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全球治理的體會

❶ 如何認識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面臨的挑戰2000字

近代以來，中國錯失了四次的發展機遇，工業革命時中國沒有蘇醒，信息技術革命時中國剛剛覺醒。如今，面對新一輪國際經濟和科技競爭，中國必須把握住良機，密切關注和緊跟世界經濟科技發展的大趨勢，在新的科技革命中贏得主動，有所作為。我國經濟在持續穩定高速發展的同時，突出地存在結構不合理問題。而影響結構優化和協調發展的關鍵因素是自主創新能力薄弱，能源資源利用效率低。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提高能源資源的利用效率，對於提高國家的核心競爭力，解決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其他矛盾具有提綱挈領的意義。我國整體科學技術水平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表現在：科技投入低、科技對經濟增長貢獻率低，企業還沒有成為技術創新主體，經濟效益和競爭力差。大力推進科技進步和創新是提高商品競爭力關鍵；是提高企業經濟效益根本途徑；是推進結構調整根本動力和中心環節；是適應經濟全球化激烈競爭的客觀要求。大力推進科技進步和創新有助於在高新科技方面擁有自主知識產權，贏得國際競爭主動權，保護國家安全；有利於增強我國綜合國力。

❷ 從政治方面怎麼看中美關系對全球治理體系的影響

一個奇怪的現象：一個人口差不多五倍於美國的國家，以GDP總量超過了美國一半成為世界第二為榮耀，還覺得這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一個人口如此龐大的國家，哪怕GDP是世界第一，也都實在不是一個能夠拿出來誇的資本，何況這個要求還未實現。就好比，你對著一隻鳥誇贊說：哇，這鳥會飛哎！好厲害！
貧富分化嚴重，發展成果分配不均。希望小粉紅們噴的時候瞄準了再反射，不要再說一些「和過去比很厲害！縱向比較天下無敵其他都不重要」、「你敢說我們國家整體國力不行，我就要跟你急」的我都懶得回復你的類似的不值一駁的言論。竊以為，噴也要噴出水平、噴出風格、噴出智商。貌似我置頂的評論就能回復了很多評論。另外，我們的國家還沒有不堪到整天需要來和非洲印度來比較才能獲得自信的地步。
……………………………………………………………………………
人口多寡並不能衡量國家強弱，但是可以決定這個國家富裕發達時總體力量應該達到的層次。當一個十個人的步兵班組總共擁有十條槍的時候，你可以認為它軍備充足，但是一個一百人的步兵營也只總共擁有十條槍，你還能說它是軍備充足嗎？如果在這樣的兵營里的某些士兵還在說「我感覺我們營很富有嘛，我自己都有4條槍，現身說法！」那麼他並不是在表現整體富有，而恰恰是在凸顯兵營里其他大多數士兵的凄慘程度。人口是世界第一的四到五倍，但是總量剛剛超過第一的一半，這樣看來發展富裕任重道遠。也不是說就一定要一口氣達到世界第一的水平，但是平均值排名（68）與總量排名（2）的反差難道不是過於刺眼了嗎？在這樣的總量與人口數的比例之下，如果說還有相當一部分人覺得自己生活優渥，那麼只能證明貧富差距還很大，意味著還有相同數量級（事實上是更多）的國人生活在遠在平均線以下的水

❸ 學習"全球治理與中國方案"心得體會，闡述當今的全球治理秩序發生怎樣

1、以學為先來 ：學習是第一中源心任務；學習是正事，理應先於娛樂。
2、隨處學習 ：每天晨練或者上學路上記憶詞語；在盥洗池貼詞彙表；每天刷牙時熟記一個生詞；無論怎樣各具特色，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保證學習時間，堅持不懈。
3、講究條理 ：條理清楚整潔的學習環境很重要，把常用的與學習有關的東西都放在伸手可及的位置，重要的學慣用品和資料用一個紙箱或抽屜裝好，避免用時東翻西找。
4、學會閱讀： 學會快速閱讀，提高單位閱讀量，學會讀一本書的目錄、圖解和插圖，為提前了解本書內容，獲取更有效的信息；當積極的讀者--不斷的提問，直到弄懂字里行間的全部信息為止。
5、合理安排 ：講究高效率，別人8小時完成的作業你最好用6小時；再晚也要完成當天作業。

❹ 中國為全球治理做出了哪些貢獻

近日有媒體稱，中國外交戰略在過去五年出現重大變化，從韜光養晦到有所作為，再到積極進取，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為全球治理做出了實在的貢獻。

