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會治理
1. 為什麼古代中國可以使用道德來治理國家，統治者想出台些什麼，只要往道德上一綁，頓時萬民臣服
因為古代社會是比爛的社會，也是生產力非常不發達，死亡隨時伴隨人們如影而行的時代。
所以人們必須需要道德才能活著，因為道德雖然不能帶來安全，帶來物資，帶來生產力，但是他能保證社會的有序性，這種有序性能讓人們從互相提防的無間地獄中解脫出來，可以得到喘息休息的機會，才有時間從事生產，人們從生產和學習得到的積累才有價值，而不是被人粗暴奪走或中止。（舉個例子，非洲人懶不愛種地，是因為戰火連綿，種了也會被人搶走，那還不如混日子）
所以人類作為守序生物，必須依賴於道德才能活下去。所以維護道德者，萬民稱贊，違背道德者所有人都恨不得殺了他，因為這觸及到了人生活下去的必需品——秩序
天下人供奉一人固然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供奉的這一人能利用這么巨大的權威維護道德，從而維護社會秩序，那麼在那個混亂年代簡直是一種無形的巨大財富，一個穩定的社會，一個有道德所有人去維護的社會才有人活下去的基本條件。
所以古今中外，哪怕是孤懸海外和我們無法溝通的北美部落，都自然而然的形成了皇帝制度，而且所有的皇帝都需要維護一套適合當時國家需求的道德標准。這就是人類的客觀需求導致的——是社會在那個生產力不發達的客觀條件下，就必須走這一步。不走這一步的部落，分分死亡滅國，自然淘汰留下了皇帝制度的國家，直到下一個生產力革命的來臨
所以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無形道德的固化，人們終於脫離了隨時死亡的命運和失去秩序社會的恐懼後，人們才可以抽出手來，追求民煮，追求自由。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有什麼樣的生產力，就會有什麼樣的社會關系。制度是建立在當時客觀的條件下的，古代生產力不發達就必然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集全皇帝來維護一種道德，這樣才能保持秩序
所以違背道德，違背秩序的皇帝，下場一般都很慘，因為他不懂皇帝這個職業的本質。
2. 如何理解法律和道德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的關系,如題
道德與法律的關系的論文
作
內容摘要：法律與道德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不可分離，二者的關系是一個歷史與現實中永恆的話題。人類的法律發展史告訴我們，從法律的產生到法治的實現就是一個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進的過程。道德法律化強調人類的道德理念鑄化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過程；法律道德化強調法律內化為人們的品質、道德。
不管法治這張天網如何恢恢，總有漏網之魚；不管法治調整的范圍多麼廣闊，總有鞭長莫及的地方。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凡是法治不及之處，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1〕德治是指在社會治理中對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設的重視和適用。法治與德治在社會治理中應是相輔相成、相互呼應的，即法律與道德雙管齊下、「綜合治理」。中國古代的法律實際上是一種二元體制，就是兩種體系或淵源、形態的法律並存。一種是國家制定法，一種是「禮法」、「德法」。這兩種社會調節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種社會現象納入其調整范圍。而我國當代社會法律是唯一的社會調節手段，道德作為另一種調節手段存在嚴重缺位。這樣的一元法體制亟待調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國古代「禮」與「法」的關系，吸收其合理內核，建立起德法並治的二元法體制。
一、中國古代道德與法律關系之考察
「德」，在西周時是一個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為一體的綜合概念。它要求統治者敬天孝親，對己嚴格，與人為善，只能在不得已時才使用刑罰，而使用時必須慎重。儒家對「德」加以繼承和發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義，主要包括寬惠使民和實行仁政，認為「德」是治理國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認為「德」高於君權與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導方針，即主張「德主刑輔」。〔2〕儒家的這種德治是以「禮」做為根本內容的。「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3〕禮的起源與宗教、祭祀、宗法有關，它體現了社會中的宗法身份等級，同時作為身份社會的古代中國也促成了禮的繁衍，兩者互為支架。但禮的范圍很難界定，它包羅萬象，無所不在，既可以是個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國的根本綱領；它是對他人做道德評判和法律裁斷的最後依據，又是社會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細膩地對人的行為做出准則式規定，另一方面又對社會的方方面面作理論上的抽象。再論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4〕「平之如水」，有公平、正義之義。因此要正確理解禮與法的關系，就必須將其放入中國古代這片土壤中，以中國傳統的視角來審視。
