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國家治理

『壹』 唐宋時期

1.唐詩宋詞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兩顆明珠，唐代被稱為詩的時代，而宋代則被稱為詞的時代。詞源於民間，始於唐，興於五代，盛於兩宋。在宋代，隨著城市的發展和市民階層的興起，物質生活的豐富，人們對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強烈。
在宋詞的發展繁榮過程中，整個社會的導向作用同樣十分明顯。如果說唐代的詩人在某種程度上還只是供皇室及其統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麼宋代的詞人已由被別人欣賞而一躍登上了政治舞台，並成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個個愛詞，宋代大臣則個個是詞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都是當時的著名詞人。在封建社會中從不出頭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為一代詞宗，名垂千古。在當時的科舉考試中，流傳著這樣的諺語：「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見詞人蘇軾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會的認同和推崇，宋詞才得以佳篇疊出，影響久遠。

原因如下:
① 兩宋城市手工業、商業經濟的繁榮，是宋詞興盛的物質基礎.
② 市民階層的擴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豐富的文化娛樂生活.
③ 兩宋社會矛盾尖銳，文學家用詞更能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講宋詞的成就。詞源於唐代的曲子詞，句子有長有短，和樂曲緊密結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於宋代商業發展、城市繁榮，市民數量不斷增加，能夠歌唱的詞比其他形式的文學作品更適應市井娛樂生活的需要，而當時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銳，句子長短不齊的詞也更便於抒發人們憂國憂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漸興盛起來，取代詩而成為文學的主流。課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後期和南宋四個階段，分別介紹了柳永、蘇軾、李清照、辛棄疾與陸游的詞作風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詞壇婉約派的重要代表。他長期在都市裡生活，作品多表現城市的繁華和男女的悲歡離合之情，尤長於抒寫羈旅的孤寂與鄉愁。他的詞作，多採用俚俗口語，通俗生動，「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葉夢得：《避暑錄話》），因而流傳很廣。他的詞作，還大量融入鋪敘的成分，不僅擴大詞的境界，也為元曲的發展開啟了門徑。蘇軾是北宋中後期豪放派的開創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詞作題材十分廣泛，大大拓展了詞的內容，並以豪邁奔放的感情，為詞注入了強大的生命力。兩宋之交的李清照，是傑出的婉約派女詞人，她提出「詞別是一家」的主張，善於用白描手法、淺白詞句，表達內心的真實情感。南宋的辛棄疾和詩人陸游，主張積極抗金，作品都以豪放為主，深刻地表達了恢復中原的強烈願望，蘇軾和辛棄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詞作家，教材還在「歷史縱橫」小欄目和圖注中分別介紹了他們的生平。必須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為主，但也寫出一些非常動人的婉約詞，並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詞是一種詩歌藝術形式，是中國古代詩體的一種，亦稱宋詞、曲子詞、詩余、長短句。始於中國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梁代，形成於唐代，在宋代達到其頂峰。一開始伴曲而唱，所以寫詞又稱作填詞、倚聲。後來逐漸獨立出來，成為一門專門的詩歌藝術。
詞牌，也稱為詞格，是填詞用的曲調名。詞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節奏。這些旋律、節奏的總和就是詞調。詞與調之間，或按詞制調，或依調填詞，曲調即稱為詞牌，其通常根據詞的內容而定。宋後，詞經過不斷的發展產生變化，主要是根據曲調來填詞，詞牌與詞的內容並不相關。當詞完全脫離曲之後，詞牌便僅作為文字、音韻結構的一種定式。
按長短規模分，詞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內）、中調(59一90字)和長調（91字以上，最長的詞達240字)。一首詞，有的只一段，稱為單調；有的分兩段，稱雙調；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稱三疊或四疊。
按音樂性質分，詞可分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麴、纏令、諸宮調九種。
按拍節分，常見有四種：令，也稱小令，拍節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長之的；近，以音調相近，從而引長的；慢，引而愈長的。
按創作風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約派和豪放派
一、宋詞對唐詩的繼承關系
「唐詩宋詞」一語，宋詞與唐詩並稱，不唯標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之義，而且也說明，宋詞是庶幾可與唐詩媲美的一大詩體。宋季承唐，然而如魯迅先生所言，好詩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詩歌創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確乎很難。但是，唐人所留下的豐富的文學遺產，宋人也並不有白白浪費，而是將它們更多更靈活運用在「詞」這一詩歌體式上，使詞在宋代獲得了空前絕後的發展。
我們在論宋詞與唐詩的關系時，往往更多的注意於宋詞與唐詩的區別。差別的確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書的宋詞部分，筆者也主要著眼於宋詞最主要的藝術特徵（當然也是與唐詩的不同之處）來展開論述。但在此緒論中，就像我們在論述唐詩的藝術特性前必須先說明唐詩對前代的繼承關系一樣，我們也必須先說明宋詞對唐詩的繼承關系。
可以肯定地說，宋詞能取得如此顯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詩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純熟的技巧之上，是絕對不可想像的。從後來挖掘出來的敦煌曲子詞來看，詞在進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長短參差不齊外，與此前的民間歌謠並沒有什麼兩樣，一樣的主要是採用那種簡單、質朴、直率的表現方法。到中晚唐文人開始實驗填詞以後，就像一切民間文學向文人的文學的轉變一樣，詞也就不知不覺地發生著變化，漸漸地帶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藝術化的色彩（當然，也會有負面影響，例如少了質朴和直率，但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實驗詞的創作的白居易、劉禹錫，尤其是後來大量進行詞的創作的溫庭筠、韋庄等，他們本就是唐的重要詩人，他們的加入，必然地會把他們在詩歌創作中的種種技巧，帶到詞的創作中來。另外，五代、宋的詞作者，也幾乎都是詩人，他們一面作詩、一面填詞，唐詩的各種技巧自然就會融匯、滲入到詞的創作中去，使詞的創作更加精美。實際上，我們只要對宋詞的藝術稍稍加以分析，就會發現，宋詞在意象、寫景抒情手法的運用方面，在詞的境界營造方面，甚至在語言的錘煉、借代、典故等手法的運用方面，與唐詩都有著明顯的繼承關系。倒如下面秦觀的名詞《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鏟盡還生.念柳外青驄別後,水邊紅袂分時,愴然暗驚.
無端天與娉婷,夜月一簾幽夢.
春風十里柔情,怎奈何、歡娛漸隨流水.素弦聲斷,翠綃香減,那堪片片飛花弄晚.
蒙蒙細雨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相對於詩，這是一首地道的詞，它的情韻、它的色澤、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詞味兒的。但是如果我們再仔細一品味，卻發現它在很多方面，與唐詩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詩人的獨創，但實際上，登高抒懷、寄愁正是唐詩人常用的寫法，此類例子可以說是舉不勝舉，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登樓》）、杜牧的「樓倚霜樹外，鏡天玩一毫」（《長安望秋》）、李商隱的「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盡汀州」（《安定城樓》）、許渾的「一上高樓萬里愁，蒹葭楊柳似汀州」（咸陽城東樓）；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詩的淵源，如杜甫的「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李商隱的 「江風揚浪動雲根，重碇危檣白日昏」（《贈劉司戶賁》）至於接下來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詩中常見的意象和寫法；甚到 「鏟盡還生」一語，也並非完全沒有借鑒，例如白居易的「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賦得古原草送別》）、孟浩然的「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下面的「柳外」、「青驄」也一樣，單純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說了，就是以「柳外青驄」來暗示戀情、離別的寫法，也不是完全無所本的，如李商隱的《無題》中就有「斑騅只系垂楊岸，何處西南待好風」、儲光羲的《釣魚彎》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維舟綠楊岸」，雖然它們之間有較大的區別，但也不能說它們完全沒有聯系。至於「青驄」代車馬、「紅袂」代女性的寫法，也是唐詩中龐大的借代體系中所有的。至於下片中「夜月、春風、飛花、細雨、黃鸝」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類似意象來渲染愁緒的寫法，以及它所創造的迷朦的意境，與唐詩都有著直接的借鑒關系。例如下面韋應物的《寒食寄京師諸弟》：「雨中禁火空齋冷，江上流鶯獨坐聽。把酒著花想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運用了大量的這類意象來渲染愁緒，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簾、十里柔情」這些詞語及其組合，應該說與唐詩也是有關系的，如杜牧的《贈別二首》（其一）中，幾乎就包含了所有這些意象和句式，其詩如下：「娉娉裊裊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筆者選擇秦觀這片詞來說明宋詞對唐詩的繼承關系，並不是它與唐詩有特別多的雷同處、借鑒得特別多，這實在是宋詞創作中的一個普遍現象。這並不足怪，下如唐詩是在前代巨大遺產的基礎上創新、 發展一樣，宋詞亦是在唐詩豐富的遺產的基地上進行創造的。
論到這種繼承性，這里自然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即，宋詩與宋詞都繼承了唐詩這一遺產，那麼，為什麼宋詩的成就遠在唐詩之下，亦不及宋詞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種多樣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詩與詞不同的體式是造成這一差異的重要原因之一。為了更好地說是這一問題，我們不妨先打一個也許不十分恰當的比喻：唐詩的創作藝術好比是一種專利，宋詩人把這種專利拿來製作同一種東西，盡管他們並非完全沒有創造、沒有革新、沒有增補，但是他們製作的畢竟是詩，是同一種東西，因此，這些東西一上市，就會被人窺見雷同處、摹仿處、剽竊處，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專利。正國為此（當然還會有別的原因），宋詩就希望有一點自己的東西，例如詩的議論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這些東西新則新矣，但卻或多或少地違背了詩的藝術規律。但宋代的詞人則不同，雖然他們也繼承了唐詩的創作藝術，但是，他們製作的卻是另一種東西，是長短句的詞，盡管明眼人也能窺見它們之間的某種繼承關系，但這卻不會被人視為侵犯了專利。有一種也許較為極端的現象可以證明這一點：宋詞中也有很多摹仿、點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詩句的，這種情總如果出現在宋詩中，是萬萬逃不掉蠹魚之譏的。但它出現在宋詞里，情況卻大不一樣，由於詞的長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韻味，卻彷彿給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幾道的《蝶戀花》：
醉別西樓醒不記,春夢秋雲,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還少睡,畫屏閑展吳山翠.

