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全球治理論壇
Ⅰ 李曉東的相關職務
國內主要兼職(含曾經)包括 :
中國通信標准化協會IP與多媒體技術委員會(TC1)副主席中國通信企業協會通信網路安全專業委員會常務委員
中國科學院計算機網路信息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學位評定委員會委員
中國計算機學會高級會員
CNNIC-ISC互聯網技術聯合實驗室(CILAB)中方主任CNNIC-Cisco地址技術聯合實驗室(CCARL)主任
國家CN域名和ENUM國家86碼域技術聯絡人工業和信息化部通信網路安全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
工業和信息化部互聯網安全專家委員會委員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特邀研究員海峽兩岸通信交流協會第二屆理事會理事
中國互聯網協會常務理事
中國互聯網協會第四屆網路與信息安全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京津冀青年人才合作專家指導委員會專家委員
中國青年科技工作者協會常務理事,信息與電子科學專業委員會秘書長
全國青聯委員
山東青聯常委
北京青聯委員
中科院青聯委員
中關村青聯委員
國際主要兼職(含曾經)包括 :國際組織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ICANN):
亞太事務副總裁
互聯網號碼分配機構(IANA)職能移交協調工作組(ICG)成員
安全與穩定咨詢委員會(SSAC)委員
注冊服務技術評估專家組(RSTEP)成員
安全穩定與可恢復性評估專家組(SSR RT)成員
聯合國互聯網治理論壇多利益相關方(MAG)專家組成員
世界經濟論壇(WEF):
網路安全理事會理事
全球議程理事會理事
國際技術標准組織互聯網工程任務組(IETF):
國際化電子郵件工作組(EAI WG)聯合主席
應用領域技術標准評估專家組成員
國際互聯網協會咨詢委員會成員
BIND10軟體指導委員會委員
Ⅱ 互聯網十 形式與政治論文
一、當前網路安全形勢的主要特點和趨勢
(一)主要大國加緊制定和完善網路安全戰略
美國首次將網路安全置於恐怖主義之前,列為美戰略安全最突出問題。美國雖網路實力超強,但對網路的依賴也最大,面臨來自其他國家和非國家實體的網路攻擊多重威脅,因此在以網路為抓手全面鞏固其政治、軍事、經濟霸權的同時,也對包括我國在內主要國家網路能力發展日益焦慮。奧巴馬上任不到4個月,就將網路戰爭視為「最嚴重的經濟和國家安全挑戰之一」,承認網路戰爭「從理論走向實戰」[1]。美國相繼發表《網路空間國際戰略》、《網路空間行動戰略》、《網路空間政策報告》、《國家網路作戰軍事戰略》等政策文件,將網路空間治理重點「從國內擴展到國際」、「從被動防禦轉向武力報復」以構建全球網路霸權。美國又啟動「大數據研發計劃」
將其定義為「未來的新石油」,視數據主權為繼邊防、海防、空防後的又一大國博弈空間。英、法、德也分別出台了《新版英國網路安全戰略》、《信息系統防禦和安全戰略白皮書》、《國家網路安全戰略》等報告,明確將把網路空間威脅列為國家生存發展所面臨的「第一層級」威脅和「核心挑戰」網路安全被提升至國家戰略高度,並視網路攻防建設與陸、海、空三軍建設同等重要。在美國的背後支持下,北約網路防務中心也發布了《網路戰適用國際法手冊》,該手冊是國際上首個就網路戰適用國際法問題做出規范的文件,標志著網路戰日益從「概念」走向「現實」,反映出網路安全正逐步上升為西方核心安全關切。
(二)網路空間軍事化進程明顯加快
