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推進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1. 如何推進中國式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1、更新國家治理的基本理念
管理與治理雖非截然對立，但至少有如下顯著區別：一是主體不同。管理的主體只是政府，而治理的主體還包括社會組織乃至個人。十八大以來，中央多次強調要「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實際上已經體現了多元共治的理念。這一變化意味著，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體，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對象；社會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對象，也是治理的主體。二是權源不同。政府的管理權來自於權力機關的授權。盡管權力機關授權從根本上說是人民授權，但人民授權畢竟是間接的。而治理權當中的相當一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這便是所謂的自治、共治。三是運作不同。管理的運作模式是單向的、強制的、剛性的，因而管理行為的合法性常受質疑，其有效性常難保證。治理的運作模式是復合的、合作的、包容的，治理行為的合理性受到更多重視，其有效性大大增加。
從一元單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結構性變化，意味著我們不僅於思想觀念上不再走人治的老路，而且於政治生態上鏟除了人治隱形存在的可能，最終使那種僅停留在口頭上的法治無所依憑。國家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的基本方式必然是法治，國家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的現代化有賴於各個領域的法治化。要以法治的可預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濟性等優勢來凝聚轉型時期的社會共識，使不同利益主體求同存異，依法追求和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要努力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環境，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各項工作。要廣泛開展依法治理活動，提高社會管理法治化水平。要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要建立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廉潔政治，努力實現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學有效的權力制約和協調機制，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進作風常態化制度。要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人民權益。要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

2、豐富國家治理的價值目標
秩序穩定作為治理的價值目標，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只是初級價值，更非唯一價值。第一，治理應有利於激發社會活力。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馬克思主義追求的根本價值目標。在當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樣化的條件下，國家治理既要確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價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據實際情況尊重差異、包容多樣、考慮個別，特別是要保障憲法確認的個人自由，承認合法合理的個性化追求，讓公民和社會組織充滿生機活力，使社會保持動態平衡穩定狀態。第二，治理應有助於擴大人民民主。全會突出強調了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國家治理要以保證人民當家做主為根本，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更加註重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要推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時俱進，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發展基層民主。要廣泛發動各類社會組織和公民參與政府的治理工作或者進行自治。工會、共青團、婦聯、工商聯、學聯、青聯、科協、文聯、記協、殘聯、貿促會等人民團體應在引導相應群體的行為、維護其權益、化解矛盾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居委會、村委會應在城鄉社區治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中承擔更多責任；應培育壯大社會中介機構，強化其在維護社會信用體系、降低交易成本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治理應有助於實現社會正義。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國家治理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促進形成正義的社會制度。

3、把握國家治理的戰略要點
我國轉型時期國家治理的主要內容，一是維護社會和市場秩序；二是防範、處理天災人禍等社會風險；三是調和、處置社會糾紛和沖突；四是服務和管理流動務工人員、農村留守老婦幼等特殊人群；五是引導和監管基於互聯網的「虛擬社區」以及類似場域。這些工作紛繁復雜、千頭萬緒，如果就事論事、頭痛醫頭，只會是事倍功半，所以必須分析實現有效治理的戰略路徑，找到國家治理的制高點、切入點、突破點、著力點。第一，治理的制高點是倫理塑造。治理工作直接作用於人的行為，但行為是思想影響的，所以，引導思想觀念、構建先進文化、塑造社會倫理，是更為根本的治理戰略。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力倡導以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為基本內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僅是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更是治理的制高點。要緊緊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和文化生產經營機制，建立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第二，治理的切入點是源頭治理。當前因土地徵用、房屋拆遷、歷史遺留等問題引發的社會矛盾多樣多發，除各方面客觀原因外，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些幹部在處理政府與群眾利益關繫上，沒有樹立把改革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實踐證明，只有讓廣大群眾從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中獲得實惠，才能從源頭上減少社會矛盾。全會提出，實現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必須加快社會事業改革，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更好滿足人民需求。現階段不可能消滅貧富差距，但必須下大力氣解決因違法違規而產生的貧富差距，這就要求反對特權，推動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實現。而對於因身體缺陷、智識水平等合理差別因素造成的低收入困難群體，則應切實解決好其社會保障問題。第三，治理的突破點是群防群治。國家治理，重點在基層，關鍵靠群眾。要主動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新要求，善於依靠基層組織和廣大群眾，提高預防化解社會矛盾的能力和水平。要通過群眾自治，讓群眾自己組織起來解決自己的問題。要健全以城鄉社區黨組織為核心、以群眾自治組織為主體、社會各方廣泛參與的新型城鄉社區管理服務體系，努力把城鄉社區建成政府社會管理的平台、居民日常生活的依託、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要以擴大有序參與、推進信息公開、加強議事協商、強化權力監督為重點，努力讓群眾更好地行使民主權利，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服務水平。要充分發揮人民團體、群眾組織、社會組織的優勢，吸引、凝聚各方力量，促進矛盾糾紛化解。第四，治理的著力點是法治方式。法治是治理的基本方式。把社會矛盾預防化解納入法治軌道，是實現社會安定有序、和諧活力的長效機制。各級領導和公職人員須牢固確立憲法至上、法律權威的意識，不斷提高依法找法、用法靠法的能力，切實把發展這個第一要務、穩定這個第一責任和依法辦事這個第一要求有機統一起來，絕不能因「維穩」而突破法律的底線，絕不能因害怕上訪而遷就個人的非法要求，絕不能因個別正義而犧牲規則之治的普遍正義。

