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治理

① 秦漢以後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總體特徵以及形成的原因

秦漢以後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總體特徵以及形成的原因？君主集中制，秦始皇奠定了封建社會的統治基礎

② 近代中國國家治理變革的表現

簡析近代以來國家治理模式的變遷——兼論中國國家治理模式的變革

自現代化進程開啟以來，人類社會大體經歷了三種國家治理模式，即個人中心主義模式、國家中心主義模式和社會中心主義模式。這三種模式分別是不同國家在現代化初期階段的特定環境條件下產生的，其中，個人中心主義模式是第一批進入現代化進程的國家採用的模式，國家中心主義模式是部分第二批和第三批進入現代化進程的國家為應對先發展國家的壓力和挑戰而採取的模式，社會中心主義模式大多是經歷了西方列強殖民統治的國家因殖民遺產所形成的模式。這三種模式盡管都有某種歷史的必然性或合理性，但都不是常態社會中應有的或理想的國家治理模式。目前中國國家治理模式的變革實際上就是從國家中心主義模式向國家、社會和個人協同治理的模式轉變。

關鍵詞

國家治理/國家治理模式/個人中心主義/國家中心主義/社會中心主義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1]這是中共中央首次在重要文件中提出的一個新的重大的命題。如何正確理解這一命題的含義，在社會上存在著不同的認識，比如不少人認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主要就是強化政府的能力。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沒能准確地理解《決定》的精神，是一種片面的觀點。筆者試圖通過對近代以來各國主要治理模式發展趨勢的分析，來加深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理解。

一、個人中心主義：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先發展國家的國家治理模式

這里所說的國家治理模式主要是對國家①、社會和個人之間的關系而言的，它的劃分依據是國家治理的主體，即在國家治理過程中主要依賴的是國家，還是社會，或者是社會中的每個個人。治理是一種運用權力的活動，「國家治理是國家政權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關者等多元行動者在一個國家的范圍內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其目的是增進公共利益，維護公共秩序」[2]。不同的國家治理模式反映了權力在這三種主體之間的不同分配狀況，並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權力運行所指向的不同目的。分析近代以來各個國家在國家治理模式上的差異，我們大體上可以把國家治理模式歸納為三種主要類型，即個人中心主義模式、國家中心主義模式和社會中心主義模式。這三種模式大體上都反映了一個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所處的歷史階段、發展環境和目標指向。

所謂個人中心主義模式，指的是在國家治理中盡量把政府的權力限制到最小，盡量讓個人自由地在社會中運用自己的權力②，發揮自己的影響力。採用這種模式的國家一般實行自由放任政策，即國家除了履行保障安全等極少數職能外，其他一切事務盡量交給社會中的個人自主地去解決。在這種國家治理模式下，市場處於絕對的支配地位，諸如教育、衛生、環境、貨幣等在現在看來屬於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生產，都統統交給市場來解決，政府只是一個「守夜人」。這種國家治理模式的核心是個人，它尊重個人的自主性，鼓勵個人自由地運用自己的能力(權力)去實現各自的目的，國家主要依靠法律界定私人領域的邊界，規范人們的行為，並保護私人領域不受侵犯。在經濟活動中，雖然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利益或目的經常發生沖突，並且在這種沖突中個人的目的也未必能夠達到，但是這種國家治理模式的倡導者認為，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最終能夠實現各種利益的和諧或均衡。這主要是第一批進入現代化進程的國家所採用的模式，它以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英、法、美等國家為代表。

形成個人中心主義模式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第一，先行進入現代化進程的國家在知識、技術、管理、生產方式等方面，還沒有其他國家更先進的經驗可資借鑒，因而這些國家更加需要發揮個人的主動性和首創精神，以便在各種未知的領域能夠有較多的探索和創新。反過來說，也正是因為有了這種自由創新的社會環境，才使得先發展國家能夠得到較快的發展。第二，先發展國家在經濟實力、綜合國力等方面居於優勢地位，不用過多地擔心外部挑戰給自己帶來什麼威脅，因而不太依賴國家動員和組織社會資源應對外部挑戰的政治組織，也就是說，它不太依賴一個權力較大的政府。第三，一般來說，第一批進入現代化進程的國家，大都經歷過資產階級革命，在國家政治結構中資產階級占據主導地位，而個人中心主義模式最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最容易使少數最有能力的人發財致富，也最能夠把財產(資本)的權力發揮到極致，所以這種國家治理模式也最容易得到資產階級的支持。當然，除此之外，傳統和文化的因素也可能對這種國家治理模式的選擇產生一定的作用。

