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轉變

① 如何認識從管理到治理的轉變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其中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社會治理」「政府治理」等概念中，將以往通常使用的「管理」改為「治理」，就是一大創新。深刻認識從「管理」到「治理」的轉變，對於深入學習貫徹《決定》精神具有重要意義。
從「管理」到「治理」，雖然僅有一字之差，但其內涵與外延有了巨大變化。「治理」是特定范圍內各類權力部門、公共部門以及社會組織的多向度相互影響，是公共事務相關主體對於國家和社會事務的平等參與，是各類主體圍繞國家和社會事務的協商互動。相對於「管理」在內涵上的單打獨斗、居高臨下，「治理」的提出是理念上的一個巨大進步，有利於促進社會參與、激發社會活力，更好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並使相應的國家和社會治理創新的外延得到極大拓展。
「治理」的著眼點是促進社會參與。「治理」這一概念，強調的是社會各類主體在國家和社會事務中的地位和作用。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行政改革趨勢看，世界各國政府管理改革的一個基本趨勢是從一元走向多元、從單向走向互動，總的追求是公共治理。這是由傳統政府管理暴露的公共權力局限性決定的。我國正在推進的政府職能轉變，落腳點是「簡政放權」和「促進參與」，不斷創新社會參與機制、疏通社會參與渠道，促進社會各類主體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決定》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新理念，意味著今後在國家和社會事務中，各類市場組織和社會組織具有平等參與的機會和舞台。
「治理」的著力點是激發社會活力。從「管理」轉變為「治理」，就是要突出國家和社會事務的共治，並為此構建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平台、完善多元主體平等協商的機制，從而激發社會活力。《決定》為此設計了幾個著力點。比如，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為社會各類主體參與決策創造條件、拓寬渠道。再如，激發社會組織活力。社會組織是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決定》強調加快實施政社分開和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有利於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又如，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制。社會參與是化解社會矛盾的途徑之一。為此，需要暢通有序的民意表達渠道和公正的民權民利保護機制，健全接訪制度和司法干預程序等。
「治理」的落腳點是增進人民福祉。讓社會各類主體共同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最終落腳點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人民福祉。《決定》提出，「創新社會治理，必須著眼於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增進人民福祉，需要把公平正義、改善民生、社會和諧、社會安全等作為社會治理的聚焦點。實現有效社會治理，公平正義是根本准則，改善民生是基本追求，社會和諧是重要表徵，社會安全是底線保證。將公平正義、改善民生、社會和諧、社會安全作為社會治理的聚焦點，既明確了社會治理的目標追求，又明確了政府和社會各類主體公共參與的范疇和使命擔當。

②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對於轉變我國社會治理體制有什麼進步的意義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對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第一，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有利於保證國家統一、法制統一、政令統一、市場統一，使法治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性更加凸顯；有利於提高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水平，實現良法善治；有利於提高嚴格執法、公正司法水平，通過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利於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增強各級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能力。第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可以在維護憲法法律權威過程中，更好地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引領信法、尊法、守法、用法的社會風尚，使法治信仰上升為國家信仰、紮根於全體人民；可以更好地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調動各類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搭建起更牢固的框架、更規范的軌道，使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第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可以保證國家和社會的長治久安。法治是改革發展穩定的壓倉石。在改革攻堅期、發展機遇期、社會風險期「三期疊加」的今天，只有依靠法治、踐行法治、充分發揮法治的保障作用，才能有效維護人民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國家安全穩定，才能讓各項改革蹄疾而步穩地前行，才能讓各項事業行穩而致遠的發展