衣上酒痕詩里字,點點行行,總是凄涼意.紅燭自憐無好計,夜寒空替人垂淚.在這首精彩的詞中，不要說意象、寫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運用上繼承了唐詩的藝術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幾處與唐人的詩句有些關系的，最末兩句，幾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贈別》詩：「多情卻總似無情，唯覺樽前笑不成。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若單以個別的句子來對照，晏幾道是萬萬逃脫不掉書袋之名的。但若從詞的整體來衡量，杜牧的這兩句詩被稍加變化，放在一首結構、韻味全新的詞中，卻並不給人以多少摹仿、陳舊之感。如果借用系統論的觀點來看這樣的現象，就一點也不奇怪：詞對於詩而言，是一個不同的系統，即使同樣的詩句進入詞中，它也會獲得新的系統質。對於這種現象，前人實際也有所認識，例如明王世貞說：「『寒鴉千萬點，流水繞孤村』，隋陽帝詩也。『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少游詞也。語雖蹈襲，然入詞尤是當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說：「晏元獻《珠玉詞》集中《浣溪沙•春恨》：『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本公七言律中腹聯，一入詞即成妙句，在詩中即不為工。此詩詞之別，學者須於此參之，則他詞亦可由此會悟矣。」為什麼「語雖蹈襲」的句子，「然入詞家尤是當家」呢？為什麼「在詩中即不為工」，「一入詞即成妙句」呢？這便是因為詞是一不同於詩的新的系統，同樣的詩句一進入詞，就獲得了新的系統質。至於更巧妙無痕跡的化用，那更可以視為一種全新的創造。如此詞中的「春夢秋雲，聚散真容易」可以說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秋雲無覓處」。但晏詞化用後，不僅更凝煉，更由於句式的變化，使它比原詩獲得了更深長的韻味。這種現象在宋詞中很多，可以說舉不勝舉。

當然，我們說宋詞繼承了唐詩的遺產，也並不是說宋詞就沒有自己的創造。前面我們說宋詞繼承唐詩的創作藝術生產了一種新的東西，這新的東西之「新」，當然就是唐詩中所沒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長短交錯、變化多端的句式，這種句式，打破了唐詩（也打破中國古詩）齊言的傳統，為更自由、委婉、更有韻味的抒情帶來了極大的方便，它的「言長」的藝術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韻律及其所帶來的其他藝術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還表現在它的「詩余」功能上、它的「詩余」題材的選擇上。這種新的功能與新的題材選擇，與它特定的體式、句式相結合，又帶來了宋詞一系列新的東西，例如它委婉、傾訴式的抒情韻味、細膩而多層折的描寫、對內心生活更細膩而深入的把握、裝飾設色的藝術、輕麗婉約的風格等。這種種之新，就造成了宋詞與唐詩很不相同的面目。對於宋詞與唐詩的區別，王國維有一段雖然簡約而不失精當的論述，他說：「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這段評述，可以說包含了筆者以上所言宋詞之「新」，包括了它的體制、它的功能、它的題材特點等。在本書中我們探討宋詞的藝術，主要就抓住這些新的方面來進行研究。當然，對於它對唐詩藝術的繼承，我們也會給予適當的關注。
（二）、宋詞的藝術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詞不同於一般宋詩的散文化、議論化，善於將抒情與寫景完美結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礎上，宋代演為許多中調和長調，在曲折動宕、開闔變化中，使情景緊密交融，其細致、具體、微妙處，有的甚至勝過唐詩。其次，宋詞又長於比興，多以微妙而又細致的比興手法，藉景物表達內心復雜而隱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傳統來寄託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詞形成了眾多的藝術風格。宋詞雖沿襲著唐五代的傳統以抒發感情、性靈為主，形成「詩庄詞媚」的分野，以婉約為宗，但後來由於時代生活的變化，題材的擴大，藝術個性得到重視，藝術手法漸趨多樣，所以使宋詞風格在婉約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曠清雄、典雅精工、騷雅清勁、密麗險澀等多種風格。
唐代是我國詩歌發展的黃金時代。強大的國力、兼收並蓄的文化精神與豐厚的文化積累，為唐詩的繁榮准備了充足的條件。眾多偉大、傑出的詩人把我國詩歌藝術的發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詩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見存世唐詩五萬四千餘首。這不過是唐詩的一部分，但我們從中已經可以大略窺見當時詩歌繁榮的面貌。

唐代初期，詩歌創作仍受南朝詩風的影響，題材較為狹窄，追求華麗詞藻。待到被稱為「四傑」的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出現，才擴大了詩的表現范圍，從台閣走向關山和塞漠，顯示出雄偉的氣勢和開闊的襟懷。他們無論寫邊塞，還是寫行旅、送別，都有著這樣的情思風貌。在詩的體式上，這時完成了五七言律體的定型。律詩屬於近體詩，是相對於古體詩而言的。古體分四、五、七言和雜言，平仄沒有限制，也不求對偶。近體詩平仄和押韻有一定的體式，也要求對偶。律體的定型，對我國詩歌的發展影響深遠，它成了我國古代詩歌的一種主要體式。

