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與善治理論

『壹』 學了政治學基礎理論後 有哪些收獲個體會

精選範文:政治學原理學習體會(共2篇)《政治學原理》是山西財經大學mpa核心課程，作為主講教師參加本次精品課程培訓學習，很有必要，也很有收獲。周先生深入淺出的講述，認真負責的教學，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周先生教學內容豐富多彩，教學方法靈活多樣，對我今後改進教學工作具有特別重要的啟發意義。試以「馬克思主義政治文明觀」為例，談談改進教學的學習體會。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相關原理，我們認為政治文明是人類在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之上，為建立公共秩序、推動社會進步而形成的，用於調節公共權力和私人利益關系的價值規范、組織體系和制度安排的有機總和。它通常由政治意識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為文明三個部分組成，其中，政治制度文明是核心。馬克思主義關於政治文明的基本理論，正是在這樣的政治文明觀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結合當代中國政治文明的發展實際，可將之具體歸納為以下若干觀點： 第一、人類生活是物質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有機統一。馬克思主義認為，「政治文明」體現的是與一定的社會生產發展相適應的社會政治價值規范和制度安排，人類文明的發展，必然是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辯證統一的運動過程。第二、政治文明產生於人的現實活動，必須以現實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為基礎。將人的生產活動和社會交往視為政治文明的現實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對人類社會政治現象和政治生活本質規定性的深刻揭示。第三、政治文明建設的核心是國家政權建設，國家政權建設的關鍵是制度建設。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政權不僅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而且也是政治建設的首要問題。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必定包括國體建設和政體建設兩方面的任務。 第四、政治文明的發展過程是從古代政治文明向現代政治文明進化的過程。人類的成長過程是人逐漸擺脫外在束縛、最大限度獲得自由的過程，這個過程被馬克思稱為「人類解放的過程」。

『貳』 學習完政治文明相關理論後,你有哪些心得請寫出來。

在學習完堅持文明相關理論以後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心得 主要是有關政治如何推動社會的發展

