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基層社會治理

1. 在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上,《決定》提出哪些要求

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首先要在完善治理體系和治理方式上下功夫。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基層治理體系的內涵不斷豐富。

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要進一步推進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要讓基層創新的活力競相迸發，推動形成民主協商格局。近年來涌現的「民主懇談」「村民說事」「四議兩公開」等因地制宜的基層民主探索，提出了「提、議、調、督、評」「說、談、問、辦、評」等一系列相對制度化的做法，有效補充了村/居民（代表）大會、黨員代表大會等民主載體的不足，讓民眾真正參與到基層的常規決策之中。

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還要用好科技支撐，以「互聯網+治理」打通政府之間、部門之間、政府與民眾之間的壁壘，提升基層治理智能化、科學化、精準化水平。

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的構建，歸根結底要抓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以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為旨歸。既要規范有序，又要充滿活力，新格局既意味著政府服務的精細化，更意味著政府責任的具體化。

2. 如何提高基層社會治理

這個一定要立法執法，守法，這樣子才可以的。

3. 如何學習貫徹全國兩會精神，自覺為全面依法治國做貢獻

一、學習貫徹全國兩會精神，自覺為全面依法治國做貢獻就要深刻領會「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深刻領會過去一年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的新的重大成就，深刻領會2015年政府工作的總體部署、主要目標和主要任務，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對經濟社會形勢的分析判斷上來，統一到中央決策部署上來，進一步增強責任感、使命感和緊迫感，切實抓好全國兩會精神的貫徹落實，推動司法行政工作實現新發展。
1、要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謀劃和推進司法行政工作。各級司法行政機關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四個全面」的深刻內涵和精神實質,切實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對司法行政工作的新要求，堅持把司法行政工作放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來謀劃、來推進，堅持黨對司法行政工作的領導，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充分發揮司法行政職能作用，努力為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供法律服務和保障。
2、要努力服務全面深化改革。緊緊圍繞全面深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扎實做好法律服務工作,為簡政放權、投融資體制、價格、財稅體制、金融、國企國資改革,為外貿轉型升級、有效利用外資、實施走出去戰略、多雙邊和區域開放等提供法律服務。
3、要努力服務經濟穩定增長和結構優化。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圍繞培育消費增長點、公共產品投資、農業現代化、城鎮化、區域發展、產業結構升級和科技創新，廣泛深入開展專項法律服務，積極為重大項目、重點工程、重要工作等提供法律服務。
4、要努力服務民生改善和社會建設。大力拓展公共法律服務領域，健全公共法律服務網路，大力加強法律援助工作，健全便民服務機制，滿腔熱情地做好維護群眾權益各項工作。
5、要深入推進平安中國建設。認真做好監獄、戒毒、社區矯正、法治宣傳教育、人民調解、司法行政基層基礎等工作，深化依法治理工作，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努力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6、要深入推進司法行政改革。深化監獄制度改革,健全社區矯正制度，深化律師制度改革，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完善司法鑒定管理體制,研究完善法律職業准入制度，完善司法協助體制，健全完善司法行政體系，認真做好人民監督員選任管理方式改革試點工作，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行政制度。
7、要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完善司法行政執法程序，嚴格執法責任，確保司法行政機關依照法定許可權、時限和程序履行職責、行使權力；大力推進司法行政政務公開、獄所務公開、執業信息公開，加強執法執業信息化建設，健全完善執法執業公開、公示制度，以公開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潔。

4. 誰是社會基層治理的主體

社會基層治理
主體是社會群眾
以及基層管理人員

5. 基層社會治理指的是什麼

基層社會治理主要是政府和社會組織為促進社會系統協調運轉，對社會系統的組專成部分、社會生活的不屬同領域以及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進行組織、協調、監督和控制的過程。 社會管理在廣義上，是由社會成員組成專門機構對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事務進行的統計。
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是在黨委、政府統一領導下，在充分發揮政法部門特別是公安機關骨幹作用的同時，組織和依靠各部門、各單位和人民群眾的力量，綜合運用政治的、經濟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種手段，通過加強打擊、防範、教育、管理、建設、改造等方面的工作，實現從根本上預防和治理違法犯罪，化解不安定因素，維護社會治安持續穩定的一項系統工程。
當前更加凸顯出「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這也是我國治理體系治理能力更加完備的表現。自治是基礎，因此在自治環節我們更強調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更貼近群眾，讓人民當家作主真正得到落實，而不是流於形式。法治是根本，基層治理同樣需要法律規范。德治為先，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通過道德的感化培育家教家風，強化鄰里團結，這樣更有利於促進社會和諧。