近兩年來，中國成立基金協助聯合國實現可持續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成為貢獻最多維和部隊人員的國家，人民幣也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在國際影響力增長的同時，中國一再強調不會破壞現有的國際秩序，而是要讓國際秩序更全面、均衡地反映各國的利益。

希望中國在國際的影響力可以日益加大！

❺ 如何看待g20峰會對全球治理的貢獻

g20峰會對全球治理的貢獻很多，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推動改革創新。
世界經濟長遠發展的動力源自創新。總結中國改革創新經驗，會清晰地發現，體制機制變革釋放出的活力和創造力，科技進步造就的新產業和新產品，是中國經濟充滿活力並持續保持活力的重要「源泉」。世界發展史也同樣表明，創新是歷次重大危機後世界經濟走出困境、實現復甦的根本因素。當前，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正在創造新的歷史性機遇，催生「互聯網＋」、分享經濟、3D列印、智能製造等新產業、新業態，蘊含著巨大商機，創造著巨大的需求。世界各國尤其是二十國集團成員應該抓住機遇，把推動創新驅動和打造新增長源作為新的合作重點，創新增長方式，著力於供給端發力，加快新舊增長動力轉換，創造新的有效和可持續的需求，激發世界經濟中長期增長潛力。
2、加強聯動協調。
「孤舉者難起，眾行者易趨。」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加強宏觀經濟政策溝通和協調，形成政策和行動合力，是必然選擇。二十國集團成員應根據各自國情推出必要的財政貨幣政策，促進全球經濟增長，維護國際市場穩定。主要發達經濟體要努力鞏固和擴大復甦勢頭，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則要努力克服下行風險和壓力，保持和恢復增長。在這一過程中，各方應特別注意加強彼此政策的溝通和協調，防止負面外溢效應。在世界經濟中舉足輕重的大國，則更需要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充分考慮對他國的影響，提高透明度。
3、反對貿易保護。
世界貿易擴大了，各國都受益；世界市場縮小了，對各國都沒有好處。搞保護主義和濫用貿易救濟措施，損人不利己。二十國集團應旗幟鮮明地反對保護主義，營造自由開放的全球貿易環境，推動國際貿易自由化、便利化，維護和加強多邊貿易體制，為不同國家發展提供充足空間；努力確保區域自由貿易安排對多邊貿易體制形成有益補充，而不是造成新的障礙或藩籬。只有真正構建起開放型世界經濟，才能激發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力，讓世界經濟這兩大引擎重新高速轉動起來。
4、完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
要建設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體系，提高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確保各國在國際經濟合作中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加快並切實落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方案，加強全球金融安全網，提高世界經濟抗風險能力。
5、推動包容發展。
要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消除貧困，實現共同發展，使各國人民公平享有世界經濟增長帶來的利益，為公平包容發展注入強勁動力。消除貧困和飢餓，實現公平、開放、全面、創新發展，不僅是共同的道義責任，而且能釋放出不可估量的有效需求。二十國集團應該也有能力在落實方面先行一步，作出表率。
「未來難以預知，但未來可以塑造」，歷史往往取決於能否在關鍵時點作出關鍵的抉擇、邁出關鍵的步伐。二十國集團集中了當今世界大部分主要經濟體，佔全球經濟總量80%以上。能否夯實未來世界經濟復甦和增長的基礎、擺脫危機影響？能否把握科技進步和新工業革命的歷史機遇、引領世界經濟邁向新一輪繁榮發展？答案取決於各成員的選擇和行動，取決於G20峰會能否結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豐碩果實。

❻ 全球治理經歷了一個從西方治理到全球治理的過程,中國在其中發揮了什麼作用

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首要條件是其能否在全球治理的規則制定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西方國家依靠規則等手段治理世界，在國際規則制定方面的經驗值得借鑒。

中國是一個新興的發展中大國，制定國際規則的意志和能力不足，尚未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際規則制定者。 制定規則的意志取決於中國的對外政策目標，而制定規則的能力則是國家在對外關系領域中「軟實力」的主要組成部分。

若只是接受別人制定的游戲規則，必然無法在全球治理中發揮積極主動的作用，並通過更加合理的規則去約束他國。 西方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一直強調「基於規則」的多邊主義世界秩序。一些人更是樂此不疲地談論讓中國加入更多的國際規則，以便對中國進行約束。