個人中心主義模式對於先發展國家而言，其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它不僅使資本主義獲得了較快的發展，社會財富得到了較快的增加，使國家在與其他後發展國家的競爭中處於優勢地位，而且也使得職能很少的政府因沒有太重的負擔而能較為順暢地運行。但是，在其後的發展過程中，這一模式也因一系列新因素的出現而顯現其不足，這些變化促使採用個人中心主義模式的國家開始強化國家在治理中的作用。第一，自由競爭導致的壟斷使得貧富分化和社會矛盾不斷加劇，從而使國家干預經濟活動的必要性不斷得到提升。第二，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個人之間的相互聯系和依賴不斷加強，使得公共利益的范圍不斷擴大，重要性不斷得到重視，進而對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加。第三，後進入現代化進程的國家對它們進行挑戰，客觀上也需要增強先發展國家動員社會資源的能力。這是20世紀初國家干預主義開始流行的重要原因。不過，在實行個人中心主義模式的國家裡，這種國家干預的趨勢並未發展成國家中心主義模式，而是形成了某種個人中心主義和國家中心主義的混合形式。

二、國家中心主義：對個人中心主義模式的反撥

進入20世紀以後，多種因素疊加在一起促使了國家中心主義模式的興起，在這些因素中有部分因素是一些國家內部社會變遷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個人中心主義模式造成的結果。因此，在一定意義上可以把國家中心主義模式的興起，看作對個人中心主義的反作用或反撥。

實行國家中心主義模式的國家一般是第二批和第三批進入現代化進程的國家，其中第二批進入現代化進程的國家以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為代表，第三批進入現代化進程的國家以蘇聯和中國為代表③。就這些後進入現代化進程國家的內部因素來說，其特別主要表現為：現代性因素出現較晚，資本主義經濟不發達，資產階級力量弱小，在先發展國家的沖擊下被應急式地拖入到現代化的大潮中或社會急劇變遷之中。這些國家不像第一批進入現代化進程的國家那樣——完全由資產階級主導現代化進程，而是由其他階級主導了現代化進程，其中，在德國、義大利、日本諸國，主導者是居於主宰地位的舊統治階級中具有現代化傾向者，資產階級只居於依附或從屬地位，而在蘇聯、中國等國，主導者則是來自社會下層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聯合。

國家中心主義模式形成的外部因素有兩個：一是先發展國家給後發展國家帶來的沖擊和挑戰，二是個人中心主義模式的負示範效應。先發展國家的沖擊主要表現為，第一批進入現代化進程國家的經濟發展給後發展國家帶來的示範效應和發展經濟的壓力，這種示範效應和壓力使得後發展國家產生了追趕先發展國家的需求。先發展國家的挑戰對於第二批進入現代化進程的國家來說，主要表現為前者搶佔了絕大部分殖民地，壟斷了殖民地的貿易，限制了第二批進入現代化進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生存空間。這使得這些國家為了自己的發展不得不強化國家權力，運用政治動員的力量，與先發展國家進行爭奪殖民地的戰爭。對於第三批進入現代化進程的國家來說，先發展國家的挑戰主要來自第一批和第二批進入現代化進程國家的殖民掠奪和帝國主義侵略，以及這些國家的經濟優勢對本國產業的限制。因此，為了反抗殖民掠奪或帝國主義侵略，同時也為了保護和扶持弱小的民族工業，這些國家最有可能的選擇是強化政治權力的作用，重視社會資源的集中使用，而不是主要依賴個人的力量。另外，對於第三批進入現代化進程的國家來說，第一批和第二批進入現代化進程國家的資本主義弊端起了消極的或負面的示範作用：它們為了侵略其他國家而發動的世界大戰給整個世界帶來的深重的災難，它們奉行的生存競爭、優勝劣汰原則在國內造成的貧富分化和社會矛盾等等，都激發了第三批進入現代化進程國家探索不同於先發展國家現代化道路的熱情。

