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國家治理現代化包括

❶ 如何推進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的制度和制度執行力的集中體現。在我國，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各個領域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是各個領域行使國家權力、治國理政方略的綜合體現。國家治理能力，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使之相互協調、共同發展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有機整體，有了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
健全的治理體系、高超的治理能力，是國家有序運行、健康發展的基本條件，也是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在當代中國，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須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必須轉化為國家治理的效能。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有利於統籌謀劃各個領域的改革，保證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這個總目標的確立，反映了當代中國發展的要求，是我國改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達到新的歷史高度的根本標志，為新形勢下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總的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❷ 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標准有哪些

國家治理體系包括規范行政行為、市場行為和社會行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三個最重要的次級體系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對我國在現代化進程新的發展階段所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的主動回應
碎片化、短期行為、政出多門，以及部門主義和地方主義，是我國現行治理體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點，嚴重削弱了國家的治理能力
制度具有根本性，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質，可以制約治理者的濫權和失職，因此，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關鍵在於制度的改革和創新

❸ 什麼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下列屬於老百姓給出的答案是

是黨領導人民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的體制。

衡量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是否現代化，至少有2個標准：

其一是公共權力運行的制度化和規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規范的公共秩序；

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須保障主權在民或人民當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從根本上體現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體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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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生動實踐

在明確的國家治理思想指導下，我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面臨著增強國家統一性、推進國家均等化、提高國家創新性、促進國家法治化和基層社會自治等多項重點任務。

為此，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國家治理實踐，集中體現為整合條塊、化解失衡、供給動力、克服阻力、提高活力和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

強有力的國家整合能力，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基礎，也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國家整合，既包括實現、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也包括建立健全全國統一的交通體系、統一的市場體系、統一的司法制度，形成一整套標准統一的規則體系和治理體系。

實現這些領域的有效整合，需要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建設一支穩定的軍事力量，凝聚社會共識的主流意識形態，同時增強國家硬實力和軟實力。

❹ 如何推進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1、進一步解放思想，努力沖破不合時宜的舊觀念的束縛；
2、加強頂層設計，從戰略上謀劃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
3、總結地方治理改革創新經驗，及時將優秀的地方治理創新做法上升為國家制度；
4、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學習借鑒國外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好經驗；
5、破除阻礙社會進步的體制機制，建立和完善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要求相適應的現代國家治理體制；
6、破除官本位觀念，消除官本主義流毒。

❺ 我國現代化國家治理的體系的完善談談你的建議

我現代化國家治理的體系是經濟發展農業核工業，從加工業向高端製造業轉變。

❻ 如何推進我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

內容摘要：「國家治理現代化」這一命題隱含著政治上的一元與多元、現代與後現代的內在張力。在我國現階段，最需要關注的還是政治現代化的問題，包括政治的程序化和制度化、多元化和一體化、代議制和官僚制等。同時，還要關注發展時序問題，正確認識和處理民主與民生、代議民主與協商民主、現代化與後現代等時序邏輯。當前中國面臨從前現代社會向現代國家的轉型以及如何應對後現代性挑戰的雙重任務，平衡好這雙重任務是對領導人的巨大考驗。
關鍵詞：治理 國家治理 政治現代性 後現代性 代議制 官僚制 發展時序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一個全新的命題，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焦點和亮點。過去十幾年裡，國際社科文獻中最為流行的術語之一便是「治理」。但是相關概念進入我們黨的文件還是首次。其新意有二：一是首次把「國家治理」問題提上了國家建設的重要議事日程，意義重大；二是進一步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的現代化，大大豐富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內涵。本文擬從理論與實際、歷史與現實、國內與國際相結合的角度，針對我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問題進行若幹探討。

