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國家治理

Ⅰ 漢唐以來政治制度基本特點

就是後半部分的話。
1、適應大一統中央集權國家發展的需要，非此不足以進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
2、反映出社會結構的變化，不斷吸納新生力量，保持統治基礎的穩固。
謝謝，希望採納。歡迎追問。

Ⅱ 為什麼說漢唐是中國的鼎盛時期

漢朝和唐朝時文治武功及國際聲望較強盛，所以說漢唐是中國的鼎盛時期，人們將漢唐兩朝出現的盛世統稱為漢唐盛世。

漢朝和唐朝在中國社會發展和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華夏族在漢朝時期逐漸被稱為漢族，漢朝為華夏文明的延續和挺立千秋做出了巨大貢獻，鑄就了《史記》、《漢書》、漢樂府、造紙術等偉大的著作與發明。

漢朝初年，經濟蕭條，到處都是一片荒涼的景象。漢高祖及其後的漢文帝、漢景帝等，吸取秦滅的教訓，減輕農民的徭役和勞役等負擔，注重發展農業生產。文景時期，提倡節儉，重視「以德化民」，社會比較安定，經濟得到發展。形成了歷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

唐朝時唐太宗繼承唐高祖李淵制定的尊祖崇道國策,並進一步將其發揚光大,運用道家思想治國平天下，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期間唐太宗能任人唯賢，知人善用；開言路，虛心納諫,重用魏徵等。

採取了一些以農為本，減輕徭賦，休養生息，厲行節約，完善科舉制度等政策，使唐朝經濟發展，社會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現了空前的繁榮，形成了唐朝初期的璀璨奪目的「貞觀之治」。這也為後來的開元盛世奠定了基礎。

漢唐時期國家統一、文化昌明、武功強盛、國威遠播，歷宋、元至明，外國將中國或與中國有關的物事稱之為「唐」。不僅以「唐」作為「中國」之地的代稱，而且稱中國人為「唐人」，中國人在國外建立的唐人街享譽海內外。

(2)漢唐國家治理擴展閱讀：

唐玄宗李隆基一心想仿效唐太宗，也做一個英明的君主。即位以後，開始施展他的政治抱負和治國才能，他勵精圖治。

首先大刀闊斧地精簡機構，裁減人員，並對官吏進行嚴格的考核。經過一番精心整飭，官吏隊伍面貌為之一新，充滿了健康、向上的活力，使國家機構這架機器正常地運轉起來了。

從開元九年(721年)到開元十三年(725年)，玄宗下令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大規模的檢田括戶運動，意即檢查「黑地」和豪強蔭庇的「客戶」，經過查檢，把檢括出來的土地全部沒收，按均田制分給無地的農民使用。

對於帳外人口，一律登記注冊，就地入籍。檢田括戶歷時4年，經過辛勤努力，中央政府增戶88萬，檢出大量土地，使國家財政收入增加數百萬。

玄宗還從自身做起，大開節儉之風，凡宮中乘輿服御、金銀器物、珠玉錦綉等奢侈的東西統統焚毀，後宮嬪妃自後妃以下者都不得佩珠玉、刺錦綉；禁止天下採珠玉、織錦綉等物，違者杖罰一百。

通過玄宗的一系列措施和努力，農業大大向前發展，農民不再因過重的賦稅舉家外逃，而是積極性很高地從事耕作，四海之內，無論山川還是溝壑，都出現了一派牛耕農作的興盛景象。糧食獲得大豐收，當時一斗穀物，多則一二十文錢，少則幾文錢，天下戶口猛增至840餘萬。

隨著農業的發展，商業、手工業及文化科技事業也隨之繁榮發達起來。許多海外商人、使者慕大唐盛名而來，最遠的波斯、大食(伊朗)都派使節來參觀、訪問以示友好。

當時的唐朝已成為亞洲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唐玄宗把國家治理得不僅國富民強，而且響譽世界，經濟達到空前的繁榮，大唐達到了極盛時期。人們把唐玄宗統治的這一時期稱為「開元盛世」。

Ⅲ 從漢唐的興衰思考：一個國家如何才能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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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漢唐初期的無為政治難以延續的經濟學原因

主張無為的話，那麼就有一種消極的感覺，而證經濟學是需要需要積極去推動的。內

治國理政，需要思想容的統領，封建時期，更多的採用孔子遺留下來的儒學思想，教人遵循倫理綱常，這對於國家治理起到了很好的束縛作用。但是在儒學真正進入視野的時候，人們是無思想可遵循的，特別是在春秋戰國以前。

到了漢朝初期，劉邦採用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之所以會採用無為而治，是因為：秦朝的法律、制度非常細致，當時的百姓已經習慣，很難再超越；還有就是劉邦的文化程度不高，並且當時沒有出現比較有名的思想家，後來的賈誼是從漢文帝時期開始嶄露頭角的，最後一點也是最關鍵的，經過多年的戰爭，百姓民不聊生，嚴重的賦稅徭役都需要修養來恢復