美、英、德、俄、日、韓、印、澳等國相繼組建網路部隊,紛紛成立「網路司令部」或「網軍」,加強信息戰研究和投入,研究信息戰戰法和戰略,研發的高破壞性「網路武器」已達千種之多,信息戰已經成為美國等西方大國對我牽制遏制的重要手段和選擇,我國面臨的信息戰威脅趨於上升。美國是網路戰的先行者,在網路空間謀求壓倒性軍事優勢,實現制網謀霸。美軍網路司令部人數為8.87萬人,通過啟動「國家網路靶場」項目多次舉行網路戰演習,並注意在常規聯合軍演中注入網路戰元素。美國還定期邀請英、法、韓等國參與「網路風暴」演習,加強多國間信息共享和危機聯合處置能力。韓國組建200人組成的國防情報本部網路司令部。印度國防部擬在2017年前組建7個信息戰旅和19個信息戰營。日本提出建立以應對網路攻擊為核心的組織機構並培養相關人才。此外,各國網路戰策略也正發生由守轉攻的變化,出現將網路攻擊視為武裝攻擊的趨向。北約出台的《網路戰適用國際法手冊》明確提出網路戰在現實中可能產生與實戰相似的效果,並不因為發生在互聯網上就不是戰爭,國際法同樣適用於網路戰。美日等國已明確表示將推進攻擊型網路部隊建設,必要時發動網路戰爭。值得關注的是,美、俄己開始發展「先發制人」的網路刺探與反制能力,強化網路戰攻擊手段,以實現「以攻代防」、「以攻促防」網路空間的攻防對抗更趨復雜嚴峻。
(三)圍繞網路規則的國際斗爭加劇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出於政治需要,把網路變成推行國家政策的工具,人為地誇大網路空間的整體性和開放性,引入「基本人權」概念,鼓吹「網路自由」、「人權」高於「主權」,藉此否定國家「網路主權」。他們宣稱現有國際法原則可適用網路空間,沒有必要制定新准則,反對設立全球互聯網治理機制,大力阻止由聯合國等政府間國際組織介入互聯網治理,聲稱監管網路有損言論自由,將削弱和抹殺技術創新,不利於保護知識產權。堅持網路規則應以由政府、私營部門、民間社會、消費者等組成的「多利益攸關方」模式共同制定,強調行業自律,真正實現互聯網自由、開放、無界和安全。美國公布的《網路空間國際戰略》就強調要力推美國網路「法治」觀,互聯網使用應顧及「法治、人權、基本自由和保護知識產權」,美國首先要同「立場相近國家」進行協調,確立輿論主導權,然後由點到面,逐步擴大國際合作,最終確立新的規則,以爭奪「網路治理」的主導權和絕對控制權。為此,他們竭力推動各方加入歐盟的《網路犯罪公約》和「倫敦進程」等機制,企圖在聯合國框架外建立網路空間國際規則體系,來削弱甚至取代聯合國主導的互聯網治理論壇。廣大發展中國家不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對互聯網資源的壟斷和控制,擔憂網路監管不力可能破壞本國社會安定甚至危及國家安全。堅持政府對網路空間擁有管轄權,關注濫用言論自由特別是網路言論自由損害他人權力和尊嚴。呼籲建立多邊、透明和民主的網路國際治理機制,強調發揮聯合國等政府間國際組織在互聯網治理方面的主導作用。中、俄及非洲、阿拉伯國家成功推動2012年國際電聯國際電信世界大會將互聯網發展、接入權及網路安全等問題納入新修訂的《國際電信規則》及有關決議,盡管美國及一些歐盟國家拒絕簽署,但該規則對今後的互聯網治理必將產生積極影響。總之,互聯網日益滲透到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安全、經濟、社會利益相互交織,已成為各國的必爭之地。圍繞網路安全問題,各主要大國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必將長期存在。網路國際治理領域的斗爭,也勢將成為繼氣候變化之後以一個各國利益激烈博弈的新戰場,其斗爭的尖銳性、復雜性將更加突出。同時也要看到,網路安全面臨的挑戰和威脅具有全球性質,各國有著巨大的共同利益,國際社會對於網路空間國際合作的必要性也有普遍認識。圍繞網路安全問題,近年來聯合國、歐盟、20國集團、上合組織、金磚5國等多邊合作及美與中俄印、中英等雙邊「基層」對話趨於活躍,反映了各國攜手共同有效應對具有合作的巨大空間。
二、維護我國網路安全之對策
網路安全問題日益升溫使我國信息網路管理與運用面臨嚴峻挑戰。我國互聯網普及率近40%,博客用戶超過2.94億,微博用戶超過3億,2011年就有5.13億網民和8.59億手機用戶,是全球互聯網使用人口最多的國家,預計2014年我國即時通訊用戶規模將達到6.3億人。網民中年輕人佔比高,20歲以下超過35%。但網路監管手段相對滯後,網路立法尚處起步階段,有關法規條文不夠明確。網路監管機制缺乏統籌協調,相關監管部門多是「分兵把守、各自為戰」的信息安全防控思路已不適應網路空間安全威脅的新變化。硬體上我國自主研發的網路監管技術有限,專職從事網路輿論引導和監管的力量也嚴重不足,統一的國家電子政務內網平台和切實有效的信息安全保障體系還未形成,業務協同和信息共享工作亟待加強,我國信息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受到國外遏制與滲透,華為與思科、摩托羅拉之間的殘酷競爭就是明證。