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農地整治
㈠ 浙江農村土地徵收拆遷安置未談妥能直接徵收嗎
如果是對補償標准有爭議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協調；協調不成的，由批准徵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決。
征地補償、安置爭議不影響徵收土地方案的實施。
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
第二十五條徵收土地方案經依法批准後，由被徵收土地所在地的市、縣人民政府組織實施，並將批准征地機關、批准文號、徵收土地的用途、范圍、面積以及征地補償標准、農業人員安置辦法和辦理征地補償的期限等，在被徵收土地所在地的鄉（鎮）、村予以公告。
被徵收土地的所有權人、使用權人應當在公告規定的期限內，持土地權屬證書到公告指定的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辦理征地補償登記。
市、縣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根據經批準的徵收土地方案，會同有關部門擬訂征地補償、安置方案，在被徵收土地所在地的鄉（鎮）、村予以公告，聽取被徵收土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的意見。征地補償、安置方案報市、縣人民政府批准後，由市、縣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組織實施。對補償標准有爭議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協調；協調不成的，由批准徵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決。征地補償、安置爭議不影響徵收土地方案的實施。
徵收土地的各項費用應當自征地補償、安置方案批准之日起3個月內全額支付。
㈡ 我們浙江長興農村土地徵用是怎樣補償的
給農民補償1畝地2000元
㈢ 農地入市的浙江試點
在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制度改革方面，浙江的現行政策是：在土地利用規劃確定的城鎮建設用地范圍外，經批准佔用農村集體土地建設非公益性項目，允許農民依法通過多種方式參與開發經營並保障農民合法權益。
浙江省的主要做法是對農村宅基地的整理。以浙江嘉興為例，嘉興農業用地保有率高達86%，但農業產出僅占嘉興GDP不到6%的比重，非農用地儲備不足的同時農村建設用地較為浪費。
2008年，嘉興開始實行以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為核心，包括戶籍制度、規劃管理制度、公共服務均等化、新市鎮建設等在內的「十改聯動」改革；率先取消農業戶口、非農業戶口分類管理模式，全市城鄉居民戶口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還有一項重要內容就是鼓勵農村居民實施「兩分兩換」，並在南湖區、平湖市等地試點。「兩分兩換」，就是宅基地和承包地分開、搬遷與土地流轉分開，在依法、自願的基礎上，以宅基地置換城鎮房產、以土地承包經營權置換社會保障。 具體做法是取消農業戶口，把目前的農村宅基地置換為城鎮建設用地，在城鎮集中建設新社區安置農民，原村莊復墾為耕地，然後把多餘出來的土地指標挪到城市近郊用作工商業開發。以嘉興三個試點鄉鎮為例，姚庄鎮戶均佔有1.163畝，置換出3800畝左右的用地空間；龍翔街道通過宅基地置換，土地節約率將達到50%以上，可置換出約3000畝用地空間；七星鎮通過農村宅基地置換城鎮房產，戶均可節約用地0.736畝，可置換出2955畝左右的用地空間，節約率為71%。照此推算，整個浙江省可以整理、置換出來的用地將是非常大的一個數字。
嘉興市委書記陳德榮表示，宅基地置換後騰空出來的土地，有一部分將可用作工業用地和商業用地。換句話說，浙江此番土地「新政」，意在充分挖掘農村宅基地被差強人意的利用率所掩蓋的價值。嘉興模式最具有價值的地方，就是農村集體所有的非農業用地(目前僅限於宅基地)進入土地市場，並逐步實現與國有土地「同地、同價、同權」的目標。
㈣ .浙江農村土地改革股份卡制度外地子女能享受、
這些政策只對復當地有效。因農制戶承包土地入股後，一般不能單方面隨意退股，可以使土地流轉年限長期化，並且流轉相對統一規范，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農戶的土地承包權、收益權和部分處分權，可以突破目前土地轉包、返租倒包等方式的局限性。
㈤ 浙江省土地集約利用與農地保護的引致關系
(一)浙江省土地集約利用區域差異
