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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英美公司治理的模式對我國公司治理結構有何啟示

世界各國公司治理模式可以分為：英美的市場監控模式、德日的股東監控模式、東南亞國家的家族控制模式以及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內部人控制」模式。實際上，東南亞國家的家族控制模式與德日的股東監控模式有相似之處，兩者的共同特點均表現為大股東的直接監控，只不過在德國 和日本，大股東主要表現為銀行或大財團，而在東亞國家，大股東主要為控股家族。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內部人控制」的公司治理模式的出現是因為在國家經濟處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特殊階段，由於市場機制發育滯後、有關公司治理的法律法規不完善引起的。因此，公司治理模式實質上可以分為兩種：英美的市場監控型和德日式的股東監控型。

20世紀80年代，由於德國和日本的公司後來居上，在全球市場上對英美的公司造成巨大威脅，引起了公司治理專家對英美的外部監控模式進行反思。一些專家認為，德國和日本公司競爭力的提高得益於其有效的內部監控模式，因此，在這一時期，以內部監控為主的公司治理模式倍受推崇。然而，90年代以後，隨著以內部監控為主的公司所發生的一系列損害股東利益的關聯交易、內幕交易不斷曝光，人們又認識到了德日內部控制模式的不足。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更使人們強化了這種認識，英美公司治理模式在全球范圍內進一步受到推崇。然而，近年來，英美的市場監控模式也暴露出不少的問題，如：安然公司倒閉、安達信公司解體和世界通信公司造假等事件。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著資本市場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各種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都在逐步暴露出各自的不足：

以美國為代表的公司治理模式是在傳統的自由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以外部監督為主的模式。美國公司受到企業外部主體如政府、中介機構等和市場的監督約束，但因股權過於分散，股權結構不穩定，一般股東不可能聯合起來對公司實施有效的影響，使股東對高級管理人員的監控力度大為減弱，形成了「弱股東，強管理層」的現象。

以德、日為代表的公司治理是一種典型的內部監控模式。雖然它們也有發達的股票市場，但對於公司籌資以及監控而言，發揮的作用極其有限。其主要原因在於，公司的資本負債率較高，股權相對集中。特別是法人之間相互穩定持股，以及銀行對公司的持股和干預，使公司內部的各相關利益主體監控公司成為可能。但是這種公司治理模式存在市場治理機制薄弱的缺陷。

以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為代表的家族治理模式，是建立在以家族為主要控股股東基礎上的以血緣為紐帶的家族成員內的權力分配和制衡。其特徵是：一方面，董事會成員、經理人員具有一定的排外性；另一方面則表現為企業決策方式的「家長化」。

而出現在前蘇聯和東歐等轉軌經濟國家的內部人控制模式本身是一種不健全、不完善的模式，這種模式既缺乏股東的內部控制，又缺乏公司外部治理市場及有關法規的監控，從而導致公司的經理層和職工成為企業實際控制人，導致經理層利用計劃經濟解體後留下的真空，對企業實行強有力的控制，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企業的實際所有者。

可見，各類治理模式都面臨著新的挑戰。採用外部監控模式的企業開始懷疑完全依賴市場監控的有效性，從而把目光轉向公司內部，要求獨立董事發揮更有效的內部監督作用；採用內部監控模式的企業開始重視市場因素對公司治理的有效作用；以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為代表的採用家族模式的企業也開始借鑒良好公司治理的成功經驗，著手進行公司治理的系列改革，包括加強法律法規等制度建設、制定公司治理規范、強調公司信息披露的質量和監管、引入獨立董事制度、加強對中小股東的保護等等，而以前蘇聯和東歐為代表的內部人控制模式存在更多的弊端，更需改進。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認識到，單純以某種監控方式為主的公司治理模式都不是最佳的，只有綜合各種模式的優點建立的公司治理機制，才能最有效地保護股東權益，實現公司價值的最大化。

近年來，英美等國開始對其公司治理模式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制定公司治理的各種原則、指引、章程、鼓勵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要求公司增強董事會的獨立性、在董事會內引入一定數量的獨立董事等，希望通過這些措施，增強公司的內部監控力度，以彌補外部監控不足的缺陷。而德日企業也效仿英美的公司治理模式。目前，東南亞採用家族控制模式的企業正在學習英美國家的公司治理模式，其家族特色逐步弱化；而前蘇聯和東歐等轉軌經濟國家的內部人控制模式，也在隨著其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逐漸向國際標准靠攏。

由此看來，雖然世界各國都根據自己的文化背景，建立了具有本國（地區）特徵的公司治理模式，但是各種公司治理模式正在相互滲透、交融和趨同。

為什麼世界各國公司治理模式正在趨同呢？這主要是因為隨著社會的進步、科技的發展，世界各國之間的交流越來越多，交流的范圍越來越廣泛，交流的程度越來越深入，交流的頻率越來高，全球化已經反映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逐步形成了政治一體化、經濟一體化、文化一體化等等。這使得我們的地球「變小了」，成為了「地球村落」，世界上各個國家的人們已經成為「地球村」中的一個村民。既然都生活在「地球村」這一個村落里，那麼各個國家就應該遵循一些相同的東西，而不能老是強調自己的特點，搞些例外，這樣既不利於整個社會的發展，實際上也不利於自己的發展。這種現象反映在公司治理模式上就是公司治理模式的趨同化。