(6)對全球治理的體會擴展閱讀：

中國的全球治理戰略應注重理論戰略優先。目前，關於全球治理的基本原理主要建立在西方理論基礎上，是西方中心主義的。

中國不是現存全球治理理論或全球性問題解決方案的主要來源國和生產國，在參與全球治理過程中，首先需要加強對全球治理理論的研究，對現有的西方全球治理理論提出質疑，並貢獻一些能在國際學術共同體中站得住腳的權威命題、概念和原理。

形成中國等「非西方」的全球治理理論是完全可能的，關鍵在於找到正確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西方的「權力決定地位」規則未必對我們不利：當前，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一地位遲早會在國際金融機構（IFIs）中有所體現。

同時，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還能與其他非西方大國一道，爭取實現真正的「全球治理民主化」。國際制度改革不能僅僅考慮「權力」和「爭權」，而必須考慮人口等其他因素，以使國際機構更加符合民主的本意，更具全球包容性和代表性。

中國曾經提倡的「國際關系民主化」與當前的「全球治理民主化」意義相近，但將「國際關系民主化」僅僅理解為落實各國主權平等的原則是不夠的，須按照全球治理的原則重新定義「國際關系民主化」。

根據民主的本意，「國際關系民主化」應指人口大國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更決定性的作用。

❼ 談談你對全球治理內涵及變革原因的認識

全球治理是指在沒有強力中央權威干預的情況下，以得到認可的法則、規范和制度所形成的框架為基礎進行全球合作。
全球治理的基本特徵是：第一，在全球范圍內雖然缺乏某種中央權威，但仍存在能夠實施某些決定的機制，換言之，全球治理的實質是以全球治理機制為基礎，而不是以正式的政府權威為基礎。第二，全球治理存在一個由不同層次的行為體和運動構成的復雜結構，強調行為者的多元化和多樣性。
全球治理並不排斥國家政府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但它認為國家只是進行全球治理的眾多行為體的一部分，各種非國家行為體與國家政府協商合作，從地區到全球層次上解決共同的問題。第三，全球治理的方式是參與、談判和協調，強調程序的基本原則與實質的基本原則同等重要，其關鍵詞是「項目規劃」、「夥伴關系」、「意見一致」。第四，全球治理與全球秩序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全球秩序包含那些世界政治不同發展階段中的常規化安排，一些安排是基礎性的，而另一些則是程序化的。可以認為，全球治理就是全球秩序加上意向性。

❽ 如何面對進入全球治理時代的聯合國

一、進入全球治理時代的聯合國
全球化的進程已經將全球治理的任務提到當代人類面前。聯合國作為最大的國際組織，其成員的普遍性和工作范圍的廣泛性是獨一無二的。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它正在由以維護世界和平為首要任務的國際組織轉變為承擔全球治理使命的世界組織。在思考聯合國改革的方向時，一些人遵循著傳統民族國家建構的思路，希望將聯合國改造成世界政府；另一些人頑固地堅持傳統的主權觀念，反對聯合國在各主權國家並立的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中有任何積極的作為。在兩極之間，多數人認同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思路，即聯合國由主權國家間的國際組織轉變成容納多種政治行為體的世界組織，承擔起解決全球問題的任務，各行為體通過談判、協商的方式，制訂國際行為准則，並監督其執行。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對聯合國的改革和今後承擔的使命具有重大責任。聯合國的全球治理是否屬於真正民主的管理方式，是否能有效地解決人類面臨的問題，中國在其中的角色舉足輕重。全球治理只是一種處理人類事務的方式，它能否帶來世界的和平、公正與繁榮，全賴世界人民以何種方式來參與全球治理過程。全球治理的生命力在於全球性的廣泛參與，當我們規劃全球治理的前景時，我們需要審視，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它的政府、它的社會和它的公民是否作好了足夠的准備，迎接全球治理時代的到來，面對一個在組織結構和工作方式上全新的聯合國?
通過對中國傳統和現實的考察，我們發現，聯合國向全球治理的轉變給中國帶來了嚴重的挑戰。為了能夠積極負責地參與聯合國全球治理工作，中國有一些特殊困難需要解決。

二、全球治理中政府新的角色定位
適應全球治理的需要，聯合國在組織結構上的主要變化在於由原來單一的主權國家組織和政府間組織，變成容納多種政治行為體，包括區域性組織、民族國家、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或企業、公民的多元復合體系。這種變革需要對主權國家政府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重新定位和對其行為方式重新調整。能否適應這個變革，是對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個挑戰。
承擔起全球治理的責任，是社會發展對聯合國提出的客觀要求。聯合國如果不能承擔起這一使命，則會降低其地位，甚至有被邊緣化的可能。這是中國政府所不願看到的。中國政府一方