「治理」是20世紀末開始在國際上出現的一個政治與公共管理的新術語，是相對於「統治」而言的一種政治管理的新範式。在西方語境中，「治理」意味著「去國家化」、「去中心化」，以合作替代強制。從國際政治層面看，治理主要是顛覆以現代主權國家、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威斯特伐利亞秩序，強調無政府的治理，或者是後國家主義的世界秩序，淡化主權國家或者政府的作用，主張「全球治理」。從國內政治層面看，強調的是「多元共治」或「多中心治理」，國家或者政府只是「多中心」當中的一個中心，這對現代以來以國家為中心的政府模式提出了挑戰。在政治制度上，主張顛覆代議民主制和理性官僚制，提出所謂的參與民主、協商民主等後現代的民主理論。
「治理」彰顯了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沖突。它是西方後現代社會的概念，是試圖超越西方以往的現代性。西方國家已經完成了政治現代化，其最重要的標志就是建立了民主政治中的代議制和公共行政中的官僚制。對西方而言，這些結構已經過於成熟了，需要稍微做一些「解構」。這種背景下，西方一些學者關注的問題是，作為代議制主體的選舉競爭不足以充分表達民主政治的豐富內涵，人民要有更多的參與渠道；官僚制非民眾所能控制，需要對此進行改造以期行政系統對人民更負責任。「治理」的概念便應運而生，其政治背景是多元共治，打破政府的壟斷性。當然治理概念也用在聯合國、世界銀行等組織針對第三世界提出的一些發展措施，這就和一般西方國家提的「治理」語境有所不同。
在「治理」的框架中，政府不過是多元政治構架中的一元，各個治理主體之間是平等的夥伴關系，而民主、法治還是承認政府的絕對優勢，只不過要對政府的權力加以限制而已，所以治理的概念比民主和法治要激進得多。一直以來，國家的事就是政府說了算，現在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以及社會的廣泛參與要形成一個多元共治的局面。但是這在西方也沒有完全做到，政府在國家事務中依然占據絕對優勢，而不僅僅是多元中的一元。比如遇到金融危機，主要還是政府在「救市」，雖然西方的確更為多元，社會自治更為強大。在中國目前的時空條件下，更不可能一下子走到這一步，包括執政黨在內的政府力量在整個治理結構中依然處在核心地位，這是中國與西方的「治理」在內涵上的不同之處。

在我國，「國家治理」概念的提出，重點應當解決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完成的、而我們還沒完成的那些任務，包括民主法治，完善民主代議制，樹立法治的權威，建立理性官僚制度，政府依法行政，這些方面中國的路還很長。所以提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問題，在中國首先還是解決政治現代性的問題，尤其是要建構現代國家，而不是把重點放在國家以外。在國家制度完善的基礎上，形成市場、社會和公民參與的多中心「治理」局面。所以，中國面臨的是兩重任務，首先是把國家建設好；其次在國家建設的同時，發揮國家以外的力量參與治理。「治理」本來是側重於後者，但是我們有特殊的國情，國家自身的建設不能沒有。因此，盡管學界對於「國家治理」這個概念有爭議，因為「治理」本來應當是去國家化、去中心化的，但是在中國，要實現良好的治理或者說「善治」，首先還是要解決國家自身的治理問題和現代化問題，因此提出「國家治理」的概念還是很有意義的。
從這種語境出發，對於「國家治理」這一概念，可以分兩個層次理解：一是對國家進行治理，國家是治理的對象，這里的「國家」是一個廣義的概念，而「治理」則可以理解為多元共治，即國際上使用的governance；二是由國家進行治理，這里國家由治理的對象變成治理的主體，其含義是國家權力，與政府大體相同，而這里的「治理」則是「統治和管理」的縮寫，與governance聯系不大，基本上還是government的含義。因此，中國語境下的「國家治理」兼具「統治和管理」與「多元共治」的雙重含義，本質上是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緊張關系。

