元化、合理化和制度化。
三、創建預防和化解基層社會矛盾機制
（一）堅持民生為先，創新建立源頭預防機制
1、建立群眾利益至上的公共決策機制。各級政府應逐步實現政策和決策目標取向的完全公開，以「群眾是不是願意、群眾是不是支持、群眾是不是得益」為決策目標，形成順應民意、科學民主的公共決策機制。要擴大公共決策的社會參與，讓不同利益群體在政策、決策出台前充分表達訴求，實現政府處理社會利益與社會良性互動，在博弈與妥協中達到平衡，形成開放性、社會化的利益表達機制。要積極推動社區、企業相關社會組織建設，發揮其反映訴求、規范行為和調節利益的作用，與政府進行充分溝通，表達不同群體意願，形成代表廣泛、規范有序的社會協商對話機制。要使政府的政策和決策出台前提前釋放民意，並主動吸收採納群眾積極合理的意見建議；使政府出台的政策舉措和重大決策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和可靠的群眾基礎，提高決策執行的可行性和成效性，提高公眾的認可度、接受度和滿意度。
2、健全促進社會公平的公共服務機制。各級政府的行政行為應力求民生優先、突出效率和秉持社會公平的統一。要協調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切實抓好醫療衛生、公共教育、勞動就業、社會保障、公共交通、環境保護等公共服務領域的發展和管理，滿足群眾對公共服務產品的多樣化需求。要貫徹中央「社會政策要托底」的精神，發揮公共政策調節社會矛盾的功能，不斷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和公共服務能力，加大教育、就業、社保、住房、醫療和反貧困等公共政策的創新力度，適當向弱勢群體傾斜，使利益分配更加公平、公正和公開，從制度上保證廣大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要積極推進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構建科學合理、公平公正的社會收入分配體系，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努力緩解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從分配格局上調節社會利益關系。
3、創新弘揚核心價值觀的教育引導機制。各級要創新運用各類有效媒體，教育引導群眾正確看待社會利益關系和分配差距的客觀性，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表達利益訴求，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既符合法律又合乎道德要求。一是廣泛開展普法教育，拓寬法制宣傳渠道，認真歸理解決常見矛盾糾紛的法律路徑，以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加強宣傳，使法治維權理念普及大眾，深入人心。二是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大力倡導和諧社會理念，弘揚「以和為貴，和氣生財」、「遠親不如近鄰」、「重義輕利、禮尚往來」等傳統文明禮儀,並一以貫之，長期宣傳。三是強化警示導向教育，將極個別胡攪蠻纏、以身試法受到處罰的典型當做反面教材，起到震懾和警示作用，糾正「有事就得鬧、大鬧大解決，信訪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的認識誤區。
4、強化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要嚴把「五道關口」：一是依法治理，立項要過「法治關」。各類政策措施和重大事項實施前,必須審查其是否符合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的規定。二是評裁分離，實施要過「程序關」。改變原有「誰決策，誰評估」、「誰立項，誰評估」的做法，實行評估與決策相分離，由第三方進行系統化、專業化科學評估。三是互利共贏，評審要過「民意關」。凡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政策措施和重大事項，實施前須徵得大多數群眾的理解、同意和支持。四是科學合理，決策要過「分級關」。可將穩定風險分四級，風險較小的為四級，可實施；有一定風險但可控的為三級，分步實施；有較大風險可能引發群體性或個人極端事件、短期內難以控制的為二級，暫緩實施；有嚴重風險、可能引發重特大涉穩事件的為一級，不實施。五是明晰責任，後續要過「考核關」。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控制，既要有事前評估，還應有事中階段性評估和事後總結性評估，視情作出維穩干預，避免發生實施中止等被動局面。維穩部門應對重大事項風險評估工作跟蹤督導，並結合平安建設全員責任制落實量化考核。
（二）立足基層化解，不斷完善依法調處機制
1、做實村（社區）級，實現小事不出村。按照夯實基礎、源頭化解的要求，做實村（社區）級調解室。一要加強調解網路建設，將轄區內企業（單位）納入村（社區）調解室，確保企業內部矛盾自行解決、企業間矛盾社區調處、社區簡單矛盾就地消除。二要提升調解隊伍素質，把好調解幹部選聘關，將有基層工作經驗、熱愛調解工作的人員選聘進來；推行人民調解「以獎代補」制度，提升基層調解人員工作積極性。三要規范基層調解工作，加強村、社區、企業、市場調解室軟硬體建設，打造基層調解品牌，樹立基層調解形象，提升人民調解公信力。
