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若干問題
❶ 如何推進我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
內容摘要：「國家治理現代化」這一命題隱含著政治上的一元與多元、現代與後現代的內在張力。在我國現階段，最需要關注的還是政治現代化的問題，包括政治的程序化和制度化、多元化和一體化、代議制和官僚制等。同時，還要關注發展時序問題，正確認識和處理民主與民生、代議民主與協商民主、現代化與後現代等時序邏輯。當前中國面臨從前現代社會向現代國家的轉型以及如何應對後現代性挑戰的雙重任務，平衡好這雙重任務是對領導人的巨大考驗。
關鍵詞：治理 國家治理 政治現代性 後現代性 代議制 官僚制 發展時序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一個全新的命題，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焦點和亮點。過去十幾年裡，國際社科文獻中最為流行的術語之一便是「治理」。但是相關概念進入我們黨的文件還是首次。其新意有二：一是首次把「國家治理」問題提上了國家建設的重要議事日程，意義重大；二是進一步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的現代化，大大豐富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內涵。本文擬從理論與實際、歷史與現實、國內與國際相結合的角度，針對我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問題進行若幹探討。
「治理」是20世紀末開始在國際上出現的一個政治與公共管理的新術語，是相對於「統治」而言的一種政治管理的新範式。在西方語境中，「治理」意味著「去國家化」、「去中心化」，以合作替代強制。從國際政治層面看，治理主要是顛覆以現代主權國家、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威斯特伐利亞秩序，強調無政府的治理，或者是後國家主義的世界秩序，淡化主權國家或者政府的作用，主張「全球治理」。從國內政治層面看，強調的是「多元共治」或「多中心治理」，國家或者政府只是「多中心」當中的一個中心，這對現代以來以國家為中心的政府模式提出了挑戰。在政治制度上，主張顛覆代議民主制和理性官僚制，提出所謂的參與民主、協商民主等後現代的民主理論。
「治理」彰顯了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沖突。它是西方後現代社會的概念，是試圖超越西方以往的現代性。西方國家已經完成了政治現代化，其最重要的標志就是建立了民主政治中的代議制和公共行政中的官僚制。對西方而言，這些結構已經過於成熟了，需要稍微做一些「解構」。這種背景下，西方一些學者關注的問題是，作為代議制主體的選舉競爭不足以充分表達民主政治的豐富內涵，人民要有更多的參與渠道；官僚制非民眾所能控制，需要對此進行改造以期行政系統對人民更負責任。「治理」的概念便應運而生，其政治背景是多元共治，打破政府的壟斷性。當然治理概念也用在聯合國、世界銀行等組織針對第三世界提出的一些發展措施，這就和一般西方國家提的「治理」語境有所不同。
在「治理」的框架中，政府不過是多元政治構架中的一元，各個治理主體之間是平等的夥伴關系，而民主、法治還是承認政府的絕對優勢，只不過要對政府的權力加以限制而已，所以治理的概念比民主和法治要激進得多。一直以來，國家的事就是政府說了算，現在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以及社會的廣泛參與要形成一個多元共治的局面。但是這在西方也沒有完全做到，政府在國家事務中依然占據絕對優勢，而不僅僅是多元中的一元。比如遇到金融危機，主要還是政府在「救市」，雖然西方的確更為多元，社會自治更為強大。在中國目前的時空條件下，更不可能一下子走到這一步，包括執政黨在內的政府力量在整個治理結構中依然處在核心地位，這是中國與西方的「治理」在內涵上的不同之處。
在我國，「國家治理」概念的提出，重點應當解決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完成的、而我們還沒完成的那些任務，包括民主法治，完善民主代議制，樹立法治的權威，建立理性官僚制度，政府依法行政，這些方面中國的路還很長。所以提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問題，在中國首先還是解決政治現代性的問題，尤其是要建構現代國家，而不是把重點放在國家以外。在國家制度完善的基礎上，形成市場、社會和公民參與的多中心「治理」局面。所以，中國面臨的是兩重任務，首先是把國家建設好；其次在國家建設的同時，發揮國家以外的力量參與治理。「治理」本來是側重於後者，但是我們有特殊的國情，國家自身的建設不能沒有。因此，盡管學界對於「國家治理」這個概念有爭議，因為「治理」本來應當是去國家化、去中心化的，但是在中國，要實現良好的治理或者說「善治」，首先還是要解決國家自身的治理問題和現代化問題，因此提出「國家治理」的概念還是很有意義的。
從這種語境出發，對於「國家治理」這一概念，可以分兩個層次理解：一是對國家進行治理，國家是治理的對象，這里的「國家」是一個廣義的概念，而「治理」則可以理解為多元共治，即國際上使用的governance；二是由國家進行治理，這里國家由治理的對象變成治理的主體，其含義是國家權力，與政府大體相同，而這里的「治理」則是「統治和管理」的縮寫，與governance聯系不大，基本上還是government的含義。因此，中國語境下的「國家治理」兼具「統治和管理」與「多元共治」的雙重含義，本質上是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緊張關系。