③ 如何推進社會治理創新

一、社會管理創新一定要立足於幸福百姓。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目的，社會管理創新一定要立足幸福百姓，堅持將管群眾向群眾管進行轉變，要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做到社會穩定和諧，人民群眾安居樂業。
二、社會管理創新要增強社會管理合力。正確處理政府與社會組織以及各相關主體之間的關系，明確各方主體在社會管理中的定位。黨和政府在社會建設中處於中心位置，完善社會管理的一系列政策和法規，重視對優秀的管理者、優秀的專業人員和優秀的社會組織的培養和培育，通過對社會管理領域進行過程引導和規范，實現政府對創新活動和創新行為的有意識引導、調控和激勵，同時要健全和完善社會自治、自律和自我發展的新機制，充分發揮各種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在社會管理上的主體性及其對政府社會管理的監督制約作用。
三、社會管理創新要重點解決的問題。推進社會管理創新，進一步完善社會管理體系，既要全面展開工作，又要抓住源頭性、根本性和基礎性問題。重點在於解決好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特殊人群幫教管理、網路虛擬社會建設管理等問題。
（一）、進一步加強和改善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創新。目前我國有超過2億的流動人口，在中國的東西部地區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流動。這種流動對社會管理提出很大挑戰。為了更好調動流動人口建設流入地的積極性，要保障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各項社會福利，切實保護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從就業、居住、就醫、子女教育等基本民生入手，不斷創新統一有效管理新機制，實現城鄉一體化和服務全覆蓋的人口互動管理模式，使流動人口能夠全面參與並真正融入當地社會生活，變流動為活力，從根本上解決流動人口不穩定和不和諧等問題。
（二）、進一步加強和推進特殊人群幫教管理創新。加強刑釋解教人員銜接工作機制建設，強化看守所、司法所與家庭、單位、社區之間的對接聯系，健全完善幫扶措施，減少脫管失控現象，最大限度地降低重新違法犯罪率。認真落實刑釋解教人員安置，解決刑釋解教人員在就業、生活、家庭等方面的實際困難，促使其順利融入社會。
（三）、進一步加強和完善信息網路管理創新。信息時代，網路輿情逐漸成為黨和政府傾聽民聲、了解民意的一個重要渠道。與傳統信息渠道相比，網路信息具有顯而易見的優勢。但不可否認，網路是一把「雙刃劍」，引導有方，就能為我所用；引導不當，就會深受其害。正因如此，加強和完善信息網路管理，提高對虛擬社會的管理水平，是加強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和諧的一項重要內容。一方面，要善於引導和調控網路輿情，特別是對影響社會穩定的網民言論要加強監控。另一方面，要完善互聯網行業管理制度，完善立法，規范網路監督，依法查處製作傳播虛假、有害信息的網站和個人，掌握網上輿論的主導權。

④ 如何改進社會治理方式

第一，堅持系統治理，治理主體要從政府包攬向政府主導、社會共同治理轉變。一是加強黨委領導，充分發揮各級黨委的領導核心作用。同時，要把基層黨組織和廣大黨員組織起來，去做直接服務群眾的工作，努力滲透到社會治理的各方面、各環節，把黨的政治、組織優勢轉化為治理服務優勢，提高引領社會、組織社會、治理社會、服務社會能力。二是發揮各級政府的主導作用。社會治理是政府的基本職能，但政府不能越位、錯位、缺位。三是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發揮社會組織作用，整合社會治理資源，積極推動建立政府調控機制同社會協同機制互聯、政府行政功能同社會自治功能互補、政府管理力量與社會調解力量互動的社會協同治理網路。要創造公眾參與條件，拓寬公眾參與渠道，健全公眾參與機制，把廣大群眾有效動員組織起來，形成社會治理人人參與的局面。

第二，堅持依法治理，治理方式要從管控規制向法治保障轉變。一是強化依法治理理念。善於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治理社會，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環境。二是切實加快社會治理領域的立法工作，依靠法律來規范個人、組織的行為，協調社會關系，監督和保護公共權力，保護公民合法權益，防止公共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三是各級執法機關要嚴格公正執法，努力把各項社會治理活動納入法治軌道。四是加強法治宣傳教育，弘揚法治精神，使每個社會成員都自覺學法尊法守法用法。