摩托羅拉曾在2010年7月突然在美國控告中國深圳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盜竊其商業秘密,半年後華為反擊,起訴摩托羅拉,理由同樣是知識產權遭侵害,旨在阻止摩托羅拉非法向諾基亞西門子網路轉移華為自主研發的知識產權。最後雙方已達成和解,也證明之前所有有關華為侵權的指控毫無根據。華為經過與思科、摩托羅拉多年的斗爭,終於學會了維護自身知識產權。網路安全問題已成為涉及我國戰略安全和綜合安全的重大課題,網路空間已成為大國博弈的新戰場,利益沖突愈加激烈。我們既要充分認識網路安全形勢的嚴峻性、復雜性和緊迫性,也要看到網路安全問題存在轉「危」為「機」的空間,化挑戰為機遇,加強戰略謀劃,內外兼顧,趨利避害,維護我國網路安全。
Ⅲ 那個互聯網之父參加了世界第二次互聯網大會
世界互聯抄網大會嘉賓來自全球五大洲120多個國家和地區,包括20多個重要國際組織負責人,以及600多位互聯網企業領軍人物、互聯網名人、專家學者,涉及網路空間各個領域,體現多方參與。 國際代表組織中,聯合國副秘書長吳紅波、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弗朗西斯·高銳、國際電信聯盟秘書長趙厚麟、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克勞斯·施瓦布、全球互聯網治理聯盟理事會聯合主席、ICANN總裁法迪·切哈德、亞投行候任行長金立群等人參加。 專家學者層面,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互聯網協會理事長鄔賀銓、中國工程院院士方濱興、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電子科技集團總工程師吳曼青等人參加 國外互聯網企業領軍人物中,雅虎創始人、聯想集團獨立非執行董事楊致遠、諾基亞公司董事長李思拓、微軟全球執行副總裁沈向洋、蘋果公司副總裁戈峻、高通全球執行副總裁、首席技術官馬特·格羅布等人參會。 國內企業家中,柳傳志、馬雲、李彥宏、馬化騰、劉強東、雷軍、張瑞敏等人參加。 另外,「政事兒」了解到,國外智庫學者,港澳台嘉賓等各個領域的大量頂級專家學者及媒體人也將參會。
Ⅳ 胡歌出席世界互聯網大會,為什麼他可以代表科技界發言
個人認為因為胡歌是比較勵志和正能量的,並且胡歌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而且也是非常有名的一個人,所以他能夠發言。第六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召開,胡歌在會上談及對互聯網的態度,他表示,現在絕大多數的粉絲都是通過互聯網來追星,但互聯網不僅只有明星,還是一個擁有無限知識的海洋,年輕人應該善用互聯網探索真理,了解世界。
這些年,胡歌在公益方面,除了出錢出力,還身體力行地參與其中。包括到青藏高原上撿遊客們丟下的垃圾等。
Ⅳ 世界互聯網大會來了多少大咖
1.政府代表
有8位外國領導人、近50位外國部長級官員參會,包括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哈薩克總理馬西莫夫、吉爾吉斯斯坦總理薩里耶夫、塔吉克總理拉蘇爾佐達、烏茲別克第一副總理阿濟莫夫、湯加副首相肖西•索瓦萊尼、剛果(金) 副總理兼郵政、電信與信息通信新技術部長托馬斯•盧哈卡•洛森喬拉等。
2.國際組織代表
聯合國副秘書長吳紅波、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弗朗西斯•高銳、國際電信聯盟秘書長趙厚麟、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克勞斯•施瓦布、全球互聯網治理聯盟理事會聯合主席、ICANN總裁法迪•切哈德、亞投行候任行長金立群、IEEE(電氣和電子工程師協會)主席霍華德•邁克、歐洲信息和通信系統標准化協會秘書長伊什特萬•賽貝斯戴恩、互聯網治理全球委員會副主任戈登•史密斯、APNIC(亞太互聯網路信息中心)秘書長保羅•威爾遜、APTLD(亞太地區頂級域名協會)總經理萊昂尼德•托多洛夫、GSMA(全球移動通信協會)首席執行官約翰•霍夫曼、國際數字政府學會主席特麗莎•帕爾多、中歐數字協會主席魯乙己、國際互聯網基金會非洲區域協調員聶娜•諾瓦卡瑪等20多個重要國際組織負責人。
