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治理香港

① 我們應該從哪些方面著手提高香港的治理能力

首先一個是民生問題，下一個就是愛國教育，愛國學習，愛國能力，還有就是有更多的人去傳播正能量，這樣子才讓年輕人更加的愛國。

② 香港的繁榮富強跟英國治理有關系嗎

香港的繁榮在於歷史，1949年共產黨贏得了國共內戰，成為社會主義國家而被資本主義國家所制裁。香港是當時進入中國市場的唯一入口，所以香港由小漁港搖身一變成了工業港口。50-90年代。中國在鬧革命，韓國台灣在鬧民主，東南亞在內戰 。日本跟香港成了亞洲地區最安全的地方，這使得香港出現了繁榮，90年代香港達到高峰，GDP佔中國的百分之25。不久，中國改革開放，韓國台灣完成民主。東南亞結束內戰。香港的地位走向衰弱。但年輕一代的香港人認為是中央接手後香港才沒落的，所以跟內地有很大的矛盾。

③ 香港問題被英國治理了很多年

香港的教育是基於，1950年代為逃離戰火而來港的大量內地移民謀生艱，而人口上升回問題。而部分學童為有答得教育機會，而建立有效的教育機會，可以令本土可以的管治更加容易，也可以培養出人才為將來社會注入力量。而當年歧視華人是經常發生的，而香港的基建多由英國公司承擔。好像警隊為例子，當時華人最高都是總華探長。首位華人總督察為方奕輝，於1954年1月1日獲委任。華人的職位都不高，而速度都不快，而10後才升總警司。加上華人以前是不能在半山住的，而住在山上的都是外國人啊。可見住都如此，不要說其他啦