在初唐的後期，出現了兩位重要詩人：陳子昂和張若虛。陳子昂主張詩應該有所寄託。他的38首《感遇》詩，就是這一主張的實踐。但他寫得最好的詩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抒寫不遇的悲愴，但其中蘊含的是自信和抱負，情懷壯偉，有一種得風氣之先而不被理解的偉大孤獨感。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寫月夜春江明麗純美的境界，融入濃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轉的音調，無窮的韻味，創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陳子昂和張若虛藝術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詩歌行將到來的信息。

盛唐是唐詩發展的高峰。此時詩壇群星輝映。王維和孟浩然善於表現山水田園的美，表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那種寧靜平和的心境。王維的山水詩融詩情畫意於一體，把人引向秀麗明凈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著蓬勃生機。《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雨後的松林間月色斑駁，流泉琮 。浣紗女踏著月色從竹林間喧鬧著歸來；漁人正分開荷葉搖舟遠去。山村之夜，如詩如畫。他還有一些詩，寧靜中帶幾分禪意。在唐代的重要詩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響最為明顯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詩人，有些詩寫得慷慨激昂，有的詩表現出濃烈的人間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於寫出了人們深情惜別時的普遍感受，後來被編入樂府，成為離筵上反復吟唱的歌曲《陽關三疊》。孟浩然善於用最省凈的筆墨，寫山水田園的秀美。《過故人庄》寫做客田家的喜悅，恬靜的農舍，真摯的友情，充滿濃郁的生活情趣。《春曉》寫春日那種明媚靜美舒暢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個字，便寫出了無盡的情思韻味：「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暮煙籠罩中的一抹樹林，一輪水中月影。在這朦朧而明凈、深遠而靜謐的境界中，彌漫著一縷淡淡的鄉愁。孟浩然的許多詩，都這樣以極儉省的文字，表現多重境界和情思。這時和王維、孟浩然的詩歌風格相近的還有常建、儲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詩人，善於寫邊塞生活，如王昌齡、高適、岑參、祖詠等。他們大都到過邊塞，領略過邊塞的壯麗景色，嚮往邊塞立功。在他們的詩中，祖國山河的壯美與保家衛國的豪邁情懷表現得淋漓盡致。王昌齡寫了二十幾首邊塞詩，最有名的是《出塞》《從軍行》。他的邊塞詩有一種深厚的歷史感和清剛的風格。其他題材的詩他也寫得很好，七言絕句有極高的藝術成就。高適的詩風趨於雄壯慷慨：「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從這首詩里我們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俠氣質。邊塞詩人的代表，還有岑參。他寫邊塞風物的雄奇瑰麗，寫軍人的豪雄奔放。荒漠與艱苦，在他筆下都成了充滿豪情的壯麗圖畫。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風貌、代表盛唐詩歌高度藝術成就的，是偉大詩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邁、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嚮往建功立業的詩人。他的詩充分表現了盛唐社會士人的自信與抱負，神采飛揚，充滿理想色彩。他的詩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極大地豐富了古體詩的表現技巧，把樂府詩的寫作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絕句和王昌齡的七言絕句一起被後世推為唐人七絕的代表作。他的詩有著鮮明的藝術個性：爆發式的抒情、變幻莫測的想像和明麗的意象。他把樂府和歌行寫得有如行雲流水，感情噴涌而出時，便如黃河之水，奔騰千里，一瀉而下。他生於盛唐，感受著盛唐昂揚的時代精神，晚年又親眼看到唐代社會的衰敗，理想和現實之間產生巨大反差。他的詩里既有建立不世功業在指顧之間的信心，又常常有憤慨不平和對於朝廷黑暗的抨擊。他曾經奉詔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賞識，他以為建功立業的時候到了，得意揚揚。不久被權臣毀謗，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實已經腐敗不堪。他說自己是「吟詩作賦北窗里，萬言不值一杯水」，有才華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卻春風得意，「驊騮拳不能食，蹇驢得意鳴春風」，直罵那些奸佞之徒「董龍更是何雞狗!」即使處在失意的境況中，他也不忘報國。安史亂起之後，他前後兩次從軍就是證明。他的詩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處。前人評他的詩，說是「發想無端」，《蜀道難》《夢游天姥吟留別》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帶著誇張的成分，寫愁生白發，說是「白發三千丈」；寫廬山的五老峰，說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寫黃河，說是「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胸懷間」。他是一位富於想像的詩人，他的詩常常帶著強烈的主觀色彩。又由於他性格開朗豪放，他的詩意象明麗清新、色彩鮮艷。他純然是一位天才的詩人。

當時另一位偉大詩人，是被後人稱為「詩聖」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歲，兩人的深厚友情成為千古傳頌的文壇佳話。杜甫的青年時代，和許多盛唐詩人一樣，都有過「裘馬輕狂」的漫遊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動是在安史之亂以後。他深受儒家思想影響，有「致君堯舜」的抱負，而一生卻窮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體驗到民眾的疾苦。安史之亂給唐代社會帶來巨大的破壞，半個中國淪為丘墟。杜甫在戰火中流離轉徙，寫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詩作。戰爭中許多重大事件、戰爭帶來的破壞、戰火中百姓的心態，在杜詩中都有極為生動的反映。唐代沒有任何一位詩人，像他那樣深廣地反映安史之亂的歷史，因此他的詩被稱為「詩史」。他由於自身的坎坷遭遇，對百姓的苦難深有感觸，發為歌吟，家國之痛與個人的悲哀也就融為一體。《春望》《登樓》《登岳陽樓》都是這樣的詩。「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國之悲，已經很難分開了。唐詩到杜甫是一大轉變，題材轉向寫時事、寫底層百姓的生活；寫法上採用敘事和細節描寫，在敘事和細節描寫中抒情。為便於寫時事，他多用古體，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詩。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詩中，律詩佔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詩的成就，主要是拓寬了表現范圍，盡力發揮律詩這一體式的表現力，既嚴格遵守格律規則，又打破格律的束縛。變化莫測而又不離規矩，寫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詩，都是例子。有時為了更完整地表現一個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採用組詩的形式。用組詩寫時事，是杜甫的創造。律詩，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詩，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藝術手法和藝術風格上，杜甫與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噴涌而出，杜是反復詠嘆；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寫實；李是奔放飄逸，杜是沉鬱頓挫。一般認為，在中國的詩歌發展史上，杜甫帶有集大成的性質，對於後來者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

唐代中期，詩歌的發展走向多元化，出現了有明確藝術主張的不同流派。韓愈、孟郊和他們周圍的一些詩人，在盛唐詩歌那樣高的成就面前，另尋新路。他們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觀，常常打破律體約束，以散文句式入詩。在這一派的詩人里，李賀是一位靈心善感、只活了27歲的天才詩人。在他的詩里，充滿青春樂趣的五彩繽紛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與過早到來的遲暮之感交織在一起。他的詩，想像怪奇而豐富，意象色彩斑斕，而且組合密集。在這個詩派里，他的詩有著特別鮮明的風格特徵。這時的另一個詩派，以白居易、元稹為主。他們主張詩應有為而發，應有益於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元、白都寫有新題樂府，表示了對於國家的關心、對於黑暗現象的抨擊和對於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樂府，有寫得好的，如《賣炭翁》等。在藝術表現上，白居易主張要寫得通俗易懂，趣味與韓、孟詩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寫有大量的諷喻詩，也寫了不少閑適詩，而藝術上最成功的，是長篇歌行《長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詩人還有柳宗元和劉禹錫，他們的藝術趣味既不同於韓、孟，也不同於元、白，而有著自己的特點。

