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治理涉及

『壹』 說明怎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

國家治理體系就是規范社會權力運行和維護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規范行政行為、市場行為和社會行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
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三個最重要的次級體系.更進一步說,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制度體系,分別包括國家的行政體制、經濟體制和社會體
制.有效的國家治理涉及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這三個問題實際上也就是國家治理體系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
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有機、協調、動態和整體的制度運行系統.
國家治理的理想狀態,就是善治.善治不同於傳統的政治理想「善政」或「仁
政」,善政是對政府治理的要求,即要求一個好的政府.善治則是對整個社會的要求,不僅要有好的政府治理,還要有好的社會治理.簡單地說,善治就是公共利益
最大化的治理過程,其本質特徵就是國家與社會處於最佳狀態,是政府與公民對社會政治事務的協同治理.作為政府與公民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善治需要政
府與公民的共同努力,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政治的進步,公民在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將變得日益重要.然而,在所有權力主體中,任何其他權力主體均不足以與
政府相提並論.政府對人類實現善治仍然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善政是通向善治的關鍵；欲達到善治,首先必須實現善政.

『貳』 國家治理的方式有哪些內容

1、引領國家治理方向，需要科學的政治理論。黨要團結帶領人民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迫切需要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武裝。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

堅持不懈推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進機關、進企業、進校園、進農村、進社區，使之成為人民群眾的行動指南，引導廣大人民群眾聽黨話、跟黨走，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2、厚植國家治理優勢，需要堅強的政治領導。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也是實現有效國家治理的根本保證。新中國成立70多年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推進各項事業、開展各項工作，成功應對一系列重大風險挑戰、克服無數艱難險阻，創造出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

3、凝聚國家治理力量，需要正確的政治路線。黨的政治路線是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越是面臨嚴峻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越是處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越要全面貫徹執行黨的政治路線。

制定執行國家治理現代化大政方針、部署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重大戰略、研究確定國家治理現代化工作措施，都必須服從服務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確保凝聚全黨全國人民智慧和力量，深入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2)國家治理涉及擴展閱讀：

人民擁護是國家治理的雄厚根基。站穩人民立場，務必緊扣民心這個最大的政治，從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事情抓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讓人民群眾成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最大受益者。

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務必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確保人民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經濟文化事務、社會事務，讓人民群眾成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最廣參與者。

接受人民監督，務必把人民群眾滿意作為衡量國家治理成效的根本標准，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讓人民群眾成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最終評判者。

『叄』 公民應怎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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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治理體系就是規范社會權力運行和維護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規范行政行為、市場行為和社會行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
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三個最重要的次級體系.更進一步說,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制度體系,分別包括國家的行政體制、經濟體制和社會體
制.有效的國家治理涉及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這三個問題實際上也就是國家治理體系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
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有機、協調、動態和整體的制度運行系統.
國家治理的理想狀態,就是善治.善治不同於傳統的政治理想「善政」或「仁
政」,善政是對政府治理的要求,即要求一個好的政府.善治則是對整個社會的要求,不僅要有好的政府治理,還要有好的社會治理.簡單地說,善治就是公共利益
最大化的治理過程,其本質特徵就是國家與社會處於最佳狀態,是政府與公民對社會政治事務的協同治理.作為政府與公民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善治需要政
府與公民的共同努力,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政治的進步,公民在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將變得日益重要.然而,在所有權力主體中,任何其他權力主體均不足以與
政府相提並論.政府對人類實現善治仍然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善政是通向善治的關鍵；欲達到善治,首先必須實現善政.