2、做強鎮（街道）級，實現大事不出鎮。按照全面推進、規范運作的要求，做強鎮（街道）級大調解平台。一要加強組織領導，成立分管領導任組長，民政、城管、社保、安監等條線負責人為成員的鎮級大調解工作領導小組及辦公室。二要強化資源整合，以集約資源、方便群眾、處置快捷為原則，依託各地綜治中心，成立相關專業調委會或專項調解小組，明確工作職責和工作流程，完善訴調、公調、政調、訪調和援調對接機制。三要完善工作機制，建立多部門、各條線參與配合的多元化矛盾化解機制，各部門既分工負責、又相互銜接配合，形成本級政府部門及社會各方共同參與的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工作格局。
3、做精區（市）級，實現難事不出區。按照整合資源、攻堅克難的要求，做精區級社會矛盾糾紛調處中心。一要統一協調，按實運作。由區委主要領導任調處中心領導小組組長，司法、信訪、公安、勞動和工會等相關部門為成員，實現人民、行政、司法「三大調解」在一個平台上運作。二要集中管理，統一受理。將醫患糾紛、交通事故、勞動爭議和土地流轉等專業調解納入「中心」，重點調處跨區域和牽涉多個部門的重大矛盾糾紛。三要明確責任，分類處理，分流辦理。按照接待、受理、調處、歸檔「四統一」標准，實現「一站式受理、一條龍服務、一攬子解決」，做到「難事不出區，矛盾不上交」。
4、三級聯動，實現矛盾不激化。按照屬地受理、聯動調處模式，實行區（市）、鎮（街道）、村（社區）聯合調處。對涉及人員較多、情況較復雜的矛盾糾紛，所在村（社區）受理後，商請鎮（街道）調解組織上門聯合調處；對情況特別復雜疑難的矛盾糾紛，由區、鎮、村三級聯合調處；對重大矛盾糾紛，落實區分管領導包案化解。要對征地拆遷等越級上訪的歷史積累性重點疑難矛盾進行梳理，建立「會診研判、綜合化解」機制，達到化解一個重點矛盾、築牢一方社會穩定的基礎，營造一片和諧的社會環境。
5、法律至上，實現依法有序調處。解決矛盾糾紛的核心是維權，為確保群眾維權秩序，必須創新化解社會矛盾依法治理機制。要運用法律、法規向群眾做好宣傳、解釋和調處工作，對民眾釋法；通過訴訟、仲裁等法律手段解決糾紛，保證個案公平公正，引民眾信法；依法處理起鬨鬧事、惡意攻擊黨和政府、擾亂社會秩序者，令擾者畏法；規范地方立法，從法律法規中體現科學發展、執法為民，讓民眾愛法；政府在法制框架內運用行政、非訴訟調解手段公平合理地解決熱點、難點問題，使行政遵法；建立「一村（社區）一法律顧問」長效機制，開展村務法律體檢，為群眾答疑釋法，助基層用法。要強化法律救助工作，創新建立社會矛盾化解中困難人員（家庭）救助扶持機制，完善包括司法行政法律援助、法院司法救助、公安檢察刑事被害人救助、交通事故賠償救助等司法救助體系。
（三）強化系統管控，著力構建綜合治理機制
1、拓寬了解社情民意渠道。各級政府和部門要廣泛傾聽民聲，大力開展「進村入企達戶到點」走訪活動，不斷加強政府部門與群眾之間的溝通聯系。要及時疏導民意，認真落實窗口單位首問代辦責任制，對群眾的問題及時解答，對群眾的要求及時回應，對群眾的不滿及時安撫。要認真解決民需，在完善村（居）民自治、加強基層社會管理的同時，努力提升社區平台服務能力，為群眾提供全天候的生活類、咨詢類、事務類、電子商務類、企業服務類等多項服務。
2、推行柔性網格精細管理。各級應轉變社會管理理念，堅持以人為本，強調人文關懷，以善治為目標，達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要在成功推行社區扁平化管理的基礎上，深化完善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在政府與基層自治組織之間形成積極有效的合作關系。要將市場、住宅、商鋪等全部納入服務管理范疇，為群眾提供政治參與、精神文化、生活交往等方面的關懷，做到「每一片土地都有人精心管理，每一戶人家都有人貼心服務」。
3、落實維穩日常指導制度。維穩工作必須從日常指導做起，黨政領導幹部要利用互聯網、熱線電話、領導接訪日等民意反饋通道，經常直接了解社情民意、群眾訴求，與群眾面對面溝通。要堅持定期下訪制度，每月到聯系村居、企業上門走訪，察民情、解民憂、幫民困、辦實事、辦好事，變群眾上訪為幹部下訪。要做好維穩日常指導，結合矛盾糾紛排查，指導基層邊排查邊化解，將走訪中發現的問題，即時上報、及時化解；對無法立即解決的問題，確定責任人限期辦理、限時答復。
4、形成社會各方參與合力。預防和化解基層社會矛盾工作，離不開社會各方的支持和參與。要充分發揮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中介機構和各類社會組織服務社會的作用，代表相關群體反映訴求、與政府和有關部門協商調解矛盾糾紛。要充分發揮工青婦等群團組織反映訴求、維護權益、提供服務的紐帶作用，按照「政府主導推動，社團自主運作，社會多方參與」的方式，積極探索社會服務項目化運作。要支持和推動工青婦等群眾組織擴大服務對象，將非公企業單位、新市民列入重點服務和幫扶行列。
5、提高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領導能力。有效預防和化解基層社會矛盾，必須加強各級黨政領導能力建設。一要著力提高為民執政能力。時刻心繫群眾，一切公共政策、公共決策和工作舉措應符合群眾的意願、法律法規的要求、有利於本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和群眾的長遠利益。二要著力提高系統管控能力。堅持從「前」抓起、以防為「本」， 從「底」抓起、以調為「堤」， 從「小」抓起、以暢為「要」的工作方法，在健全源頭預防機制、夯實三級調解平台和暢通群眾訴求渠道上下真功夫，在提高民生保障、完善調解網路、加強基層社會管理、提高社區服務能力和關心困難群眾上出實招。三要著力提高群眾工作能力。充分認識群眾工作能力的提高，實際上就是化解矛盾能力的提高。要通過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切實提高調查研究、掌握實情的能力，提高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的能力，提高解決問題、化解矛盾的能力，提高宣傳、組織和發動群眾的能力。

