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促進社會治理現代化

Ⅰ 如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適應時代發展變化，既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又不斷構建新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既積極借鑒人類制度文明有益成果，又決不照搬別國制度模式，努力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
總起來說，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為了國家長治久安。
一、什麼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國家治理，就是黨領導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
國家治理體系，就是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它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這些構成了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依託。
國家治理能力，就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的能力，也就是制度執行力。這種能力體現在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治理能力的關鍵是人的素質，特別是幹部素質。提高治理能力關鍵是全面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特別是建設適應現代化要求的高素質幹部隊伍。
什麼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國家治理體系=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經濟制度+其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
國家治理能力=制度執行力=改革發展穩定能力+內政外交國防能力+治黨治國治軍能力等
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是國家治理必須堅持的根本原則。依照我國憲法，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是國家治理的主體，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主人翁精神；黨在國家治理中發揮著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擔負著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的使命，要善於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必須更加註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社會治理的主要方式：
一是系統治理，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二是依法治理，加強法制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
三是綜合治理，強化道德約束，規范社會行為，調節利益關系，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
四是源頭治理，標本兼治、重在治本，及時反映和協調人民群眾各方面各層次利益訴求。

Ⅱ 如何促進公安工作現代化和社會治理智能化

（一）加大簡政放權力度
十八大以來新的一屆中央包括乾的主要是改革的事情，就是簡政放權。怎麼簡政呢？
第一，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審批事項。這兩年來我們已經取消了240多項，還不夠，還要砍。減少對微觀事物的干預，涉及老百姓比較多的事情就放到基層去，所以它要下放。
第二，進一步簡化注冊資本登記，逐步實現「三證合一」。統一為一個號碼就可以查詢所有資料。現在兩會有人建議，那個身份證是不是能夠變成一卡通，我看未來它應該那麼變。
第三，制定市場准入的負面清單制度。凡是進入市場要，列出負面清單，凡是不在這裡面的我們都能幹。制定負面清單就是把、個人不能乾的事情給寫出來，不包括社會管理，主要是經濟領域。所以，你要沒有依據，那你做這個就違法，不允許你乾的，凡是沒有列的，其實都是能幹。
（二）加大放管結合的改革力度
當然是要放，還權於民，還權於社會，但並不是放任，也不是全部都不管，還是管，所以如何在放和管上結合，達到一個新的平衡，是這次兩會裡面一個核心問題。
第一，放管結合，放管適度。二者都需要，不要以為放了就什麼都放開了，都不管了，那也不是，但既然是放，肯定會少一部分，所以這是一個總的要求。
第二，對於上級下放的審批事項要接得住、管得好。這就是放管結合。我一直認為下放權力要看什麼權力，基層是它的強項還是它的弱項，技術、資金、設備不是基層的強項，包括專業技術人員，你把那個權力下放干什麼？你要下放的實際上是監管，是老百姓辦事方便，他到我這來比到你那去要近。
第三，所有行政審批事項都要簡化程序，明確實現真正做到大道至簡，其中有兩項要求，一是簡化程序，能省則省；二是所有的審批都有一個時間限制。
三、全面加強自身建設
第一，建設「四個」：法治、創新、廉潔和服務型。這是這次兩會裡面提的四個目標，法治、創新，廉潔、服務。
第二，的「兩力」建設：執行力和公信力。執行力是貫徹落實上級指示、要求、政策的有效性問題。公信力是你和當事人、你和老百姓之間的信任問題。言而無信是公信力最大的忌諱，取信於民，讓人能信你，這是問題的關鍵。那作為怎麼去增加它的公信力？我認為這方面中國各級都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第三，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
目標是三個，第一，叫做「四個」；第二，「兩個力」；第三，一個化，現代化。其中最難做的文章是最後這個現代化。國家說要提高治理能力現代化，什麼叫治理能力？你什麼時候把他趕回去，他不敢來，那就叫現代化，那就叫執法的有效性。有效是現代化的內容之一。你都沒效益，你在那走來走去有什麼用。
第四，關於法治的問題。工作報告提出的工作人員要尊法學法守法用法，這個提議是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裡面講的就是四個要求：尊法學法守法用法。領導幹部不可能成為各個行業的專家，他有了法治的思維觀念，有尊法的意識，可是他不懂，所以就講了一個學法的問題，你不懂不要緊，你得去學。然後才是守法的問題。堅持依憲法施政、依法行政。
依法全面履行職責，依法行政也罷，履行職責也罷，你必須要履行職責，該作為的你要作為，該管的你要管，該擔的你要擔。所有行政行為都要於法有據，任何部門都不得法外設權。法律有依據就能幹，法律沒有依據就不能這么干，這個限制很嚴的。
第五，對於行政執法來講，工作報告裡面講了四個要求：嚴格執法、規范執法、公正執法、文明執法。那這四個要求已經被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全部承認，這個是現在最標準的。第一，嚴格執法就是該管的要管。不管，那就不叫嚴格執法。第二，你去管的時候要規范，你得有依據，得有程序，得有標准。然後是公正的問題，最後是文明。
深入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要求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幹部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從各個領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更好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可以想見，一個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社會主義中國，一定是一個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富足的中國，是一個社會充滿創造活力、人的全面發展得到切實保障的中國，是一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逐步得以實現的中國，是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得到充分展示的中國。

Ⅲ 如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盡快出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規劃，在強調黨的執政方式的改革、人大監督作用、政協民主協商制度化以及反腐敗的體制機制建設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回應社會期待，以現實的經濟社會重大問題為導向，凝聚全社會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正能量。

「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對於中國的政治發展，乃至整個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來說，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盡快出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規劃，在強調黨的執政方式的改革、人大監督作用、政協民主協商制度化以及反腐敗的體制機制建設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回應社會期待，以現實的經濟社會重大問題為導向，以此來凝聚全社會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正能量。

