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邊疆及邊疆治理

⑴ 清朝前期是如何加強邊疆治理的

一、平定三藩。1681年，康熙平定三藩之亂；至此清廷才真正在關內完成了統一，穩定了統治權，從此之後，才建夠開始從事行政和財政經濟的調整改革，然後致力於解決邊疆問題。
二、攻佔與管理台灣。1683年，康熙進軍台灣，鄭克爽投降,，台灣重新開始由中央政-府管理。1684年，清政-府設置分巡台廈兵備道及台灣府和台灣、鳳山、諸羅3個縣，隸屬於福建省。至1811年（嘉慶十六年），台灣人口已達190萬，其中多數是來自福建、廣東的移民。移民大量開墾荒地，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興的農業區域，並向大陸提供大量稻米和蔗糖，由大陸輸入的日用消費品和建築材料等，使台灣的經濟得到相當程度的發展。這個時期，台灣與福建、廣東的來往十分密切，中華文化更加全面地傳入台灣。1884—1885年（光緒十-十一年）中法戰爭期間，劉銘傳率軍重創法軍，法軍被迫撤出台灣。同年清廷將台灣劃為中國第20個行省。首任台灣省巡撫劉銘傳。
三、遏制了沙俄在東北的擴張，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1685年，康熙派軍圍攻雅克薩，俄國侵略軍投降。1686年，清軍再次圍攻雅克薩城，俄軍傷亡慘重，9月7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雙方簽訂《尼布楚條約》。俄國全部佔領黑龍江流域的陰謀破產。
四、平定新-疆判亂。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再次親征，平定噶爾丹叛亂，喀爾喀地區重新統一於清朝。同時，設置將軍和參贊大臣率兵駐守科布多和烏蘇雅台等重鎮，加強對喀爾喀蒙古地區的管理和統-治。1755（乾隆二-十-年），乾隆進占伊犁，並在之後幾年內將反復發生判亂的准噶爾部族消滅。1758-1759年（乾隆二十三至二十四年），乾隆平定大、小和卓判亂，至此天山南北從此完全歸入滿清帝國。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土爾扈特部東歸，乾隆不畏沙俄威脅，妥善安排了土爾扈特部，成為乾隆時期滿蒙同盟的壯麗篇章，是康乾盛世的一大盛事。
五、加強西-藏管理。康熙承繼順治帝尊敬並冊封達-賴政策，並於1718年至1720-年（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派兵間入藏，擊敗了占據西-藏北部的准噶爾殘部。此後，清朝分兵駐藏，並任命康濟鼐和頗羅鼐二人協助達-賴班禪分理前後藏事務。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與1792年（五十七年），弘歷兩次派兵反擊廓爾喀（尼泊爾的一個部落）進攻西-藏，大敗廓軍，保衛了西-藏領土，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制訂《欽-定藏內善後章程》，規定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地位平等，並制定「金瓶掣簽」制度來認定達-賴、班禪的轉世靈童，加強了滿清帝國對西-藏的管轄。
六、平定西南：乾隆即位初年，撫討並用鎮-壓了苗疆起-義，之後免除苗賦、尊重苗俗、實行屯田、慎選苗疆守令，減少了苗民的抵觸情緒，使得貴州苗族地區基本上平定下來。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起，乾隆三次派兵，最終佔領大小金川。此後在這一地區廢除土司制，改置州縣。鞏固和發展了西南地區自雍正以來「改土歸流」的成果。
經過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努力，清朝疆域形成：東北到外興安嶺、庫頁島、鄂霍次克海，西北到巴爾喀什湖、蔥嶺，北到恰克圖（貝爾加湖以南，色愣格河以北），南到南沙群島。面積達1300萬平方公里。

⑵ 歷代封建王朝採取了哪些措施治理邊疆的

歷代封建王朝為實施對廣大邊疆地區的治理，特別重視憑藉靈活高超的政治藝術，通過「羈縻」、「和親」、「朝聘」、「封貢」、「冊封」等安撫、懷柔措施，對邊疆「四夷」「節之以禮」，建立起朝貢體系，順其自然地、和平寬容地將邊疆民族納入大一統體系。