（一）道德的法律化
所謂道德的法律化，主要側重於立法過程，指的是立法者將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規范或道德規則藉助於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國家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並使之規范化、制度化。
（二）法律的道德化
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國古代傳統道德法律化的過程。下面再談另一主題——法律的道德化。法律與道德是兩種性質不同而有關系密切的社會現象，中國古代社會的「出禮入刑」產生了雙重結果：一方面，道德訓誡具有了法律的威勢，另一方面，法律規范同時要行道德的職能。所謂法律的道德化，主要側重於守法的過程，指的是法律主體把守法內化為一種道德義務，以道德義務對待法律義務。
（三）中國古代禮與法關系嬗變的特點
縱觀中國古代的「禮」與「法」的關系，道德法律化與法律道德化的嬗變過程表現出如下特點：1、儒家的「仁、義」思想是「禮」與「法」嬗變的基礎。儒家的思想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一直居於統治地位，其對當時中國的法律發揮著重要影響。「三綱五常」等儒家禮教是中國古代正統道德的一般原則。法律與道德發生沖突時，自漢唐始便以法律的讓步來解決：法律公然規定了「親親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壞了自己的尊嚴而開方便之門。這就是中國古代人的選擇。2、社會經濟狀況的發展是「禮」與「法」嬗變的條件。經濟的發達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同時也是人類向更高文明邁進的前提。中國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經濟的興衰與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關。經濟發達時期，人們對社會的道德要求較高，同時自身也表現出較高的道德水準，因此這時的法律體現著更廣泛的道德。與此相反，經濟蕭條時期，人們的道德表現較之以前欠缺，社會總體道德水平也下降，這時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維護封建皇權是「禮」與「法」嬗變的核心。不管法律與道德誰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維護封建皇權為其首要考慮，這也是階級社會道德與法律所不可逃脫的命運。4、權力階層的態度是「禮」與「法」嬗變的關鍵。申言之，「出禮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須是符合權力階層意志的道德；重「禮」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須是權力階層內化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道德與法律又是相互聯系的。它們都屬於上層建築，都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它們是兩種重要的社會調控手段，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任何社會在建立與維持秩序時，都不能不同時藉助於這兩種手段，只不過有所偏重罷了。兩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動的。其關系具體表現在：
1、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社會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會要維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傷害他人、不得用欺詐手段謀取權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類包括那些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與人之間緊密關系的原則，如博愛、無私等。其中，第一類道德通常上升為法律，通過制裁或獎勵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類道德是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轉化為法律，否則就會混淆法律與道德，結果是「法將不法，德將不德」。〔15〕法律的實施，本身就是一個懲惡揚善的過程，不但有助於人們法律意識的形成，還有助於人們道德的培養。