一、沒有總體規劃，推進就容易走樣。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順應經濟社會發展大趨勢的戰略性、歷史性選擇。

對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和政府過去也做了很多，但不成系統，比較分散和碎片化，當前，社會方方面面對此有期待。當務之急就是中央盡快制定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相關總體規劃。沒有一個具體的「總體規劃」，難免會把好事辦走樣。

「建議盡快出台總體規劃或總體設想。主要基於三方面考慮：

全面深化改革的現實和迫切需求。

①從各方面的情況看，國家治理體系轉型確實到了關鍵點，未來3-5年，如果能夠發揮總體規劃的導向作用，對深化全面改革、對後10年、20年國家的長治久安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②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指導思想，「綜合多方面的情況看，下一步的國家治理轉型，重要的是以法治建設為重點，法治為先、法治為重、法治為大，逐步形成以法治國的新局面。」

③回應社會期待。國家治理的目標是讓人民滿意，國家治理得好不好，讓人民說了算。

在國家治理方面，經過60多年的摸索，已經找出了一條適合中國發展道路的國家治理體系，比如走什麼樣的路，用什麼理論來指導，國家制度等。不過，由於我們走的是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因此，在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方面因為各種因素影響，還有很多欠缺，「因此，出台這樣一個總體規劃，對於協調各方面的力量、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形成國家治理的新格局有重大影響。」

二、國家治理總體規劃要研究四大問題。

1、加快推進法治市場經濟進程，建設法制化的營商環境。

從現在的情況看，需要採取兩個措施：首先，針對現在資本外流、社會資本不穩定的現實矛盾和問題，建議盡快形成合法的私人財產權、投資收益嚴格保護的法制環境，這件事情很重要。其次，是市場監管的轉型與改革，即由行政監管為主向法治監管為主的轉型，盡快將監管權從審批機構中分離出來。

從各個方面看，我國已進入一個消費型社會發展的新階段，全社會的消費結構升級、消費釋放將是一個大趨勢。現在突出的矛盾是投資與消費不相適應、市場監管與消費型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不相適應。為什麼監管機構越來越多，但監管的效果不盡如人意，而且消費不安全問題很多，主要的問題是把行政審批和市場監管合為一體。所以，法治市場經濟建設的重要任務，是賦予市場監管的法律地位，盡快將監管權從審批機構中分離出來，以提高監管的綜合性、統一性、權威性。

2、加快以公開化、去行政化、去地方化為重點的司法體制改革。

例如，司法體制改革去地方化，跟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相適應，需要把經濟的審判權歸中央，建立中央巡迴法院，民事、刑事案件仍歸地方。「我認為，這樣一些方面的司法體制改革現實的需求明顯加大，條件逐步成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3、加快推進社會治理創新進程。

「綜合各個方面的情況看，社會治理轉型確實到了臨界點，未來的一個時期，這方面的矛盾問題會越來越突出。」未來必須以發展各類社區公益組織和推進社區自治為重點，加快社會治理創新，積極穩妥地推進官辦社會組織的轉型，使其在重要時候起到關鍵性作用。

4、加快中等收入群體為重點的利益機構調整。

而關於利益結構與治理結構的關系。橄欖形的利益結構和分配結構是我國治理結構的重要基礎，並且是治理結構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現實情況看，改革開放35年多，中等收入群體比例大概在25%左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如果中等收入群體比例不能提高到40%左右，無論對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和諧建設，恐怕都會帶來一些不利的影響。近些年，我們一再呼籲盡快出台關於中等收入群體的國家規劃以及調整相關的政策體制。

提低很重要，提低的重要目的是使其部分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現在重要的是收入分配、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等方面的改革要有大的突破。這樣，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體總體規模達到40%左右是完全有可能的，即有6億人成為中等收入群體。這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都是一個重大的利好。」

三、盡快形成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重要理論。

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還需要系統的理論作支撐，提出兩點建議：

1、對國家重大課題的攻關。

如何形成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需要理論的攻關，也需要改革研究的攻關，「建議把它作為國家重大課題。這里涉及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例如，什麼是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依法治國等。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並應該成為社會科學研究和改革研究的重大課題，應該組織力量進行國家重大課題攻關。」

2、推進中國特色的智庫建設。

「從我國的情況看，社會科學理論研究和經濟社會咨詢研究，兩者既有聯系又有差別。」因此，遲福林建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加大對建設中國特色智庫的支持力度，對一些重要的咨詢機構給予支持，並建議把對政策咨詢機構的支持列入國家社會科學資助的重要方面。

Ⅳ 如何認識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請參考：
一、體現了我們黨治國理念的新變革
隨著經濟發展、公民社會的不斷成熟，我國原有的全能政府的管理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狀況。我國必須逐漸轉變治理方式，逐步實現政府的有效限權、放權和分權體系，構建國家與社會的共同治理模式。政府與社會在對公共事物的管理中達到權力制衡、互相合作、協調互補的穩定狀態，必須堅定積極地推進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創新。對此我們黨進行了積極的探索。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第一次提出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乾重大問題決定》強調必須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整合社會管理資源，提高社會管理水平，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十七大報告在進一步強調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的同時，明確提出健全基層社會管理體制。十八大報告提出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強調加快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彰顯了法治在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黨中央面對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積極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為確立社會與國家相對應的政治地位奠定了扎實基礎，為構建國家與社會共同治理模式提供了制度支持。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把治理問題提到總目標的高度，強調國家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問題，意味著黨的執政理念由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轉變為政府自上而下與社會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治理」，這顯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理論創新。
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現代化是世界各國普遍追求的理想目標。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將「富強、民主、文明、和諧」作為新時期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這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不斷認識的結果。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國家是黨和人民不懈奮斗的目標。從我國現代化進程看，總體形勢是好的，但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黨政不分、政企不分、職能越位、缺位問題依然突出，職責交叉、權責脫節現象依然較多，人治代替法治問題依然存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旗幟鮮明地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體現了我們黨以制度現代化推動國家現代化的努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可以使黨和政府及時更新治理理念，通過創新和完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領域各項制度機制和法律法規，最大限度地減少體制機制障礙和制度漏洞，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實現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科學化、規范化、程序化。國家治理體系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制度保障，要把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與國家治理體系緊密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制度的重要作用，用法律和制度促進並保障各項目標的實現。