浙江省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狀況呈梯度分布:東北部高，西南部低。浙江省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程度空間差異顯著，整個東北部地區的城市土地集約利用比南部和西部都高。主要是由於這些地區的區位優勢造成的，如浙東北地區涵蓋了杭甬兩大城市經濟發展圈，其中的大部分城市如杭州、寧波、舟山、嘉興等皆毗鄰中國當代最發達的城市上海，長期處於其強有力的經濟輻射范圍之內。其次東北部多為沖積平原，地勢平坦，土層深厚，河網密布，為其招商引資、經濟發展提供了先天的優勢，區位條件最為優越。此外，對於台州來說，由於研究對象是城市土地，在查閱建設統計年鑒的時候，統計口徑遵循的是按城市合計，所以台州就去掉了玉環、三門、天台、仙居四縣，導致其集約利用程度較低，但這對於東北部整體的集約利用程度影響不大;而浙南地區雖有溫州經濟發展圈，但相對東北部來說，它所受上海的經濟輻射作用要小一些，區位條件較差，再加上麗水的經濟發展較為落後，整體的得分大幅度拉下;在浙西，尚未形成區域性的中心大城市，金華、衢州的輻射能力有限，同時衢州毗鄰江西等不發達省份的經濟落後地區，區位條件最差。但是轄區范圍內已經初步形成了實力雄厚的經濟強市，如全國聞名的「小商品市場」義烏市，「五金城」永康市。隨著城市化的不斷發展，該區以後的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程度將會存有一定的提升空間。可見區位條件的優劣是導致浙江省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空間差異顯著的最主要原因。
從另一方面來講，產業結構的差異則是導致浙江省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空間差異顯著的內在動因，在浙江東北部，杭州、嘉興、寧波、紹興等城市的第三產業發達，工業類型以輕工製造業和高新經濟產業為主，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程度高;而浙南地區雖說有「國際輕工城」溫州，但鑒於其獨特的「草根經濟」發展模式，無論是服裝還是製鞋，電器或者打火機，溫州資本進入的都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地帶，企業規模越大，對土地的需求就越大，而且這類產業的土地邊際產出率也會隨之降低，從而資本擴張的邊際成本也會隨之增加，城市土地的集約利用程度自然也不高。麗水市在其獨特的地理環境基礎上，著力打造山水人居城市與旅遊城市，土地的供給相對其他城市來說比較充裕，用地相對粗放;在浙西，衢州則有著得天獨厚的礦產資源優勢，全市已發現的多種礦產資源的探明儲量和保有量均佔全省首位，工業生產多為高污染、高能耗產業，城市土地利用比較粗放。城市產業結構的「位勢」差明顯，導致城市土地集約利用差異顯著。
(二)浙江省農地損失區域差異
1.浙江全省農地損失總體變化情況
據土地統計資料，1990～1999年浙江全省各類建設共佔用農地面積70878.85hm2，若以1990年農地面積為基數，研究期間全省農地的非農化率為3.01%;平均每年佔用農地7875.43hm2，農地非農化率平均每年0.32%，這一數值高於台灣20世紀80年代0.24%的水平，更高於中國大陸1991～1999年0.20%的水平。研究期間全省農地非農化呈波動變化。1990年農地佔用量最少，僅為2913.07hm2，1991年開始急劇上升，至1994年出現研究期間佔用農地的第一個高峰，達到9396.73hm2，為1990年的3.23倍，1990～1994年平均每年增幅達35.86%。之後的1995年和1996年，農地佔用量有所下降，但平均每年佔用農地仍高達7702.43hm2。隨著中發〔1997〕11號文件的頒發執行，該年度農地佔用量出現了自1992年以後的最低點，為5943.80hm2。但在隨後的1998年建設佔用農地量出現強力反彈，突破10000hm2，達到10267.93hm2，比上一年度增加87.01%，為整個研究期間的最高峰。1999年農地佔用量雖有所減少，但仍達7324.32hm2，高於1990～1999年的平均值。
各類建設中國家建設是佔用農地的主體，達58279.19hm2，占總量的82.22%;集體建設佔用農地7716.02hm2，占總量的10.89%;農村個人建房佔用農地4883.65hm2，占總量的6.89%。國家建設佔用農地與農地非農化的總體變化趨勢大體一致，即出現兩個波峰，分別是1994年和1998年。集體建設佔用農地的波峰出現在1993年，當年佔用農地達1433.87hm2，此後逐年遞減，1999年僅佔用174.86hm2。農村個人建房佔用農地的波峰出現在1994年，當年佔用農地達808.60hm2，此後逐年遞減，1999年僅佔用4.65hm2，說明浙江農村個人建房已基本不佔用農地。
2.浙江分區域農地損失變化情況