Ⅳ 漢唐時期的大中國呈現的特點和主要影響

唐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一個黃金時期，它給後世留下的印象至深，除了國力強大、政治清明、經濟繁榮、天下太平外，更突出的亮點就是輝煌燦爛的文化。解密唐朝文化繁榮基因，我們不難發現，其間政府的引導功不可沒。

在統一、開放的背景下，統治者不斷調整政策對宗教加以扶植

佛教、道教與儒學，並稱「三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魏晉南北朝時期，釋、道、儒三教為了維護各自的地位，既相互爭斗，又相互滲透。到了唐朝，在統一、開放的背景下，統治者不斷調整政策對宗教加以扶植，使這種局面得到較大改觀。

唐朝開國之初，李淵為了抬高門第，神化統治，認李耳為先祖，將道教地位排在佛教之前，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使道教得以大力發展。武則天想當女皇，實行武周革命，僧人懷義、法明則造《大雲經》宣傳武則天是彌勒佛下凡，為其大造輿論。武則天上台後大肆佞佛，廣建寺院，普度僧尼，下令天下寺院收藏《大雲經》，將佛教地位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玄宗在位，欲振興李唐王朝，革除武周後期的不良影響，復將道教放到佛教之前。盡管前後的統治者出於各自的政治需要，使得佛、道的地位有所變化，但從總體上看，三者在唐朝前期都受到積極的扶植，獲得了充分發展。

正是在貞觀年間，玄奘法師赴印度求法17年，載譽歸國後受到至高禮遇，唐太宗令大臣、僧眾出城高接遠迎，又多次在宮中接見玄奘，與之談經論道，倍加褒獎，頗有相逢恨晚之嘆。朝廷還修建大慈恩寺及翻經院，讓玄奘在那裡著書立說，傳經佈道。武則天雖說佞佛，卻也提倡三教並重，既不準僧人排斥老君，也不準道士毀謗佛法，命大臣匯集三教典籍，撰成1300卷的大書《三教珠英》，傳播天下。玄宗皇帝勤奮好學，精通諸家典籍，深知宗教能在治理國家，調和各類矛盾，穩定社會秩序中發揮重要作用，所以他的基本做法是，既尊儒，又崇道，不抑佛，三教兼容，充分利用。他曾在開元十年、天寶二年先後兩次給《孝經》作注，頒行全國，以示教化；又於開元二十三年親注《道德經》，下令每家必備一部；接著在次年還將其《御注金剛般若經》頒示天下，對佛教給予支持和弘揚。

唐王朝對釋、道、儒三教並尊的做法不僅形成了以儒家政治倫理觀為基準、佛道學說兼收並蓄的盛唐獨具的統治思想體系，大大鞏固了帝國基業，而且也促進了三者間的相互吸收，不斷完善。佛教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走向成熟，進而成為中國式宗教的。

銳意經籍，大興文治，「解戎衣而開學校，飾賁帛而禮儒生」

貞觀初期，天下初安，太宗勵精圖治。他深知「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而人才又必須以德行、學識為准。他採納魏徵「偃武修文」的建議，銳意經籍，大興文治，「解戎衣而開學校，飾賁帛而禮儒生」，努力發展文化教育事業。

太宗重視文治由來已久，早在秦王府時期，唐太宗就留意文士，建文學館收羅人才，號稱「十八學士」，參謀左右。正式即位後，他又於弘文殿左邊建弘文館，精選天下賢良文學之士，給以優厚待遇，讓他們校理典籍，考注《五經》，參議禮、律，釐定製度，或引入內殿，商討政事。同時選三品以上官員子孫入弘文館學習。在唐太宗的關注下，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完善的官學制，在中央設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算學，在州縣則有州學、縣學。唐太宗尤其關心最高學府國子學的建設，貞觀二年以後，下令立孔子廟於國子學，尊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每年定時「釋奠」（即舉行祭奠孔子的開學典禮儀式）；又擴充學校規模，增置房舍1200間；廣收天下儒生，且資助盤纏，派車護送進京；規定在校學生能精通一大經（如御注《老子》、《孝經》，須三年學成）以上者即授以官職。唐太宗還多次到國子學視察，給學校調派碩學名儒充任老師，命學校的負責及主講當場講經授課，並給他們頒賜獎賞。

唐太宗重視文教、修文興學的事跡給後世開了個好頭，以後的高宗、武後、玄宗也都代代相傳，使學校教育制度不斷發展完善，這不僅給帝國培養了大批棟梁之才，成為唐王朝興旺發達的有力保證；同時也惠及友邦，給周邊國家及部族培育了許多英才，促進了那裡社會的發展。