內外因素的結合使得第二批進入現代化進程的主要國家採取了法西斯主義的國家中心主義模式，並使得第三批進入現代化進程的國家大多採取了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心主義模式。當然，由於各國的具體情況有較大的差異，一些國家也採取了其他帶有某種復合性的國家治理模式。「國家中心主義」模式的共同特點是把國家(廣義的政府)的權力擴大到最大，把社會團體和每個人的權力壓縮到最小。這種國家治理模式雖然也重視民眾的政治作用，個人也不像傳統社會中的臣民那樣在政治上完全被邊緣化、完全處於消極地位④，但他們都是被國家權力動員起來參與政治並為國家的某種目標服務的，因而在本質上仍處於被動和依附於國家權力的地位。在這里，國家權力是共同體得以正常運轉唯一的或主要的驅動力，它主要依賴行政命令而不是依賴法律來指導和規范人們的行為，並掌控著幾乎所有社會資源來實現國家的某種目的。在這種國家治理模式的典型形式中，國家的職能幾乎無所不包，它不僅代替市場去組織社會的一切經濟活動，而且代替個人為其安排日常生活的大部分內容。

當然，社會性質的差異也使兩種國家中心主義模式的目標和手段存在一些根本差異，一些西方學者把它們混為一談，顯然是錯誤的。其中，法西斯主義的國家中心主義模式常與某種狹隘自私的民族主義甚或種族主義目標相聯系，為此經常不擇手段地運用暴力、侵略的方式達到自己的目的。在這一點上，它實際上繼承了個人中心主義的某種行為邏輯，奉行的都是叢林法則，只不過它把這種法則放大到了國家層面和極端地步。與此不同，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心主義模式常與美好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目標相聯系，雖然現實中人們因對這些理想的理解存在一些偏差而導致了眾多失誤，但它不會像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那樣用侵略的手段來達到這種目的。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國家中心主義模式和個人中心主義模式一樣，並不是一種常態的國家治理模式，它們都是現代化初期階段不同起步時序的國家為應對特定情景而採取的國家治理模式。或強或弱的國家中心主義模式是後發展國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能夠在現代化初期階段較成功地應對各種嚴峻挑戰的重要條件，它在動員社會資源，反抗先發展國家的控制、侵略以及在不利條件下發展本國經濟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其弊端也顯而易見，其中，採用法西斯主義的國家中心主義模式的國家，因過分地依賴暴力以及給國際社會帶來了巨大災難而被摧毀，而採用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心主義模式的國家，則因忽視市場、個人和社會組織的自發作用而在進一步發展中陷入困境，並被迫進行了改革。目前，無論是個人中心主義模式，還是國家中心主義模式，其典型形式都基本不復存在，作為兩個極端，它們都因自身固有的缺陷而不得不進行調整，並開始重視曾經被自己忽視了的那些方面。

三、社會中心主義：第三世界不發達國家的國家治理模式

實際上，在後發展的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中，能夠建立起強國家(政府)來實施國家中心主義模式的只是少數，其中的多數國家由於受種種條件的限制，無法建立起能對社會有效控制和治理的強國家，而是形成了採用社會中心主義模式的弱國家，並因此而延緩了現代化的進程，甚至發展成為所謂的「失敗國家」。這里的社會中心主義指的是，在國家治理中國家(state)的作用非常弱小，各種強人或強勢集團在社會運轉中發揮著更大的作用，並使得社會控製成為碎片化狀態。這種國家治理模式就是米格代爾所說的「強社會與弱國家」模式⑤。在這里，雖然存在著中央政府，但「許多國家的領導者們發現他們的政治前途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強人們通過其社會控制所能提供的社會穩定；強人們有直接和民眾接觸的渠道，並能以各種特殊目的動員民眾」[3]147。這種依賴使得中央政府處於軟弱地位，缺乏足夠的權威去充分動員社會資源，並且任何重要政策的制定都需要與各種強人和強勢集團討價還價和妥協退讓，結果使中央政府無法制定和推行有利於整體利益的重大法令和政策，國家的法律也難以替代通行於各種集團中的特殊行為規則，因而這些特殊規則就成為社會秩序的基本規則，國家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也就比較低下。這種情況正如亨廷頓所說的那樣，「這些國家缺乏很多東西。它們委實苦於缺乏食品、文化、教育、財富、收入、健康水準和生產效率。不過，這些問題已被認識，也已被著手去解決。然而，在這些短缺的深層和背後，還存在著一種更為嚴重的短缺，即缺乏政治上的共同體和有效能的、有權威的、合法的政府」[4]2。

