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① 怎樣提升鄉鎮政府治理能力

我國城鎮化建設中的鄉鎮政府治理路徑優化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結合的治理理念。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結合的治理理念，是優化鄉鎮政府治理路徑的重要一步。比如，在村鎮規劃方面，以往更多的是政府主導進行規劃設計，如果引入自下而上的模式，規劃的主體就可以由政府向政府、專家、民眾、非政府組織共同合作主體轉變，村鎮的規劃就可以體現出當地居民對村鎮未來發展的設想。在這種思維模式下，政府對城鄉結合部的規劃可以從單一的空間拆遷轉變為結合本地特色的一種因地制宜的設計，從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轉變為自下而上的疏導方式。只有讓農民具有參與的主人翁意識和歸屬感意識，最終的決策才會更加科學化、人性化、民主化，才能充分調動當地農民的積極性，真正實現城鎮化。
多元化的治理主體。新型城鎮化的建設和管理是一個巨大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協調各方，通力合作，僅靠政府力量難免單薄。因此，優化鄉鎮政府治理路徑，必須樹立多元共治的理念，倡導多元化的治理主體，在總體格局上構建政府、社會、公眾等多元主體參與治理的新型治理體系。同時，「政府首先有必要引入企業家精神，改造行政文化」，也即通過引入市場、社會力量幫助政府的決策者們完善決策，有效改善公共服務需求同政府本身的消化能力相矛盾的局面，逐步探索市場准入負面清單管理方式，把政府「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項，交由市場主體自行決定。在實現路徑上通過部分公共服務外包、卸載、杠桿資助等形式，發揮市場機制、行業自律和社會監督的作用，將政府職能部分「對接」到社會力量上，形成社會多元治理的合力，讓社會力量與政府力量和諧共存、良性互動，從而提供更優質的政府服務。
加強基層民主建設。得民心者得天下，一個好的鄉鎮政府，不僅需要加強鄉鎮政府內部的改革，還需有廣大民眾的積極參與。因此，領導幹部要從辦公室走出來，走到農民心中，密切與廣大群眾的關系，把群眾的熱情調動起來，增強農民的歸屬感和認同感，維護群眾的利益，保障村民享有更多更切實的民主權利，打通政府與村民溝通的最後一公里。目前，我國較為普遍的村民自治，可以看成是基層民主建設的縮影。因此，應重新審視政府與基層自治組織的關系，讓基層自治組織陽光健康發展，這樣才能形成政府和社會、政府與村民相互呼應、良性互動的基層民主治理體系。另外，要加強社會利益表達機制的建設，因為完善的社會利益表達機制是實現科學民主決策的重要前提。政府要盡快用法律制度的形式保障公民利益表達權利的實現，完善聽證會、利益群體等的訴求表達渠道，滿足群眾對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產品的信息需求，這樣才能在公共政策中體現出群眾的利益需求，通過努力實現百姓的切身利益來激發群眾參與政府管理和監督的願望和提高群眾參與政府管理和監督的能力。
構建以「最佳價值」服務為主的管理運行機制。優化鄉鎮政府治理路徑，必須構建以「最佳價值」服務為主的管理運行機制。「最佳價值」模式最早出現在英國，即要求政府為民眾提供經濟、效益的公共服務產品。對於中國的鄉鎮政府而言，隨著從「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型，政府應該逐漸將更多的精力放到「掌舵」而非「劃槳」上。鄉鎮政府應以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為目標，以服務廣大群眾為宗旨來制定政策和配置公共服務資源。政府要強化新城鎮的服務管理制度,不斷完善和細化新社區的基層服務體制，在管理上要本著「人文主義」和「維護群眾的根本利益」的原則，使政府成為鄉村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積極構建者、公共產品與服務的主要提供者、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堅實保障者，最終滿足廣大農民群眾的發展需求和利益訴求。只有充分服務人民，寓治理於服務之中，把治理和服務有機結合到一起，才能使政府的治理成為善治，這樣才能不斷鞏固和維護城鎮化進程中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
總之，在我國的城鎮化進程中，作為各項改革的交匯點，鄉鎮政府的治理路徑優化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是促進城鎮經濟協調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保障之一。

② 如何提高現代治理能力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對於中國的政治發展,乃至整個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來說,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內涵本質
強調「國家治理」而非「國家統治」,強調「社會治理」而非「社會管理」,不是簡單的詞語變化,而是思想觀念的變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一種全新的政治理念,表明我們黨對社會政治發展規律有了新的認識,是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重要創新,也是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轉向執政黨的重要理論標志。從實踐上說,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也是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勢必要求對國家的行政制度、決策制度、司法制度、預算制度、監督制度等進行突破性的改革。
從理論上說,治理的概念不同於統治的概念,從統治走向治理,是人類政治發展的普遍趨勢。「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統治」是21世紀世界主要國家政治變革的重要特徵。從政治學理論看,統治與治理主要有五個方面的區別。其一,權力主體不同,統治的主體是單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國家公共權力；治理的主體則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還包括企業組織、社會組織和居民自治組織等。其二,權力的性質不同,統治是強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強制的,但更多是協商的。其三,權力的來源不同,統治的來源就是強制性的國家法律；治理的來源除了法律外,還包括各種非國家強制的契約。其四,權力運行的向度不同,統治的權力運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權力運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兩者作用所及的范圍不同,統治所及的范圍以政府權力所及領域為邊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圍則以公共領域為邊界,後者比前者要寬廣得多。