第三，堅持綜合治理，治理手段要從單一手段向多種手段綜合運用轉變。一是強化道德約束。要善於運用道德的軟力量，把法治與德治結合起來，發揮道德力量的示範和引導作用。二是規范社會行為。加快建立和完善行為規范體系，通過自律、互律、他律，把人們的行為盡可能地納入共同行為准則的軌道，形成既要維護社會公共權益、又要尊重個人合法權益，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社會環境。三是調節利益關系。善於運用教育、對話、協商、談判等方式解決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建立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更好地調節和保護各方面的利益。四是協調社會關系。善於運用群眾路線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服務的方式，盡可能通過平等的對話、溝通、協商、協調等辦法來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

第四，堅持源頭治理，治理環節上要從事後處置向源頭治理前移。一是標本兼治、重在治本。努力擺脫總是事後應對的被動局面，更多地把工作重心從治標轉向治本、從事後救急轉向源頭治理，更加重視民生和制度建設，使社會治理關口前移，盡可能使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少產生、少轉化、少激化。二是以網格化治理、社會化服務為方向，健全基層綜合服務管理平台。科學劃分網格，把網格內人、地、物、事、組織全部納入網格，使網格服務管理人員承擔起了解社情民意、採集治理信息、服務社區群眾、化解矛盾糾紛等職能，把社會治理觸角延伸到社會最末梢，把服務工作做到群眾身邊。三是及時反映和協調人民群眾各方面各層次利益訴求。社會矛盾說到底大多是利益矛盾，治本的辦法是把握群眾利益訴求點，協調平衡利益關系。特別要建立健全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

⑤ 如何從傳統社會管理轉向社會治理

加強社會治理建設，努力實現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轉變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在促進我國經濟社會迸發巨大活力的同時，各種困難和問題也開始凸顯。例如，「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發展方式依然粗放，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社會矛盾明顯增多，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住房、生態環境、食品葯品安全、安全生產、社會治安、執法司法等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較多，部分群眾生活困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問題突出，一些領域消極腐敗現象易發多發，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等等」[4]。要解決這些困難和問題，必須加強社會治理建設，全面提高治理水平，努力實現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轉變。
第一，要解放思想，更新觀念。解放思想，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根據具體情況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就是克服已有的經驗和模式，探索出新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之路。加強社會治理建設，努力實現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轉變，要求執政黨充分意識到：要實現國家和社會的有效治理，就要改變原有的政府為主導的治理結構，確立多元化治理結構，實現從政府本位向社會本位的轉變。對政府與社會的關系要重新定位。摒棄政府控制和管理社會的觀念，樹立政府引導、服務社會的觀念；摒棄政府統治社會的觀念，樹立政府與社會合作治理的觀念。
第二，要形成政府、社會和公民之間的良性合作機制，最大程度地激發社會活力。政府應改變原有的主導和控制觀念，尊重和公平對待合作夥伴；要適當放權，統籌兼顧，減輕自己的負擔；要相信和理解社會，重視社會組織的作用，社會組織是連接黨和人民群眾的橋梁，是連接政府、市場和社會的紐帶。要鼓勵高效的、為公民所認可和接受的社會組織的發展，「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支持和發展志願服務組織」[5]。
第三，支持公民在法治框架下廣泛參與社會治理。「堅持依法治理，加強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5]依法治理社會，要求政府全心全意為公民提供公共服務。社會治理不僅需要政府承擔起部分責任，更需要公民自己負責。要在法治的框架內，建立和完善公共參與機制，鼓勵公民通過合法的形式、制度化的渠道去參與社會事務，關心公共事務，解決社會問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是實現社會公平，這種公平是社會各階層共存共生最終走向共同富裕的公平。依法解決社會矛盾，特別是上訪等，要破解「信訪不信法」的困局，加強法制宣傳，強化教育疏導，引導公民依法維護自身的合法利益。

⑥ 2.如何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法治還是人治)

第一，堅持系統治理，治理主體要從政府包攬向政府主導、社會共同治理轉變。一是加強黨委領導，充分發揮各級黨委的領導核心作用。同時，要把基層黨組織和廣大黨員...