④ 我覺得香港應該繼續被英國治理！回歸之前的香港更好，有道理嗎

贊同，有道理

⑤ 如何突破香港治理的結構性難題

民眾期待梁振英帶來香港的新時代，但梁振英能否突破香港目前的結構性困局？這無疑要看行政長官率領的施政團隊的能力，更要看中央治港的思路和策略。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清楚地看到：梁振英所面對的難題不是新問題，而是香港回歸之後就面臨的老問題。董建華和曾蔭權未能解決這些問題，並不是他們的能力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因為這些問題乃是香港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結構性問題。這固然意味著我們不能對梁振英寄予過高的不切實際的期待，但是，面對老問題，關鍵在於能不能找到新思路，找到對香港發展具有長遠意義的關鍵點。香港經濟：產業發展再出發香港社會民生面臨的首要問題乃是貧富分化問題，也是由於抓住了這個問題，梁振英贏得了行政長官選舉的勝利。但是，貧富分化絕不能理解為單純的財富分配問題，應該說香港政府在社會福利提供方面已經做得相當好，即使比不上歐洲，也不比美國差，和內地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內地許多人希望到香港生孩子，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希望享受香港優質的社會福利。然而，單純派糖的高福利政策不可能持續。香港一方面採取低稅收，可另一方面卻要高福利，政府只能依賴土地收入來增加財政，政府的土地拍賣市場無疑會影響到樓市的穩定，而樓市不僅集中了大商家的利益，而且裹挾了中產階層的利益，更是基層群眾的生活負擔。可見，僅僅樓市就裹挾了政府、商家、中產和基層的利益，牽一發而動全身。香港經濟的脆弱可見一斑。正因為如此，中央幾年前就反復強調特區政府要解決香港深層次的矛盾。這個矛盾的關鍵就在於香港要解決未來發展的問題。換句話說，香港經濟的根本問題不是財富如何分配，而是如何促進經濟發展。貧富分化的根源在於基層就業不足，缺乏穩定持久的收入，單靠政府福利無法維持體面的生活。而基層就業不足的根源在於香港的產業結構集中在金融業和服務業，這些行業只能吸納少數人才，缺乏能夠有效解決基層就業的產業。這種結構性問題不解決，單純的財富分配並不能解決香港的貧富分化。要從增加就業角度來尋求香港經濟發展，就意味著香港經濟發展不能完全依賴市場主導，而必須由政府來推動、選擇相關產業的開發。如果我們比較一下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香港和新加坡的發展路向，就會發現根本區別在於新加坡不斷致力於產業發展，尤其是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展，而香港卻依然停留在金融、航運和貿易領域，而這些行業過分依賴內地，以至於逐漸喪失了這方面的優勢。董建華時期就曾經對香港提出雄心勃勃的發展計劃，這些發展計劃可能在當時缺乏條件，難以落實，甚至一度成為笑柄。然而十多年回過頭來看，香港恰恰錯失了發展的最佳時機，尤其是九七回歸之後內地經濟急需要香港的帶動，而香港未能抓住時機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目前這些領域內地已經初具規模，而香港的發展必然面臨著與內地的競爭。無論如何，要讓香港經濟社會走出目前的停滯狀態，不能單純發展服務業，而必須發展自己的實業。因此，發展應當成為特區政府的第一要務。由此，新一屆特區政府應當在國家「十二五」規劃的框架下，推動產業發展再出發，尤其要利用粵港合作的機會，推動香港經濟的發展。特區政府要把經濟發展作為未來的首要目標，就意味特區政府必須圍繞行政長官形成強有力的施政團隊。董建華時期雖然提出了宏大的發展計劃，但缺乏施政團隊和公務員的配合，致使其計劃付諸東流。而曾蔭權時代雖然提出強政勵治，但依然集中在傳統行業，並沒有新的產業發展計劃，後來雖然在「十二五」規劃中提出了許多產業發展的構想，但政府臨近屆滿，已經難以推動發展。如果特區政府沒有強有力的施政團隊，就不可能推動香港的經濟發展。提升公務員政治素質：施政團隊與政策研究的互動要形成一個強有力的施政團隊，不僅政治任命官員本身就應當圍繞行政長官形成具有統一意志的團隊，更要有效協調政治任命官員與公務員隊伍的關系。港英時期確立的公務員隊伍是香港施政的核心力量，但面對回歸後的格局出現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其一，執行能力強，決策能力弱，缺乏研究意識。