4、解決國家治理的協調匹配
目前對於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已經有了共識，但還存在以下三個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第一，國家權力在治理主體體系中處於何種地位。有人認為政府應該是在社會組織和個人治理不能或無效時才跟進，即政府治理應居於補缺地位；也有人認為政府治理應居於主導地位。筆者認為，不宜簡單地講補缺地位或主導地位。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意味著在經濟建設領域，政府必須讓路。但社會治理與經濟建設有區別，不宜像定位政府調節經濟那樣，把政府治理社會定位於補缺。在維護秩序、化解風險、處理危機等方面，政府必須努力掌握預防化解社會矛盾的主動權，而不是等社會力量和個人無法處理時才出面。檢驗治理水平的高低，不僅要看緊急情況下應急處置能力，更要看常態下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效果。實踐證明，要有效避免小事演化成大事，關鍵在於完善矛盾糾紛排查、預警、化解、處置機制。要把源頭治理、動態管理、應急處置有機結合起來。與此同時，也要注意發揮基層幹部和群防群治力量的優勢。十八大以來，中央在闡述社會管理體制時，提的不是「政府主導」而是「政府負責」，這一表述啟發我們，不必糾纏「主導」的問題，而應研究功能和責任問題。第二，多元主體共治如何實現匹配、廉價合作。全會強調，必須更加註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合作治理並不是新東西，我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執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方針，所謂綜合治理，實質就是合作治理。如今，綜合治理已從「社會治安」擴展到「社會管理」。但在實踐中，合作治理還存在著協調性、匹配性以及運作成本等問題。因為不同的合作治理事項，會有不同的主體牽頭。如果是政府牽頭，可能比較容易協調，但某些社會組織的匹配性可能存在問題；如果是社會組織牽頭，政府如何配合、在多大程度上配合，是需要深入探討的。同時，合作治理也要考慮成本，既要動員多方力量，又要盡可能做到廉價，合理的成本分攤機制和財務監督機制都需進一步健全。第三，社會組織如何提高治理能力。治理能力指向的是治理有沒有效果，會不會「失靈」。失靈的問題，政府存在，社會組織必然也存在。因此，要高度重視社會組織的治理能力建設。首先，社會組織自身要提高水平、嚴格自律；其次，政府要支持、幫助社會組織提高治理能力；再次，政府和個人還要監督社會組織的治理行為。

