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歷程

㈠ 在城市治理的過程中，各主體分別發揮著什麼作用

我國城市治理中公眾主體作用發揮現狀分析
我國城市化步伐加快，城市人口不斷增加，導致城市公共事務越來越復雜，公共資源和服務也出現緊缺和分配困難，給城市政府帶來巨大壓力，因而必須轉變以政府為單一主體的傳統管理方式，強調公眾參與及公眾主體作用。本章主要論述我國城市治理中公眾主體作用發揮的具體實踐及成效、存在的問題和制約因素。
3.1 我國城市治理中發揮公眾主體作用的具體實踐及成效
我國城市經濟和城市建設取得較大發展，公眾主體意識和政治需求也不斷增加，城市治理中公眾主體地位和作用明顯提升。目前，我國許多城市已經開始為發揮公眾在城市治理中的主體作用進行理論和實踐創新，並取得一定成效。
3.1.1 創新城市治理制度，提高決策民主化程度
南京市於 2013 年 3 月 1 日正式頒布《南京市城市治理條例》，將城市治理的理念制度化，這是國內第一部有關城市治理的地方綜合立法，它在推動公眾參與城市治理上具有大量突破和創新。
首先，突出了民主行政理念。《條例》在第一章總則部分便指出本條例是以「推動公眾參與城市治理，提高城市管理和服務水平，建設宜居城市和幸福城市」為目的， 《條例》明確提出要推動公眾參與城市治理，意在保障公眾參與城市公共事務的權利，體現了從傳統城市管理向更加民主的現代城市治理轉變的新思路。
其次，健全了公眾參與的制度。《條例》第二章專門規定了公眾、社區和社會組織等參與城市治理的多種具體方式，並明確各個參與主體的權利義務，為公眾依法、高效參與城市治理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再者，創新了城市治理體制。《條例》首創成立了城市治理委員會，並引入公眾參與，且規定公眾委員比例不低於 50%,公眾委員可以通過提案、調查、微博等多種方式建言。可以說城市治理委員會成為了公眾參與的平台，公眾通過這一平台參與城市治理並獲得有力支撐。
《南京市城市治理條例》的頒布，是我國城市治理制度的一次重大創新，它的實施推動了公眾積極有序參與城市治理，並提高城市治理的民主化、科學化、法治化水平，最終將提升城市的發展和公眾生活品質。
3.1.2 培育社會復合主體，整合多方參與力量
社會復合主體是杭州市近年來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培育出來的一種新型社會組織模式，它在推進城市大型項目、發展城市文化、帶動城市特色產業發展、打造城市品牌以及調動社會公眾參與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所謂社會復合主體，是指以推進社會性項目建設、知識創業、事業發展為目的，社會效益與經營運作相統一，由黨政界、知識界、行業界、媒體界等不同身份的人員共同參與、主動關聯而形成的多層架構、網狀聯結、功能融合、優勢互補的新型創業主體①.
近年來，杭州市為了實現構建「生活品質之城」的奮斗目標，開始逐步進行城市治理模式的創新，以更好地發揮社會各群體、各層次之間的良性互動，最大限度地調動社會各界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激發社會發展活力。例如，「杭州城市品牌網群」即是杭州市為了構建「生活品質之城」而積極進行培育的社會復合主體，一大批來自各行各業的專家、學者和媒介人士，以推進城市品牌發展為共同目標，組成了一支高素質、理論扎實、經驗豐富的創業團體，積極開展城市品牌的研究活動，發揮各自優勢、交叉聯動、互相支撐，已經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杭州市社會復合主體的培育，不僅創新了社會組織機構的運行模式，而且開創了政府職能轉變的新的路徑，更在一定程度上革新了城市治理的模式、拓展了公眾參與的形式。社會復合主體的構建和運行，讓不同領域、不同群體、不同層次的城市公眾有序參與城市的規劃、建設和發展，在推進社會民主的同時，有力整合了城市各行各界的各種資源，整合了多方參與力量，最大限度統籌了社會利益。
3.1.3 推行「城管革命」,發揮群眾參與作用