日本、新羅等國的學子一批又一批到唐朝留學，學成回國後，把唐朝的先進制度，如田制、法律、科舉制等在本國推廣，成功地實施社會變革；或藉助漢字拼讀本國語，創制為新文字；或學習唐朝的醫學、天文、歷法，在本國加以傳播，佛教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傳到了日本、新羅等國，對那裡的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還有一些留學生長年居住中國，讀書做官，著書立說。如新羅國崔致遠18歲考中進士，任過縣尉、侍御使、內供奉等官，寫下了至今尚存的《桂苑筆耕錄》。日本的阿倍仲麻呂，即晁衡，善著詩文，與詩人李白、王維等交情至深，常常一起詩酒唱和，在唐朝做過御史中丞、秘書監等官，至73歲客死中國。遠在雪域高原的吐蕃貴族子弟通過在唐朝讀書，學習中央王朝的典制禮俗，儒家及佛教經籍，大大加強了與漢地的聯系。

Ⅵ 漢唐以來政治制度的基本特點是什麼

1.大一統中央集權國家發展需要
2.社會結構變化,吸納新生力量,保持統治基礎穩固。

Ⅶ 漢唐文化內容

漢文化對世界的影響：
開通西域，形成一條貫穿中亞內地，進而連接歐洲及北非的交通干線，即絲綢之路，為中西文化的交流拉開了序幕。中國的張騫兩次通西域，開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紀元。並成功將東西方之間最後的珠簾掀開。從此，這條路線被作為「國道」踩了出來，各國使者、商人沿著張騫開通的道路，來往絡繹不絕。這條東西通路，將中原、西域與阿拉伯、波斯灣緊密聯系在一起，成為亞洲和歐洲、非洲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友誼之路。 絲綢之路使漢文化和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文化進行交流，給世界文化以極大沖擊，標志著世界史的展開。

唐文化對世界的影響：
唐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大唐盛世時期，首都長安更是世界文化、藝術中心。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早搞「對外開放「的歷史時期，現在國外的「唐人街」就是哪個時代文化交流，中國人定居所遺留的實物見證。連很多外國人直到現在還習慣將中國人稱為「唐人」,可見唐文化對世界的影響是巨大的。
唐朝與朝鮮、日本以及和東南亞、南亞各國都有深廣的經濟文化交流，如遣唐使、鑒真東渡，日本文化受到唐朝文化的巨大影響，其典章制度、天文歷法、書法藝術、建築技術、生活習俗（衣服、茶道）、錢幣鑄造、文字都和唐朝接近。唐王朝和中亞諸國的友好往來以及對西亞、北非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唐王朝在當時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唐文化對世界文化的巨大歷史貢獻。

Ⅷ 漢唐時期中國的特點

漢代和唐代來在中國社會源發展和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國封建社會2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國家統一、文化昌明、武功強盛、國威遠播，是漢唐兩朝的共同特點。漢朝有文景之治、漢武盛世等，而唐朝則有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等。人們常常認為中國在漢朝和唐朝時文治武功及國際聲望較強盛，故將它們兩朝出現的盛世統稱為漢唐盛世。但是，兩個王朝在處理中央與地方關系方面，選擇的卻是截然不同的路徑。西漢王朝在漢初地方分權的背景下走的是中央集權化不斷加強的 道路，唐王朝則在初期高度中央集權的背景下走的是地方分權化趨勢不斷增強的道路。

Ⅸ 為什麼漢唐 在中國歷史上特別受到推崇

中國歷史上真正的盛世——漢唐盛世
所謂大漢盛世，大體上是指西漢開國以後，歷經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到宣帝劉詢執政的170年，即：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49年；以及東漢復國以後，歷經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執政的76年，即：公元前25年到105年；所謂大唐盛世，是指唐朝貞觀以後，歷經太宗、高宗、武則天、中宗、睿宗、玄宗到天寶14年「安史之亂」以前大約130年，即：公元620年到755年。在這前後380年中，中國是堪與羅馬帝國媲美、遠超東羅馬的世界東方最富強、最文明的泱泱大國。漢唐盛世的優性文化和她們在內政、外交方面的積極經驗，對於正在和平振興的當代中國，具有可資借鑒的意義。 西漢、東漢和唐朝，是推翻了極端專制、極端殘暴、極端勞民、虐民的秦始皇、王莽和隋煬帝而贏得民心、取得政權的，自然要反其道而行之，推行民本主義的仁政。在漢惠帝、文帝、景帝三朝，由於暴秦的殺伐、苛法、苦役、重負鬧得人口銳減、民窮財盡，漢朝就實行了道家的「無為而治」的仁政，讓老百姓修養、生息、恢復和發展生產。

