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民主治理

① 國家制度有哪些

關於國家制度，主要有如下內容：

一、我國國體：又稱為國家性質，是人民民主專政。

二、我國政體：又稱政權組織形式，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註：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國的根本制度。

三、我國政黨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一)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合作的政治基礎：堅持共產黨領導和堅持思想基本原則(二)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合作的基本方針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

四、愛國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由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組成的廣泛的政治聯盟;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愛國統一戰線組織，不是一個國家機關。

②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構建有什麼作用

推進法治建設，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中國特色社專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屬成，人民代表大會民主主導、各國家機關全面配合、億萬人民積極參與的結果，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立法體制和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模式的結果。

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

（1）要認真研究如何使法律規範本身具有可實施性.

（2）要研究法律實施所必需的體制以及法律設施。

（3）要認真研究法律實施所需要的執法和司法人員的素質與能力。

(2)中國的民主治理擴展閱讀：

法律許可權：

（1）要科學配置權力，使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

（2）要規范權力的運行，為權力的運行設定明確的范圍、條件、程序和界限。

（3）要防止權力的濫用，為權力的行使設定正當目的及合理基準與要求。

（4）要嚴格對權力的監督，有效規范黨內、人大、民主、行政、司法、審計、社會、輿論諸項監督，並充分發揮各種監督的獨特作用，使違法或不正當行使權力的行為得以及時有效糾正。

（5）要健全權益恢復機制，使受公共權力侵害的私益得到及時賠償或補償。

③ 如何推進我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

內容摘要：「國家治理現代化」這一命題隱含著政治上的一元與多元、現代與後現代的內在張力。在我國現階段，最需要關注的還是政治現代化的問題，包括政治的程序化和制度化、多元化和一體化、代議制和官僚制等。同時，還要關注發展時序問題，正確認識和處理民主與民生、代議民主與協商民主、現代化與後現代等時序邏輯。當前中國面臨從前現代社會向現代國家的轉型以及如何應對後現代性挑戰的雙重任務，平衡好這雙重任務是對領導人的巨大考驗。
關鍵詞：治理 國家治理 政治現代性 後現代性 代議制 官僚制 發展時序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一個全新的命題，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焦點和亮點。過去十幾年裡，國際社科文獻中最為流行的術語之一便是「治理」。但是相關概念進入我們黨的文件還是首次。其新意有二：一是首次把「國家治理」問題提上了國家建設的重要議事日程，意義重大；二是進一步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的現代化，大大豐富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內涵。本文擬從理論與實際、歷史與現實、國內與國際相結合的角度，針對我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問題進行若幹探討。

「治理」是20世紀末開始在國際上出現的一個政治與公共管理的新術語，是相對於「統治」而言的一種政治管理的新範式。在西方語境中，「治理」意味著「去國家化」、「去中心化」，以合作替代強制。從國際政治層面看，治理主要是顛覆以現代主權國家、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威斯特伐利亞秩序，強調無政府的治理，或者是後國家主義的世界秩序，淡化主權國家或者政府的作用，主張「全球治理」。從國內政治層面看，強調的是「多元共治」或「多中心治理」，國家或者政府只是「多中心」當中的一個中心，這對現代以來以國家為中心的政府模式提出了挑戰。在政治制度上，主張顛覆代議民主制和理性官僚制，提出所謂的參與民主、協商民主等後現代的民主理論。
「治理」彰顯了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沖突。它是西方後現代社會的概念，是試圖超越西方以往的現代性。西方國家已經完成了政治現代化，其最重要的標志就是建立了民主政治中的代議制和公共行政中的官僚制。對西方而言，這些結構已經過於成熟了，需要稍微做一些「解構」。這種背景下，西方一些學者關注的問題是，作為代議制主體的選舉競爭不足以充分表達民主政治的豐富內涵，人民要有更多的參與渠道；官僚制非民眾所能控制，需要對此進行改造以期行政系統對人民更負責任。「治理」的概念便應運而生，其政治背景是多元共治，打破政府的壟斷性。當然治理概念也用在聯合國、世界銀行等組織針對第三世界提出的一些發展措施，這就和一般西方國家提的「治理」語境有所不同。
在「治理」的框架中，政府不過是多元政治構架中的一元，各個治理主體之間是平等的夥伴關系，而民主、法治還是承認政府的絕對優勢，只不過要對政府的權力加以限制而已，所以治理的概念比民主和法治要激進得多。一直以來，國家的事就是政府說了算，現在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以及社會的廣泛參與要形成一個多元共治的局面。但是這在西方也沒有完全做到，政府在國家事務中依然占據絕對優勢，而不僅僅是多元中的一元。比如遇到金融危機，主要還是政府在「救市」，雖然西方的確更為多元，社會自治更為強大。在中國目前的時空條件下，更不可能一下子走到這一步，包括執政黨在內的政府力量在整個治理結構中依然處在核心地位，這是中國與西方的「治理」在內涵上的不同之處。