3.國外互聯網企業領軍人物
雅虎創始人、聯想集團獨立非執行董事楊致遠、諾基亞公司董事長李思拓、微軟全球執行副總裁沈向洋、蘋果公司副總裁戈峻、高通全球執行副總裁、首席技術官馬特•格羅布、甲骨文公司高級副總裁、甲骨文中國公司董事總經理李翰璋、思科全球副總裁多米尼克•斯科特、彭博全球執行副總裁凱文•謝奇、紅杉資本全球執行合夥人沈南鵬、IDG全球常務副總裁、亞洲區總裁、創始合夥人熊曉鴿、亞馬遜AWS全球副總裁容永康、領英執行主席、聯合創始人里德•霍夫曼、空中食宿首席執行官布萊恩•切斯奇、卡巴斯基實驗室創始人尤金•卡巴斯基、麥肯錫全球高級副總裁凱文•斯內德、IBM大中華區副總裁、首席營銷官周憶、SAP高級副總裁、SAP大中華區聯席總經理李強、西門子(中國)有限公司執行副總裁、數字化工廠集團總經理王海濱、ARM 公司全球副總裁史蒂文•派特森、尼爾森大中華區總裁嚴璇、三星集團大中華區總裁張元基、新加坡鴻基大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牛大鴻、美銀美林中國區主席、行政總裁任克英、軟銀中國資本管理合夥人宋安瀾、布萊爾資本創始人、首席執行官吉姆•布萊爾等。
4.港澳台嘉賓
香港特區政府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香港特區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楊德斌、全國政協常委、鳳凰衛視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行政總裁劉長樂、鳳凰網首席執行官劉爽 、鳳凰衛視主持人吳小莉、聯合出版集團董事長文宏武、星島報業集團副總裁、流動媒體集團董事總經理王運豐、澳門特區政府行政長官辦公室顧問余文峰、澳門電訊有限公司行政總裁潘福禧、全國政協委員、澳門街坊總會理事長吳小麗、旺旺中時媒體集團董事長蔡衍明、旺旺中時媒體集團總裁蔡紹中、鴻海集團董事長、富士康科技集團首席執行官郭台銘、台銀金控董事長、台灣銀行公會理事長李紀珠、亞太電信董事長呂芳銘、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中華電信董事長蔡力行、東森電視台總經理張憶芬等。
5.國內著名企業家
全球互聯網治理聯盟理事會聯合主席、阿里巴巴創始人、董事局執行主席馬雲、網路董事長、首席執行官李彥宏、網路總裁張亞勤、騰訊董事長、首席執行官馬化騰、京東創始人、首席執行官劉強東、小米科技董事長、首席執行官雷軍、奇虎360董事長兼CEO周鴻禕、聯想控股董事長、聯想集團董事局名譽主席柳傳志、海爾集團董事局主席、首席執行官張瑞敏、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史立榮、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副總裁蔣亞非、杭州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宗慶後、吉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書福等。
6.院士、專家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互聯網協會理事長鄔賀銓、中國工程院院士方濱興、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電子科技集團總工程師吳曼青、中國工程院院士沈昌祥、中國工程院院士何德全、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首席科學家楊小牛、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技大學常務副校長、中國量子物理研究領軍人物潘建偉、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長曹淑敏、北京外國語大學校長彭龍、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校長曹詩權、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原黨委書記、校長程琳 