晚唐詩歌又一變。中唐的那種改革銳氣消失了，詩人們走向自我。這時出現了大量寫得非常好的詠史詩，杜牧、許渾是代表。杜牧是寫詠史詩的大手筆，對於歷史的思索其實是對於現實的感慨，歷史感和現實感在流麗自然的形象和感慨蒼茫的嘆息中融為一體，《江南春》都是詠史佳作。晚唐藝術成就最高的一位詩人是李商隱。唐詩的發展，到盛唐的意境創造，達到了意象玲瓏、無跡可尋的純美境界，是一個高峰。杜甫由寫實而走向集大成，是又一個高峰。中唐詩人在盛極難繼的情況下，另闢蹊徑，或追求怪奇，或追求平易，別開天地，又是一個高峰。詩發展至此，大有山窮水盡之勢。李商隱出來，以其深厚的文化素養、驚人的才華，開拓出一個充滿朦朧、幽約的美，讓人咀嚼回味的詩的境界，達到了新的高峰。他是一位善於表現心靈歷程的詩人，感情濃烈而細膩。他的愛情詩深情綿邈，隱約迷離，刻骨銘心而又不易索解。他的不少詩(特別是無題詩)情思流動是跳躍式的，意象組合是非邏輯的，意旨朦朧而情思可感，往往可作多種解釋。他的藝術技巧，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極大地擴大了詩的感情容量，為唐詩的發展作出了最後的貢獻

『貳』 唐宋對外政策方式的不同點是什麼其影響有什麼相似之處說明了什麼

唐宋對外政策(民族政策)的最大不同是:唐朝實行開明的民族政策,主要通過戰爭,設機構管理,和親,會盟.文化交流為主,貿易為輔.
通過設立北庭都護府,安西都護府將新疆地區置於唐朝的統轄管理之下,冊封皮羅閣為雲南王,封骨力裴羅為懷仁可汗,封大祚榮為渤海郡王,與赤帶朱丹和親等確立了對雲南,蒙古,西藏等地的領導.在最登封時期,甚至被尊稱為"參天可汗",體現了唐宗主國的地位.
與其它國家如新羅,日本等國均有實質性的政治叫昂和經濟文化交流,互派使者.佛教從中國傳入這兩國家.日本派使者學習唐的文字,律令並仿唐制設置日本的行政機構.
盡管宋朝科技文化,經濟水平完全超越唐朝,海外貿易更加發達..但宋採取的是"守外虛內"的策略.使得內重外輕,時常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北宋最終為金所滅.軍隊數量龐大且無戰鬥力,統治者的妥協退讓,支付大量的歲幣甚至國土失守.如襢淵之盟,海上之盟後的惡果,靖康之變的失國.紹興和議的卑微等.經濟,文化科技大國在軍事上的無能,最後仍是被蹂躪.

影響的相似之處:都有利於邊疆地區的開發,有利於名族矛盾的暫時緩和,不管是唐的冊封等手段還是宋的支付大量歲幣等方式,都換來了和平,利於中原的經濟文化的發展,是人民免去戰亂之苦.有利於個民族間的經濟,文化的交流發展.相互影響學習借鑒.有利於後來統一的多民族的鞏固和發展.

說明:和平是主要趨勢,但是,一個國家,要均衡發展,落後就要挨打.軍事是人民安居樂業的最強有力的保障.

(在極為困頓下零零碎碎的就想到這么多,希望能對你有點幫助吧)

『叄』 唐宋歷史上有關文化的重大事件 我的語文作業 今天下午5點前就要 分無所謂

唐朝
1、貞觀之治
太宗時期將為突厥所支配的蒙古高原納為勢力范圍，唐朝北方的諸民族專稱李世民為天可汗。內政方面唐太宗 李世民承繼了宰相制，發展完善和確立了後世運用的三省六部和科舉選士制，又推行均田制，實行租庸調制，他不計出身，網羅了一大批精明強乾的大臣，不論降將或建成舊臣，他也一一重用。例如魏徵，為前太子建成的幕臣，太宗登位後不計前嫌，而且事事也聽從魏徵的勸練。這時期社會秩序安定，經濟繁榮，歷史上稱為「貞觀之治」。其政績的總結《貞觀政要》成為日本和朝鮮的帝王教科書，亦為後世君主模彷學習的對象。
2、會昌中興
憲宗末年，以牛僧孺和李德裕為首的大臣之間的朋黨之爭亦越演越烈，使宦官更加得勢。牛黨、李黨相繼執政，史稱「牛李黨爭」。
唐文宗在太和九年（835年）與李訓和鄭注等發動甘露之變，密謀誅殺宦官失敗。甘露之變而後，宦官團結一致；群臣唯有借藩鎮兵力對抗宦官權力，埋下殘唐時藩鎮和宦官的直接沖突。
文宗死後，唐武宗繼位，建元會昌。武宗在宦官仇士良的擁立下，經過派系斗爭而繼位。由於擁立武宗的宦官仇士良鑒於朝廷派系林立，不得已給武宗親自處理朝政，武宗重用李黨首領李德裕，削減仇士良的權力。武宗一連串振興朝廷的政績，史稱會昌中興。武宗重視道教，禁止道教以外的佛教、景教等。故在佛教史上列為三武滅佛的其中一位稱號武字的君主。又稱為會昌滅佛。
3、宣宗之治
唐武宗死去後，唐宣宗在宦官的協助之下繼位。未即位前的宣宗表面上是容易被宦官利用的君主。但即位以後勵精圖治。一改唐武宗的封殺佛教政策，再次尊崇佛教

宋朝
1、北宋建國初期（960～997）創立圖畫院。宋代翰林圖畫院是為宮廷帝王服務的機構，它不同於為皇帝顧問性質的翰林院，而是隸屬於內侍處，由宦官管理。與之平行的還有御書院、棋院、醫官院等局。畫院的畫家有待詔、藝學、祗候、畫學生等職，宋代之初，南唐、西蜀等國滅亡後的畫院成員都集中到北宋畫院，王道真、高益、燕文貴、崔白、郭熙等代表了當時畫壇的最高的水平。
2、咸平四年（1001），宋設置龍圖閣。宋初沿襲唐代制度，在崇文院內建置史館、昭文館、集賢殿，合稱三館，分別執掌起草制誥詔書、整理典籍、編纂圖書、教授生徒等工作，並有專門的官員擔任官職，待遇優厚。1001年，建置了龍圖閣，專門負責收藏太宗御書、御制文集、各種典籍、圖畫、祥瑞之物，以及宗正寺所進的宋氏宗族名冊、譜牒等，類似於皇帝的個人圖書館。
3、北宋神宗在位時，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鑒》完成，這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通史。
4、神宗第十一子，宋哲宗死後，無子由哲宗弟趙佶繼位。任用奸相蔡京，吏治腐敗。在位期間，爆發了諸如宋江，方臘等農民起義。1125年金兵南下，宋徽宗傳位於其子趙恆（欽宗），自稱太上皇。1127年為金兵俘虜北去，死於五國城（1135）。
宋徽宗是一個敗國皇帝，但卻是一個藝術家和書法家。，他工畫花鳥，書法首創「瘦金體」。

如滿意請採納，謝謝.