可見，「國家治理」這個概念隱含著政治上的一元（國家中心） 與多元（多中心）、現代與後現代的內在張力。在我國現階段，最需要關注的還是政治現代化的問題，是如何把國家（政府） 這個中心搞好的問題。
有鑒於此，我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首先需要政府自身的現代化，實現政府轉型。政府不轉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就無法起決定性作用。可以說，政府簡政放權的程度有多大，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就有多大。當然，政府改革不完全等於簡政放權。有些權力要放掉，但有些職能還要加強。當前政府改革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政府不該管的管得太多，而該管的卻沒有管好。十幾年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里德曼就有一個很有見地的觀點，他說：中國的政府是究竟太大還是太小？答案是既太大又太小，在干預經濟和控制投資方面太大；但是在提供法治、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方面又太小。十幾年過去了，他對中國政府存在的病症，現在看來這個穴點得依然非常准，問題依然沒有解決，現在政府依然面臨大量的職能越位、缺位和錯位的狀況。因此，現在政府改革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進行合理的職能定位，把該管的管好，把不該管的堅決放掉。
然而，光有政府治理的改善，還不是國家治理。改進政府治理只是完善國家治理體系的第一個層面。從「統治」到「治理」的一字之差，最基本的差異在於，統治的主體一定是源於國家的公共機構，而治理的主體既可以是公共機構即政府，也可以是市場、社會和公民。傳統的「統治」是國家或政府一個中心發揮關鍵作用，而「治理」則是多中心的，國家或政府只是治理的一個中心，市場經濟體系和公司企業是第二個中心，以非政府組織為主的社會組織是第三個中心，而公民及其直接參與則是第四個中心。這么多中心連接在一起就是一個理想的治理結構。從這個意義來講，我們國家治理體系的建構，不僅要改革政府，而且要讓市場、社會和公民發揮重要功能。
因此，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我國實際上至少包含三個層面的內容。第一，是形成國家政府、市場、社會以及公民共同參與、良性互動的治理結構，盡管這些主體的作用不是等量齊觀的，政府總體上起著更為主要的作用；第二，是改善政府治理，深化政府改革，前面主要講的是這個問題，其「政府」的含義是狹義的；第三，從廣義的「政府」含義上說，也要形成一個合理的治理結構。從廣義來說，政府治理不僅僅是行政機構，而是包括黨、人大、政府、政協四套班子在內的治理結構。除此之外，還要包括紀委、法院、檢察院三套機構，嚴格說是七套機構。當然，主要是其中的四套班子應當形成一個好的治理體系。如何把黨委揮手、政府動手、人大舉手、政協拍手的統治結構，改變為黨委執政、人大議政、政府行政、政協參政的治理結構，這是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更為艱巨的任務。
毋庸置疑，強調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說明目前我國的治理水平還不能完全適應時代的要求。首先，現代化的政治是程序政治，而非人格化的政治，但在中國，人格化的政治結構起更大的作用，這是我國治理現代化所面對的最重要問題。現代政治更講究程序，但是中國則更重實體。政治學和法學有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民主里有實質民主和程序民主。中國人的政治習慣更偏重前者，我們做過很多民調，一般的老百姓對民主的定義是：「民主就是政府給老百姓做實事做好事」，解決民生就是民主。民主更體現所謂的「為民」內容。林肯曾經把民主定義為「民有」 （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 （for the people）。中國人側重於民享，政府為老百姓做事就叫民主。這屬於實體性的東西，是結果性的東西。簡言之，更多人把「民主」定義為「民生」，政府為老百姓做主，核心的理念是「為民」。這其實是繼承發揚了中國傳統上豐厚的「民本」思想。中國比較缺乏by the people的政治理念，by 就凸顯了程序性，你要經過人民認可，通過一個程序執政。中國傳統則是可以不經過人民，就像一個家長自然地就對孩子負責。其實在傳統政治里，「家長制」不是壞概念。家長會很好地照顧孩子，一心一意地保護孩子。但是家長為孩子好，是不需要給孩子發言權的，不需要所謂的「程序」。我讓你吃什麼你就吃什麼，讓你喝什麼你就喝什麼。傳統中國有一對很典型的政治概念，「父母官」和「子民」，這里其實反映的是一種政治倫理要求，當官的像愛自己的孩子一樣來愛老百姓。這是實體性的政治要求，老百姓並沒有參與權。中國實際缺的就是老百姓的政治參與和程序正義、程序民主。我們傳統政治缺這些，現在從政治文化角度講這點還是比較弱。通過民調可以發現，人民還是著重要求政府為人民服務，對選舉競爭、分權制衡等並不是很關心。黨和政府也更強調立黨為公、執政為民，這其實都反映了這種政治文化傳統。但是怎麼依靠人民、通過人民來執政，我們做的還是比較欠缺的。