5、創新國家治理的方式方法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關鍵在於創新。可以積極嘗試的治理新方法有：第一，非對抗性和「軟法」。具體要求是：變整治為疏導，變剛性為柔性。以治理城市佔道經營為例，目前已有一些地方採用規范設立「便民經營服務點」的方法，兼顧了市民生活便利、經營者正當權益與市容整潔，達到了多贏的效果。在軟法方面，應更加註重發揮激勵性法律規范和鄉規民約等社會自治規則的作用。第二，契約化和合作規制。具體要求是：變命令為協商，變指揮為指導。例如山東省各級公安機關在平安山東建設中，探索出政法部門與保險公司共同建立社區治安防範與人身、財產損害補償相結合的「契約式治安保險聯防」治理新機制，取得了良好成效。第三，提供服務或社會福利。具體要求是：變監管為服務，變強制為利導。例如流動人口不願意辦理登記怎麼辦？江蘇省採取的辦法是「登記積分制」，經過一定年限，達到規定積分後，流動人員就可以享受保障住房、子女上學等待遇，最後還能成為當地市民。第四，市場化和競爭機制。具體要求是：變官辦為民營，變壟斷為競爭。以污染治理為例，環境污染行政處罰固然不能丟，但「排污權交易」的治理方法把政府與企業間的行政關系變成市場的經濟交易，使得企業自覺提高治污積極性，從而控制一定區域內的排污總量。第五，程序化和科技手段。具體要求是：變實體為程序，變「人控」為「機控」。注重採取程序化的技巧來處理實體上公正難辨的問題。應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手段來拓寬治理邊界、提高治理效率、增強治理精度，排除權力、人情、金錢等因素導致的「搞例外」「走後門」現象。

2. 如何推進城鄉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以黨建來引領基層治理創自新，根本在於抓基礎強內功。一是打造有領航力的黨支部班子。基層黨組織領導基層治理，要強化政治引領，確保基層治理充分體現黨的意志和要求，始終保持正確方向。我們深化「紅色領航工程」和「達標創星」活動，堅持「一支一策」推進軟弱渙散基層黨組織整頓，分領域分別培育不少於 20%的「五星級」黨支部。通過典型引路、示範帶動，推動支部建設全面進步全面過硬，提升抓服務、抓治理的能力。

3. 十九大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目標是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目標是：
到我們黨成立一百年時，在各方面製版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權上取得明顯成效；到二○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優越性充分展現。

4. 如何理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從政治屬性來看，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的政治領導和政策推動下治理國家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其本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集中體現。
從治理結構來看，國家治理體系主要包含經濟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會治理、生態治理和黨的建設六大體系，且這六個體系不是孤立存在或各自為政的，而是有機統一、相互協調、整體聯動的運行系統。其中，經濟治理體系中的市場治理、政治治理體系中的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體系中的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中三個最核心要素。
從治理目標來看，就是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一是規范化，無論政府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都應該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規范的公共秩序；二是法治化，任何主體的治理行為必須充分尊重法律的權威，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有超越法律的權力，真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三是民主化，即各項政策要從根本上體現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體地位，各項制度安排都應當充分保障人民當家做主；四是效率化，國家治理體系應當有效維護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有利於提高經濟效益和行政效率；五是協調性，從中央到地方各個層級，從政府治理到社會治理，各種制度安排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相互協調，密不可分。在這五個目標中，能否實現法治化對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是至關重要的。剛剛結束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閉幕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強調指出：要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充分發揮法治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認識和把握治理能力現代化：
首先，從治理主體角度講，有效的治理，突出強調社會公共事務的多方合作治理。過去我們的社會管理存在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是管理主體的政府一家獨攬，市場、社會、民眾的力量比較薄弱，甚至缺席，這導致了社會治理的過度行政化，造成了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的低下。通過改革，從政府與市場關系而言就是要回歸市場本位，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這是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從政府與社會關系而言就是要回歸人民本位，讓人民群眾以主體身份參與到社會治理中去，實現自我治理，這是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突破點。
其次，從權力運行角度講，有效的政府治理，必須合理定位政府職能。原來政府承擔了其他主體的許多職能，現在要通過簡政放權，放權於市場、放權於企業、放權於社會，明確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權力的邊界范圍。在此基礎上，順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和要求，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
最後，從組織結構角度講，有效的治理，必須以科學合理的政府組織結構為基礎。重點是要優化政府職能配置、機構設置、工作流程，完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行政運行機制，用機制再造流程、簡事減費、加強監督、提高效能。