Ⅳ 如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方法如下：

1、更新國家治理的基本理念

全會公報多次提到了國家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的概念。從統治、管理到治理，言辭微變之下涌動的，是一場國家、社會、公民從著眼於對立對抗到側重於交互聯動再到致力於合作共贏善治的思想革命;是一次政府、市場、社會從配置的結構性變化引發現實的功能性變化再到最終的主體性變化的國家實驗;是一個改革、發展、穩定從避免兩敗俱傷的負和博弈、嚴格限縮此消彼長的零和博弈再到追求和諧互惠的正和博弈的偉大嘗試。

2、豐富國家治理的價值目標

秩序穩定作為治理的價值目標，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只是初級價值，更非唯一價值。

第一，治理應有利於激發社會活力。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馬克思主義追求的根本價值目標。在當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樣化的條件下，國家治理既要確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價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據實際情況尊重差異、包容多樣、考慮個別，特別是要保障憲法確認的個人自由，承認合法合理的個性化追求，讓公民和社會組織充滿生機活力，使社會保持動態平衡穩定狀態。

第二，治理應有助於擴大人民民主。全會突出強調了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國家治理要以保證人民當家做主為根本，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更加註重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要推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時俱進，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發展基層民主。要廣泛發動各類社會組織和公民參與政府的治理工作或者進行自治。

第三，治理應有助於實現社會正義。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國家治理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促進形成正義的社會制度。

3、把握國家治理的戰略要點

我國轉型時期國家治理的主要內容，一是維護社會和市場秩序;二是防範、處理天災人禍等社會風險;三是調和、處置社會糾紛和沖突;四是服務和管理流動務工人員、農村留守老婦幼等特殊人群;五是引導和監管基於互聯網的「虛擬社區」以及類似場域。

4、解決國家治理的協調匹配

目前對於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已經有了共識，但還存在以下三個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問題：

第一，國家權力在治理主體體系中處於何種地位。有人認為政府應該是在社會組織和個人治理不能或無效時才跟進，即政府治理應居於補缺地位;也有人認為政府治理應居於主導地位。筆者認為，不宜簡單地講補缺地位或主導地位。

第二，多元主體共治如何實現匹配、廉價合作。全會強調，必須更加註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合作治理並不是新東西，我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執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方針，所謂綜合治理，實質就是合作治理。

第三，社會組織如何提高治理能力。治理能力指向的是治理有沒有效果，會不會「失靈」。失靈的問題，政府存在，社會組織必然也存在。因此，要高度重視社會組織的治理能力建設。首先，社會組織自身要提高水平、嚴格自律;其次，政府要支持、幫助社會組織提高治理能力;再次，政府和個人還要監督社會組織的治理行為。

5、創新國家治理的方式方法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關鍵在於創新。可以積極嘗試的治理新方法有：

第一，非對抗性和「軟法」。具體要求是：變整治為疏導，變剛性為柔性。以治理城市佔道經營為例，目前已有一些地方採用規范設立「便民經營服務點」的方法，兼顧了市民生活便利、經營者正當權益與市容整潔，達到了多贏的效果。在軟法方面，應更加註重發揮激勵性法律規范和鄉規民約等社會自治規則的作用。

第二，契約化和合作規制。具體要求是：變命令為協商，變指揮為指導。例如山東省各級公安機關在平安山東建設中，探索出政法部門與保險公司共同建立社區治安防範與人身、財產損害補償相結合的「契約式治安保險聯防」治理新機制，取得了良好成效。

第三，提供服務或社會福利。具體要求是：變監管為服務，變強制為利導。例如流動人口不願意辦理登記怎麼辦?江蘇省採取的辦法是「登記積分制」，經過一定年限，達到規定積分後，流動人員就可以享受保障住房、子女上學等待遇，最後還能成為當地市民。

第四，市場化和競爭機制。具體要求是：變官辦為民營，變壟斷為競爭。以污染治理為例，環境污染行政處罰固然不能丟，但「排污權交易」的治理方法把政府與企業間的行政關系變成市場的經濟交易，使得企業自覺提高治污積極性，從而控制一定區域內的排污總量。

第五，程序化和科技手段。具體要求是：變實體為程序，變「人控」為「機控」。注重採取程序化的技巧來處理實體上公正難辨的問題。應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手段來拓寬治理邊界、提高治理效率、增強治理精度，排除權力、人情、金錢等因素導致的「搞例外」「走後門」現象。