無為，是人治的無為和法治的有為。 西漢，第一個開國丞相是蕭何。當劉邦與項羽在滎陽、成皋之間以戰爭爭奪政權的時間，蕭何就在劉邦的大後方關中建立法律、制度。蕭何原來是秦朝的縣吏，熟悉秦朝的法律，也體會到秦法的嚴酷，他在《漢律》中放寬了秦法，惠帝、文帝、景帝又繼續放寬。例如，惠帝廢除了「挾書律」，即：不許民間挾書、藏書；廢除了「夷三族」律，即：誅殺父族、母族、妻族；並規定「民年七十以上或不滿十歲者，有罪當刑皆免」；減田租，十五稅一。漢文帝元年，「盡除收帑相坐令」，就是廢除有罪者連坐親友、鄰里的苛法。文帝二年，開言路，廢除誹謗妖言之罪，這同近現代的「言論自由」有些類似。文帝十三年，廢除了墨、鼻、剕三種肉刑，用剃發、割須代替了臉上刻字的「墨」刑；用「笞」（打棍子）代替了割鼻和剁腳的「鼻」和「剕」刑；保留了宮刑和死刑。景帝元年，又減少了笞刑的數量，規定了笞具的大小、厚薄。元二年，明令改剮刑（即千刀萬剮）為斬首棄命。景帝二年，又將田賦減為三十分稅一，這個稅率一直維持到東漢末年。文帝和景帝還規定了輕罪可以納粟贖罪。由於法律較為寬松、合理，長期受到秦朝苛法迫害的人民，也樂於遵守寬松合理的漢律，官民上下都有守法精神。 從西漢高祖到惠、文、景帝，政風寬大，絕不奴役和掠奪人民，相反的，多方減刑減稅，也不濫用兵力大修宮室，輕啟戰端。概括起來說，慎選官吏，明修賞罰，不求多事，不事擾民，讓人民在法律范圍之內休養生息，享有較多的自由。這就是西漢的「無為而治」。 從惠帝、文帝到景帝，經過五十多年的「無為而治」，西漢人民逐漸富庶起來，據《史記-平淮書》記載：在景帝末年，除非有水旱大災，城鄉家給人足，安居樂業，幾乎家家有馬役使；公家倉庫里存糧過剩，陳陳相因；長安錢庫里存錢數十萬萬，穿錢的繩子都爛了。五十年以民為本的仁政，為西漢培養了雄厚的國力，才產生了漢武帝和漢宣帝由「無為」到「大有為」的時代。 東漢光武帝也是一個以民為本，關心人民疾苦的皇帝。他自己是有知識的太學生，即位以後，以仁愛、忠恕的儒學治國，他先後下詔七次解放奴婢。例如：建武十一年的詔書說:「天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敢灼奴婢者，論如律。」他愛惜民力，崇尚節儉，「身衣大練，衣無重彩，宮室無私愛，左右無偏私」，對於後宮、外戚、官吏約束很嚴。光武帝一朝33年，沒有大規模營造宮室和巡遊勞民之舉，也沒有大的貪污和腐敗。明帝、章帝繼續大興學校，以儒術治國，並從西域引進佛教，以致風俗醇厚，天下太平。史稱「明章之治」。尤其是：他允許人民有說話的自由，也有不說話的自由，有從政做官的自由。也有不臣、不仕的自由。他尊重嚴光、周黨等「不臣」之士，倡導士節，即：獨立人格和高尚氣節，其影響所及，東漢二百年間特立獨行、重節義輕生死之士，不絕於書，直到漢末「黨錮之獄」中，富有獨立人格和殉道精神的知識分子數以千計。 唐太宗李世民的「貞觀之治」和唐玄宗李隆基的「開元盛世」，使中國古代民本主義的「仁政」達到頂峰，也使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達到頂峰。 盛唐的生產水平很高。據唐玄宗天寶四年記載，人均畝產糧食800多斤，相當於當代的最高水平。那時，實行的均田制和租用調制，男丁一口受田100畝，其中口分田80畝，每年納粟2石。以每畝收獲1石計算，80畝收80石，所納田賦，僅占其農業收入的1/40。這比漢代「文景之治」、「明章之治」的1/30更輕。以庸而言，唐制：每人每年為國家服役20天，也比漢朝的30天更輕。以調（布帛之徵）而言，每人每年交納綾、絹各2丈，僅及西晉的1/6。除了租庸調以外，唐初沒有鹽、酒、茶等苛捐雜稅。 由於民生富庶，物價很低。唐太宗貞觀4年斗米3文，唐玄宗開元13年，洛陽米價1斗10文，青州、徐州斗米5文。國家的糧庫、錢庫、布泉庫都裝滿了。例如，河北的清河（是唐朝北方的一個倉庫）。小小的州城，戶口就有10餘萬人，天寶年間儲存糧食30餘萬斛，布300餘萬匹，帛80餘萬匹，錢30餘萬串（一串千錢）。