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理念下職能運用的方式
1. 辨析題，政府治理工具就是政府職能的履行方式
政府履職方式可以從不同角度進行分類：
比如:兩分法——直接管理方式和間接管理方式，靜態管理方式和動態管理方式，管制型方式和服務型方式，計劃經濟下的履職方式和市場經濟下的履職方式;
三分法——事前、事中、事後管理方式，經濟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這三種手段中又可以具體劃分為多種方式，如行政手段又可分為會議方式、文件方式、口頭方式等);
四分法——教育指導、制度推行、互動交流和控制約束方式;
五分法——行政規劃、行政指導、行政合同、行政協調、行政命令方式;還可作多分法——列舉式地分出監管、服務和執法的各種具體形式，在當前政務信息化、管理民主化的背景下，新的履職方式層出不窮。
政府職能履行方式是一個治理工具的「譜系」。在實踐中的情況十分復雜，有獨立應用一種履職方式的，更多的是打「組合拳」，多項履職方式結合使用，或主要用一種方式、同時輔以其它方式。履職方式的選擇，有時還要因履職情勢而變化，往往與履職主體的資源、履職任務的性質、行政對象的情形、履職效果的預期等因素有直接關系。
2. 創新社會治理的理念有哪些
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是為了進一步調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這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一個重大的理論創新。
一是傳統治理主體單一化到多樣化。傳統的社會治理主體比較單一化，強調國家或政府從上至下的靜態的行政管理，亟需過渡到綜合運用法律、道德和社會信用體系為基礎的綜合治理方式。要堅持依法治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維護群眾的合法權益，保護群眾的根本利益，積極化解社會矛盾;強化道德約束，規范社會行為，調節利益關系，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同時，我們還要加強社會誠信體制建設、信息化管理、輿論引導、心理疏導、人民調解、基層社會自治等多種方式進行有效的社會治理。
二是轉變政府職能，注重從源頭上治理。社會管理不等於「維穩」。「維穩」只是社會運行出現失序狀態之後的應急管理。創新社會治理強調常規性的、基礎性的服務和管理。這就需要政府要盡快轉變職能，強化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需要我們樹立「寓管理於服務之中，在管理中體現服務，在服務中實施管理」的理念。切實轉變政府的工作作風，徹底改變過去政府部門存在的「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現象。
三是激發社會組織活力，發揮其協同作用。我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不斷調整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關系的過程。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發揮著重要的協同作用，積極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意義重大。政府在轉變職能和簡政放權過程中，將一些民生服務項目打包向社會組織招標，購買社會組織的公共服務，改革有關社會組織的管理制度，有力地激發了社會組織活力。同時，社會組織也要加強自身服務能力建設和自律誠信機制的建設，積極主動地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治理。
四是強化城鄉社區自治和服務功能。在計劃經濟時代，政府是通過「單位」對社會成員進行服務和管理。但是當前普遍由「單位人」變成了「社會人」，社區成為新時期社會治理的新載體。要健全社區服務體系，包括政府的服務體系建設、市場的服務體系和社區公益服務體系。在當前，特別要加強以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和志願者組成的社區公益服務體系建設，來滿足社區不同職業、不同年齡、不同興趣居民的多元化多層次的需求。
五是積極動員公民的廣泛參與。社會治理的理念是「善治」。「善治」強調賦予公民更多機會和權利參與政府公共政策，通過溝通、協商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因此，政府要堅持科學民主決策，提高決策水平，必須建立和完善相應的體制和機制，問政於民，問需於民，讓公眾參與社會公共政策的討論，保證民意能夠進入到公共政策中去。
六是健全治理的體制和機制。中國的社會轉型目前進入到社會矛盾多發時期，矛盾多了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建立化解矛盾的體制和機制。社會治理創新，需要我們健全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事先預防社會矛盾的發生。需要建立暢通有序的訴求表達、心理干預、矛盾調處、權益保障機制，使群眾問題能及時反映、矛盾能及時化解;同時，改革行政復議體制和改革信訪工作制度，糾正違法或不當行政行為，有效地解決群眾合理訴求，保護群眾的合法權益。
3. 完善社會治理體系是政府轉變職能的要求嗎
完善社會治理體系是政府轉變職能的要求。
中央總書記在十八屆二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明確指出：「轉變政府職能是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實質上要解決的是政府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重點是政府、市場、社會的關系，即哪些事該由市場、社會、政府各自分擔，哪些事應該由三者共同承擔。」經濟新常態下，政府職能轉變的核心仍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對於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深入推進簡政放權。
