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主權治理

❶ 辛丑條約怎樣嚴重損害了中國主權

辛丑條約》的主要內容:
1、中國向各國賠償白銀4.5億兩，分39年還清，本息專9.8億兩。
2、拆毀北京屬至大沽的炮台，准許各國派兵駐守北京至山海關鐵路沿線要地。
3、劃定北京東交民巷為「使館界」，界內不許中國人居住，由各國派兵保護。
4、懲辦義和團運動中參加反帝斗爭的官吏，永遠禁止中國人民成立或反帝性質的組織，對反帝運動鎮壓不力的官吏，「即行革職，記不敘用」。
5、總理衙門必為外務部，位居六部之首。
《辛丑條約》的影響:
《辛丑條約》是列強加給中國的空前嚴重的不平等條約。列強勒索了巨額賠款，加劇了中國的貧困和經濟衰敗；外國軍隊長期駐扎在中國的戰略要地，嚴重破壞了中國的主權完整和國防安全；設置特殊性質的使館區，以武力為後盾的公使團，開始凌駕於清政府之上；改變清政府外交機構的地位，更加強了列強向中國勒索、發號施令的權利；嚴厲「懲凶」以及為德公使建立牌坊等，極大地損害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禁止中國人民的反帝斗爭，企圖永遠奴役中國人民。這個條約的訂立，標志著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完全形成

1 駐軍 國家尊嚴及安全 2 清政府變成傀儡 完全聽命於列強

❷ 如何看待經濟全球化與國家主權的關系

經濟全球化是一個整體性的社會歷史變遷過程，其基本特徵就是，各國各地區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一種內在的、不可分離的和日益加強的相互聯系。全球化過程本質上是一個內在地充滿矛盾的過程，它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它包含有一體化的趨勢

❸ 釣魚島主權是我國，為何治理權管轄權居然是美國人說的算，它想給誰就給誰

治理權管轄權當然是中國所有的啊，至於美國的因素，那還是歷史原因造專成的，日本在二戰期間佔領屬了釣魚島，二戰結束後，作為戰敗國將釣魚島主權交由聯合國管理，並簽訂了一系列條約，而中國作為戰勝國自然有權要求拿歸主權，但當時中國還未回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還不是常任理事國，國際地位不高，聯合國實際上在美國的掌控之下，美國為了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

❹ 什麼是網路主權你是如何理解網路主權的

網路主權不是絕對主權，而是彈性主權，作為古代主權概念的當代發展，網路主權不僅堅持傳統主權的獨立性，平等性和公正性，而且消除了過時的僵化教條，絕對和排他主權的舊原則現在站不住腳了，網路空間的技術，虛擬和跨界性質使各國發現，面對無休止的全球挑戰，任何國家都不能超然自若。

在網路空間中，各國行使主權必將存在多樣性。如何在相互尊重，平等和相互容忍的基礎上通過多邊參與和多黨參與機制促進網路空間的“共建，共享和共同治理”，是各國共同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開放的主權概念將網路主權視為與時俱進並不斷發展的歷史進程，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認知的加深和世界數字化的轉變，網路空間的內涵和外延正在迅速擴大，主權原則在網路，信息社會和人民領域的應用仍然面臨著爭端，國家行為者和非國家行為，實體之間的權力調整遠未完成，對這些新主張和新主張的探索規則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網路主權必須隨著時代和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以應對挑戰並永遠持續下去。

❺ 世界互聯網治理為什麼要尊重各國網路主權

雖然互聯網具有高度全球化的特徵，但每一個國家在信息領域的內主權權益都不應受到容侵犯，互聯網技術再發展也不能侵犯他國的信息主權。在信息領域沒有雙重標准，各國都有權維護自己的信息安全，不能一個國家安全而其他國家不安全，一部分國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國家不安全，更不能犧牲別國安全謀求自身所謂絕對安全。國際社會要本著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則，通過積極有效的國際合作，共同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路空間，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
每一個國家在信息領域的主權權益都不應受到侵犯，互聯網技術再發展也不能侵犯他國的信息主權。信息主權是互聯網時代國家主權的重要內容之一，這是對國家主權思想的思想發展，也是對世界各國的提醒，無論你的技術如何先進、領先都不能肆意侵擾他國，信息主權不容侵犯，網路時代必須尊重信息主權。

❻ 新中國取得的成就

1、政治方面的成就：

港澳回歸，一雪百年恥辱；一帶一路，促進共同發展、實現共同繁榮的合作共贏之路。亞洲投行，由中國主導，打破日本美國控制的亞洲開發銀行對亞洲基建方面的壟斷；杭州G20峰會，促進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一票否決。

