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環境治理體系

A. 全球的公海環境治理是不是強制性的國際法治理體系

不是，原因有如下三點：
1、國際環境法屬於國際法的軟法部分，不具有明回顯的國際強制力答。
2、按照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所規定的新的國際秩序，任何國家都應享有其民族主權，但是在全球層面，並不存在這樣一個具有最高主權的組織。
3、公海在目前為止就資源利用和環境治理在全球還沒有達成統一共識，尤其是對於污染的認定問題，還沒有形成一套統一的標准。

B. 規劃環評如何促進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近年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緊密配合黨中央、國務院的戰略規劃和工作布局，開展了一系列有關中國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課題研究，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研究就是其中一個研究重點。我們中心的專家對中國民眾極為關注的自然環境保護、環境污染防治、生態恢復等問題進行了系統研究，並從健全制度和完善政策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議。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資源和環境問題是中國現階段發展所面臨的重大約束，也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會遇到的重大約束，還是影響地球上所有國家可持續發展的大問題，需要凝聚全人類的智慧和力量來應對。

觀諸人類現在所面臨的環境問題，可以發現這些問題都是與現代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密切的關聯，具有復雜的成因。環境問題的復雜性，決定了人們在處理環境問題時需要綜合運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各種知識，需要尋找技術性和制度性的解決方案。其中，自然科學領域里的環境科學是我們認識環境問題、開發環境技術的基礎；對環境問題的科學認知，是我們制定各類生態環境保護政策的邏輯出發點，對環境政策的科學制定起著不可替代的引領和支撐作用。因此，公共政策研究者需要同環境科學工作者緊密合作，將技術的可能性與政治的可行性結合起來，使環境保護的公共政策建立在堅實的環境科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當然，環境保護政策的需求本身，也具有引導環境科學研究方向的重要作用。沒有科學支撐的環境保護行動既浪費資源，又影響政府公信力，在一定程度上會延緩政府保護環境的進程；同時，如果沒有解決現實問題的迫切需求，環境科學研究也可能走向象牙塔內的自娛自樂。英國、德國、美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在治理環境污染近半個世紀的歷程中，逐漸建立了以環境科學研究為基礎的環境公共政策研究範式：一方面，通過開展環境科學研究，依靠環境監測，揭示環境質量演變規律，識別污染成因機理，最終提出污染控制措施；另一方面，公共政策研究基於環境科學研究所提供的技術解決方案，進行經濟可行性和政治可行性分析，從全社會總收益的角度，制定出最優或者最適合的環境政策。在環境污染問題、氣候變化問題日益全球化和復雜化的今天，科學研究與公共政策研究的有效互動是完善全球環境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也是提高全球環境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徑。

當前，中國在環境治理方面的緊迫性為環境科學研究帶來了重要機遇和嚴峻挑戰，對環境科學研究與公共政策研究的有效互動提出了更高要求。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中國基本形成了具有一定科技能力的環境科技人才隊伍，環境科技體系逐漸完善，一些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基礎性的重大環境科技問題的研究取得明顯進展，突出表現為：相關科學研究深化了人們對污染問題和治污規律的認識；建立了相對完善的環境監測網路體系，環境質量評價與預測能力增強；建立了包括環境質量標准、污染物排放標准、環境基礎標准、環境監測方法標准等在內的國家環境標准體系；一批關鍵環境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得到突破。

在看到這些進展的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與國內環境治理需求相比、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當前我國的環境科學研究還存在較大差距。眼下，中國所面臨的空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以及生物多樣性銳減等嚴峻而復雜問題的解決，都有賴於環境科學研究的支撐。比如，針對當前中國嚴重的灰霾污染，我國相關科學研究尚不能對一些基本問題給出定論，在認知上處在「知道一些，但又不全知道」的水平；再比如，環境對人類健康影響的研究尚有很多空白，環境科學研究的不足增加了環境政策選擇的難度。

與此同時，中國當前的環境科學研究與環境公共政策研究的協同亟待加強。公共政策研究必須建立在堅實的科學證據基礎之上，只有基於對中國環境污染的形成原因、演化路徑、實際影響等問題的科學研究成果，公共政策的制定才能區分出問題的輕重緩急，才能對治理污染的有限資源進行最優配置，進而有效率地解決環境污染問題。