『肆』 簡述唐宋末五代以後書院得到長足發現的原因有哪些

唐宋末五代以後書院復得到長足發展的制原因是一，社會經濟條件的發展，使人們有餘力去供養讀書人。二經濟文化的發展讓人們都知道了讀書是有好處的。三官方一直在提拔讀書人，作為國家治理的官員，尤其是宋朝有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這種輿論。在客觀上也促進了讀書。

『伍』 唐宋時期哪些政治經濟制度促進了經濟重心的轉移

在歷史上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中國經濟的重心一直在北方,唐宋以後,中國經濟重心方轉移到南方。而在這一轉移的過程中,六朝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唐宋之際 江南成為中央財賦的主要來源之地,中國經濟重心已轉移至南方。
我國古代經濟重心轉移的規律：由北向南從黃河流域轉移到長江流域和江南一帶；由內地向沿海逐漸轉移。
經濟重心轉移的原因：北方長期戰亂，破壞了北方經濟的發展，南方則相對和平穩定；北方農民大批南遷給南方帶來了勞動力和先進的生產技術；南方統治者從維護自身統治出發，重視發展生產。
經濟重心南移的三個明顯特徵：北方人民南遷，帶去先進的技術和經驗，體現了當時生產力的最高水平；二是南移趨勢往往在國家分裂或封建割據或封建戰亂時突出；三是政治中心的南移對經濟重心的南移有一定的影響。

掌握不同時期江南開發的狀況，江南開發的過程就是我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過程。
地理：經濟重心轉移的原因還可以從地理角度來認識：氣候影響，宋代以前糧食主要以旱地作物小麥、粟為主，這類作物適宜生長的環境是北方的溫帶大陸氣候。北宋時占城稻傳入，到南宋成為主要農作物，明朝時產量提高、面積擴大，水稻不適宜在溫帶大陸性氣候下種植，而適宜在江南的亞熱帶季風氣候區內種植，這里光熱條件好，雨熱同期，水資源豐富，水利工程開發好。

江南多以平原丘陵區為主，土層深厚，易於開墾和操作。茶樹、甘蔗、柑橘這些經濟作物更是適宜在江南種植。

北方水土流失嚴重，自然資源遭到破壞，環境惡化，影響了農業生產。這種情況主要是人為的燒毀森林、濫墾荒地造鹹的，結果造成水土流失，土地面積減少。

交通運輸及對外貿易也促進了江南的發展。

政治：經濟重心南移是當地所在的自然環境與整個社會生產力之間辯證關系發展的必然結果。

結合上述原因和聯系有關時事理解，在我國當前的西部開發的過程中，開發與保護生態平衡是辯證統一的道理，應走可持續發展的正確途徑。

當前的西部大開發，不是經濟重心西移，而是縮小東西部地區的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重大舉措，體現了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基本原則。

『陸』 唐宋是兩個承接緊密的朝代，為什麼有人說「臟唐亂宋」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輝煌的一個王朝。唐朝國力強盛，經濟繁榮，文化燦爛，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史上的最高峰。

那麼，亂宋又是怎麼回事呢？「亂宋」，是指兩宋時期的社會動盪，宋代更是一個淫慾橫流的時代。宋朝的亂是因為當時出現了很多名妓，社會風氣低縻。大宋的最高統治者極力鼓吹享樂主義，開國皇帝趙匡胤「杯 酒釋兵權」後，便公然向文臣武將倡導：多積金錢，厚自娛樂，這導致了宋朝人們鬥志的喪失，導致後來貨架積貧積弱，面臨內憂外患的時候貪官污吏遍地走，人們生活一片亂的局面，最終被能征善戰的少數民族蒙古人給打倒了。在你的映象中，唐朝和宋朝又是怎樣的呢？

『柒』 唐宋元明清時期的地方行政制度

1、道路制指唐代的道制和宋代的路制。唐初有州328個、縣1573個，為加強管理，按山川地形分全國為10道，後增至15道。
2、北宋統一中原後，為改變「方鎮太重、君弱臣強」的局面，除收軍權於中央外，地方行政機構採取分路而治，成為路—府、州、軍、監—縣三級政區。
3、在兩宋時期，與北宋、南宋先後並存的遼、金、西夏、大理等少數民族政權的地方政治制度均受中原文化影響，或仿唐，或學宋，同時保留其原有制度。如遼仿唐制置五京道,為道—府、州、軍城—縣三級政區。道屬行政機構，又仿宋制，置都總管府、處置使司、轉運使司相互牽制；契丹族原有的頭下軍州、斡魯朵等機構也予保留。金早期仿遼制置五京道，入主中原後仿宋制分路而治，仍保留女真族的猛安、謀克制度。
4、元世祖中統年間，尚書省並入中書省，地方機構也改稱行中書省，簡稱行省。從此，地方政治制度進入劃省而治的階段。
5、明立國後為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對元的行省制加以改革：①：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廢除與中樞相同的機構與官名，降低其品秩等級。②：地方分權，相互牽制，由布政使司掌民政、財政，另設都指揮使司主兵政，按察使司主刑獄，三機構互不統屬，各直隸中樞，凡遇重大政事便共同商討。③：整頓地方機構統屬關系，實行布政使司、府和直隸州、縣和一般州三級統屬。
6、清承明制，在內地設18行省。省置巡撫，總攬軍政；撤銷都指揮使司，降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為省屬機構，使巡撫成為一省之長。同時置8總督，統轄除魯、豫、晉3省以外的行省。其中，直隸、四川為一省一總督，兩江總督轄3省，余皆各轄2省。督撫治所除江蘇外，皆在省城。同治後經逐步調整，凡督撫同在一城的省，存總督而廢巡撫；非總督駐節的省，巡撫可全權處理軍國大事，只江蘇一省因督撫治所不同仍維持原狀。至此，行省制臻於健全。

『捌』 「唐宋變革論」具體內容是什麼

「唐宋變革論」者主張唐宋之際的社會發生了重大的變革。就階級關系的變動而言，諸家意見各不相同，大致似可歸納為以下三類：
一、唐代門閥士族地主仍占統治地位，推行部曲佃客生產制，唐宋之際，衍變為官戶統治和客戶佃農生產制。
二、唐代是中世封建社會，佃戶被束縛在土地上，是典型的農奴，宋代開始「近世」，佃戶與地主是平等的經濟關系。
三、漢唐間是奴隸生產制，宋代開始確立中世庄園農奴制。
由此可見，唐宋變革論的觀點涉及一系列重大社會問題，說唐代是古代奴隸制一條，本文略而不論。
自唐初建國至南宋滅亡，其間長達六百餘年，如果以唐初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和北宋後期乃至南宋時的情況相比。在長達四、五百年內，確是存在巨大差異。假使將中唐後的情況與五代及宋初相比較，那麼，它們之間的差異並不比唐初與唐末的差別更顯著。陳寅恪先生說，唐史可以分前後二期，分野在唐朝中葉。「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後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關於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所言極為中肯。現在，只就唐宋變革論所涉及地主與農民兩大對立階級的狀況略抒淺見如下。