因為法律作為一種國家評價，對於提倡什麼、反對什麼，有一個統一的標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評價標准與大多數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實施對社會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評價標准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第一，法律應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沒有道德基礎的法律，是一種「惡法」，是無法獲得人們的尊重和自覺遵守的。第二，道德對法的實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執法者的職業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識、道德觀念的加強，都對法的實施起著積極的作用。第三，道德對法有補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調整的，或本應由法律調整但因立法的滯後而尚「無法可依」的，道德調整就起了補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況下會相互轉化。一些道德，隨社會的發展，逐漸凸現出來，被認為對社會是非常重要的並有被經常違反的危險，立法者就有可能將之納入法律的范疇。反之，某些過去曾被視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為，則有可能退出法律領域而轉為道德調整。
總之，法律與道德是相互區別的，不能相互替代、混為一談，也不可偏廢，所以單一的法治模式或單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時，法律與道德又是相互聯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補的，都是社會調控的重要手段，這就使得德法並治模式有了可能。
論思想道德與法律有關
一從社會學角度講，我國正在融入法治社會。對置身於未來社會的任何一個人，是無法擺脫法律而生存的。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場主體都得遵循統一的規則或制度，在這種高度規則化的社會里，「法制手段」將越來越廣泛地運用於我們的現實社會關系中。這意味著，從個體人的日常生活行為到豐功偉業之創造，均離不開一定的法律知識或法律技能。當我們以審思發展和關切生活的態度來判斷實踐視域時，自然會發現，必備的法律素養，已成為現代市民特別是青年學生們立足社會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何為法律素養，簡言之，是指認識和運用法律的能力或素質。一個人的法律素養如何，是通過其掌握、運用法律知識的技能及其法律意識表現出來的。法律知識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制定法中關於規則的知識，即所謂的法律條文體系；二是法律學問中關於原理的知識，即所謂的法律原理或法律理論。一般意義上的學法、懂法，就是要求既熟知一些基本的法律條文，同時又掌握一定的普遍適用的法律原理。而法律意識，它是社會意識的一種形式，「是人們的法律觀點和法律情感的總和，其內容包括對法的本質、作用的看法，對現行法律的要求和態度，對法律的評價和解釋，對自己權利和義務的認識，對某種行為是否合法的評價，關於法律現象的知識以及法制觀念等。」 [1] 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識能驅動公民積極守法。公民只有具有了良好的法律意識，才能使守法由國家力量的外在強制轉化為公民對法律的權威以及法律所內含的價值要素的認同，從而就會嚴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享有的權利和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就會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權利和自由；就會積極尋求法律途徑解決糾紛和爭議，自覺運用法律的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就會主動抵制破壞法律和秩序的行為。另外，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識能驅動公民理性守法，實現法治目標。理性守法來自以法律理念為基礎的理性法律情感和理性法律認知。法律意識，一般由法律心理、法律觀念、法律理論、法律信仰等要素整合構建，其中，法律信仰是法律意識的最高層次，也是大學生法制教育的核心。
3. 古代法律思想對當今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有何啟示
我國古代有很多法律思想的，以「明德慎罰」思想為例吧！
「明德慎罰」是西周時期統治者提回出答的，在「以德配天」政治思想的影響下，統治者認為對民眾應採取以道德教化為主，嚴刑峻法為輔的統治手段。這樣的法律思想在今天看來，依然適用，以苛刻刑罰維持的社會治安是脆弱的，相反以人內心道德力量為約束的社會秩序卻是有力的。但絕不是拋棄法律，完全以道德約束為手段。而是應該在道德教化的基礎上慎刑慎罰。