『陸』 治理貧困說明了什麼

還真說不清楚，因為現在大多數的貧困戶都不可理喻！什麼都不願意做，懶惰，指望幫扶，靠坐享！無法說明什麼。

『柒』 趙曦的個人著作

主要著作：
《中國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中國西部農村反貧戰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
《中國西部貧困地區扶貧攻堅難點問題與戰略選擇研究》（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
《21世紀中國西部發展探索》（科學出版社2002）
《四川經濟跨越式發展研究》（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
《中國西藏扶貧開發戰略研究》（中國藏學出版社2004）
《中國西藏區域經濟發展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中國四川工業化發展研究》（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7）
《中國西部農村反貧困模式研究》（商務印書館2009）
《中國西部大開發戰略前沿研究報告》（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10）
《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反貧困與社會穩定對策研究》（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14）
2006年以來發表的部分學術論文：
《西藏「⊥」型經濟布局結構與重點區域開發》，《財經科學》2006年第3期；
《烏蒙山區扶貧開發的現狀、問題及對策》，《農村經濟》2006年第2期；
《中國西部農村的反貧困治理研究》，《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
《農村反貧困戰略的目標及思路考察》，《改革》2007年第12期；
《西藏旅遊業發展戰略問題研究》，《農村經濟》2007年第3期；
《西部農村扶貧開發戰略模式研究》，《經濟問題探索》2007年第12期；
《農村反貧困的目標如何制定——與高新才、王科商榷》，《改革》2008年第10期；
《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社會資本建設研究》，《中國軟科學》2008年第12期；
《中國農村反貧困治理的制度安排》，《貴州社會科學》2008年第9期；
《中國農村扶貧資金管理問題研究》，《農村經濟》2009年第1期；
《中國西部功能定位與西部發展戰略調整研究》，《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7期；
《機制設計理論與中國農村扶貧機制改革的路徑安排》，《軟科學》2009年第10期；
《論提升中國農村居民消費能力的社會保障動力》，《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2期；
《西部大開發戰略推進與西部內生增長機制培育》，《經濟問題探索》2010年第10期；
《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制度與機制設計》，《天府新論》2012年第2期；
《城市群內部「積極競爭」與「消極合作」行為分析——基於晉升博弈模型的實證研究》，《經濟評論》2013年第5期；
《中國西部地區現代產業體系發展研究》，《理論探討》2014年第1期；
《中國西部現代農業發展與小城鎮建設思路探索》，《改革與戰略》2014年第6期
《資源詛咒與中國西部民族地區資源開發機制設計》，《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12期。