從農地被非農佔用的絕對數量來看，非農化面積最大的是寧波和杭州，均突破10000hm2，分別達到12022.67hm2和10670.86hm2，其次是溫州，為9297.24hm2，最小的是舟山和麗水，分別僅為990.57hm2和2675.88hm2。從農地的非農化率來看，以全省各地(市)1990年農地面積為基數，農地非農化率超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市)有5個，全部分布在沿海地區，最高的是寧波和杭州，分別達到4.12%和4.08%。農地非農化率最低的是麗水，僅為1.81%，次為衢州，為2.11%。農地非農化面積大於1000hm2的縣(市)有17個，其中15個分布在沿海地區，大於1500hm2的縣(市)有8個，全部分布在沿海地區。農地非農化面積最大的縣(市)是餘杭、鄞縣和蕭山(現均已撤縣市設區)，分別達到2377hm2、2335hm2和2215hm2，其農地非農化率亦分別高達5.64%、4.65%和4.01%。而地處浙江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的一些縣(市)，其農地非農化的程度明顯較低，如農地非農化面積最小的磐安縣，僅為98.89hm2，農地非農化率也很低，為0.97%，慶元、遂昌及淳安等縣(市)，其農地非農化面積都在150hm2以下，農地非農化率也都低於1%。
全省所有地級市的市轄區的農地非農化面積為22533.06hm2，佔全省農地非農化面積的31.79%，農地非農化率為6.54%，是全省平均水平的2倍多，除湖州外，其餘均高於全省平均水平，最高的紹興市、溫州市和杭州市市轄區，其農地非農化率分別達17.14%、13.18%和11.61%。
這說明由於城市建設用地的快速擴展和蔓延，市轄區不可避免地成為農地非農化的主要發生地，其在農地非農化的過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並且，市轄區農地中以灌溉水田和菜地為主，質量優良，這部分農地的大量流失，必將導致農地的整體質量出現下降。
(三)浙江土地集約利用與農地保護的引致關系
從表面上來看，土地集約利用程度高的區域，農地損失應該更低，農地保護的工作也相應做得更好。然而，上面的研究結果表明，浙江省土地集約利用程度高的地區，農地損失的程度相應卻不低。比如，從農地的非農化率來看，以全省各地市1990年農地面積為基數，農地非農化率超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市)有5個，全部分布在沿海地區，最高的是寧波和杭州，分別達到4.12%和4.08%。農地非農化率最低的是麗水，僅為1.81%，次為衢州，為2.11%。
這其實是忽視了土地集約利用與農地保護的引致關系。從人地關系的角度出發，兩者的引致關系是:當經濟發展、人口增多、工業化和城市化進展後，農地損失逐漸增多，進而對城市擴張中的農地保護的壓力也逐漸增大。當城市擴張受到農地保護的制約，城市內部土地集約利用的要求將升高。所以，從一般的發展規律看，使農地保護引致了土地集約利用，而不是土地集約利用引致了農地保護。當然，在土地集約利用後，某地區的農地與歷史相比可以得到更好的保護。這類似於環境庫茲涅茨曲線中環境治理與環境質量的關系，如圖5-1所示。
類似於一般的「先污染後治理」的經濟與環境發展模式，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農地保護也呈現類似規律。只有農地保護的壓力足夠大之後，土地集約利用類似於一種污染治理的手段，成為農地保護的一種手段。在土地集約利用實施後，農地損失情況得到改善，農地保護得到加強。
圖5-1 土地集約利用與農地保護的引致關系
當然，出現浙江東北部土地集約利用高於西南部，但農地損失情況反而差於西南部的原因是，東北部的城市已經處於圖5-1中土地集約利用後的階段，而西南部城市還是處於土地利用集約前且靠近原點的階段，這樣即使後者土地集約利用程度低於前者，但農地保護工作表面上更為出色，其實是因為其農地損失壓力低於前者。
(四)浙江省土地集約利用的政策建議
浙江省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都面臨著人地關系緊張的局面，如何緩解這種緊張態勢是一項重大課題。如前所述，對於經濟快速發展地區來講，解決課題，更重要的是如何緩解農地減少的態勢。除了實行最嚴格的農地保護政策以外，本章試圖從新的視角來探討浙江省人地關系調整的策略。
1.構建「經濟屏障」，提高城市用地集約利用水平
目前，浙江省城市用地的經濟產出率總體上還處於較低水平。據測算，1998年浙江省工業用地總產值平均約為10.83×108元/km2，杭州市約為33.50×108元/km2，而香港的製造業用地產值達30×108美元/km2以上。據「城市存量土地潛力調研課題組」的研究，如果加強對城市現有工業企業的技術改造，提高科技含量，實行集約用地，我國城市工業用地地均產值即可提高到50×108元/km2，遠期甚至可超過100×108元/km2。地處東南沿海的浙江，如果加強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促進企業向各類工業園區集聚、及時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則可大大提高城市用地的產出水平，提高城市土地的集約利用度，從而緩解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對用地的需求，減緩農地減少速度。