在我國，「國家治理」概念的提出，重點應當解決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完成的、而我們還沒完成的那些任務，包括民主法治，完善民主代議制，樹立法治的權威，建立理性官僚制度，政府依法行政，這些方面中國的路還很長。所以提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問題，在中國首先還是解決政治現代性的問題，尤其是要建構現代國家，而不是把重點放在國家以外。在國家制度完善的基礎上，形成市場、社會和公民參與的多中心「治理」局面。所以，中國面臨的是兩重任務，首先是把國家建設好；其次在國家建設的同時，發揮國家以外的力量參與治理。「治理」本來是側重於後者，但是我們有特殊的國情，國家自身的建設不能沒有。因此，盡管學界對於「國家治理」這個概念有爭議，因為「治理」本來應當是去國家化、去中心化的，但是在中國，要實現良好的治理或者說「善治」，首先還是要解決國家自身的治理問題和現代化問題，因此提出「國家治理」的概念還是很有意義的。
從這種語境出發，對於「國家治理」這一概念，可以分兩個層次理解：一是對國家進行治理，國家是治理的對象，這里的「國家」是一個廣義的概念，而「治理」則可以理解為多元共治，即國際上使用的governance；二是由國家進行治理，這里國家由治理的對象變成治理的主體，其含義是國家權力，與政府大體相同，而這里的「治理」則是「統治和管理」的縮寫，與governance聯系不大，基本上還是government的含義。因此，中國語境下的「國家治理」兼具「統治和管理」與「多元共治」的雙重含義，本質上是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緊張關系。

