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和社會治理

⑴ 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法律和什麼共同發揮作用

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

這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把握的一個基本原則，是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長遠發展的根本大計。我們必須堅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把法治建設和德治建設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不斷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

(1)全和社會治理擴展閱讀：

社會主義法律和道德有密切關系，它們相互聯系、相互滲透、相互補充、相互作用、相輔相成。

一方面，社會主義法律在培養人們的社會主義道德中具有重要作用。社會主義法律滲透著社會主義道德的精神，可以培養人們的社會主義道德品質和高尚的情操，以自己的規范作用培養人們遵守道德規范的責任感。

例如，我國憲法和某些法律對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婚姻家庭道德等等，都作出了一系列規定，把某些社會主義道德規范變成社會主義法律規范。對於違反這些道德規范，同時也是違反法律的行為，予以法律制裁。

另一方面，社會主義道德是健全法制、履行法治的重要因素。立法者制定法律、法規時，必然要考慮社會主義道德規范和道德要求，把社會主義道德精神滲透在法律規范中。同時，社會主義道德水平的提高可以促使人們自覺守法，促使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嚴格和嚴肅執法。

⑵ 十八屆四中全會報告全文涉及到社會治理了嗎

涉及到了。關於社會治理，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
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版社會權治理體制創新法律制度建設。依法加強和規范公共服務，完善教育、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醫療衛生、食品安全、扶貧、慈善、社會救助和婦女兒童、老年人、殘疾人合法權益保護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加強社會組織立法，規范和引導各類社會組織健康發展。制定社區矯正法。
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提高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深入開展多層次多形式法治創建活動，深化基層組織和部門、行業依法治理，支持各類社會主體自我約束、自我管理。發揮市民公約、鄉規民約、行業規章、團體章程等社會規范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

⑶ 政府管理與社會治理的區別是什麼

一是覆蓋的范圍不同。「政府管理」在實踐中往往被理解為無所不包，涵蓋的領域過於寬泛，在實踐中不容易把握、很難界定；而「社會治理」則聚焦於激發社會組織活力、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健全公共安全體系等。

二是「社會治理」相比於「政府管理」，更突出的強調「鼓勵和支持各方面的參與」，強調更好的發揮社會力量的作用，而不是政府的管控。

三是「社會治理」更加強調制度建設，特別要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社會治理體系可以說是國家治理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要研究政府、市場、社會三者之間可能出現的沖突與合作方式。

(3)全和社會治理擴展閱讀：

社會治理方式現代化

社會治理的現代化轉型，既是思想觀念的轉變，也是方式方法的深刻變革。應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充分發揮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作用，加快推進社會治理方式現代化。

發揮政治引領作用。政治建設在社會治理中具有引領性、決定性、根本性作用。要把政治建設貫穿於社會治理全過程和各方面，教育廣大黨員、幹部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引導廣大人民群眾提高政治覺悟，堅定不移跟黨走。

發揮法治保障作用。法治是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標志。應加強社會治理領域立法，完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針對生產安全、生態環境、食品葯品等領域存在的執法不嚴等問題拿出治本之策，充分發揮執法司法規范社會行為、引領社會風尚的重要作用。

發揮德治教化作用。道德具有深切、持久的引領力量。應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統領，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大力弘揚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加強社會誠信體系建設，打造具有中國特色、彰顯時代精神的德治體系。

發揮自治基礎作用。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我國憲法規定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應健全以黨組織為領導、村（居）委會為主導、人民群眾為主體的新型基層社會治理框架，明確基層自治權界，做到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

發揮智治支撐作用。智能化是社會治理方式現代化的重要手段。應加快推進社會治理智能化建設，打造數據驅動、人機協同、跨界融合的智能化治理新模式，助推社會治理決策科學化、防控一體化、服務便捷化。