所以杜甫賦詩：「憶惜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當時的百姓，不僅在家安居樂業，出外旅行也很舒適。《通典》記載：開元時東至洛陽、汴梁，西至關中歧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肆豐溢，每個驛站都出賃驢馬供客人騎乘。南詣荊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淳府，皆有驛站和店鋪。杜甫描寫從秦州（今甘肅天水）通西域（今新疆）的驛舍有池、有沼；有林、有竹。當時甘肅到新疆的驛舍有池、有竹，可見氣候和水源遠比現在好得多。 盛唐的文化也達到中國古代的頂峰。詩仙李白、詩聖杜甫，畫聖吳道子，草聖張旭，還有顏真卿、柳公權、歐陽詢、褚遂良等第一流的書法家，李龜年、李mu等第一流的樂師，宇文愷等第一流的建築師，劉知幾、杜佑等第一流的史學家，玄奘等第一流的佛學家、翻譯家和旅行家，還有在敦煌、龍門、大同留下他們傑作的佚名的第一流雕塑家和壁畫家，都出在這個輝煌的時代。 還有一個數據，很能說明社會的安定和太平，即：官民犯罪的人很少。唐太宗貞觀4年，處決死囚20餘人。唐玄宗開元18年，全國犯罪的僅24人。 從「文景之治」、「明章之治」、「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沒有發生過農民或市民暴亂、起義的事件（不包括宮廷、貴族中的奪權斗爭）。 為什麼在清朝雍正、乾隆時期，以大興「文字獄」來鉗制言論、鎮壓中國人民，以嚴刑峻法來整飭吏治，可是，在滿清一代，官吏貪污越整越嚴重，人民起義越鎮壓越激烈。而在政簡刑清、輕徭薄賦的漢唐盛世，官吏貪污者少，人民犯罪民間暴亂者更少。這個問題是很值得研究的。特別是非常注意政治安定的現在的執政者，更需要研究這個問題。下面，我只提出個人的一點初步的看法。 第一、不拘一格選用賢才 漢文帝劉恆、漢武帝劉徹、漢光武帝劉秀、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本人就是有知識、有才能的人，他們都能夠大興學校、培養人才。而在兩漢初期選拔人才的薦舉制度，還在上升時期，不像東漢末期和魏晉那樣腐朽；唐太宗李世民又推行了隋文帝楊堅創始的科舉制度。科舉制度，在它實行的初期，突破了「九品中正」等貴族壟斷政權的制度，擴大了選拔人才的范圍和政權的基礎，起了革命性作用，以致西方國家也加以效法。選拔人才的標准，重視德行、學問和從政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貴賤、親疏的界限，以至在漢武帝、唐太宗和唐玄宗初期人才濟濟，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黃金時代。以唐太宗「貞觀之治」為例，那時中央政府的重臣，有李世民的親友長孫無忌、段志玄、高士廉，有隋朝舊臣蕭瑀、裴矩，有地方小吏出身的房玄齡、杜如晦，有敵方降將李世績、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和異黨政敵魏徵、王珪，還有外國人史大奈和出身寒微的馬周。李世民都能兼收並蓄，推誠相待，量才器使。再以唐玄宗「開元盛世」為例，當時的賢明宰相，就有姚崇、宋璟、張嘉貞、李元紘、杜暹、張說、韓休等人。同時，這些朝代都注意裁汰冗員，精官簡政。西漢成帝時官民之比是：1：7945；唐玄宗時官民之比是：1：3927。官員越少，人民的負擔越小，擾民的興作也少。 第二、建立了一套制約官員權力的制度 近現代民主制度的要義是：制約政府權力和保障人民權利。這個制度，在西歐和北美發展成為較為完善的最不壞的政治制度（更好或最好的制度，現在尚未發現）。但是，這個制度的起源，不在西歐、北美，而在世界上幾個文明古國，尤其是中國。 