4. 古代社會治理的核心理念
古代社會治理的核心理念是統治。
社會治理是社會建設的一項重大任務，也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系列重要講話中，提出了「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創新社會治理的新思想新理念。
(4)古代社會治理擴展閱讀：
創新社會治理的新理念。
第一，平安是極重要的民生。社會要和諧穩定，平安具有極端重要性。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是我們黨不懈追求的社會理想，必須保持清醒頭腦，始終牢記和諧穩定是根本大局的道理，著力提升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能力和水平，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環境。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平安是老百姓解決溫飽後的第一需求，是極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發展環境；人民安居樂業，國家才能安定有序。」
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既同鄧小平同志的穩定壓倒一切、穩定是大道理的思想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有了新的豐富發展，特別是把平安提到極重要的民生高度，是對我們黨民生思想的創新發展。
第二，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核心是人。2014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兩會」上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明確指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關鍵在體制創新，核心是人，只有人與人和諧相處，社會才會安定有序。」
社會是由人構成的，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都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構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理順了、和諧了，社會才能安定有序，才能和諧穩定。因此，社會治理要緊緊抓住人這個核心。
第三，維護社會和諧穩定，重在妥善處理社會矛盾。現階段我國處於社會矛盾凸顯期，社會矛盾錯綜復雜，最主要的就是社會利益矛盾錯綜復雜。因此，維護社會和諧穩定，重在妥善處理社會矛盾。
「遇到關系復雜、牽涉面廣、矛盾突出的改革，要及時深入了解群眾實際生活情況怎麼樣，群眾訴求是什麼，改革能給群眾帶來的利益有多少，從人民利益出發謀劃思路、制定舉措、推進落實。」
因此， 要增強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可持續性，積極推動解決人民群眾的基本民生問題，不斷打牢和鞏固社會和諧穩定的物質基礎，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社會矛盾的產生。
第四，堅持活力和秩序的統一。一方面，要把群眾合理合法的利益訴求解決好。因此，「要把群眾合理合法的利益訴求解決好，完善對維護群眾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強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權威地位，使群眾由衷感到權益受到了公平對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維護。」
另一方面，「要處理好活力和秩序的關系」，既不能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也不能管得太松、暗流涌動。要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發動全社會一起來做好維護社會穩定工作，使社會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
第五，著力提高社會治理的「四化」水平。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要更加註重聯動融合、開放共治，更加註重民主法治、科技創新，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提高預測預警預防各類風險能力」。
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既是新形勢下提升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的客觀要求，又是推進社會治理創新的基本途徑。習近平總書記在多次重要講話中，特別強調要利用好互聯網和網路信息技術，提升社會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我們要加快推進自主創新，加快提高網路管理水平，加快增強網路空間安全防禦能力，加快用網路信息技術推進社會治理