2、經濟方面的成就

中國GDP超10萬億美元，是世界上10萬億俱樂部成員，是日本GDP的2倍。高鐵2萬公里，佔世界6成。鋼鐵產量，世界16億噸，中國佔8億噸；中國高速公路12萬公里，佔世界的52%，力壓美國佔世界第一；有六個世界之最的港珠澳跨海大橋。

3、科技方面的成就

中國天眼，世界最大的望遠鏡；北斗衛星，世界排名第二位；神舟飛船，載人航天；我國是世界第三個把飛行員送入太空的國家；天宮二號空間實驗室，在太空進行試驗；神威·太湖之光計算機，計算能力世界第一。

4、體育方面的成就

成功舉辦北京奧運；男足曾實現歷史性突破，闖入2002年韓/日世界盃賽；跳水從夢之隊時代到里約奧運會中國隊的金牌第一的超級夢之隊；中國橫掃世界乒壇；中國女排東山再起，兩奪世界冠軍，更奪得了里約奧運會金牌。

5、軍事方面的成就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航母服役；四代重殲，世界第二個能造四代重型殲擊機的國家；雙體穿浪導彈艇，世界上第一種雙體穿浪軍用船隻；機動登陸平台艦，世界上只有美國和中國有的半潛式運輸艦；蛟龍600，世界最大的水陸兩用飛機。

(6)後主權治理擴展閱讀：

新中國成立的意義

1、中國人民經過一百多年的英勇斗爭，終於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三座大山統治，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成了國家的主人。中國的歷史進入一個新紀元。

2、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從此走上了獨立、民主、統一的道路，開始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新時期。

3、佔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國，沖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壯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爭取解放的斗爭。

❼ 主權債務危機的防範措施與治理對策 英文怎麼說

Sovereign debt crisis prevention measures and countermeasures

❽ 鴉片戰爭的意義

1、鴉片戰爭強行打開了 中國 腐敗、落後和封閉的大門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與專制社會,廣大民眾局限在有限的土地之中,過著一種自給自足的封閉生活,到了滿清的後期,這種封閉性與落後性以及腐敗性更加突出,當世界在 發展 ,特別是歐洲 經濟 經過近幾百年的迅速發展,先進的技術和 現代 文明。

給歐洲民眾不僅帶來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還帶給了歐洲民眾較多的自由和民主,使中國與世界特別是歐洲的差距更大,盡管西方各國在打開中國封閉大門時,採用了「鴉片」和「大炮」兩種不文明的手段,但是中國的封閉大門畢竟是需要打開的,外部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這種進程。

2、促進了中國商業的發展

由於《南京條約》規定了五口通商,先後開放廣州、廈門、上海、寧波、福州為商埠。五市的開市和開埠,促進了當時五市商業的發展,舊日的商業中心廣州和新起的商業中心上海最為繁盛,其他次之,中國也出現了一批大商人如廣州的吳健彰,揚坊等人,這些擁資百萬的商人,盡管有些商人是依附於外國人,但是畢竟是中國較早的具有現代商業意識的商人,他們促進了當時中國商業的發展。

3、帶來了歐洲的現代文明和技術

隨著中國的國門逐步被打開,一些外國的文明與技術,特別是外國的一些進步和開放的民主思想和自由的主張,也開始在中國大陸產生。

(8)後主權治理擴展閱讀：

鴉片戰爭後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開始拋棄陳腐觀念，注目世界，探求新知，尋求強國禦侮之道，萌發了一股向西方學習的新思潮，對封建思想起到了一定的沖擊作用。

社會矛盾上，隨著社會性質的變化，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也由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變成外國資本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中國人民的革命任務，從反封建變為既反封建又反侵略。

由此，中國從封建社會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也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❾ 互聯網以後的發展趨勢怎麼樣