⑦ 完善什麼的社會治理體制，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制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

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

內容出處：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

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水平，就要求我們必須轉變政府包辦所有社會事務的傳統社會治理方式，要將社會治理從單一主體轉向黨和政府、社會組織、公民個體多方參與的共治形態，凡是社會能辦好的，都應交給社會承擔。比如城市綠化、社區服務、居家養老等領域，都可吸納社會組織、市場組織和個人參與。

(7)社會治理轉變擴展閱讀

現代社會治理體系由組織體系、制度體系、運行體系、評價體系和保障體系構成。其中，組織體系是主體，制度體系是依據，運行體系是路徑，評價體系是標准，保障體系是支撐。它們既相對獨立，又互為一體，從而架構起治理社會的互為前提、互相制約與互相推動的社會網路，

系統工程：

首先，社會治理體系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治理如果存在短板，勢必嚴重影響國家治理體系的完備性、規范性和有效性。

其次，社會治理體系內部是一個相對獨立和完整系統，必須科學設計，既不能簡單拼湊，也不能抱殘守缺。

第三，社會治理體系與其他治理體系存在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的關系，必須瞻前顧後，相互配套。

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在經濟社會的發展進程中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體系 。

⑧ 如何理解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理念的轉變

人民公僕一詞由來已久，
說白了政黨應該屬於服務行業，
什麼是服務呢？
首先你要確定你在為誰服務。
那麼，你的服務能否讓對方滿意，就是你要追求的目標。
再回到原題，
管理是什麼？
管理是依照硬性的指標達到期望的標准。
那麼治理是什麼呢？
治理是聽取大多數人認同的方式，去達到大多數人想要的結果。

⑨ 完善社會治理體系是政府轉變職能的要求嗎

完善社會治理體系是政府轉變職能的要求。

中央總書記在十八屆二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明確指出：「轉變政府職能是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實質上要解決的是政府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重點是政府、市場、社會的關系，即哪些事該由市場、社會、政府各自分擔，哪些事應該由三者共同承擔。」經濟新常態下，政府職能轉變的核心仍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對於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深入推進簡政放權。

適應經濟新常態，需要在更高層次上實現政府職能轉變新常態，首要一點就是深入推進簡政放權，將不該由政府管理和政府管理不好的事項下放給市場和社會，從根本上釋放市場和社會活力。

1、持續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中央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專門會議上肯定了簡政放權一年來的成績，並特別強調，要繼續推進審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減少「尋租」空間，從體制機制上堵塞滋生不正之風的漏洞。一年多以來，新一屆政府先後取消和下放了7批共632項行政審批等事項，同時修訂了政府核準的投資項目目錄，改革商事制度，減少、整合財政專項轉移支付項目，大力減少行政事業性收費，清理並取消資質資格許可事項和評比達標表彰項目。這些措施對減輕企業負擔、激發企業和市場活力具有重要作用。今後要持續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突破利益藩籬，切實放權於市場和社會。

2、不斷提高簡政放權的含金量。

2014年7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要求，要增大簡政放權的含金量，加緊深化投資體制改革，盡快放開自然壟斷行業的競爭性業務，加快服務業有序開放，放開製造業准入限制。經過10年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可以說容易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審批事項都改革完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深入推進簡政放權，關鍵就是要堅持問題導向，將那些束縛經濟社會發展、含金量高、突破價值大的權力取消和下放出去，真正實現「政府的自我革命」，激發市場內在動力和活力。

3、建立完善政府權力清單制度。

推行權力清單制度是進一步加大簡政放權力度的重要抓手，是規范權力運行的重要途徑和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內在要求。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要推進機構、職能、許可權、程序、責任法定化，實施行政權力清單制度，政府部門要切實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行政機關不得法外設定權力，沒有法律法規依據不得作出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其義務的決定。各級政府在全面摸清正在實施的行政審批事項的基礎上，建立和完善政府權力清單制度，真正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同時制定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負面清單以外的，各類市場主體皆可依法平等進入，做到「法無禁止皆可為」。