(3)全和社會治理擴展閱讀來源：人民網_加快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

⑷ 如何全面加強社會治理和社會建設

在當代中國基層治理體系的演進過程中，有三種類型的社區精英在不斷鞏固著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石。這三種類型的社區精英就是：革命型社區精英、經驗型社區精英和知識型社區精英。
對於現代國家來說，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現代國家中的村落、社區乃至一基層組織的治理，都不是像傳統社會那樣，是在封閉的「封建化城堡」中獨自運行的。無論是奉行自治原則的基層治理還是與國家政權體系相勾連的基層治理，都是作為現代國家建設的基石而擁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與作用。
基層治理與上層治理、國家政權的內部治理又是有區別的。基層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國家與社會的交接點而存在的。這樣就決定了基層治理既要依靠基層政府、法律、選舉等正式的制度要素，又要依靠基於信任、熟悉程度以及社區認同而形成的非正式制度要素。使基層治理體系得以運轉的是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融合。這樣，一個極為重要的要素就進入了我們的視野，這就是社區精英。基層治理要過得硬，僅僅依靠地方政府正式的公務人員是永遠無法奏效的。這是基層治理的特性和邏輯所決定的。因此，要想提高基層治理的質量與水平，就得依靠一支特殊的隊伍。這支隊伍就是在社區擁有強勁影響力的「社區精英」。
一般來說，社區精英的成熟度與基層治理的質量呈現出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完善的基層治理體系得益於基層政府管理人員與社區精英的支持與合作。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如何培養社區精英,如何提高社區精英的影響力,如何配置與基層治理要求、基層治理特性相匹配的社區精英，都決定著基層治理的水平與質量。
在當代中國基層治理體系的演進過程中，有三種類型的社區精英在不斷鞏固著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石。這三種類型的社區精英就是：革命型社區精英、經驗型社區精英和知識型社區精英。以上三種類型的社區精英都是與特定時代的邏輯和特色聯系在一起的。
（一）革命型社區精英與基層治理的鞏固
革命型社區精英孕生於新中國建立初期，在此後一段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革命型社區精英在基層治理體系中都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新中國城鄉社會的整合、國家政權末梢的鞏固都是與革命型社區精英的誕生與成長密不可分的。在新中國建立之後，城市和鄉村基層社會盡管都經歷了被正式體系不斷吸納的過程，但國家對社會的吸納並沒有導致基層管理人員百分之百的官僚化、脫社會化或脫社區化。以居委會為載體的城市社區精英和以村委會為載體的鄉村社區精英，都在國家與社會的連接點上發揮了極其重要的溝通價值和整合作用。大量的口述史材料已經證明，盡管革命型社區精英所使用的管理工具與國家政權所使用的管理工具有著很大的相同性，但其管理成效的取得更要依靠個人魅力、人際信任、服務精神等生活化的管理要素。這恰恰說明了基層治理有著獨特的邏輯、路徑和成效標准。
（二）經驗型社區精英與基層治理的重構
經驗型社區精英是在改革開放時期，伴隨著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單位體制的鬆懈以及國有企業的轉制等結構性、體制性和政策性變動而逐漸孕育出來的。就城市基層治理而言，大量國有企業的中層管理者因為企業的轉制而脫離原有組織。在隨後的歷程中，他們被吸納到社區之中，從國有企業脫胎而來的管理者們在其原有職業生涯中積累的管理經驗迅速轉化為支撐社區治理的寶貴資源。由此塑造了特有的經驗型社區精英隊伍。他們對改革開放時期國家治理體系的鞏固和中國共產黨執政基礎的夯實產生了極為巨大的影響。就是在今天，很多城市的基層治理還不得不依賴於這一類型的社區精英以及他們在社區共同體中所締造的制度傳承與文化傳承。就農村基層治理而言，在改革開放中誕生的經濟能人等填補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之後所產生的精英真空。農村新型社區精英的成長既內嵌於農村權力和經濟利益結構之中，又與正式的國家政權體系相嫁接，成為農村社會重塑基層治理體系的重要依託。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由於年齡等諸多原因，因特殊人生經歷和特殊轉型時期而誕生出來的經驗型社區精英，即將退出基層治理的舞台。中國基層社會社區精英的代際更替能否順利完成，將決定著國家治理的基石是否能夠依然堅不可摧、固若金湯。諸多跡象表明，新型社區精英的培育和成長已經成為當下中國重構基層治理體系所面臨的緊迫使命。
（三）知識型社區精英與基層治理的走向
伴隨著經驗型社區精英的隱退，一種新型的社區精英正在成長，這就是知識型社區精英。農村中的「村官」、城市社區中年輕的社區總支書記和居委會（社區）主任，已經成為當下社區治理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在我們的調查中，農村社區基層治理中擔當大任者往往是有知識（很多是高中畢業）、有見識（很多都有外出打工的經歷）的年輕人。他們與早期革命型社區精英以及後來的部隊轉業型社區精英，在其成長路徑、個人特質、管理方法和視野上都有了顯著的不同。知識型社區精英的誕生，已經證明中國基層社會的社區治理在經歷著社區精英替代進程。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特點，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節奏，同樣，每個時代也有每個時代的主角。在中國基層治理的演進過程中，基層管理隊伍特別是社區精英的成長都有其賴以存在的歷史方位。任何一種類型的社區精英的成長也都有其特定的邏輯和路徑。從革命型社區精英向經驗型社區精英的轉變，既是與基層社會的世俗化運動密切相關的，又是與國家政權對基層管理人員的結構性配置、新型社會空間對基層管理人員的吸納聯系在一起的。對於目前的中國來說，知識型社區精英的成長已經是大勢所趨，但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就是，基層治理質量和水平的提高僅僅依靠知識是難以奏效的，基層治理的具體化、生活化、人際化、議題化以及應對的迅速性、及時性，都對知識型社區精英提出了新的要求。基於調查，我們的觀點是：（1）知識型社區精英的發展空間應該是開放的而不是閉合的。換言之，知識型社區精英可能不是永遠沉澱於社區之中的，他們中的佼佼者很有可能成為新型高層管理者的一員。如果說以前的高層管理者大都有管理經濟和主政一方的經歷，那麼未來部分高層管理者可能會經歷社區化的洗禮。（2）知識型社區精英的來源應該是多渠道的，學校、社會、機關都應該成為向基層社會輸送知識型社區精英的源頭。從家門到校門再到機關門的「三門幹部」只有經受社區的洗禮和鍛造，才能成為真正的頂天立地的新型管理者。（3）革命型社區精英、經驗型社區精英和知識型社區精英三者不是割裂的，其靈魂和使命是統一的、一體的、連續的。如果將以上三種類型的社區精英進行整體性的研究，總結中國基層治理的經驗，探索中國基層治理體系演進的規律，進一步鞏固社區精英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基石效應」和「基石地位」，則是中國國家治理之大幸。