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治理是一種偏重於工具性的政治行為。無論在哪一種社會政治體制下,無論哪個階級行使統治,誰上台執政,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務,更多的公民支持。換言之,都希望自己執政的國家有良好的治理。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治理體制也是政治體制的重要內容。但是,歸根到底,治理是實現一定社會政治目標的手段,相對於國家的統治體制而言,治理體制更多體現工具理性。
國家治理體系就是規范社會權力運行和維護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規范行政行為、市場行為和社會行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三個最重要的次級體系。更進一步說,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制度體系,分別包括國家的行政體制、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有效的國家治理涉及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這三個問題實際上也就是國家治理體系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有機、協調、動態和整體的制度運行系統。
國家治理的理想狀態,就是善治。善治不同於傳統的政治理想「善政」或「仁政」,善政是對政府治理的要求,即要求一個好的政府。善治則是對整個社會的要求,不僅要有好的政府治理,還要有好的社會治理。簡單地說,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過程,其本質特徵就是國家與社會處於最佳狀態,是政府與公民對社會政治事務的協同治理。作為政府與公民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善治需要政府與公民的共同努力,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政治的進步,公民在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將變得日益重要。然而,在所有權力主體中,任何其他權力主體均不足以與政府相提並論。政府對人類實現善治仍然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善政是通向善治的關鍵；欲達到善治,首先必須實現善政。
要實現善治的理想目標,就必須建立與社會經濟發展、政治發展和文化發展要求相適應的現代治理體制,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是社會政治經濟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它本身也是政治現代化的重要表徵。衡量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是否現代化,至少有以下五個標准。首先是公共權力運行的制度化和規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企業治理和社會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規范的公共秩序；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須保障主權在民或人民當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從根本上體現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體地位；其三是法治,即憲法和法律成為公共治理的最高權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有超越法律的權力；其四是效率,即國家治理體系應當有效維護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和經濟效益；其五是協調,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有機的制度系統,從中央到地方各個層級,從政府治理到社會治理,各種制度安排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相互協調,密不可分。其中,民主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本質特徵,是區別於傳統國家治理體系的根本所在。所以,政治學家通常也將現代國家治理稱為民主治理。
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說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其實指的是一個國家的制度體系和制度執行能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與增強國家的治理能力,是同一政治過程中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有了良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國家的治理能力；反之,只有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不過,影響國家治理能力除了制度因素外,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即治理主體的素質,既包括官員的素質,也包括普通公民的素質。僅以官員的素質來看,縱使有最完備的國家治理體系,如果官員素質低劣,國家的治理能力必定不強,社會也不可能有理想的善治。提高官員的素質,要對官員進行教育和培訓,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民主的選拔機制,將優秀的公民遴選出來,授予他們權力,並且以制度對官員的權力進行制約。