從一定意義上說，民主和專制的區別就是程序政治的區別。專制不要太多的程序，因為幾個人或者一個人說了算；民主則需要集眾人之意志，眾人之意志怎麼能夠形成？用盧梭的話來講，「公意」怎麼形成？或者「眾意」怎麼形成？如果沒有一套制度和程序，那麼到底聽誰的呢？這就要有一套程序和規則，把眾人的意志集中起來。不以一兩個人的政治意志為主。如何聚合多數人的政治意志，就一定需要程序，所以民主政治一定是程序政治，專制政治則不需要太多的程序，或者可以簡化程序。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建立程序和制度。
克服國家治理的碎片化狀態
我國國家治理存在的一個問題是，看起來國家權力很大，但實際上是碎片化狀態，正如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所說，中國實際上就是「支離破碎的權威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該整合的沒有整合，該制約的沒有制約。這就形成了部門主義、分散主義、地方主義尾大不掉，以及「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部門利益個人化」的現象。
這種政治權威碎片化的情況確實嚴重阻礙了中國的發展。特別是在市場經濟和公共服務領域，大家感受得非常強烈，都是地方和部門出政策，讓人感到阻礙重重，非常不方便。有的輿論就指出，這種地域和部門的隔斷，甚至讓人們懷疑中國是否是一個單一制國家。所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中，令人吃驚地27次提到「統一」，這還沒有把「統一戰線」等「統一」的字眼算進去，僅僅意指中央統一管理、統一權威、統一市場等含義上的「統一」，超過了眾人矚目的「治理」一詞所出現的24次。這就說明中央在關注國家治理的多元化的同時，也在關注一體化的問題，著力解決公共事務的碎片化。多元化和一體化並不矛盾，是國家治理相反相成的兩個方面。我們要統一市場，統一政令，統一司法，只有這些方面統一了，我們才可能講均等化。
同時需要注意的是，中國是大國，發展不平衡是一個基本的國情。資源短缺，發展不平衡，因此要統一政令也很難。就拿公共服務均等化來說，一些發達城市曾經考慮過給外來流動人口均等的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但還是擔心出現「窪地效應」，最後難以承受。所以這個現實壓力———城鄉二元結構，區域發展不平衡，對於決策者而言是個現實難題。事實上，現階段中國也很難完全做到各方面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在於，現實做不到，但是口號喊得卻很響亮，把人的胃口吊得很高。這就造成了很大的社會挫折感。鄧小平搞改革比較聰明的地方，就是先給出明確的心理預期，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經濟發展水平上去了，國力提高了，再帶動大家一起富起來。這個心理預期，大家都清楚。現在的情況就是我們說的太多，實際做的又太少，成了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產生了強烈的反差。不僅是公共服務，而且民主政治也是這樣，比如我們經常講要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即「四個民主」，這比發達國家還要高得多。西方國家實際上只做到了「一個半」：民主選舉算是基本做到了，民主監督做到了半個，民主管理和民主決策則基本沒有做到也無法做到，所以他們把民主的底線定義為選舉競爭，非常貼近現實。包括「協商民主」，雖然也是少數西方學者提出的概念，但在發達國家主要還是停留在概念和小范圍試驗階段，主流民主理論和實踐依然是以選舉競爭為主的代議民主，「協商民主」是西方也不敢輕易做的。我們的民主概念已經進入後現代了，但實際政治程序還沒解決現代性的問題。這個問題需要引起重視。
梳理民主與民生的時序邏輯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理清發展時序，加強頂層設計，拿出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一步一步加以實現，先解決什麼，後解決什麼，把容易做的先做，最難的放在最後。中國目前的很多問題，還是摸著石頭過河，缺乏理性的設計，這樣下去很危險。
一個大的戰略性問題，是我們現在十分關注民生問題，這當然是重要的。但是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民主。那麼，民生和民主，首先要解決哪一個？理論上我們先不說，先從經驗上看，有沒有一個國家，民主政治的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就能先解決好民生的？政治學總結發達國家的政治發展進程，概括為「三步走」。第一步是解決國家統一的問題，打破封建諸侯割據，將權力集中到國王手中，建立專制主義國家，形成所謂的國家主權。我們國家在毛澤東時代，就是完成第一步。目前實際上還沒有徹底解決碎片化問題，該統一的還沒有統一。碎片化不意味著民主。民主意味著強大的國家治理能力，意味著能建立強政府，令不行禁不止不是民主，無政府主義也不是民主。我們過去有誤解，認為民主會削弱國家能力，其實恰恰相反，民主意味著國家能力的增強，成功的民主國家必然是有著強大的國家能力，整合性非常強。西方首先通過王權專制， 亦即專制主義（absolutism），把國家權力統一起來，英國是都鐸王朝，法國則是波旁王朝完成這個過程。統一的權力形成之後，就面臨著如何解決君主專制的問題，以及集中的權力要得到更廣泛認可的問題和新興資產階級參政的問題，這就是民主化問題。這就是1640年英國革命開始，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要解決的問題，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仍然是西方各國政治發展首要的問題。到了二戰之後，民生的問題成為了主要問題。民主政治確立之後，照樣有貧富差距拉大，人民教育醫療乃至吃飯問題，這會反過來造成民主政治的不穩定。所以二戰後福利國家興起了，醫療教育等民生問題成為核心問題。