監察御史制度和科舉制度都是中國的發明。戰國和秦朝就有御史，不過那時的御史地位還不高。漢代，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平行，後來又稱司徒、司空、司馬，稱為三公。三公都有專門的衙門，各自開府辦公，即：丞相府、御史府和太尉府，再後來太傅和大將軍也開府，就由三權分立變成五權分立了。唐太宗貞觀年間，中央政府的權力制約制度更加完善。那時，中央政府的最高領導機構是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和御史台。尚書省總理國家庶政，由左、右僕射統率著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六個部。中書省承旨制訂法令和詔書，是立法機構，由中書令和中書侍郎主持。門下省掌管出納帝命，贊相禮儀和審議法令、詔書，相當於秘書長和審議機關。御史台，由御史大夫主持，御史中丞輔佐，下設三院，即：台院，掌管糾察中央政府百官，並與「大理寺」、「刑部」共同審理刑獄大案，稱為「三法司」。殿院，設殿中侍御史，掌管朝延供奉，肅正朝儀，並對皇帝進諫。察院，設監察御史，掌管巡查地方州縣，具體任務是：1、察官員善惡；2、察戶口流散，籍帳隱沒；3、察農桑不勤，倉庫損耗；4、察妖猾盜賊，為公私禍害；5、察德行孝廉，茂才異等，應時用者，也就是發現和舉薦人才；6、察黠吏豪宗兼並土地，欺壓良民和為貧弱人民伸理冤屈苦難。 唐太宗貞觀3年，還建立了三省駁議與合議制度。所謂駁議制，即：國家大政，由中書省草擬法令、詔書，交門下省審核，門下省如認為不妥，可以塗改發還，謂之「塗歸」，再經過中書令審閱，黃門侍郎駁正，尚書省同意後，呈皇帝審核批准，再由尚書省執行。一項法令，一紙詔書，要經過多次反覆檢討駁正才能夠定案。所謂合議制，就是遇到國家大事，由三省長官會議於政事堂，共商對策。這種三省駁議制與合議制，既能互相監督制約，又能互相合作，收到相反相成的效果，同現代的民主決策很近似了。皇帝本人也受到一定的監督。他要接受御史和百官的諫諍；史官要如實記錄他的言行，叫做「起居注」；欽天監，還可以借天象示警，要求皇帝反省自己的失德，以便減刑、減稅，甚至下「罪已詔」。唐太宗李世民還制定了死刑裁決「三復奏」和「五復奏」的制度，來限制皇帝濫殺和誤殺。即：全國死刑的裁決權集中在皇帝手裡。皇帝判決死刑以後，執法部門和監察部門可以反駁，再判決，再反駁，直到反覆三次到五次以後，最後的裁決才算定案。 此外，唐玄宗李隆基還採納了第一任宰相姚崇關於「宰相權重，不可久任」的建議，實行宰相輪換的制度（天寶年間被他自己破壞了，長期任用李林甫、楊國忠）。採納宰相張九齡的建議，制訂了京官和外官互相遷調的制度。實行了對官員甄別試驗的制度，成績優異者升遷，考試不及格者，解職歸田。 第三、廣開言路 唐太宗在他所作的《帝京篇》中，有兩句詩說：「察善納忠諫，明科慎刑罰」。這就是說：從政之道，一要廣開言路；二要賞罰分明。他確實做到了這兩點。貞觀一朝，政治上形成了敢於直言，敢於批評的風氣。他的大臣，如魏徵、王珪、孫伏伽、戴胄、張玄素、柳范、馬周、褚遂良等，無不以直言敢諫名垂青史。就連在隋朝以逢迎煬帝著名的裴矩，到了李世民手下，也累上諫章。這是李世民提倡、鼓勵、寬容諫諍的結果。由於唐太宗「典型在宿夙」，唐朝後世的中主、庸主，也不敢打擊直言極諫的官員和知識分子。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詩歌中，都有指名批評皇帝的內容，唐玄宗、唐憲宗等並未加罪於他們。朝廷的風氣，自然會影響到民間。在「文景」、「明章」和武則天以外的盛唐，下情上述比較通暢，沒有以言獲罪的人民。漢哀帝是個大昏君，他要殺彈劾權臣的著名知識分子鮑宣，引起中國第一次學生運動，即1000餘太學生伏闕上書，為鮑宣鳴不平。漢哀帝不僅沒有降罪，還採納了太學生們的意見。