可見，「國家治理」這個概念隱含著政治上的一元（國家中心） 與多元（多中心）、現代與後現代的內在張力。在我國現階段，最需要關注的還是政治現代化的問題，是如何把國家（政府） 這個中心搞好的問題。
有鑒於此，我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首先需要政府自身的現代化，實現政府轉型。政府不轉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就無法起決定性作用。可以說，政府簡政放權的程度有多大，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就有多大。當然，政府改革不完全等於簡政放權。有些權力要放掉，但有些職能還要加強。當前政府改革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政府不該管的管得太多，而該管的卻沒有管好。十幾年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里德曼就有一個很有見地的觀點，他說：中國的政府是究竟太大還是太小？答案是既太大又太小，在干預經濟和控制投資方面太大；但是在提供法治、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方面又太小。十幾年過去了，他對中國政府存在的病症，現在看來這個穴點得依然非常准，問題依然沒有解決，現在政府依然面臨大量的職能越位、缺位和錯位的狀況。因此，現在政府改革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進行合理的職能定位，把該管的管好，把不該管的堅決放掉。
然而，光有政府治理的改善，還不是國家治理。改進政府治理只是完善國家治理體系的第一個層面。從「統治」到「治理」的一字之差，最基本的差異在於，統治的主體一定是源於國家的公共機構，而治理的主體既可以是公共機構即政府，也可以是市場、社會和公民。傳統的「統治」是國家或政府一個中心發揮關鍵作用，而「治理」則是多中心的，國家或政府只是治理的一個中心，市場經濟體系和公司企業是第二個中心，以非政府組織為主的社會組織是第三個中心，而公民及其直接參與則是第四個中心。這么多中心連接在一起就是一個理想的治理結構。從這個意義來講，我們國家治理體系的建構，不僅要改革政府，而且要讓市場、社會和公民發揮重要功能。
因此，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我國實際上至少包含三個層面的內容。第一，是形成國家政府、市場、社會以及公民共同參與、良性互動的治理結構，盡管這些主體的作用不是等量齊觀的，政府總體上起著更為主要的作用；第二，是改善政府治理，深化政府改革，前面主要講的是這個問題，其「政府」的含義是狹義的；第三，從廣義的「政府」含義上說，也要形成一個合理的治理結構。從廣義來說，政府治理不僅僅是行政機構，而是包括黨、人大、政府、政協四套班子在內的治理結構。除此之外，還要包括紀委、法院、檢察院三套機構，嚴格說是七套機構。當然，主要是其中的四套班子應當形成一個好的治理體系。如何把黨委揮手、政府動手、人大舉手、政協拍手的統治結構，改變為黨委執政、人大議政、政府行政、政協參政的治理結構，這是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更為艱巨的任務。
毋庸置疑，強調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說明目前我國的治理水平還不能完全適應時代的要求。首先，現代化的政治是程序政治，而非人格化的政治，但在中國，人格化的政治結構起更大的作用，這是我國治理現代化所面對的最重要問題。現代政治更講究程序，但是中國則更重實體。政治學和法學有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民主里有實質民主和程序民主。中國人的政治習慣更偏重前者，我們做過很多民調，一般的老百姓對民主的定義是：「民主就是政府給老百姓做實事做好事」，解決民生就是民主。民主更體現所謂的「為民」內容。林肯曾經把民主定義為「民有」 （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 （for the people）。中國人側重於民享，政府為老百姓做事就叫民主。這屬於實體性的東西，是結果性的東西。簡言之，更多人把「民主」定義為「民生」，政府為老百姓做主，核心的理念是「為民」。這其實是繼承發揚了中國傳統上豐厚的「民本」思想。中國比較缺乏by the people的政治理念，by 就凸顯了程序性，你要經過人民認可，通過一個程序執政。中國傳統則是可以不經過人民，就像一個家長自然地就對孩子負責。其實在傳統政治里，「家長制」不是壞概念。家長會很好地照顧孩子，一心一意地保護孩子。但是家長為孩子好，是不需要給孩子發言權的，不需要所謂的「程序」。我讓你吃什麼你就吃什麼，讓你喝什麼你就喝什麼。傳統中國有一對很典型的政治概念，「父母官」和「子民」，這里其實反映的是一種政治倫理要求，當官的像愛自己的孩子一樣來愛老百姓。這是實體性的政治要求，老百姓並沒有參與權。中國實際缺的就是老百姓的政治參與和程序正義、程序民主。我們傳統政治缺這些，現在從政治文化角度講這點還是比較弱。通過民調可以發現，人民還是著重要求政府為人民服務，對選舉競爭、分權制衡等並不是很關心。黨和政府也更強調立黨為公、執政為民，這其實都反映了這種政治文化傳統。但是怎麼依靠人民、通過人民來執政，我們做的還是比較欠缺的。
從一定意義上說，民主和專制的區別就是程序政治的區別。專制不要太多的程序，因為幾個人或者一個人說了算；民主則需要集眾人之意志，眾人之意志怎麼能夠形成？用盧梭的話來講，「公意」怎麼形成？或者「眾意」怎麼形成？如果沒有一套制度和程序，那麼到底聽誰的呢？這就要有一套程序和規則，把眾人的意志集中起來。不以一兩個人的政治意志為主。如何聚合多數人的政治意志，就一定需要程序，所以民主政治一定是程序政治，專制政治則不需要太多的程序，或者可以簡化程序。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建立程序和制度。
克服國家治理的碎片化狀態
我國國家治理存在的一個問題是，看起來國家權力很大，但實際上是碎片化狀態，正如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所說，中國實際上就是「支離破碎的權威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該整合的沒有整合，該制約的沒有制約。這就形成了部門主義、分散主義、地方主義尾大不掉，以及「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部門利益個人化」的現象。
這種政治權威碎片化的情況確實嚴重阻礙了中國的發展。特別是在市場經濟和公共服務領域，大家感受得非常強烈，都是地方和部門出政策，讓人感到阻礙重重，非常不方便。有的輿論就指出，這種地域和部門的隔斷，甚至讓人們懷疑中國是否是一個單一制國家。所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中，令人吃驚地27次提到「統一」，這還沒有把「統一戰線」等「統一」的字眼算進去，僅僅意指中央統一管理、統一權威、統一市場等含義上的「統一」，超過了眾人矚目的「治理」一詞所出現的24次。這就說明中央在關注國家治理的多元化的同時，也在關注一體化的問題，著力解決公共事務的碎片化。多元化和一體化並不矛盾，是國家治理相反相成的兩個方面。我們要統一市場，統一政令，統一司法，只有這些方面統一了，我們才可能講均等化。
同時需要注意的是，中國是大國，發展不平衡是一個基本的國情。資源短缺，發展不平衡，因此要統一政令也很難。就拿公共服務均等化來說，一些發達城市曾經考慮過給外來流動人口均等的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但還是擔心出現「窪地效應」，最後難以承受。所以這個現實壓力———城鄉二元結構，區域發展不平衡，對於決策者而言是個現實難題。事實上，現階段中國也很難完全做到各方面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在於，現實做不到，但是口號喊得卻很響亮，把人的胃口吊得很高。這就造成了很大的社會挫折感。鄧小平搞改革比較聰明的地方，就是先給出明確的心理預期，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經濟發展水平上去了，國力提高了，再帶動大家一起富起來。這個心理預期，大家都清楚。現在的情況就是我們說的太多，實際做的又太少，成了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產生了強烈的反差。不僅是公共服務，而且民主政治也是這樣，比如我們經常講要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即「四個民主」，這比發達國家還要高得多。西方國家實際上只做到了「一個半」：民主選舉算是基本做到了，民主監督做到了半個，民主管理和民主決策則基本沒有做到也無法做到，所以他們把民主的底線定義為選舉競爭，非常貼近現實。包括「協商民主」，雖然也是少數西方學者提出的概念，但在發達國家主要還是停留在概念和小范圍試驗階段，主流民主理論和實踐依然是以選舉競爭為主的代議民主，「協商民主」是西方也不敢輕易做的。我們的民主概念已經進入後現代了，但實際政治程序還沒解決現代性的問題。這個問題需要引起重視。