所以，改革的時候一定要把順序搞清楚，先把原因層面的問題解決掉，然後再處理後果的問題。先有因再有果。我們往往是原因還沒有解決，卻集中精力去謀求相應的結果。所以，現實是因果關系和邏輯順序顛倒了，缺少一個政治框架設計。
從西方議會產生的過程中，可以進一步觀察集權與民主、經濟和政治之間的張力與關系。國家統一的一個重要形式就是召開全國性的會議，這是個很有趣的現象，從英國議會、美國國會，到中國的人代會、黨代會，都是如此。什麼時候台灣當局派代表來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了，我們國家就完全統一了。能召開全國性的會議是中央有權威的標志。著名的法國三級會議是腓力四世在1302年首次召開的，其目的是解決由於向教會增稅而與教皇的沖突，這次會議使得腓力四世得到了民眾的支持，結果是王權的加強和教會實力的削弱。而且西方最早的議會都是旨在商討稅收問題，可見政治和經濟關系的密切。政治問題不解決，合理的經濟分配也很難解決。議會雖然是國王集權的產物，但對國王也起到制約的作用。統一的王權一旦鞏固，議會對國王來說就沒有必要而且成為累贅，因此從路易十三到路易十六的專制主義時期，三級會議從1614到1789年中斷了175年。到1789年路易十六為解決財政困難不得不重開三級會議時，就點燃了火葯桶，法國大革命爆發了。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英國，專制君主查理一世先是停掉議會十多年，到1640年查理一世為了解決稅收糾紛和財政困難迫不得已又重開議會時，即觸發了革命。所以國王開會是國家統一的象徵，同時也把現代民主帶了進來。議會體現了王權和新興資產階級的博弈，內含著政治和經濟的復雜關系，英法革命都肇始於國王重開議會解決財政危機，集權和民主都與議會有關。
除了代議制以外，還有理性的官僚制，這也被認為是現代政治治理的基本工具。目前中國的政治體制還無法做到把政務官和事務官加以區分，首先是因為中國沒有politician 和bureaucrat兩個系統，也就是所謂的「政客」與「官僚」的分別，其實這兩個詞彙都是中性詞，但翻譯成漢語頗有貶義。西方的政務官是選舉產生，有任期的。事務官是考試錄用，終身任職，通過功績和年資晉升。我們國家幹部的身份都是一樣的，選舉與非選舉官員之間沒有清晰界限，終身制與任期制之間的界限也不清晰，更沒有政治中立不中立之說。我們和西方政治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們所有的官員都被認為是「官僚」，而西方僅指那些通過考試錄用、終身任職的文官。
近些年來在中國政治研究和討論中，借用後現代的視角批評現代政治治理頗為流行，與之相仿的是，對傳統政治價值理念和治理方式的熱捧又很多。對此要有所警惕。如果借用黑格爾的辯證法———正、反、合的框架來分析，前現代傳統社會如果是「正」，現代就是「反」，後現代就是「合」，確實有些方面看似回歸了傳統，但不是簡單回到過去。這個回歸是在「反」的基礎上回歸，而不是拋開「反」的回歸。我們現在沒有經過「反」，而希望走向「合」，這事實上只能往回走。
以「民主」來論，古代的民主確實是直接民主，但出現了多數人的暴政和效率低下等問題，產生了很多弊端。所以現代民主政治實際上是代議政治的精英民主。西方進入後現代社會，一些人覺得代議民主還不過癮，人民的參與還不夠，又開始向「人民的統治」或某種程度的直接民主形式回歸，但是這種回歸是在代議制基礎上的回歸。西方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我們姑且翻譯為「協商民主」，主流理論最多認為這是在「代議制」基礎上的「協商」，不是所有問題都可以採用協商民主的方式，絕大部分問題還是要通過代議政治的過程來解決。協商民主充其量是對代議民主的補充而不是替代。再講「法治」，有人批評西方的法治有些走過頭了，既沒有人情味，也把官員都給捆死了，一點靈活性都沒有。在西方國家，確實也有人主張「松綁」，因為法治太嚴苛了，把政府「五花大綁」起來，國家缺乏能動性，政治領袖行動的空間很小，經常被批評無能。所以有人主張給政府更大的自由裁量權。但這對於中國則不行，我們的問題是掌權者有太大的靈活性，對權力進行有效制約的這一關還沒有過去，必須要通過法治來限制官員的自由裁量權。可以說我們依舊處於「反」的過程，政治現代化的過程遠沒有完成，還談不上對傳統的回歸問題。
代議制和官僚制的一個很重要的後果是建立了責任制。不是所有的官員都要對人民負責，僅僅是被選舉出來的政務官對人民負責。誰授權，對誰負責，這是政治運作的基本原理。你是民選官員，你就要對人民負責，然後你任命的官員，就對你負責。官僚系統對政務官負責，內閣對行政首長負責，行政首長對人民負責或者通過議會間接對人民負責。我們經常強調幹部要對人民負責，從嚴格的政治學理論的角度說這是不完全正確的。如果每個公務員都對人民負責，那麼誰對行政首長負責？誰還能對下發號施令呢？我們的責任體系不清楚，從上到下都要求每個公務員對人民負責，最後到底誰負責反而成了問題。實際的情況則基本上是都對上負責，因為你的權力是上級給的，誰授權向誰負責，這是基本的政治規律。為什麼幹部對上負責而不對下負責？根本就在於權力不是人民給的，同時也要明確不是所有官員的權力都應該是人民給的。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蘊含著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巨大張力。中國社會目前的情況很復雜，同時具有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的特徵。