社會中心主義模式和個人中心主義模式既有某些共同之處，又有一些根本差異。它們的共同之處是：國家的權力都受到較多的約束，因而權力都比較小，國家提供的公共物品也都比較少，國家在治理中不居於核心地位。它們的不同之處主要有：第一，在社會中心主義模式中，國家權力受到的約束主要來自社會中的強人或強勢集團；在個人中心主義模式中，國家權力主要受法律規則的約束，當然這些規則也是由社會中眾多處於強勢地位的人共同制定的。第二，在社會中心主義模式中，因而法治秩序沒有真正建立，所以社會控制是碎片化的；在個人中心主義模式中，因而法治秩序已經建立，所以社會控制是相對統一的，國家權力相對於社會中心主義模式而言，也較為集中和有力。第三，在社會中心主義模式中，由於法制保障較弱，使得個人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程度較低，個人對強人的依附性較強；而在個人中心主義模式中，由於有較強的法制保障，使得個人擁有較多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第四，個人中心主義模式一般出現在最早進入現代化進程的國家，它在很大程度上適應和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而社會中心主義模式一般出現在第三批或第四批進入現代化進程的國家，並且這些國家多經歷過殖民主義的統治，所以這種弱國家的狀況使得它不容易應對社會轉型期的各種內外挑戰，並因此造成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相對緩慢。

社會中心主義模式形成的原因是復雜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列強的殖民統治和政治霸權帶來的後果。米格代爾在《強社會與弱國家》一書中對此有較為詳細的分析。他分析了西方列強影響第三世界國家社會結構和社會控制方式的三種政治霸權形式：第一種形式也是影響最大的形式就是殖民統治，殖民者能極大地影響本土人物在擴張的世界市場造成巨變之際，重構社會控制的能力；第二種形式是對別國內部事務的直接干涉，包括誰來統治、財富如何花費、何種組織能夠存在等等；第三種形式也是強度最低的霸權類型，即設定重要的結構性要素，但不幹涉他國內部統治的具體細節⑥。這三種不同形式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社會控制方式造成了不同的影響，但總的來說，西方列強在大部分國家造成了碎片化的社會控制形式。除了出於抵制某種敵對勢力(如共產主義等)的需要之外，西方列強在其統治的殖民地和受其控制的第三世界國家，一般都不尋求集中的社會控制形式。

米格代爾在分析殖民地官員為何不尋求集中社會控制的原因時，指出了如下幾個原因：對廉價而有效的社會控制的急切需求，對賦予任何一個本土領袖以潛在的極具威脅的社會控制壟斷權的擔心，殖民者由於自身權力的脆弱而對本土領導者的嚴重依賴，宗主國對戰略安全的考慮，殖民地地方官員對自身利益的考量等等⑦。實際上，從邏輯上講，弱化國家的作用，使社會控制碎片化，是西方列強實現對其他國家控制的最有利的策略。所以，米格代爾指出，「在多數情況下，殖民政策在亞洲和非洲都導致了碎片化的社會控制的重新建立」，而「社會控制的碎片化——社會中規則制定的多元化——極大地限制了獨立後國家能力的增長」⑧。

本來，從後發展中國家所處的歷史環境和內在需要來說，要想有效地應對各種嚴峻挑戰，較快地推進現代化建設，就要像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所說的那樣，需要一個有效能、有權威的強政府(強國家)，但不幸的是，多數國家的這種內在需要在很大程度上都被西方列強的霸權統治扼殺了。如果說國家中心主義模式主要是應對先發展國家的挑戰和沖擊，反抗它們的侵略和壓迫的結果，那麼社會中心主義模式則主要是先發展國家的殖民統治和霸權壓迫的產物。這三種國家治理模式的關聯，實際上說明了現代化進程的世界性、梯度性、關聯性和多樣性，同時也說明，這三種國家治理模式都是現代化初期階段或者說都是社會轉型階段特定國家在特定環境中的特殊產物，它們盡管都有某種歷史的必然性或合理性，但都不是常態社會中應有的或理想的國家治理模式。

四、當前中國國家治理模式的變革

上述三種典型的國家治理模式是對國家治理形式的一種簡單的一般性的概括，忽略了國家治理形式中各種豐富的變異形式和復合形式。雖然這種過於簡單的類型學分析失之膚淺，但它對於我們認識當今中國國家治理模式的變革還是能夠有所幫助的。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國家採取什麼樣的國家治理模式，不是單純由人的主觀意志決定的，它一般是人的選擇和客觀情勢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客觀情勢是更為重要的因素。新中國建立後形成的國家中心主義模式，是在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況導致經濟落後、民不聊生的大背景下，中華民族為救亡圖存、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不得不建立的一種國家治理模式。它既是為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封、官三座大山而不得不進行暴力革命的產物，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為在帝國主義的包圍下捍衛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經濟上追趕發達國家而不得不集中動員有限社會資源的產物⑨。通過採用國家中心主義模式，新中國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現代工業基礎得以建立，在國際上成功地抵抗了帝國主義對周邊國家的侵略及其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並走上了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避免了第三世界一些國家陷入依附性發展的困境，為新中國以後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當然，由於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存在一些偏差，對市場經濟的認識存在誤區，這種國家治理模式固有的弊端在進一步發展中就日益顯露出來了。