、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周宏仁、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首都文化創新與傳播工程研究院院長於丹、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互聯網名人堂創新者錢華林等
Ⅵ 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通訊怎麼寫
世界互聯網大會嘉賓來自全球五大洲120多個國家和地區,包括20多個重要國際組內織負責人,以及600多位容互聯網企業領軍人物、互聯網名人、專家學者,涉及網路空間各個領域,體現多方參與。 國際代表組織中,聯合國副秘書長吳紅波、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弗朗西斯·高銳、國際電信聯盟秘書長趙厚麟、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克勞斯·施瓦布、全球互聯網治理聯盟理事會聯合主席、ICANN總裁法迪·切哈德、亞投行候任行長金立群等人參加。 專家學者層面,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互聯網協會理事長鄔賀銓、中國工程院院士方濱興、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電子科技集團總工程師吳曼青等人參加 國外互聯網企業領軍人物中,雅虎創始人、聯想集團獨立非執行董事楊致遠、諾基亞公司董事長李思拓、微軟全球執行副總裁沈向洋、蘋果公司副總裁戈峻、高通全球執行副總裁、首席技術官馬特·格羅布等人參會。 國內企業家中,柳傳志、馬雲、李彥宏、馬化騰、劉強東、雷軍、張瑞敏等人參加。 另外,「政事兒」了解到,國外智庫學者,港澳台嘉賓等各個領域的大量頂級專家學者及媒體人也將參會。
Ⅶ 互聯網時代政府治理面臨什麼新挑戰
互聯網時代,政府治理的特徵事實正在發生深刻變革。與工業時代的傳統政府治理習慣以部門為中心來解決問題、各部門獨立辦事的行政模式不同,互聯網時代的政府治理模式必須與大數據、時效性等緊密結合。
互聯網時代政府治理的特徵
政府治理對象的雙重性
個人既是公民也可能是網民,組織既是實體的也可能是虛擬的,社會形態隨之分化為現實社會和網路社會。
政府治理的精細化和精準化
利用大數據技術,對這些數據進行深度挖掘和關聯處理,能夠准確識別個人、組織、社群的行為特性和活動規律。政府作為「權威的一般性履行」的主體,可以制定並實施「量身定製」的公共政策,從而實現政府治理的精細化和精準化。
政府治理的多中心性和參與性
政府治理的多中心性和參與性。伴隨著互聯網的加速普及,很多人通過互聯網行使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越來越多的政府部門意識到需要運用視頻訪談、社區論壇、微博、微信等新的網路渠道與民眾直接溝通,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建議。
互聯網時代政府治理面臨的新挑戰
互聯網重構了個人、組織、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系,顛覆了傳統的治理模式和方式,給政府治理帶來了無法迴避的挑戰。這些挑戰包括:
時效性
互聯網擴大了政府治理的邊界,要求政府對公眾需求作出即時或瞬時回應。互聯網不受時間和空間的束縛,按照7×24×365(7個工作日、24小時、一年365天)的時間維度運行,人們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以表達訴求和期待,甚至可以發泄不滿和抗議。他們隨時隨地將自己的所見所聞發布於網路。那些可能讓公眾感同身受的信息,依託互聯網傳播的放大效應引發強烈的社會共鳴,從而要求政府部門及時作出回應。如果政府部門仍然墨守繁文縟節、久拖不決等陳規,或者抱有「事不關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最終就有可能導致事態的演變超出各方當事人的預期。