『叄』 善治對於社會治理的重要性

□楊傑

法律應當對扶弱救困行為有保護性的規定,使「善」這一傳統美德在現代社會治理中發揚光大。
針對社會上出現的一些道德滑坡事件,中國適時提出了包括友善在內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新時期,重新認識和提升「善」這一傳統美德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對提高政府公信力,喚醒人們內心道德良知、建設和諧社會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善,包括兩方面含義,其一是理論層面的,體現為濟貧扶弱的倫理道德要求或被人們所公認並共同遵守和實現的普遍價值；其二是實踐層面的,表現為以民為本、關注體恤民情等治國方式或與人為善的行為方式。要讓善治成為社會治理的新常態,需在以下幾方面有所作為:
創新善政體制。從根本上講,社會治理的目的在於實現人類幸福,讓人民生活得有尊嚴。在利益多元化的今天,維持社會穩定,適應社會思潮多元化帶來的新情況新挑戰,需要政府有關部門在協調處理公民、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及其他社會成員的利益關系時,加強有利於善政實施的社會管理:一是在行政執法手段上多採用符合比例原則的行政行為,即行政權力的行使除了有法律依據這一前提外,行政主體還必須選擇對人民侵害最小的方式進行；二是在行政立法行為上創新民意表達機制,給予公民更多的利益表達權；三是在行政監督上要在現有基礎上創新內部行政監督方式,建立財產和「三公」消費等公示制度,完善行政問責制；四是在政績考核上要創新,符合科學發展觀,讓民意有更多的決策權；五是要創新監督方式,使人民對國家機關及國辦公益機構的行為有充分的監督權；六是要建立更人性化的矛盾調處機制,創新行政侵權的公民權利救濟方式等。
依法揚善。首先,法律不能對扶弱救困行為有過強的技術性「苛求」。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扶弱救困時必須要面對有關部門對科學攙扶跌倒老人等所提出的相關技術干預措施。從科學的角度上講,強調扶弱救困的技術性要求是社會進步的標志,尤其是對患有腦血栓、心臟病、高血壓等疾病的老年人,在跌倒的緊急情況下,科學的處置方式是在專業醫務人員的指導下才能施助,否則可能會適得其反。但這些專業的技術要求不可能要求每個助人者都具備,更何況對專業技術人員而言也不一定都能做到「門清」。所以,對扶弱救困行為有過多的技術性「苛求」,可能會使施救人的愛心受到「抑制」。其次,法律應當對扶弱救困行為有保護性的規定。救助處於跌倒、落水、被撞倒等困境的人,誰也不能保證在救助過程中無意外發生,一旦發生意外,救助人就可能有承擔責任的風險。因此,為鼓勵救助行為,法律對此應當有保護性規定:只要沒引起大的不可原諒的不當後果,就不應當讓救助人承擔法律責任,即使後果稍微過大,也應當在法律上盡量免責,除非引起的不當後果比較嚴重。此外,一旦被救助人及其相關親屬對救助人有反誣行為的,法律應當有相應的制裁性措施。
規范好民間公益行為。較之於國辦公益事業出現的信任危機,民間公益項目確實贏得了信任並且得到了有效發展,並為國辦公益事業發展提供了樣板。然而,在法治社會不斷發展的今天,任何事物的發展如果缺失了制度的「關懷」,都難以長久。正如民間公益項目「免費午餐」發起人鄧飛所希望的:只有政府的給力,才會助推民間公益項目的發展。為此,政府需要在以下幾方面有所作為。首先,建章立制。政府要制定相關規章制度,規范民間公益事業的捐贈行為,保障民間公益事業的健康發展。只有在規章制度的規范下,民間公益事業才能做到依法管捐和行捐,程序透明。所謂依法管捐,就是對於來自社會各方的捐贈,要依法進行管理,嚴禁挪作他用或有其他不當處理行為；所謂依法行捐,就是在對受捐對象進行捐贈時,要嚴格審查受捐對象的身份、所處困難等個人情況,避免亂捐。對捐贈的過程,要有法定的透明機制,讓捐款人、受捐人和公眾對捐贈過程一目瞭然。其次,設立行業協會。對民間公益事業的發展,國家可以通過建立行業協會,發揮中間力量的作用去管理和規范民間公益事業。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一方面有利於節省社會成本,打造有限政府,提升黨和政府的執政能力；另一方面,有利於發揮行業協會的專業化作用,避免政府過多介入影響民間公益事業的正常發展。最後,適度監管。政府對民間公益事業的發展,除做好制度建設和行業協會的設置外,還要強化對民間公益事業和行業協會遵守法律法規情況的監督管理。對民間公益事業發展涉及的侵權事件或引發的社會矛盾,政府有關部門要及時監控和化解；對民間公益事業發展做出突出貢獻的單位和個人,政府要給予相應獎勵；對民間公益事業和行業協會有關人員出現的違法犯罪行為,政府有關部門要予以嚴厲打擊等。
懲惡揚善。對那些確有困難需要社會幫助的人,黨政有關部門和新聞媒體要進行廣泛宣傳,讓有能力的人對其進行對口支援或幫助,但對那些好吃懶作、利用人們的同情心騙取錢財的人,有關部門要依法予以嚴厲打擊；另外,對那些社會愛心人士,政府有關部門要大張旗鼓地宣傳表彰,使其給社會帶來更多的正能量,使傳統善的美德在現代社會治理中真正發揚光大。
(作者系濟南市委黨校政法教部教師)

『肆』 學習完民主的價值相關理論後你有哪些心得請寫出來

學習完民主的價值相關理論之後，我看到國家的社會主義民主在不斷的進步，人民的權利日益得到保障。

我覺得對於黨員、幹部來講，就要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著力轉變不適應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思想觀念，增強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兢兢業業地干好工作。

要使各級領導幹部把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與堅持正確的政績觀緊密結合起來，堅持按照客觀規律辦事，實實在在地做出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實績。只有使黨員、幹部成為科學發展觀的忠實執行者，才能為科學發展觀的貫徹落實提供可靠保證。

(4)治理與善治理論擴展閱讀：

關於民主的價值，共產主義的挫折，使民主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區失去了重要的體制性競爭對手。民主的靈活性，對代議制平等的內在承諾，對反對派政治活動合法性的認可等，所有這些政治機構的民主特徵，都不應該被輕易地打折或減損。但是，民主有許多不足之處。

它非常容易被強大的利益集團完全挾持，它往往不能保護弱勢群體，或者相反不能促進社會公正；並且它也不能很好地應對許多政治圖景的表徵。強烈的感受是，政治認同，勾畫和重新劃定疆界，以及全球環境問題，是其中最為急迫的。