中國的改革在一定意義上就是走出國家中心主義模式的誤區，探索新的國家治理模式的過程。這種新的國家治理模式不是簡單地放棄國家在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而是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合理地調整國家、社會和個人之間的關系，使三者在國家治理中各自發揮應有的作用。這是因為，在國家的工業經濟基礎基本奠定、國民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已有較大提升、國際環境也相對緩和的情況下，國家通過高度集中的權力來動員社會資源的必要性已經減弱，此時，如果還是過分地依賴國家的作用，社會的活力就會受到抑制。反過來說，我們也不能簡單地、片面地依賴社會組織或個人。因為沒有充分發展的獨立、自主和具有責任意識的公民，以及沒有足夠控制力的國家，社會組織就常常會成為一些強人操縱民眾、抗衡國家以牟取私利的工具，並使得社會控制碎片化。同樣，如果僅僅依賴獨立、自主的公民，而沒有眾多適應公民不同需要的社會組織，公民就只是一些個體孤獨、無序互動、人際疏離的「原子」，公民對公共物品的眾多需要就不能得到滿足。當這種情況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就會促使人們向國家提出日益增多的要求，讓國家承擔日益繁重的滿足公民需要的公共職能。如此持續下去，會使政府財政不堪重負，官僚機構日益膨脹，最終導致政府僵化甚或破產。這正是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從19世紀到20世紀70年代所經歷的歷程。20世紀末期，西方社會出現的社群主義和共和主義思潮，以及公共管理理論中出現的治理理論，都是針對西方國家治理中搖擺於個人和國家兩極之間所帶來的社會問題而提出的調整要求。所以，一個常態的或成熟的現代社會應是國家、社會和個人都能夠在國家治理中發揮一定作用的社會。當然，三者之間的具體關系取決於國家發展的具體情況和具體需要。

對於後發展中國家來說，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中心主義模式只能在現代化起步的階段才能發揮較為積極的作用。在現代化的進一步推進中，如果不能及時轉變國家治理模式，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和個人自發自主的能動作用，就難以較快地、持續地推進現代化的進程。所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不是簡單地強調提高政府能力(雖然這在當前條件下也是十分必要的)，而是全面地調整國家、社會和個人之間的關系，充分發揮不同主體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在這方面，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中有許多論述。比如《決定》強調：「必須更加註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1]同時還提出，要「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1]。要「拓寬國家政權機關、政協組織、黨派團體、基層組織、社會組織的協商渠道」，「開展形式多樣的基層民主協商，推進基層協商制度化，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監督機制，促進群眾在城鄉社區治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健全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加強社會組織民主機制建設，保障職工參與管理和監督的民主權利」[1]。

另外，在要求實現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的同時，還要求轉變政府職能，進一步簡政放權，最大限度地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盡量發揮市場機制的自我調節作用。《決定》還要求「改進社會治理方式。堅持系統治理，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1]。要「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的關系，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1]。按照這些要求進行改革，我國的國家治理體系必將發生深刻的變化，國家的治理能力也必將會有極大的提升。

實際上，國家的治理能力和國家是否集中盡量多的權力並非完全是一種正相關關系。國家集中的權力越多意味著它承擔的職能也越多。沒有足夠的權力去履行好一些必要的職能(如制定和執行法律、政策等規則)，國家的能力肯定是弱小的，但承擔過多的不必要的職能恰恰會弱化國家的能力。弗朗西斯·福山就曾主張把「國家活動的范圍和國家權力的強度區別開來，前者主要指政府所承擔的各種職能和追求的目標，後者指國家制定並實施政策和執法的能力，特別是干凈的、透明的執法能力——現在通常指國家能力或制度能力」[5]7。在他看來，國家能力的大小比國家職能范圍的寬窄更為重要，而且許多發展中國家一般都是國家職能范圍比較寬、國家能力比較弱的國家，而發達國家則一般是國家職能范圍比較窄、國家能力比較強的國家[4]5-21。其實，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把國家(治理)能力和政府(治理)能力加以區別。政府能力是政府運用權力達到既定目標的能力，而國家能力則是包括政府、社會和個人等各種主體運用不同的權力所產生的協同力量，這種協同力量越大，意味著國家的(治理)能力就越強。我們常說的綜合國力，實際上指的就是這種協同力量。