一是提網速，廣連接。骨幹網路優化提速明顯，固定寬頻普及目標提前完成；網路提速降費成效顯著，移動網路體系建設加快推進；物聯網路部署大幕拉開，專有網路連接更加廣泛；智能硬體豐富信息交互，推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資源連接范圍持續擴大，產業互聯互通步伐加快。
二是深融合，強製造。產業互聯網全面深度融合，服務實體經濟創新發展；「中國製造2025」全面實施，製造強國建設邁上新台階；工業互聯網全力縱深推進，產業生態體系顯現雛形；「互聯網+農業」迸發巨大能量，技術助推產業鏈升級；「雙創」平台持續普及推廣，成為融合發展新動能。
三是興業態，惠民生。智能技術助力業態煥新，打造科技時尚新生活；新型消費優化產業布局，構築個性化、智能化應用場景；無人零售領域百花競放，服務布局向線下聚攏；分享經濟加速優勝劣汰，強勢企業瞄準AI領域；在線娛樂行業加速升溫，產品豐富但問題不容小覷；創新領域覆蓋更廣更深，網路惠民觸手可及。
四是謀創新，拓市場。應用創新向技術創新挺進，商業化應用競爭加劇；多級平台同步孵化產品，「內容為王、創意為先」優勢凸顯；互聯網平台走向生態化，產業鏈依存關系持續增強；企業「進軍」農村市場，縣域經濟蓬勃發展；推廣中國本土優勢經驗，「出海」足跡延伸更廣。
五是重安全，共治理。系列法律法規加速實施落地，為網路安全保駕護航；網路安全保障能力持續提升，安全產業向服務主導轉型；有效防範打擊通訊信息詐騙，全力保障社會民生；不良信息治理力度持續加大，網路空間更加清朗；命運共同體理念深入人心，互聯網全球治理體系深度變革。
報告指出，2018年的中國互聯網產業六個方面發展趨勢值得關註：
一是新技術，下一代網路建設帶動5G產業崛起，工業互聯網促進製造業集成創新，大數據、人工智慧將加速推進產業深度融合，技術創新推動金融信用體系趨於完善。
二是新動能，產業互聯網推動新舊動能加速轉換，「互聯網+先進製造業」成為振興實體經濟的重要途徑，製造業與互聯網融合的行業解決方案將繼續突破，智能製造的網路安全保障將成為關鍵一環，農業全產業鏈信息化升級將加速。
三是新場景，數據與服務開辟未來消費新場景，共享服務更加智能化和全球化，智能化賦能更多平台場景。
四是新體驗，智能交互催生消費新體驗，車聯網、智能家電促進「住行」新體驗升級，AR有望重新定義移動交互體驗。
五是新挑戰，勒索病毒攻擊類或將成為常態，個人信息保護將面臨嚴峻挑戰，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安全風險將不斷攀升，網路空間安全防護能力將大幅加強，企業拓展國際化市場將面臨激烈競爭。
六是新生態，物聯網和工業互聯網安全生態建設將日益完善，平台經濟創新與協同治理的需求將更加迫切，數據權屬關系受到廣泛關注，網路綜合治理體系將加快完善，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將深度變革。

❿ 如何面對進入全球治理時代的聯合國

一、進入全球治理時代的聯合國
全球化的進程已經將全球治理的任務提到當代人類面前。聯合國作為最大的國際組織，其成員的普遍性和工作范圍的廣泛性是獨一無二的。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它正在由以維護世界和平為首要任務的國際組織轉變為承擔全球治理使命的世界組織。在思考聯合國改革的方向時，一些人遵循著傳統民族國家建構的思路，希望將聯合國改造成世界政府；另一些人頑固地堅持傳統的主權觀念，反對聯合國在各主權國家並立的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中有任何積極的作為。在兩極之間，多數人認同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思路，即聯合國由主權國家間的國際組織轉變成容納多種政治行為體的世界組織，承擔起解決全球問題的任務，各行為體通過談判、協商的方式，制訂國際行為准則，並監督其執行。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對聯合國的改革和今後承擔的使命具有重大責任。聯合國的全球治理是否屬於真正民主的管理方式，是否能有效地解決人類面臨的問題，中國在其中的角色舉足輕重。全球治理只是一種處理人類事務的方式，它能否帶來世界的和平、公正與繁榮，全賴世界人民以何種方式來參與全球治理過程。全球治理的生命力在於全球性的廣泛參與，當我們規劃全球治理的前景時，我們需要審視，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它的政府、它的社會和它的公民是否作好了足夠的准備，迎接全球治理時代的到來，面對一個在組織結構和工作方式上全新的聯合國?
通過對中國傳統和現實的考察，我們發現，聯合國向全球治理的轉變給中國帶來了嚴重的挑戰。為了能夠積極負責地參與聯合國全球治理工作，中國有一些特殊困難需要解決。