可見，「國家治理」這個概念隱含著政治上的一元（國家中心） 與多元（多中心）、現代與後現代的內在張力。在我國現階段，最需要關注的還是政治現代化的問題，是如何把國家（政府） 這個中心搞好的問題。
有鑒於此，我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首先需要政府自身的現代化，實現政府轉型。政府不轉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就無法起決定性作用。可以說，政府簡政放權的程度有多大，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就有多大。當然，政府改革不完全等於簡政放權。有些權力要放掉，但有些職能還要加強。當前政府改革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政府不該管的管得太多，而該管的卻沒有管好。十幾年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里德曼就有一個很有見地的觀點，他說：中國的政府是究竟太大還是太小？答案是既太大又太小，在干預經濟和控制投資方面太大；但是在提供法治、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方面又太小。十幾年過去了，他對中國政府存在的病症，現在看來這個穴點得依然非常准，問題依然沒有解決，現在政府依然面臨大量的職能越位、缺位和錯位的狀況。因此，現在政府改革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進行合理的職能定位，把該管的管好，把不該管的堅決放掉。
然而，光有政府治理的改善，還不是國家治理。改進政府治理只是完善國家治理體系的第一個層面。從「統治」到「治理」的一字之差，最基本的差異在於，統治的主體一定是源於國家的公共機構，而治理的主體既可以是公共機構即政府，也可以是市場、社會和公民。傳統的「統治」是國家或政府一個中心發揮關鍵作用，而「治理」則是多中心的，國家或政府只是治理的一個中心，市場經濟體系和公司企業是第二個中心，以非政府組織為主的社會組織是第三個中心，而公民及其直接參與則是第四個中心。這么多中心連接在一起就是一個理想的治理結構。從這個意義來講，我們國家治理體系的建構，不僅要改革政府，而且要讓市場、社會和公民發揮重要功能。
因此，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我國實際上至少包含三個層面的內容。第一，是形成國家政府、市場、社會以及公民共同參與、良性互動的治理結構，盡管這些主體的作用不是等量齊觀的，政府總體上起著更為主要的作用；第二，是改善政府治理，深化政府改革，前面主要講的是這個問題，其「政府」的含義是狹義的；第三，從廣義的「政府」含義上說，也要形成一個合理的治理結構。從廣義來說，政府治理不僅僅是行政機構，而是包括黨、人大、政府、政協四套班子在內的治理結構。除此之外，還要包括紀委、法院、檢察院三套機構，嚴格說是七套機構。當然，主要是其中的四套班子應當形成一個好的治理體系。如何把黨委揮手、政府動手、人大舉手、政協拍手的統治結構，改變為黨委執政、人大議政、政府行政、政協參政的治理結構，這是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更為艱巨的任務。
毋庸置疑，強調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說明目前我國的治理水平還不能完全適應時代的要求。首先，現代化的政治是程序政治，而非人格化的政治，但在中國，人格化的政治結構起更大的作用，這是我國治理現代化所面對的最重要問題。現代政治更講究程序，但是中國則更重實體。政治學和法學有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民主里有實質民主和程序民主。中國人的政治習慣更偏重前者，我們做過很多民調，一般的老百姓對民主的定義是：「民主就是政府給老百姓做實事做好事」，解決民生就是民主。民主更體現所謂的「為民」內容。林肯曾經把民主定義為「民有」 （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 （for the people）。中國人側重於民享，政府為老百姓做事就叫民主。這屬於實體性的東西，是結果性的東西。簡言之，更多人把「民主」定義為「民生」，政府為老百姓做主，核心的理念是「為民」。這其實是繼承發揚了中國傳統上豐厚的「民本」思想。中國比較缺乏by the people的政治理念，by 就凸顯了程序性，你要經過人民認可，通過一個程序執政。中國傳統則是可以不經過人民，就像一個家長自然地就對孩子負責。其實在傳統政治里，「家長制」不是壞概念。