適應經濟新常態，需要在更高層次上實現政府職能轉變新常態，首要一點就是深入推進簡政放權，將不該由政府管理和政府管理不好的事項下放給市場和社會，從根本上釋放市場和社會活力。
1、持續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中央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專門會議上肯定了簡政放權一年來的成績，並特別強調，要繼續推進審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減少「尋租」空間，從體制機制上堵塞滋生不正之風的漏洞。一年多以來，新一屆政府先後取消和下放了7批共632項行政審批等事項，同時修訂了政府核準的投資項目目錄，改革商事制度，減少、整合財政專項轉移支付項目，大力減少行政事業性收費，清理並取消資質資格許可事項和評比達標表彰項目。這些措施對減輕企業負擔、激發企業和市場活力具有重要作用。今後要持續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突破利益藩籬，切實放權於市場和社會。
2、不斷提高簡政放權的含金量。
2014年7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要求，要增大簡政放權的含金量，加緊深化投資體制改革，盡快放開自然壟斷行業的競爭性業務，加快服務業有序開放，放開製造業准入限制。經過10年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可以說容易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審批事項都改革完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深入推進簡政放權，關鍵就是要堅持問題導向，將那些束縛經濟社會發展、含金量高、突破價值大的權力取消和下放出去，真正實現「政府的自我革命」，激發市場內在動力和活力。
3、建立完善政府權力清單制度。
推行權力清單制度是進一步加大簡政放權力度的重要抓手，是規范權力運行的重要途徑和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內在要求。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要推進機構、職能、許可權、程序、責任法定化，實施行政權力清單制度，政府部門要切實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行政機關不得法外設定權力，沒有法律法規依據不得作出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其義務的決定。各級政府在全面摸清正在實施的行政審批事項的基礎上，建立和完善政府權力清單制度，真正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同時制定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負面清單以外的，各類市場主體皆可依法平等進入，做到「法無禁止皆可為」。
二、切實加強事中事後監管。
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管」和「放」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如何做好「放」「管」結合、「放」「管」並舉是深入推進政府職能轉變的重大挑戰。「管」，就是事中事後監管，是當前改革面臨的一大短板，比較突出的問題主要有三個方面。
1、監管理念不到位。
很多政府部門「會批不會管」，「對審批很迷戀，對監管很迷茫」，對事中事後監管既不熟悉也不熱衷，導致以批代管、以費代管和以罰代管的現象還比較普遍存在。
2、監管體制不健全。
一方面，多頭監管、權責不對應問題嚴重，監管職責既交叉又缺位；
另一方面，監管能力不足，信息不對稱現象普遍存在。
3、監管方式不科學。
監管部門較多採用「靜態式」「運動式」的監管方式，平常監管不嚴，無心顧及問題隱患，問題暴露後才一擁而上。
政府職能轉變的新常態要求必須加強事中事後監管，這需要在四個方面下工夫。
1、提升政府監管意識，落實監管責任。
重點是改變重審輕管、有權無責的現象，做到權責對應，切實將監管責任落實到部門、落實到崗位、落實到人頭，從根本上破除「懶政」、「怠政」思維，清除「監管認知盲區」。
2、完善制度建設，創新監管方式。
一方面是建立以風險管理為基礎的預防性制度體系，例如市場主體信用體系等，通過相關制度約束市場主體的行為，提高違法成本。
另一方面是建立以隨機抽查為重點的日常監督檢查制度，公開監管執法信息，完善市場監管的工作流程和方法， 填補監管縫隙，堵住監管漏洞。
3、鼓勵社會監督，強化行業自律。
一方面鼓勵社會公眾，尤其是利益相關方參與社會監督，提升公眾的維權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
另一方面，加強行業自律，依靠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強化事中事後監管。
4、加強監管研究，放管同步推進。
國務院明確要求，在行政審批改革過程中，對取消下放的每一個項目都要同步研究、同步提出加強事中事後監管的措施，並同步落實。對予以取消或下放的行政審批事項，如果下一步事中事後監管措施不明確、不具體、操作性不強，應當暫緩取消下放，否則又會回到「一放就亂」的老路上，影響改革成效。
三、健全宏觀調控體系。