簡而言之，盡管民主是有寶貴價值的，但是它不容易與其他的政治價值相互適配，並且在很多方面都達不到它所面臨的需求。

『伍』 俞可平的學術研究

俞可平在國內較早運用諸如政治系統分析、政治結構功能分析和政治溝通分析等研究方法對當代中國政治進行全面的學術研究，力圖探索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分析框架。在《當代中國政治的分析框架》、「轉變中的中國政治」（《福建論壇》1988年第3期）等論著中，作者分別對當代中國政治的結構功能、運行機制、文化背景和發展進程進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作者指出，從結構功能的角度看，當代中國政治有三個顯著特徵，即政治黨團機構的行政化、政治職能機構的多重化和法定權力機構的形式化；從政治溝通的角度看，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一種典型的單通道信息傳送體制，其基本特徵是政治信息傳播網路的高度一元化。由於市場經濟體制的引入和全球化浪潮的沖擊，這種政治體制正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它的模式維持能力、整合能力和適應能力正在經歷嚴峻的考驗。對政治體制進行全面的改革，是加速中國政治現代化，從而緩解政治系統目前所承受的巨大壓力的根本途徑。
具體到對中國政治的研究，俞可平提出了一個以系統、結構、功能、信息、運行機制為主體的分析框架，它有助於理解和把握各種政治現象之間以及政治現象與社會現象之間的復雜關系，有助於進行綜合性的研究，開辟了一條在部分與整體、結構與功能、輸入與輸出的相互關繫上對中國政治進行分析的途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俞可平的上述研究是在80年代末進行的，這使他實際上成為中國改革政治學研究的啟動者之一。 為了更好地理解中國民主政治的演進方式與路徑，俞可平提出了「增量民主」的概念。在「增量民主：三輪兩票制鎮長選舉的政治學意義」（《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0年第3期）、「增量政治改革與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公共管理學報》2004年第1期）、「走向增量民主與治理：中國的評估標准與理論總結」（美國《新政治學》，2002年第24卷）、《增量民主與善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等論著中，俞可平對「增量民主」的內涵、特徵以及現實意義等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增量民主意味著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設必須有足夠的「存量」，但同時必須在原有的基礎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種新的增長，是對「存量」的增加；「增量民主」在過程上是漸進的和緩慢的，它是一種突破但非突變；在俞可平看來，增量民主的實質，是在不損害人民群眾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俞可平對漸進民主和增量民主進行了區分：盡管兩者都強調民主發展的有序性、平穩性、連續性，但「漸進民主」強調的是過程，「增量民主」強調的是目標與後果，即利益總量的增加；「漸進民主」強調過程的漸進性和緩慢性，而「增量民主」則在強調改革進程平穩性的同時，也強調必要時的「突破性」改革。根據增量民主的邏輯思路，俞可平指出，深化黨內民主以及推進基層民主應當成為目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增量民主理念源於對中國政治現實的思考，同時它也是對一般民主思想的豐富與發展。研究者既要有理論視野，又應有現實關懷，俞可平對此作了極好的詮釋。 俞可平在「和諧社會面面觀」（《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5年第1期）、「社會公平和善治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兩塊基石」（《理論動態》2005年1月10日）、「公民社會對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意義」（《社科論壇》2005年第3期）、「和諧社會是一個多元的社會」（《學習時報》2005年4月4日）等文章中進行了深入分析。俞可平認為，和諧社會是社會的各種要素和關系相互融洽的狀態，它涉及到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多重關系，涵蓋了人們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如果從公共治理的角度看，即從政府對社會公共生活的管理這個角度來看，社會公平和善治則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兩塊基石。俞可平認為，社會公平就是社會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體社會成員之間合理的分配，它意味著權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機會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俞可平認為，社會公平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之一，是衡量社會全面進步的重要尺度，也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深厚基礎。
俞可平的上述研究，賦予和諧社會以新的時代內涵，並為我們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極大地推動了和諧社會研究的深入。 中國農村的治理狀況是俞可平著力頗多的另一研究領域。在「試論農村民主治理的經濟基礎」（《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1999年第3期）、「中國農村的民間組織與治理——以福建省漳浦縣長橋鎮東升村為例」（《中國社會科學季刊》2000年夏秋季號）、《中國農村治理的歷史與現狀：以定縣、鄒平和江寧為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等論著中，俞可平對中國農村治理的歷史延續、結構、模式、過程等問題進行了深入剖析。俞可平認為，中國農村的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歷史性的演變邏輯，它有三個特徵：首先，它是一種政府主導的治理模式。近代以來，包括村民自治在內的農村治理改革都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動的，政府通過法律、制度和政策，從整體上規范、制約和引導著農村治理的結構、職能和方向；其次，它是一種多元治理的模式。直接參與農村治理的有三種不同性質的權威：一種是官方的權威，一種是純民間的權威，第三種是介於政府與民間兩者之間的公共權威。再次，它是一種精英治理的模式。無論實行何種政治體制，在農村精英始終在農村治理中占據主導地位。俞可平認為，盡管面臨著自治制度流於形式、政府幹預太多以及效率低下等問題，但以村民自治為核心的中國農村治理改革必將進一步深入下去，因為它代表了中國現代農村民主政治的發展方向，對於農村社會的進步有著巨大的積極意義。