家長會很好地照顧孩子，一心一意地保護孩子。但是家長為孩子好，是不需要給孩子發言權的，不需要所謂的「程序」。我讓你吃什麼你就吃什麼，讓你喝什麼你就喝什麼。傳統中國有一對很典型的政治概念，「父母官」和「子民」，這里其實反映的是一種政治倫理要求，當官的像愛自己的孩子一樣來愛老百姓。這是實體性的政治要求，老百姓並沒有參與權。中國實際缺的就是老百姓的政治參與和程序正義、程序民主。我們傳統政治缺這些，現在從政治文化角度講這點還是比較弱。通過民調可以發現，人民還是著重要求政府為人民服務，對選舉競爭、分權制衡等並不是很關心。黨和政府也更強調立黨為公、執政為民，這其實都反映了這種政治文化傳統。但是怎麼依靠人民、通過人民來執政，我們做的還是比較欠缺的。
從一定意義上說，民主和專制的區別就是程序政治的區別。專制不要太多的程序，因為幾個人或者一個人說了算；民主則需要集眾人之意志，眾人之意志怎麼能夠形成？用盧梭的話來講，「公意」怎麼形成？或者「眾意」怎麼形成？如果沒有一套制度和程序，那麼到底聽誰的呢？這就要有一套程序和規則，把眾人的意志集中起來。不以一兩個人的政治意志為主。如何聚合多數人的政治意志，就一定需要程序，所以民主政治一定是程序政治，專制政治則不需要太多的程序，或者可以簡化程序。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建立程序和制度。
克服國家治理的碎片化狀態
我國國家治理存在的一個問題是，看起來國家權力很大，但實際上是碎片化狀態，正如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所說，中國實際上就是「支離破碎的權威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該整合的沒有整合，該制約的沒有制約。這就形成了部門主義、分散主義、地方主義尾大不掉，以及「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部門利益個人化」的現象。
這種政治權威碎片化的情況確實嚴重阻礙了中國的發展。特別是在市場經濟和公共服務領域，大家感受得非常強烈，都是地方和部門出政策，讓人感到阻礙重重，非常不方便。有的輿論就指出，這種地域和部門的隔斷，甚至讓人們懷疑中國是否是一個單一制國家。所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中，令人吃驚地27次提到「統一」，這還沒有把「統一戰線」等「統一」的字眼算進去，僅僅意指中央統一管理、統一權威、統一市場等含義上的「統一」，超過了眾人矚目的「治理」一詞所出現的24次。這就說明中央在關注國家治理的多元化的同時，也在關注一體化的問題，著力解決公共事務的碎片化。多元化和一體化並不矛盾，是國家治理相反相成的兩個方面。我們要統一市場，統一政令，統一司法，只有這些方面統一了，我們才可能講均等化。
同時需要注意的是，中國是大國，發展不平衡是一個基本的國情。資源短缺，發展不平衡，因此要統一政令也很難。就拿公共服務均等化來說，一些發達城市曾經考慮過給外來流動人口均等的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但還是擔心出現「窪地效應」，最後難以承受。所以這個現實壓力———城鄉二元結構，區域發展不平衡，對於決策者而言是個現實難題。事實上，現階段中國也很難完全做到各方面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在於，現實做不到，但是口號喊得卻很響亮，把人的胃口吊得很高。這就造成了很大的社會挫折感。鄧小平搞改革比較聰明的地方，就是先給出明確的心理預期，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經濟發展水平上去了，國力提高了，再帶動大家一起富起來。這個心理預期，大家都清楚。現在的情況就是我們說的太多，實際做的又太少，成了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產生了強烈的反差。不僅是公共服務，而且民主政治也是這樣，比如我們經常講要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即「四個民主」，這比發達國家還要高得多。西方國家實際上只做到了「一個半」：民主選舉算是基本做到了，民主監督做到了半個，民主管理和民主決策則基本沒有做到也無法做到，所以他們把民主的底線定義為選舉競爭，非常貼近現實。包括「協商民主」，雖然也是少數西方學者提出的概念，但在發達國家主要還是停留在概念和小范圍試驗階段，主流民主理論和實踐依然是以選舉競爭為主的代議民主，「協商民主」是西方也不敢輕易做的。我們的民主概念已經進入後現代了，但實際政治程序還沒解決現代性的問題。這個問題需要引起重視。