『捌』 請結合國情 談談消除貧困的基本途徑和措施有哪些

1、扶貧先要扶志。

思想決定思路，思路決定出路。過去一些地方扶貧幫困過於注重物質層面，忽略精神層面的幫扶，影響了扶貧成效。實踐表明，貧困戶樹立志氣、更新觀念，對於找尋致富辦法、增添致富干勁至關重要。

這一科學觀點是對當代中國扶貧開發一系列問題的准確號脈。當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戰役已經打響，應堅持開發式扶貧方針，把發展作為解決貧困的根本途徑，既扶貧又扶志，調動扶貧對象的積極性，提高其發展能力，發揮其主體作用。

2、關鍵在於精準。

扶貧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切忌喊口號，也不要定好高騖遠的目標。精準扶貧的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不僅強調扶貧的針對性與有效性，更強調堅持我們黨實事求是的思想傳統與工作作風。我們要打贏脫貧攻堅戰，就必須秉承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與作風。

按照「精準」要求，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以更加明確的目標、更加對路的政策、更加有力的舉措和更加扎實的行動量身定做、靶向治療、對症下葯，出實招、求實效，做到扶真貧、真扶貧、真脫貧。

3、激發內生動力。

貧困群眾是扶貧攻堅的對象，更是脫貧致富的主體。政府幫扶是必要的，但脫貧解困根本上還得靠貧困群眾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來實現。做好扶貧開發工作，必須最大限度調動貧困群眾的積極性。只有貧困群眾的積極性與創造性被充分調動起來、內生動力不斷增強，脫貧才有基礎。

3、推進體制機制創新。

扶貧開發能不能收獲成效，成效能不能得到鞏固，「關鍵是要找准路子、構建好的體制機制」。要動員和凝聚全社會力量廣泛參與」，形成政府、市場、社會協同推進的大扶貧開發格局。

努力突破傳統體制機制的禁錮，盡快建立和不斷完善更加符合我國扶貧開發實際，能夠及時識貧、精準幫扶、快速脫貧並有效鞏固扶貧成果的一系列新型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

(8)反貧困治理擴展閱讀：

貧困是一個全球性的社會問題，反貧困也一直是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任務。近代以來，中國就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但新中國成立以後，特別是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後，中國在消除貧困、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了歷史性的進步。

但是，與發達國家的貧困特徵有所不同，中國屬於發展中國家，不僅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並存，且以絕對貧困居多，甚至部分貧困群體還存在著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狀況。同時，城鄉二元結構導致了農村貧困發生率高於城市，農村貧困與城市貧困共存的情況。

『玖』 我國農村扶貧治理結構包括哪些部分

一、農村合作式反貧困治理結構的涵義、構成與優勢：

要構建農村合作式反貧困治理結構，包括四大核心要素：

1、明確貧困治理目標及戰略任務，形成科學的治理路徑和導向;

2、構建貧困治理體系，包括政府機構的組織管理體系、社會主體的輔助參與體系、貧困農戶的參與接受體系，形成科學的組織體系和運作系統;

3、健全貧困治理機制，包括對象識別、資金投入、項目選擇運營、監督評價機制等，形成科學的運作傳導機制;