俞可平對中國農村治理模式的研究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特別是他倡導的歷史比較方法與治理——善治分析方法，為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並推動了中國農村問題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近年來，國內外對於中國模式的討論日趨激烈。那麼中國模式討論的背景是什麼？中國模式有哪些特徵？其實質和意義又是什麼？關於這些問題，俞可平在「熱話題與冷思考——關於北京共識與中國發展模式的對話」（《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4年第5期）、「關於『中國模式』的思考」（《紅旗文稿》2005年第19期）、「中國模式：經驗與鑒戒」（《文匯報》2005年9月4日）等文章中進行了深入論述。俞可平認為，「中國模式」實質上就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戰略選擇，它是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一整套應對全球化挑戰的發展戰略和治理模式。在俞可平看來，中國模式的特徵有：國內的改革與對外開放的結合；根據本國國情，主動積極地參與全球化進程，同時始終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堅持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同時輔之以強有力的政府調控；推行增量的經濟與政治改革，以漸進改革為主要發展策略，同時進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俞可平認為，中國的上述經驗應當得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學習和借鑒。
同時，俞可平指出，作為一種發展模式，「中國模式」尚在形成之中，還沒有完全定型。在他看來，「中國模式」要得到繼續發展和完善，必須注意解決好以下問題：必須在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的同時，追求社會和自然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必須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與人、地區與地區、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平衡發展；在全面推行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的同時，適時進行以民主治理和善政為目標的政府自身改革和治理改革；在全球化時代，政府要對公民承擔更大的責任；政府應當積極培育和扶持公民社會組織，為民間組織的成長創造良好的政治和法律環境。
俞可平從經驗和教訓兩個方面對「中國模式」進行了深入分析，他的研究成果啟發了我們的研究思路，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學術影響。 俞可平是國內治理和善治理論公認的開拓者。在《治理與善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全球化：全球治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經濟全球化與治理的變遷」（《哲學研究》2000年第10期）、「治理和善治：一種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南京社會科學》2001年第9期）、「全球治理引論」（《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2年第1期）等論著中，俞可平對治理和善治的定義、要素、特徵以及全球治理的前景等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俞可平指出，治理一詞的基本含義是指官方的或民間的公共管理組織在一個既定的范圍內運用公共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種不同的制度關系中運用權力去引導、控制和規范公民的各種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所以，治理是一種公共管理活動和公共管理過程，它包括必要的公共權威、管理規則、治理機制和治理方式。治理有四個特徵：它不是一整套規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的主體既可以是公共部門，也可以是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治理的實質在於建立在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認同之上的合作。俞可平對治理和統治概念進行了區分：首先，主體不同。統治的主體一定是社會的公共機構，而治理的主體既可以是公共機構，也可以是私人機構，還可以是公共機構和私人機構的合作；其次，管理過程中權力運行的向度不同。政府統治的權力運行方向總是自上而下的，治理則是一個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
俞可平對治理和善治理論的開創性研究，不僅拓展了我們的研究視角和思路，推進了中國政治學理論的研究，而且對於我們轉變執政理念、推動政治管理體制改革具有直接的意義。 公民社會問題是國內外學術界普遍關注的一個重大學術課題。作為國內最早倡導公民社會研究的學者之一，俞可平在90年代初就領導了一個課題小組對公民社會理論進行研究。他認為，90年代以來國內學術界對公民社會的討論實際上可分為三個流派，其一是歷史學派，以歷史上的民間社會來比擬現實中的公民社會；其二是民間組織派，將公民社會界定為非官方的民間組織；其三是政治哲學派，從政治國家-公民社會的相互關系來研究公民社會，將公民社會界定為私人利益關系的總和。俞可平在「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及其歷史地位」（《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4期）和「社會主義市民社會：一個新的研究課題」（《天津社會科學》，1993年第4期）等論文中指出，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公民社會」與「資產階級社會」、「經濟基礎」和「生產關系的總和」等並不是完全同一的概念，公民社會是與政治國家相對應的一個分析范疇。只要有政治國家存在，就應當有與之對應的公民社會，但是在缺乏市場經濟體制的高度集權的專制主義條件下，公民社會總是被政治國家吞沒。一個相對獨立的公民社會是現代民主的基礎，而市場經濟必然要求產生一個相對獨立的公民社會。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中國的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正在悄然興起，研究中國公民社會的結構、類型、特徵及其對政治生活的影響，已經成為一個緊迫的課題。