梳理民主與民生的時序邏輯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理清發展時序，加強頂層設計，拿出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一步一步加以實現，先解決什麼，後解決什麼，把容易做的先做，最難的放在最後。中國目前的很多問題，還是摸著石頭過河，缺乏理性的設計，這樣下去很危險。
一個大的戰略性問題，是我們現在十分關注民生問題，這當然是重要的。但是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民主。那麼，民生和民主，首先要解決哪一個？理論上我們先不說，先從經驗上看，有沒有一個國家，民主政治的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就能先解決好民生的？政治學總結發達國家的政治發展進程，概括為「三步走」。第一步是解決國家統一的問題，打破封建諸侯割據，將權力集中到國王手中，建立專制主義國家，形成所謂的國家主權。我們國家在毛澤東時代，就是完成第一步。目前實際上還沒有徹底解決碎片化問題，該統一的還沒有統一。碎片化不意味著民主。民主意味著強大的國家治理能力，意味著能建立強政府，令不行禁不止不是民主，無政府主義也不是民主。我們過去有誤解，認為民主會削弱國家能力，其實恰恰相反，民主意味著國家能力的增強，成功的民主國家必然是有著強大的國家能力，整合性非常強。西方首先通過王權專制， 亦即專制主義（absolutism），把國家權力統一起來，英國是都鐸王朝，法國則是波旁王朝完成這個過程。統一的權力形成之後，就面臨著如何解決君主專制的問題，以及集中的權力要得到更廣泛認可的問題和新興資產階級參政的問題，這就是民主化問題。這就是1640年英國革命開始，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要解決的問題，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仍然是西方各國政治發展首要的問題。到了二戰之後，民生的問題成為了主要問題。民主政治確立之後，照樣有貧富差距拉大，人民教育醫療乃至吃飯問題，這會反過來造成民主政治的不穩定。所以二戰後福利國家興起了，醫療教育等民生問題成為核心問題。