武漢市政府於 2011 年 7 月 1 日開始啟動「城管革命」.它不僅是一場改變城市形象的工程，更是一場革新城市治理理念、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重大革命。
第一，從「小城管」向「大城管」轉變。傳統的「小城管」主要是管理城市市容和城市環境問題，而武漢「城管革命」開創了「大城管」概念，不僅要做好城市綜合管理本職工作，還要做好宣傳教育工作，提升城市公眾素質，從而減少違法違規行為。
第二，提升城市管理標准，革新管理體制機制。武漢市《武漢城市綜合管理手冊》首次明確規定了各項城市管理工作的標准、流程，有力推進了城市管理工作的規范化。同時通過組建武漢市城市管理委員會，對城市管理各項職能進行協調，對交叉職能進行重新明確，提升了城市管理效率。
第三，推行柔性化管理，創新執法方式。武漢城管在「城管革命」中積極探索新的執法方式，將柔性執法作為傳統執法的補充方式（如鮮花執法、舉牌執法等），獲得公眾好評，促進了和諧治理，提升了執法效率。
第四，動員群眾參與，加強城管考核。在環境綜合整治方面，武漢各區政府抓住環境治理重點、難點工作，發動市民參與城市管理，鼓勵市民志願者包路段、包路口，構建了全民參與的氛圍。而對於城管執法人員，武漢市則制定了《武漢市城管員工作守則及考核辦法》，對執法人員進行分類考核，增強城管人員責任意識，提升城市管理業績。
在這場「城管革命」中，武漢市政府對外瞄準全國一流，力爭塑造「大武漢」形象；對內力求擺脫武漢「大縣城」、「大工地」形象，表現了解決問題的決心、力度和標准。這場「城管革命」離不開每位公眾的努力，公眾的參與不僅發揮了集體力量，增加了治理效果，也提高了市民自身素質，在整個社會上起到了廣泛的宣傳作用，更使得城市治理的民主理念深入人心。
3.1.4 實施數字化城市治理，拓展市民參與途徑
「數字化城市治理」就是指以信息化手段和移動通信技術手段來處理、分析和管理整個城市的所有部件和事件信息，促進城市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交通流的通暢與協調①.
北京市作為全國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建設取得重大成果，隨著城市功能不斷完善，公眾對城市管理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城市精細化管理成為城市治理的新的趨勢。
為此，北京市東城區對「數字城市」理論進行專門研究，提出了數字化城市管理的新模式。具體來說，就是採用萬米單元網格管理法和城市部件、事件管理法相結合的方式，應用、整合多項數字城市技術，通過數字網路和信息平台，實時、全方位收集城市管理信息②.數字化城市管理的實施需要經過信息收集階段、案卷建立階段、任務派遣階段、任務處理階段、處理反饋階段、核查結案階段，在信息收集和案卷建立階段，社會公眾可以利用無線智能終端向監督中心舉報城市管理的一切問題，所有問題會被採集並核實。公眾可以通過這一系統實時反饋信息和提出意見，實現了城市管理信息化、動態化、精細化。
2005 年 7 月，北京「東城區網格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統」被國家建設部確認為「數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組織在全國城市推廣。數字化城市治理模式的創建，不僅提高了政府治理效率，整合城市管理資源，節約了職能部門人力和物力成本，而且還拓展了公眾參與方式與途徑，提升了公眾參與熱情和滿意度。
3.2 我國城市治理中公眾主體作用發揮存在的問題
我國正從傳統城市管理向現代城市治理轉型，許多城市已經接受了新的城市治理理念，並為治理過程中發揮公眾主體作用積極進行實踐。但在具體實踐中，公眾主體作用的發揮還存在諸如參與熱情不高、參與層次較低、參與途徑單一、參與法制滯後等問題。
3.2.1 公眾參與熱情不高，主體作用發揮流於形式