港英時期，整個決策權都握在英國人手裡，華人往往被排斥在外，英國人作出決策，華人公務員負責執行。香港回歸之後，由於中央未能填補英國人留下的決策真空，致使特區政府對政策缺乏有效的研究，難以形成有效的決策，致使回歸之後出現了一系列決策失誤。其二，專業能力強，政治能力弱，缺乏政治團隊意識。由於缺乏決策經驗和決策意識，香港公務員強調專業，而忽略對問題的全局把握和政治意識，以至於當香港從港英的精英政治向回歸之後的大眾民主時代過渡的過程中，公務員難以適應香港民主化時代的大眾需要。而對專業能力強調影響了其團隊合作意識，致使公務員長於單打獨斗，不利於圍繞行政長官形成一個強有力的施政團隊。其三，公務員強調「政治中立」，缺乏一個明確的政治效忠對象。事實上，港英時期確立確立的公務員「政治中立」是指公務員對香港本地的各派政治力量保持中立，而不是對港英政府或者英女王保持中立。這種中立的前提恰恰是建立在對英女王和港英政府政治忠誠的基礎上。然而，香港回歸之後，由於中央未能填補英女王留下的真空，行政長官未能填補港督留下的政治真空，致使公務員隊伍缺乏政治忠誠的對象，甚至長期以來形成了公務員隊伍與行政長官的對峙局面。正是由於上述缺陷，公務員隊伍的傳統思維已經不適應香港回歸之後的民主政治格局，使得中央任命的行政長官及政治官員與公務員隊伍之間形成了潛在的結構性對峙。而香港回歸以來，特區政府的解決思路就是擴大政治委任官員，試圖增加行政長官的政治力量來駕馭公務員隊伍，目前五司十四局的改革依然是這個思路。增加政治任命官員從而廣泛吸納政治人才無疑是必要的，但這種思路不應當導致從外部增加政治任命官員，而在無形中削弱和打擊公務員的士氣。真正改革的目標應當是如何從整體上調整和提升公務員隊伍的政治素質，調動公務員隊伍的積極性，重新打造新型的公務員隊伍。首先要加大對公務員隊伍的政治教育，培養公務員的政治意識。公務員隊伍的「政治中立」就意味著公務員沒有自己獨立的政治意志，而必須服從民選的行政長官和中央的政治意志。這就意味著公務員隊伍應當效忠中央和行政長官，成為中央和特區政府管治香港的核心力量。由此，公務員隊伍不僅要進行專業培訓，還要進行綜合性知識的培訓，更要進行政治教育，從而在不同專業分工的基礎上，形成統一的政治意識和政治意志，有利於圍繞行政長官形成具有統一政治意識和共同施政理念、從而相互有機配合的施政團隊。為此，特區政府應當建立類似國家行政學院的公務員培訓學校，專門培養和訓練高級公務人員，而這樣的任務不僅要由行政長官推動，而且要由中央來積極支持和推動。公務員的綜合知識訓練和政治教育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只有在長期教育的基礎上才能發揮作用。但對於新一屆特區政府來說，調動公務員的積極性就在於推動公務員隊伍參與到特區政府的政策研究和制定過程中。香港回歸十五年來，特區政府竟然沒有一個專門統領政策研究的機構，而各個政策局也沒有內部專門的研究人員，致使特區政府無論是經濟發展、政制發展，還是社會文化建設，都缺乏有效的政策研究。這使得特區政府無法提出相對長遠和穩定的施政目標和方向，行政長官施政也滿足於每年一度的《施政報告》，其內容是各個部門推行的政策大雜燴，缺乏內在的靈魂和共同的目標，而各個年度之間的報告也缺乏有機聯系和整體目標。這種頭疼醫頭、腳痛醫腳的施政局面顯然無法承擔起港人治港的重任。因此，行政長官要調動公務員的政治積極性，就要把民主成分帶入到傳統公務員的科層官僚體制中，讓他們成為參與政治決策的主人，而不能僅僅是政策執行的工具。這就意味著要加大公務員隊伍研究政策的力度，通過公共政策形成過程的調研、民主討論、相互協商，調動公務員隊伍的積極性，從而讓每個公務員理解行政長官的施政理念，理解其他部門工作，從而自覺有效地相互配合來實現特區政府的整體施政目標。在這個意義上，特區政府要改革行政會議，提升行政會議在特區政府施政中的重要地位，使行政會議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內閣會議，使得政治任命官員與公務員隊伍圍繞行政長官形成有效的政治整合。同時，也應當增加行政會議的透明度，在公共政策上吸引社會的關注，從而對立法會形成某種制約。除此之外，特區政府要全面提升中央政策組，讓中央政策組真正發揮在協助行政長官統領特區政府政策研究並聯系協調民間智庫政策研究的機構。應對反對派的新思維過往特區政府施政面臨的挑戰之一就是立法對行政的制衡，這已成為特區政府老生常談的難題。其實，所謂「有權無票」、「有票無權」的說法乃是表面現象，這個問題與行政長官是否普選沒有直接關系，因為這種制約關系的背後乃是建制派與反對派之間的政治矛盾。由於梁振英的親中政治色彩，以反中面目出現的反對派必然會不遺餘力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來反對梁振英和特區政府。