梳理民主與民生的時序邏輯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理清發展時序，加強頂層設計，拿出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一步一步加以實現，先解決什麼，後解決什麼，把容易做的先做，最難的放在最後。中國目前的很多問題，還是摸著石頭過河，缺乏理性的設計，這樣下去很危險。
一個大的戰略性問題，是我們現在十分關注民生問題，這當然是重要的。但是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民主。那麼，民生和民主，首先要解決哪一個？理論上我們先不說，先從經驗上看，有沒有一個國家，民主政治的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就能先解決好民生的？政治學總結發達國家的政治發展進程，概括為「三步走」。第一步是解決國家統一的問題，打破封建諸侯割據，將權力集中到國王手中，建立專制主義國家，形成所謂的國家主權。我們國家在毛澤東時代，就是完成第一步。目前實際上還沒有徹底解決碎片化問題，該統一的還沒有統一。碎片化不意味著民主。民主意味著強大的國家治理能力，意味著能建立強政府，令不行禁不止不是民主，無政府主義也不是民主。我們過去有誤解，認為民主會削弱國家能力，其實恰恰相反，民主意味著國家能力的增強，成功的民主國家必然是有著強大的國家能力，整合性非常強。西方首先通過王權專制， 亦即專制主義（absolutism），把國家權力統一起來，英國是都鐸王朝，法國則是波旁王朝完成這個過程。統一的權力形成之後，就面臨著如何解決君主專制的問題，以及集中的權力要得到更廣泛認可的問題和新興資產階級參政的問題，這就是民主化問題。這就是1640年英國革命開始，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要解決的問題，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仍然是西方各國政治發展首要的問題。到了二戰之後，民生的問題成為了主要問題。民主政治確立之後，照樣有貧富差距拉大，人民教育醫療乃至吃飯問題，這會反過來造成民主政治的不穩定。所以二戰後福利國家興起了，醫療教育等民生問題成為核心問題。