承認和重視中央與周邊民族之間的政治聯系，所謂「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認為邊疆並不僅僅是威脅中原政權的力量，而且還可成為捍衛邊疆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央必須從戰略的高度主動加強與「蠻夷」的聯系，增加對其影響的方式，以改變「華夷」對立的格局，營造有利於國家長治久安的邊疆形勢和態勢。同時，在中央與邊疆的這種政治聯系中，中央要居於主導地位，在地位和名分上，受「羈縻」的各邊疆民族應是「臣」或「藩臣」，被置於中央不同程度的監督之下。歷史上普遍採用的「羈縻」體制，就包含著施「撫」者與受「撫」者地位上的高下之分，即中央居於由上而下的主動地位，受「撫」也就意味著對施「撫」者的臣服。比如西漢在西域設都護府作為最高管理機構，在這一體制中，西域的行政長官西域都護實際上相當於中原的郡太守，西域各國在民政上固然是自由的，各國有自己的國王，處理自己國內的事務，但其軍事外交事務則必須由代表中央的西域都護全權負責。這種權力分割正體現了中央對西域的行政管轄權。而在唐朝更為完善的「羈縻」體制中，「羈縻」關系的存在也是以各羈縻州縣必須遵守唐朝的有關法規為前提的，即邊疆各少數民族要聽從中央從中調節和仲裁，服從所屬都護府、邊州都督或節鎮的管轄，保持對朝廷的忠誠，而不可互相攻伐。唐太宗在送突厥突利可汗赴任時就強調：「欲中國久安，爾宗祖永固，是以授爾都督。當須依我國法，整齊所部，不得妄相侵掠，如有所違，當獲重罪。」明確指出突利可汗的責任在於遵照唐朝國法管理好自己的部族,穩定邊疆。為了體現中央對邊疆各族的這種政治主導地位，從漢代起建立並逐漸嚴密的納貢制度，還作了種種形式和禮節上的規定。

⑶ 據材料一二說明我國對邊疆地區的治理產生了什麼積極作用

我國國家實力的崛起,邊疆治理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地位越來越凸顯。邊疆治專理不僅在軍事、經濟屬、文化等方面承擔著拱衛國家核心區的功能,而且在國家治理中承擔著輻射周邊國家的功能。邊疆治理對國家治理的具體作用體現為:經濟層面上決定著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政治層面上影響國家主權和安全,社會層面上影響國家治理效能,文化層面上擔負中華文化認同建設的重任,生態層面上關系著美麗中國建設,外交層面上承擔著落實我國周邊外交戰略的具體任務。

⑷ 概括美國邊疆治理的主要特徵

材料一：美國對西部的開發與治理始於獨立戰爭勝利後不久。面對廣表而肥沃的土地，獲取經濟利益成為人們長途跋涉的直接動力。政治制度幾乎同時逐步擴展到西部。西部精神是在西部開發中逐步形成的，而這種精神又推動了西部乃至整個美國的發展。在美國的邊疆治理的過程中，印第安人的土地被大量掠奪，大批印第安人被屠殺或因疾病傳染而死亡；亞裔人和其他民族的白人後裔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或歧視。
——摘編自張健《美國邊疆治理的政策體系及其借鑒意義》
材料二：中國歷代均重視對邊疆的治理。興起於元朝的土司制度，是對秦朝至唐宋時期中央政府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的羈縻政策的重大完善。這一政策主要實行在西南地區。明清承元制，雍正還發展了唐太宗的思想，主張「中國自古一統」，內地和邊疆沒有「華夷中外之分」。明清把大部分土

⑸ 中國邊疆治理所蘊含的政治智慧高一歷史

中國邊疆治理所運用的其實就是古代的管理哲學。中國哲學裡面的和字包容一切。

⑹ 古代對邊疆的治理對今有何借鑒

具有百年復積累的中國邊制疆史研究，隨著我國邊疆和周邊熱點問題頻現，近年來開始不斷升溫。在學者們的共同努力下，中國邊疆史研究突破了僅僅研究近代邊界問題的范圍，開始將中國古代疆域史等作為研究重點。同時，學者們將中國邊疆的歷史與現狀相結合，直面當代中國邊疆（當然離不開邊界線外側的周邊諸國）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將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有機結合，從而將構建中國邊疆學提上議事日程。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中國古代邊疆治理特別是古代治邊政策研究得到長足發展，取得了諸多共識。擇其要者，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中國古代治邊政策自秦漢到清朝逐步發展完善。在中國歷史上，秦漢時期就已經形成自己的治邊政策，經隋、唐、元、明等王朝的充實，到清朝時已經比較完善，可以說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治邊政策體系。清朝治邊政策可謂集中國封建王朝治邊政策之大成，是中國特殊國情的特定產物，具有歷史的繼承性、地域的廣闊性、內涵的多樣性、影響的深遠性四個特點。