6. 基層社會治理是指什麼，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一樣嗎

基層社會治理主要是政府和社會組織為促進社會系統協調運轉，對社會系統的組成部分、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以及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進行組織、協調、監督和控制的過程。 社會管理在廣義上，是由社會成員組成專門機構對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事務進行的統計。
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是在黨委、政府統一領導下，在充分發揮政法部門特別是公安機關骨幹作用的同時，組織和依靠各部門、各單位和人民群眾的力量，綜合運用政治的、經濟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種手段，通過加強打擊、防範、教育、管理、建設、改造等方面的工作，實現從根本上預防和治理違法犯罪，化解不安定因素，維護社會治安持續穩定的一項系統工程。

7. 如何創新基層社會治理，適應社會治理新常態

打造基層社會治理新平台，建立高效多元的服務和矛盾疏導化解機制。

（一）整合公共資源，拓展服務功能，打造基層社會治理工作新平台。

隨著社會建設的不斷推進，構建基層社會治理體系的任務越來越重，對基層社會治理能力和水平的要求也越來越高。

（二）實行網格管理，推動幹部下沉，把服務和矛盾預防化解在田間地頭。

在安排好「一辦」和「中心」辦事窗口的輪值服務人員外，其餘80%的鎮幹部按網格化管理包組、包片、包戶模式，每周3天以上的時間深入責任網格範圍內走訪、服務群眾，擔當起政策法規的「宣傳員」。

（三）注重多元治理，凝聚共治合力，力求群眾的問題更多地讓群眾解決。

社會治理服務中心積極鼓勵培育基層各類社會組織，尤其注重培育村民理事會、水利協會等矛盾化解類社會組織，引導廣大群眾有序參與公共事務，反映訴求，協調關系，化解矛盾。

（四）強化支撐保障，全面系統推進，形成常態長效活力機制。

強化信息化支撐，開通手機版社會治理服務「一冊通」，網格內重要信息和工作開展情況通過簡訊方式向鎮社會治理服務中心傳輸，實時進行分類、交辦、催辦、查詢、歸檔，實現情況及時掌握、矛盾及時化解、結果及時反饋、服務及時跟進，提高社會治理的現代化、規范化水平。

(7)全國兩會基層社會治理擴展閱讀：

創新基層社會治理，適應社會治理新常態的背景：

服務群眾不到位、干群關系不密切，日益成為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基層社會治理面臨新挑戰。

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在黨的重大決定中，鮮明地提出「治理」這一概念，將「社會管理」表述變成「社會治理」，體現了由一元單向治理向多元共同治理的結構性變化，是黨在政治理念上的一次高度升華。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明確提出要「創新社會治理體系」，實質上就是要增強做好群眾工作的能力，轉變社會治理方式、提升預防化解社會矛盾水平，切實解決好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社會問題，這是各級黨委和政府工作的重要內容。

8. 如何積極構建基層社會治理的新機制

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行政主導型處理模式之反思

面對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地方政府的處理機制也在不斷調整之中。早期，一些地方習慣於採取封鎖消息、強迫命令等手段迅速平息事件。實踐表明，這種簡單生硬的做法不僅無益於問題的解決，還有可能成為下一輪社會沖突的導火線。近年來，一些地方汲取上述教訓，開始採取承諾給予好處甚至「花錢消災」等「軟性」手段來回應群眾通過非理性方式表達的訴求，希望通過強大的行政手段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迅速消除社會矛盾。

上述兩種處理機制都可以納入行政主導型處理模式的范疇。所謂行政主導型處理模式，是指以追求社會的剛性穩定為目標，以單方壓制或利益誘導等為手段，以矛盾的暫時消解為效果的處理模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模式確實能夠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這一模式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壓制性」或「收買型」處理模式，其對象不是群眾利益訴求所涉及的問題，而是表達利益訴求的群眾本身，且其注重處理忽視預防。在通過非理性方式表達的利益訴求往往交織著復雜的利益糾葛，有的還是多年積累而成的情況下，這一方式治標不治本。此外，急風暴雨式的行政化手段既無法保障對立雙方爭議的公正解決、維護群眾的合法權益，還可能因缺少法律依據導致並加劇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危機。