5. 中國古代社會超穩定和超專制的原因
中國社會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大一統皇權到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專制帝制、建立共和政體，歷2132年，期間經過長長短短12個大一統皇權更迭，4個地方政權割據、混戰時期。無論朝代如何更迭，無論是地方政權割據還是中央集權，其社會治理結構基本都在復制秦朝的中央集權體制。沒有什麼進步。制度文明是在原地轉圈，甚至明清相對於漢唐還有倒退。文學藝術自唐宋達到高峰後也在走下坡路。中國的科學技術自14世紀以來，就少見有系統的重大發明了。社會的發展、思想的發展基本處於停滯甚或倒退狀態。我將這種長時期內體制的復制和發展的停滯稱之為中國社會結構的超穩定。
丁曉良認為其成因主要在於以下三個原因：即生產方式的復制，治理結構的復制，教育結構的復制與人才結構的彈性。
生產方式的復制。中國社會自古以來以農業文明為主。為便於統治，全民集體走集權軍國主義道路，自商鞅變法始中國歷朝歷代就開始實行「重農抑商」自然經濟政策，這不僅阻礙了財富向工商資本轉移，影響了科技進步，更要命的是，它阻礙了在中國建立相對於停滯的農耕文明而言具有無限擴展性和帶動性的工商業文明，使得整個中國社會在上述的2132年的歷史長河中，生產方式一直停滯在以農業為主的農耕文明階段，導致了中國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和發展停滯。
治理結構的復制。由於中國以定居農業為主，人民世世代代在同一塊土地上繁衍，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基於血緣組織的家庭、家族非常發達，而地緣組織的社區相對微弱，形成了熟人社會，宗法制，構成「家國一體」，叢林法則的治理方式。例如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方臘在動員「貧乏游手之徒」造反時就說：「天下國家，本同一理。」奪天下的人都是想要復制家天下的治理結構。皇帝就等於宗法制的大家長，地方長官就是父母官。自夏禹、商湯、周武王、秦始皇、劉邦以來就一貫如此，漢初又通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推行三綱五常、「大一統」，為這種復制提供了理論基礎。之後的李世民、趙匡胤、朱元璋也莫不是再復制。就連忽必烈、努爾哈赤為首的游牧民族，由於其治理方式是基於叢林法則，與農耕文明原有的治理模式相近。入主生活環境相對穩定、安逸的定居農業地區後，由於被治理地區的生產方式主要維持定居農業形式，其後人（如八旗子弟）的游牧民族開拓創新傳統反而被大大衰減，乃至被漢族所同化。因此也在重復漢族的治理模式。例如慈禧太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提出「祖宗之法不可變」。兼之中華制度文明中缺乏制約皇權的政治基礎，因此這種基於家國結構、叢林法則的治理方式在被基於契約精神治理的商業文明外力打破之前得以被不斷復制、維持。
從人才供給的角度看，中國古代實行中央集權的文官制，建立了金字塔結構的官階體系，形成強有力的覆蓋式管理網路。同時，在嚴格的蛛網式管理中，又實行科舉制度，人人都可通過考試改變社會地位和家族命運，形成一種身份轉移變換的機會。這既可穩定帝國統治，廣納人才，引導知識分子忠君報國，也可使社會矛盾有一定緩解，人才結構維持一定的彈性。至於考試的科目無非是復制陳舊的教育結構，引導知識分子以主要精力學好儒家學說的四書五經，忠君報國，到明清甚至發展為完全扼殺創造力的八股文考試。這也是我國歷史上科舉考試的課程設置及其激勵結構不合理，導致帝制社會超穩定乃至科技落後的重要原因之一。
綜上所述，中國社會定居農業生產方式的復制，宗法制治理結構的復制，四書五經教育結構的復制與科舉考試所產生的文官彈性結構等綜合作用導致了中國社會結構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大一統皇權到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專制帝制期間的超穩定，導致了中國近代以來的全面落後。當前，中國的GDP已經躋身世界第二，產能世界第一，國際貿易額世界第一，城市化過程也正在如火如荼進展過程之中，一半以上的人口已經進入城市，市場經濟正在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中國社會傳統的定居農業生產方式已經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宗法制治理結構正在緩慢、漸進的改變過程中，禁錮思想的教育結構復制仍然在延續。一句話，中國已經處於由超穩定結構轉向漸進改良結構的轉折點。我希望每個公民都能夠獨立理性思考，知行合一，從自身做起，大家行動起來，避免宗法制治理結構的再復制和教育結構的再復制，共同推動中華民族走向不可逆的漸進改良結構！
6. 古代社會治理
君權至上,與父權夫權相結合的中央集權制
7. 古代社會招募的社會閑散人員,來幫忙治理社會的,叫什麼
