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中國責任

Ⅰ 如何認識和理解中國在全球治理當中所承擔的責任與大國擔當

我們的國家作為一個非常大的國家，
那麼當我們周邊，尤其是和我們關系好的小國，他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們應該伸出援助之手，這是我們身為一個大國的良好風范。

Ⅱ 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什麼時候

在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經過三十年的壯觀增長，中國終於超過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之後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日本內閣府發布的數據顯示，日本2010年名義GDP（國內生產總值）為54742億美元，比中國少4044億美元，中國GDP超過日本正式成為第二大經濟體。

2000年，中國還是世界第七大經濟體，2007年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三。中國經濟規模何時能超越日本一直是近些年來國內外經濟學家關注的話題。

美國《華爾街日報》用「一個時代的結束」來形容這一歷史性時刻。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日本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客座教授袁鋼明昨天再次強調，國際上衡量國富國窮的指標是人均GDP，「目前中國人均GDP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中國還是一個『窮國』的事實並沒有改變，國內媒體應該淡化這一變化，避免國際輿論借機再度炒作『中國經濟威脅論』」。

(2)全球治理中國責任擴展閱讀：

有這樣幾個事實反映了中國地位的凸顯：

第一，在金融危機條件下，中國經濟一枝獨秀，保持了高速增長。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第二，2010年10月，G20財長會議決定IMF將向中國等新興大國轉讓6%的投票權，其中，中國的份額將由3.72%躍升至6.39%，投票權也將從目前的3.65%升至6.07%，一舉超過英、法、德成為IMF第三大股東。

中國投票權的上升並沒有動搖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擁有的否決權，也沒有動搖發達經濟體的主導權。

第三，中國研製成功世界上最快的超級計算機「天河一號」，其速度比原本位居世界首位的美國「美洲虎號」快47%，被認為是走向科技大國的重要表現。

第四，中國海軍艦隊多次遠赴亞丁灣、索馬裏海域執行護航任務。

第五，在全球治理層面，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發揮重要作用，作為G20和「金磚四國」成員參與制定和協調國際經濟規則，作為基礎四國的成員參與氣候變化談判，中國的國際話語權顯著提升。