雖然總體上是處於現代化的過程，但也受到後現代思潮的強大挑戰。在政治現代化的任務還沒有完成的時候，對政治的現代性又提出了質疑，作為政治現代性最重要標志的代議制和官僚制也受到批評。因此，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遇到了全球化的沖擊，在現代性建構還沒完成的時候，過早捲入後現代的潮流。中國的後現代主義政治思潮和現實運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存在直接民主壓過代議民主的傾向，公民直接介入政策制定成為潮流。其中典型案例之一就是PX項目中的「鄰避主義」現象。現在各地只要是建PX項目基本上都建不成，而日本和韓國趁著中國上不了這類項目大量地上PX項目。這裡面一個很大的悖論就是，我們被西方說成是「獨裁國家」，一個「獨裁國家」上不了PX項目，而那些民主國家可以上PX項目，這不是怪事嗎？說到底，是民主的制度不同，我們在代議民主還沒有健全的時候，過多地捲入了非制度化的參與民主。
第二，具有共識主義代替多數主義的趨勢，使決策陷入低效和困境。表面看，「共識決」優於「多數決」，因為它體現全體成員的意志，似乎更「民主」。問題是，「共識決」代價很高，難以操作，不大可行，這是現代民主制度一般不採取「共識決」的主要原因。協商民主就是主張用共識主義代替多數主義，這在西方是左翼，而在中國卻是主流。而且，「共識決」表面上很民主，實際上否定了多數人的權利，因為極少數人的否決就可以導致政策流產。中國目前已經逐步陷入到因少數人反對而政策無法實施的困境。
第三，網路參與、網路民主風起雲涌。西方的網路主要用於娛樂，而中國過多用於參政。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凱斯·桑斯坦對於網路對民主發展的影響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在不少人為網路民主歡欣鼓舞時，他卻指出：新媒體有可能造成一個分裂的傳播世界，互聯網上的「群體極化」和極端主義也更容易發生，危及西方社會的民主體制。尤其在我國當下，互聯網的「放大效應」使少數派貌似享有普遍的「民意」，進而轉化為「多數人的暴政」，使網路民粹主義和多數人的暴政相互助長。相形之下，西方發達國家對網路民主更為謹慎，而中國更為樂觀；國內學術界更為謹慎，而政府和社會公眾更為樂觀。這種反差本身，就足以引起我們的思考。
第四，NGO、NPO聲名鵲起。應該說，相比於上述幾方面，NGO、NPO的興起更具有積極意義。但是，它們怎樣嵌入現行體制卻懸而未決。在西方，歷史上就有公民社會的存在，可以說是一個現代性的問題，但大量的NGO、NPO出現並成為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是後現代現象，而且NGO、NPO這一概念本身是後現代才出現的。西方大量的NGO、NPO是嵌入其自由主義民主制度的，基本構不成反體制力量。中國則不然，其現實政治沖擊不容小視。第五，政治傳播特別是互聯網傳播主導民意，「信息轟炸」和「信息欺騙」大行其道，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影響甚至操縱民意。現代平面媒體的作用在中國比在西方下降得更快。
總之，中國現在面臨雙重任務。第一重任務是從前現代社會向現代國家的轉型，即建構政治的現代性，實現政治現代化，包括建立現代的代議制和官僚制，其核心是實現現代的民主與法治。第二重任務是如何應對後現代性的挑戰，怎麼引導和釋放互聯網沖擊的壓力、公民直接參政的壓力、NGO和NPO大量涌現的壓力、社會多元共治的壓力等等。應該說上述第一重任務還是主要的，即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但第二重任務也無法迴避，雖然它過早地到來了。如何平衡這雙重任務，對於中國領導人是巨大的考驗。
❷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解決好什麼問題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解決好（制度)模式選擇問題。
❸ 結合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談談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辯證關系，(在線等)
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有力保證，具有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目標：到我們黨成立一百年時，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顯成效；
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優越性充分展現。
(3)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若干問題擴展閱讀：
我們黨的做法
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一項整體性全局性的任務，必須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進行，科學謀劃、精心組織，遠近結合、整體推進，確保所確定的各項目標任務全面落實到位。
由於制度體系和治理體系的內容十分廣泛，相互間的關系十分復雜，而且所有的制度都要保持統一性和規范性，因此，所有的制度體系和治理體系都必須有頂層設計，統一執行，不能隨便自行其是。
與此同時，每一項制度和文件都需各個層面無縫對接，使之既符合全局要求，又切合具體實際，上通天，下接地，叫得響，行得通，真正發揮制度和治理的效能和效用。