所以，改革的時候一定要把順序搞清楚，先把原因層面的問題解決掉，然後再處理後果的問題。先有因再有果。我們往往是原因還沒有解決，卻集中精力去謀求相應的結果。所以，現實是因果關系和邏輯順序顛倒了，缺少一個政治框架設計。
從西方議會產生的過程中，可以進一步觀察集權與民主、經濟和政治之間的張力與關系。國家統一的一個重要形式就是召開全國性的會議，這是個很有趣的現象，從英國議會、美國國會，到中國的人代會、黨代會，都是如此。什麼時候台灣當局派代表來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了，我們國家就完全統一了。能召開全國性的會議是中央有權威的標志。著名的法國三級會議是腓力四世在1302年首次召開的，其目的是解決由於向教會增稅而與教皇的沖突，這次會議使得腓力四世得到了民眾的支持，結果是王權的加強和教會實力的削弱。而且西方最早的議會都是旨在商討稅收問題，可見政治和經濟關系的密切。政治問題不解決，合理的經濟分配也很難解決。議會雖然是國王集權的產物，但對國王也起到制約的作用。統一的王權一旦鞏固，議會對國王來說就沒有必要而且成為累贅，因此從路易十三到路易十六的專制主義時期，三級會議從1614到1789年中斷了175年。到1789年路易十六為解決財政困難不得不重開三級會議時，就點燃了火葯桶，法國大革命爆發了。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英國，專制君主查理一世先是停掉議會十多年，到1640年查理一世為了解決稅收糾紛和財政困難迫不得已又重開議會時，即觸發了革命。所以國王開會是國家統一的象徵，同時也把現代民主帶了進來。議會體現了王權和新興資產階級的博弈，內含著政治和經濟的復雜關系，英法革命都肇始於國王重開議會解決財政危機，集權和民主都與議會有關。


除了代議制以外，還有理性的官僚制，這也被認為是現代政治治理的基本工具。目前中國的政治體制還無法做到把政務官和事務官加以區分，首先是因為中國沒有politician 和bureaucrat兩個系統，也就是所謂的「政客」與「官僚」的分別，其實這兩個詞彙都是中性詞，但翻譯成漢語頗有貶義。西方的政務官是選舉產生，有任期的。事務官是考試錄用，終身任職，通過功績和年資晉升。我們國家幹部的身份都是一樣的，選舉與非選舉官員之間沒有清晰界限，終身制與任期制之間的界限也不清晰，更沒有政治中立不中立之說。我們和西方政治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們所有的官員都被認為是「官僚」，而西方僅指那些通過考試錄用、終身任職的文官。
近些年來在中國政治研究和討論中，借用後現代的視角批評現代政治治理頗為流行，與之相仿的是，對傳統政治價值理念和治理方式的熱捧又很多。對此要有所警惕。如果借用黑格爾的辯證法———正、反、合的框架來分析，前現代傳統社會如果是「正」，現代就是「反」，後現代就是「合」，確實有些方面看似回歸了傳統，但不是簡單回到過去。這個回歸是在「反」的基礎上回歸，而不是拋開「反」的回歸。我們現在沒有經過「反」，而希望走向「合」，這事實上只能往回走。
以「民主」來論，古代的民主確實是直接民主，但出現了多數人的暴政和效率低下等問題，產生了很多弊端。所以現代民主政治實際上是代議政治的精英民主。西方進入後現代社會，一些人覺得代議民主還不過癮，人民的參與還不夠，又開始向「人民的統治」或某種程度的直接民主形式回歸，但是這種回歸是在代議制基礎上的回歸。西方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我們姑且翻譯為「協商民主」，主流理論最多認為這是在「代議制」基礎上的「協商」，不是所有問題都可以採用協商民主的方式，絕大部分問題還是要通過代議政治的過程來解決。協商民主充其量是對代議民主的補充而不是替代。再講「法治」，有人批評西方的法治有些走過頭了，既沒有人情味，也把官員都給捆死了，一點靈活性都沒有。在西方國家，確實也有人主張「松綁」，因為法治太嚴苛了，把政府「五花大綁」起來，國家缺乏能動性，政治領袖行動的空間很小，經常被批評無能。所以有人主張給政府更大的自由裁量權。但這對於中國則不行，我們的問題是掌權者有太大的靈活性，對權力進行有效制約的這一關還沒有過去，必須要通過法治來限制官員的自由裁量權。可以說我們依舊處於「反」的過程，政治現代化的過程遠沒有完成，還談不上對傳統的回歸問題。