⑺ 古代邊疆的特點原因

中國古代的邊疆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長期發展的產物和有機組成部分，不但有著較明顯的自然特徵，而且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特點。中國古代的邊疆政策服務於歷代王朝的大一統政治思想，至清代形成了完整的體系，其經驗與教訓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邊疆是一個含義較廣的概念，中外文獻中，一般把邊疆解釋為一個國家比較邊遠的靠近國境的地區或地帶。
邊疆是一個地理概念，包括陸疆和海疆。邊疆又是一個歷史概念，它是隨著國家的形成和發展而逐漸形成和固定下來的。因此，在討論中國歷史上的邊疆問題時，應考慮如下兩個相互關聯的因素：一是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邊界相連接的省區；二是歷代封建王朝邊疆的實際情況。
中國邊疆地區的發展大勢與歷史特點
疆域遼闊、人口眾多的中國是經過漫長而曲折的發展過程後大致定型的，這一過程雖然十分漫長而曲折，但總的趨勢是，自先秦時期起，在現代中國領土內開始形成一個核心區域，這個核心區域並不固定於一地，在這個核心區域建立政權的既有漢族也有其他少數民族，也經常發生王朝興衰交替現象。當然，單一的中心分成兩個或更多的中心在歷史上也是十分常見的現象，這就是所謂割據時期。但是，即使是在多政權分立時期，每個有作為的統治者也都努力實現更大范圍的統一，由此最終導致一個疆域更大的、統一程度更高的國家誕生。也就是說，每次戰亂和分裂都為下一時期進一步的統一準備了條件。至清代，中國古代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到了最高水平。
中國邊疆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長期發展的產物和有機組成部分。因此，不但有著較明顯的自然特徵，而且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特點。
首先是地域的廣闊性。中國有著遼闊的領土，其邊疆地區地域亦十分廣袤，因此在社會人文環境與自然地理條件方面往往存在巨大的差異。中國的邊疆是在分散發展演進後統一為一體的。這里所講的分散與統一均有兩重含義，分散的含義既包括整個邊疆可以劃分為若乾地區，也包括一個大的地區又往往可分為若干相對自成體系的局部；統一的含義既包括各大邊疆區域逐步統一於中國的進程，也包括各個邊疆區域內部趨於一體化的進程。
其次是民族的多樣性。在中國這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邊疆問題與民族問題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這不僅因為邊疆地區是各少數民族的主要聚居地，而且因為各民族在自立發展基礎上的融合是構成中國邊疆的基石。在這里，我們應該確立一個衡量民族發展的標准——任何形式的融合都是民族發展歷史上的進步。當然也要注意到，民族的多樣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國邊疆問題的復雜性。
第三是歷史的悠久性。中國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國，中國邊疆發展史不但是人類文明史中最悠久的，而且具有明顯的連續性。中國邊疆地區的發展史一般均可追溯到上古時期的石器時代，各個邊疆地區社會發展速度或快或慢，但都或早或遲地納入了統一多民族國家連續性發展的軌道。
第四是問題的復雜性。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邊疆是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是社會多重矛盾發展疊加的結果。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有機組成部分，全國性的矛盾在邊疆地區也會發生，這是矛盾運動的普遍性的一面。與此同時，中國邊疆社會矛盾運動還有其特殊性，它們往往更集中地發生於一地，這就增加了邊疆地區社會矛盾的復雜性，也給辨析其發展脈絡和尋求解決方法增加了難度。