因為古代人家庭的主要勞動力就集中在青壯年，需要青壯年出工保證家庭的主要內收入容，同時人均壽命較現代短，在短暫的生命過程中創造最多的家庭價值才是他們的目的，另外古代還有就是戰爭頻繁，在當兵期間戰死受傷的幾率特別高，缺乏長期戰後撫恤。在古代，還有一個情況就是作為士兵，可能會導致整個家庭成為兵戶，無法從兵役中解脫出來，還有經常性淪為豪門大族的爪牙，成為公權私用的典型代表，所以民間會有\\「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說法。
8. 中央集權制度對中國社會的積極影響。（古代）
首先，這種政體對社會發展所起的積極影響占支配地位。中央集權制是全國統一的重要條件，而全國大一統的局面能夠為經濟發展提供有利的政治環境，即可以避免一些紛爭和割據，可以減少某些統治階級內部的有害戰爭。因此，在漢、唐、明、清等統一集權的朝代，社會經濟往往有大踏步的發展。統一集權的政治環境不僅有利於治理黃河和修建大規模的水利工程，還有利於全國范圍內的經濟交流和商品流通。出於財政需要，統一集權的封建國家還往往實行全國一致的貨幣和度量衡，這對全國的商業發展，在客觀上有積極作用。全國大一統的政治形勢還有利於在非常廣泛的范圍內交流勞動生產經驗。秦統一後，大批人民「謫戍（音：zhé，同折。shù，同恕。意：也叫充軍。我國封建時代官吏或人民因觸犯封建統治者的法令被流放到邊遠地區承擔防守任務。）」五嶺（指南嶺中的越城嶺、都龐嶺、萌渚嶺、騎田嶺、大庾嶺。在湘、贛和桂、粵等省區邊界。）以南，把中原先進的農業技術和鐵制農具傳入越族。西漢的屯田西域，也具有同樣的效果。元代黃道婆能從海南島把棉紡織技術傳到松江一帶，顯然也與全國統一有關。
其次，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體制對我國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有決定性作用。中國多民族國家形成的真正原因，是漢族在封建主義時代就採用了中央集權政體，成為一個相當鞏固的共同體，並且有較高的經濟、文化水平，故能作為一個核心民族，克服周邊各族的離心力，使他們產生向心力。如果沒有形成這一政治體制，則不但中國各族不能聯合成一個國家，甚至漢族本身也可能分裂成許多國家。在多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中，盡管不可避免地伴隨著殘酷的民族戰爭和民族征服，但我國今天的多民族大家庭畢竟是從歷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國家發展而來的。在中國封建社會的絕大部分時間里，周邊各少數民族的社會發展階段一般都比漢族落後。無論是各族的軍事民主主義階段的上層顯貴也好，或是奴隸主貴族也好，往往對漢族發動掠奪戰爭。漢族中央集權制的國家體制保證了本民族的統一，有利於在民族戰爭中保衛自己。
9. 古代社會治理之戶籍的產生現代文閱讀答案
1．下列關於原文內容的表述，不正確的一項是
A．據皇甫謐《帝王世紀》記載，我國最早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但經葛劍雄等先生考證，這並非夏禹時代的信史。
B．夏禹賓士洪水後，奠定了國家社會治理的基本格局。面對以族姓構成的諸侯，王朝所需賦役都可征於諸侯，此時既無必要也不可能統計天下民數。
C．在孝治傳統下，大夫之家，平民之戶，都是以家主或戶主面對國家，國家的賦役征於家主、戶主，此時國家只掌握家主與戶主的名籍，而沒有戶籍。
D．商鞅變法後，頒布了「分異令」，以「倍其賦」的強制措施，將成年餘子單獨立戶，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了普遍登記所有人口的戶籍制度。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項是
A．在古代文化思想巾，孝治傳統是從夏禹時代開始的，所以孟子認為，要尋找解決孝治矛盾的辦法，只能回到夏禹之前的虞舜時代。
B．家主和戶主被國家登錄名籍，參與籍田蒐狩，既能為國家盡職責，也顯示了自己在國與家中的地位，更是國家掌握戶數的依據。
C．在孝治傳統之下，無論大夫還是平民，家戶主的成年兄弟們享受不到國家的常規性授田，為了養活自己，他們不得不另外開墾荒地。
D．在普遍登記人口戶籍制度產生以前，國家統計人口只登記家戶主「正夫」，而對家戶中其他的成年兄弟則不作任何統計，成為「餘子」。
3．根據原文內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確的一項是
A．皇甫謐在《帝王世紀》中，將全國人口統計追溯至夏禹時期，究其原因是他發現自己所處的西晉時代的社會治理方式在夏禹時朝已經開始了。
B．在孝治傳統之下，國家權力無法進入家戶之內，是由於以族姓構成的諸侯國內部，都是以家主或戶主面對國家，國家的賦役也只能征之於家戶主。
C．「料民」「初稅畝」「大戶」都是我國由名籍到戶籍改革過程中的產物，是國家為了增加財賦和兵員，將「餘子」也納入管理的統計人口的辦法。
D．秦獻公的「為戶籍相伍」，表現出我國在戶籍制度方面邁出了一大步，不僅制定了普遍登記所有人口的戶籍制度，還建立了更為精細的社會治理。
參考答案
1.（3分）D（「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了普遍登記所有人口的戶籍制度」錯，原文是「在中國歷史上首次以戶籍形式改變了基層社會面貌」，在商鞅變法之前「各國逐漸制定了普遍登記所有人口的戶籍制度」）
2.（3分） C（根據原文「尤其對於基層民眾來說，一戶的常規性授田往往養活不了『餘子』，他們便另行墾荒。」可知另行墾荒的只是基層民眾）
3.（3分）B（「國家權力無法進入家戶之內」錯，原文是「國家權力並不進入家戶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