因此，根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之精神，反思過往教訓，建立一種新的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治理模式勢在必行。

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之倡導

美國社會學家劉易斯·科塞曾言：「通過沖突，社會能在面對新環境時進行調整。一個靈活的社會通過沖突行為而受益，因為這種沖突行為通過規范的改進和創造，保證了社會在變化了的條件下延續下去。」由此可見，社會中存在沖突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社會缺少有效解決沖突的機制。同時，和諧社會不可能是一個無矛盾、無糾紛的社會，而應是一個存在矛盾糾紛卻能妥善迅速解決的社會。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創新社會治理」，很重要的一個目的就是為了指引社會通過完善治理機制，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而社會治理，是多方參與的治理，也是依法進行的治理，政府在多方中居於主導地位，卻必須把自身權力運行納入法治化軌道，且注重社會矛盾的預防。因此，對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治理模式而言，必須實現從行政主導型向依法治理型、從注重處理向注重預防的轉變。筆者將這種新型治理模式稱之為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

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以追求社會的韌性穩定為目標，以社會多元主體參與共治為手段，以矛盾糾紛的預防和實質性化解為效果。與行政主導型處理模式相比，其具有目標的長遠性、手段的多樣性、效果的徹底性和觀念的前瞻性等優勢，且更加註重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比如，2011年「廣東烏坎事件」的處理就充分體現了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基本思路。面對烏坎村民的訴求，當地政府先依照法律程序指引村民重新選舉村委會，再依法處理村民提出的土地使用、財務審計、扶貧助學等問題，不僅有利於實質性化解矛盾，還有利於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之核心與關鍵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堅持依法治理，加強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而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核心和關鍵正在於此。

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核心是法治思維。法治思維不僅要求政府在處理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中嚴格按照法律規定、法律程序化解矛盾，還要求政府在日常的社會治理中自覺維護法律權威，有效預防社會沖突的發生。

首先，政府在社會治理中應樹立「互動協商」的理念。我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因此，社會治理不僅是政府的責任，更是全體人民的權力。所以，在社會治理中，政府應改變以往單向度的治理體制和自上而下的權力運行模式，充分尊重民眾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通過與民眾之間的上下互動、合作協商，達成社會治理的共識，從而減少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摩擦，有效預防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的發生。

其次，政府在社會治理中應樹立「法律至上」的理念。「法律至上」的理念不僅要求政府在日常社會治理中嚴格依法行政，避免出現因違規違法行為而引發的與民眾之間的沖突，還要求政府以規范化、制度化、常態化的治理替代政治化、治安化、應急化的管理。

最後，政府在社會治理中應樹立「引導依法維權」的理念。面對維權方式的多元化趨勢，各級政府應當大力宣傳「依法維權」理念，並充分利用體制內的一切有利資源促使公民理性表達利益訴求。

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關鍵是法治方式。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的法律應對應當以「預防與治理並舉、重在預防」理念為指導，在預防和治理兩個層面進行建構。

預防機制的關鍵在於通過公共決策風險評估、公眾參與、專家論證等機制的建立和完善，努力實現「決策於未知之中」，將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發生的概率降到最低。然而，鑒於人的認識能力的有限性和中國社會轉型所帶來的利益格局大調整的復雜性，完全預防此類事件的發生並不現實。為此，應當建立回應型法律治理機制，塑造多元化行政糾紛解決體系和完善政府信息公開機制。

同時，還應當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建設法治中國，必須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要求，發揮司法機關在處理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中的作用，捍衛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唯有如此，社會轉型中的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才能得到有效化解，社會運行的風險才能得到有效控制，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才能真正得以實現。

9. 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上,《決定》提出哪些要求

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的構建，歸根結底要抓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專題，以讓人民群眾屬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為旨歸。既要規范有序，又要充滿活力，新格局既意味著政府服務的精細化，更意味著政府責任的具體化。從找准服務群眾的切入點和著力點入手，為發揮群眾主體作用，調動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可持續機制奠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的創造過程，必將見證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燦然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