這意味著梁振英面臨著比曾蔭權更加惡劣的政治環境。與此同時，「雙英對決」造成了愛國愛港陣營內部的分歧，雖然中央推動大和諧，但香港的熟人社會使得這些裂痕難以短期修復。而這兩個因素顯然不是梁振英單純依靠個人的力量可以解決的，尤其是愛國愛港陣營的團結問題，必須由中央給予梁振英強有力的支持才有可能解決。至於反對派，梁振英也應當堅持三個原則來處理：其一，也不能簡單地囿於親中與反中的二元對立思維來處理，而是要從行政長官的立場出發努力促進立法與行政的良好關系，尊重立法會在基本法的地位，尊重立法會議員所代表的民意。行政長官尊重立法會的政治立場和姿態，不僅有利於緩和行政和立法的關系，緩和反對派對梁振英的敵意，更重要的是爭取到香港中間派和廣大市民的支持。這不僅僅是簡單的政治策略，而必須有發自內心的行動來爭取香港市民的支持，這意味著梁振英不應當滿足於親中力量的支持，而應當獲得大多數香港市民的支持。其二，處理重大政策問題，直接訴諸民意，用選民來影響立法會。「雙英對決」已經帶有了行政長官普選的色彩，梁振英在深入基層、訴諸基層選民的民意方面做得非常成功。這一套訴諸民意的策略不僅應當在選舉時期，更應當運用到特區政府的施政中。尤其當特區政府符合民意的施政措施遇到立法會反對派的阻擾，行政長官應當直接將政策訴諸基層民意，動員民意給立法會施加壓力。這就意味著梁振英必須始終走入群眾，以民選政治家的姿態來動員民眾的支持。董建華和曾蔭權都曾經高票當選，曾經獲得民意的強有力支持，然而在其施政遇到困難的時候，並沒有走入基層，吸引民眾的支持。如果說香港是一個媒體左右的社會，那麼行政長官就應當利用媒體引導民眾，利用民眾給立法會施加壓力，從而使媒體的眼球從立法會逐漸轉向行政長官和形成決策的行政會議。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改革行政會議勢在必行，增加行政會議的透明度，讓民眾理解特區政府的決策過程和決策理由。一個獲得民眾支持的政府決策，很難在立法會遇到阻力。因此，改革行政會議，增加行政會議的透明，既是行政長官吸引媒體和公眾關注政府決策，從而給立法會施加民意影響、改善立法與行政關系的主要舉措。其三，鑒於梁振英的親中身份和中央對其信任，梁振英應當推動反對派與中央的溝通與和解。與反對派的溝通與和解是香港市民的普遍願望，也是香港政治的客觀需要，應當還是一國兩制健康發展的要求。「一國兩制」已經落實十五年，可是香港市民選舉的立法會議員，作為中國地方的公務人員，竟然不能回到祖國內地、不能參加國家層面的慶典，這本身就不正常。而禁止反對派進入內地，恰恰使得中央喪失了用統戰的方法來團結反對派、分化反對派的渠道，反而強化了反對派在香港的悲情，使得反對派的悲情牌在香港獲得更大的支持。由此，梁振英應當利用自己獲得中央充分信任的有利條件，促進中央與反對派的溝通與和解，假如梁振英在今年國慶節能夠率領全體香港立法會議員參加中央舉辦的活動，那無疑會促進中央與反對派的溝通，促進香港社會的和諧，有利於為特區政府的施政創造了好的社會環境。由此可見，香港進入了一個求變的時代，梁振英能不能率領特區政府應對這些變化，關鍵在於他能不能推動特區政府進入香港的新時代：這不是政府扮演守夜人的時代，而是政府積極規劃、主動謀求發展的時代；這不是一個公務員固守專業、照章辦事的時代，而是要求公務員擁有政治意識，主動服務於施政目標的時代；這不是政府因循守舊、依靠經驗的時代，而是主動研究新問題、探索新思路的創新時代；這不是相互敵對、內訌消耗的衰落時代，而是相互和解、相互信任、相互激勵開創新局面的時代。至於香港能否進入這樣時代，依賴所有香港市民的努力，也依賴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努力，更要依賴中央因應香港民情的變化，從而對其治港思路進行完善和調整，從而共同推進香港進入新時代。（未完待續）強世功，北京大學教務部副部長（掛職），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著名民族問題專家、法學家。代表作有《立法者的法理學》、《中國香港》等。此為作者香港觀察系列的第二篇，後續觀察將會陸續刊發，敬請期待。欲與強世功老師探討商榷請致信[email protected] ，期待你的聲音。相關閱讀強世功：香港人為什麼選擇梁振英？版權聲明：觀察者網特約稿件，請支持獨立網站，轉發請註明出處或來源為觀察者網。 強世功，北京大學教務部副部長（掛職），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著名民族問題專家、法學家。代表作：《法律人的城邦》、《立法者的法理學》、《中國香港》等。