必然要求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政治發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它是對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現代化建設成功經驗的理論總結,另一方面也是對我國在新的發展階段所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的主動回應。
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遷,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的奇跡。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的成就,一個基本的原因就是,我們不僅對經濟體制改革進行了深刻變革,也對政治體制進行了重大變革。我國的改革開放過程,是一個包括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內的整體性社會變遷過程。但是,中國的政治改革不是許多西方學者理解的那種政治體制改革,這種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變動。如果按照多黨競爭、全民普選、三權分立的標准來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政治確實沒有什麼變化。然而,如果從國家治理的角度看,那麼就會發現中國的政治生活在過去35年中也發生了重大的變革。例如,在依法治國、公民參與、民主決策、社會治理、公共服務、政府問責、政治透明、行政效率、政府審批、地方分權和社會組織發展等方面,我們都可以看到巨大的變化。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成功,或者說,中國能夠在社會基本穩定的前提下保持經濟的長期發展,首先得益於中國治理改革的成功。
經過35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社會中不同的利益群體已經形成,各種利益沖突日益明顯。這就意味著我們在國家治理體制和能力方面,正面臨諸多新的嚴峻挑戰。僅以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為例,我們就可以發現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包括選舉、協商、決策、監督等基本民主治理制度還不健全,公共權力還沒有得到有效的制約,公民參與的渠道還不暢通,公共利益部門化現象相當嚴重,官員的腐敗和特權屢見不鮮,政府的公共服務還相當不足,動態穩定的機制尚未完全確立,政治透明程度相對較低,行政成本高而效率低下,社會組織發育不健全,社會自治的程度相當低,主要公共權力機關之間的關系還不夠協調,等等。
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說明我們現存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還相對落後,跟不上社會現代化的步伐,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需求。如果不採取突破性的改革舉措解決國家治理中存在的緊迫問題,那麼我們目前的局部性治理危機有可能轉變為全面的統治危機和執政危機。化解治理危機的根本途徑,就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必要舉措
如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三中全會《決定》就是總的指導思想、全面改革的路線圖和重大的戰略部署。我在這里特別想強調以下六點必要舉措。
第一,進一步解放思想,努力沖破不合時宜的舊觀念的束縛。解放思想,是一個民族保持其理論思維的先進性和激發其精神活力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只有解放思想,才可能沖破傳統和教條的束縛,提出新的觀點和見解。治理體制的改革屬於政治改革的范疇,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政治敏感性,更容易使人們畏首畏尾,解放思想尤其重要。「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永無止境」。三中全會《決定》所說的「永無止境」不僅指時間的維度,也包括空間的維度。從時間上說,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是一個無限的過程；從空間上說,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涉及各個領域,包括政治領域,特別是治理領域。判斷一種新的思想、觀念、制度和政策,首先應當看它是否有利於國家的富強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會的公平正義,看它是否有利於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強國。只要有利於「促進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的新觀念和新實踐,都值得重視和探索。反之,凡是束縛社會政治進步的體制機制都應當破除。
第二,加強頂層設計,從戰略上謀劃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正如《決定》指出的,我們既要摸著石頭過河,在實踐中探索；又要加強頂層設計,加強宏觀指導。國家的治理體系是一個制度系統,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各個領域,必須從總體上考慮和規劃各個領域的改革方案,從中央宏觀層面加強對治理體制改革的領導和指導。碎片化、短期行為、政出多門以及部門主義和地方主義,是我國現行治理體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點,它們嚴重削弱了國家的治理能力。鑒於這樣一種現實情況,頂層的制度設計和宏觀指導,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尤其重要。應當加強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戰略研究,按照《決定》的總體目標,分階段制定國家治理體制改革的路線圖和任務表。一方面,要站在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門和地區利益,進行全局性的統籌規劃,掙脫既得利益的束縛。另一方面,既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也不能草率從事,應當廣泛討論,從長計議,避免短期行為。