由此可見，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歷史任務，是中國國家治理模式從國家中心主義向模式國家、社會和個人協同治理模式的轉變。在這個轉變過程中能否在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同時，合理地向社會和個人分散權力，使各種社會組織和每個公民都能夠在國家治理中發揮積極的、協同的作用，將是國家治理能力能否得到有效提升的關鍵。這一任務完成之日，就是中國進入成熟的現代社會之時。

③ 古代近代,中國國家治理對現代中國國家治理的啟示

你認為應當怎樣從中國傳統智國文化中吸取營養？中國傳統文化是博大精深的，需要傳揚和發展。

④ 1.我們為何首先從傳統政治視角談中國的國家治理

中國有來一句古話是，「以史為鏡，自可以知得失」，從傳統政治視角談國家治理，是和歷史進行對比，看看當前的行政手段，是否符合新時代的要求。
看看這些行政指令，是不是犯了歷史上曾經出線過的錯誤。
相比較傳統政治，現在的執政方式又有哪些進步。
這樣，才能更好的治理國家。

⑤ 1851——1949屬於中國國家治理的什麼階段

這個時期的中國應該是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主義社會階段的。

⑥ 中國是國家治理不同於西方治理其緣由是

1、基本制度設計不同。

我國是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經濟基礎薄弱的農業大國走上現代化和現代國家治理之路的。由於獨特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基本國情，中國人民在經歷多次「試錯」、付出巨大代價後，最終選擇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構了不同於西方的國家治理體系。

2、核心領導力量不同。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我國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最根本的保證，也是區別於西方國家治理最鮮明的特色。把黨的領導貫徹到國家治理的全過程、各方面，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

(6)中國國家治理擴展閱讀：

中國治理的特徵：

1、以民為本——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以民為本」是以人民為本位，既不同於「以官為本"，又不同於「以人為本」。中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樹立正確的民生權力觀，切實解決好人民群眾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的民生問題。

2、市場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運行基礎

傳統的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把計劃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即通過計劃、行政手段來配置資源，否定商品生產和市場的作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優化資源配置，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起的決定性作用。

⑦ 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是怎樣的

關於中國國家的治理邏輯，本書主要沿著兩條脈絡進行探討：

1、一是中央權威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這體現在各級政府體制的制度設施和行為方式；

2、一是國家與民眾之間的關系，這體現在國家與社會群體的相互影響上。本書從學術上推進了當前國內的國家治理研究，並為社會科學研究者提供了一種可以參照 的研究路徑和視角。

作者簡介

周雪光，美國斯坦福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講座教授、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兼職教授、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組織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客座教授。

主要著作有《組織社會學十講》（2003）、The State and Life Chances in Urban China: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ification, 1949-1994（2004），合著有The Dynamics of Rules: Change in Written Organizational Codes（2000）。

⑧ 什麼是支撐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會抄制度是支撐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組織形式，是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

性質和地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
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地方國家權力機關。