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適應經濟新常態的要求，需要按照內在經濟規律，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切實發揮政府在管宏觀、抓大事、議長遠、謀全局方面的作用，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1、完善宏觀調控思路。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保持經濟總量平衡，促進重大經濟結構協調和生產力布局優化，減緩經濟周期波動影響，防範區域性、系統性風險，穩定市場預期，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傳統宏觀調控思路更多強調速度和規模的指標，更為關注GDP、物價、貨幣供應、信貸投放、財政收支等數據。經濟新常態下，宏觀調控的重點是關注經濟發展質量、效益以及經濟之外的民生、生態等指標，綜合考慮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部分，統籌做好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各項工作。
2、創新宏觀調控方式。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健全以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為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的宏觀調控體系，推進宏觀調控目標制定和政策手段運用機制化，加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產業、價格等政策手段協調配合，提高相機抉擇水平，增強宏觀調控前瞻性、針對性、協同性。」經濟新常態下，要探索區間調控和定向調控相結合的新的宏觀調控方式。定向調控是區間調控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區間調控的深化。實施定向調控，就是抓住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精準發力、定向施策。綜合運用區間調控與定向調控，既調控經濟總量，也調控經濟結構，既強調結果的有效性，也注重調控過程的精準性，是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創新宏觀管理的實現形式。
四、創新行政管理方式。
行政管理方式是政府為實現行政目標所採取的各種管理措施、手段、辦法、技巧等的總和。創新行政管理方式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績效的重要途徑，是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內容。
1、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行政執法改革。
十八屆四中全會對行政執法體制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推進綜合執法，完善市縣兩級政府行政執法管理，嚴格實行行政執法人員持證上崗和資格管理制度，健全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銜接機制。同時，要堅持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權基準制度，全面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在行政執法領域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必須強化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意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改變行政執法隨意性強、規范性弱等問題，提搞行政執法公信力。
2、依靠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加強市場監管。
激發企業和市場活力，必須加強市場監管，創造公平競爭和運轉有序的市場環境。2014年6月，國務院出台了《關於促進市場公平競爭，維護市場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見》，有關部門也在抓緊制訂有關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制度措施。通過建立企業信息公開制度、建設社會信用體系等方式，創新和完善行政管理方式，推動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誠信守法、監管有力的市場監管體系。
3、積極開展政策措施第三方評估工作。
為把政府職能轉變的各項任務落到實處，新一屆政府針對重要政策措施落實情況，在督查的基礎上引入第三方評估，這是行政管理方式的重大創新。持續開展針對政策措施的制定前、實施過程和落實情況的第三方評估工作，對暢通政策渠道、完善政策措施具有重要作用。
五、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公共需求快速增長與公共服務供應不足之間的矛盾。加強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特別是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措施，也是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目標，應當從三個方面重點切入。
1、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提高公共服務總體水平。
政府應當完善社會保障、教育、衛生、文化等方面的職能配置，形成完善的公共服務體系，做到政府公共服務職責不「缺位」。同時，將政府公共服務職責法治化，明確政府公共服務的權責體系，消除政府怠於提供公共服務的隨意性。
2、加大公共投資，增加公共產品有效供給。
國際經驗表明，高速增長期結束並不意味著中速增長期會自然到來。在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轉換的過程中，政府應當把握底線思維，穩定經濟增長，防止經濟出現斷崖式下滑而引發的系統性風險。公共領域投資是穩增長的有效手段，重點增加公共基礎設施和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民生投資，提高公共產品的總量與質量，使公共服務與經濟增長協調發展。