第三,總結地方治理改革創新經驗,及時將優秀的地方治理創新做法上升為國家制度。改革開放35年來,我們在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貴的探索,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然而,許多好的治理改革因為沒有上升為國家制度而被中止,或者僅在小范圍內實施。應當系統地總結各級政府的治理改革經驗,及時將成熟的改革創新政策上升為法規制度,從制度上解決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改革創新的動力問題。從根本上說,國家治理體制改革創新的動力源自經濟發展、政治進步、人民需要和全球化沖擊,但其直接動力則是壓力、激勵和制度,其中制度是長久性的動力所在。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改革創新,無論其效果多好,多麼受到群眾的擁護,如果最終不用制度的形式得以固定和推廣,那麼,這種創新最後都難以為繼,難免「人走政息」,成為短期行為。
第四,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學習借鑒國外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好經驗。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改革創新,是一種世界性的趨勢,各國在這方面既有許多成功的經驗,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訓,我們應當借鑒、汲取。我們從來主張要學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當然包括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建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方面的許多進步和成就,其實也得益於向外國的先進經驗學習。例如,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聽證制度」、公共服務中的「一站式服務」、責任政府建設的「政府問責」制度、司法實踐中的「律師制度」、政務公開中的「新聞發言人」制度、社會治理中的「參與式治理」等,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從西方發達國家引入的。我們應當具有當年鄧小平同志引入市場經濟那樣的胸懷和膽識,站在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的高度,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社會活力為目標,認清世界發展潮流,立足中國國情,大膽借用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
第五,堅決破除阻礙社會進步的體制機制,建立和完善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要求相適應的現代國家治理體制。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最重要的還是體制機制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影響國家的治理水平和效益有兩個基本因素,即治理者的素質和治理的制度,這兩者都不可或缺。但比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因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質,可以制約治理者的濫權和失職。因此,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關鍵在於制度的改革和創新,即制度的破與立。一方面,要像三中全會《決定》所說的那樣,「以促進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現存的不少治理體制機制不盡合理,有些違背了政治學的公理,有些則嚴重損害了國家和公民的利益。例如,至今仍有一些機構只有權力而幾乎不承擔責任,政出多門、職責不清、職能錯位等現象大量存在。另一方面,要根據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的新要求,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制度。例如,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然而,這兩者都遠遠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於許多重要的制度機制或者仍然缺失,或者極不完善。憲法規定的許多公民權益,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重要的原因也在於相關執行制度的缺失。
第六,破除官本位觀念,消除官本主義流毒。就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而言,官本位觀念和官本位現象是影響治理者素質的重要因素。官本主義是長期支配我國傳統社會的政治文化和政治體制,其實質是官員的權力本位,它與建立在公民權利本位之上的現代政治文明和現代國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與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馳的。改革開放35年後,我國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進步,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認,「有權就有一切」的官本主義流毒在現實中還大量存在,在一些領域和地方,官本位現象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觀念」列為改革的重要任務,可謂切中要害。一方面,我們要對廣大公民特別是各級黨政官員進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諧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破除權力崇拜,牢固樹立公民權利至上的觀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來遏制官本位現象,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在將官員的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同時,用制度來構築保障公民權利的長城。