面堅持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聯合國的作用，反對拋開或繞過聯合國及其安理會，如以八國首腦會議行使對世界經濟的主導權，以北約取代安理會承擔維和職能等。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對聯合國向全球治理機構的轉變心理准備不充分，且懷有重重疑慮。
中國政府的主要擔心是聯合國組織結構的改革會降低政府在聯合國的相對地位，從而使國家主權受到侵害。
全球治理是由多層級和多元復合體構成的組織體系和關系網路，主權國家的政府只是其多層級系列中的一級，多元復合體中的一員，雖然在可見是未來仍將是最重要的一級和最重要的一員。從縱向上看，國家已經從壟斷政治權力的惟一最高的政治實體跌落到「全球體系——區域組織——國家——地區(和社區)——民間組織——個人」連續體的一個中間環節的位置；從橫向上看，它成為在聯合國中與區域性組織、跨國公司、國際間非政府組織並列的多元主體之一。此外，國家內的各種政治行為體以往只是通過國家進入聯合國，或由政府作為它們在聯合國的代表，今後，他們在有的場合仍以主權國家為其代表，另一些場合，則會越過主權國家，與其它國家同類組織聯合，直接參與聯合國組織協調的全球治理活動。這樣，政府就面臨新的上下左右關系，或從上下左右多種角度遇到挑戰。國家仍然是「對資源和價值進行權威性分配」的主體，也以這個主體的身份參與全球資源和價值的權威性分配。但它已不再是惟一的主體，而必須在很大程度上容納其它行為體進入這一程序，與其它行為體合作、協商、達成一致並相互監督。
中國政府實現這樣一種角色轉變有著特殊的困難。
從歷史傳統上看，古代中國一直將國際關系理解為中國的朝廷與周邊國家朝廷的關系，只知皇權(王權)而不知國權，更不能承認除朝廷以外的其它政治實體的對等地位。以政治上的「宣德於外」和經濟上的「厚往薄來」為基礎的朝貢體製成為調解國際關系的基本模式。〖潘一禾，張麗東：《作為國際組織建設思想資源的中國文化傳統》，《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年9月，第46頁。〗在這種關系中，中國的朝廷以居高臨下的態勢對待周邊國家，對它們可以採取懷柔或照顧的政策，但卻不會有尊重和平等。甚至到18世紀末，當國力已遠超出中國的英國使團來到中國時，中國朝廷仍頑固地要將其納入這個朝貢體系中。〖參見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王國卿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按古代儒家觀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形成一個連貫的整體，「天下」秩序就是

父家長統治的家庭關系和皇權至上的國家秩序的自然延伸，是以皇帝及其朝廷為中心的層層環繞的同心圓結構，周邊國家在理論上或觀念上以較為鬆散的方式被納入皇權主宰的「天下」秩序中。由平等的主權國家構成的多元國際體系是中國人所不熟悉的。直到19世紀中期，中國與任何國家還不存在現代的主權國家之間的外交關系。
近代中國人的世界觀經歷了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所說的由「天下」到「國家」的過程。〖列文森：《儒教中國現代命運》(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鄭大華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87頁。〗然而中國人是在經歷了一次次失敗後被迫接受平等的主權國家體系的，但在這個體系中，中國人的直接感受卻是屈辱。傳統的天朝觀念與近代屈辱的歷史的強烈反差，在中國人集體意識產生深刻影響，使之對維護民族國家主權有著特別的敏感。在傳統的天朝地位喪失後，傳統的天朝觀念雖然受到嚴重打擊，但卻並沒有完全消失，它與現代的民族主權觀念相結合，有時會表現為頑強的國家本位、國家至上觀念，以及對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拒斥心理。
從這個角度或許可以部分地解釋中國對主權受到侵蝕而表現出的敏感。無疑，中國是發展中國家，與其它一些發展中國家一樣，需要藉助於民族主權的人為屏障，抵擋政治、經濟和文化全球化洶涌浪潮的沖擊。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又需要通過擴大開放，融入國際社會的主流，來發展自己。如何在兩者之間掌握微妙而脆弱的平衡，是中國政府面對的一個難題。
目前，在許多中國人的觀念中，對新的世界秩序的圖景是模糊的，甚至沒有任何概念。
在他們的觀念中，世界秩序仍是單一的主權國家——由其合法政府代表——的體系，對於已經出現的全球治理的趨勢或視而不見，或輕蔑地予以拒絕。有的學者傾向於認為，全球治理是西方國家侵蝕發展中國家主權的一個陰謀，有的學者相信，將全球問題的解決訴諸於全球治理是一種幻想。
但也有一些學者對全球治理的趨勢作出了積極的回應。有的學者提出，主權是個歷史范疇，是需要不斷變化和充實的。〖王逸舟：《主權范疇再思考》，《歐洲》，2000年第6期，第4—11頁。〗還有的學者提出一種新的思路，即對「主權范疇從絕對性的理解轉向相對性的理解，從不可分割的理解轉向可部分讓渡的認識，從主權與使用權、管轄權之間的定性式統一轉向功能式區分等。」他們認為，「全球化向國家中心型秩序提出了挑戰，但是，國家主權在受到一定侵蝕的同時，仍然是國際關系變革與發展的