第四，熱血沸騰的尚武精神

秦漢時期的漢民族，剛剛完成了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需要通過對外的征服與大計來表現自我的存在和力量，在這種情況下的漢族，極富有斗爭意識。加上當時的儒學安民恤民思想還沒有占據領導思想的主流地位。血腥殺戮便成為漢人的一種最富有成效的表現手法。白起在長平一戰就坑殺了四十萬降卒，項羽也「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於新安城南」，如此血腥的手法在中國歷史上僅僅存在於這個時期。而這也正是漢人最具有野性和攻擊性的時代。這才有了文章最開頭的豪言——犯強漢者，雖遠必誅。不問因果，只認後果，只要敢於對漢人不敬，那是雖遠必誅。這樣的一個民族，再過門外必然是極富有自信的。漢武帝即位，收東越，平南疆，北伐匈奴15次，在大漢王朝不斷的打擊下，匈奴人最後分裂為二，南匈奴逐步的融入了漢民族的主體中，北匈奴西遷，引發了歐洲民族大規模的遷徙史，並導致了西方最為強盛和悠久的羅馬帝國的滅亡。

李唐王朝漢民族的血管里仍有著頑強的力量。在北面。強大的突厥王權被粉碎，成為大唐都護府的羈縻部落。東部為了自己的屬國新羅，唐王朝不惜武力相向。白江口一役，打敗日本水軍，滅百濟、吞高勾麗。使日本君亡民驚。西面與吐博、回鶻交好，南面威震南昭，南召王來唐，妻子被唐劍南節度使侮辱，竟不敢吭聲，盡管這是唐官員的無恥行徑，但卻也反映了唐朝國勢之盛。唐天子為天可汗，擁有百國來朝的高貴。 第五、在社會文化各方面實行寬容政策 一、民族寬容 唐太宗自己總結「貞觀之治」的五條經驗，最後一條是：自古都是貴中華，賤夷狄，我卻實行「華夷一體」的政策。這是符合歷史實際的。李唐家族，至少是李世民的祖父母、父母和他與長孫皇後，都是漢族同鮮卑族混血，因而很少有排斥異民族的大漢族主義心態；加上李世民本人胸懷廣闊，目光遠大，能夠實行民族寬容，宗教寬容，社會寬容和文化寬容。 唐代，留居中國的外族人空前之多，將相、官員、富商中外族人也很多。唐朝的宰相，有29人是外族人。大臣和大將中，突厥人有阿史那社爾、阿史那思摩、執失思力、阿史那承慶、阿史那彌射、斛瑟羅等；沙陀人有沙叱阿博、沙叱忠義，而李國昌，李克用竟然封王；回紇人有契必何力、渾釋之、李思義，而仆固懷恩、渾瑊、李光顏、王庭湊竟成為有大功於唐朝的名將；奚人和契丹人中有張孝忠、李寶臣、李唯岳、史憲臣、孫萬榮、孫孝哲、李楷洛，而李先弼竟成為與郭文儀齊名的再造唐室的統帥；高麗、百濟、新羅人有泉男生、高仙芝、王思禮、李思道、黑齒常之、金人問、李元佑等；中亞九國有康國人康待寶、康日知；安國人李國臣、駱光先、安祿山；何國人何稠、何潘仁；天竺（印度）人瞿曇謙、瞿曇悉達；日本人也很多，最著名的是官至左散騎常侍、北海郡公的阿部仲麻呂，凡此等等，不勝枚舉。 唐代的長安、揚州、廣州、交州等繁榮城市，胡商很多。波斯人和大食（阿拉伯）人把西亞和東南亞的珠寶、象牙、犀角、琉璃、玳瑁、香料等奢侈品販入中國；把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運到西方。胡商康謙在天寶年間官至安南都護，可見胡商可以為官參政。 唐代的大都市，還有胡人開的酒店，用胡女招徠顧客。例如李白詩：「胡姬美如花，當爐笑春風」。 二、宗教寬容 唐太宗李世民崇尚儒學，以儒術為立國之本。但他對其他學說和宗教也能夠兼容並蓄。 佛教，早在西漢末期就已傳入中國；官方引進佛教，始於東漢明帝的「白馬馱經」。唐朝武德初年，李淵和李世民曾經支持太史令傅奕反佛教的無神論。但是，貞觀19年，玄奘和尚從天竺取經歸來，唐太宗在洛陽宮召見，詢問佛教教義和西域、天竺的風俗民情以後，開始信佛。他特令宰相房玄齡選拔精通梵文的碩學沙門50人，協助玄奘在洪福寺、玉華宮等處譯經，後來又親筆為玄奘的譯著撰寫《大唐三藏聖教序》。唐太宗、高宗、武則天和武宗以外的歷代皇帝都篤信佛法，佛教的禪宗、法相、唯識、天台、華嚴、凈土、律宗、真言各宗派，都是在唐代形成的。道教之盛，僅次於佛教。因為道教尊老子為道祖，唐朝因老子姓李奉為祖先，所以大興道教。貞觀9年，西方人阿羅本到長安傳授基督教的別派－－景教，唐太宗也接見問道，賜教堂，允許翻譯經典，公開傳教。祆教（拜火教）、摩尼教和後來的伊斯蘭教，唐朝廷都允許他們在中國建教堂，自由傳教。唐朝對各種宗教兼容並包的精神，只有西羅馬可以相比。 唐朝是中國各種宗教最昌盛的朝代，也是國家最富強、人民最自由的朝代。我認為：這兩者之間是有因果關系的。因為宗教給社會帶來不用強力維持的行為規范和秩序，保證了社會的安定和繁榮；宗教給人民帶來了精神安慰、精神寄託和最終關懷，使人民能夠活得平安、幸福，而不去作姦犯科。 