總的來說，在近代資本主義殖民者入侵以前，中國邊疆形勢發展的趨勢是有利於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的，即使是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也從未中斷過這一進程。到了19世紀中葉，西方殖==義侵略者給中國帶來了新的邊疆危機，這是與以往截然不同的社會危機，它使得中國獨立發展的歷史面臨著中斷的危險。但是，強烈的挑戰也逐步喚醒了中國各族人民，經過百餘年艱難曲折的探索與奮斗，統一多民族的中國再次崛起，中國邊疆也在繼承數千年歷史遺產的基礎上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中國古代的邊疆政策
中國歷史上無論哪朝哪代都有自己的邊疆問題，因此歷代統治者都會制定並實施治理邊疆的政策，以實行有效的管轄。中國古代的邊疆政策有著十分豐富的內涵，主要包括陸疆政策與海疆政策、各個歷史時期不同政權的治邊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邊防政策、與邊界交涉相關的外交政策、邊疆行政建置、邊疆經濟開發以及傳統的治邊思想等等。
中國歷史上統一的封建王朝的邊疆政策既具有繼承性，又各有特色，這里以清朝為例試作概述。這是因為清朝的邊疆政策既有繼承中國歷代封建王朝邊疆政策的一面，又有根據時代需要和自身民族特點創新發展的一面，自成體系。
清朝統治者治邊思想的基本內容包括：一、對漢族封建統治者傳統的「華夷」觀進行創新和發展。在中國歷史上，統一的王朝往往在政治上反對言華夷之別，由滿洲貴族建立的清朝就更加反對。而清朝統治者的創新之處首先是要求各民族承認清王朝為正統，其次是在調整滿漢關系的同時，十分重視聯合漢族以外的少數民族上層（尤其是蒙古上層貴族），把邊疆政策的制訂、推行和不斷完善作為基本國策的一部分。這雖然是為了達到以人數明顯處於劣勢的滿族貴族統治人口眾多的漢族人民的目的，但是在實踐上對維護多民族國家的統一，推進大一統有積極意義。二、從「中外一體」（指內地與邊疆為一整體）的認識出發，主張以積極態度治理邊疆各民族，使其起到「屏藩」、「拱衛」的作用。三、堅持「恩威並施」與「因俗而治」相結合的治理原則。前者為我國歷代封建王朝慣用的統治方針，清朝統治者亦奉行不替；後者在唐朝推行的羈縻政策中雖已初見端倪，但清朝突出強調「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使「因俗而治」方針在清代，特別在清代前期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不過，清朝統治者「因俗而治」的方針並不是對傳統的簡單繼承，而是根據統一國家的總體安全目標出發有所改變和發展。
清政府邊疆管理的各項制度與措施是清代統治者治邊思想的具體化，涉及行政、軍事、民族、宗教等諸多方面，完備而周密。其內容要點可歸納如次：一、改進和完善行政管理體制。在中央，設立理藩院，與六部平行，主管邊疆民族事務，在清代前期，理藩院還兼管中外交涉事宜。為使管理規范化，制訂並不斷修訂補充《理藩院則例》、《回疆則例》等法規，通令實施。在地方，在加強中央集權、保證政令統一的前提下，採用適合當地民族的行政體制，不強求劃一。如東北三省為將軍制下的州縣、八旗並存制；內外蒙古為盟旗制；新疆為將軍轄下的伯克、州縣、札薩克制；西藏為以達賴和駐藏大臣協同管理噶廈==制；西南地區改土歸流酌情保留土司制；台灣為隸屬福建的府州縣制，等等。二、制定籠絡安撫少數民族上層的各項政策，如封爵、給俸、年班朝覲、聯姻等。首重蒙古是清朝的基本國策，它取得了有利於清朝統治的效果。三、從治國需要出發制定對待各種宗教的方針政策。對有益自身統治的宗教加以大力扶植；對沒有威脅到政權穩定的宗教採取不幹涉的相對寬容的政策；對不利於鞏固統治或保持疆土的宗教或教派則予以嚴厲打擊。堅持宗教不能幹預皇權，限制宗教的世俗權力；堅持以法治教，眾建以分其勢的原則，等等。