基石。」「不應該抽象地為堅持主權而堅持主權，而應該為獲得國家利益最大化而體現主權的價值。」轉移或讓渡部分主權的行為不等於放棄或出讓國家利益。對主權的自主限制與合理自願讓渡恰恰是國家意志的充分表達，也是國家能力的最現實的充分表達。〖余瀟楓，賈正君：《論國家主權的當代發展與理性選擇》，《浙江大學學報》(社科版)，2001年2月，35—42頁。〗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在主權國家平等原則已在西方得到確立的時代，中國人仍固守傳統的天朝秩序，結果只能一再蒙羞受辱。現實的發展又告訴我們，當絕對的、排他式的主權已經過時，世界走向一體化、有機化的趨勢十分強勁，全球治理時代已經來臨時，如果仍固守傳統的主權觀念，與18—19世紀固守天朝觀念一樣不合時宜。它既會損害自身的發展，也會對全球問題的解決產生負面影響。
由於國內政治發展水平和政治發展道路的特殊性，使中國對按西方觀念建立起來的聯合國的組織形式和運作方式有不適應性的一面。目前聯合國的組織形式源於西方文化，是西方國家在國內形成的組織文化運用於國際領域的結果，聯合國的基本理念、原則、規范、組織形式、運作方式、程序等，都源於西方，是西方社會內部結構的外化。它們與中國人所熟悉的組織形式及運作方式完全不同。
西方是多元社會，各種利益集團以合法的方式在公共領域展開競爭。西方政治家習慣於以協商、討價還價、妥協的方式解決政治問題。西方以分權制衡為特色的政治體制也是分散和多元的，各平等的權力主體間需要處理復雜的橫向關系。但中國人長期生活在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和君——臣關系的網路中，習慣於在縱向維度上處理政治關系，不善於橫向政治關系的協調。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協調平等的政治主體間關系的文化資源是非常貧乏的。
聯合國向全球治理機構的發展走向也是由西方主導的。由傳統的統治(governmaent)向治理的轉變首先出現在西方社會，它先被用於市政學，用於解決城市和地方問題，而後上升到國家中央政府層面。最近十幾年，西方人主導的國際組織又將他們在國內的經驗用於國際層面，處理一些全球性問題。所以在發達國家，先在地方事務和國家層面上接受了治理的觀念，學會了治理的行為方式，養成了治理的習慣，而後應用到國際事務中。而中國政府和政治家卻沒有在國內相應的經歷。西方政治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將國內獲得的經驗用於國際組織，而中國政治家在國內的施政經驗和行為習慣卻與全球治理的方式相差甚遠。政府官員不習慣於與其它政

治行為體共享權力，與它們建立調和而不是支配的關系，並通過共同的參與、談判、協調活動來解決共同關心的問題。這構成對政府行為方式的挑戰。
全球治理帶來的另一問題，是對中國國內政治構成的影響。中國近幾十年來，走上一條特殊的政治發展道路，雖然經歷了20多年的改革，但中國採行的政治模式與世界上多數國家，特別是在國際事務中起主導作用的西方發達國家不同。這就特別容易招致批評，遇到來自外部的變革壓力。全球治理的進程使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相互纏結滲透，國內秩序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秩序所同化，沒有一個國家還能堅持作為無法穿透的政治實體。由於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別，使中國對西方發達國家在新的國際秩序中通過全球治理手段對國內政治的影響和滲透的前景懷有深深的疑慮。這種疑慮無疑會影響中國對聯合國向全球治理機構轉變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