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公司治理結構

1. 國外大公司治理丑聞及其解決方法,

企業丑聞震盪，德國公司陷入治理危機

德國企業一向以形象光明正大而自居，但國內某些跨國公司卻丑聞纏身，令這一形象失色不少。這些丑聞據稱包括上億歐元的賄賂，購買色情服務，以及其它違規行為。牽涉其中的不乏一些國內最資深的企業高管。一名已被定罪的企業高管是德國前總理施羅德的知己，他曾經和前總理一起大張旗鼓地改革國內呆板的勞動力體制。困擾西門子，大眾，德意志銀行和其它公司的丑聞情況如此嚴重，按照沃頓商學院和德國一些企業管理專家的話來說，以至於德國公司高層們決定採取英美方式管理企業。這些辦法將增加公司的透明度，讓投資者在公司經營方面擁有更多的話語權，並削弱來自銀行方面的影響——要知道，在德國公司的經營上，銀行一直以來都扮演重要角色，銀行高管們一直高高占據著公司監督委員會（相當於美國的董事會）的重要位置。沃頓商學院法律和商業道德研究教授托馬斯·唐納森（Thomas Donaldson）說，跟幾年前困擾美國的企業危機相比，德國公司案例略有不同；不過，它們都以各自方式，損害了企業主管人員在公眾中的信心。「我想，德國遇到的企業危機，跟美國遇到的類似安然公司的丑聞相比，在影響程度上是一樣的。我估計，這將促使德國人在企業管理方面，特別是腐敗問題上，更深刻地反省自己。」克里斯蒂·施耐德（Christian Schneider），一位土生土長的德國人，是沃頓人力資源中心跨國研究咨詢小組負責人。他認為，眾多違規事件的集中爆發，正提醒德國有必要採取措施，改進先前那套倍受贊譽的「勞資共同決策」制度。有人把這套制度描繪成是：在決定公司重大事項時，管理層和勞工代表之間體現出來的一種親密關系。布魯斯·柯高特（Bruce Kogut）是巴黎附近的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的戰略學教授。他說，這些丑聞突顯出一個事實，那就是德國公司並沒有使自己朝更加開放和更加負責的趨勢發展。「德國企業並不理解新的游戲規則，」柯高特說。「他們習慣的是銀行和企業、工會與政府間關系密切。 距離那種更盎格魯-撒克遜的、更美國式的商業文化，德國仍然相距遙遠。」7200萬美元的獎金所有這些丑聞令德國企業形象大打折扣。舉個例子，美國有關部門正在就戴姆勒克萊斯勒公司在全球設立多個秘密帳戶，專門用於賄賂外國政府官員的案件展開調查。據《華爾街日報》報道，戴姆勒克萊斯勒公司已經承認它在非洲，亞洲和東歐有過「不適當的支出」，並且對涉案員工作了解僱或停職處理。在另一個案件中，德意志銀行的首席執行官約瑟夫·安科曼（Josef Ackermann）曾被指控賄賂曼內斯曼公司（Mannesmann）的管理人員，這是一家被英國電信公司沃達豐收購的工程公司。2006年11月，他向檢查官支付了大約420萬美元結案。當安科曼將那筆可能高達7200萬美元的獎金支付給曼內斯曼公司負責人的時候，他本人還是沃達豐公司的監事會成員。曼內斯曼公司前首席執行官克勞斯·艾思（Klaus Esser）在同意接受沃達豐提出的1830億美元的收購價格後，便將這筆獎金的絕大部分納入私囊。作為結案的條件，艾思同意支付大約190萬美元罰金。經過長時間的庭審後，杜塞爾多夫市的一家法院於2004年宣告安科曼和其他被告無罪釋放。2005年，聯邦法院又要求安科曼和其他涉案人員接受新的審查。盡管接受了檢控機關的懲罰，安科曼仍然擔任德意志銀行管理委員會的主席。不過，最近幾個月以來，最吸引人眼球的莫過於西門子和大眾事件了。在西門子，官方正在調查公司高層是否開設了黑金帳戶，賄賂潛在的海外客戶。2006年11月， 200名警察搜查了西門子公司的辦公室和雇員住所，獲取了成千上萬份文件，整個調查事件公開化了。檢察官同時聲稱，發現一些西門子雇員使用一套系統來貪污公司錢財。在2006年9月30日結束的一個財政年度內，這個商業巨無霸實現的銷售收入1150億美元。西門子說它正配合進行這項調查。《華爾街日報》報道，自從警方突查行動以來，公司承認在過去的幾年共有5.44億美元的交易存在嫌疑。西門子同時稱，這些錯誤都是「個人行為」。