⑨ 甲午中日戰爭使中國國家治理發生變革的原因

甲午戰爭結束後"戰敗的事實促使中國人進行反省"萌發了變革意識"產生了世界競爭意識"樹立了
向強敵學習的意識

(一) 促進了國民層面的覺醒和自覺：

甲午戰敗"創巨痛深"中華民族岌岌可危"正是這種亡國滅種的劣勢"引起了中國社會思潮的急劇變 化#李鴻章在與伊藤博文進行馬關談判時表示!%余認為今回的戰爭得到兩個好的結果"第一是歐洲的 陸海軍作戰方式"被黃色人種成功應用得到了驗證#第二是沉睡的中華開始覺醒"日本給予清國的刺 激"相信對我國將來的進步會發生最有益的影響#&"梁啟超認為!%吾國四千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 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蔡鍔在67"!年撰述的-軍國民篇.中也指出!%甲午一役以後"中國人 士不欲為亡國之民者"群起呼嘯叫號"發鼓擊鉦"聲撼大地#或主張變法自強之議"或吹煽開智之說"或 立威詞以警國民之新"或故自尊大以鼓舞國民之志#未幾而薄海內外"風靡響應"皆懼為亡國之民"皆恥 為喪家之狗'未幾有戊戌變法自強之舉#&$ 甲午戰敗"譚嗣同等受到極大的刺激#他對過去虛擲歲月深表悔恨"認為%值此1中外虎爭"文無所 用之日2"決心拋棄虛文"全力治實學"以期匡時濟世#&%正是在這一時期"譚嗣同對儒家道德倫理的態 度發生了6<"度的轉向#這種大轉向集中表現在其所著的-仁學.一書中"譚嗣同主張沖破把人重重限 制住的一切羅網"這些羅網包括利祿$俗學$辭章$全球群學$君主$倫常$天$佛法(#譚氏所稱羅網其范 圍之廣"可以說包括了所有人類社會的制度$規定甚至各種差別和界限#他對君主專制$三綱五常$男尊 女卑的銳利批判"達到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高度"並將反皇帝專制直接落實為反清排滿#-仁學.所宣 揚的激進的反封建思想"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產生了積極影響！

(二)觸及了從制度層面進行改革的可能

甲午戰敗導致儒士放棄了中國社會制度最優的信念"轉而認為日本在制度上優於中國#在這種歷史性轉變中"從未動搖過的對儒家意識形態的認同"首次出現了裂縫!#康有為認為"%東西各國之強" 皆以立憲法開國會之故33人君與千萬之國民"合為一體"國安得不強+ 吾國行專制政體"人君與大臣 數人共治其國"國安得不弱+&"6<7<年初"康有為向光緒帝進呈-日本明治變政考."%前事不忘"後事之 師也"亡羊補牢"今未為晚也#臣考日本之事"至久且詳"前車之覆"至險可鑒"若采法其成效"治強又至 易也#大抵歐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體"日本效歐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體#若以中國之廣土眾民"近采 日本"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皇上若采臣言"中國之治強"可 計日而待也#&#康有為將%師日&思想系統化$理論化"並上呈光緒皇帝"下達維新派人士等"得到光緒皇 帝和廣大維新派志士的贊同"戊戌維新運動一直沿著%師日&的軌跡發展#甲午戰爭之後"%師日&逐漸成 為時代潮流# 曾撰寫-中東大戰演義.的洪子貳即已認識到!%中國不有此敗"未必鼎新革故"改章變通"此亦天假 日人"以成中國自強之道也#&$梁啟超說!%自從和日本打了一個敗仗下來"國內有心人"真象睡夢中著 了一個霹靂"因想到"堂堂中國為什麼衰敗到這田地"都為的是政制不良33第三期新運動的種子"也可 以說是從這一期播殖下來#&%梁啟超在此也肯定了近代中國人在認識世界的思想轉變過程中"甲午戰 爭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甲午戰爭富有對意識形態檢驗的象徵性含義"全國朝野都一清二楚!中國和日本差不多同時開始防 衛現代化"有近乎相同的起點"不同的是中國堅持只在器物層面上向西方學習"堅守儒家理想社會模式" 認為中國社會政治制度優於西方#而日本卻進行了包括整體制度在內的全面改革#日本打敗中國除了 宣布儒家意識形態所推崇的理想社會並非最優之外"簡直無法作其他解釋#因此"甲午戰爭後"絕大多 數儒臣都對儒家意識形態所崇尚的社會制度產生了懷疑(#自此"戊戌變法$清末新政及辛亥革命才在 短時期內急迫地提上議事日程"也可以說"甲午戰爭是推動中國從封建帝制國家向近代民族國家轉變的 一個重要臨界點+# 甲午慘敗"促動了中國人從思想意識和制度層面進行深刻反省"仁人志士開始切實地付諸行動以拯 救危亡#甲午戰爭在中國走向近代化的歷程當中"無疑具有分水嶺式的重大思想史意義#中國自甲午 戰爭之後出現了嚴重的國家認同危機"自此"%許多中國人出於對中國國際地位的擔憂"開始認真反思中 國的傳統文化$歷史$語言甚至儒家文明的價值#中國的外交政策和關於外部世界的觀念也都成為時人 反思的對象#在許多方面"6<78年前後的中國失去了同一性和歷史連續性#&,正是以此為契機"中國各 方面的近代化進程都大大加快了"正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中國自此如涅?重生般地開啟了構建 近代民族國家的歷史征程"並在67:8年二戰結束時以戰勝國的身份接受了日本的戰敗投降#甲午戰爭 時期勝者與敗者在8"年後地位發生了6<"度的大逆轉"從此種意義上而言"甲午戰爭雖然給中華民族 帶來至巨傷痛"卻也蘊含著積極的思想內涵#