Ⅵ 如何認識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治理理念的高度升華
治理是一門駕馭和引導社會和組織的藝術，它決定權利如何應用，決策如何做出，居民或利益相關者如何參與的結構之間、過程之間以及傳統之間的互動。治理不僅決定走向哪裡，而且也決定誰應當參與決策和以什麼樣的資格參與。國外的經驗研究表明，公共對話與政府的信任度之間有明顯關系，公共參與可以提高政府的信任度，公共對話能夠提高經濟運行效能。
在社會管理實踐中，人們逐漸認識到：社會的制度結構或關系，不只是政府內部的結構和關系，還包括社會部門的結構和關系；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政府對於公共事務的影響只是眾多因素中的一個因素，事情越復雜，政府的局限性越明顯；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相信：公共關心的重要問題，包括環境問題、信息和通訊技術發展問題，非常復雜，以至於不能僅僅依賴政府單獨決策。這樣，一個好的社會運行方式，還必須包括社會的廣泛參與，即以社會治理替代社會管理，唯此，才能充分調動社會積極性，既節省成本有效率，又能提高效能促進社會和諧。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社會管理發展為社會治理，適應了我國新時期的新特點和人民群眾在新時期的新期待。在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由於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關系沒有徹底釐清，政府越位、缺位和不到位，人民群眾不能公平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尤其是個別官員腐敗和官僚主義，造成干群關系的緊張，甚至在很多方面極大地傷害了群眾的積極性，對於黨和政府倡導的很多事情缺乏參與的熱情和活力，對於關系國家發展、民族存亡的重大問題，許多人在很多時候麻木不理、袖手旁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實現，如果失去人民群眾的關心和參與，註定難成功。因此，如何激發人民群眾的熱情和活力，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必須直面的問題。
另一方面，社會公平問題已經滲透到各個領域、各個層面，表現在人們的行為和心態上，並時而通過一些突發事件表現出來，它導源於政策、法規、機會、公共資源、生存發展環境諸多方面。如何構建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實屬當下人民的最大期待。改革開放35年來，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改善，但是，老百姓對社會中的不公平、不公正現象仍心存疑慮，各種極端行為時有發生，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不斷出現。尤其由於利益格局不合理引發的過激反應日趨凸現，諸如土地徵用、房屋拆遷、醫患沖突、環境事件，經常成為人們關注的新聞熱點和焦點。不得不承認，利益格局調整是當前社會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背景。改革難度之大，問題之多，矛盾之復雜，涉及人群和部門之廣泛，實為改革開放以來之最。深化這些「難啃的骨頭」的改革，需要凝聚群眾的智慧和力量，需要完善的社會治理方式和高超的社會治理水平。
提高社會治理水平，需要改革和更新當前的治理模式
過去的35年發展中,中國社會的治理和體制結構一直在不斷變化，主要表現在:法治在替代人治；立法與執法的分離；部門之間的壁壘在打破；分權使地方領導獲得更多的權力；公眾越來越多參與立法、執法和政策制定。但是按照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目前差距尚遠，改革和提升的空間很大。
提升社會治理水平，要鼓勵社會各個方面參與社會事務和公共事務。在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各種挑戰層出不窮，嚴峻危機時有發生的形勢下，探索新的社會治理模式，避免社會治理危機或通過社會治理避免危機，保持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已經成為政治家、企業家和非營利部門領導人共同面臨的課題。從傳統的社會管理走向社會治理，通過社會治理提高組織效率、避免組織危機，保持組織、國家和社會的健康、持續和全面發展，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的基本趨勢。
提升社會治理水平，要不斷完善決策模式。在一個日益復雜的社會格局中，如何引導社會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避免曲折，避免危機？這需要新的社會治理模式。社會治理是一個國家開發經濟和社會資源過程中實施管理的方式，它同時也是制定和實施決策的過程。所以,治理不僅僅局限於政府,也包括多元角色的互動。政府首先要意識到：重視公眾利益並不意味著要約束政府，但是政府應當與其他角色包括媒體、一些社會組織、企業組織分享共同利益，在基本的公共問題上要保持一致。
提升社會治理水平，要適應產業革命變革，不斷改革社會體制。社會治理要努力適應世界范圍內的產業革命和產業升級這一新的形勢，努力實現與時代同發展。目前，全球范圍內的社會發展正處在一個新的探索階段，主要在兩個方面醞釀突破，其一是針對社會問題，通過各種途徑和平台，在交流和碰撞中形成新的理念和方法，參加交流和碰撞的部門包括非營利組織、企業、政府、專家學者、職業服務供給商、創效評估人員等。其二是在傳統的金融體制內，植入社會和環境效果評價，引導私人資本進入社會和環境領域，產生了諸如社會創效證券、小額貸款、小額保險等新的金融產品和組織形式。這些創新活動依賴於社會體制改革，所以，社會體制改革與社會創新是不可分割的。當前，必須把改革與創新有機結合起來，順應經濟體制、社會體制、文化觀念和行政治理模式的變革。換句話說，需要更加深層次的改革。
改進社會治理方式，必須形成合理的利益格局，充分激發社會活力
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改進社會治理方式，不斷滿足人民群眾不斷提高的對公平正義的要求，要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強化司法公正，使法律成為社會公平正義、各類社會主體參與社會事務和公共事務、市場主體參與市場競爭的堅強後盾。以下的問題是首當其沖的。
一是最大限度激發社會發展活力，必須明晰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政府與社會各自的責任。政府要完善法律法規和通過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眾各方面權益，讓全體人民依法平等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使各種社會活動、居民的公共參與在法律和秩序的框架內進行。社會要通過居民的參與來解決發展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建立起和諧的人際關系，形成秩序與活力統一的社會環境和氛圍。
二是要敢於以極大的政治勇氣和政治智慧解決人民群眾在社會領域中遇到的各種切身利益問題，以及感觸最深、反映最強烈的問題，敢於碰社會領域中的硬骨頭。要努力消除傳統社會和文化中長期積淀、阻礙國家現代化的障礙。在現實社會中，官本位和泛行政化趨勢是亟需改革的一個領域。官本位和泛行政化的觸角已經遍及教育、科學研究、文化藝術，甚至居民生活等領域，它使等級制度和等級觀念侵蝕社會的公共生活，破壞了社會和諧和公共參與的基本價值——平等和公正，挫傷了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三是加大力度改革計劃經濟中遺留的阻礙社會和諧的因素。經過35年的改革發展，人民群眾希望看到的是富有成效，公平正義，政治清明的改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進一步深化改革，就是要通過反腐敗、縮小城鄉差距、地區差距、群體之間的差距，完善土地制度、戶籍制度，使全體人民能夠自由遷徙，安居樂業。
四是要進一步完善居民參與公共生活的決策機制。隨著經濟水平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不斷提升，要求民主決策和自我治理的訴求會越來越高，建立和完善社會治理體制機制，就要求改革和完善社會事務的公共決策機制。與改革開放初期比較，當下的改革面臨的矛盾更多，更加復雜，尤其是涉及到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利益格局調整，必須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和人民群眾的參與。正如毛澤東同志在20世紀50年代就指出的，「老百姓百分之八十的事都由他們自己來辦，我們只包百分之二十就好辦了。」在一個社會結構單一的時候，決策者可以像指揮軍隊一樣引領社會前進。當利益格局復雜、社會訴求多元以後，要把更多的決策交給社會去博弈，交給社會組織去負責，要相信社會的自治能力。