各個地區、各個部門都要有責任擔當，服從人民意願，維護總體大局，同心協力，共同奮斗，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應有的貢獻。
❹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解決好什麼體系問題
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內和治理能力現代容化的必然要求，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國際形勢復雜多變，我們黨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國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黨要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更好維護和運用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更好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使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必須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
❺ 新時代如何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1、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
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關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方向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設計和發展國家政治制度，必須注重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形式和內容有機統一。要堅持從國情出發、從實際出發。」
從國情出發、從實際出發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原則。堅持這一原則，體現了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的辯證統一。
2、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堅持黨的領導，確保黨始終總攬全局、協調各方。
堅持黨的領導關乎國家治理主體中的領導核心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3、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堅持人民立場，尊重人民主體地位。
堅持人民立場，尊重人民主體地位關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根本目的和依靠力量。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國家是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其一切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其一切工作部署和工作安排，都應該來自人民，都應該為人民利益而制定和實施。
4、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
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關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方略和方法手段。
5、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堅持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
堅持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關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整體聯動和集成效能。注重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內在要求，也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方法。
❻ 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兩大重點是什麼
即創新和責任.
創新型政府可以說是本屆政府在"十三五"期間重點推動的政府治理目標.創新型政府的要義就是通過政府創新來推動企業、社會和科技等領域的全面創新.政府創新的要點主要是通過放權來給予企業和社會組織更多的空間,同時,政府也要進一步發揮引領和監督的功能.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的全面實行清單管理制度,制定國務院部門權力和責任清單,擴大市場准入負面清單試點等,都是對政府的簡政放權,即通過減少政府的干預來增加企業和社會的活力.