代議制和官僚制的一個很重要的後果是建立了責任制。不是所有的官員都要對人民負責，僅僅是被選舉出來的政務官對人民負責。誰授權，對誰負責，這是政治運作的基本原理。你是民選官員，你就要對人民負責，然後你任命的官員，就對你負責。官僚系統對政務官負責，內閣對行政首長負責，行政首長對人民負責或者通過議會間接對人民負責。我們經常強調幹部要對人民負責，從嚴格的政治學理論的角度說這是不完全正確的。如果每個公務員都對人民負責，那麼誰對行政首長負責？誰還能對下發號施令呢？我們的責任體系不清楚，從上到下都要求每個公務員對人民負責，最後到底誰負責反而成了問題。實際的情況則基本上是都對上負責，因為你的權力是上級給的，誰授權向誰負責，這是基本的政治規律。為什麼幹部對上負責而不對下負責？根本就在於權力不是人民給的，同時也要明確不是所有官員的權力都應該是人民給的。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蘊含著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巨大張力。中國社會目前的情況很復雜，同時具有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的特徵。雖然總體上是處於現代化的過程，但也受到後現代思潮的強大挑戰。在政治現代化的任務還沒有完成的時候，對政治的現代性又提出了質疑，作為政治現代性最重要標志的代議制和官僚制也受到批評。因此，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遇到了全球化的沖擊，在現代性建構還沒完成的時候，過早捲入後現代的潮流。中國的後現代主義政治思潮和現實運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存在直接民主壓過代議民主的傾向，公民直接介入政策制定成為潮流。其中典型案例之一就是PX項目中的「鄰避主義」現象。現在各地只要是建PX項目基本上都建不成，而日本和韓國趁著中國上不了這類項目大量地上PX項目。這裡面一個很大的悖論就是，我們被西方說成是「獨裁國家」，一個「獨裁國家」上不了PX項目，而那些民主國家可以上PX項目，這不是怪事嗎？說到底，是民主的制度不同，我們在代議民主還沒有健全的時候，過多地捲入了非制度化的參與民主。
第二，具有共識主義代替多數主義的趨勢，使決策陷入低效和困境。表面看，「共識決」優於「多數決」，因為它體現全體成員的意志，似乎更「民主」。問題是，「共識決」代價很高，難以操作，不大可行，這是現代民主制度一般不採取「共識決」的主要原因。協商民主就是主張用共識主義代替多數主義，這在西方是左翼，而在中國卻是主流。而且，「共識決」表面上很民主，實際上否定了多數人的權利，因為極少數人的否決就可以導致政策流產。中國目前已經逐步陷入到因少數人反對而政策無法實施的困境。
第三，網路參與、網路民主風起雲涌。西方的網路主要用於娛樂，而中國過多用於參政。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凱斯·桑斯坦對於網路對民主發展的影響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在不少人為網路民主歡欣鼓舞時，他卻指出：新媒體有可能造成一個分裂的傳播世界，互聯網上的「群體極化」和極端主義也更容易發生，危及西方社會的民主體制。尤其在我國當下，互聯網的「放大效應」使少數派貌似享有普遍的「民意」，進而轉化為「多數人的暴政」，使網路民粹主義和多數人的暴政相互助長。相形之下，西方發達國家對網路民主更為謹慎，而中國更為樂觀；國內學術界更為謹慎，而政府和社會公眾更為樂觀。這種反差本身，就足以引起我們的思考。
第四，NGO、NPO聲名鵲起。應該說，相比於上述幾方面，NGO、NPO的興起更具有積極意義。但是，它們怎樣嵌入現行體制卻懸而未決。在西方，歷史上就有公民社會的存在，可以說是一個現代性的問題，但大量的NGO、NPO出現並成為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是後現代現象，而且NGO、NPO這一概念本身是後現代才出現的。西方大量的NGO、NPO是嵌入其自由主義民主制度的，基本構不成反體制力量。中國則不然，其現實政治沖擊不容小視。第五，政治傳播特別是互聯網傳播主導民意，「信息轟炸」和「信息欺騙」大行其道，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影響甚至操縱民意。現代平面媒體的作用在中國比在西方下降得更快。

總之，中國現在面臨雙重任務。第一重任務是從前現代社會向現代國家的轉型，即建構政治的現代性，實現政治現代化，包括建立現代的代議制和官僚制，其核心是實現現代的民主與法治。第二重任務是如何應對後現代性的挑戰，怎麼引導和釋放互聯網沖擊的壓力、公民直接參政的壓力、NGO和NPO大量涌現的壓力、社會多元共治的壓力等等。應該說上述第一重任務還是主要的，即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但第二重任務也無法迴避，雖然它過早地到來了。如何平衡這雙重任務，對於中國領導人是巨大的考驗。