⑻ 歷代王朝是怎樣治理邊疆

對大一統帝國來說，鞏固和治理遼闊的邊疆，最大的困難首先在於邊疆各地生產方式和經濟方式有著重大差異。因為，自然環境及由此而來的生產方式的不同，必然造成漢族與各邊疆少數民族產業上的不同，並導致各自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差異。正如《禮記·王制》所說：「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所謂「不火食」，即不吃熟食，按照漢人鄭玄「地氣暖不為病」的解釋，顯然是南方濕熱之地的自然採集生活，「不粒食」即不食五穀，屬北方寒冷地區以狩獵畜牧為主的經濟生活。司馬遷在《史記》中也注意到了邊疆各民族經濟方式的差異，並專門列了五篇民族史傳記，其中的《匈奴列傳》在敘述匈奴畜牧狩獵生活和與軍事相結合的特點之外，還對其日常生活和婚姻制度、文化水平等予以特別注意。在《西南夷列傳》中，司馬遷又依據生產方式等的不同，將這一地區的少數民族區分為幾個不同的類型。可見，邊疆各地與中原在經濟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而農業經濟的推進，實為鞏固邊疆的關鍵。

中國歷代封建王朝也的確是以農業經濟的推進為前導和基礎來鞏固和安定邊疆的。從先秦時期開始，黃河中下游地區居民的生產方式逐漸分化，其中的華夏族，也就是漢族的前身，因為居住地區土質和氣候比較適合原始農業發展，開拓容易，所以最早由狩獵和採集文化發展到農耕文化，遂不斷向適於農耕的地區發展，攘卻以游牧漁獵為主要經濟方式和生產方式的部落。大致從戰國中後期以後，中原從農主牧副、兼營林漁的經濟格局轉變為單一的農耕格局，農耕成為維護社會穩定的唯一產業，而「四夷」則「逐草隨畜，射獵為生」。在兩種經濟類型的競爭中，農耕文化因具有更強的經濟實力和適應能力而居於主動，佔有優勢，以畜牧為主業的部族遂不斷向周邊地區如西北和北方退卻，於是，農耕文化與畜牧文化在地理空間上日益明顯隔離。

但在「華夷」對舉的格局中，以農立國的大一統王朝向廣闊的邊疆地區推進農業並不是沒有限度的。由於地理和氣候的原因，各地的經濟形態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班固就說：「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發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而且，中原農業文明在向邊疆各地推進的過程中，遇到的情況也是不一樣的。在適合農耕經濟的地帶如南方、東北、西北的綠洲地區以及北方的農牧結合地帶，農業經濟因更能適應當地的自然條件與社會條件，更能滿足比較稠密而且日益增加的人口的需要，所以推進起來就比較容易，華夏文化也表現出較強的同化力，如從楚國庄土喬到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以及元明清各朝，隨著兵鋒南指，甚至不須使用武力，即可席捲南方，頃而底定，農業經濟向南方的推進幾乎沒有遇到太大的障礙。同時，伴隨著漢末動亂、永嘉南渡、安史之亂、唐末紛爭、五代十國、以及靖康南渡，數次大規模向南方移民，農業經濟從黃河流域向長江、珠江流域推進，除部分深山僻谷以外，先秦時的「南蠻」、「西戎」基本上融人華夏而不復存在。從另一方面講，游牧民族之入主中原，到了適於農業的中原，也往往迫於人口壓力，不得不放棄原來游牧的經濟方式，轉而採用具有更高生產效率的農業經濟方式，久而久之就融入了中華民族大家庭。如秦漢以後，因為中原戰亂，游牧民族憑借強大的武力，曾數度大舉內遷，甚至入主中原。一些游牧民族的統治者頑固保持游牧固習，認為「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地以為牧也」。因而在以黃河中下游為代表的中原地區推行游牧的或以牧為主的生產方式，結果都沒有獲得成功。其間規模最大的一次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黃河中下游長期處於戰亂之下，人口銳減，「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游牧民族把大量荒廢農田改為牧場，一度實現以牧為主，但一俟社會安定，經濟恢復，人口增加。則很快回復到以農業為主的生產方式，最後，入主中原者也無一例外地被漢化。歷史上，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清朝統治者之不得不廢止「圈地為牧」，均是明證。

相比之下，農業經濟的向北擴展則比較緩慢。著名的「新月形地帶」的廣大山地高原屬於半農半牧的過渡地帶，如果說這些地區以何種經濟方式為主，主要取決於胡漢力量強弱對比的話，那麼中原王朝向傳統農牧分界線以北的地區推進農業的努力，則往往失敗。幅員遼闊的邊疆，尤其是北方和西方有廣闊的草原、沙漠地區，可供游牧民族縱橫馳騁，是從事畜牧業的優越生產環境，游牧經濟在這些地區還是有其生命力的，所以游牧民族在長城以北地區經營游牧業，是經過自然選擇的最合適的生產方式。相反，漢人既不能習慣嚴寒地帶的氣候，經營農業生產的效益又十分低，發揮不出農耕經濟的優勢。即使一些統治者挾軍事勝利將中原經濟方式一度推行於這些邊疆地區，也往往不能持久。遷入這些地區的漢人，不但不能將對方漢化，反而漸染胡風，「逐水草而居，食肉飲酪」，過起游牧生活。歷史上秦皇漢武撻伐匈奴、魏武帝征烏桓、唐太宗掃平突厥，雖然是積極防禦之舉，志不在得其地，但「得其地而不能耕」也是客觀制約因素。如秦至西漢攘卻匈奴後，在北方和西北邊郡移民屯墾，將農耕經濟大幅度推進，一直延伸到陰山腳下，使秦長城以南一度阡陌相連、村落相望，其中的「河南地」甚至被稱為「新秦中」，與關中八百里秦川媲美，但不久就不得不主動撤離。東漢以後，這些地區又復歸於游牧。