中國公民社會的制度環境是俞可平研究的另一旨趣。在「中國公民社會：概念、分類與制度環境」（《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中國公民社會制度環境的主要特徵」（《新華文摘》2006年第6期）、「改善我國公民社會制度環境的若干思考」（《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6年第1期）等論文中，俞可平對當代中國公民社會制度環境的內容、特徵、存在的問題以及改進意見進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中國公民社會制度環境的特徵，典型地體現為宏觀鼓勵與微觀約束、分級登記與雙重管理、雙重管理與多頭管理、政府法規與黨的政策、制度剩餘與制度匱乏、現實空間與制度空間的共存。俞可平認為，改善我國公民社會制度環境的關鍵在於轉變對公民社會的態度，只有給予公民社會正確的定位和合理的分類，完善相關的法律、規章和政策並促使公民社會與政府更好地合作，才能最終實現善治的社會目標。
俞可平的上述觀點在國內政治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特別是他對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的開創性研究，推動了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使他成為國內研究公民社會少數有造詣和貢獻的政治學者之一。 90年代初，俞可平轉入比較現代化研究，著重比較各國現代化的代價。作者在「中國式現代化還西方式現代化」（《亞太研究》（杜克大學，1992）、「關於現代化代價的思考」（《市場經濟導報》1995年第1期）和「現代化進程中的民粹主義」（《戰略與管理》1997年第1期）、「現代化、民族化與全球化」（《光明日報》，2005年）等文章中指出，現代化本身就帶有一定的負面作用，現代化進程必然伴隨著對社會的若干消極影響。作者把現代化對社會發展的消極影響稱作現代化的代價，例如生態失衡、環境污染、兩極分化、逆差心理、政治腐敗、資源浪費等。但是，各國政府完全可以通過有效的措施將現代化的代價降低到最小限度。對於現代化事業的領導者來說，應當清醒地認識到，既然要實行現代化，就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價，但必須採取一切措施將這些代價降低到最小限度；對於一般公民來說，要理解現代化對社會帶來的某些不可避免的消極作用，就應當明白，只有進一步推進現代化，才能克服現代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有遠見的知識分子不應當過分渲染現代化的代價，那樣極容易誘發現代化進程中可能出現的民粹主義情緒，而民粹主義雖然可能帶來短期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但由於它內在地具有深刻的反市場傾向和反現代化傾向，因此，民粹主義對國家的現代化最終是有害無益的。
俞可平所進行的比較現代化研究，選擇了比較各國現代化的代價這一獨特的視角，以科學、冷靜、客觀的態度審視現代化進程中的負面效應，這不僅有助於人們更全面、深刻地理解現代化問題，消除對現代化的種種誤識，而且也有助於政府有關政策和行為的合理化，因而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 政治文化是一個與政治哲學關系至為密切的領域，俞可平在重視政治哲學研究的同時，也較為關注政治文化研究，他在「政治文化概要」（《人文雜志》1989年第2期）、「中國傳統文化論要」（《孔子研究》1989年第2期）、「30年代中國思想中的文化與現代性」（美國《亞太研究》1994年第2期）、「中國通俗文化中對毛澤東的再評價」（德國《婦女與中國研究》1995年第3期）、「後革命與傳統中國政治」（《天津社會科學》1998年第3期）等文章中，對政治文化的內涵、要素、結構、功能，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徵及其現代化的途徑等問題，均作了比較系統的闡述。例如，他對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政治文化是一種政治取向模式，包括政治認知取向、政治態度取向、政治信仰取向、政治情感取向、政治價值取向等等」）在學術界獨樹一幟，被研究者們廣為引用。又如，在分析傳統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徵時，俞可平指出，國內理論界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討論和研究，存在著兩種偏向，一種偏向是囿於中國歷史論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另一種偏向是用馬克思的理論套論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從而阻礙了研究的深入。他認為，不能簡單地把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歸類於馬克思所說一般封建主義的范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一種絕對的專制主義，其實質就是「民本君主」，即把政治體看作是由君王和臣民這兩個部分組成的統一整體；民本主義與君主主義並不是像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是根本對立的思想體系，相反，它們在實質上是完全一致的，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它們相輔相成，一起構成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主流。
政治文化是現代政治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俞可平通過自己的研究分析，提出的上述有關政治文化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等方面的獨到見解，推動了國內政治文化研究的開展和深入。 文化同社會的進步與變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那麼，在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中國文化會對中國社會的變遷產生怎樣的影響？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文化本身又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在「君子：傳統文化的整合——從《菜根譚》看儒、道、釋的合流」（《青年思想家》1992年第2期）、「西化與中化之辯——評30年代前後關於中國現代化模式的兩種觀點」（《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5年第1期）、「現代化和全球化雙重變奏下的中國文化發展邏輯」（《學術月刊》，2006年第4期）等文章中，俞可平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在洋務運動以來關於中國文化的辯論中，「西化論」和「中化論」的論戰一直處於整個辯論的中心。西化論者認為，西方式現代化是世界趨勢，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根本沖突，因而中國傳統文化基本上無可取之處，理應遭到擯棄；中化論者則認為，東西方文化是可以共存和互補的，中國文化有其合理內容和存在價值，中國的特殊國情決定了中國既無可能也無必要照搬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模式。俞可平認為，從方法論上看，「西化論」和「中化論」都存在著一些致命缺陷：它們都把現代化當作是一個全然積極的過程，沒能看到現代化內在的局限性，而這種局限性恰恰正是造成現代化進程在中國一再中斷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們都把文化當作現代化的決定性變數，試圖以此來解釋中國現代化的成敗，這一共同的方法論弱點註定了無論是「中化論」還是「西化論」都不可能對中國的現代化歷程作出深刻的分析和正確的評估。