此外，中國環境保護的公眾參與也迫切需要科學認知的支撐。應該看到，中國正處於污染排放高位趨緩期，老百姓「盼環保」、「求生態」的訴求日益高漲，全民環保意識日益增強，公眾參與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進程在不斷加快。在這種大趨勢下，向公眾及時完整傳播環境科技知識，可以引導公眾科學認識環境問題，有效凝聚治理污染的社會共識，為環境治理和生態文明建設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在環境治理問題上，發達國家是先行者。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進入工業化並完成工業化的國家，英國治理污染的經驗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都是很寶貴的。英國具有悠久的理性和科學傳統，產生了洛克、斯密等思想巨人，產生了牛頓、達爾文等科學巨匠。觀察當今英國，在環境科學、環境政策以及公眾對環境和氣候變化問題認知上，理性和科學傳統都得到了發揚光大。這一點很是值得我們學習。可喜可賀的是，中國的科學家和公共政策研究人員在環境治理領域已經與英國同行開展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交流合作，並且取得了積極成效。

長期以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同英國的政府部門和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在不少領域開展了交流合作。就在今年1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同英國國際發展部正式建立合作夥伴關系，雙方在北京共同簽署了諒解備忘錄，並啟動「發展知識合作夥伴項目」。以務實為鮮明特徵的中英「從環境科學到環境政策」研討會的舉行亦能夠有助於促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同英國相關政府部門和研究部門與英國同行在環境科學和環境政策領域的交流合作

C.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構建什麼的環境治理體系

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

D. 十九大報告中三個環境治理體系是什麼

構建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

E. 構建什麼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

構建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建築垃圾體系。

拓展資料

怎麼構建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建築垃圾體系？

一、是要推進綠色發展。加快建立綠色生產和消費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導向，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發展綠色金融，壯大節能環保產業、清潔生產產業、清潔能源產業。

二是要著力解決突出環境問題。堅持全民共治、源頭防治，持續實施大氣污染防治行動，打贏藍天保衛戰。加快水污染防治，實施流域環境和近岸海域綜合治理。強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復，加強農業面源污染防治，開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行動。

三是要加大生態系統保護力度。實施重要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重大工程，優化生態安全屏障體系，構建生態廊道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網路，提升生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完成生態保護紅線、永久基本農田、城鎮開發邊界三條控制線劃定工作。開展國土綠化行動，推進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綜合治理，強化濕地保護和恢復，加強地質災害防治。

四是要改革生態環境監管體制。加強對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設計和組織領導，設立國有自然資源資產管理和自然生態監管機構，完善生態環境管理制度，統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資源資產所有者職責，統一行使所有國土空間用途管制和生態保護修復職責，統一行使監管城鄉各類污染排放和行政執法職責。構建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完善主體功能區配套政策，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堅決制止和懲處破壞生態環境行為。