所以，改革的時候一定要把順序搞清楚，先把原因層面的問題解決掉，然後再處理後果的問題。先有因再有果。我們往往是原因還沒有解決，卻集中精力去謀求相應的結果。所以，現實是因果關系和邏輯順序顛倒了，缺少一個政治框架設計。
從西方議會產生的過程中，可以進一步觀察集權與民主、經濟和政治之間的張力與關系。國家統一的一個重要形式就是召開全國性的會議，這是個很有趣的現象，從英國議會、美國國會，到中國的人代會、黨代會，都是如此。什麼時候台灣當局派代表來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了，我們國家就完全統一了。能召開全國性的會議是中央有權威的標志。著名的法國三級會議是腓力四世在1302年首次召開的，其目的是解決由於向教會增稅而與教皇的沖突，這次會議使得腓力四世得到了民眾的支持，結果是王權的加強和教會實力的削弱。而且西方最早的議會都是旨在商討稅收問題，可見政治和經濟關系的密切。政治問題不解決，合理的經濟分配也很難解決。議會雖然是國王集權的產物，但對國王也起到制約的作用。統一的王權一旦鞏固，議會對國王來說就沒有必要而且成為累贅，因此從路易十三到路易十六的專制主義時期，三級會議從1614到1789年中斷了175年。到1789年路易十六為解決財政困難不得不重開三級會議時，就點燃了火葯桶，法國大革命爆發了。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英國，專制君主查理一世先是停掉議會十多年，到1640年查理一世為了解決稅收糾紛和財政困難迫不得已又重開議會時，即觸發了革命。所以國王開會是國家統一的象徵，同時也把現代民主帶了進來。議會體現了王權和新興資產階級的博弈，內含著政治和經濟的復雜關系，英法革命都肇始於國王重開議會解決財政危機，集權和民主都與議會有關。