世界公司治理模式趨同化對改善中國公司治理模式的啟示

隨著世界各國文化的交融和趨同，各種公司治理模式也在趨同，因此中國公司的治理模式就不能過分強調自己的特殊性、過分強調中國特色，而應該順應時代和世界的潮流，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規律要求、能夠與國際接軌的公司治理模式。

目前，國企改革已進入最後的攻堅階段，即制度創新階段，這一階段最重要的任務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也就是建立規范的公司治理機制。而要規范，就不應強調所謂的「中國特色」，如果在公司治理模式問題上過於強調中國特色，所建立的公司治理機制就不會完善，所建立的現代企業制度也會是假的，名似而實不是。這樣，中國公司日深的種種沉痾就難以根除，當然更不能保證公司健康穩步地發展。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實際上就是因為這些國家的公司治理機制不完善而造成的，而不完善的原因就在於其治理機制過分有特色。亞洲金融危機暴露了亞洲公司治理的薄弱環節，亞洲金融危機也表明，如果不具備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一個國家的經濟將可能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暴露出嚴重缺陷，甚至喪失已經取得的經濟發展成果。對於中國來說，公司治理制度的完善程度直接關繫到中國吸引外資和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直接關繫到中國經濟改革的成敗。中國已經成為世貿組織成員，中國正在進一步融入國際社會並發揮更大的作用，中國要想不重蹈東南亞國家的覆轍，就必須按照國際標准進行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革，按照國際標准建立和完善我國的公司治理制度。

由於歷史的原因，我國現有公司中的大部分是由原國有企業或其他政府部門控制的實體重組改制而成。在改制過程中，有些公司的運作比較規范，然而在很多情況下，尚未真正實現向公司制的轉變。公司治理結構存在不少問題，這實際上就是中國公司治理的「特色」。其最主要的表現就是：股權結構不合理，「超級股東」控制一切，並導致了種種問題。因此，這個問題的解決是改善我國公司治理機制的首要問題。為了實現股權結構的合理與優化，最根本的措施就是國有股減持，並在減持的過程中引入機構投資者和戰略投資者，改變國有股一股獨大的狀況，形成幾個大股東持股比例相當的格局。改善和優化股權結構，可以通過出讓國家股、國有法人股或者資產重組等方式，降低國有股權的集中程度；另一方面可借鑒日本法人相互持股的經驗，嘗試發展法人持股和機構持股，特別是法人交叉持股模式，構造穩定的大股東。

國有股獨大問題的解決只是為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機制奠定了基礎，還需根據《公司法》、《證券法》和其他有關法律的規定，形成一個規范、標準的公司治理准則。這個准則應該分顯示出我國公司治理制度的規范性、標准性，要充分體現出平等對待所有股東，保護股東合法權益的原則；強化董事的誠信與勤勉義務；發揮監事會的監督作用；建立健全績效評價與激勵約束機制；保障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利；強化信息披露，增加公司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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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金台觀察]上海家化風波帶著中國公司治理怎樣啟示

對於一家公司，企業家更重要、員工更重要,還是股東更重要？ 對於一家公司，就業更重要、工資更重要，還是利潤更重要？ 對於一家公司的戰略，要基於市值、還是基於利潤，還是基於基業長青？ 管理者，必須為了股東財富的最大化而工作嗎？ 不同的答案會帶來不同的選擇。 平安信託與家化管理層的紛爭在本質上就是對於這些答案的不同理解。 平安信託已經解除了葛文耀在家化集團的董事長和總經理職位，現在上海家化小金庫的風波，給葛文耀的位置，帶來了更多變數。 中國公司治理制度的設計中，過多地迎合了投資資本。比如說，家化集團和平安信託都是獨立法人，但法律允許平安信託犧牲家化集團，以適應其自身的發展戰略：葛文耀稱，平安信託入主後，一直在變賣資產，致使家化集團名存實亡。 對於平安信託而言，他的利益在於入股了家化之後，如何以更好的價格賣給下家。對於上海家化的管理層而言，他的利益可能在於這家公司的規模和可持續發展，並且，當下的公司治理框架下，可能要求他們對股東套現予以配合。 家化人事斗爭已經發生了兩周，現在的焦點是上海家化這家上市公司的管理層的穩定，因為有太多的投資人是這家公司的股東，機構投資人和中小投資者希望這家公司能夠穩健前行。大股東與家化管理層的矛盾表明，這給上海家化的未來帶來了不確定性。 股東主義理論里，一切圍繞股東旋轉，當下的公司治理框架，就是沿著這個理論出發的。對於股東本位的制度設計，支持者看來是不證自明的。更有種說法是，股東財富就是社會財富，這是資本分配最優化的過程中必須的路徑。 人民網財經研究院認為，中國公司治理需要進行改革。大股東侵害公司利益的事件表明，在大多數情況下，公司治理的焦點並非股東無法捍衛其自身利益，而是公司無法捍衛其自身利益。上海家化算不上是一個典型案例，但當下有太多類似的事情發生。比如，當大股東股權解禁可流通的時候，公司往往以市值管理的名義，為減持配合。在很多時候，這極有可能犧牲了公司的利益。在這個時候，就必須引入其他利益相關者，更多地予以平衡。 上市公司的管理層與股東之間，並非簡單的管家與東家的關系。上市公司是一個獨立法人，有自己的生存權和利益，他與股東的關系並非在所有的時候一致，那麼管理層在其中應扮演何種角色？ 我們知道，中國第一代創業家慢慢淡出之後，中國職業經理人階層面臨崛起，這些關系如何協調，對於中國的未來尤其重要。無論是較早的國美控制權爭奪、雷士照明管理層與投資者的沖突，還是現在上海家化的內斗風波，這些案例都表明，中國的公司治理已經到了檢討這些核心問題的時候了。