⑥ 中國政府是怎麼治理香港和澳門的黑幫的

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顧名思義，是他們自己人管自己人呢，一國兩制就是他們過他們的，我們過我們的，他們有難了我們幫一把，我們有難了，他們打聽一下 ，所以中國政府是不會直接治理港澳黑幫的，都是自治、自主管理！

⑦ 香港澳門地區通常是如何治理犯罪問題的

香港澳門地區也是存在犯罪問題。你想找哪方面違法犯罪問題，
就去看
香港澳門地區哪方面犯罪問題，怎樣治理。
提問者可以點擊香港，澳門法律規定來查找。

⑧ 根據2 019年香港問題,中國媒體如何治理和引導輿論

媒體怎麼可能治理輿論？現在是自媒體時代，傳統媒體和體制內媒體對此毫無優勢，更不要說治理了。他們應該順應時代要求，說真話，才能生存下來。

⑨ 港人為啥沒把香港治理好

社會的等級壁壘愈來愈森嚴，父親權貴兒好漢，父親窮困兒混蛋，權力財富的代際繼承，門檻愈來愈高，低階層者進入較高階層的困難愈來愈大。這種社會不平等，孕育著巨大的社會危機。在重重社會矛盾之下，政客們想的卻只是下一任選舉，而不是下一代幸福，又怎去治理？

⑩ 如何治理中國

如何治理中國的貪污腐化
?

許多人用
FINE
來描述新加坡
.
該英語詞有兩個解釋
,
其一是」好
,
很
好」其二是」罰
,
罰款」
.
可能新加坡是全世界治理最好
.
管理最有效
的國家之一
.
要知道它是
1959
年才從前英國殖民地獨立
.
新加坡是一個很小的島嶼
,
和馬來西亞有路相接
.
當時因新加坡又小
,
又窮
,
沒什麼資源
,
工業也差
,
只有一些商業
,
離不開馬來西亞
.
本不願
獨立
,
是馬來西亞不要它
,
把它踢出來的
.
但是
,
幾十年來
,
在李光耀的
治理下
,
它成了亞州的四小龍之一
,
變成富裕國家
.
他的手段是實行民
主社會主義
.
國家實行民主制度
,
但也有許多限制
,
對左
,
限制共產黨
的活動
,
並逮捕共產黨頭目
.
對右
,
限制西方式的開放
.
對官員
,
福利待
遇很好
,
官員的工作競競業業
,
效率也高
.
因此
,
經濟發展也好
,
老百姓
的生活不錯
.
這就是人們說的」
FINE
好」
.
但一旦發現官員貪污受賄
,
懲罰也特別嚴
.
對犯罪
,
犯錯的懲罰也特別嚴
.
例如
,
販毒被發現要處
絞刑
.
美國有一小夥子在新加坡用油漆
(
黑墨
?)
弄臟了別人的汽車
,
要
實施鞭刑
,
打板子
,
打屁股
.
美國總統親自求情
,
也只是打板數量減少
.
這也是人們常說的」
FINE
罰」
.
有人說
,
新加坡實行的是」新權威主
義」
.
我理解新權威主義是政府推行有限民主
,
在強權
(
權威
)
的統治下
實行改革
.