但是這家報紙認為，拘留證據以及記者接觸過的證人證言都讓人覺得，「在這家公司里，行賄是一個很普遍、高度組織化的行為。」《華爾街日報》同時報道，因為忽略了西門子公司帳目上的這些涉嫌賄賂款，長久以來為西門子提供審計服務的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德國分公司，也在接受調查。畢馬威正在協助官方調查，但否認存在過失。西門子高管面臨的指控具體包括：公司電力部門的兩位前高管，據稱支付了780萬美元賄金，從義大利國家電力公司那裡爭取渦輪機定單。《華爾街日報》稱，2004年，西門子公司資深高管托馬斯·舒芮特（Thomas Kutschenreuter）支付給西門子曾經的商業夥伴、沙烏地阿拉伯咨詢公司BAE公司（Beit Al Etisallat） 5000萬美元。報紙稱舒芮特正在配合檢察官的調查，他聲稱這筆支出獲得了西門子公司管理委員會的授權，現任首席執行官克萊菲德（Klaus Kleinfeld）和當時的首席執行官馮·皮埃爾（Heinrich von Pierer）都知情。據說在和一名代表BAE公司的沙特商人打過一個電話之後，舒芮特就去為付款做了安排。來電者要為曾經給西門子提供的商業合作索取9.1億美元傭金。假如西門子不付，那麼，打電話者威脅說，他就向美國證監會舉報，並提供替西門子在沙特行賄以獲取電信合同的詳細資料。上述5000萬美元中，1700萬美元據稱是支付欠下的傭金，剩下的則是封口費。在另一起案件中，為了從義大利國家電力公司那裡拿到渦輪機定單，西門子電力部門兩位前高管花了780萬美元行賄。今年3月中旬，這兩個人，克雷（Andreas Kley）和維格納（Horst Vigener），在德國的達姆施塔特市接受審訊。他們倆人聲稱參與了行賄，但沒有違反德國關於嚴禁賄賂外國政府官員的法律，因為這家電力公司已經私有化了。但是檢察官認為，在他們行賄期間，義大利國家電力公司仍然屬於國家控股。3月27日，另外一項調查讓西門子公司雪上加霜。公司管委員成員之一的費梅爾（Johannes Feldmayer），在紐倫堡被檢察機關逮捕。他被指控跟一筆支付給蓋思奇（Wilhelm Schelsky）的資金有關。後者是一家德語首字母縮寫為AUB的德國工會的官員，該工會對西門子一向友好。《華爾街日報》稱，檢察官們相信這筆錢通過蓋思奇機構給了AUB，用來抵消德國最有實力的行業工會IG Metall的影響力。費梅爾拒絕認錯。蓋思奇在2月份涉嫌偷稅被捕。大眾公司的違法行為據稱涉及公司高管和工會官員。在這場被媒體戲作「賞錢和妓女丑聞中，大眾公司高管涉嫌挪用公款，利用性派對、假日色情陪侍和紅包等方式收買勞工代表，又稱勞資聯合委員會成員。大眾案例讓我們看到在德國勞資雙方協調一致共同決策的管理制度下，管理者和勞動者之間比較緊密的關系使得勞工組織在公司重大決策時，擁有一定發言權。2007年3月5日，這個案例有了最新進展，公司強大的勞資聯合委員會前任負責人克勞斯·沃科特（Klaus Volkert）被控48項罪名，包括煽動職工和貪污。1月，大眾公司前任人事主管彼得·哈慈（Peter Hartz）因為批准「賞錢和妓女」計劃而被定罪，處2年緩期徒刑以及大約73.6萬美元罰金。他承認收買沃科特來影響雇員決定，獲取他們對公司重組和削減開支計劃的支持。德國法律規定大型企業的重大決定須咨詢公司的勞資聯合委員會領導們的意見。據悉，1995年和2004年之間，沃科特索取並獲得了大約250萬美元的獎金，此外還有78.6萬美元，用於豪華旅遊，購買衣服和珠寶，為他和女友支付子虛烏有的咨詢費用。現年65歲的哈慈2005年從大眾辭職，他一度在德國廣受尊敬。2002年，他擔任所謂的哈慈委員會主席，為施羅德總理出謀劃策，制定了一系列勞工改革方案，來降低失業振興經濟。比比美國的丑聞沃頓商學院的唐納森教授注意到，同美國相比，德國公司的丑聞有點兒不一樣。美國公司和會計師事務所曾經犯下的錯誤行為，讓安然、世通、泰科等公司蒙羞，導致以兩位國會議員名字命名的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出台。「一個明顯的不同是，安然和其它一些肇事公司基本上已經一敗塗地，」唐納森說。「雖然世通公司已經恢復，但是元氣大損。而在西門子和大眾汽車，毀滅性的打擊沒有出現。」