『肆』 為什麼要研究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我們黨提出的全新理念，標志著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境界。 社會主義是一種新生的社會制度，還處在實踐和發展的初期。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樣全新的社會，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沒有成功的經驗，只能在實踐中探索。馬克思、恩格斯沒有遇到全面治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他們關於未來社會的原理很多是預測性的;列寧在俄國十月革命後不久就過世了，沒有來得及深入探索這個問題;蘇聯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實踐經驗，但也犯下了嚴重錯誤，沒有真正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黨在全國執政以後，不斷探索這個問題，雖然也發生了嚴重曲折，但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上積累了豐富經驗，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開放以來的進展尤為顯著。我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民族團結，同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不斷出現動亂局面形成了鮮明對照。這說明，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總體上是好的，是適應我國國情和發展要求的。 同時也要看到，我們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還有許多不足，有許多亟待改進的地方。主要是國家制度體系還不完善，法制還不健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現象還比較突出，各級幹部的能力素質還不適應形勢任務需要，社會參與、群眾自治程度還不高，國家治理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水平有待提高。我國經濟社會各領域存在的許多矛盾和問題，都與制度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制度和法律執行不力密切相關。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我國正在經歷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農村社會向工業、城市社會，從「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型，這種轉型是實現現代化的必然趨勢。長期農業、農村社會形成了深厚的「人治」傳統，而工業化、城市化的現代社會則以「法治」為主要特徵;如果說「熟人社會」難免是「人情社會」的話，那麼「陌生人社會」則必然是法治社會。就是說，我國社會轉型已經對國家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就是對時代要求的回應。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法治中國」的任務，強調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都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 我國的改革，本質上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各領域改革的關聯性、互動性明顯增強，要求更加註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更加註重從制度上解決問題。鄧小平同志1980年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盡管還不完善，但是無論如何總比弱肉強食、損人利己的資本主義制度好得多;我們的制度將一天天完善起來，它將吸收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國吸收的進步因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他1992年在南方談話中又提出，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對鄧小平同志戰略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著眼點和著力點都是要改革和完善國家各方面制度。讀讀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涉及「制度」的內容何其多，可以說通篇都在講制度、講體制機制。也就是說，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標志著我國改革進入整體推進制度創新、制度建設的新階段。

『伍』 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兩大重點是什麼

即創新和責任.

創新型政府可以說是本屆政府在"十三五"期間重點推動的政府治理目標.創新型政府的要義就是通過政府創新來推動企業、社會和科技等領域的全面創新.政府創新的要點主要是通過放權來給予企業和社會組織更多的空間,同時,政府也要進一步發揮引領和監督的功能.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的全面實行清單管理制度,制定國務院部門權力和責任清單,擴大市場准入負面清單試點等,都是對政府的簡政放權,即通過減少政府的干預來增加企業和社會的活力.

在政府創新的基礎上,通過減少政府的自由裁量權,進一步激發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積極性.以創新引領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並推動中國經濟進入質量時代,這就是李總理講的"成就創新大業"的要義.這里需要強調的是,簡政放權是政府創新的一個核心要義.需要指出的是,簡政放權並不意味著政府全面退出所有的領域,而是說政府在一些關鍵的領域要發揮引領和監管的功能.因此,這就引入了第二個關鍵詞--責任.

責任是本屆政府在"十三五"期間的一個內在重要目標.生態建設、保障民生和主動作為應該是李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的責任政府的三個重點.

第一個內容是美麗中國,也就是環境保護的問題.由於近年來關於環境污染,特別是霧霾的問題,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所以李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這一問題多次強調.李總理在這個問題上坦言政府工作還遠遠不夠,強調要"堅決打好藍天保衛戰",並制定了比較明確的年度計劃,例如年內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分別下降3%,重點地區細顆粒物(PM2.5)濃度明顯下降等.在這一部分的報告中,李總理用了"鐵腕治理"的表述,這也反映政府在責任問題上的擔當.最後李總理特別強調,治理霧霾人人有責,貴在行動、成在堅持,打好藍天保衛戰,更需要全社會的不懈努力.

保障民生則體現在一些重要的領域,如食品葯品的監管.李總理強調要嚴而又嚴,把好每一道關口,因為食品安全直接涉及到人民群眾的生命.保障民生的另一個重點領域是安全生產,李總理使用的詞是"人命關天,安全至上".報告還提出了多項關於保障民生的具體建議,例如當李總理提到一個具體建議,即在年底取消手機國內長途和漫遊費的時候,引起了代表們雷動的掌聲.具體的民生保障措施對政府的信譽有非常重要的支撐作用.李總理在報告中的另一個表述是"民生是為政之要",這也反映了政府的一種負責任的態度.

伴隨著反腐敗工作的進一步深入,一些官員開始採取不作為的方式來消極看待自己的工作職責,因此報告中特別強調了"干字當頭","主動作為".