3、創新公共服務供給方式，構建多元化、社會化的公共服務供給體系。
核心是將政府職能轉到為市場、社會主體創造平等競爭環境和提供服務上來。對市場和社會能夠生產和提供的公共產品，要放開公共服務市場，允許和鼓勵市場主體和社會組織參與其中，利用市場和社會機制完善資源配置，提高公共服務數量和質量，形成政府購買、市場和社會提供的公共產品供給機制
六、優化政府組織機構。
中央總書記指出：「推進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要處理好大和小、收和放、政府和社會、管理和服務的關系。大部門制要穩步推進，但也不是所有職能部門都要大，有些部門是專項職能部門，有些部門是綜合部門。綜合部門需要的可以搞大部門制，但不是所有綜合部門都要搞大部門制，不是作用相關職能都要往一個筐里裝，關鍵要看怎樣擺布符合實際、科學合理、更有效率。」
優化行政權力結構與運行機制是政府職能轉變的保障。這就要求政府職能轉變必須同步推進政府組織機構優化，使其服務於政府職能轉變。優化政府組織機構設置應當按照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原則，科學配置行政職責，完善行政權力結構，規范行政權力運行機制，推動形成權責統一、分工合理、決策科學、執行順暢、監督有力的行政管理體制，為形成科學、穩定、高效、廉潔的行政權力配置結構和運行機制奠定基礎。同時，從法治的高度規范政府組織機構設置，將優化進程規范化、制度化，祛除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的隨意性，打破機構設置、人員配置「膨脹-精簡-膨脹」的惡性循環。
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104/c1001-26319885.html
4. 電大政治學原理統治模式具有哪些特徵
統治模式的基本特徵：
政治色彩濃厚;
治理權力來源於最高統治者;
政府職能包回羅萬象;
治理方法單答一。
在古代社會，政治、行政二者合一，以統治為核心理念的政治管理行為是作為政治的附屬行為，公共性尚未得到充分自覺。此時的治理基本上是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而很少具有公共利益的色彩；
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神權論大行其道，最高統治者——君主或教皇被認為是神在人間的代表，政府權力來源於神，來源於最高統治者。權力的擁有者和行使者在欺壓愚弄人
在古代社會，國家與社會領域的界限是模糊的，國家和社會高度融合。國家可以隨時侵入社會，但社會力量對於政府的參與也往往缺乏制度化的渠道。國家與社會的界限不明導致國家權力的分化程度也比較低，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統攬於政府。政府職能一方面非常廣泛，另一方面專業化程度低，這使得治理的效率非常低下；
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以統治為核心理念的治理主要運用酷刑和宣傳教化的手段。統治者一方面用殘酷的刑罰威懾民眾，另一方面用教化的手段用宗教或宗教化的思想禁錮民眾。治理方法的單一從根本上說是古代治理中缺乏平等協商精神的結果。
5. 生態環境治理中政府應怎樣履行職責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關於「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對本行政區域的環境質量負責」責任規定，在生態環境治理中各級政府應當做到：
（一）樹立生態政績觀念
這是政府職能向生態文明建設回歸的關鍵。生態政績觀要求地方政府把資源、環境的成本效益納入考核目標，對生產過程中的資源消耗、環境污染、污染治理等全部指標進行核算，增強政績成本意識，提高科學決策水平，最大限度地避免決策失誤、重復建設和資源浪費，形成科學合理的生態建設模式。中央政府需要制定更加嚴格而明確的環保政績標准，提高生態建設權重，把生態文明建設考核結果作為官員任免獎懲的重要依據，實行重大生態破壞、重大環境事故等一票否決制，有效激勵地方政府積極履行環保職能。
（二）落實生態問責制度
強化政府生態職能的一個重要措施就是建立生態問責制。
第一，明確生態考核指標體系，量化和細化考核條款。將嚴格的節能減排考核指標、生態評價指標和環境測評指標納入政績考核范圍。
第二，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堅持遵循權責統一、有錯必究、過錯與責任一致、教育和懲戒結合的原則。
第三，加強制度建設，使生態問責有章可依、有法可依，改變環境責任集體負責而實際無人負責的狀況，建立離任官員生態環境責任跟蹤制度。
第四，以事前督責為主。實行生態問責制的目的不僅僅是追究官員的事後責任，更是事前督促地方政府依法行政、履行職能，做到事前督責和事後問責相結合。
（三）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法治化水平
第一，完善生態環境立法的指導原則。生態環境立法實行可持續發展原則，通過制定科學的環境立法規劃，用生態系統方法促進環境法向生態法轉變，實現我國環境法的生態化，實現人類、社會和自然的協調發展。
第二，完善生態文明建設的法規體系。合理有效的法律體系以及運作制度是提高生態文明建設法治化的前提和基礎。因此生態立法工作中必須明確生態權利，保護公民在生態環境領域的權益。另外，在立法實踐中研究通過多方參與平衡相關方的利益，規范生態補償機制等，結合現行生態公益林地補償金政策出台生態補償規范，現行試點取得成熟經驗後，在更大范圍內逐步推廣。