第二點不同是，德國的公司腐敗范圍沒有美國廣。「安然丑聞涉及13家公司，」唐納森說。「在它們之後，緊跟著曝光投資銀行丑聞、基金管理公司丑聞和紐約證交所丑聞。在過去5年中，我們看到各種各樣嚴重的金融和會計丑聞。德國是否會走上這條路，我們還不得而知。」還有一點不同，這兩個國家發生的公司丑聞形式不一樣。在美國，唐納森注意到，安然時代的丑聞通常是精心策劃，抬高公司股價。高管們通過做假賬在股市上套利。而在德國，大量的問題跟賄賂有關。「這些丑聞意義深遠、震撼人心，以德國素來嚴格的公司監管制度而不能防範，令人驚詫，」 唐納森解釋說。「每一起案例中，我們都有一些明顯的失誤需要控制。上億美元流出公司大門，卻無人查問。」長期以來，德國的法律制度認為，花錢賄賂外國官員，是公司必要的業務開銷。實際上，德國法律一度允許企業為這樣的開銷撇賬。自從德國採用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1999年制定的反腐敗綱領後，這種現象改變了。根據唐納森的說法，這個綱領源自美國《反海外腐敗法》。在德國商人中，賄賂有時是種必要手段的觀點依然存在，唐納森說。「今天當你跟德國公司高管交流時，你會發現這一點。他們會說，『德國人有高標准，但當我們出去到世界各地時，那裡比較粗野和骯臟，要是說我們還能夠按照足球規則來玩那就太幼稚了。』我想，跟瑞典甚至美國比起來，這種觀點在德國更有市場。但是，多年來一直用錢收買大眾公司勞資聯合委員會的頭頭，而且還提供色情服務的做法，是對德國誠信傳統的一記猛擊。」員工和管理層之間的關系沃頓商學院國際勞動關系專家施奈德說，一定程度上，給西門子和大眾帶來難堪的根源在於兩者在監管上的共同弊端：德國公司管委會非常規的設立方式，以及工會在這些委員會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德國公司管理分上下兩層結構，下面的管委會較小，負責向監事會匯報並由後者任命。在公司管理委員會里，有三種不同的雇員代表形式。1952年頒布的《工作組織法》要求所有雇員人數超過500名的公司，在監事會中必須要有三分之一的雇員代表。1976年的《共同決定法》中規定，在雇員超過2,000名的公司中，必須具備概念上的相等性——即，監事會中50%是股東代表，50%則是雇員代表。可是，當意見相左，需要監事會主席進行第二次投票表決的時候，股東代表一定會是占據多數席位，通常監事會主席都是站在股東一邊的。另外，在監事會里，勞工方至多可以有三名來自公司以外的工會成員。這些頗有爭議的「外部」代表跟公司沒有必然的聯系，無法直接代表本公司雇員的權益。第三種雇員代表形式，盡管僅限於煤炭和鋼鐵行業，卻在監事會中真正保證了同等性，假如被任命的工會負責人實際上是管理委員會代表的話，雇員代表就可以對他投否決票。今天，這個特殊的共同決定法案所起的作用有限，因為煤炭和鋼鐵行業正在萎縮。可是，既然它規定了德國有史以來最廣泛的勞資共同決策體制，對工會來說它具有非常大的象徵意義。「在歐盟內部，德國是唯一一個施行如此影響深遠廣泛的制度的國家，」施奈德說。「沒有第二個國家希望有這樣的制度。你所做的，是讓工會成員和雇員代表在公司作出重大決定的時候，有發表意見的權利，包括任命和免職管理委員會成員，」施奈德說。「其結果就是，許多德國公司管理人員抵制勞資共同決策制度，因為他們自己就是由監事會任命和解僱的。這種雙層委員會制實際上會使界線模糊，因產生利益沖突而受到批評。勞資共同決策制度的產生，是為了讓雇員的利益在公司最高層的實體中得到反映。但是在一家大公司里，雇員代表是一回事，做管理決策則是另外一回事。」勞工和管理層之間的親密關系「是導致大眾公司出問題的原因」，施奈德補充說。「為了獲得監事會雇員代表對大眾公司延長工作時間和機構重組的要求的支持，公司管理層開始通過錢，假期和賄賂等方式誘惑工會給他們投贊成票。如果大眾不存在這樣的管理體系，它是不會被逼著去玩這樣一種游戲的。」默克爾總理已任命專門委員會對勞資共同決策制度進行調查，並就是否對之進行修改提出意見。一種由德國僱主聯盟聯邦協會提出的方案是，將監事會中雇員代表數量縮減到三分之一。這實際上就是在1976年的法案之前所有德國大公司都執行的方案，76年的法案要求所有雇員超過2千人的公司必須執行50-50的勞資共同決策制度。