Ⅲ 中國民主和美國民主的不同點

（一）中美民主政治的歷史和文化有著根本不同
1.「和」與「同」的差異。中國是一節一節長出來的國家，美國是一塊一塊拼成的國家。美國民主政治精神重「同」，追求高度一致是美國社會的典型特點，你一定要同我一樣，不一樣就是異己。而中國民主政治精神重「和」，崇尚「和而不同」，群星燦爛是中國社會的特點，始終為個人和社會保留充分的空間，這對真自由、真民主精神的培育至關重要。
2.獨立與擴張的本質不同。在世界近代民主史上，中國對民主的追求和探索有如下幾點被忽視和輕視了：一是中國反抗帝國主義壓迫和國民黨專制統治，追求民主建國的歷史。國家獨立自主是一個國家保障本國人民享有民主的基本前提。二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對民主治國政治道路的探索。新中國在建國之時就解決了民主的群眾基礎問題，所以不存在美國後來始終面對的政治擴容問題。正因為這種廣泛的群眾基礎，中國共產黨敢搞群眾路線，約束自己監督自己，通過群眾路線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而美國的民主則既是有錢人之間談出來的，也是打出來和對外擴張出來的。經過流血和犧牲，美國黑人直到 20世紀 60年代才擁有選舉權。在國際事務中，美國的擴張和對外干預世人有目共睹。
（二）中美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根本不同
1.中美民主的國內經濟基礎有著公與私的本質區別。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經濟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之上的。中國歷來提倡「天下為公」。馬克思主義能夠被中國接受並中國化，與馬克思主義中的「公」的思想與傳統中國社會「公」的思想兼容有關系。而私有制與民主自由平等天生是矛盾的，一個社會越受私有制支配，就越可能走向民主自由平等的對立面。民主在美國異化為錢主，是這個邏輯的必然結果。
2.中美民主的國際經濟基礎有著共生與寄生的根本不同。美國民主政治很大程度上仰賴一個寄生的國際經濟體系，美國現代化道路是建立在對外擴張和戰爭基礎上的。而中國的政治發展道路和現代化是建立在內生制度創新基礎上的，並致力於建設一個互利共贏的共生國際經濟基礎。
（三）中美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不同
1.「一中有多」與「一分為多」
任何大國政治，都重視「一」，這是中美兩個大國的共同點。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是一中有多，美國的兩黨制是一分為二，三權分立是一分為三。中國政治中的「一」能包容「多」，因此「一」才能在不斷更新中擴容、兼容和變容，是為人民民主。而美國的三權分立則不同，有時總統很強勢，有時國會佔主導，有時司法很獨斷，其背後是資產階級專政。它重視的是「多」中的制衡而不是仲裁，形成平衡就會有「一」;制衡機制一旦失衡，就會出現現在的美國政府僵局和民主失靈現象。
2.「合」與「分」
不少人認為美國民主政治的關鍵字就是「分」。政黨政治一分為二也好，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也好，或者其聯 邦制下的分權也好，表面上確實是「分」。但 「9·11」後美國的集權趨勢非常明顯。許多國家在借鑒美國政治時，由於沒有看到其形分實合的一面，誤以為「分」是其政治精髓，學了去實踐最後導致國家分裂、政治對立、民眾對抗，這是當今世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悲劇。美國民主失靈，也與其權力分割有關。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不存在有組織的利益集團，權力只有分工而不被分割。但在美國，有組織的利益集團把國家權力切割成一塊塊，相互制衡，容易形成僵局。
3.「一屆接著一屆干」與「一屆隔著一屆干」
中國政黨制度的特點和優勢是一屆接著一屆干，可以集中精力持之以恆辦大事、辦難事、辦急事。在競爭性的國際體系中，一個國家要保持競爭力，政黨制度必須確保有一屆接著一屆乾的精神。多黨制恰恰違背了這一治理常識。美國兩黨制的治理特點是「一屆隔著一屆干」或者「一屆對著一屆干」，用福山的話說是相互否決體制。當然，美國兩黨也經常相互支持，在和平演變蘇聯上，美國就是一屆接著一屆干，不將蘇聯搞垮誓不罷休。
4.「選」與「舉」
不少人認為，美國的選舉制度就是海選，這與媒體貫於展示海選的熱鬧不無關系。但這只是表面，其實質是內舉，表現為提名制。美國兩黨全國黨代會推選出候選人最關鍵，這也最容易被少數人、被金錢操縱。真正到全國性大選時，選民就只能二選一了。美國投票率下降，體現了選民對這種選舉程序的厭惡和疲勞。美國國家機構中很多關鍵崗位，如大法官、美聯儲主席等，根本不是選出來的，都是背後妥協直接提名內舉的。所以美國的「舉」有很大的封閉性。而且，美國的內舉制度和旋轉門政治還使得募集選舉資金等腐敗行為合法化。而中國的選舉，是不論出身，通過層層選拔，將出類拔萃者選出來擔任合適職位，強調「競德競能」。許多發展中國家只看到美國選舉制度表面的「選」，也搞全民選舉或全民公投，最後導致社會政治動盪。西方對外也將海選鼓吹為民主政治的重要標准。中國的聰明和智慧在於看穿了西式民主選舉制度的缺陷，堅決拒絕這種亂選。
（四）中美民主政治的政府責任不同
1.公道政府的責任與私道政府的「責任自動豁免機制」
人們一般認為美國是小政府大社會，其實，美國是大政府、強政府。這從美國政府預算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就能看出。但美國是一個找不到人負責的政府，兩黨政治輪流執政可以將責任推卸，官員辭職更是頻繁，扔下一個爛攤子走人，在國外把一個小國搞亂了以後撒手走人的例子也很多，這是兩黨輪流執政導致的「責任自動豁免機制」。而在中國，個人、社會、政黨、國家是命運共同體，政府為百姓解決問題的意願和能力很強。政府這種責任意識在於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和人民是一家的。美國卡特琳娜颶風來的時候當官的跑去度假了，這種情況在中國一定就地免職。
2.追責制度與「責任的隔代轉移」
在美國，在你責怪民主黨的時候，執政的是共和黨，在你責怪共和黨的時候，執政的是民主黨。美國這種「責任隔代轉移」的制度設計很具有欺騙性。它的一個致命後果，就是代價向後代累積。而中國共產黨倡導並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政府是真正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的政府。政府時刻處於政黨監督、國家監督、社會監督和公民監督之下，一旦通過監督發現問題，即使政府已經換屆、官員已經調任，仍然會被追究責任。
（五）中美民主政治的科學決策不同
科學決策是任何民主制度都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區分好民主與壞民主的重要標准。好的民主政治一是有能力和動力解決問題，這是「立」;二是有能力和動力發現問題，這是「預」。在中國民主政治下，決策要廣泛聽取不同意見，在協商包容中集中;在美國，執政者可以不聽取也沒有必要聽取不同意見，兩黨政綱不一，使其難以包容異見。中國是在包容擴容中求統一，美國是在對立對抗中求統一。兩黨政治的現實會將不同意見放大，並且通過放大不同意見來強化身份和陣營。這很容易將社會撕裂。 20世紀美國兩黨政治一度在向中間政策靠攏，以克服對抗式決策的弊端，但現在對抗性現象又出現了，這就是美國政治僵局，美國一些人已經在討論美國政治制度改革問題。
迷信西式民主的人認為中國民主政治沒有糾錯機制，這也是誤解。協商、信訪、集體學習、巡視、調研、到群眾中去等，都是保證中國民主政治下科學決策的制度性依據。有人將其概括為中國式的縱向民主。比較而言，倒是美國民主政治下的糾錯機制經常失靈，美國政府和國會要糾華爾街的錯就做不到。
（六）民主政治的未來在中國
民主政治作為治國理政的方式和工具，人類古已有之。人類幾大核心文明圈，早期都有對民主政治的求索，這些民主資源構成了第一代民主，即多樣多元的早期民主求索道路。資本主義民主理論充其量也只是第二代民主，現在問題不小，其內部出現失靈，對外推銷的時候出現滯銷。今天的世界無論是各國國內治理還是全球治理，都需要探索一種新型民主理論，姑且稱之為第三代民主政治理論。