《決定》指出,「到二〇二〇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換言之,要在二〇二〇年初步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在七年內要完成這一任務,其艱巨性可想而知。實現這項艱巨的戰略任務,不僅需要堅定的決心、堅強的領導和果斷的措施,同樣也需要寬廣的胸懷、高度的智慧和正確的道路。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必須超越任何組織和群體的局部利益,而以中華民族和全體人民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著眼點；不僅要集中全黨的智慧,而且要集中全國人民的智慧；不僅要有政治精英的參與,也要有普通民眾的參與；不僅要依靠黨組織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更要嚴格遵循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和科學執政的基本方略。
總而言之,只有沿著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道路,才能真正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反過來,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進程,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社會現代化的進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中國民主法治的進程。

③ 如何提升政府社會治理能力

全面提高政府社會治理能力的方法如下：
提高社會治理主導能力。應充分發揮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的引導和統籌作用。該由政府負責的，一定要管好，不能缺位、錯位，不能盲目地推給市場；不該政府管的，絕不能大包大攬，而應堅決放手。通過精準施策，重點解決好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的利益訴求，落實政府社會治理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目標。應堅持系統治理，發揮黨委領導核心作用、政府主導作用、社會參與作用，形成社會治理整體合力；堅持依法治理，加強法制保障，實現社會治理法治化；堅持綜合治理，強化道德約束，規范社會行為，調節利益關系，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堅持源頭治理，標本兼治、重在治本，實現從事後處置、被動應付向事前預防、主動掌控轉變。
提高推動社會多元主體合作能力。在社會治理中，政府並不是唯一主體，其他社會組織或團體也須承擔社會治理責任，維護社會秩序，參與社會事務。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治理是包括政府在內的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協同治理過程。引導和促進多元主體在社會治理中各負其責、有效合作是政府的重要職責。政府應通過法律和政策手段，鼓勵和支持各社會主體參與社會治理，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提高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能力。堅持以人為本，高度關注民生，重點解決好普遍多樣的民生問題；堅持預防為主、調解優先，綜合運用多種調解手段，形成科學有效的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利益協調機制、心理干預機制、權益保障機制，確保群眾的合理訴求及時得到解決；建立健全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凡是涉及群眾利益的重大決策、項目、工程等都應廣泛聽取民意，充分考慮可能產生的各種影響。當前出現的一些社會矛盾和問題，還與社會政策不夠完善和政策執行能力較低有關。應切實提高政府社會政策綜合設計、實施和糾偏能力，建立健全社會政策監測體系和修復機制，完善社會政策運行機制、評估體系，提高社會政策執行能力。
提高維護公共安全能力。提高政府維護公共安全能力，是在日益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下深化改革、促進發展的必然要求。各級政府應高度重視公共安全問題的預防、預警、反應和處置，建立健全社會治安、食品安全、網路安全、安全生產以及防災減災等領域公共安全體系和突發公共事件應急體系；科學、明確地定位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的基本公共安全職能；通過制度安排有效提升公民安全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推進公共安全管理標准化、規范化，提高公共安全管理技術水平；重視公共安全文化的宣傳和教育工作，提高全民公共安全意識和危機應對能力。
提高自身變革與發展能力。政府的主動性、前瞻性變革是社會治理目標實現的前提條件和基本保障。實現主動性、前瞻性變革，要求政府主動審視外在環境變化和社會發展要求，積極轉變角色，確立社會規則制定者、公共服務提供者、社會秩序維護者的定位；主動藉助智庫和外腦，深入研究社會治理的一般規律與特殊表現，有效整合社會治理資源；隨環境和形勢變化自覺調整和完善治理模式，不斷提高自我調整、自我改革的能力。

④ 如何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

敬畏神！
6.詩33:12 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他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內的！
1.詩1:2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容，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17.詩94:12 耶和華啊，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訓的人是有福的！
9.詩41:1 （大衛的詩，交與伶長。）眷顧貧窮的有福了！他遭難的日子，耶和華必搭救他。

⑤ 如何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隨著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提出，「國家治理」成為我國學術界研究的一個核心概念。但在我國現有政治學體系中，尚未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針對國家治理的評價標准。而從國際范圍看，這一評價標准基本上是由西方制定並壟斷的。