公司老闆們面臨來自工會領導人的強大反對聲音，這些工會領導人實際上要求擴大國家勞資共同決策制度的范圍。同時，令人不感到驚訝的是，專門委員會提交的報告聲稱，沒有必要大動干戈地改變這種制度。丑聞有所區別位於柏林的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一位資深大西洋事務會員賀默里奇（Joerg Himmelreich）說，必須注意到大眾和西門子丑聞各自有何不同。在大眾，所謂錯誤行為指向的是濫用勞資共同決策制度，而這種制度幫助德國從二戰廢墟中站起來並創造了20世紀50、60年代的德國經濟奇跡。盡管大眾出現丑聞，賀默里奇認為「大多數的德國人不打算放棄這種制度。」西門子丑聞，則是源於競爭壓力，需要開拓國外生意。在這種狀況下，公司管理人員通常認為他們別無選擇，只能賄賂以「博得政府的高興」，賀默里奇說。這種的付出通常是需要的，因為基礎設施和公用項目特別需要得到政府官員的許可。假如勞工—管理層共同決策制度會導致產生問題的話，賀默里奇補充說，公司高級執行官們扮演的雙重角色同樣也會造成利益沖突，形成滋生錯誤行為的風氣。在西門子，前首席執行官馮·皮埃爾同時也是監事會的領導。「對解決這些問題方面，他缺乏興趣，」賀默里奇說。「這是利害攸關的大事情：現任首席執行官應該當上監事會的主席嗎？」賀默里奇指出，安科曼陷入違規事件時他身兼兩職，既是德意志銀行的首席執行官，也是沃達豐公司監事會的成員。這個例子反映出德國的銀行官員們長期以來的做法，那就是，在那些他們提供融資服務的大公司中，他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實際上，銀行和公司間的親密關系，跟工會和公司管理層間的友好關系一樣，是存在問題的，沃頓商學院的唐納森指出。他說，德國公司監管體制是「由內部人控制的服務股東利益的體制」。跟美國公司相比，德國公司在銀行融資關系方面有所不同。「在德國，銀行的作用舉足輕重，」唐納森說。「公司並購在美國已經存在了相當一段時間，現在正在歐洲蔓延，在這個過程中，人們意識到，這種內部控制的方式存在問題。在德國，一次惡意收購可能還能得到在公司監事會中佔有一席之地的銀行的支持。它不只是一個道德問題；而且它不是一個高效的制度，因為你無法保證它是一場正當交易。」對德國精神的影響INSEAD學院的柯高特認為，雖然西門子等德國大公司紛紛被丑聞擊中，但過分誇張這種企業現象對德國精神的影響是沒有必要的。「西門子事件令人震驚，因為它對德國來說舉足輕重，已經存在了超過一個世紀，」 柯高特說。「西門子是你能夠想到的德國大公司之一。一旦發現它們開設秘密帳戶用於賄賂，那當然令人非常吃驚。這種事情很嚴重。」但是柯高特補充說，在這些丑聞中衍生出的積極的一面是，社會大眾通過媒體對它們了解得一清二楚，這向真正有意義的改革邁出了第一步。「老實說，有多少德國公司，或者歐洲公司，敢說自己在過去的30或是40年中，跟政府是乾乾凈凈做生意的？對過去發生過的許多事情，人們有所了解，但我們不知道的是其中的細節。或許好消息是，壞消息即將被暴露在大眾眼前。」唐納森說，企業丑聞令人難堪，對德國的自我形象危害巨大，公司採取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勢在必行。「一些人感到，相關參與者——投資者，公司管理層，銀行等——辜負了大家的信任，所以老的制度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樣，可以創造出良好的公司管理。」政府和公司部門採取的任何改革措施或許都不會試圖去復制英美的經濟模型，他補充說。「但不可避免的是，德國將採用英美體系的某些要素，特別是賦予股東和外部投資者——是投資者而不是銀行——更多的話語權。」 最近爆發的企業丑聞，也提醒要加強審計委員會的作用，對財務報告條件做些改變，唐納森說。「在2007年，德國企業依然是個由內部人控制，服務股東利益的現狀。這種制度對大股東和企業管理者有利，但它對普通投資者不利。跟英美體系相比，德國體系中股東的話語權要少得多。我依然認為，在總體上說，目前德國的公司治理存在危機。」