提高城市用地集約利用水平的一個新的思路是構建「經濟屏障」。該思路來源於「貴陽現象」。「貴陽現象」的特點是城市土地的集約利用度很高，容積率平均達到了4.02。對於大多數城市來講，城市「攤大餅」式的發展所需成本必然比城市內部挖潛的成本要低很多。究其原因，發現貴陽市獨特的地理環境因素在「貴陽現象」的形成中起到了主要的驅動作用。貴陽市地處山間盆地，城市外延式擴張遇到了難以逾越的「地理屏障」，而城市建設用地需求又很迫切，只能從城市用地內涵挖潛做文章。「貴陽現象」的啟示是，對於大多數不具備「地理屏障」的城市來講，是否可以構建限制城市用地外延式過度擴張的「經濟屏障」，使得外延式擴張的成本高於內部挖潛的成本，城市建設用地增量的訴求從原有的佔用農地轉向城市建設用地整理，抑或努力提高集約用地水平上。這樣，經濟發展的用地需求既得到了保證，也能緩解農地減少局面。
2.完善土地出讓方式，控制多佔、濫占農地
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快速發展都需要配置必要的土地資源，但是，正如在經濟發展中不能片面追求經濟的增長速度一樣，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也不能盲目追求速度而脫離土地和農地的供給能力，更不能把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建立在嚴重扭曲的低土地成本上。土地和農地多佔、濫占的根源在於土地出讓方式不完善，缺乏市場機制。過去在土地出讓方式上，「招拍掛」、協議出讓方式混雜甚至存在零地價，經營性用地出讓同意「招拍掛」後，又缺乏具體操作規范。同時，即使是在各地推崇的土地有償使用制度中，也存在著「假掛牌」的出讓方式。土地出讓「假掛牌」是指在出讓經營性用地的過程中，為了將特定的地塊出讓給特定的購買者，而採取的一系列不合法、假公開的土地出讓掛牌儀式。這種脫離我國土地稀缺實際以及供求關系變化的土地出讓方式，致使多佔土地的成本很低，城市土地的粗放利用直接對農地保護造成了威脅。因此，完善土地出讓方式，還原反映土地本身價值的土地出讓價格，強化價格對土地資源的配置作用，必然成為控制多佔、濫占農地的路徑選擇。
3.大力開展農村土地整理，盤活農地存量
農村土地整理包括農田整理和農村居民點用地整理。農田整理指通過平整土地，使低產田、旱澇保收田和高產穩產田、噸糧田獲得改造和再改造，以提高產量和集約化水平，實現節約用水和增加農地;農村居民點整理的中心是退宅還耕，即通過小村控制，小村並點，推進城鎮化和整治「空心村」等以節約人均住宅用地，達到增加農地的目的。由於農地後備資源的匱乏和開發利用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農村土地整理過去是今後也應是增加農地、保證總量動態平衡的根本對策，而今後的重點，則為農村居民點用地的整理。
浙江省1996年農業人口為3570.17萬人，1999年為3519.79萬人，比1996年減少了50.38萬人，而同期農村居民點用地面積卻增加了1740.67hm2，導致農村居民人均用地面積增加幅度更大。這說明一方面大量進城農民並沒有退出原有的農村居民點用地，另一方面部分農民建新不拆舊，佔有雙重用地。據預測，浙江省每年約有67萬農業人口轉為非農業人口，以目前農村居民人均用地面積102m2計算，若把其中的50%整理為農地，每年即可增加農地約3417hm2。同時，許多的農村居民點用地規模偏小，布局分散，不利於用地的集約化。通過對農村居民點用地規模與布局調整，不僅可以提高農村居民點用地的集約利用程度，而且也有利於農村居民點的規劃建設，改善農村居民居住條件。
㈥ 浙江寧波的農村土地改革在什麼時期
浙江，寧波的農村土地改革分兩次。第一次在 1952年到1953年之間。第二次在1978年到197 9之間。
㈦ 求論文一篇，譚榮:農地非農化的效率：資源配置、治理結構與制度環境,浙江大學博士論文，2008。電子版
是南京農業大學博士論文，不是浙江大學的，
㈧ 浙江省農村土地房屋徵用補償標准
浙江省農村土地房屋徵用補償標准最新參考如下：
一、 自2014年7月1日起，全省徵收農村集體土地全面實行區片綜合價補償，征地區片綜合價由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組成，青苗和地上附著物補償費另行計算。全省征地補償最低區片綜合價按以下標准執行：徵收耕地、其他農用地（除林地以外）和建設用地，一類地區不低於5.4萬元/畝、二類地區不低於4.5萬元/畝、三類地區不低於3.7萬元/畝；徵收林地、未利用地，一類地區不低於2.8萬元/畝、二類地區不低於2.3萬元/畝、三類地區不低於1.9萬元/畝。全省征地補償最低區片綜合價標准和地區劃分見附件
㈨ 浙江省有關農村土地的法律法規
呵呵，省里有權制定的有地方性法規和一些規章，不過涉及土地問題大多數還是國家的法律，比如土地承包經營法和土地管理法以及國土資源部制定的一些行政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