二、切實加強事中事後監管。

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管」和「放」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如何做好「放」「管」結合、「放」「管」並舉是深入推進政府職能轉變的重大挑戰。「管」，就是事中事後監管，是當前改革面臨的一大短板，比較突出的問題主要有三個方面。

1、監管理念不到位。

很多政府部門「會批不會管」，「對審批很迷戀，對監管很迷茫」，對事中事後監管既不熟悉也不熱衷，導致以批代管、以費代管和以罰代管的現象還比較普遍存在。

2、監管體制不健全。

一方面，多頭監管、權責不對應問題嚴重，監管職責既交叉又缺位；

另一方面，監管能力不足，信息不對稱現象普遍存在。

3、監管方式不科學。

監管部門較多採用「靜態式」「運動式」的監管方式，平常監管不嚴，無心顧及問題隱患，問題暴露後才一擁而上。

政府職能轉變的新常態要求必須加強事中事後監管，這需要在四個方面下工夫。

1、提升政府監管意識，落實監管責任。

重點是改變重審輕管、有權無責的現象，做到權責對應，切實將監管責任落實到部門、落實到崗位、落實到人頭，從根本上破除「懶政」、「怠政」思維，清除「監管認知盲區」。

2、完善制度建設，創新監管方式。

一方面是建立以風險管理為基礎的預防性制度體系，例如市場主體信用體系等，通過相關制度約束市場主體的行為，提高違法成本。

另一方面是建立以隨機抽查為重點的日常監督檢查制度，公開監管執法信息，完善市場監管的工作流程和方法， 填補監管縫隙，堵住監管漏洞。

3、鼓勵社會監督，強化行業自律。

一方面鼓勵社會公眾，尤其是利益相關方參與社會監督，提升公眾的維權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

另一方面，加強行業自律，依靠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強化事中事後監管。

4、加強監管研究，放管同步推進。

國務院明確要求，在行政審批改革過程中，對取消下放的每一個項目都要同步研究、同步提出加強事中事後監管的措施，並同步落實。對予以取消或下放的行政審批事項，如果下一步事中事後監管措施不明確、不具體、操作性不強，應當暫緩取消下放，否則又會回到「一放就亂」的老路上，影響改革成效。

三、健全宏觀調控體系。

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適應經濟新常態的要求，需要按照內在經濟規律，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切實發揮政府在管宏觀、抓大事、議長遠、謀全局方面的作用，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1、完善宏觀調控思路。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保持經濟總量平衡，促進重大經濟結構協調和生產力布局優化，減緩經濟周期波動影響，防範區域性、系統性風險，穩定市場預期，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傳統宏觀調控思路更多強調速度和規模的指標，更為關注GDP、物價、貨幣供應、信貸投放、財政收支等數據。經濟新常態下，宏觀調控的重點是關注經濟發展質量、效益以及經濟之外的民生、生態等指標，綜合考慮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部分，統籌做好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各項工作。

2、創新宏觀調控方式。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健全以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為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的宏觀調控體系，推進宏觀調控目標制定和政策手段運用機制化，加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產業、價格等政策手段協調配合，提高相機抉擇水平，增強宏觀調控前瞻性、針對性、協同性。」經濟新常態下，要探索區間調控和定向調控相結合的新的宏觀調控方式。定向調控是區間調控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區間調控的深化。實施定向調控，就是抓住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精準發力、定向施策。綜合運用區間調控與定向調控，既調控經濟總量，也調控經濟結構，既強調結果的有效性，也注重調控過程的精準性，是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創新宏觀管理的實現形式。

四、創新行政管理方式。

行政管理方式是政府為實現行政目標所採取的各種管理措施、手段、辦法、技巧等的總和。創新行政管理方式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績效的重要途徑，是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內容。