4、完善貧困治理政策法規體系，形成科學的制度規范和激勵引導。

上述四個要素彼此相互關聯、相互推動。

二、農村合作式反貧困治理結構與政府扶貧機構主導下的反貧困治理結構相比，具有突出的特點和優勢：

1、強調多元反貧困主體的分工合作、功能互補。

既強調發揮政府的主導功能，突出政府在計劃決策、引導示範、組織協調、資源投入、培訓農戶、政策制定、監督評價等方面的功能優勢;又強調發揮貧困農戶的主體功能，依託貧困地區基層組織和各類農民合作組織的培育，提高貧困農戶的自組織能辦;增強其參與扶貧開發功能，特別是在貧困對象識別、扶貧項目選擇運營、扶貧資源管理、扶貧效益評價等方面的參與功能;而且，強調發揮非政府扶貧組織、骨幹企業、社會團體等的輔助功能，突出其在扶貧資源投入、貧困農戶培訓、扶貧項目運作等方面的功能優勢。

2、強調行政機制與市場機制的有機結合。

既要發揮政府的行政管理機制在扶貧開發中的組織、帶動、協調、約束功能，更要立足市場經濟體制的大背景，發揮市場機制在扶貧開發中的調節功能，特別是在產業化扶貧工作中，積極發揮龍頭企業、各類經濟合作組織等市場主體的帶動脫貧功能，使政府的政策優勢、資源優勢和市場主體的資本投入、技術服務、生產經營、市場開拓優勢結合起來，以經濟利益為紐帶，在各類市場主體和貧困群體之間建立合作雙贏的長效脫貧機制。

3、強調自上而下治理鏈條與自下而上治理鏈條的有機對接。

既強調依託各級扶貧系統進行自上而下的扶貧開發活動，又強調調動貧困地區基層組織和貧困農戶的參與積極性，打造更加順暢、充分的信息傳遞共享機制，更加高效、科學的計劃決策機制，更加寬廣的資源投入機制，更加規范的監督管理機制，充分調動不同層級、不同領域貧困治理主體的積極性，實現治理鏈條的無縫對接。

三、立足合作式反貧困治理結構，創新治理機制。

1、創新扶貧對象識別機制，減少扶貧資源的錯配和漏出。

①結合扶貧標准上調，完善貧困人口的統計識別工作。

⑴完善扶貧機構的統計監測機制。通過逐戶摸底，規范農村貧困家庭的收入核算機制，並對貧困人口進行逐一登記造冊，建檔立卡，形成縣、鄉、村三級貧困人口檔案資料庫，搞好農村低保制度與扶貧開發的有效銜接，確保有生產能力和意願的貧困戶都能得到有效扶持。

⑵完善群眾參與識別機制。最大限度地避免村幹部操控貧困人口認定的「內部人控制」現象，大力規范農戶申請、民主評議、公示審批、調查登記等關鍵環節，將扶貧對象選擇納入群眾監督視野。

⑶強化動態管理機制，通過有效跟蹤，做到「應進則進，應退則退」。

②適時調整貧困縣、貧困村的認定資格，下放調整權。

為實現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的及時動態調整，建議將調整權下放給省級扶貧辦，由它們定期對重點縣進行重新評定或調整，這是因為各省扶貧辦更了解區域各縣的發展狀況，更容易破解重點縣資格認定中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國務院扶貧辦可以重點調控貧困縣總量及其大區域分布，對各省調整情況進行備案、監督和審核。

而且，為真正識別出需要幫扶，又具有脫貧潛力的貧困村，應採取「自薦」和「聯評」相結合的認定方法，適度引入競爭激勵機制，即首先由自認為困難的村報名參與篩選，然後由扶貧辦和農辦、財政廳、農行、信用聯社等相關職能部門聯合起來，進行考察、評比、選擇。

2、創新扶貧資金投入機制，拓寬渠道、加強整合。

①建立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的穩定增長機制。

切實落實「中央財政和省級財政都必須把扶貧開發投入列入年度財政預算，並逐年有所增加」的有關規定，中央財政扶貧投入增幅不低於一般支農投入力度，省級財政扶貧投入要提高配套比例。而且，積極完善財政扶貧資金的分配機制，按照分類指導、區別對待的原則，總體上向連片特困地區進行傾斜。

②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取消貧困地區公益設施建設的配套資金要求。

為增強貧困地區的投入建設能力，應加大一般性財政轉移和專項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特別是由於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和公益事業發展中，常常要求地方政府按照一定比例自籌配套資金，但貧困地區財力薄弱，很難滿足配套要求。因此，建議國家逐步取消貧困縣乃至連片特困地區的自籌資金要求，通過加大上級財政投入，協調銀行政策性信貸、引導社會資金投入等多元渠道，彌補資金缺口。