Ⅳ 積極承擔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責任，中國應有怎樣的決心

一、中國的一貫主張 中國政府一貫主張：（一）《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是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的核心框架和最有效的機制，其所確立的原則和模式應堅定不移地堅持下去。為此，一方面要推動關於長期合作行動的公約對話取得進展，另一方面京都議定書下關於2012年後發達國家進一步減排指標的談判最遲要在2009年達成協議；（二）應對氣候變化是可持續發展的組成部分，兩者目標一致、實現手段相同，應相互協調、兩相促進。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發展經濟、消除貧困為壓倒一切的優先事項，在此過程中盡可能地減緩溫室氣體排放增長、適應氣候變化不利影響也將有助於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三）技術對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不可或缺，具有決定性作用，一方面要加強各國在技術研發、技術創新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要加大現有技術的推廣和利用，特別是要盡早落實氣候變化公約關於技術轉讓的規定，建立切實有效的機制；（四）統籌把握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關系，兩者要同舉並重，一手抓減緩一手抓適應。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更優先的是適應氣候變化的問題；（五）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應互利共贏，京都議定書下的清潔發展機制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為共同應對氣候變化開展雙贏合作的成功典範，應根據需要對這一機制加以必要的簡化和完善，使其繼續發揮更大的積極作用。二、中國對待全球氣候問題的措施 中國在對待全球氣候變化和氣候災害頻發的問題上，中國本著負責任態度制定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方案，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雖然《京都議定書》中沒有規定發展中國家減少排放的義務，但中國還是認真負責地採取了包括增加科技運用、增加森林覆蓋率等措施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科技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等14部委在京聯合發布《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科技專項行動》。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指導思想是：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推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以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為目標，以保障經濟發展為核心，以節約能源、優化能源結構、加強生態保護和建設為重點，以科學技術進步為支撐，不斷提高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為保護全球氣候做出新的貢獻。 作為一個負責人的大國，中國採取一系列的措施來承擔在氣候變化問題中的責任與義務。在《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中詳細描述了我國政府的策略：第一，調整經濟結構，推進技術進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第二，發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結構。第三，大力開展植樹造林，加強生態建設和保護。第四，實施計劃生育，有效控制人口增長。第五，加強了應對氣候變化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的制定。第六，進一步完善了相關體制和機構建設。 第七，高度重視氣候變化研究及能力建設。 第八，加大氣候變化教育與宣傳力度。全球氣候變化問題是一個在全球治理中融合各國利益的契機，同時，氣候變化問題解決策略中的復雜性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既然中國在此中必然要扮演重要的角色，那麼，處理得當，這一過程與經驗將成為中國現代國家重構中的重要推動力量，這無疑考驗著我們的遠識和智慧。當然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不僅僅是中國一國之力可以解決，應對全球變化問題是世界各國的責任，各國都應該攜起手來，共同面對問題迎接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