第三，加大行政執法力度，建立科學有效的監督機制。在已頒布的《信息公開條例》和《環境信息公開辦法》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環境信息公開制度及其相關環境，保障公眾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加大生態文明建設宣傳力度，引導社會力量理性參與生態文明建設，暢通社會組織和公民對生態環境事件的監督渠道。規范公眾參與環境決策的制度，涉及公眾環境權益的政策和立法條款、規劃建設項目必須充分聽取公眾意見。落實「環保監督員制度，研究和探索企業環境行為審核審計制度」。協調執法機制和監督機制，強化各級執法部門監督責任，落實生態環境監管機制，提高生態文明建設的法治化水平。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
第六條 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
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對本行政區域的環境質量負責。
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應當防止、減少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對所造成的損害依法承擔責任。
公民應當增強環境保護意識，採取低碳、節儉的生活方式，自覺履行環境保護義務。
第七條 國家支持環境保護科學技術研究、開發和應用，鼓勵環境保護產業發展，促進環境保護信息化建設，提高環境保護科學技術水平。
第八條 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加大保護和改善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財政投入，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
第九條 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加強環境保護宣傳和普及工作，鼓勵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社會組織、環境保護志願者開展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和環境保護知識的宣傳，營造保護環境的良好風氣。
教育行政部門、學校應當將環境保護知識納入學校教育內容，培養學生的環境保護意識。
新聞媒體應當開展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和環境保護知識的宣傳，對環境違法行為進行輿論監督。
第十條 國務院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對全國環境保護工作實施統一監督管理；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對本行政區域環境保護工作實施統一監督管理。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和軍隊環境保護部門，依照有關法律的規定對資源保護和污染防治等環境保護工作實施監督管理。
第十一條 對保護和改善環境有顯著成績的單位和個人，由人民政府給予獎勵。
6. {轉}是走向社區自治還是建立社區治理結構— —關於我國城市（一）
一、問題的提出 自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以來，我國開始了大規模的城市社區建設，社區自治確定為社區建設的基本目標。我國理論界廣泛接受的社區自治概念的基本內涵為：社區自治是指政府管理之外的社會自治，即政府管理行政事務，社區自治組織管理社區公共事務。它強調社區的自主權，主張通過政府與社區分權，使社區成為獨立的權利主體，獨立管理社區公共事務。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社區管理理念相比，它突出了社區的自主地位，有著積極意義。但是，在實踐中，它也存在很多的缺陷：一是理論上的困惑。其關鍵點是社區自治的現實形態是什麼？我國現在正在進行的社區建設的實踐是在實現社區自治嗎？很多學者認為，既然是走向社區自治，就應該通過相關的制度配置來確保目標的實現，而不是強化社區的行政性質，於是就出現了關於「是社區自治還是社區行政化」的爭論，焦點是社區有沒有自主權，社區能否在社區公共事務中發揮主體作用，社區自治目標能否實現？二是實踐中的難題。首先是政府組織與社區組織之間的對立化傾向。在社區建設過程中，主張政府組織和社區組織各行其是，互不幹涉，把兩者對立起來，從而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從原來政府對居委會的絕對控制走向政府與居委會絕對分離。其次是社區「全能化」傾向，認為社區組織可以包攬政府行政事務之外的所有社區公共事務，可以獨立地解決所有社區公共問題。這種傾向一方面存在於政府中，認為政府不需要介入社區公共事務，另一方面也存在於社區組織成員當中，他們反對政府介入社區公共事務，結果是社區組織在解決社區公共事務時遇到了各種難題，很多社區公共問題得不到解決。 總體看來，社區自治這個概念的缺陷在於它過於強調政府與社區之間的分權，強調社區組織的自主性，而忽視了兩者之間的合作與協調，也就是說，在解決社區公共問題的時候，政府組織與社區組織之間首先應當是加強合作，發揮各自的功能，其次要注重加強兩者之間的溝通與協調，缺少這一點，就無法消解政府與社區之間的張力，無法解決實踐中產生的矛盾和問題。 二、分析框架 本文的分析框架建立在「社會控制論系統的治理(社會政治治理)」的基礎之上。治理（governance）原意是控制和操縱，主要用於與社會公共事務相關的管理活動和政治活動中。自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政治學者對治理做出了許多新的界定，概括起來，其理論要點有：1、治理的主體的多元性，它的主體不僅是政府，也可以是民間機構，還可以是政府機構和民間機構的合作；2、主體關系的多樣性，它反映的是各種參與主體之間的一種關系，這種關系強調協作與依賴，而非市場競爭，亦非科層(hierarchy)等級式的上級命令與下級執行關系，其權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3、治理過程的持續性，它強調的是一個各方參與者持續的、互動的過程；4、治理手段的多樣性，在按照治理模式管理公共事務時，參與者主要通過合作、協商、確立相互認同的目標等手段來實現，體現的是自覺、自願的主動行為，體現的是參與社會管理的責任感；5、治理結構的多樣性，為實現共同目標，治理過程往往體現為主體間多樣化的行動、干預和控制，主體間可以是契約性合作，也可以是國家讓渡部分管理權給社會其他組織；可以是正式的制度約束，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制度約束。