本文來自: 人大經濟論壇(http://www.pinggu.org) 詳細出處參考：http://www.pinggu.org/html/2007-5/11/177430.html

2. 公司的結構治理模式有哪些

公司的結構治理模式主要市場經濟國家的實踐看，主要有美國式、日本式和回德國式三種模答式。美國管理方式特點：1、靈活的市場化的人力資源配置 ；2、以詳細職務分工為基礎的專業化和制度化管理 ；3、人力資源培訓十分廣泛；4、強烈物質刺激為基礎的工資制度 ；日本管理方式特點：1、終身僱傭制 ；2、時間控制；3、准時生產制；4、嚴格品控。德國企業管理方式特點：1、完善的職業培訓機制和職工廣泛參與管理。2、獨具特色的企業文化與人事管理戰略。3、品牌導向和市場營銷國際化。

公司治理結構普遍接受的定義是：根據企業理論的合約方法，所謂公司治理結構，就是協調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相互之間關系的一種制度，涉及指揮、控制、激勵等方面的活動內容。換言之，就是藉以處理（治理）企業各種合約的一種制度。

3. 比較分析英美類型和德國公司治理的優點和缺點，以及對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意義。

英美主要是創新，德國主要是質量，國內應該學習這兩方面

4. 如何改善企業內部治理環境

當今世界，有許多國家都把發展中小企業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舉措。國外有些學者的研究表明，城市的中小企業密度與居民收入增長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一般地說，它們是呈正比例關系變化的。正因為如此，加快發展中小企業，提高國民收入水平，已經成為世界性的課題。歐盟國家在發展中小企業方面採取了積極措施，在中小企業公司治理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因此了解歐盟的中小企業公司治理的現狀與框架，將使我們得到有益的啟示。

歐盟中小企業發展的基本狀況

積極發展中小企業是歐盟經濟中的重要特點，也是歐盟經濟充滿活力的原因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源泉。為了更好地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逐步實行規范化的管理，歐盟委員會提出了歐盟成員國採用歐盟的統一標准來劃分中小企業的建議。這個標准將歐洲的企業規模劃分為五種類型：「自雇企業」，即無僱用員工的企業；「非常小的企業」，即僱用員工1-9人的企業；「小企業」，即僱用員工10-49人的企業；「中型企業」，即僱用員工50-249人的企業；「大型企業」，即僱用員工250人以上的企業。這個標准比較好地反映了歐盟中小企業的共同特徵，容易得到歐盟各成員國的普遍認同，因而，愈益成為研究歐洲中小企業分類的最權威的參數。
綜觀歐盟國家中小企業發展的情況，主要有以下特點：歐盟國家的中小企業在所有企業中占的比重很大；歐盟國家的中小企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很大；歐盟國家的中小企業在科技進步中的作用很突出。
歐盟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總體政策，主要體現在馬德里首腦會議通過的《歐盟中小企業白皮書》中，其核心在於鼓勵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為中小企業創造良好的融資機制和發展環境。具體地說，包括改善融資環境、創設制度環境、促進技術創新以及提供信息服務等。