④ 新中國取得的成就

1、政治方面的成就：

港澳回歸，一雪百年恥辱；一帶一路，促進共同發展、實現共同繁榮的合作共贏之路。亞洲投行，由中國主導，打破日本美國控制的亞洲開發銀行對亞洲基建方面的壟斷；杭州G20峰會，促進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一票否決。

2、經濟方面的成就

中國GDP超10萬億美元，是世界上10萬億俱樂部成員，是日本GDP的2倍。高鐵2萬公里，佔世界6成。鋼鐵產量，世界16億噸，中國佔8億噸；中國高速公路12萬公里，佔世界的52%，力壓美國佔世界第一；有六個世界之最的港珠澳跨海大橋。

3、科技方面的成就

中國天眼，世界最大的望遠鏡；北斗衛星，世界排名第二位；神舟飛船，載人航天；我國是世界第三個把飛行員送入太空的國家；天宮二號空間實驗室，在太空進行試驗；神威·太湖之光計算機，計算能力世界第一。

4、體育方面的成就

成功舉辦北京奧運；男足曾實現歷史性突破，闖入2002年韓/日世界盃賽；跳水從夢之隊時代到里約奧運會中國隊的金牌第一的超級夢之隊；中國橫掃世界乒壇；中國女排東山再起，兩奪世界冠軍，更奪得了里約奧運會金牌。

5、軍事方面的成就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航母服役；四代重殲，世界第二個能造四代重型殲擊機的國家；雙體穿浪導彈艇，世界上第一種雙體穿浪軍用船隻；機動登陸平台艦，世界上只有美國和中國有的半潛式運輸艦；蛟龍600，世界最大的水陸兩用飛機。

(4)中國的民主治理擴展閱讀：

新中國成立的意義

1、中國人民經過一百多年的英勇斗爭，終於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三座大山統治，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成了國家的主人。中國的歷史進入一個新紀元。

2、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從此走上了獨立、民主、統一的道路，開始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新時期。

3、佔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國，沖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壯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爭取解放的斗爭。

⑤ 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有哪些

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

胡錦濤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指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是基本政治制度。」

1、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它的主要內容包括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是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領導核心；

各民主黨派是參政黨，與中國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人民政協是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社會各方面代表人士組成的愛國統一戰線組織，其基本職能是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

2、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中國在少數民族聚居地方實行的一項重要政治制度。民族自治地方設立自治機關，依照憲法法律的規定行使地方國家機關的職權和區域自治權。

3、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改革開放後，隨著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發展，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逐步建立起來。

這種制度是中國基本政治制度的有機構成，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內容，是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權利，管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最有效、最廣泛的途徑。

(5)中國的民主治理擴展閱讀

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意義：

1、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構成了中國政治制度的核心內容和基本框架，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集中體現。

2、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在國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貫徹和有效執行，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使黨組織推薦的人選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人員，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

3、中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與這種國體相適應的政權組織形式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這種國體相適應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⑥ 什麼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部分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重要部分：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

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

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

關系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有機整體，有了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真正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作為治理體系核心內容的制度，其作用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但是沒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和制度體系也難以發揮作用。

⑦ 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本方式和意義

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本方式是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

1、科學執政

科學執政，就是遵循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以科學的思想、制度和方法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科學執政是建立在對客觀規律認識的基礎上的，堅持科學執政就要真正認識並掌握客觀規律，主要是當前，實行科學執政，最重要的就是要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決策科學化。

2、民主執政

民主執政，就是堅持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堅持和完善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以發展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壯大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堅持民主執政就是發展黨內民主，推動人民民主，不斷健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

3、依法執政

依法執政，是指堅持依法治國，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保證執法，不斷推進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法制化、規范化。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從制度上、法律上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實施。

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意義：

1、為世界提供「政黨治理」的中國經驗

中國政黨治理的重要經驗，是不斷提高政黨的制度化、組織化程度，持續加強和改善執政黨的領導，以有權威的黨中央，推動國家走向現代化。

2、為國際提供「國家治理」的中國智慧

在西方選舉政治落入「民粹主義」泥潭、政黨政治陷入「否決政治」怪圈、西式民主面臨「治理無力」的困境時，中國實現了有效治理和良政善治，形成「風景這邊獨好」的政治局面。

3、為人類貢獻「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

在當前逆全球化浪潮泛起、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局勢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為世界提供了巨大的穩定性和確定性，為人類社會追求美好未來注入強大正能量。