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開始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逐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伴隨著這個過程而出現的是一體化的社會管理模式被打破，多元利益主體逐步形成。隨著政府職能轉變，政府開始從很多社會生活的領域中退出，要有效解決眾多的社會問題，政府必須與其他的社會組織結合起來共同行動，逐漸形成制度性的持續互動，所有這些與治理理論的理論前提完全相符，治理理論對我國正在進行的社區建設具有很強的適用性。本文重點從政府對社區建設的目標追求、社區居委會的雙重性質、社區治理的相關主體、社區公共事務的性質以及政府社會職能轉變等方面展開論述，試圖論證我國社區建設的目標應該定位為建立合理的社區治理結構而不是走向社區自治。 三、國家對社區建設的目標追求 當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社會管理體制逐漸失靈，國家對社區建設的目標追求是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社會管理體制，以有效解決改革過程中面臨的一系列社會難題。1、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社會管理方式 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對城市社會的管理主要通過單位制度和街道居委會制度這兩種方式來完成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為了實現國家的發展目標，以戶籍制度為核心，以城鄉分割為特點，建立了城鄉二元結構，實現了對整個社會的管理；在城市中建立起單位和街道——居委會制度，以實現對城市社會的管理。單位制度以部門和行業為主線，將城市居民組織到各個單位之中。各個單位有按照行政級別的高低分為不同層次，並賦予相應級別的資源分配權力，這樣，整個城市社會就以部門或行業主管部門為頂點，形成了多個相互平行的「類蜂巢」結構。在單位內部，設立了與單位行政級別相對應組織，如黨的組織、行政組織、共青團組織、婦聯、工會等，以便完成黨和國家下達的各項任務、分配本單位所擁有的各種資源。單位依賴國家的分配計劃獲得各種資源，同樣，單位中的個人依賴所在的單位獲得各種生存的資源，在實際上就形成了「國家——單位——個人」這種依附鏈條，國家正是依靠這種依附鏈條，把城市中的居民整合到不同的部門和行業之中。城市中的各個單位除了完成其本身承擔的經濟任務外，還承擔了對本單位成員及其家屬的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的任務，為他們提供諸如住房、醫療、教育、就業等各種服務，在這種體制下，單位是一個「全能性」的組織。街道——居委會制度主要是管理單位制度以外的居民，將他們劃分到不同的街道、居委會中，國家通過這套制度實現對資源的配置和對單位體制外居民的管理。應當明確的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單位制度以外的居民數量較少，所以，街居制度在城市社會中並不佔居主導地位，只是起到「拾單位之遺，補單位之缺」的作用。這樣，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以資源分配為主軸，通過城鄉分治、單位制度和街道——居委會制度，國家實現了對城市社會的有效管理。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城市社會管理遇到了新挑戰 隨著以市場化為導向的各類改革的進行，我國城市社會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具體表現在：一是城市人口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方面，原有城市居民的「單位」屬性逐漸減弱，大量「單位人」轉為「社區人」，另一方面，城鄉人口流動加劇，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給城市的人口管理提出了新課題。二是隨著國有企業深化改革、轉換經營機制和政府機構改革、職能轉變，我國進入了「後單位時代」，企業剝離出來的社會職能和政府轉移出來的服務職能，客觀上要求建立一個獨立於企事業之外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化服務網路。三是隨著住房、醫療、養老、就業等制度的改革，城市居民與所在社區的關系愈來愈密切，他們對社區服務、居住環境、文化娛樂、醫療衛生等方面提出多層次、多樣化的要求。四是隨著各項任務向社區集中，相關的制度配置又沒有到位，導致社區內部的矛盾和問題不斷增加，單一的行政手段已經很難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情況表明，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以單位制度為主的社會管理體制已經失靈，迫切需要找到一種新的管理體制以有效地解決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在原有的單位體制無法使用的情況下，街道——居委會制度就成為現有條件下國家可以直接利用的組織資源和制度資源。而面對新情況和新問題，街道——居委會體制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有利方面表現在城市社會管理工作的重心在逐步下移，街道日益成為地區性事務的管理責任主體，對街道而言，機遇與挑戰並存；不利方面是居委會力量薄弱，很難適應新的形勢，具體表現在：一是居委會規模太小，資源共享難度大；二是居委會工作人員素質低下，工作能力差；三是社區組織力量薄弱，無法承擔城市社會發展變化帶來的繁重任務；四是政府對社區居委會管理過死，社區缺乏相對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國家要完成目前的管理任務，必須通過加強社區居委會組織建設，並以此來解決城市社會中出現的新問題。 