歐盟中小企業公司治理的模式

歐盟各國的公司治理既有其共同性，又有其特殊性。我們這次考察選擇的英國、德國、義大利三國，實際上代表了三種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
（一） 英國模式的公司治理
「共同模式」或稱「英美模式」，標識著英、美等國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某些特徵。它的基本特徵是股權的高度分散化與高度流動性。英國的資本市場相當發達，而且比較完善。 英國模式具有自己獨特的優勢：它主要依靠資本市場來解決資本的配置與代理問題，因而表現出市場所固有的靈活性、激勵與約束。這種高度發達與不斷創新的資本市場，能夠促進資本從低效領域向高效的轉移，特別有利於高新技術產業和高風險投資產業籌集資金。但是，資本市場對於解決成熟產業比較嚴重的代理問題都存在缺陷。在股東分散的大公司，由於小股東在接管中同樣存在「搭便車」現象，加之公司規模太大以及經理採取反接管的措施，使得一些接管難以發生或者成功，從而使這些企業的代理問題得不到有效的解決。
（二） 德國模式的公司治理
「德國模式」或稱「德日模式」，標識著德、日等國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某些特徵。它的基本特徵是股權集中度高，股票流動性小。在德國公司的股權結構中，銀行的持股比重明顯高於英美公司，而個人的持股比重則明顯低於英美公司。從個人持股的比例看，美國為49％，英國為21％，而德國僅有15％。而在所有權集中程度方面，德國公司最高，上市公司中近3/4的公司都有一個大股東，其股權至少在50％以上。德國的資本市場類似於日本，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企業只能向銀行融資。從俾斯麥時代起，德國人就認識到如何通過銀行的作用來促進經濟增長。銀行與企業有著非常明確的關系，開始時銀行只是公司的債權人，而當銀行所貸款的那家公司到證券市場融資或拖欠銀行貸款時，銀行就變成了該公司的大股東。德國的銀行參與公司治理，在公司融資及治理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德國的銀行是全能銀行，可以持有工商企業的股票。德國銀行貸款的特點是長期貸款較多，約佔2/3左右。銀行對企業的貸款性質，使銀行成為公司治理中的一個重要的利益相關者。從德國企業治理的結構看，還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雙層的監督機構。德國公司的內部機構由股東會、監事會和理事會構成，理事會也叫管理委員會，屬於執行機構，股東會和監事會都有監督的職能，形成了雙層的監督機構。二是員工參與公司治理。德國很注重吸收利益相關者參與公司治理，員工的權力和利益受到高度的重視。
（三） 義大利模式的公司治理
義大利公司治理結構的特點，主要是在於它缺乏通過持股或股權資本以及金融服務而對公司進行事後監督的金融結構。在義大利的公司所有制結構中，沒有可能替代銀行作用的金融機構。銀行缺乏貸款的積極性，它們一般不喜歡與客戶保護信貸關系型的融資。義大利小企業部門的中小型地方銀行，在彌補小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中發揮了一些作用。義大利模式可稱為家族或聯盟控制的模式，它標識著義大利企業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某些特徵。義大利工業在發達國家中具有較高水平，特別是中小企業的數量之多和企業規模之小，都是其他工業化國家所不能比擬的，因此，義大利素有「中小企業王國」之稱。義大利中小企業的主要特色，就是地域同業中小企業集群，被稱為「第三義大利現象」，實質上是指中小企業產業的有序分布。義大利北部艾米利亞——羅馬格納地區出現了一種以彈性專精的生產組織方式、先進的中小企業產業區和即時生產系統為特色的產業區。這種模式引起了眾多研究者的注意，被稱為「艾米利亞現象」。
從歐盟中小企業公司治理的三種基本模式中，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的特點：歐盟國家不僅普遍重視中小企業的發展，而且採取有效的措施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包括稅收優惠和金融支持及提供服務等方面的措施，有效地促進了中小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使得中小企業在歐盟各國的經濟發展中普遍地佔據重要地位；歐盟國家的中小企業公司治理表現為共同治理，由於中小企業的規模比較小，內部治理結構一般比較簡單，許多小型企業沒有設立董事會或監事會，因此，企業治理就表現為內部治理與外部治理相結合的「共同治理」，即由投資人、經營者、顧客、政府、行業協會等共同擔負起公司治理的任務；歐盟國家普遍重視工會組織的作用，注重保護雇員的利益，支持企業員工參與企業治理。在企業的監事會和理事會中，員工代表佔有相當重的比例。這個特點導致了有的企業有意識地控制規模，從而影響了中小企業的數量及地位。

歐盟中小企業治理的幾點啟示

通過考察歐盟國家中小企業的發展狀況，了解歐盟中小企業公司治理的框架，細致地分析它們的特點及優勢，我們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
積極發展中小企業已經成為歐盟國家的共識，也是歐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源泉，因此，借鑒歐盟經驗，就應該更加重視實施加快中小企業發展的戰略。