③加強專項扶貧與行業扶貧的資源整合。

實現扶貧辦與行業部門的合理分工，將專項扶貧資金重點用於扶貧產業培育及產業設施建設、貧困農戶培訓和轉移就業、異地搬遷扶貧等領域，而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和公益事業則更多依靠相關行業職能部門的資源投入。應強化地方領導一把手負責制，由一把手牽頭制定區域發展和扶貧攻堅規劃，協調各部門的項目規劃、資金安排，以縣為單元，加強資源整合，在貧困地區集中力量實施一批教育、衛生、文化、就業、社會保障等民生工程，加快區域性重要基礎設施建設步伐，解決貧困地區發展的瓶頸制約。

④完善信貸扶貧激勵政策，引導金融機構擴大信貸規模。

完善貸款貼息、稅費減免、定向補貼、增量獎勵等優惠政策，調動金融機構的扶貧積極性，研發針對貧困地區和貧困農戶的更加靈活、適用的信貸產品和信貸管理方式，積極探索群眾互保、公務員擔保、企業擔保、財政資金擔保等多種擔保方式，降低貧困農戶的信貸門檻。在貧困地區優先培育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等農村新型金融機構;擴大貧困村村級互助金試點規模，完善小額信貸扶貧到戶形式。加大對扶貧龍頭企業的支持力度，並健全其與貧困農戶的利益聯結機制，通過訂單農業，在貧困村建立產業基地，為貧困農民提供技術、市場、信息服務，優先吸納安置貧困勞動力就業，優先收購貧困農戶的農副產品等方式，帶動貧困農戶實現穩定增收。

⑤拓寬社會主體的扶貧渠道。

引導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黨員幹部、個體經營者、經濟發達地區等多元主體參與扶貧開發，為他們進入貧困地區搭建平台，創造良好政策和社會環境。開展多形式的扶貧幫困活動，如大力支持各級團組織和婦聯組織開展希望工程，溫暖援助農村貧困單親母親等公益活動，引導社會各界人士和志願者到貧困地區開展服務，繼續動員和組織高校畢業生開展「三支一扶」活動等。

3、創新扶貧項目選擇、運營機制，提高項目瞄準率。

①在項目選擇上。

應走出扶貧辦掌握項目選擇權的誤區，充分發揮貧困農戶、扶貧龍頭企業、扶貧互助社等主體功能，政府的主導作用應體現在監督、保障扶貧效益惠及「真貧」上;

②在項目運營上。

適當降低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准入門檻;改變非貧困戶排擠貧困群體的狀態，確保最困難的農戶優先得到有效扶持，確保貧困農戶享受的政策優於一般農戶。而且，注重發揮貧困農戶互助組織的運營主體功能，提高分散農戶的組織化程度，提高參與式扶貧效益;

③在項目監測評估上。

注重發揮貧困農戶的評價功能，強調扶貧效益而非扶貧資金是否進村入戶，通過資金委託經營、合作分紅等形式，創新扶貧資金的使用方式。

4、健全扶貧資金和項目監管機制，提高貧困農戶受益率。

①加強財政扶貧資金監管。

實行專戶管理，封閉運行，不斷創新財政扶貧資金到戶扶持機制，採取項目直補、項目覆蓋、技能培訓、移民搬遷、貸款貼息等方式，使扶貧對象直接得到有效扶持;基礎設施項目確保貧困農戶優先受益;通過龍頭企業合作組織和專業大戶實施的產業化扶貧項目，要建立健全帶動貧困農戶脫貧增收的利益聯結機制。

②加強扶貧項目監管。

做好項目庫建設和備案工作，全面推行重大扶貧項目法人責任制、招標投標制、建設監理制和合同管理制。在項目督查上，採取專項檢查、重大項目特派督查等靈活多樣的制度安排，強化監管

③加強審計、嚴防違規違紀。

由各級扶貧辦和審計監察部門共同構成監督體系，對扶貧開發項目的執行情況和資金使用情況進行監督、檢查。規范和完善扶貧資金報賬制度、公告公示制度和交接制度。實行到村扶貧項目「直通車」制度，建立「人戶項目資金登記卡」，嚴防擠占、挪用、截留、貪占等違規違紀現象。
來源：http://china.findla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