在 「兩辦」轉發的關於《民政部關於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意見》的通知中，明確社區建設的目標：（1）適應城市現代化發展的要求，加強社區黨組織和社區自治組織建設，建立以地域性為特徵、以認同感為紐帶的新型社區，構建新的社區組織體系；（2）以拓展社區服務為龍頭，不斷豐富社區建設的內容，增加服務項目，促進社區服務的網路化和產業化，努力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3）加強社區管理，理順社區關系，完善社區功能，改革城市基層管理體制，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區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4）堅持政府指導和社會參與相結合，充分發揮社區力量，合理配置社區資源，大力發展社區事業，不斷提高社區居民素質和整個社區的文明程度，努力建設管理有序、服務完善、環境優美、生活便利、治安良好、人際關系和諧的新型社區。由此可見，國家開展社區建設的目標就是重構城市社會管理體制，充分發揮政府、社區自治組織和其他相關組織的功能，實現對城市社會有效管理和調控，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四、城市社區居委會的雙重屬性與社區建設目標 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社區居委會是一個具有雙重性質的組織，一方面，它是一個居民自治組織，具有「民」的性質，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個類似行政性的組織，具有「官」的性質，所以， 「官民二重性」成為社區居委會的組織特性。 自《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條例》頒布以來，居委會首先是作為一個法定的居民自治組織而存在。作為社區的一個主體組織，居委會在解決社區事務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它是居民參與社區性事務，解決社區問題的重要組織形式，在為方便居民生活、維護居民權益、表達居民要求、調節民間糾紛、增進居民福利、實現社區生活和諧等方面發揮著其他社會組織無法替代的作用。 在扮演社區居民自治組織角色的同時，現實生活還賦予了居委會類似行政組織的角色，使其帶有官方組織的色彩。這主要表現在：其一，居委會是我國政治體系的重要補充部分。我國是一個單一制國家，從中央到基層，我國政府的組織層級有：國務院——省（直轄市、自治區）人民政府——（地級市）人民政府——縣（旗、區）人民政府——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應當明確的是，我國的基層政府只到鄉鎮這一級，城市中的街道辦事處並不是一級政府，而是市（區）政府的派出機構。在這個組織形式中，從橫向上看，每一級政府都在自己的轄區范圍內擁有相應的管轄權，從縱向上看，每一級政府都是這個組織體系中的一個環節，上級政府運用行政方式對下級政府進行領導和管理，這種管理從上到下是一貫的。與這種政府組織形式相適應，在每一級政府組織中都設立有黨的組織，對同級政府實行政治領導，保證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貫徹執行。現在的問題是，最基層的政府組織和黨組織怎麼實現與社會的有機結合，以保證黨和國家的各項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要解決這個問題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在基層社區中建立類似的組織形式實現與政府的基層組織和黨相應組織的對接。因而，城市社區居委會就成為黨和國家組織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正是有了這個組織，才使得國家的整個組織形式完美而有效。居委會雖然不是政府組織，但是在政府的直接授權下，它代行了基層政府委託的部分行政職能，協助政府完成各項任務。其二，社區居委會的性質、設立、變更及其基本職能得到了憲法和法律的確認。我國憲法規定：「城市和農村按居民居住地區設立的居民委員會或者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委員會組織法》明確規定居民委員會的任務有：宣傳憲法、法律、法規和政策；辦理本居住地區居民的公共事業和公益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協助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機關做好與居民利益有關的公共衛生、計劃生育、優撫救濟、青少年教育等項工作，向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機關反映居民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等六項。其三社區居委會成員的選舉都是在政府的指導下進行的，其成員的當選一方面是社區居民認同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政府認同的結果。其四，從社區居委會的財力支撐來看，其經濟支持主要來自政府。雖然從理論上說政府的財政收入來自納稅人，政府支持社區居委會開展工作是政府的職責之一，但是，在實際運行中，政府往往通過對社區居委會財務的控制從而實現對社區居委會控制。最後，社區居委會各項決策的合法性和權威性除了居民的認可外，還必須得到政府的認可，否則，居委會也同樣難以實施。 在現實生活中，居委會好像首先是一個行政性組織，其次才是一個居民自治組織。正是居委會這種雙重組織特徵，決定了在社區建設過程中，它不可能走向自治，而是首先作為國家管理社會組織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存在，其次才是作為居民自治組織在社區事務發揮重要的作用。