目前，世界上有影響的關於國家治理的指數都是由西方國家主導發布的。這些指數含有強烈的價值觀傾向。可以說，在西方的有色眼鏡之下，中國近年來的發展成就並沒有在指數排名中得到充分體現。另外，國內公眾、學術界、媒體等對西方某些指數的不客觀和不科學之處還缺乏足夠的正確認識。因此，中國學術界需要構建科學客觀、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國家治理指數，突破西方國家長期主導的指數霸權和評價標准壟斷，為我國重大國際戰略的制定實施提供科學可靠的參考依據。
構建國家治理指數，能夠使「國家治理」這一概念可測量、可操作，並把我國在國家治理上取得的有益經驗以及學者對國家治理的理解反映在其中，使其在國際上產生積極的社會影響和學術影響。當前，構建國家治理指數至少有以下意義：
增強國家軟實力，形成自己的話語權。軟實力是國家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建立在文化影響力和規則影響力上，而指數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規則影響力。通過年度排名和社會發布，指數的相關信息和內涵會對別的國家產生影響，被評估的國家也會對排名的先後順序以及背後的成因進行關注。同時，一些國家也可能會參照相關指標和排名來調整治理行為。通過構建國家治理指數，可以將中國對國家治理的一些做法及經驗傳播至世界，從而形成自己的話語權。
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提供相關國家和地區的風險評估。「一帶一路」建設涉及60多個國家和地區。目前，我國學術界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研究特別是比較研究還比較薄弱。在大數據時代，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比較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對其一般性知識進行總結的定性判斷上，而需要建立在跨國大數據的採集和挖掘之上。在大數據採集的基礎上，國家治理指數可以為「一帶一路」所涉及國家和地區的投資風險評估提供支撐。
對國家治理指數的設計可分成三個級別，各級指標具有逐級的覆蓋性，第三級指標具有直接的可測量性和數據可得性。一級指標由設施、秩序、效率、法治和創新構成。前三項屬於「基礎指標」，後兩項屬於「優化指標」。五項一級指標是相互聯系的統一體。設施是第一位的基礎項條件，保證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一種臨近性和便利性。沒有基礎設施保障，國家治理便是空談。秩序可以保障人、設施以及社會的穩定運行。在設施和秩序的基礎上，效率便是國家治理的核心。法治是前三項基礎性條件長期有效運行的制度化保障，而創新則是國家治理持久發展的動力。在五項一級指標之下，再分別設二級和三級指標。
在國家治理指數指標體系的基礎上，可以形成年度排名、年度報告等相關產品，並通過逐年累積形成關於國家治理指數的歷史資料庫，為建立中國自己的話語權提供必要的前提和支撐。

⑥ 如何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目前， 政務公開不完善、地方保護及公民參與不強等 問題，因此應當採取樹立服務型政府治理理念、 完善政務信息公開和鼓勵公民參與等措施， 開展跨區域合作治理、 以提 升我國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 關鍵詞： 政府治理； 地方政府； 政務公開 治理能力； 地方政府的活動與民眾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息息相 為核心，以法律為主幹，包括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規范性 關，地方政府治理的能力，直接關繫到一個國家社會經濟文 由 文件在內的， 7 個法律部門、 個層次法律規范構成的中國 3 化的發展和政治穩定。加強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研究，對我 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 國地方政府提升自身治理能力有一定實際意義。 各個方面基本做到有法可依，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 治國家、實現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這些都 一、我國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現狀 為地方政府加強法制能力提供了基本條件。 1．政府治理的公開透明度加大 4．政府治理的回應能力提升 從計劃經濟時代直到改革開放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政 在回應能力方面，各級地方政府政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 府治理過程的透明性較差，暗箱操作的現象屢見不鮮。隨著 成果，建立、完善了社情民意反映溝通制度和專家咨詢制度， 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形勢的發展，全國各地都在努力建設透明 秉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確立以人為本的基本理念，以人為 政府。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建立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二是建 本成為政府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增強政府的回應性方 立專門的政府信息公開網站，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地方 面進行了積極探索，創造了不少有益的形式。例如，建立市長 政府的絕大部分政府機構， （州 和相當一部分區縣都 地級市 ） 熱線 24 小時值班制度，方便公眾反映問題；公安系統設立報 已開通了門戶網站，提供了不同程度的信息發布和網上辦事 警服務中心，建立快速反應體系；一些政府職能部門和公共 三是加強了公眾信訪工作。 等服務； 所有這些無疑都使透明政府 服務性行業實行首問負責制或首辦負責制，實行服務承諾制 的建設力度不斷得到加大，政府的治理能力得到不斷加強。 等，積極地對公眾需求作出回應。 2．政府治理的承擔責任能力增強 5．政府治理的廉潔自律能力強化 人民群眾是政府治理績效的最終評判者。近年來，一些 我國地方政府在進行經濟社會治理時一直注重對廉潔 政府在對其工作部門的年度業績考評中，由「被管理者」或 自律能力的培養，在防止政府治理公權力異化和反腐敗上取「被服務者」來給這些部門打分。