小企業占歐盟企業總數的99.8%，在歐盟國家的經濟發展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歐盟國家普遍地扶持中小企業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戰略性措施，比如，英國特別重視發展中小企業增加就業崗位，德國特別重視通過發展中小企業推動技術創新，義大利特別重視通過發展中小企業推動區域性產業集群的形成。歐盟的實踐證明，中小企業的發展具有促進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和增加城市居民收入等方面具有積極的作用；國內外學者的實證研究也表明，中小企業的繁榮與經濟增長、就業狀況及城市居民收入水平之間，呈現一種正比例關系。所以，我們應該借鑒歐盟國家的經驗，將積極發展中小企業作為國家和地方經濟發展的戰略舉措。
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已經成為歐盟國家中小企業公司治理的重要特徵，也是一般的中小企業公司治理的總體框架，因此，借鑒歐盟經驗，就應該鼓勵利益相關者參與中小企業的公司治理。在對歐盟國家中小企業公司治理的比較分析中，大家普遍認為英國、德國、義大利都採取了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的框架。特別是一些小型企業，並沒有也不需要成立董事會、監事會及理事會等機構，可見，它們沒有很健全的企業內部治理結構。其治理的內容和任務，絕非僅僅限於內部治理的范圍，而是包括外部治理的利益相關者的共同治理。這恐怕也是一種全球性的現象，體現中小企業公司治理的普遍的框架及特徵。我們應該借鑒歐盟國家的經驗，通過股東、董事會、銀行、債權人、供應商、顧客及當地政府的參與，構築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的機制，從而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歐盟國家中小企業公司治理的模式是多樣化的，「英國模式」、「德國模式」、「義大利模式」都是有效的治理模式，因此，借鑒歐盟經驗，就應該根據實際情況有選擇地學習這些模式。通過考察和分析，我們概括了歐盟國家中小企業公司治理的三種主要模式，即以股權的高度分散化與流動性為特徵的「英國模式」，以股權集中度高與股票流動性小為特徵的「德國模式」，以家族或聯盟控制的區域企業集群治理為特徵的「義大利模式」。這些規模都具有各自的優勢，當然，也有各自的劣勢，如果想做到揚長避短，關鍵在於認清客觀的實際情況，有條件地選擇和採用。比如：近期目標可以更多地借鑒德國模式，即政府積極參與治理，支持員工參與共同治理；遠期目標可以更多地借鑒英國模式，即通過利益相關者群體的成長和自律，實現公司治理的規范化及法制化；區域目標可以更多地借鑒義大利模式，即通過家族或聯盟的控制，扶持區域性的中小企業集群。所以，我們應該借鑒歐盟國家的經驗，從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地區的實際出發，靈活地選用歐盟國家公司治理的模式，促進我國中小企業公司治理的改善。
借鑒歐盟經驗，應該尋找一條中國特色的中小企業公司治理道路。這就要求我們准確地把握我國的國情、省情和企情，將國際化的要求和中國企業的實際有機地結合起來，研究制定一種改善中小企業公司治理的框架。這樣的框架應該考慮以下方面的情況：中小企業公司治理的總體模式，即利益相關者的共同治理；歐盟國家中小企業公司治理的成功經驗，即「英國模式」、「德國模式」、「義大利模式」的合理借鑒；我國中小企業公司治理的問題，包括外部治理的低效率、股權的高度集中、「三權合一」的治理結構等。應該把國際的原則、歐盟的經驗和中國的情況結合起來，走中國特色的中小企業公司治理道路。
中小企業的發展需要扶持，改善中小企業公司治理也需要良好的環境。歐盟國家制定扶持中小企業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政策、法律和資本市場、融資渠道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其中的資本市場和融資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歐盟在這些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都是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我國的中小企業公司治理，由於資本市場欠發達，法制不夠健全，特別是信用體系不夠完備，外部職業經理人市場空缺，導致中小企業以自有資金為主、股權高度集中化，完全依靠內部控制權來形成制度體系。解決融資問題，需要建立發達的資本市場，進一步開拓融資渠道；而融資的改善，又有賴於良好的信用環境的形成。總之，只有從內部結構和外部環境兩個方面創造條件，才能有效地改善我國的中小企業公司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