一、 關於唐代門閥土族階層地位的估計

主張門閥士族在唐代仍占統治地位的主要依據是：
一、士族把持朝政，唐代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崔、盧、李、鄭四姓佔六十六人，其中崔氏有二十三人。
二、唐代門閥士族經濟實力的雄厚基礎是封爵食邑制。
三、士族重視族望、譜牒與婚姻，山東士族甚至不屑於與李唐皇室通婚。
眾所周知，漢魏之際逐步形成並在西晉正式確立的門閥士族制度，有九品官人法保證士族政治上作高官、清官的特權，占田制和蔭客蔭戶制使士族佔有大批田地，免除賦役，庇蔭親屬，奴役眾多勞動者，享有經濟上的種種特權。士族重視官、婚、望，以保持其合法世襲特權。
然而，門閥士族地主的盛世並不長，經過農民戰爭的打擊以及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不斷火並，士族地主們的政治、經濟實力逐漸喪失。唐朝不再存在九品官人法和占田蔭客蔭戶制，士族沒有了世襲特權。太宗貞觀時修《氏族志》，高宗顯慶時編《姓氏錄》，既是壓抑正在衰頹中的舊門閥士族勢力，同時又是企圖通過立法培植新的門閥士族。然而歷史的發展已使唐代不再具備門閥士族再生的社會條件，所以在唐朝始終沒有形成比較穩定的新門閥士族。只是在唐初，舊門閥士族地主仍有一定的潛在力量。七姓十一家自為婚姻，便是具有崇高社會地位的體現。盡管如此，舊門閥士族地主沒有因此壯大門楣，起死回生。
說唐代門閥士族始終存在，有很大政治、經濟特權，是經不起檢驗的。據統計。崔、盧、李、鄭四姓在唐代任宰相者九十三人次，而在唐前期任相的是二十九人次（崔氏十一人，盧氏二人，鄭氏一人，包括皇室李氏在內的李氏十五人），其餘六十四人次均在中唐以後。如此看來，難道是門閥士族實力在唐後期有了復興?若然，其政治和經濟基礎何在呢?有人說唐代藩鎮也是門閥士族，這種「士族」與兩晉南北朝以至唐代的舊門閥士族怎麼能等同視之呢?
說封爵食邑制是唐代門閥士族力量強大的經濟基礎，同樣難以令人信服。王公貴族衣食租稅早在西漢已很盛行，而史學界沒有人認為那時存在門閥士族。唐代封爵很濫（中唐以後尤甚），食邑根本無法與漢、晉時代相比。何況唐代有封爵和食實封的人大多並非門閥土族地主，那些食封之家在唐玄宗時改向朝廷領取封戶租谷，不能再派人直接向封戶索取，正好標志著食封制的蛻化。因此，封爵食邑制在中唐後已顯著走向衰落。當然少數殘余現象長期存在，直至北宋前期仍未完全消失。如果認為唐後期四姓擔任宰相者多，是有封爵食邑制為其經濟基礎，顯然並不符合歷史真相。若再由此推論，認為門閥士族地主在中唐後曾經復興，那就更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了。
人們樂於引用南宋鄭樵和王明清的言論，說明唐代舊士族的力量始終強大。特別是鄭樵所說，隋唐以上「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五代以後譜書散佚，其學不傳，用以證明譜學與門閥士族共存亡。實際情況並不盡然。譜學從產生到消亡的過程表明它並非門閥土族地主所專有，唐代主要官修譜牒在《氏族志》和《姓氏錄》之外，還有《姓族系錄》和《元和姓纂》等，在「冠冕之家，興衰不一」條件下，官修姓氏書有如柳芳所說，「凡四海望族則為右姓，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
官譜不究血統淵源，明顯不同於士族譜。貞觀氏族志草稿說，「營戶、雜戶、慕容商賈之類雖有譜亦不通」，許敬宗嫁女給奴隸出身的禁衛大將軍錢九隴，為錢氏「曲敘門閥」，說明唐初以來諸色人都各有譜牒，譜學內涵已有了重大變化。
官譜在中唐後已很少修造，私譜修撰卻是方興未艾。顏真卿撰《顏氏世系譜序》，於邵寫《河南於氏家譜後序》，大宦官仇士良同樣有家譜，眾多宗法性的家譜並沒有因唐末大亂而廢棄。洛陽周氏避亂徙廣陵，「譜牒存焉」。由於私譜的廣泛存在。才使通曉譜學的呂夏卿在北宋時有可能撰寫出唐代世系諸表。北宋前期，江西歐陽修、四川蘇洵都在分房編修族譜，仍採用中唐以來的傳統修譜方案。蘇洵說，唐宋之際譜牒暫廢原因，一是官僚士大夫不講，二是新貴們不願談及貧賤的祖先。王安石撰許氏世譜，自曹魏許據以下直至北宋仁宗時之許元等人。——臚列名字官稱。如果唐末以後不存譜牒，他決不可能源源本本編寫譜牒。可見強行把譜學興衰與門閥士族地主的盛衰劃上等號，顯然缺乏說服力。
姓氏中之地望、族望原是門第之象徵。南北朝時期，同一門望之中還區分高下等第。唐代門閥士族衰頹，分居各地同一宗姓之人只是沿用舊望，已無多大實際意義。唐人劉知幾說門望多偽，「碑銘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為己邑」，袁氏系於陳郡。杜氏稱之京兆。北宋宋祁說，唐人所好，「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南宋趙彥衛也說，唐人「推姓顯於一郡者謂之望姓，如清河張、天水趙之類。世人惑於流俗，不究本宗源流，執唐所推望姓，認為己之所自出，謁刺之屬顯然書之」。大量事實表明，郡望遺風在我國長期殘存，顯然不能以之為門閥士族興盛的證據。
以四姓「男女婚嫁，不雜他姓」，皇室也難以與之通婚娶，證明門閥士族勢力至晚唐時仍很強大，亦不穩妥。事實上，唐初以來不少新興勛貴都與四姓通婚，唐睿宗、玄宗、肅宗、德宗、順宗、宣宗的女兒都曾出嫁崔氏、盧氏子。公主出婚其他舊族子弟為數更多。社會現象紛繁復雜，唐高宗以來，公主出嫁時，「以貴加於所尊」，竟讓舅姑降禮答拜，公主身死，丈夫要服喪三年。類似情況，自然會導致舊士族家庭的強烈反感，何況李唐政府曾宣布四姓為禁婚家，他們由於政治上的衰敗和社會生活中長期產生的積怨，再加上公主倚仗皇威，羞辱舅姑與丈夫的行動．出現不願與皇室聯姻的情況並不足為怪。
那麼，對於唐後期諸舊族人士所擁有的實力該如何看待呢?我認為正確認識衣冠戶的登場是解決這一疑難問題的訣竅。衣冠戶正式取代了門閥士族。成為宋代官戶的前身。
眾所周知，門閥士族在其盛世合法享有免役特權。隨著其衰敗，免役特權就消失了。唐初以來，只有五品以上高官依法豁免其家賦役，這批人中固然有的出身舊門閥士族，而更多的人卻並非如此。某些家庭連續幾代為高官或宰相，卻並沒有躋身於門閥士族。唐代前後三百年間，所有新進人士沒有一個姓氏被社會上公認為門閥士族，比諸兩晉南北朝時期常有一些姓氏崛興加人士族行列的狀況大相徑庭。門閥士族的不景氣實在是昭然若揭。
當然，舊門閥士族諸姓氏在唐代並沒有消失，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影響還相當強大，即使經過唐末農民軍的大掃盪，在五代十國時以及趙宋統一南北後，從《太平寰宇記》所列宋初諸州郡的郡姓，從《宋史》列傳中，都不難發現南北朝以來很多門閥地主的後裔在宋代（尤其是北宋）並沒有亡絕。神宗時，王存編修《元豐九域志》不列郡姓，書成上表時，特別說明「氏族所出」，已「非當世先務」。它說明姓氏學的衰微經歷了一個很長的過程，不能認為唐末社會大亂以後便不復存在了。
門閥士族長期崇尚儒家經學，有文化素養。在他們失去政治、經濟諸特權後，被迫參加科舉考試。趙郡李德裕自稱其祖父李棲筠在玄宗天寶末，以仕進無他路，參加進士試以步人仕途。事實上，當武則天執政以來，河南鄭繇、鄭遂初，河北崔日用、崔沔、崔浞，關中韋虛心、韋述等舊族子弟業已紛紛參加進士考試，只是在天寶以後，舊族子弟舉進士者為數增多。德宗貞元以來。宰相多以翰林學士充任，而翰林學土常由進士出身。人們注意到范陽盧氏在德宗以後中進士者一百一十六人，舊族崔氏也存在類似現象，與其把這類情況說成是門閥士族勢力的強大，毋寧說是舊士族子弟所採取的應變措施。
隋唐之際創建的科舉制，進士科最受重視。所試時務策與詩賦。並不是舊門閥士族地主子弟所熟諳的通經明禮。他們既不能平流進取以致公卿，只好利用家傳舊文化，隨時應變以獵取名位。於是，他們和庶民地主的子弟同時趨向進士科應試，史家們通常稱之為士庶合流。
唐武宗詔書宣布，凡是進士及第者稱為衣冠戶，其家享受輕稅免役特權[16]。進士及第便成為一種殊榮。必須注意，會昌詔書是在社會上已有不少冒牌衣冠戶免役的情況下，才明文規定真假衣冠戶的界限，法令不允許以假亂真，可以看出，衣冠戶在此之前實際是早已存在了。
衣冠戶不考究每個人的家庭出身，只看他是否進士中第。由是，同是衣冠戶的人，他們原先各自不同家庭出身的界限消失了。組成了新的地主階級階層。我們決不能因為衣冠戶中有的原是舊門閥士族地主的子弟，便斷定衣冠戶仍是士族地主，或者說衣冠戶的存在，乃是門閥地主力量依然強大的體現。
在地主階級專政的時代，封建政權要不斷從地主階級中提拔統治人才，並給予一定的特權，科舉選人適應了庶民地主力量壯大的社會需要，那些中了進士的衣冠戶。不論他們原來的家庭出身如何，「既恃其不差不科，便恣其無畏無忌」。即使在混亂的唐末五代十國時期，衣冠戶依然合法存在，宋人張綱的遠祖在南唐時，「嘗以衣冠戶攜是書（指唐朝告敕）免充軍名。」說明十國的江淮以南地區，也同樣存在衣冠戶。趙宋建國後的五、六十年內。隨著科舉制的發展，每年經由進士科入仕的人數成倍地增長。宋真宗時，衣冠戶名稱尚見於史冊[19]，仁宗以後，正式為官戶（品官戶）所取代。因此，宋初編撰《刑統》，其中所說官戶，仍只是沿襲唐代屬於奴婢賤人的性質。顯而易見，唐宋變革論者關於舊門閥士族消失於唐末，宋初已出現新官戶的論點，很難令人折服。