F. 如何深入推進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制度

近日，國務院辦公廳正式印發了《關於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這是我國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領域第一個國家層面的法規性文件。該《意見》的出台，是我國創新市場機制深入推進環保工作的重要突破，為我國推進第三方治理探索提供了指引和規范，提高了污染減排的靈活性和效率水平，將會對激發社會資本進入環境污染治理市場的積極性，健全國家環境治理體系產生積極影響。
分類實施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管理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建立和完善，原有的環保設施建設、運營和管理方式全由排污者承擔的管理模式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弊端，一方面由於受自身規模、經濟實力和技術水平等因素的制約，工業企業自身承擔建設污染治理設施難度較大，運行效率低下，嚴重影響污染治理效果，另一方面，排污違法成本偏低導致污染設施常處於半開半關狀態，給監督管理增加了難度，工業污染難以得到有效控制。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吸引社會資本投入生態環境保護的市場化機制，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正是反映了這一新形勢下的戰略需求。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以第三方治理為突破口，把市場機制引入環境污染治理領域，推行治污集約化、產權多元化、運營市場化，把排污者的直接責任轉化為間接的經濟責任，把污染治理交給專業化的環境服務公司來完成。
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要重點推動典型行業、大型工業企業和工業園區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先試點，後重點，逐步推進，加快環保服務業的發展，在推進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體系建設中建議做到四個堅持，即堅持市場化運作與政府引導推動相結合，堅持強化排污者治污主體責任與治污者具體治污責任和連帶責任相結合，堅持強化約束機制與完善政策引導相結合，堅持市場培育和規范管理相結合。
污染第三方治理有不同的類別，在管理中要注意這種差異性。根據環境服務企業是否擁有治污設施的產權，可將污染第三方治理進行分類為「委託治理服務」模式和「託管運營服務」模式，前者是是面向新改建項目的覆蓋工程設計、采購、安裝、運營全過程，環境服務企業全部或部分擁有治污設施產權，後者是是針對現有治污裝置、設施，環境服務企業不擁有產權，只接受排污企業託管，負責其治污設施運營管理。根據合作模式不同可以分為「企企合作」模式和「政企合作」模式，前者是環境服務企業與排污企業合作治理排污企業造成的環境污染，後者是政府與環境服務企業間的合作，進行污水、垃圾處理等本由政府承擔的市政基礎治污項目。
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需要重點考慮的幾個問題
理清第三方治理模式與PPP模式的關系。《意見》指出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重點領域是環境公共設施、工業園區等，對於環境公共設施（城市污水、垃圾處理設施）採取特許經營、委託運營等方式，對工業園區等工業集聚區引入「環境診斷、生態設計、清潔生產審核和技術改造」等全過程的環境服務，電力、鋼鐵等行業和中小企業鼓勵採用環境績效合同服務等方式，責令限制生產、停產整治且拒不自行治理企業強制要求委託環境服務公司進行污染治理。由此可見，環境污染治理領域界定范圍不僅較為寬泛，而且涵蓋了部分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領域。因此，在中央與地方政府出台相關法規政策文件、推進試點工作中，需要兼顧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與PPP模式的關系，避免前後矛盾，做好二者的銜接工作。
界定清楚排污企業與環境服務企業責任。《意見》指出要明確相關方責任。我國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規定「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應當防止、減少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對造成的損害依法承擔責任」，明確了排污企業仍是環境治理的責任主體。據此，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的引入並不意味著排污企業治污責任的轉移，而是在合同約定的情況下，排污企業履行污染物排放（約定的污染物種類和強度，可以是特定時間段內穩定的污染物達標排放，也可以是特定污染物排放削減目標值）以及監督管理環境服務企業的責任。
強化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監管能力。政府需要強化第三方治理的監管能力建設，一是建議考慮制定明確的管理制度及實施細則，明晰排污企業和環境服務企業間的相關權責，為監管污染物排放提供完整、有效的制度保障。二是建議政府積極聯合公眾、NGO、項目投資者等各利益相關方，著力建立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社會共治機制。

解決好第三方治理融資難問題。為營造有利於第三方治理推進的市場和政策環境，《意見》提出四項配套環境經濟政策利好環境服務企業：完善價格和收費政策、加大財稅支撐力度、創新金融服務模式、發展環保資本市場。可以考慮設立環保產業發展專項基金，資金來源以中央財政引導性資金為主，構建多元化社會融資渠道，充分調動社會資本投入生態環境保護積極性，實現滾動增值、多方參與、資金放大、持續高效。採用低息貸款、融資擔保、股權投資、補助補貼等方式，重點支持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PPP、采購環境服務項目等。
著手編制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技術指南。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涉及多個領域和行業，在實際推行過程中，由於存在技術缺位問題，影響這一先進治理模式優勢的發揮。建議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加快推進在有條件的浙江、上海等地，在電力、化工等重點行業部門，在企業、園區等不同層次上開展試點工作，總結成功經驗和做法，分領域、分行業研究出台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推行的技術指南、導則和規范。