關於改革開放後中國文化的發展邏輯，俞可平指出，改革開放後中國文化的發展和變遷深深烙上了全球化和現代化的時代印記。在「現代化和全球化雙重變奏下的中國文化發展邏輯」（《學術月刊》，2006年第4期）等文章中，俞可平指出，現代化和全球化的交織與重合，是理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化轉型的鑰匙。改革時期發生在中國的文化討論，實質上是中華民族對現代化和全球化的一種文化反應，是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化和全球化條件下發生轉型的邏輯結果。他指出，從洋務運動開始，貫穿於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中化」與「西化」、「傳統」與「現代」、「中體」與「西用」等文化話語，在知識界的影響力正在日益淡化，開始讓位於其他重要話語，如「全球化」與「本土化」、「全球性」與「民族性」、「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等。他預言，從五四運動開始的中國文化轉型過程，已經接近完成，一種新型的中國主流文化正在形成之中。這種新型的主流文化，既不是傳統文化的復興，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移植。它深深植根於中國傳統之中，同時充分地吸收了其他文明的優秀成果。
俞可平對中國文化的研究，緊扣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時代背景，對於我們理清研究脈絡、拓展研究視野有著很強的指導意義。 俞可平是國內最早進行全球化研究的學者之一。在《全球化的悖論: 全球化與當代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全球化研究的中國視角」（《東方》2001年第2－3期）、「全球化與中國政治發展」（韓國《東亞研究》2003年第44輯）、《全球化與國家主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全球化與政治發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等論著中，俞可平對全球化的本質與特徵、全球化與國家主權的關系、全球化對政治發展的影響、全球化對當代社會思潮的影響等問題進行了深入闡述。
全球化對中國政治的影響，是俞可平研究的重點之一。他指出，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社會生活產生的影響，既有積極的意義，又有消極的影響。俞可平認為，參與全球化過程對於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不是願意不願意的問題，而是怎樣選擇時機和方式參與，同時盡可能地避免經濟全球化對國內政治經濟所帶來的消極影響的問題。中國政府積極奉行對外開放政策，積極發展與世界各國的經濟貿易合作，努力爭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表明中華民族正在以積極主動的態度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並且正在通過一定的方式和速度進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個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國政府積極擔負起對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全的重大責任，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中充任重要角色，致力於確立一整套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謀求全人類的和平與發展。在國內治理方面，逐步確立和弘揚以民主和法治為核心的政治價值，在繼續推進善政的基礎上，積極推行以「民主、法治、效率、透明、廉潔、負責、合作、參與和公正」為主要標準的善治，是經濟全球化對我們提出的政治要求,也預示了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 作為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基本觀點研究」課題的首席專家，俞可平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了深入研究。在「馬克思主義與現代西方政治學」（《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1年，第2輯）、「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及其歷史地位」（《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4期）、《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馬克思主義對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的巨大影響」（《學習時報》，1999年6月28日）、「人的全面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最高命題和根本價值」（《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1年第5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還是「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6年第4期）等論述中，俞可平對馬克思主義的最高命題、馬克思主義對當代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深刻影響，以及今天我們應當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等重大問題，發表了自己系統的看法。
俞可平的研究指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內涵與根本命題，這對於我們解放思想、正確理解、認識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有著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