二、全球治理中政府新的角色定位
適應全球治理的需要，聯合國在組織結構上的主要變化在於由原來單一的主權國家組織和政府間組織，變成容納多種政治行為體，包括區域性組織、民族國家、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或企業、公民的多元復合體系。這種變革需要對主權國家政府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重新定位和對其行為方式重新調整。能否適應這個變革，是對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個挑戰。
承擔起全球治理的責任，是社會發展對聯合國提出的客觀要求。聯合國如果不能承擔起這一使命，則會降低其地位，甚至有被邊緣化的可能。這是中國政府所不願看到的。中國政府一方

面堅持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聯合國的作用，反對拋開或繞過聯合國及其安理會，如以八國首腦會議行使對世界經濟的主導權，以北約取代安理會承擔維和職能等。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對聯合國向全球治理機構的轉變心理准備不充分，且懷有重重疑慮。
中國政府的主要擔心是聯合國組織結構的改革會降低政府在聯合國的相對地位，從而使國家主權受到侵害。
全球治理是由多層級和多元復合體構成的組織體系和關系網路，主權國家的政府只是其多層級系列中的一級，多元復合體中的一員，雖然在可見是未來仍將是最重要的一級和最重要的一員。從縱向上看，國家已經從壟斷政治權力的惟一最高的政治實體跌落到「全球體系——區域組織——國家——地區(和社區)——民間組織——個人」連續體的一個中間環節的位置；從橫向上看，它成為在聯合國中與區域性組織、跨國公司、國際間非政府組織並列的多元主體之一。此外，國家內的各種政治行為體以往只是通過國家進入聯合國，或由政府作為它們在聯合國的代表，今後，他們在有的場合仍以主權國家為其代表，另一些場合，則會越過主權國家，與其它國家同類組織聯合，直接參與聯合國組織協調的全球治理活動。這樣，政府就面臨新的上下左右關系，或從上下左右多種角度遇到挑戰。國家仍然是「對資源和價值進行權威性分配」的主體，也以這個主體的身份參與全球資源和價值的權威性分配。但它已不再是惟一的主體，而必須在很大程度上容納其它行為體進入這一程序，與其它行為體合作、協商、達成一致並相互監督。
中國政府實現這樣一種角色轉變有著特殊的困難。
從歷史傳統上看，古代中國一直將國際關系理解為中國的朝廷與周邊國家朝廷的關系，只知皇權(王權)而不知國權，更不能承認除朝廷以外的其它政治實體的對等地位。以政治上的「宣德於外」和經濟上的「厚往薄來」為基礎的朝貢體製成為調解國際關系的基本模式。〖潘一禾，張麗東：《作為國際組織建設思想資源的中國文化傳統》，《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年9月，第46頁。〗在這種關系中，中國的朝廷以居高臨下的態勢對待周邊國家，對它們可以採取懷柔或照顧的政策，但卻不會有尊重和平等。甚至到18世紀末，當國力已遠超出中國的英國使團來到中國時，中國朝廷仍頑固地要將其納入這個朝貢體系中。〖參見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王國卿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按古代儒家觀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形成一個連貫的整體，「天下」秩序就是

父家長統治的家庭關系和皇權至上的國家秩序的自然延伸，是以皇帝及其朝廷為中心的層層環繞的同心圓結構，周邊國家在理論上或觀念上以較為鬆散的方式被納入皇權主宰的「天下」秩序中。由平等的主權國家構成的多元國際體系是中國人所不熟悉的。直到19世紀中期，中國與任何國家還不存在現代的主權國家之間的外交關系。
近代中國人的世界觀經歷了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所說的由「天下」到「國家」的過程。〖列文森：《儒教中國現代命運》(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鄭大華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87頁。〗然而中國人是在經歷了一次次失敗後被迫接受平等的主權國家體系的，但在這個體系中，中國人的直接感受卻是屈辱。傳統的天朝觀念與近代屈辱的歷史的強烈反差，在中國人集體意識產生深刻影響，使之對維護民族國家主權有著特別的敏感。在傳統的天朝地位喪失後，傳統的天朝觀念雖然受到嚴重打擊，但卻並沒有完全消失，它與現代的民族主權觀念相結合，有時會表現為頑強的國家本位、國家至上觀念，以及對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拒斥心理。
從這個角度或許可以部分地解釋中國對主權受到侵蝕而表現出的敏感。無疑，中國是發展中國家，與其它一些發展中國家一樣，需要藉助於民族主權的人為屏障，抵擋政治、經濟和文化全球化洶涌浪潮的沖擊。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又需要通過擴大開放，融入國際社會的主流，來發展自己。如何在兩者之間掌握微妙而脆弱的平衡，是中國政府面對的一個難題。
目前，在許多中國人的觀念中，對新的世界秩序的圖景是模糊的，甚至沒有任何概念。
在他們的觀念中，世界秩序仍是單一的主權國家——由其合法政府代表——的體系，對於已經出現的全球治理的趨勢或視而不見，或輕蔑地予以拒絕。有的學者傾向於認為，全球治理是西方國家侵蝕發展中國家主權的一個陰謀，有的學者相信，將全球問題的解決訴諸於全球治理是一種幻想。
但也有一些學者對全球治理的趨勢作出了積極的回應。有的學者提出，主權是個歷史范疇，是需要不斷變化和充實的。〖王逸舟：《主權范疇再思考》，《歐洲》，2000年第6期，第4—11頁。〗還有的學者提出一種新的思路，即對「主權范疇從絕對性的理解轉向相對性的理解，從不可分割的理解轉向可部分讓渡的認識，從主權與使用權、管轄權之間的定性式統一轉向功能式區分等。」他們認為，「全球化向國家中心型秩序提出了挑戰，但是，國家主權在受到一定侵蝕的同時，仍然是國際關系變革與發展的