⑸ 社會治理與社會管理有三大區別

社會管理和社會治理區別如下：

第一，雖然社會管理包括政府作為主體的管理行為和公民社會組織作為主體的管理行為兩個主要方面內容，但社會管理仍然側重於政府對社會進行管理，政府是社會管理合法權力的主要來源；而社會治理則強調合法權力來源的多樣性，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社區組織等也同樣是合法權力的來源。社會治理的主體是多元的，任何一個單一主體都不能壟斷規范和管理的實踐過程。

第二，社會管理很容易表現為政府凌駕於社會之上，習慣於包攬一切社會事務，習慣於對社會進行命令和控制，習慣於扮演「全能型選手」；而社會治理更多的是在多元行為主體之間形成密切的、平等的網路關系，它把有效的管理看作是各主體之間的合作過程，它表明在現代社會，原先由國家和政府承擔的責任正在越來越多地由各種社會組織、私人部門和公民自願團體來承擔。

第三，社會管理更多地是表現為從自身主觀意願出發管控社會，想當然地自上而下為民做主；而社會治理是當代民主的一種新的實現形式，它更多地強調發揮多主體的作用，更多地鼓勵參與者自主表達、協商對話，並達成共識，從而形成符合整體利益的公共政策。

第四，社會管理的實踐主要依靠政府的權力，依靠發號施令；而社會治理則在運用權力之外，形成了市場的、法律的、文化的、習俗的等多種管理方法和技術。社會治理行為者有責任使用這些新的方法和技術來更好地對公共事務進行控制和引導。例如，政府應更多地引導和更少的管制，民間組織及公民社會更多地承擔社會治理的責任，市場力量在社會治理創新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社會創新和社會企業成為改善社會治理的重要因素，等等。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2/1022/c245417-19341622.html

從社會管理走向社會治理--理論--人民網

⑹ 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什麼共同發揮作用

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這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把握的一個基本原則，是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長遠發展的根本大計。

我們必須堅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把法治建設和德治建設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不斷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

(6)全和社會治理擴展閱讀：

黨的19報告再次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和「工作分享的社會治理模式」的具體部署，提出了「加強社會治理體系的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的法治保障體系，提高社會管理的社會化，法治、智能和專業水平」。這為新時期社會治理指明了方向，描繪了藍圖。具體來說，新時期的社會治理肩負著以下任務。

構建現代社會治理結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快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系」，社會治理體系創新首次被置於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這是我國社會建設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標志著我國社會建設的頂層布局邁上了新台階。

它不僅需要建立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治理體系，一個完整的社會公共服務體系，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嚴格的預防和控制社會保障制度，健全社區自治制度，但也意味著創造必要的系統有效運行的條件和相互支持的系統。

⑺ 社會治理體制包括哪些內容

社會管來理主要是政府和源社會組織為促進社會系統協調運轉，對社會系統的組成部分、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以及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進行組織、協調、監督和控制的過程。 社會管理在廣義上，是由社會成員組成專門機構對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事務進行的統籌管理；在狹義上僅指在特定條件下，由權力部門授權對不能劃歸已有經濟、政治和文化部門管理的公共事務進行的專門管理。

⑻ 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什麼發揮作用

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建設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這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把握的一個基本原則，是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長遠發展的根本大計。

我們必須堅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把法治建設和德治建設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不斷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

(8)全和社會治理擴展閱讀:

黨的十九大報告再次強調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並就「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進行專門部署，提出要「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這為新時代的社會治理指明了方向、描繪了藍圖。具體來看，新時代社會治理肩負著以下幾方面任務。

構建現代社會治理格局。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快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創新社會治理體制首次被置於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這是我國社會建設理論與實踐的一次重大創新，意味著中國社會建設在頂層布局上邁上了新台階。

其後，黨中央對加強治理、完善體制、創新機製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社會治理思路日益清晰、效能日益彰顯。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形成現代社會治理格局，將其置於國家發展全局高度，標志著中國社會治理邁向格局構建的新階段。社會治理格局是在更高層次更大系統中對社會治理事業的立體化全方位謀劃和安排，也對社會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它不僅要求建立社會治理多元的制度體系、完備的社會公共服務體系、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嚴密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完善的社區自治體系，還意味著要營造出這些體系有效運轉和相互支撐所必需的系統條件。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把新時代社會治理提升到更高水平

⑼ 十九大和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到的社會治理體系有哪些不同

19大和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到的社會治理體系，總體的思想是相同的

⑽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必須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加快推進什麼社會治理現代化

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