G. 1、簡述構建中國特色社會管理體系的內涵。 2、加強社會管理創新，當前要重點抓好哪幾項工作

1.科學認識社會管理的內涵和邊界。長期以來，人們對社會的內涵有不同的理解，對管理的內涵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對社會管理的內涵就形成了不同的認識和界定。有人認為，社會與自然界相對，社會管理是對整個人類社會的管理，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廣泛的領域和范圍。有人認為，社會是與政治、經濟、文化相對應的，社會管理是對人類活動的社會領域的管理。有人認為，社會是指與政府、企業相對應的非政府組織、民間組織等社會性組織，社會管理是指社會組織所進行的社會協調與管理。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似乎都不盡然。我認為，在我國社會、政治體制下，社會管理是指黨委和政府以及其他社會主體運用法律、法規、政策、道德、價值等社會規范體系，直接或間接地對社會領域各方面、各環節進行服務、協調、組織、監控的過程和活動。社會管理的根本目的是維護社會秩序、促進社會和諧，其基本任務包括協調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正、應對社會風險、保持社會穩定，創造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經濟社會發展環境。 正確把握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應遵循的基本原則。原則是根本性的問題。不同的原則會產生不同的觀察問題、處理問題的視野和方法。中國特色社會管理所遵循的原則，一方面應當遵循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把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放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深刻認識和總結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社會管理的經驗和教訓，找到一些共性的原則和有益做法，為我所用。更重要的是，必須遵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特殊規律，從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深刻變革的大背景出發，根據我國歷史傳統和現實基本國情，找到中國特色社會管理應遵循的基本原則，深入探討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理念、思路、任務和舉措。 全面總結我國在改革開放實踐中積累的新鮮經驗。近些年來，不少地方在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實踐。例如，把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延伸到流動人口身上，使他們也進入城鎮社會管理工作范圍；對特殊人群特殊關愛，使他們更好地融入社會；實行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社會矛盾；構建大協調工作體系，有效化解社會矛盾；強化基層社區建設，建立發揮社會組織作用的「樞紐型組織」，增強企事業單位社會管理責任；提高公民社會管理參與度、在社會管理中引進專業社會工作，等等。我們要善於總結升華這些鮮活的經驗，從中找到可以推廣的思路和做法，為社會管理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服務。 2.創新社會管理，首先要創新管理理念。切實做到以人為本、服務優先，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寓管理於服務之中，實行依法管理、科學管理、柔性管理、人性化管理，推動社會管理科學化、規范化和常態化，努力讓人民群眾切實感受到服務更到位、管理更有序、社會更和諧。要按照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要求，擴大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進一步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從各個領域、各個層次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依法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其次，要創新管理主體。要從單純重視政府作用向社會共同治理轉變，既要發揮黨委、政府的領導和主導作用，又要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社會管理，發揮多元主體的作用，從傳統的社會管理向現代社會治理轉變。第三，要創新管理方式。要從偏重管制控制向更加重視服務、重視協商協調轉變，堅持更多地運用群眾路線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服務的方式，教育、協商、疏導的方式，化解社會矛盾，解決社會問題。第四，要創新管理環節。要從偏重事後處置向更加重視源頭治理轉變，把工作重心從治標轉向治本、從事後救急轉向源頭治理，使社會管理關口前移。第五，要創新管理手段。要從偏重行政手段向多種手段綜合運用轉變，在運用行政手段進行社會管理的同時，更多地運用法制規范、經濟調節、道德約束、心理疏導、輿論引導等手段，並加強道德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第六，要創新管理制度。要堅持加強源頭治理體系建設、強化動態協調機制建設、推進應急管理制度建設，構建相互聯系、相互支持的規范、機制和制度體系。

H. 健全環境治理全名行動體系,提高公民環保素養,你認為是基於我國哪些國情

《意見》明確，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基本原則，一是堅持黨的領導。貫徹黨中央關於生態環境保護的總體要求，實行生態環境保護黨政同責、一崗雙責；二是堅持多方共治。明晰政府、企業、公眾等各類主體權責，暢通參與渠道，形成全社會共同推進環境治理的良好格局；三是堅持市場導向。完善經濟政策，健全市場機制，規范環境治理市場行為，強化環境治理誠信建設，促進行業自律；四是堅持依法治理。健全法律法規標准，嚴格執法、加強監管，加快補齊環境治理體制機制短板。

I. 要堅持城鄉環境治理體系統一，具體包括哪些措施

1、建立源頭嚴防的制度體系

（1）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

（2）健全國家自然資源資產管理體制。

（3）完善自然資源監管體制。

（4）堅定不移實施主體功能區制度。

（5）建立空間規劃體系

（6）落實用途管制

（7）建立國家公園體制

2、建立過程嚴管的制度體系

（1）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

（2）實行生態補償制度。

（3）建立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監測預警機制.

（4）完善污染物排放許可制.

（5）實行企事業單位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

(9)構建環境治理體系擴展閱讀

保護環境的原因：

1、有利於建設節約型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

2、有利於增強節約 資源和保護環境的意識。

3、有利於增強投資吸引力和經濟競爭力實現轉型跨越。

4、有利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利於民而又利於國的關繫到千秋萬代的政策。

十八屆五中全會會議提出：加大環境治理力度，以提高環境質量為核心，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深入實施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行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

J. 如何構建政府，企業，公眾共治的環境治理體系

伴隨著中國經濟總量在世界第二位基礎上繼續增長，粗放式發展模式加劇資源約束趨緊、環境專污染嚴重、生屬態系統退化等問題，越來越成為制約發展質量提升、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瓶頸。
「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出，創新環境治理理念和方式，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強化排污者主體責任，形成政府、企業、公眾共治的環境治理體系，實現環境質量總體改善。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態環境質量是關鍵。」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綠色發展理念，彰顯歷史擔當，也蘊含著治理智慧。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代表委員們也紛紛就強化生態保障、嚴格環保執法建言獻策，建議在制定嚴格的法律制度、嚴格執法的同時，需要健全市場調節和社會參與、監督的體制，引入並強化公眾問責機制，完善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嚴格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