因而,創新和責任分別是政府治理這個硬幣的兩個方面.創新是政府的積極行為,通過創新激發企業和社會的活力,來推動整個國家治理向更為現代化的方向發展.而責任則幫助政府守住底線,使得人們更加信任政府.李總理還特別強調政府要帶頭講誠信,通過解決影響國計民生的問題,從而讓人民群眾更有獲得感.在創新和責任的合力之下,國家治理現代化一定會邁上一個

『陸』 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是哪個會議

全面部署中國改革 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提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12日在北京閉幕，會議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明確提出在未來經濟發展中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並圍繞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專家表示，會議通過的《決定》是新時期指導中國改革的綱領性文件。
中共中央全會周二在北京通過的這份綱領性文件，是中國共產黨新一屆領導集體在就任一周年之際，就全面深入推進中國改革交出的答卷，被外媒稱作執政黨為人民「端上的牛肉」。會議通過的決定囊括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重點以及系統部署等多方面內容。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表示，「決定實質上是一個總體設計，對2020年前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提出了時間表、路線圖和改革的六大任務。最重要的是，在中國正處於經濟轉型、社會轉型、治理轉型的歷史轉型時期，對全面改革的一個重要戰略性部署。」
值得關注的是，公報明確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專家表示，這一表述是新提法，鮮明地確立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市場化方向，遲福林說，「把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重點，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這是在過去的文件中沒有看到和聽說過的，這就更加堅定了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也更加明確政府職能轉變的方向。」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教授燕繼榮認為，之前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太強，削弱了市場機制的作用。本次全會文件透露出的新動向表明中國政府將調整自身在經濟生活中發揮的作用。他說，「總的原則是進一步推動市場化的進程，發揮市場的調節機制，政府慢慢地要轉變職能，改變管理方式，這是基本思想。」
此外，本次會議公報還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燕繼榮教授表示，原來政府更多強調管理，現在更強調治理這個新概念，是在中央文件里正式強調治理的核心價值。「原來強調加強管理的能力，是講加強政府的管理能力，往往一說加強政府的管理能力，就是加強政府的監管、管控，但現在強調是加強國家的治理能力。按照學術界的討論，治理的概念實際上包含共管、共治的含義。就是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共同來管理社會，是共管共治的概念，實際上是政府、社會和企業共同合作，共管共治。」
對於外界普遍關注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有所涉及。公報說，中國將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法治中國，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憲法法律權威，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查權。燕繼榮教授說表示，「現在等於重新確認這樣一個原則，特別是提到要保障基本人權，依法行政、依法施政，這些都很重要。這些總的目的是強調法治的權威性，它來自於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威，也來自司法機構獨立判案的這種權威性。
除了上述內容，全會通過的決定還從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以及黨的建設等方面全面規劃了未來中國改革的重點內容。