二、唐代部曲與佃農

說唐代是農奴制時代，便要講清楚廣大農業勞動者是被束縛在地主土地上耕作，子孫世襲，可以買賣，但卻不能任意屠殺。
部曲佃客生產制的主張者以為部曲、佃客是典型的農奴。事實上，唐代的部曲和佃客身分不同，他們之間差異很大，是否農奴，需要逐一驗證。
唐代部曲的定性資料，集中記載於《唐律疏議》中，它表明部曲原則上由奴婢放免而來，是私家所有，身系於主的賤人（家僕）。他們不像奴婢那樣是主人的資財，但可以由主人變相買賣，主人強奸部曲妻女無罪，可以隨意將所放客女及婢留為妾。反之，部曲奸主，縱逢國家大赦，也不許寬恕赦原。只有主人謀反逆叛要顛覆國家政權時，才允許部曲告主。凡此種種，說明部曲對主人有強烈人格隸屬關系。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部曲和農業生產有著具體的聯系。
唐前期的部曲既不受田，也不納課，律疏的有關記載，或是西州出土文書，乃至其他史書所記，都未見部曲和土地有什麼聯系，更談不上被束縛在土地上耕作。既不參加農業生產，自然不能說他們是農奴了。史籍往往是部曲、奴婢並稱，通常被用於從事家務勞動，縱使個別部曲參加過農業生產，就其整體而言，很難說他們是依附農民，而只能說他們是合法的封建依附者。中唐以後，部曲數目更為減少了。
順便指出，當時社會上被視為資產的奴婢．其中確有一些被用於從事農業生產，但並不能稱之為農奴，何況奴婢用於農業生產在全社會中所佔比例極小。社會歷史的發展很不平衡，除了奴役嚴重的奴婢而外，有的奴婢在中唐後發生了分化，出現了僱傭現象，甚至開始涌現依附關系甚強的人力、女使。到北宋中葉以後，人力、女使的數量有了較大發展。這樣的一批人，同樣也並非農奴。
所謂部曲佃客制的佃客在唐代是否農奴呢?回答也是否定的。
毋庸諱言，魏晉南北朝時期存在過類似於農奴的法定田客，他們父子相承，身分卑賤，必須經過放免才能為良。這類田客在唐代早巳不再存在。
《唐律疏議》卷27記「官田宅私家借得令人佃食，或私田宅有人借得亦令人佃作」，表明唐初以來官私田地出租已相當普遍。官田通常包括職分田、公廨田、驛田、屯田等，佃作者是「人」（民），不是賤隸。史稱職田「亦借民佃植，至秋冬受數而已。」西州出土開元十九年（731年）文書記公廨田、職田，「不得抑令百姓佃食」。可見租佃官田者是「民」、「百姓」。私田出租同樣是「令人佃作」。天寶十一年（752年）詔雲：「王公百官之家」，廣置莊田，「別停客戶，使其佃食。」說明租佃官私田地的是鄉村下戶和客戶，他們都是良民。
安史之亂後，代宗敕令所有在各地居住一年以上的客戶，「自貼買得田地有農桑者，無問於庄蔭家住及自造屋舍」，一律編附當地戶籍，征調賦役比當地居民（土戶）減半。住在庄蔭家的客戶仍是百姓齊民。其後，豆盧革說，他在「鄘州雖有兩三處莊子，緣百姓租佃多年」，他曾「縱田客殺人」，這都說明租佃的田客仍是百姓。
封建社會里地主佔有大量田產用以剝削少地無地的農民，這是中外歷史上所共有的。在我國，不僅唐代沒有，即使漢魏六朝時也並不存在西方中世紀那樣的農奴制。唐代的佃農比以往的田客蔭戶更存在著顯著差異。
一、唐代佃農（包括半自耕、半佃農）不是賤口，他們和庶民地主在名義上所盡義務和享受權利相一致，而以往的田客只注地主家籍，是法定的賤口。這一巨大變化和門閥士族在隋唐之際的地位密切相關，從隋代依豪強為佃農的浮客到中唐時廣泛發展的客戶佃食制，標志著門閥士族的衰頹和徹底崩壞。
二、唐政府對地主的佃農人數沒有任何限制，而在過去，對田客人數有著明文的具體限額和等級規定。
三、自唐睿宗、玄宗以來，官府公開允許各地按照本鄉原有習俗發展租佃關系。此乃史無前例的創舉，它反映全國范圍內的租佃早已自發地盛行。所以，玄宗天寶詔稱「遠近皆然，因循亦久」。租佃方式的千差萬別，充分體現了遼闊地域內各處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
唐五代兩稅法時期，朝廷不再限制土地兼並，土地集中由是更為加劇。晚唐時，有人揭示說，民有五去，包括了「勢力侵奪」和「降人為客」，可見很多佃農乃是破產農戶。
唐代佛道盛行，寺觀佔有大量田地，通常由僧俗勞動者（佃入。即種田人）從事耕耘，西州出土文書中的「佃人」也肯定包括了佃農在內。江南潭州大溈同慶寺，「僧多而地廣，佃戶僅十餘家」，詩僧齊己即是佃戶胡氏子。可見寺觀與世俗地主一樣，租地者常為貧苦百姓，而不是過去那種只注家籍的卑賤田客。
吐蕃佔領河西時期，敦煌出現了一批寺戶，這批人看不出與北魏「遍於州鎮』』的寺戶有何前後承繼與演變之痕跡。敦煌寺戶因缺乏牛糧種子向寺院有關負責人借麥。他們身分世襲，地位低下，卻自有一定經濟。其時，吐蕃尚處在奴隸制時代，敦煌寺戶很可能是其勢力進入河西後，漢蕃文化合流的產物，他們也並非是奴隸。在張議潮收復瓜、沙等地後，不再見寺產名稱』新出現的常住百姓，其地位較寺戶有所提高。在江南朗州桃源觀，「有觀在山，有戶在疆」，天寶中，敕取近三十戶，「蠲免租賦，永充灑掃。」諸如此類的寺觀戶並非是直隸於寺觀的農業勞動者。
說唐代是農奴制，宋代是租佃制，其主要依據除了部曲、佃客外，還有陸贄所說：「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為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如果說這里描述的租佃勞動者是農奴，那麼，北宋蘇洵也曾概括說：富家地多，「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蘇軾亦雲：富戶「役屬佃戶，有同仆隸。」被視為「奴僕」、「奴隸」的佃農與陸贄所稱「私屬」性的佃農到底存在什麼根本性差異呢?