除了代議制以外，還有理性的官僚制，這也被認為是現代政治治理的基本工具。目前中國的政治體制還無法做到把政務官和事務官加以區分，首先是因為中國沒有politician 和bureaucrat兩個系統，也就是所謂的「政客」與「官僚」的分別，其實這兩個詞彙都是中性詞，但翻譯成漢語頗有貶義。西方的政務官是選舉產生，有任期的。事務官是考試錄用，終身任職，通過功績和年資晉升。我們國家幹部的身份都是一樣的，選舉與非選舉官員之間沒有清晰界限，終身制與任期制之間的界限也不清晰，更沒有政治中立不中立之說。我們和西方政治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們所有的官員都被認為是「官僚」，而西方僅指那些通過考試錄用、終身任職的文官。
近些年來在中國政治研究和討論中，借用後現代的視角批評現代政治治理頗為流行，與之相仿的是，對傳統政治價值理念和治理方式的熱捧又很多。對此要有所警惕。如果借用黑格爾的辯證法———正、反、合的框架來分析，前現代傳統社會如果是「正」，現代就是「反」，後現代就是「合」，確實有些方面看似回歸了傳統，但不是簡單回到過去。這個回歸是在「反」的基礎上回歸，而不是拋開「反」的回歸。我們現在沒有經過「反」，而希望走向「合」，這事實上只能往回走。
以「民主」來論，古代的民主確實是直接民主，但出現了多數人的暴政和效率低下等問題，產生了很多弊端。所以現代民主政治實際上是代議政治的精英民主。西方進入後現代社會，一些人覺得代議民主還不過癮，人民的參與還不夠，又開始向「人民的統治」或某種程度的直接民主形式回歸，但是這種回歸是在代議制基礎上的回歸。西方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我們姑且翻譯為「協商民主」，主流理論最多認為這是在「代議制」基礎上的「協商」，不是所有問題都可以採用協商民主的方式，絕大部分問題還是要通過代議政治的過程來解決。協商民主充其量是對代議民主的補充而不是替代。再講「法治」，有人批評西方的法治有些走過頭了，既沒有人情味，也把官員都給捆死了，一點靈活性都沒有。在西方國家，確實也有人主張「松綁」，因為法治太嚴苛了，把政府「五花大綁」起來，國家缺乏能動性，政治領袖行動的空間很小，經常被批評無能。所以有人主張給政府更大的自由裁量權。但這對於中國則不行，我們的問題是掌權者有太大的靈活性，對權力進行有效制約的這一關還沒有過去，必須要通過法治來限制官員的自由裁量權。可以說我們依舊處於「反」的過程，政治現代化的過程遠沒有完成，還談不上對傳統的回歸問題。


代議制和官僚制的一個很重要的後果是建立了責任制。不是所有的官員都要對人民負責，僅僅是被選舉出來的政務官對人民負責。誰授權，對誰負責，這是政治運作的基本原理。你是民選官員，你就要對人民負責，然後你任命的官員，就對你負責。官僚系統對政務官負責，內閣對行政首長負責，行政首長對人民負責或者通過議會間接對人民負責。我們經常強調幹部要對人民負責，從嚴格的政治學理論的角度說這是不完全正確的。如果每個公務員都對人民負責，那麼誰對行政首長負責？誰還能對下發號施令呢？我們的責任體系不清楚，從上到下都要求每個公務員對人民負責，最後到底誰負責反而成了問題。實際的情況則基本上是都對上負責，因為你的權力是上級給的，誰授權向誰負責，這是基本的政治規律。為什麼幹部對上負責而不對下負責？根本就在於權力不是人民給的，同時也要明確不是所有官員的權力都應該是人民給的。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蘊含著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巨大張力。中國社會目前的情況很復雜，同時具有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的特徵。雖然總體上是處於現代化的過程，但也受到後現代思潮的強大挑戰。在政治現代化的任務還沒有完成的時候，對政治的現代性又提出了質疑，作為政治現代性最重要標志的代議制和官僚制也受到批評。因此，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遇到了全球化的沖擊，在現代性建構還沒完成的時候，過早捲入後現代的潮流。中國的後現代主義政治思潮和現實運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存在直接民主壓過代議民主的傾向，公民直接介入政策制定成為潮流。其中典型案例之一就是PX項目中的「鄰避主義」現象。現在各地只要是建PX項目基本上都建不成，而日本和韓國趁著中國上不了這類項目大量地上PX項目。這裡面一個很大的悖論就是，我們被西方說成是「獨裁國家」，一個「獨裁國家」上不了PX項目，而那些民主國家可以上PX項目，這不是怪事嗎？說到底，是民主的制度不同，我們在代議民主還沒有健全的時候，過多地捲入了非制度化的參與民主。
第二，具有共識主義代替多數主義的趨勢，使決策陷入低效和困境。表面看，「共識決」優於「多數決」，因為它體現全體成員的意志，似乎更「民主」。問題是，「共識決」代價很高，難以操作，不大可行，這是現代民主制度一般不採取「共識決」的主要原因。協商民主就是主張用共識主義代替多數主義，這在西方是左翼，而在中國卻是主流。而且，「共識決」表面上很民主，實際上否定了多數人的權利，因為極少數人的否決就可以導致政策流產。中國目前已經逐步陷入到因少數人反對而政策無法實施的困境。
第三，網路參與、網路民主風起雲涌。西方的網路主要用於娛樂，而中國過多用於參政。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凱斯·桑斯坦對於網路對民主發展的影響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在不少人為網路民主歡欣鼓舞時，他卻指出：新媒體有可能造成一個分裂的傳播世界，互聯網上的「群體極化」和極端主義也更容易發生，危及西方社會的民主體制。尤其在我國當下，互聯網的「放大效應」使少數派貌似享有普遍的「民意」，進而轉化為「多數人的暴政」，使網路民粹主義和多數人的暴政相互助長。相形之下，西方發達國家對網路民主更為謹慎，而中國更為樂觀；國內學術界更為謹慎，而政府和社會公眾更為樂觀。這種反差本身，就足以引起我們的思考。
第四，NGO、NPO聲名鵲起。應該說，相比於上述幾方面，NGO、NPO的興起更具有積極意義。但是，它們怎樣嵌入現行體制卻懸而未決。在西方，歷史上就有公民社會的存在，可以說是一個現代性的問題，但大量的NGO、NPO出現並成為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是後現代現象，而且NGO、NPO這一概念本身是後現代才出現的。西方大量的NGO、NPO是嵌入其自由主義民主制度的，基本構不成反體制力量。中國則不然，其現實政治沖擊不容小視。第五，政治傳播特別是互聯網傳播主導民意，「信息轟炸」和「信息欺騙」大行其道，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影響甚至操縱民意。現代平面媒體的作用在中國比在西方下降得更快。