Ⅶ 結合材料，運用政治生活知識分析，該社區的做法是如何促進社區治理能力現代化的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城鄉社區又是社會治理的基本單元。記者特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就實現社區治理現代化的路徑、方法作出探討。

記者：

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意見》和黨的十九大提出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目標指引下，各地在社區治理創新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但也面臨一些困境。請問目前在社區治理方面面對的主要挑戰是什麼？

張雷：

總體上來看，我國城鄉社區治理還存在著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社區治理過程中居民參與的能力和熱情還有待提升，社區服務有效供給能力不足，社區文化特別是先進文化的引領能力還需要進一步提高，社區工作者依法辦事的能力還有待提升，社區工作者的矛盾預防化解能力和信息化應用能力也需要不斷提高。經過幾十年的不懈努力，社區人居環境（特別是城市社區）總體上得到了較大幅度的改善，但是環境質量和舒適度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很多地方政府推進社區減負增效的力度不夠等，這些問題都需要各級黨委和政府下更大的力氣、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來加以解決，但是更主要的還是要發揮廣大居民的內生動力，著力提高居民自治的能力和水平。

孫炳耀：

多年來，社區建設的工作重點主要在改善服務設施，開展居民服務，專業社會工作在社區則重點關注對困難人群的服務。貫徹《決定》精神，應更加關注社區生活秩序。專業社會工作在其中可以有所作為，例如運用心理輔導專業技能參與居民糾紛調解，開展司法社會工作服務；對困難人群的服務，也要注意心理干預甚至行為干預。要實現這個目標，關鍵在於要進一步促進居民參與，例如近年來一些地方探索發展居民「信息員」，對涉及社區治理的事件進行監督。《決定》提出城鄉社區治理要「實行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這也是進一步強調居民參與社區治理，強調對擾亂秩序的行為進行監督。

記者：

《決定》強調黨的領導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重要地位，社區治理也要進一步發揮黨的領導作用。請談談如何在城市社區這一平台上更好地以黨的領導凝聚治理合力，發揮統領作用？

張雷：

要引導基層黨組織強化政治功能，聚焦主責主業，做好「社區黨建+」，也就是進一步拓展「三社聯動」的內涵和外延，以黨建引領城鄉社區治理的高質量發展，城鄉社區居（村）委會與轄區單位要實現資源共開展自治活動，及時幫助解決基層群眾自治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全面從嚴治黨工作也需要向城鄉社區延伸，切實解決居民群眾身邊的腐敗問題，提高居民群眾的獲得感。

孫炳耀：

社區黨建要有新的突破，不僅要做好黨員的工作，更重要的是發揮黨的作用，與社區居民自治結合起來，與社區社會工作結合起來。這要求有觀念創新，拓展社區黨建的思路。群眾路線是黨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法寶之一，社區黨組織應將這一理念引申應用於社區，將視野和工作對象擴展到社區居民，與居民自治組織共同做好社區治理。在城市，專業社會工作進入社區開展服務已很普遍，許多地方在基層建立了社區工作站以及其他形式的專業社工機構，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並與居民自治相結合。社區黨組織應當利用這個工作基礎，像社區居委會那樣，與社區社會工作結合起來。

記者：

《決定》提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黨的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為社區治理注入了新的內容，請談談有哪些實現路徑、方法？

孫炳耀：

完善法治保障要求社區治理不僅要按照法律法規開展工作，還應總結多年來的實踐創新經驗，推進社區治理法治建設，這其中規范化是基礎。近幾年來民政部門推進的社區治理和創新服務實驗區所強調的標准化，就推進了社區服務的規范化。完善科技支撐意味著社區治理的科技建設特別是信息化建設將更進一步。我國社區信息化建設已取得很大進步，城市街道普遍建有管理服務信息系統，網格化管理更是將信息化應用與社區實體工作緊密結合起來。社區信息化應用還在不斷創新，例如前面所提到的「信息員」。了解和掌握社區信息化應用，也是社會工作者進入社區所必需的基本技能，應當加強這方面的培訓。

張雷：

《決定》中提出要「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在社會治理的新格局中，進一步突出強調了要通過拓展居民群眾民主表達渠道的「民主協商」機制來實現共建共治共享的目標，只有通過民主協商提升廣大居民群眾的參與熱情，並將熱情轉化為實際的參與行動，才能真正實現社會治理共同體「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這是實現「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礎條件。當前全國各地在智慧城市框架內開展的「智慧社區」建設是通過「科技支撐」加強社會治理的重要途徑。通過社區「智慧黨建」，流動黨員的管理和黨員活動這個困擾多年的問題得到了很好解決，這正是科學技術這個「第一生產力」發揮神奇作用的結果。