『陸』 西方善治理論的淵源是哪

治理與善治俞可平是國內善治理論的先驅者，較早在國內引入和發展了西方學者提出的治理與善治理論。 俞可平認為治理是指在一個既定的范圍內運用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種不同的制度關系中運用權力去引導、控制和規范公民的各種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從政治學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過程，它包括政治權威的規范基礎、處理政治事務的方式和對公共資源的管理。它特別地關注在一個限定的領域內維持社會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權威的作用和對行政權力的運用。 「治理「(governance)與「統治「（government)從詞面上看似乎差別並不大，但其實際含義卻有很大的不同。治理與統治的最基本的，甚至可以說是本質性的區別就是，治理雖然需要權威，但這個權威並非一定是政府機關；而統治的權威則必定是政府。統治的主體一定是社會的公共機構，而治理的主體既可以是公共機構，也可以是私人機構，還可以是公共機構和私人機構的合作。治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合作、政府與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合作、強制與自願的合作。政府統治的權力運行方向總是自上而下的，它運用政府的政治權威，通過發號施令、制定政策和實施政策，對社會公共事務實行單一向度的管理。與此不同，治理則是一個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它主要通過合作、協商、夥伴關系、確立認同和共同的目標等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理。治理的實質在於建立在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認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擁有的管理機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權威，而是合作網路的權威。其權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單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治理可以彌補國家和市場在調控和協調過程中的某些不足，但治理也不可能是萬能的，它也內在地存在著許多局限，它不能代替國家而享有政治強制力，它也不可能代替市場而自發地對大多數資源進行有效的配置。為了克服治理的局限性，就有必要實施「良好的治理」或「善治」。概括地說，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善治的本質特徵，就在於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一種新穎關系，是兩者的最佳狀態。善治實際上是國家的權力向社會的回歸，善治的過程就是一個還政於民的過程。善治表示國家與社會或者說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良好合作，從全社會的范圍看，善治離不開政府，但更離不開公民。從某個小范圍的社群來看，可以沒有政府統治，但卻不能沒有公共管理。善治有賴於公民自願的合作和對權威的自覺認同，沒有公民的積極參與和合作，至多隻有善政，而不會有善治。所以，善治的基礎與其說是在政府或國家，還不如說是在公民或民間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說，民間社會是善治的現實基礎，沒有一個健全和發達的民間社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

『柒』 非營利組織管理的其他版本

作者： 黃波，吳樂珍，古小華主編
出 版 社：中國經濟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8-9-1
字數： 270000
版次： 1
頁數： 204
開本： 16開
印次： 1
紙張： 膠版紙
I S B N ： 9787501786473
包裝： 平裝