復雜性
互聯網的普及喚醒了人們的權利意識,相應地增加了政府治理的難度。比如在個人信息泄露及其所對應的個人隱私保護方面,根據中國消費者協會2015年3月發布的《2014年度消費者個人信息網路安全報告》,約三分之二的受訪消費者在過去一年裡曾遭遇過個人信息被泄露或被竊取。對此,受訪消費者普遍認為政府部門應該承擔相關責任。
信息不對稱性
海量數據催生了信息冗餘,信息冗餘並不意味著能夠消除信息不對稱,相反,信息越充裕,信息處理成本就越高,信息不對稱性問題往往也就越凸顯。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需要配置更多的資源去篩選和處理各類數據,以甄別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的條件變數和約束變數。
隨機因素干擾
政府治理面臨的隨機因素不斷增加,放大了治理機制缺失的弊端,進而嚴重影響了公共政策和政府的權威性。互聯網所構建的開放環境一般是在「匿名」狀態下運行的,其本身無法排除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不良和不實信息,這使得政府治理面臨著很多隨機因素。如果不能及時澄清並清除這些隨機因素,很可能會釀成事端。
身份認同危機
近年來,中國的數字鴻溝一直呈擴大趨勢。中國城鄉間、地區間等的數字鴻溝,正逐步表現為寬頻鴻溝、應用鴻溝、技能鴻溝以及知識鴻溝,以至其所可能引發的身份認同危機,會嚴重影響治理的公平性和包容性,從而使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不可逆轉的「馬太效應」,影響政府治理的效果。
互聯網時代政府治理新思維——三個「必須認識到」
首先,必須認識到互聯網是一個廣泛的利益相關者平等參與的平台。互聯網就如同一個政策對話場和治理論壇,人們可以直接表達自己的訴求和不滿。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互聯網為政府提供了聽取社情民意的直接渠道。中國政府網開設的「我向總理說句話」的常設窗口,從2014年3月到2015年2月27日共收到超過12萬條網民留言,其中很多建議成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依據和民意基礎。
其次,必須認識到互聯網是一個多中心的、具有自組織功能的社會化網路。多中心特性就意味著無論是言論還是權威都帶有「去中心」「碎片化」和「去行政化」的色彩,公信力必須建立在整個社會話語和共識的基礎上,因而政府治理必須與多中心密切互動。同時,行為當事人的話語往往更加能夠引發社會共鳴和共振,因此,互聯網時代的政府治理,有了自主治理、協商治理和闡釋治理等多元趨向。
最後,必須認識到互聯網所及之處就是治理所及之處。隨著移動互聯網、雲計算等新興信息通信技術的創新應用,網路幾乎覆蓋了物理世界的各個角落,基於大數據的分析,基本上描繪了經濟社會運行的一幅全息圖。
互聯網的出現,促進了公眾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期望值的提升,不斷對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范圍內,面向互聯網時代的政府治理轉型正在逐步展開。人們往往認為,互聯網所帶來的未知因素遠遠多於已知因素,而實際上,互聯網真正帶來的是探索未知因素的無窮可能性。我們既不能將現實社會的治理困境和尷尬歸咎於互聯網,也不能對互聯網所「賦予」的效率抱以幻想,畢竟互聯網治理是政府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互聯網本身也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對象。
互聯網時代的政府治理創新永無止境。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