『柒』 怎樣理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對於中國的政治發展,乃至整個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來說,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內涵本質
強調「國家治理」而非「國家統治」,強調「社會治理」而非「社會管理」,不是簡單的詞語變化,而是思想觀念的變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一種全新的政治理念,表明我們黨對社會政治發展規律有了新的認識,是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重要創新,也是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轉向執政黨的重要理論標志.從實踐上說,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也是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勢必要求對國家的行政制度、決策制度、司法制度、預算制度、監督制度等進行突破性的改革.
從理論上說,治理的概念不同於統治的概念,從統治走向治理,是人類政治發展的普遍趨勢.「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統治」是21世紀世界主要國家政治變革的重要特徵.從政治學理論看,統治與治理主要有五個方面的區別.其一,權力主體不同,統治的主體是單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國家公共權力；治理的主體則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還包括企業組織、社會組織和居民自治組織等.其二,權力的性質不同,統治是強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強制的,但更多是協商的.其三,權力的來源不同,統治的來源就是強制性的國家法律；治理的來源除了法律外,還包括各種非國家強制的契約.其四,權力運行的向度不同,統治的權力運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權力運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兩者作用所及的范圍不同,統治所及的范圍以政府權力所及領域為邊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圍則以公共領域為邊界,後者比前者要寬廣得多.
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治理是一種偏重於工具性的政治行為.無論在哪一種社會政治體制下,無論哪個階級行使統治,誰上台執政,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務,更多的公民支持.換言之,都希望自己執政的國家有良好的治理.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治理體制也是政治體制的重要內容.但是,歸根到底,治理是實現一定社會政治目標的手段,相對於國家的統治體制而言,治理體制更多體現工具理性.
國家治理體系就是規范社會權力運行和維護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規范行政行為、市場行為和社會行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三個最重要的次級體系.更進一步說,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制度體系,分別包括國家的行政體制、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有效的國家治理涉及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這三個問題實際上也就是國家治理體系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有機、協調、動態和整體的制度運行系統.
國家治理的理想狀態,就是善治.善治不同於傳統的政治理想「善政」或「仁政」,善政是對政府治理的要求,即要求一個好的政府.善治則是對整個社會的要求,不僅要有好的政府治理,還要有好的社會治理.簡單地說,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過程,其本質特徵就是國家與社會處於最佳狀態,是政府與公民對社會政治事務的協同治理.作為政府與公民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善治需要政府與公民的共同努力,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政治的進步,公民在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將變得日益重要.然而,在所有權力主體中,任何其他權力主體均不足以與政府相提並論.政府對人類實現善治仍然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善政是通向善治的關鍵；欲達到善治,首先必須實現善政.
要實現善治的理想目標,就必須建立與社會經濟發展、政治發展和文化發展要求相適應的現代治理體制,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是社會政治經濟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它本身也是政治現代化的重要表徵.衡量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是否現代化,至少有以下五個標准.首先是公共權力運行的制度化和規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企業治理和社會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規范的公共秩序；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須保障主權在民或人民當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從根本上體現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體地位；其三是法治,即憲法和法律成為公共治理的最高權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有超越法律的權力；其四是效率,即國家治理體系應當有效維護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和經濟效益；其五是協調,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有機的制度系統,從中央到地方各個層級,從政府治理到社會治理,各種制度安排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相互協調,密不可分.其中,民主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本質特徵,是區別於傳統國家治理體系的根本所在.所以,政治學家通常也將現代國家治理稱為民主治理.
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說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其實指的是一個國家的制度體系和制度執行能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與增強國家的治理能力,是同一政治過程中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有了良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國家的治理能力；反之,只有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不過,影響國家治理能力除了制度因素外,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即治理主體的素質,既包括官員的素質,也包括普通公民的素質.僅以官員的素質來看,縱使有最完備的國家治理體系,如果官員素質低劣,國家的治理能力必定不強,社會也不可能有理想的善治.提高官員的素質,要對官員進行教育和培訓,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民主的選拔機制,將優秀的公民遴選出來,授予他們權力,並且以制度對官員的權力進行制約.
必然要求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政治發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它是對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現代化建設成功經驗的理論總結,另一方面也是對我國在新的發展階段所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的主動回應.
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遷,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的奇跡.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的成就,一個基本的原因就是,我們不僅對經濟體制改革進行了深刻變革,也對政治體制進行了重大變革.我國的改革開放過程,是一個包括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內的整體性社會變遷過程.但是,中國的政治改革不是許多西方學者理解的那種政治體制改革,這種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變動.如果按照多黨競爭、全民普選、三權分立的標准來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政治確實沒有什麼變化.然而,如果從國家治理的角度看,那麼就會發現中國的政治生活在過去35年中也發生了重大的變革.例如,在依法治國、公民參與、民主決策、社會治理、公共服務、政府問責、政治透明、行政效率、政府審批、地方分權和社會組織發展等方面,我們都可以看到巨大的變化.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成功,或者說,中國能夠在社會基本穩定的前提下保持經濟的長期發展,首先得益於中國治理改革的成功.
經過35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社會中不同的利益群體已經形成,各種利益沖突日益明顯.這就意味著我們在國家治理體制和能力方面,正面臨諸多新的嚴峻挑戰.僅以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為例,我們就可以發現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包括選舉、協商、決策、監督等基本民主治理制度還不健全,公共權力還沒有得到有效的制約,公民參與的渠道還不暢通,公共利益部門化現象相當嚴重,官員的腐敗和特權屢見不鮮,政府的公共服務還相當不足,動態穩定的機制尚未完全確立,政治透明程度相對較低,行政成本高而效率低下,社會組織發育不健全,社會自治的程度相當低,主要公共權力機關之間的關系還不夠協調,等等.