E. 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現狀

目前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特徵和存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上市公司發行的股票種類繁多，持有不同種類股票的股東對公司治理結構有不同的影響。目前在深、滬兩市上市公司發行的全部股票中，既有A股也有B股，而A股中又包括國家法人股、社會法人股、職工股和社會公眾股，B股中則包含了外資法人股、外資股、境內社會法人股、境內個人股。因此存在著眾多與公司有直接或間接利益關系的主體。這些主體持有公司的股票，就是公司的所有者，就應有權參與公司治理以實現自身的投資目的，但不同利益主體各自的投資利益不盡相同，難免發生利益沖突，這就使得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由於涉及面的廣泛而變得更加復雜。

2.股權結構以國家股和法人股等非流通股為主，尤以國家股比重最大，股權結構不合理。大多數上市公司是由國有企業改制或由國家和國家授權投資的機構投資新建而來，加之《證券法》中關於企業改制過程中其國有凈資產的折股比例不得低於65%的規定，使得新公司的股權結構中表現出國有股一股獨大。而國家關於國家股和法人股不允許上市流通的規定，更從制度上確保了國有股的絕對優勢地位。由此市場上就出現了這樣的現象：即持有流通股的廣大股東承擔著由公司的經營業績好壞引起股價波動的市場風險，卻很難作為股東行使到參與公司治理的權利，而持有國家股、法人股的股東獨攬公司大權卻不必承擔股票市場的風險。這顯然是一種不合理的現象。

3.上市公司舉債比例小，債權結構不合理。上市公司的債務多來自借款和應付款，債權籌資的比重低。由前文所知，廣義上的公司治理結構包括股權結構、債權結構和董事會結構。債權人藉助債務協議同樣也可以對董事會實施一定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會最終反映在公司的經營活動中。在國外，由於債權籌資有成本低、債權人不能參與公司的日常經營決策和年終利潤分配等優點，深受廣大上市公司的歡迎。而在我國，情況卻缺恰恰相反，盡管《證券法》中對上市公司發行債券的條件要比申請配股的條件寬松得多，可申請發行債券的公司仍寥寥無幾。歸結其原因，國家股占絕對控股地位的現狀很好的說明了這一點。上市公司即使給出了10配10這樣高的配股比率，流通股的比重仍然與國家股和法人股相差甚遠，加之流通股的股東多數是中小散戶投資者，持股分散，所以配股根本無法撼動國家的控股地位。我國股東似乎完全可以忍受上市公司多年不分派股利的行為使得股票籌資成本甚至小於債券籌資的同期成本，上市公司當然會青睞於前者。

4.董事會中內部董事占絕大多數，董事會結構不合理導致權力失衡。董事從股東中選舉產生，而持股數又代表著所持的選票數，因此控股股東通過推舉代表其利益的董事參加董事會的方式掌控著董事會。我國多數上市公司中國家股占控股地位，自然代表國家的董事在董事會中占優勢，而代表法人股、社會公眾股的董事雖然人數眾多處於票數上的劣勢，這就使得董事會的投票決策機制形同虛設，出現了公司治理上的「無效區」。董事會通過聘任符合自己利益的公司經理階層，達到層層控制公司的目的。目前我國多數國有企業的董事、經理還是由控股股東委派而來，其代表股東行使的權利過大，甚至出現了不少董事長兼任總經理的情況，總經理取代了董事會的部分職權，將董事會架空，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評價自己，成為名副其實的「內部控制人」，使得公司治理中的

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完全喪失效力，這樣的公司治理結構不僅損害了中小股東的利益，也損害了大股東自身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