在政府創新的基礎上,通過減少政府的自由裁量權,進一步激發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積極性.以創新引領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並推動中國經濟進入質量時代,這就是李總理講的"成就創新大業"的要義.這里需要強調的是,簡政放權是政府創新的一個核心要義.需要指出的是,簡政放權並不意味著政府全面退出所有的領域,而是說政府在一些關鍵的領域要發揮引領和監管的功能.因此,這就引入了第二個關鍵詞--責任.
責任是本屆政府在"十三五"期間的一個內在重要目標.生態建設、保障民生和主動作為應該是李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的責任政府的三個重點.
第一個內容是美麗中國,也就是環境保護的問題.由於近年來關於環境污染,特別是霧霾的問題,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所以李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這一問題多次強調.李總理在這個問題上坦言政府工作還遠遠不夠,強調要"堅決打好藍天保衛戰",並制定了比較明確的年度計劃,例如年內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分別下降3%,重點地區細顆粒物(PM2.5)濃度明顯下降等.在這一部分的報告中,李總理用了"鐵腕治理"的表述,這也反映政府在責任問題上的擔當.最後李總理特別強調,治理霧霾人人有責,貴在行動、成在堅持,打好藍天保衛戰,更需要全社會的不懈努力.
保障民生則體現在一些重要的領域,如食品葯品的監管.李總理強調要嚴而又嚴,把好每一道關口,因為食品安全直接涉及到人民群眾的生命.保障民生的另一個重點領域是安全生產,李總理使用的詞是"人命關天,安全至上".報告還提出了多項關於保障民生的具體建議,例如當李總理提到一個具體建議,即在年底取消手機國內長途和漫遊費的時候,引起了代表們雷動的掌聲.具體的民生保障措施對政府的信譽有非常重要的支撐作用.李總理在報告中的另一個表述是"民生是為政之要",這也反映了政府的一種負責任的態度.
伴隨著反腐敗工作的進一步深入,一些官員開始採取不作為的方式來消極看待自己的工作職責,因此報告中特別強調了"干字當頭","主動作為".
因而,創新和責任分別是政府治理這個硬幣的兩個方面.創新是政府的積極行為,通過創新激發企業和社會的活力,來推動整個國家治理向更為現代化的方向發展.而責任則幫助政府守住底線,使得人們更加信任政府.李總理還特別強調政府要帶頭講誠信,通過解決影響國計民生的問題,從而讓人民群眾更有獲得感.在創新和責任的合力之下,國家治理現代化一定會邁上一個
❼ 怎麼理解國家治理及其現代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全新的政治理念，它表明我們黨對社會政治發展規律有了新的認識。鄧小平同志曾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提出，恐怕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能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決定》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極大地豐富了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目標的內涵和要求。這個提法，對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乃至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來說，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什麼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國家治理是現代國家所特有的一個概念，是在揚棄國家統治和國家管理基礎上形成的。首先，它凸顯了政權的管理者向政權的所有者負責並可以被後者問責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其次，它強調政權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關者等多種力量合作管理的重要性。最後，它把增進公共利益同維護公共秩序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實現這兩個目的的能力是國家治理能力最重要的體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目的是實現可持續發展、普遍提高國民生活質量和實現可持續的穩定。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衡量標准至少有4條：一是民主化。人民成為國家政權的所有者，能夠通過合法的渠道直接地或通過自己選舉的代表參與決策、執行和監督等國家治理的全過程，並擁有追究責任者的制度化手段。二是法治化。國家政權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關者參與國家治理的行為，都應納入法治化的軌道進行；國家公共權力的運行也應受到憲法和法律的約束；規則和程序之治要代替人治。三是文明化。國家治理應是「更少的強制，更多的同意」「寓管理於服務之中」「更多的對話協商溝通合作，更少的獨斷專行」「更多的激發權能，更少的排斥和歧視」。四是科學化。各類治理主體擁有更多的自主性，他們履行各自功能的專業化和職業化分工程度不斷提高，執政黨和政府機關協調其他治理主體的能力、進行戰略和政策規劃的能力不斷提高等。
國家治理體系作為一個制度體系，包括了經濟治理、政治治理、社會治理、文化治理、生態治理、政黨治理等多個領域以及基層、地方、全國乃至區域與全球治理中的國家參與等多個層次的制度體系。結合我們國家的實際來說，國家治理體系實際上就是我國經濟社會管理制度體系，既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也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各領域的制度安排、體制機制。治理能力則是我們運用這些制度和機制管理經濟社會事務的能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繼「四個現代化」後我們黨提出的又一個「現代化」戰略目標，是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要求。
為什麼要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進入一個高速發展的「黃金時期」，舉世公認。中國已經進入了從現代化的早期階段向後期階段邁進的新的歷史時期，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市場化、全球化浪潮有力地沖擊著現有的國家治理體系並挑戰著當下的治理能力，社會大轉型推動著國家治理的轉型和現代化。
首先，現有的政府強勢主導的發展模式難以持續，消極管控的維穩模式遭遇困境難以持續，實現可持續發展和可持續的穩定迫切要求國家治理轉型。其次，相當數量的資源分配權和行政審批權仍然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地方、基層、企業、民間組織的自主權和自由活動空間不足，自主創新的環境不容樂觀，經濟社會發展的活力不足。最後，經濟社會的現代化導致人的現代化，從而不斷推動國家治理制度的現代化。隨著義務教育和互聯網的普及，中國加速融入全球化進程，青年人群參與政治的願望和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在接納政治參與方面的制度容量上以及人們對更高水平的社會公共服務的期望中，現有的國家治理體制還難以完全滿足這些需求。