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說明我們現存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還相對落後,跟不上社會現代化的步伐,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需求.如果不採取突破性的改革舉措解決國家治理中存在的緊迫問題,那麼我們目前的局部性治理危機有可能轉變為全面的統治危機和執政危機.化解治理危機的根本途徑,就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必要舉措
如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三中全會《決定》就是總的指導思想、全面改革的路線圖和重大的戰略部署.我在這里特別想強調以下六點必要舉措.
第一,進一步解放思想,努力沖破不合時宜的舊觀念的束縛.解放思想,是一個民族保持其理論思維的先進性和激發其精神活力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只有解放思想,才可能沖破傳統和教條的束縛,提出新的觀點和見解.治理體制的改革屬於政治改革的范疇,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政治敏感性,更容易使人們畏首畏尾,解放思想尤其重要.「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永無止境」. 三中全會《決定》所說的「永無止境」不僅指時間的維度,也包括空間的維度.從時間上說,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是一個無限的過程；從空間上說,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涉及各個領域,包括政治領域,特別是治理領域.判斷一種新的思想、觀念、制度和政策,首先應當看它是否有利於國家的富強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會的公平正義,看它是否有利於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強國.只要有利於「促進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的新觀念和新實踐,都值得重視和探索.反之,凡是束縛社會政治進步的體制機制都應當破除.
第二,加強頂層設計,從戰略上謀劃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正如《決定》指出的,我們既要摸著石頭過河,在實踐中探索；又要加強頂層設計,加強宏觀指導.國家的治理體系是一個制度系統,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各個領域,必須從總體上考慮和規劃各個領域的改革方案,從中央宏觀層面加強對治理體制改革的領導和指導.碎片化、短期行為、政出多門以及部門主義和地方主義,是我國現行治理體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點,它們嚴重削弱了國家的治理能力.鑒於這樣一種現實情況,頂層的制度設計和宏觀指導,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尤其重要.應當加強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戰略研究,按照《決定》的總體目標,分階段制定國家治理體制改革的路線圖和任務表.一方面,要站在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門和地區利益,進行全局性的統籌規劃,掙脫既得利益的束縛.另一方面,既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也不能草率從事,應當廣泛討論,從長計議,避免短期行為.
第三,總結地方治理改革創新經驗,及時將優秀的地方治理創新做法上升為國家制度.改革開放35年來,我們在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貴的探索,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然而,許多好的治理改革因為沒有上升為國家制度而被中止,或者僅在小范圍內實施.應當系統地總結各級政府的治理改革經驗,及時將成熟的改革創新政策上升為法規制度,從制度上解決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改革創新的動力問題.從根本上說,國家治理體制改革創新的動力源自經濟發展、政治進步、人民需要和全球化沖擊,但其直接動力則是壓力、激勵和制度,其中制度是長久性的動力所在.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改革創新,無論其效果多好,多麼受到群眾的擁護,如果最終不用制度的形式得以固定和推廣,那麼,這種創新最後都難以為繼,難免「人走政息」,成為短期行為.
第四,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學習借鑒國外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好經驗.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改革創新,是一種世界性的趨勢,各國在這方面既有許多成功的經驗,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訓,我們應當借鑒、汲取.我們從來主張要學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當然包括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建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方面的許多進步和成就,其實也得益於向外國的先進經驗學習.例如,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聽證制度」、公共服務中的「一站式服務」、責任政府建設的「政府問責」制度、司法實踐中的「律師制度」、政務公開中的「新聞發言人」制度、社會治理中的「參與式治理」等,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從西方發達國家引入的.我們應當具有當年鄧小平同志引入市場經濟那樣的胸懷和膽識,站在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的高度,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社會活力為目標,認清世界發展潮流,立足中國國情,大膽借用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
第五,堅決破除阻礙社會進步的體制機制,建立和完善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要求相適應的現代國家治理體制.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最重要的還是體制機制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影響國家的治理水平和效益有兩個基本因素,即治理者的素質和治理的制度,這兩者都不可或缺.但比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因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質,可以制約治理者的濫權和失職.因此,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關鍵在於制度的改革和創新,即制度的破與立.一方面,要像三中全會《決定》所說的那樣,「以促進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現存的不少治理體制機制不盡合理,有些違背了政治學的公理,有些則嚴重損害了國家和公民的利益.例如,至今仍有一些機構只有權力而幾乎不承擔責任,政出多門、職責不清、職能錯位等現象大量存在.另一方面,要根據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的新要求,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制度.例如,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然而,這兩者都遠遠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於許多重要的制度機制或者仍然缺失,或者極不完善.憲法規定的許多公民權益,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重要的原因也在於相關執行制度的缺失.
第六,破除官本位觀念,消除官本主義流毒.就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而言,官本位觀念和官本位現象是影響治理者素質的重要因素.官本主義是長期支配我國傳統社會的政治文化和政治體制,其實質是官員的權力本位,它與建立在公民權利本位之上的現代政治文明和現代國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與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馳的.改革開放35年後,我國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進步,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認,「有權就有一切」的官本主義流毒在現實中還大量存在,在一些領域和地方,官本位現象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觀念」列為改革的重要任務,可謂切中要害.一方面,我們要對廣大公民特別是各級黨政官員進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諧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破除權力崇拜,牢固樹立公民權利至上的觀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來遏制官本位現象,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在將官員的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同時,用制度來構築保障公民權利的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