(三)甲午戰爭及其後的侵華戰爭打亂中國現代化進程

自近代以來"中國建構民族國家的興衰榮辱始終與近鄰日本存在著密切的關系"日本發動的一系列 侵華戰爭打亂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從歷史發展脈絡來看"中國每一次現代化變革都受到日本的干擾 和影響"洋務運動終於甲午戰爭"民國新政終於抗日戰爭"而在當今恰值中國崛起之際"日本又在以安倍 晉三等為首的右翼保守政治家的領導之下"試圖干擾和打亂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對此"如何富有戰略性 地有效應對來自鄰國日本的挑戰"是關乎我國能否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所在# 中國學者最新的研究成果顯示"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實際支出的軍費總數不超過6M!8億日元"而清甲午戰敗導致儒士放棄了中國社會制度最優的信念"轉而認為日本在制度上優於中國#在這種歷史性轉變中"從未動搖過的對儒家意識形態的認同"首次出現了裂縫!#康有為認為"%東西各國之強" 皆以立憲法開國會之故33人君與千萬之國民"合為一體"國安得不強+ 吾國行專制政體"人君與大臣 數人共治其國"國安得不弱+&"6<7<年初"康有為向光緒帝進呈-日本明治變政考."%前事不忘"後事之 師也"亡羊補牢"今未為晚也#臣考日本之事"至久且詳"前車之覆"至險可鑒"若采法其成效"治強又至 易也#大抵歐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體"日本效歐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體#若以中國之廣土眾民"近采 日本"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皇上若采臣言"中國之治強"可 計日而待也#&#康有為將%師日&思想系統化$理論化"並上呈光緒皇帝"下達維新派人士等"得到光緒皇 帝和廣大維新派志士的贊同"戊戌維新運動一直沿著%師日&的軌跡發展#甲午戰爭之後"%師日&逐漸成 為時代潮流# 曾撰寫-中東大戰演義.的洪子貳即已認識到!%中國不有此敗"未必鼎新革故"改章變通"此亦天假 日人"以成中國自強之道也#&$梁啟超說!%自從和日本打了一個敗仗下來"國內有心人"真象睡夢中著 了一個霹靂"因想到"堂堂中國為什麼衰敗到這田地"都為的是政制不良33第三期新運動的種子"也可 以說是從這一期播殖下來#&%梁啟超在此也肯定了近代中國人在認識世界的思想轉變過程中"甲午戰 爭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甲午戰爭富有對意識形態檢驗的象徵性含義"全國朝野都一清二楚!中國和日本差不多同時開始防 衛現代化"有近乎相同的起點"不同的是中國堅持只在器物層面上向西方學習"堅守儒家理想社會模式" 認為中國社會政治制度優於西方#而日本卻進行了包括整體制度在內的全面改革#日本打敗中國除了 宣布儒家意識形態所推崇的理想社會並非最優之外"簡直無法作其他解釋#因此"甲午戰爭後"絕大多 數儒臣都對儒家意識形態所崇尚的社會制度產生了懷疑(#自此"戊戌變法$清末新政及辛亥革命才在 短時期內急迫地提上議事日程"也可以說"甲午戰爭是推動中國從封建帝制國家向近代民族國家轉變的 一個重要臨界點+# 甲午慘敗"促動了中國人從思想意識和制度層面進行深刻反省"仁人志士開始切實地付諸行動以拯 救危亡#甲午戰爭在中國走向近代化的歷程當中"無疑具有分水嶺式的重大思想史意義#中國自甲午 戰爭之後出現了嚴重的國家認同危機"自此"%許多中國人出於對中國國際地位的擔憂"開始認真反思中 國的傳統文化$歷史$語言甚至儒家文明的價值#中國的外交政策和關於外部世界的觀念也都成為時人 反思的對象#在許多方面"6<78年前後的中國失去了同一性和歷史連續性#&,正是以此為契機"中國各 方面的近代化進程都大大加快了"正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中國自此如涅?重生般地開啟了構建 近代民族國家的歷史征程"並在67:8年二戰結束時以戰勝國的身份接受了日本的戰敗投降#甲午戰爭 時期勝者與敗者在8"年後地位發生了6<"度的大逆轉"從此種意義上而言"甲午戰爭雖然給中華民族 帶來至巨傷痛"卻也蘊含著積極的思想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