結果是那些責任心不強、對 得一定成效。主要包括：一是明確政府治理權力的公共屬性， 老百姓態度生硬的部門得到應有的較低的評價，以至於某些 從思想上避免政府治理權力的異化；二是加強對腐敗的防範 部門負責人不得不引咎辭職，或由於業績考評不合格而被調 與打擊力度，即加強預防腐敗教育，從源頭上防止腐敗的發 離負責崗位。2009 年《中國政府績效評估報告》首次發布，對 生，同時對腐敗分子發現後進行及時予以查處；三是加強對 我國政府績效評估的重點內容和重大問題進行了專題系統 人民群眾參與和監督積極性的引導，藉助網路論壇、網路博 研究，提出了對策思路，同時，總結了近年來我國地方政府開 客、網路調查、電話訪問、問卷調查、信訪等多種方式，使公眾 展政府績效評估的典型經驗，提煉出了六個績效管理模式， 多渠道參與治理和監督政府工作。 形成了我國政府績效評估的框架報告。 我國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存在的問題 二、 3．政府治理的法律制度日益規范 在依法治國方略的指引下，我國已經初步建立了以憲法 盡管我國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得到一定的提升， 也得到了很大的成效，但也應當看到，我國現行的地方政府 向來左右公民參與。而公民參與的主體性不強，公民的參治理能力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和人民群眾的要求仍存在 與部分是在從眾心理的支配下參與進來，並不是把公民參一定差距。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與當作自己應有的權利。在公民參與渠道上，各地政府雖 1．政府治理理念尚未真正確立 然採取了各種各樣的參與方式，提供了多種參與渠道，但 中國在走向工業化的過程中逐步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 這些方式和渠道大多限於事前公示、公民聽證、基層選舉劃經濟體制，在對社會稀缺資源完全佔有的基礎上，中國構 等，並且大多是不定期的，而且在參與過程中，公民的意願築了嚴密而高度集權的政府管理模式，它在追求國家目標和 和利益表達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政府的決策也是一個值得效益最大化的同時，相對忽視了政府治理理念的發展。隨著 商討的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國初步形成了在社 三、提升我國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對策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關系等多方面有著明顯差別的利益高度多元化的社會群體，多元化的 1．樹立服務型政府治理理念群體要求有多元化的需求。經濟全球化加劇了市場競爭和政 在傳統體制下，政府始終以管理者和經營者的身份過多府間的效能競爭，對中國現行的政府治理理念提出了挑戰， 地干預了市場經濟領域，造成政府低效和腐敗等問題。應盡對此必須做出適當的調整與轉變。 快實現管理理念向服務理念的轉變，加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職 2．地方保護問題依然存在 能的理念，將政府切實塑造成一個為公眾、社會提供公共產 地方政府在執行中央或上級政策時是一個矛盾的綜合 品，發展公益事業的公共服務機構，真正實現官僚型公務員體，一方面代表政策的制定者，另一方面又是政策的執行者。 向人民公僕的轉變。中央政策起到宏觀調控全局性社會利益的作用，必然要涉及 2．開展跨區域合作治理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博弈，或是地方與地方之間利益分割。因 完善區域間信息相互溝通制度。加強政府間在治理合作此，地方政府自身的利益取向對中央或上級政策的落實具有 中的信息溝通，及時互換和通報各自的情報，為採取聯合治至關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當中央或上級的政策調控符合 理行動提供信息支持。地方政府間關系由競爭走向合作。我地方自身利益時，地方政府就會認真貫徹執行相關政策，地 國一直以來實行的分權改革，把地方政府塑造成了，以謀取方政府可以較少的投入而得到很大的產出。當中央或上級的 利益為宗旨，以相互競爭為發展動力的充滿競爭力的市場行政策不符合地方自身利益時，地方政府在執行中央或上級政 為主體。因此，有必要協調好政府之間的利益以實現調整地策時就會受到來自於地方政府本身和地方民眾的阻撓，地方 方政府之間的關系，實現政府跨際域治理的目標。 形成利益群體總會千方百計地加以抵觸， 「上有政策，下有對 3．完善政務信息公開策」的對決，或不認真落實或變相落實。遇到這種情況，中央 樹立全新的政務信息公開理念，科學認識政務公開的思的政策到地方上就會大打折扣。 想，把政務公開視為公民必須享有的一項基本權利，政府必 3．政務公開機制尚須完善。政務公開在各地方已取得了 須履行的一項基本義務。加強政務信息公開的法治化，抓好一定的成效，但由於政務公開是一項新的工作思路，涉及傳 信息公開制度建設，使制度具有應有的操作性。政務信息公統思想觀念和長期工作習慣的轉變，涉及現有利益格局的調 開的內容主要在貼近群眾上下工夫，使群眾能充分理解，真整，因此，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一是公開內容不規范； 實的享受到政務公開所帶來的好處。公開的形式要直觀，更二是公開內容不真實；三是擺花架子，搞門面工程；四是政務 新要迅速。公開內容的更新必須及時，只要政府的政策發生公開監督機制不夠完善。許多地方和單位接受人民群眾監督 了變動，各單位應該在規定的時間內迅速更新，讓人們能的主動性不強，沒有建立一種真正有利於群眾監督，方便群 及時獲知。眾監督的形式，不敢真正接受輿論監督。從表面上看，各級地 4．鼓勵公民參與方政府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會請媒體出席各種會議，但他們向 隨著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民主政治的不斷進步，公民 對於媒體通報的大多是政績， 「政務」 「問題」 要麼避而不 或 ， 意識正在逐步地加強，公民參與的意識也在不斷地加強。在談，要麼輕描淡寫。 這種新形勢下，政府無疑應該積極引導和鼓勵公民社會以多 4．公民參與程度有待提高 種方式參與政府決策。政府應建立完善有效的溝通渠道，縮 目前人們逐漸接受並支持公民參與，但公民實際參與地 短與公眾的距離，創新公民參與途徑，在公共決策中實現政方治理程度卻不高。這裡面存在著多方面的原因。政府部門 府與公眾積極互動。這有利於政策的良好制定與執行，有利往往認為公民參與治理的能力不夠，甚至以政府的權威為導 於完善決策機制，有利於提高政府治理的實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