三、社會寬容 漢唐盛世，對外的侵略擴張和朝廷上層的權力斗爭，也是很厲害的，特別是漢武帝和武則天生活豪奢、濫用民力和鎮壓異己力量，是不足為訓的。不過社會上個人之間、不同人群之間和風俗習慣方面的寬容和諧精神，超過中國封建社會的任何時代，辛亥革命以後的現代中國，恐怕也難以相比。 例如：詩人元結描寫盛唐的農村生活說。 「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 由於人民安居樂業，和睦相處，在「安史之亂」之前，關中有些老百姓沒有見過兵器是什麼樣子。 盛唐的婚姻也很自由開放。唐太宗下詔規定：「庶人男女無家室者，並仰州縣以禮聘娶，皆任其同類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者，及妻喪達制之後，孀居服紀已除，並須申以婚媾，令其好合。若守志貞節，亦任其情，無勞抑以婚嫁。」漢武帝的姐姐平陽公主，漢光武的姐姐湖陽公主，武則天的女兒太平公主、孫女安樂公主，都曾經再嫁。唐玄宗的宰相李林甫有6個女兒，他在客廳牆壁上開了一個橫窗，每當貴族子弟到他家來，他就讓6個女兒在窗內窺視，自由選婿。 四、文化的寬容和多樣化 唐代文化的對外開放是全方位的：一是宗教、哲學；二是科學技術；三是繪畫、雕塑、服飾；四是音樂、舞蹈、雜技。 在科學技術方面，唐代官辦六學中有算學一科。除了研習「九章」「周髀」、「海島」、「五曹」等中國算學以外，在玄宗以後，還要研習印度瞿曇悉達傳來的「九執術」，即西方算學。玄宗還任用印度瞿曇謙為宗正承，作《大唐甲子元辰歷》。印度和阿拉伯的醫學也傳入中國，與中醫並用。 印度和西域的繪畫和雕塑也進入東土，同中國固有的藝術互相融合。「昭陵六黢」、「干陵石獅」、「開成石經」、「樂山大佛」，其氣魄和精美的程度，都為後世所不及。石窟造像，如敦煌、龍門、大同、麥積山、濟南千佛崖、廣元千佛崖等，雖然是北魏、西魏等朝代開拓營造的，但其中的造像和壁畫，以盛唐最為精美。 唐代是詩的時代，也是歌舞的時代，上自帝王，下至庶民，都愛好歌舞。而唐人愛好的歌舞，並不是朝廷創制的「國樂」、「雅樂」，而是雜揉胡樂胡舞的「新聲」。唐太宗令太常寺置十部樂。這十部樂是：一宴樂，二清樂，三西涼伎，四天竺伎，五高麗伎，六龜茲伎，七安國伎，八疏勒伎，九高昌伎，十康國伎。除了宴樂和清樂以外都是胡樂。樂工。很多是西域人、高麗人和印度人。 舞蹈同音樂相配合。唐代的舞蹈，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諸目。健舞中有棱大、阿連、柘枝、劍器、胡旋、胡騰諸目。軟舞中有涼州、綠腰、蘇和香、屈柘、團圓諸目，一看名稱就知道它們大都來自西域和印度、阿拉伯。 唐代雜技種類繁多，有戴竿戲、弄槍戲、藏挾戲、雜旋戲、拗腰戲、飛彈戲、蹴鞠戲、婆羅門戲等等，大都來自西方。 從上述情況看來，漢唐盛世在內政方面有三項治國方略。一是，放寬和鼓勵農工商業，實行富民政策，讓人民富裕，安居樂業；二是，廣選和慎選官吏，並實行權力制約和嚴格考核管理，使官員不致人數過多，權力過大，掌權過久，不致貪污、濫權和庸碌無能；三是，對人民實行仁愛、寬容的政策，使人民享受到信仰自由、婚姻自由、民族平等、社會寬容和文化自由多樣的幸福。正因為這樣，在「文景之治」、「明章之治」、「貞觀之治」、「開元之治」期間，貪污濫權的官員很少，犯罪的百姓很少，人民暴亂起義的事件幾乎沒有。這些治國經驗都是值得中國當代政府加以繼承和發揚的。

Ⅹ 漢唐時期

漢代和唐代在中國社會發展和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中佔有非常重內要的地位。在中容國封建社會2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國家統一、文化昌明、武功強盛、國威遠播，是漢唐兩朝的共同特點。漢朝有文景之治、漢武盛世等，而唐朝則有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等。人們常常認為中國在漢朝和唐朝時文治武功及國際聲望較強盛，故將它們兩朝出現的盛世統稱為漢唐盛世。但是，兩個王朝在處理中央與地方關系方面，選擇的卻是截然不同的路徑。西漢王朝在漢初地方分權的背景下走的是中央集權化不斷加強的 道路，唐王朝則在初期高度中央集權的背景下走的是地方分權化趨勢不斷增強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