(7)中國的民主治理擴展閱讀：

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自信的來源：

1、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自信，來自於始終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並堅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2、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自信，來自於黨帶領人民找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正確道路。

3、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自信，來自於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輝煌成就。

4、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自信，來自於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沃土，並堅持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⑧ 中國始終奉行的外交政策是什麼

中國始終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包括一貫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的其他政策措施處理辦法。

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是我國對外政策的宗旨；維護我國的獨立和主權，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是我國對外政策的基本目標；建立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是我國外交為之奮斗的基本目標。 獨立自主是我國對外政策的基本立場；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與合作是我國對外政策的基本立足點。

半個世紀以來，「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僅成為中國奉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礎，而且也被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接受，成為規范國際關系的重要准則。

(8)中國的民主治理擴展閱讀

中國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切身利益都決定了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是中國對外政策的宗旨和首要目標。

首先，中國在近代歷史上是個遭受帝國主義欺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國人民飽經戰亂和窮困之苦。中國人民經過長期奮斗，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才贏得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終於得以在和平的環境中建設自己的國家。中國人民從自己的悲慘遭遇中深刻體會到，和平是十分珍貴的。這樣的經歷和認識促使中國外交追求和平與發展的目標。

其次，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絕不會發動戰爭去侵略和奴役別國人民，也絕不願像過去那樣受別國維護的奴役促進和壓迫、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決定中國外交的宗旨和首要目標必須是和平與發展。

第三，中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正在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斗，需要外部環境的不斷優化作為保證，和平是中國發展繁榮最根本的前提。這是中國外交把和平與發展作為宗旨和首要目標的重要原因。

最後，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突出問題。從優化國際環境，維護中國的安全、領土完整和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方面出發，也要把和平與發展作為中國外交的首要目標。

⑨ 中國經濟發展，改進民主，提高國民幸福指數有哪些措施

中國通過哪些努力引領全球治理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是：■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堅持正確義利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和舉措,順應時代潮流,符合各國利益,增加了我國同各國利益匯合點■要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堅持發展中國家定位,把維護我國利益同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結合起來,不僅要看到我國發展對世界的要求,也要看到國際社會對我國的期待■要推動全球治理理念創新發展,積極發掘中華文化中積極的處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當今時代的共鳴點,繼續豐富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主張,弘揚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1：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是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堅持正確義利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和舉措,順應時代潮流,符合各國利益,增加了我國同各國利益匯合點。2：是要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堅持發展中國家定位,把維護我國利益同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結合起來,堅持權利和義務相平衡,不僅要看到我國發展對世界的要求,也要看到國際社會對我國的期待。3：是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推動各國在國際經濟合作中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推進全球治理規則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體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意願和利益。

⑩ 5 年後，中國社會將會發生哪些變化

未來的五年，中國改革如何發力？經濟向何處去？社會生活又將發生哪些變化？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版圖中會發生哪些變化？在這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中新社國是直通車記者特別采訪了多位經濟學家。
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首席經濟學家萬喆
未來五年是中國經濟轉型到轉型成功的過渡階段，前半段處於深度轉型階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進一步深化，後半段轉型會取得一些階段性成果，中國經濟總量穩步增加，全要素生產力進一步提高。
但仍要警惕風險，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這是現在之所以能保持韌性和穩中求進的一個重要原因。未來還將審慎地繼續深化體制改革，優化結構，同時要保持警惕，保持市場韌性。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
未來五年中國經濟要從以速度、規模為主導的發展方式轉變成質量第一、效益優先的新模式，經濟結構將更加合理、均衡。
需求方面，消費、投資、出口需求會更加均衡，國內需求逐漸占據主導地位，消費需求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三去一降一補＂，形成高質量的供給體系來滿足需求。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新時代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因此未來的發展潛力將在距離滿足人民需求還存在較大距離的產業和領域。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張建平
從供給側角度看，未來五年中國服務業和高端製造業，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比重會不斷提升，產品附加值、服務質量均不斷提高，而傳統製造業和農業的比重會逐漸下降。
從需求側角度看，消費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會增強，投資的拉動作用會得到結構性調整，特別是高端服務業和高端製造業，而凈出口這架馬車的作用還將依然保持。
在此過程中，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推廣、中國自由貿易港的建設將會成為新一輪高附加值服務業、高附加值製造業集聚的區域，從而成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極和創新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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