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是政治發展和政治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黨和政府主導的現代化模式使得黨和政府在現代化過程中處於關鍵位置，具有特別重要的作用。沒有國家治理的轉型和現代化，經濟社會等方面的現代化就難以進一步深入推進；不推進國家治理改革，市場化改革也難以走向深入。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說明我們現存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還相對落後，跟不上社會現代化的步伐。國家治理現代化是應對各種困難和挑戰的積極回應，若無這種回應，則可能出現全面的、系統的國家治理危機甚至導致國家治理失敗，現代化進程將因此而中斷。
如何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既改革不適應實踐要求的體制機制，又不斷構建新的制度和體制機制，使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方面制度和體制機制更加科學、更加完善，推動黨和國家各項工作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不斷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能力。
為此，《決定》就如何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作出了總體部署，並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從統治、管理到治理，進而實現善治，是一次巨大的突破與超越，目標已定，決心已下，步伐已邁出，打造完善的國家治理體系，發展成果必將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何增科 作者為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❽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必須解決好什麼問題
首先要解決往什麼方向走的根本問題，必須解決好制度模式的選擇問題，必須解決好價值體系問題。
1、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首先要解決往什麼方向走的根本問題。
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完整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前一句規定了根本方向，也就是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後一句規定了實現途徑，也就是說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完成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歷史任務。
如果只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講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就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就會偏離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正確方向。
2、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解決好制度模式的選擇問題。
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群眾決定的。不顧本國實際和人民意願，照搬照抄別國的制度模式從來都不會成功。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絕不是西方化、資本主義化。」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和革命建設實踐的基礎上長期形成、內生演化的。
國家治理體系需要不斷改進，需要現代化，但怎麼改進，怎麼現代化，我們要有主張、有定力，要以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根本前提和最終目的。否則，就會南轅北轍，出現顛覆性錯誤，引起經濟衰退、政治動盪和社會動亂等嚴重後果。
3、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解決好價值體系問題。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包括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四個方面，有一個系統性、總體性的框架。
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倡導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實際上回答了我們要建設什麼樣的國家、建設什麼樣的社會、培育什麼樣的公民的重大問題，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集中概括和具體展現。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培育和弘揚核心價值觀，有效整合社會意識，是社會系統得以正常運轉、社會秩序得以有效維護的重要途徑，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
我們要大力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加快構建充分反映中國特色、民族特性、時代特徵的價值體系，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思想保障。
(8)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若干問題擴展閱讀
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堅持求真務實、知行合一，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相互銜接、協調推進。要注重宣傳教育、示範引領、實踐養成相統一，注重政策保障、制度規范、法律約束相結合，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國家治理體系的方方面面。
要堅持正確的利益導向和政策導向，使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以及黨的建設等方面的政策措施，都有利於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防止「兩張皮」現象。要把核心價值觀貫徹到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實踐中，落實到立法、執法、司法、普法各環節，使符合核心價值觀的行為得到褒獎，違背核心價值觀的行為受到懲戒。
要按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業規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約、鄉規民約、職工守則、學生守則等行為規范，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人心、付諸實踐，成為全社會的自覺行動。只有這樣，才能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於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各方面和全過程。
參考資料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