7. 運用政府的職能，談談治理霧霾政府應如何行動
①堅持對人民負責，樹立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
②切實履行政府職能。履行經濟職版能，運用經濟調節、市場權監管等手段，引導企業和個人減少排放。
③依法行政。加強對空氣質量的管理，依法懲處違反相關規定的行為。
④自覺接受監督。通過媒體、網路等形式向社會公開相關措施貫徹執行情況，認真聽取各方意見和建設，不斷改進管理空氣質量的水平。
8. 網格化管理中政府的職能是什麼，政府在網格化管理中充當什麼樣的角色
創新社會治理，必須著眼於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程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全面推進平安中國建設，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
改進社會治理方式。堅持系統治理，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堅持依法治理，加強法制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堅持綜合治理，強化道德約束。堅持源頭治理，及時反映和協調人民群眾各方面各層次利益訴求。
一、改善社區人居環境
完善城鄉社區基礎設施，建立健全農村社區基礎設施和公用設施的投資、建設、運行、管護和綜合利用機制。加快城鎮棚戶區、城中村和危房改造。加強城鄉社區環境綜合治理，做好城市社區綠化美化凈化、垃圾分類處理、雜訊污染治理、水資源再生利用等工作，著力解決農村社區垃圾收集、污水排放、秸稈焚燒以及散埋亂葬等問題，廣泛發動居民群眾和駐社區機關企事業單位參與環保活動，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區。推進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鎮建設。強化社區風險防範預案管理，加強社區應急避難場所建設，開展社區防災減災科普宣傳教育，有序組織開展社區應對突發事件應急演練，提高對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社會安全事件的預防和處置能力。加強消防宣傳和消防治理，提高火災事故防範和處置能力，推進消防安全社區建設。
二、加快社區綜合服務設施建設
將城鄉社區綜合服務設施建設納入當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城鄉規劃、土地利用規劃等，按照每百戶居民擁有綜合服務設施面積不低於30平方米的標准，以新建、改造、購買、項目配套和整合共享等形式，逐步實現城鄉社區綜合服務設施全覆蓋。加快貧困地區農村社區綜合服務設施建設，率先推動易地搬遷安置區綜合服務設施建設全覆蓋。落實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做好政府投資建設的城鄉社區綜合服務設施不動產登記服務工作。除國家另有規定外，所有以社區居民為對象的公共服務、志願服務、專業社會工作服務，原則上在城鄉社區綜合服務設施中提供。創新城鄉社區綜合服務設施運營機制，通過居民群眾協商管理、委託社會組織運營等方式，提高城鄉社區綜合服務設施利用率。落實城鄉社區綜合服務設施供暖、水電、燃氣價格優惠政策。
三、優化社區資源配置
組織開展城鄉社區規劃編制試點，落實城市總體規劃要求，加強與控制性詳細規劃、村莊規劃銜接;發揮社區規劃專業人才作用，廣泛吸納居民群眾參與，科學確定社區發展項目、建設任務和資源需求。探索建立基層政府面向城鄉社區的治理資源統籌機制，推動人財物和責權利對稱下沉到城鄉社區，增強城鄉社區統籌使用人財物等資源的自主權。探索基層政府組織社區居民在社區資源配置公共政策決策和執行過程中，有序參與聽證、開展民主評議的機制。建立機關企事業單位履行社區治理責任評價體系，推動機關企事業單位積極參與城鄉社區服務、環境治理、社區治安綜合治理等活動，面向城鄉社區開放文化、教育、體育等活動設施。注重運用市場機制優化社區資源配置。
四、推進社區減負增效
依據社區工作事項清單建立社區工作事項准入制度，應當由基層政府履行的法定職責，不得要求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承擔，不得將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作為行政執法、拆遷拆違、環境整治、城市管理、招商引資等事項的責任主體;依法需要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協助的工作事項，應當為其提供經費和必要工作條件。進一步清理規范基層政府各職能部門在社區設立的工作機構和加掛的各種牌子，精簡社區會議和工作台賬，全面清理基層政府各職能部門要求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出具的各類證明。實行基層政府統一對社區工作進行綜合考核評比，各職能部門不再單獨組織考核評比活動，取消對社區工作的「一票否決」事項。
五、改進社區物業服務管理
加強社區黨組織、社區居民委員會對業主委員會和物業服務企業的指導和監督，建立健全社區黨組織、社區居民委員會、業主委員會和物業服務企業議事協調機制。探索在社區居民委員會下設環境和物業管理委員會，督促業主委員會和物業服務企業履行職責。探索完善業主委員會的職能，依法保護業主的合法權益。探索符合條件的社區居民委員會成員通過法定程序兼任業主委員會成員。探索在無物業管理的老舊小區依託社區居民委員會實行自治管理。有條件的地方應規范農村社區物業管理，研究制定物業管理費管理辦法;探索在農村社區選聘物業服務企業，提供社區物業服務。探索建立社區微型消防站或志願消防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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