記者：

如何將全國社區治理和服務創新實驗區的探索成果、經驗更好地推廣運用到不同地區、不同發展情況的社區治理實踐中去？

孫炳耀：

總結創新經驗容易出現兩個誤區：一是傾向於拔高以至於要做成「模式」；二是強調工作成果，忽視分析所需的條件及工作方法和機制，讓學習者能看到其中的成績，但不知如何作出這樣的成績。因此，加強全國社區治理和服務創新實驗區經驗推廣工作，首先應做好經驗研究。可借鑒項目管理的思路，將實驗區所開展的工作分解為各個事項，選擇其中效果好的，分析其中的投入，還應借鑒社會學特別是人類學的方法，分析事項運作的機理和方法。這樣就可以從中選擇效果好、成效比高、在一定條件下能實現的事項作為推廣的內容。

Ⅷ 如何推進中國式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1、更新國家治理的基本理念
管理與治理雖非截然對立，但至少有如下顯著區別：一是主體不同。管理的主體只是政府，而治理的主體還包括社會組織乃至個人。十八大以來，中央多次強調要「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實際上已經體現了多元共治的理念。這一變化意味著，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體，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對象；社會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對象，也是治理的主體。二是權源不同。政府的管理權來自於權力機關的授權。盡管權力機關授權從根本上說是人民授權，但人民授權畢竟是間接的。而治理權當中的相當一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這便是所謂的自治、共治。三是運作不同。管理的運作模式是單向的、強制的、剛性的，因而管理行為的合法性常受質疑，其有效性常難保證。治理的運作模式是復合的、合作的、包容的，治理行為的合理性受到更多重視，其有效性大大增加。
從一元單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結構性變化，意味著我們不僅於思想觀念上不再走人治的老路，而且於政治生態上鏟除了人治隱形存在的可能，最終使那種僅停留在口頭上的法治無所依憑。國家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的基本方式必然是法治，國家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的現代化有賴於各個領域的法治化。要以法治的可預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濟性等優勢來凝聚轉型時期的社會共識，使不同利益主體求同存異，依法追求和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要努力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環境，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各項工作。要廣泛開展依法治理活動，提高社會管理法治化水平。要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要建立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廉潔政治，努力實現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學有效的權力制約和協調機制，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進作風常態化制度。要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人民權益。要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

2、豐富國家治理的價值目標
秩序穩定作為治理的價值目標，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只是初級價值，更非唯一價值。第一，治理應有利於激發社會活力。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馬克思主義追求的根本價值目標。在當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樣化的條件下，國家治理既要確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價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據實際情況尊重差異、包容多樣、考慮個別，特別是要保障憲法確認的個人自由，承認合法合理的個性化追求，讓公民和社會組織充滿生機活力，使社會保持動態平衡穩定狀態。第二，治理應有助於擴大人民民主。全會突出強調了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國家治理要以保證人民當家做主為根本，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更加註重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要推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時俱進，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發展基層民主。要廣泛發動各類社會組織和公民參與政府的治理工作或者進行自治。工會、共青團、婦聯、工商聯、學聯、青聯、科協、文聯、記協、殘聯、貿促會等人民團體應在引導相應群體的行為、維護其權益、化解矛盾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居委會、村委會應在城鄉社區治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中承擔更多責任；應培育壯大社會中介機構，強化其在維護社會信用體系、降低交易成本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治理應有助於實現社會正義。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國家治理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促進形成正義的社會制度。

3、把握國家治理的戰略要點
我國轉型時期國家治理的主要內容，一是維護社會和市場秩序；二是防範、處理天災人禍等社會風險；三是調和、處置社會糾紛和沖突；四是服務和管理流動務工人員、農村留守老婦幼等特殊人群；五是引導和監管基於互聯網的「虛擬社區」以及類似場域。這些工作紛繁復雜、千頭萬緒，如果就事論事、頭痛醫頭，只會是事倍功半，所以必須分析實現有效治理的戰略路徑，找到國家治理的制高點、切入點、突破點、著力點。第一，治理的制高點是倫理塑造。治理工作直接作用於人的行為，但行為是思想影響的，所以，引導思想觀念、構建先進文化、塑造社會倫理，是更為根本的治理戰略。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力倡導以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為基本內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僅是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更是治理的制高點。要緊緊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和文化生產經營機制，建立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第二，治理的切入點是源頭治理。當前因土地徵用、房屋拆遷、歷史遺留等問題引發的社會矛盾多樣多發，除各方面客觀原因外，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些幹部在處理政府與群眾利益關繫上，沒有樹立把改革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實踐證明，只有讓廣大群眾從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中獲得實惠，才能從源頭上減少社會矛盾。全會提出，實現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必須加快社會事業改革，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更好滿足人民需求。現階段不可能消滅貧富差距，但必須下大力氣解決因違法違規而產生的貧富差距，這就要求反對特權，推動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實現。而對於因身體缺陷、智識水平等合理差別因素造成的低收入困難群體，則應切實解決好其社會保障問題。第三，治理的突破點是群防群治。國家治理，重點在基層，關鍵靠群眾。要主動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新要求，善於依靠基層組織和廣大群眾，提高預防化解社會矛盾的能力和水平。要通過群眾自治，讓群眾自己組織起來解決自己的問題。要健全以城鄉社區黨組織為核心、以群眾自治組織為主體、社會各方廣泛參與的新型城鄉社區管理服務體系，努力把城鄉社區建成政府社會管理的平台、居民日常生活的依託、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要以擴大有序參與、推進信息公開、加強議事協商、強化權力監督為重點，努力讓群眾更好地行使民主權利，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服務水平。要充分發揮人民團體、群眾組織、社會組織的優勢，吸引、凝聚各方力量，促進矛盾糾紛化解。第四，治理的著力點是法治方式。法治是治理的基本方式。把社會矛盾預防化解納入法治軌道，是實現社會安定有序、和諧活力的長效機制。各級領導和公職人員須牢固確立憲法至上、法律權威的意識，不斷提高依法找法、用法靠法的能力，切實把發展這個第一要務、穩定這個第一責任和依法辦事這個第一要求有機統一起來，絕不能因「維穩」而突破法律的底線，絕不能因害怕上訪而遷就個人的非法要求，絕不能因個別正義而犧牲規則之治的普遍正義。