我在香港工作過四年
.
香港同樣是中國人的地方
,
居然是世界上治理
的最好的地方之一
.
許多香港電影常描述香港黑社會的打殺場面
,
造

成內地人以為香港是個很不安全的地方
.
而事實是
,
香港是世界上最
安全的地方之一
,
可與加拿大比美
.
香港的地鐵晚上
12:30
到
1:00
停駛
,
往往在
11:30
時又是一個高峰
.
年輕的女性在這時出地鐵
,
單身步行回
家是安全的
.
在美國可不一定是這樣
.
在大城市的大多區域更不行
.
為什麼這么好呢
,
因為它的制度好
,
造成官員好
,
管理有效
.
我在香港這么多年
,
很少看到香港的報紙和電視揭露香港官員貪污受
賄的
.
好象從來沒聽說過
.
為什麼香港的官員這么好呢
?
因為制度好
,
高薪養廉
.

好的制度造成香港的官員不能貪
,
不敢貪
,
不願貪
.

香港的官員不能貪
,
因為制度制約了他們
.
第一
,
官員的決策過程透明
化
,
不是暗箱操作
.
第二
,
將決策部門和執行部門分開
,
不是一人說了
算
.
而國內往往是書記一人說了算
.
集體討論也是走過場
,
都看書記怎
么說
.
書記幹了壞事
,
下面的幹部看在眼裡
,
記在心裡
,
不敢說
,
因怕穿
小鞋
,
影響提升
;
不願說
,
因為自己也幹了不少壞事
,
彼此彼此
.

香港的官員不敢貪
,
第一有制度約束
,
貪污操作難度大
,
容易被發覺
.
第二
,
有廉政公署
,
是直接對特首
(
以前是港督
)
負責
,
和被查部門沒關
系
,
而不象國內反貪局隸屬於黨的領導之下
.
要反貪官員查他們自己
一夥的
,
甚至於是上級
,
多年的同事
,
怎麼能查下去呢
,
只能是走形式
而已
.

一旦發現香港官員有貪污行為
,
罰的也重
.
香港官員拿怕貪污一港元
,
也要立案審查
.
不象國內官員有多層保護
,
貪污被發現後
,
按情節輕重
,
逐步剝離保護層
:
黨內處分
,
撤去人大代表
,
最後才移交司法處理
.
貪
污同樣數量的錢
,
官小的可能是死刑
,
官大的可能是死緩或無期
,
說是
大官曾做過大的革命貢獻
.

香港的官員不願貪
.
香港官員的薪金在全世界是較高的
.
港督的薪金
遠遠高於英國首相的薪金
.
福利待遇也好
,
一旦當官
,
全家受益
,
住房
,
醫療
,
孩子上學都有很多優惠
.
退休後有高額退休金
.
這么好的待遇
,
誰願冒風險去失去它
.
廣東的海關官員的收入遠高於香港的海官官員
.
但是他們的風險也大
.
不是有很多被槍斃了嗎
!

我看過杜魯門
(TRUMAN)
回憶錄
.
當二次世界大戰接束後
,
他的許多內
閣官員提出辭職
.
他問原因
,
是否在羅斯福去世後
,
他這位接任總統不
好
,
他們想辭職
.
他的許多官員說
,
不是
.
羅斯福總統在世時
,
戰爭還沒
結束
,
國家處於危難之中
,
需要能人協助總統治理國家
,
所以我們願在
政府工作
.
現在戰爭結束了
,
我們需要賺錢
.
我們更願當公司總裁
,
銀
行行長
,
而不願在政府工作
,
因在公司和銀行可掙更多的錢
.

我舉上述例子是說明
,
為防止官員貪污腐化
,
有兩種做法
:
一是」高薪
養廉」
,
如新加坡
;
香港
,
二是靠精神作用
,
靠無私奉獻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