1、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行政執法改革。

十八屆四中全會對行政執法體制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推進綜合執法，完善市縣兩級政府行政執法管理，嚴格實行行政執法人員持證上崗和資格管理制度，健全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銜接機制。同時，要堅持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權基準制度，全面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在行政執法領域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必須強化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意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改變行政執法隨意性強、規范性弱等問題，提搞行政執法公信力。

2、依靠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加強市場監管。

激發企業和市場活力，必須加強市場監管，創造公平競爭和運轉有序的市場環境。2014年6月，國務院出台了《關於促進市場公平競爭，維護市場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見》，有關部門也在抓緊制訂有關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制度措施。通過建立企業信息公開制度、建設社會信用體系等方式，創新和完善行政管理方式，推動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誠信守法、監管有力的市場監管體系。

3、積極開展政策措施第三方評估工作。

為把政府職能轉變的各項任務落到實處，新一屆政府針對重要政策措施落實情況，在督查的基礎上引入第三方評估，這是行政管理方式的重大創新。持續開展針對政策措施的制定前、實施過程和落實情況的第三方評估工作，對暢通政策渠道、完善政策措施具有重要作用。

五、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公共需求快速增長與公共服務供應不足之間的矛盾。加強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特別是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措施，也是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目標，應當從三個方面重點切入。

1、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提高公共服務總體水平。

政府應當完善社會保障、教育、衛生、文化等方面的職能配置，形成完善的公共服務體系，做到政府公共服務職責不「缺位」。同時，將政府公共服務職責法治化，明確政府公共服務的權責體系，消除政府怠於提供公共服務的隨意性。

2、加大公共投資，增加公共產品有效供給。

國際經驗表明，高速增長期結束並不意味著中速增長期會自然到來。在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轉換的過程中，政府應當把握底線思維，穩定經濟增長，防止經濟出現斷崖式下滑而引發的系統性風險。公共領域投資是穩增長的有效手段，重點增加公共基礎設施和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民生投資，提高公共產品的總量與質量，使公共服務與經濟增長協調發展。

3、創新公共服務供給方式，構建多元化、社會化的公共服務供給體系。

核心是將政府職能轉到為市場、社會主體創造平等競爭環境和提供服務上來。對市場和社會能夠生產和提供的公共產品，要放開公共服務市場，允許和鼓勵市場主體和社會組織參與其中，利用市場和社會機制完善資源配置，提高公共服務數量和質量，形成政府購買、市場和社會提供的公共產品供給機制

六、優化政府組織機構。

中央總書記指出：「推進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要處理好大和小、收和放、政府和社會、管理和服務的關系。大部門制要穩步推進，但也不是所有職能部門都要大，有些部門是專項職能部門，有些部門是綜合部門。綜合部門需要的可以搞大部門制，但不是所有綜合部門都要搞大部門制，不是作用相關職能都要往一個筐里裝，關鍵要看怎樣擺布符合實際、科學合理、更有效率。」

優化行政權力結構與運行機制是政府職能轉變的保障。這就要求政府職能轉變必須同步推進政府組織機構優化，使其服務於政府職能轉變。優化政府組織機構設置應當按照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原則，科學配置行政職責，完善行政權力結構，規范行政權力運行機制，推動形成權責統一、分工合理、決策科學、執行順暢、監督有力的行政管理體制，為形成科學、穩定、高效、廉潔的行政權力配置結構和運行機制奠定基礎。同時，從法治的高度規范政府組織機構設置，將優化進程規范化、制度化，祛除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的隨意性，打破機構設置、人員配置「膨脹-精簡-膨脹」的惡性循環。

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104/c1001-26319885.html

⑩ 如何理解由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的轉變

加強社會治理建設，努力實現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轉變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在促進我國經濟社會迸發巨大活力的同時，各種困難和問題也開始凸顯。例如，「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