5. 如何實現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多規合一」改革的目的是推動城市科學發展，科學發展的根本辦法是統籌兼顧，而空間是統籌各種發展和建設的重要平台。我們通過「多規合一」平台，可以推動空間布局和利用的有序平衡，從而促進發展的有序平衡，實現資源集約利用，解決城市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的問題。
「多規合一」改革是推進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探索。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多規合一」改革是探索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舉措。
針對發展實際，我們著力解決以下幾個主要問題：一是解決規劃「打架」問題，營造理想城市空間發展形態，實現城鄉統籌發展；二是解決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問題，促進資源集約節約利用和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三是解決行政審批效率問題，促進政府部門形成高效透明的行政審批管理流程；四是解決公眾參與監督問題，推動管理模式從部門管理向綜合管理轉變，推動政府職能從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

6. 什麼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必要內容

國家治理，就是黨領導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
國家治理體系，就是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它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這些構成了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依託。
國家治理能力，就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的能力，也就是制度執行力。這種能力體現在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治理能力的關鍵是人的素質，特別是幹部素質。提高治理能力關鍵是全面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特別是建設適應現代化要求的高素質幹部隊伍。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相輔相成。有了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
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是國家治理必須堅持的根本原則。依照我國憲法，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是國家治理的主體，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主人翁精神;黨在國家治理中發揮著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擔負著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的使命，要善於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必須更加註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
國家治理涵蓋現代化建設五位一體總布局和黨的建設，而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層面。必須著眼於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全面推進平安中國建設，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社會治理的主要方式：一是系統治理，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二是依法治理，加強法制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三是綜合治理，強化道德約束，規范社會行為，調節利益關系，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四是源頭治理，標本兼治、重在治本，及時反映和協調人民群眾各方面各層次利益訴求。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黨提出的全新理念，標志著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境界。
社會主義是一種新生的社會制度，還處在實踐和發展的初期。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樣全新的社會，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沒有成功的經驗，只能在實踐中探索。馬克思、恩格斯沒有遇到全面治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他們關於未來社會的原理很多是預測性的;列寧在俄國十月革命後不久就過世了，沒有來得及深入探索這個問題;蘇聯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實踐經驗，但也犯下了嚴重錯誤，沒有真正解決這個問題。
在全國執政以後，不斷探索這個問題，雖然也發生了嚴重曲折，但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上積累了豐富經驗，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開放以來的進展尤為顯著。我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民族團結，同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不斷出現動亂局面形成了鮮明對照。這說明，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總體上是好的，是適應我國國情和發展要求的。
同時也要看到，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還有許多不足，有許多亟待改進的地方。主要是國家制度體系還不完善，法制還不健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現象還比較突出，各級幹部的能力素質還不適應形勢任務需要，社會參與、群眾自治程度還不高，國家治理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水平有待提高。我國經濟社會各領域存在的許多矛盾和問題，都與制度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制度和法律執行不力密切相關。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我國正在經歷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農村社會向工業、城市社會，從「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型，這種轉型是實現現代化的必然趨勢。長期農業、農村社會形成了深厚的「人治」傳統，而工業化、城市化的現代社會則以「法治」為主要特徵;如果說「熟人社會」難免是「人情社會」的話，那麼「陌生人社會」則必然是法治社會。就是說，我國社會轉型已經對國家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就是對時代要求的回應。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法治中國」的任務，強調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都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

7. 如何推進地方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深刻領會和認真貫徹中央要求，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動實現這一總目標，是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
一、充分認識行政體制改革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作用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力的集中體現。在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就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國家治理能力，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事務的能力。要更好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必須從各個領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三中全會就行政體制改革提出了許多明確要求，強調要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優化政府組織結構，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這些都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要緊緊圍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總體研究，細化改革的重點任務、路線圖和時間表，到2020年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以此為基礎，把各方面制度優勢轉化為管理國家的效能，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