可見，向邊疆地區推行農業經濟，不是靠武力所能完成的，以農立國的大一統王朝不得不屈服於「自然法則」，承認農業經濟與游牧經濟在不同地區並存的客觀現實，並對經濟形態各異的廣大邊疆地區，採取因地而異的經營方略。

其次，邊疆地區在文化上又有特殊性。一般而言，民族宗教和外來宗教對邊疆地區影響力要大一些。如佛教在中原地區歷經漢魏至隋唐數百年的中國化，成為封建統治者「神道設教」之工具，而邊疆地區因文化落後，大多原原本本地吸收外來宗教，並與原始的迷信結合，反成為與漢文化背離的因素。而民間宗教作為對政府不滿情緒的宣洩，在中原地區受到擠壓後，也往往向儒家文化傳統淡薄的邊疆地區尋求活動空間。

此外，邊疆地區又往往是漢文化的斷層地區或者為多種文明的交匯地帶，離心力與向心力同在。如河西走廊以西之西域就處於各種文明交匯的十字路口，域外文化和游牧文化的近水樓台，使得西域不時游離於中原王朝管轄之外。歷史上，西域之庫車、焉耆等綠洲地區，印歐文明的影響就一度比較顯著，對中原曾時叛時附，這就影響到西域作為中國邊疆的穩定，甚而至20世紀40年代仍出現「東土耳其斯坦」的分裂活動。這中間當然有中央政府軟弱、實力不振等因素，但西域地處幾大文明交匯地的特殊情況，使得中原王朝經營此一地區僅憑武力難以奏效，而必以農耕文明為代表的漢文化的推進為要務。再如北魏隋唐之河北六鎮以及「安史之亂」及藩鎮割據，雖有政治的原因，但作為邊疆地區，此地的長期「胡化」也是不容忽視。

可見，廣闊的邊疆與內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方面存在的客觀差距，使不同的邊疆地區呈現出不同的區域特點，並使得邊疆經營過程中各種矛盾錯綜復雜，存在嚴重的不安定因素，安全隱患重重，危機不時爆發，離心傾向不時存在，嚴重影響著大一統的政治格局。所以，開拓之後如何安定、鞏固民族成分復雜、經濟形態各異、文化傳統不一的廣大邊疆地區，安邊固防，維護大一統的政治秩序，仍然是一項十分復雜和艱巨的任務，也是歷代大一統王朝面臨的重大現實課題。

⑼ 各個朝代的中央政府對邊疆地區採取了哪些有效措施

和親、設置管理部門、戰爭等措施。

舉例：

古代對新疆採取的措施：

1、公元前60年，西漢政府在西域設置西域都護，這是今新疆地區正式歸屬中央的開始。

西漢統一西域後，建立了西域都護府。公元前108年，西漢出兵攻破樓蘭、車師，打敗大宛後，在輪台、渠犁駐兵屯田，建立了「使者校尉」，管理屯田事宜。

這是西漢在西域設置的最早的行政機構。公元前68年，西漢派特郎鄭吉、校尉司馬憙到渠犁一帶屯田。公元前64年，任命鄭吉為「護鄯善以西使者」，主護南道。公元前60年，任命鄭吉為「西域都護」，統管南道和北道，都護府設在烏壘城（今輪台東北）。

2、唐朝時，唐太宗在天山以南，設立安西都護府；武則天在天山以北設立北庭都護府。

3、清朝時，乾隆帝平定了新疆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亂，並設置伊犁將軍，管理整個新疆地區。

(9)中國邊疆及邊疆治理擴展閱讀：

古代邊疆多指四大地域：西北人煙稀少之地，東北極度苦寒之地，西南煙瘴遍布之地和東南荒島幾近無人之地。光聽名字就知道，這些地方有多荒涼。氣候惡劣，去那裡很容易水土不服。

還沒等累死，就先病死了。就算沒病死，周圍也有很多兇猛野獸神出鬼沒。而且邊疆地區很容易發生戰事，每天都要提心吊膽，稍不留神，自己就是炮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