總之，中國現在面臨雙重任務。第一重任務是從前現代社會向現代國家的轉型，即建構政治的現代性，實現政治現代化，包括建立現代的代議制和官僚制，其核心是實現現代的民主與法治。第二重任務是如何應對後現代性的挑戰，怎麼引導和釋放互聯網沖擊的壓力、公民直接參政的壓力、NGO和NPO大量涌現的壓力、社會多元共治的壓力等等。應該說上述第一重任務還是主要的，即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但第二重任務也無法迴避，雖然它過早地到來了。如何平衡這雙重任務，對於中國領導人是巨大的考驗。

❼ 什麼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立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是我們黨探索社會主義社會治理取得的最新成果,是領導改革開放的經驗總結和認識結晶,反映了對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高度自覺.
改革目標的科學提升
改革開放是實現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必由之路.從農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從經濟體制改革到政治體制和其他體制改革,從對內改革到對外開放,我們黨始終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不斷在實踐中深化對改革近期目標和長遠目標的認識,不斷健全和完善符合中國國情、充滿生機活力的各方面體制機制.十八大科學總結改革開放30多年經驗,根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要求,明確提出到2020年的改革目標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在這個基礎上,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機聯系起來,確立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是三中全會的一大亮點,既是對各個領域改革目標的科學提煉,又是對改革總目標的根本提升.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的制度和制度執行力的集中體現.在我國,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各個領域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是各個領域行使國家權力、治國理政方略的綜合體現.國家治理能力,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使之相互協調、共同發展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有機整體,有了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
健全的治理體系、高超的治理能力,是國家有序運行、健康發展的基本條件,也是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在當代中國,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須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必須轉化為國家治理的效能.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有利於統籌謀劃各個領域的改革,保證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這個總目標的確立,反映了當代中國發展的要求,是我國改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達到新的歷史高度的根本標志,為新形勢下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總的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的自信自覺
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全新的社會,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沒有先例可循,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馬克思、恩格斯曾對未來社會的發展過程、發展方向、一般特徵作了科學預測,但沒有遇到全面治理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列寧領導俄國十月革命取得勝利並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權,對國家治理進行了許多有益探索和經驗總結,但他沒來得及深入探索治理社會主義社會就去世了.蘇聯探索這個問題取得了一些實踐經驗,但也犯下嚴重錯誤,最終積重難返,導致社會主義制度的顛覆,教訓極為深刻.
我們黨在全國執政並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了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開始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國家治理之路,建立了具有中國特點的國家治理體系,特別是創建了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雖然也發生了嚴重曲折,但在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上積累了寶貴經驗,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在正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指引下,總結國際國內兩方面經驗教訓,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和求實精神,對如何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進行新的實踐探索,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從實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到創新社會管理體制,從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繫到構建開放型經濟體制,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進展.今天,我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民族團結,同世界上一些地區和國家不斷出現亂局形成鮮明對比.實踐表明,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總體上是好的,是適應我國國情和發展要求的.我們對此要有高度的自信.
當前,我國發展進入新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社會矛盾凸顯.相比形勢任務的變化,相比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相比各族人民的期待,相比當今世界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我們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還有這樣那樣的不足,有許多亟待改進的地方.同時也要看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是一個不斷調適的過程.真正實現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還要進行長期不懈的努力,從各個領域逐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指向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適應時代變化,既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又不斷構建新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圍繞這個目標指向,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具體安排,強調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緊緊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緊緊圍繞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會體制改革,緊緊圍繞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緊緊圍繞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這六個"緊緊圍繞",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思路,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具體路徑.
當今世界,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有賴於各個領域的法治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要增強按制度辦事、依法辦事意識,善於運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國家,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要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培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在全社會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環境,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各項工作.要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以法治來凝聚改革共識、規范發展行為、促進矛盾化解、保障社會和諧.要構建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廉潔政治,努力實現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學有效的權力制約和協調機制,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進作風常態化制度.要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保障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
深入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要求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幹部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從各個領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更好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可以想見,一個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社會主義中國,一定是一個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富足的中國,是一個社會充滿創造活力、人的全面發展得到切實保障的中國,是一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逐步得以實現的中國,是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得到充分展示的中國.

❽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何重大意義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意味著什麼?
第一，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將更好轉化為管理國家的效能。
中國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註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建設具有自己特色的國家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植根於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願，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有著自己的鮮明特點和顯著優勢。
我們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有黨和國家實行的民主集中制，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有黨和政府強有力的社會動員組織能力，有全國一盤棋的互助協作機制等，這些都是我們的制度優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核心。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決不能否定和丟棄我們制度的優勢，恰恰相反，是要更好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把各方面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管理國家的效能。
第二，意味著我國將進一步擺脫傳統人治社會的影響，大踏步走向現代法治社會。
法治是現代國家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將使我國真正實現從傳統人治社會向現代法治社會轉變，這將是意義更為深遠的歷史性轉變。
第三，意味著我們將構建起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人類社會制度文明作出更大貢獻。制度文明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一樣，是人類文明的基本形態之一。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
我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適應時代發展變化，既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又不斷構建新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既積極借鑒人類制度文明有益成果，又決不照搬別國制度模式，努力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
總起來說，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為了國家長治久安。

一、什麼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我們所說的國家治理，就是黨領導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
我們所說的國家治理體系，就是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它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這些構成了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依託。
我們所說的國家治理能力，就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的能力，也就是制度執行力。這種能力體現在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治理能力的關鍵是人的素質，特別是幹部素質。提高治理能力關鍵是全面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特別是建設適應現代化要求的高素質幹部隊伍。
什麼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國家治理體系=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經濟制度+其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
國家治理能力=制度執行力=改革發展穩定能力+內政外交國防能力+治黨治國治軍能力等
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是國家治理必須堅持的根本原則。依照我國憲法，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是國家治理的主體，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主人翁精神；黨在國家治理中發揮著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擔負著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的使命，要善於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必須更加註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社會治理的主要方式：
一是系統治理，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二是依法治理，加強法制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
三是綜合治理，強化道德約束，規范社會行為，調節利益關系，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
四是源頭治理，標本兼治、重在治本，及時反映和協調人民群眾各方面各層次利益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