基石。」「不應該抽象地為堅持主權而堅持主權，而應該為獲得國家利益最大化而體現主權的價值。」轉移或讓渡部分主權的行為不等於放棄或出讓國家利益。對主權的自主限制與合理自願讓渡恰恰是國家意志的充分表達，也是國家能力的最現實的充分表達。〖余瀟楓，賈正君：《論國家主權的當代發展與理性選擇》，《浙江大學學報》(社科版)，2001年2月，35—42頁。〗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在主權國家平等原則已在西方得到確立的時代，中國人仍固守傳統的天朝秩序，結果只能一再蒙羞受辱。現實的發展又告訴我們，當絕對的、排他式的主權已經過時，世界走向一體化、有機化的趨勢十分強勁，全球治理時代已經來臨時，如果仍固守傳統的主權觀念，與18—19世紀固守天朝觀念一樣不合時宜。它既會損害自身的發展，也會對全球問題的解決產生負面影響。
由於國內政治發展水平和政治發展道路的特殊性，使中國對按西方觀念建立起來的聯合國的組織形式和運作方式有不適應性的一面。目前聯合國的組織形式源於西方文化，是西方國家在國內形成的組織文化運用於國際領域的結果，聯合國的基本理念、原則、規范、組織形式、運作方式、程序等，都源於西方，是西方社會內部結構的外化。它們與中國人所熟悉的組織形式及運作方式完全不同。
西方是多元社會，各種利益集團以合法的方式在公共領域展開競爭。西方政治家習慣於以協商、討價還價、妥協的方式解決政治問題。西方以分權制衡為特色的政治體制也是分散和多元的，各平等的權力主體間需要處理復雜的橫向關系。但中國人長期生活在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和君——臣關系的網路中，習慣於在縱向維度上處理政治關系，不善於橫向政治關系的協調。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協調平等的政治主體間關系的文化資源是非常貧乏的。
聯合國向全球治理機構的發展走向也是由西方主導的。由傳統的統治(governmaent)向治理的轉變首先出現在西方社會，它先被用於市政學，用於解決城市和地方問題，而後上升到國家中央政府層面。最近十幾年，西方人主導的國際組織又將他們在國內的經驗用於國際層面，處理一些全球性問題。所以在發達國家，先在地方事務和國家層面上接受了治理的觀念，學會了治理的行為方式，養成了治理的習慣，而後應用到國際事務中。而中國政府和政治家卻沒有在國內相應的經歷。西方政治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將國內獲得的經驗用於國際組織，而中國政治家在國內的施政經驗和行為習慣卻與全球治理的方式相差甚遠。政府官員不習慣於與其它政

治行為體共享權力，與它們建立調和而不是支配的關系，並通過共同的參與、談判、協調活動來解決共同關心的問題。這構成對政府行為方式的挑戰。
全球治理帶來的另一問題，是對中國國內政治構成的影響。中國近幾十年來，走上一條特殊的政治發展道路，雖然經歷了20多年的改革，但中國採行的政治模式與世界上多數國家，特別是在國際事務中起主導作用的西方發達國家不同。這就特別容易招致批評，遇到來自外部的變革壓力。全球治理的進程使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相互纏結滲透，國內秩序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秩序所同化，沒有一個國家還能堅持作為無法穿透的政治實體。由於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別，使中國對西方發達國家在新的國際秩序中通過全球治理手段對國內政治的影響和滲透的前景懷有深深的疑慮。這種疑慮無疑會影響中國對聯合國向全球治理機構轉變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