所屬分類： 圖書 >> 管理 >> 一般管理學 >> 經營管理
定價：￥29.00 本書共分十章，每一章都是對非營利組織發展過程中重點和難點問題的闡述，每一章內容相對獨立又互為補充。在闡述的過程中，我們注意結合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特點，側重實務的研究。
本書每章的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章，非營利組織的概述，主要探討非營利組織的內涵和組織的特點。
第二章，主要討論非營利組織的理論基礎；介紹與非營利組織發展相關的幾種比較典型的理論。
第三章，主要介紹國外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情況，為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提供了基本的認識框架。
第四章，主要介紹中國的非營利組織包括起源、活動領域、法律制度框架、存在的主要問題等。
第五章，非營利組織的戰略管理，是為了應對日益復雜和動盪不安的環境之必須。本章圍繞這一問題展開了相關的研究。
第六章，主要探討非營利組織管理的財務問題，包括財務的收入和支出管理，財務的分析和財務的監督等。
第七章探討了非營利組織的人力資源管理問題。
第八章主要介紹了非營利組織的項目管理。
第九章，就非營利組織的市場營銷、營銷管理及其過程與策略等問題作了論述。
第十章，主要介紹了非營利組織的評估。 第一章 非營利組織概述
第一節 非營利組織的界定及特徵
一、非營利組織的定義
二、非營利組織的特徵
第二節 非營利組織的類型
一、國外學者對非營利組織的分類
二、我國對非營利組織的分類
第三節 非營利組織產生與發展的原因
一、市場經濟的發展
二、政府體制改革
三、公民社會的興起
四、歷史淵源
第四節 非營利組織與其他組織的互動
一、非營利組織與政府之間的互動
二、非營利組織與企業之間的互動
第二章 非營利組織的理論基礎
第一節 公民社會理論和治理理論
一、公民社會理論
二、治理與善治理論
第二節 市場失靈理論、政府失靈理論和志願失靈理論
一、市場失靈理論
二、政府失靈理論
三、契約失靈與志願失靈理論
第三節 新制度經濟學和自治組織理論
一、新制度經濟學
二、自治組織理論
第三章 國外的非營利組織
第一節 國外非營利組織的產生、發展與演變
一、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非營利組織
二、一戰前後到二戰前後的非營利組織
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非營利組織
四、1972年之後的非營利組織
第二節 主要國家（地區）的非營利組織
一、西歐：英國、德國
二、中歐和東歐：俄羅斯、捷克共和國
三、拉丁美洲：阿根廷、秘魯
四、亞洲地區：日本、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
五、其他發達國家：美國、澳大利亞
第三節 國際非營利組織
一、國際非營利組織的產生及其重要性
二、國際非營利組織的概念
三、國際非營利組織的特點和分類
四、國際非營利組織存在的問題
第四章 中國的非營利組織
第一節 起源和歷史發展
一、中國非營利組織的起源
二、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
第二節 中國非營利組織的活動領域及其作用
一、中國非營利組織的活動領域
二、非營利組織的作用
第三節 非營利組織的法律制度框架
一、中國非營利組織的法律制度的變遷
二、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登記管理制度
三、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稅收管理制度
四、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監督管理制度
第四節 中國非營利組織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與對策
一、中國非營利組織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二、促進中國非營利組織發展的對策
第五章 非營利組織的戰略管理
第六章 非營利組織的財務管理
第七章 非營利組織人力資源管理
第八章 非營利組織的項目管理
第九章非營利組織營銷
第十章 非營利組織的評估
參考書目

『捌』 學習政黨的相關理論後,你有什麼心得請寫出來。

感謝黨組織給我此次的學習機會，能夠參加學院舉辦的入黨積極分子培訓班的學習，我深感版榮幸，也十權分珍惜這次寶貴的學習機會。各位老師對黨的精闢解析，獨到的見解和大量的旁徵博引，讓我在無比嘆服的同時深受鼓舞和教育。

『玖』 治理與善治的作品目錄

一、引論：治理和善治二、「治理」概念的運用與濫用三、作為理論的治理：五個論點四、治理的興起及其失敗的風險：以經濟發展為例的論述五、新的治理六、治理問題與現代福利國家七、治進和科學「治理社會與生產知識的市場式模式八、從地方政府管理到地方治理九、統治失效與治理能力問題：對一個理論範式的評價十、治理和治理能力：利用復雜性、動態性和多樣性十一、治理與國際調節機制的危機十二、治理在國際關系中的正確運用十三、現代的治理，昨天和今天：借重法國政府政策得以明確的幾點認識十四、發展中世界的非政府組織與政治……附錄：美國、菲律賓善的實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