4、解決國家治理的協調匹配
目前對於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已經有了共識，但還存在以下三個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第一，國家權力在治理主體體系中處於何種地位。有人認為政府應該是在社會組織和個人治理不能或無效時才跟進，即政府治理應居於補缺地位；也有人認為政府治理應居於主導地位。筆者認為，不宜簡單地講補缺地位或主導地位。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意味著在經濟建設領域，政府必須讓路。但社會治理與經濟建設有區別，不宜像定位政府調節經濟那樣，把政府治理社會定位於補缺。在維護秩序、化解風險、處理危機等方面，政府必須努力掌握預防化解社會矛盾的主動權，而不是等社會力量和個人無法處理時才出面。檢驗治理水平的高低，不僅要看緊急情況下應急處置能力，更要看常態下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效果。實踐證明，要有效避免小事演化成大事，關鍵在於完善矛盾糾紛排查、預警、化解、處置機制。要把源頭治理、動態管理、應急處置有機結合起來。與此同時，也要注意發揮基層幹部和群防群治力量的優勢。十八大以來，中央在闡述社會管理體制時，提的不是「政府主導」而是「政府負責」，這一表述啟發我們，不必糾纏「主導」的問題，而應研究功能和責任問題。第二，多元主體共治如何實現匹配、廉價合作。全會強調，必須更加註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合作治理並不是新東西，我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執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方針，所謂綜合治理，實質就是合作治理。如今，綜合治理已從「社會治安」擴展到「社會管理」。但在實踐中，合作治理還存在著協調性、匹配性以及運作成本等問題。因為不同的合作治理事項，會有不同的主體牽頭。如果是政府牽頭，可能比較容易協調，但某些社會組織的匹配性可能存在問題；如果是社會組織牽頭，政府如何配合、在多大程度上配合，是需要深入探討的。同時，合作治理也要考慮成本，既要動員多方力量，又要盡可能做到廉價，合理的成本分攤機制和財務監督機制都需進一步健全。第三，社會組織如何提高治理能力。治理能力指向的是治理有沒有效果，會不會「失靈」。失靈的問題，政府存在，社會組織必然也存在。因此，要高度重視社會組織的治理能力建設。首先，社會組織自身要提高水平、嚴格自律；其次，政府要支持、幫助社會組織提高治理能力；再次，政府和個人還要監督社會組織的治理行為。

5、創新國家治理的方式方法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關鍵在於創新。可以積極嘗試的治理新方法有：第一，非對抗性和「軟法」。具體要求是：變整治為疏導，變剛性為柔性。以治理城市佔道經營為例，目前已有一些地方採用規范設立「便民經營服務點」的方法，兼顧了市民生活便利、經營者正當權益與市容整潔，達到了多贏的效果。在軟法方面，應更加註重發揮激勵性法律規范和鄉規民約等社會自治規則的作用。第二，契約化和合作規制。具體要求是：變命令為協商，變指揮為指導。例如山東省各級公安機關在平安山東建設中，探索出政法部門與保險公司共同建立社區治安防範與人身、財產損害補償相結合的「契約式治安保險聯防」治理新機制，取得了良好成效。第三，提供服務或社會福利。具體要求是：變監管為服務，變強制為利導。例如流動人口不願意辦理登記怎麼辦？江蘇省採取的辦法是「登記積分制」，經過一定年限，達到規定積分後，流動人員就可以享受保障住房、子女上學等待遇，最後還能成為當地市民。第四，市場化和競爭機制。具體要求是：變官辦為民營，變壟斷為競爭。以污染治理為例，環境污染行政處罰固然不能丟，但「排污權交易」的治理方法把政府與企業間的行政關系變成市場的經濟交易，使得企業自覺提高治污積極性，從而控制一定區域內的排污總量。第五，程序化和科技手段。具體要求是：變實體為程序，變「人控」為「機控」。注重採取程序化的技巧來處理實體上公正難辨的問題。應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手段來拓寬治理邊界、提高治理效率、增強治理精度，排除權力、人情、金錢等因素導致的「搞例外」「走後門」現象。