說宋代是契約租佃制，唐代是農奴制，也是說不通的。早在漢代，中原內地已有契約租佃，在混亂的十六國時期也並未停廢。現在已發現西州大量唐前期的租佃契，敦煌出土了唐後期的租佃契，怎麼能否定唐代存在契約租佃呢?宋太平興國七年（982年）十二月，詔令諸路所在曠土召人佃種，「明立要契，舉借種糧，及時種蒔，俟收成依契約分。」這是趙宋最早提到租佃契約的記載。然而，有更多的租佃關系並未明言立有契約，我們不能由此否認存在契約。李唐屢次發詔令依鄉原例出租荒廢田地，這在趙宋亦不乏其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五月，曲赦河北、陝西、京東路被虜人戶所拋下田產，許諸色人住佃。「本縣量給牛糧種子及功力，依鄉原例，或以四六或以三七均分。」分成租原則上是以契約為依據的。
唐朝建國後，輕便的曲轅犁開始取代以往笨重的長轅犁。全國各地生產發展雖不平衡，但地無分南北，包括半自耕、半佃農在內所有編戶齊民原則上不許隨便遷居。眾多破產農民常不顧禁令四齣奔逃，以往括逃通例是就地落籍為民，從事農業。自玄宗開元中括客以後，客戶正式合法存在。人們樂於引用宋仁宗天聖時，針對江淮、兩浙、荊湖、福建、廣南地區的田客不能隨意起移，規定「自今後，客戶起移更不取主人憑由，須每田收田畢日，商量去住，各取穩便」。[37]用以說明宋代佃客有遷徙自由，不同於唐代農奴式的佃客固定在土地上。我們認為唐代的客戶含義與宋代不盡相同，但其中大部分無疑是佃農。唐代不見有客戶隨意遷徙的資料，也沒有不許遷徙的記載。即使在宋代，上述詔敕也只能說明江淮以南的自由遷徙，華北廣大地區亦無明文記述。作為國家編戶的唐代佃農大概難以隨意遷徙，地主的壓力和國法都是不輕易允許外遷的。
封建時代的勞動者對於各種類型的擁有土地的地主。必然存在著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關系。唐代和宋代的佃農同樣也不能例外。這並非是將唐、宋間的租佃關系凝固化和等量齊觀，但可以肯定，唐、宋間的佃農不是農奴與自由佃農的差別，即使同樣在唐代或兩宋，由於國土遼闊，各地區乃至同一地區之內，情況也是千差萬別。大致說來，唐前期的廣大農民有耕地者較多。中唐以後，破產農戶轉為佃食客戶的人數大增。唐、宋時期，仍然有少數使用奴隸耕作。就是使用佃農勞動，各地情況也是千差萬別的。唐、宋之際川、陝一帶的客戶便是世代相承，不能隨意轉移，甚至隨田買賣，客戶身死，其妻不能任意改嫁，子女婚娶也常受主人阻撓。凡此種種，體現了租佃制發展不平衡狀況。其後。元代有隨田佃客，明清時，不少地區存在佃仆制，從而也可說明籠統地強調宋代佃農已如何自由，甚至說成平等的經濟關系，是不恰當的。
總之，唐、宋變革論者認為唐、宋之際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內部發生了巨大變化，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觀點，在我看來，還不如唐中葉變革說有力，因為舊門閥士族地主的退出歷史舞台，衣冠戶的登場．體現了地主階級上層的重大變化，至於地主階級中數量最多的庶民地主在均田制崩壞以後，人數已顯著增多，在唐、宋之際並沒有發生重大的變更。農民階級方面，廣大民眾貧困破產。日趨淪落為佃食客戶，也是肇始於唐代中葉。手工業者的服役。也是由唐初的番役制逐漸衍變為中唐以後日趨廣泛的納資代役及和雇制（同時也有現役制並存）。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奴婢，同樣是在中唐時開始出現了僱傭現象。往後的歷史發展，北宋時，官戶取代衣冠戶，佃農客戶廣泛取代了唐代土客對稱的客戶。北宋中葉以後，農業與手工業中的僱傭現象更為廣泛。這些當然也是變化，但唐、宋之際並不是階級關系的巨大變動時期。階級關系而外，諸如府兵制和均田制的破壞，租庸調制衍變為兩稅法，募兵制的全面確立，官制中使職差遣的盛行，科舉制逐漸成為人仕主要途徑，如此等等，其重大變革都發生於唐代中葉。唐、宋之際雖然繼續出現一些新的變化，但其性質也都不如中唐變革那麼深刻而有重大意義。

『玖』 唐宋元明清的官制各有什麼不同

官制:宋承唐制，元承宋制，明追法唐宋.
但是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宋代是陳橋兵變，也就是地方內割據攛容掇了皇位，因此在宋朝的時候，皇帝為了避免此類事件的發生，在「杯酒釋兵權」之後，又在地方中央設置雙重官職，也就是文武官互相牽制，當然這也就是造成北宋時期的三冗局面，也是北宋滅亡的主要一個原因，對於明清來說你可以去網路，這個有很多說法的！
至於宗室分封：唐宋元比較相似，這就是真正的分封，劃地為疆，可以這么理解，是對某一個地方，宗室是有實權的！
但是到了明清，宗室就只是有名無權了！親王一般不掌握實權，在清朝更慎之，宗室就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都被招進了京城封王等等！這就大大的加強中央集權專制的統治！
知識有限，希望對你的問題有所幫助！
滿意請採納

『拾』 秦漢與唐宋國家治理的法制特點有何不同

秦朝：完全法制。
漢朝：黃老並提。
唐宋：國際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