Ⅸ 如何推進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

「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一大亮點，體現了我國對30多年來改革開放經驗的深刻總結，表明了我們黨對政治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入把握。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豐富了國家現代化的內涵，是對改革目標的拓展和延伸。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勢必要求在國家的行政制度、決策制度、司法制度、預算制度、監督制度等重要領域進行突破性的改革。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放在總目標的高度，是對其他各領域改革的高度提煉，只有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才能為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和生態文明的建設和發展提供製度保障，才能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治理理論是一種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是對傳統理論的超越和發展。從新公共管理角度看，服務型政府的理想模式是公共治理模式，公共性是治理的靈魂和宗旨，其本質特徵在於政府與社會對公共生活的共同治理，是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持續互動過程。
1、從治理能力角度看，強調將市場的激勵管理機制以及私人部門的管理方法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務，強調效率、市場化、競爭性和靈活性。
2、從治理主體角度看，強調「三部門」合作治理。政府和市場均存在失靈現象，傳統的「二分模式」已經不能滿足現代社會的管理需求。治理主體應具有多元化，政府作為第一部門、市場作為第二部門、社會組織作為第三部門，共同構成治理的主體。
3、從職責許可權角度看，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公權力機構;市場是提供私人物品的私權力組織;社會組織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私營機構。三者彼此分離又相互依賴。
總之，治理是一個全新的政治理念，它不同於行政和管理，它掌舵而不劃槳。治理與管理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區別：
1、主體不同。管理的主體是政府等國家公共權力;治理的主體可以是公共權力機構，也可以是市場和社會組織。十八大以來，中央多次強調要「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實際上已經體現了多元主體共治的理念。
2、權力來源不同，管理的權力來自統治階級及國家法律授權;治理的權力來自公眾認可及社會契約，甚至在很多情況下，公民直接行使權力，達到自治的效果。
3、適用范圍不同，管理是一個制度性概念，體現國家意識形態，只適用於政府權力所及領域;治理是一個比政府更寬泛的概念，適用於全社會。
4、手段機制不同，管理以政府命令、控制和規制為主，強調權力自上而下的運行;治理強調對話、協商、長期合作，強調權力的自上而下或平行運行。
5、價值取向不同，管理強調的是行政觀、制度觀和責任觀;治理強調民主觀、社會觀和法治觀。
6、達成效果不同，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事務，管理多頭痛醫頭、就事論事，效果往往事倍功半;治理更注重事務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將頂層設計與摸石過河有機結合，效果往往事半功倍。
國家治理體系，是黨領導人民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的體制、機制和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就具體內容，包括各領域的體制機制、法律制度安排，如行政體制、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等;就構成要素，包括治理主體、治理手段及治理效果三個方面。國家治理能力，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使之相互協調、共同發展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有機整體，有了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
推動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是指在新的歷史時期，建構有利於激發社會活力、有利於擴大人民民主、有利於實現公平正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方面制度和體制機制。它為行政體制改革確立了新的目標願景，是實現以發展為訴求的政治經濟社會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一個良好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至少有以下幾個特徵:
1、國家機制、市場機制、公民社會機制的互相支撐與平衡；
2、法治與德治的有機統一，憲法與法律成為公共治理的最高權威，社會契約和價值認同成為公共治理的社會土壤；
3、民主與效率的相互補充與協調，所有公共政策要從根本上體現人民的意志和主體地位，且有利於提高行政與經濟效益。
全面深化改革，解決中國當前面臨的矛盾和挑戰，關鍵要靠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使國家治理體系規范化、科學化、程序化，使國家治理者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律制度治理國家，使社會主體能夠積極、有效地參與到國家治理的過程中，最終達到國家、社會、市場三者良性互動的「善治」效果。那麼，如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一、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樹立國家治理的基本理念。
思想是行動的靈魂，當前不論是權力機關幹部還是廣大群眾對國家治理的認識還不夠到位，甚至存在很多過時的、不與時俱進的觀念和思想。例如，官本位思想十分盛行，掌握行政權力的人往往把自己看成是社會的主人，將行政權力看作是為個人或者小集團謀取利益的私人物品，將權力的運用看作是自上而下的控制、命令和管理，習慣以管理者身份干預社會管理的各個層面，缺乏服務意識，缺乏法律與規則意識，習慣以自由裁量權對權力的運用進行界定，習慣於「家長式」管理模式，認為政府或公權部門是唯一的管理者，將公民、市場及社會組織看作被管理者。同時，從公民角度而言，官本位思想同樣存在，遇事找政府成為既定的思維模式，缺乏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意識和能力;缺乏參與政治生活、爭取自身利益的內生動力和能力，公民社會的發育仍處在萌芽狀態。
因此，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刻不容緩。就政府而言，必須樹立公共權力觀，充分認識到權力的委託屬性，人民群眾是權力的委託者、監督者、制約者，運用好人民賦予的權力，執行人民的意志、維護人民的利益;必須樹立法治權力觀，用法律規范、治理和控制國家的權力，做到依法執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國;必須樹立牢固的服務意識，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做到執政為民、勤政為民。從人民群眾角度而言，必須樹立主體意識觀，認識到自己是權力的委託者，積極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
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要進一步理順各治理主體的協調匹配，正確處理好政府、市場、社會關系。
一個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政府，必然是一個內部許可權分工合理、職責范圍有限、高效運轉、與市場社會良性互動的政府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職能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與深化進行了適應性的調整與轉變，從全能型政府到經濟建設型政府再到服務型政府，我國政府體制改革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市場經濟的活力不斷得到釋放。然而，傳統的政府主導型的發展模式未得到根本性改變，依然採取穩定壓倒一切、發展壓倒一切的管理導向。隨著經濟社會問題的不斷復雜化，國家決策范圍不斷擴大，政府已經無力包攬一切社會事務，政府失靈現象在眾多領域開始顯現。
因此，為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有效的政府必然是職責有限的政府。將市場與社會納入國家治理的主體范疇，建構政府、市場、社會各歸其位，既相互制約又相互支撐的分工體系。尊重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促進社會主體組織化發展，分散國家治理資源，在多元、集體、互動的治理模式中，解決龐雜、專業的社會問題。促進政府職能轉變，為創新公共服務管理模式提供堅實基礎。
三、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要進一步創新國家治理的方式方法。
碎片化、短期行為、政出多門，以及部門主義和地方主義，是我國現行治理體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點，它們嚴重削弱了國家的治理能力。應加強頂層設計，從戰略上謀劃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站在全局的高度科學謀劃各個治理領域的改革方案和具體舉措，加強統籌協調，更加註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總結地方治理改革創新經驗，及時將優秀的地方治理創新做法上升為國家制度。
四、在具體治理方式的創新上，可以考慮以下幾個思路：
1、契約化與合作方式，轉命令為協商，轉獨占為合作，為權力尋求新的合法性途徑。
2、市場化與競爭方式，轉官辦為民營，轉壟斷為競爭，充分尊重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
3、法治化與服務方式，轉人治為法治，轉管理為服務，讓權力在法律與制度的框架下運行，汲取現代治理的思想精髓。
4、注重信息與科技手段的運用，善於利用現代信息技術的成果武裝國家治理，提高治理效率、減少治理成本。
深入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必須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從各個領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更好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放權於社會、讓權於市場，既是政府轉型的現實任務，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在要求。一個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國家，必將是一個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富足的國家，是一個經濟健康運行、社會充滿活力、人民的創造力得到充分釋放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