近年來，城市政府逐漸認識到公眾參與在城市治理中的重要性，在涉及城市規劃、城市公共服務、城市交通、環境保護等領域中公眾作為參與主體之一擁有越來越多發言權，公眾主體地位明顯提升。但是，市場經濟的發展並沒有使公眾參與城市治理的積極性得到提高，公眾對於自身和國家的關系的認識還不充分。在現實城市治理中公眾參與的自覺性、理性化程度不高，參與熱情普遍較低。大多數人表現的比較冷漠，並認為自身的參與對於決策影響不大或不夠直接，而最終決策權依然掌握在政府手裡，因而更多的是一種形式上的參與。有些人受傳統封建集權思想影響，認為政府是城市治理中的唯一主體，並把城市政府的主導作用簡單理解為「政府說了算」或「與自己無關」.有許多人更是是基於「從眾心理」而參與，並沒有把自己當成城市的主人真正參與到城市治理中，更沒有充分享受公眾應有的權利，使得公眾主體作用發揮流於形式。政府對於公眾參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認識不足，對於保障公眾參與城市治理的制度建設投入不足，使得公眾參與的合法性、公正性、公平性得不到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眾參與的熱情。
3.2.2 公眾參與層次較低，主體作用發揮比較局限
雖然我國正在積極向「小政府、大社會」的方向推進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政府也在努力做好職能轉變和簡政放權工作，但是我國目前仍然處於從傳統城市管理向現代城市治理轉型的階段，城市政府依然扮演著「全能政府」的角色，政府主導著城市治理的各個方面。政府在城市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和優勢致使其依靠行政手段完成治理過程，社會組織和普通民眾在城市治理中的參與形式、內容和參與層次上也基本是聽從政府事先安排，公眾參與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受到限制，參與作用不明顯。
當前我國公眾參與城市治理的途徑還比較落後，仍然停留在公示、發表意見、咨詢、聽證等較低層次，而且公民參與城市治理的配套制度和機制依然不健全，公眾代表的選擇機制和公眾意見反饋機制建立依舊滯後，公眾在城市治理各項事務中的決策參與權和參與途徑也無配套法律法規來保障，從而使公眾參與層次較低①.另外，雖然我國公眾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對城市問題和政府治理目標的理解都有所提升，但是在城市社會中公眾的科學文化水平和政治素養層次不齊，並且隨著經濟和科技的發展城市政府的政策議題不斷更新，公眾參與的門檻也逐漸提高，導致公眾參與層次降低，主體作用發揮受到限制。

3.2.3 公眾參與途徑單一，主體作用發揮缺少渠道
目前公眾參與城市治理的途徑比較有限，在正式途徑中，公眾參與的形式、資格、原則等基本由行政管理者來確定，公眾參與的合法渠道在多數情況下只是一種名義上的權利，難以在決策中表達其意志。實際操作中，公眾參與的范圍、界限也不夠明確。一般只是少數公眾代表來參與，並且公眾代表參與的內容局限在徵求意見階段，是否採納、何時實施都無明確可靠機制來保證。另外，政府和公眾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使得公眾無法對政府的管理活動進行有效介入和監督，從而削弱了公眾參與的積極性。在非正式途徑中，公眾往往會通過媒體、網路、社交工具等表達自己參與治理的願望。在非正式途徑中，公眾的參與一般是自發、無組織和無序的，並且許多參與者受教育程度、個人素質和利益相關度影響，對於日趨復雜的城市問題難以做出客觀、公正的分析和正確的判斷；同時由於輿論傳播速度較快，很多人容易受到偏激、不實信息的誤導，難以保持正確立場，加上政府信息公開不徹底，難免有公眾為了個人利益而採取非理性的極端方法表達訴求。我國社會組織發展還比較落後，大多數社會組織難以形成公眾參與的渠道，已有的社會組織在參與城市治理過程中也常常受到政府的各種限制，參與途徑和渠道十分有限。
3.2.4 公眾參與法制滯後，主體作用發揮缺乏保障
我國公眾參與城市治理是政府行政更加民主的表現，也是符合公眾參政議政需求的普遍做法，但公眾參與必須有一套健全的制度體系來保障，否則公眾主體作用難以有效發揮。當前我國公眾參與法制建設同公眾迅速增長的參與熱情和參與意識相比，仍然非常滯後。雖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規對公眾參與做出闡述，但是依然沒有比較具體的法律制度對公眾參與的形式、范圍、方法、手段等作出具體規定，公眾應該享受哪些權利、承擔何種義務都無詳細規定。比如現行的《城鄉規劃法》雖然強調了公眾參與和社會監督，卻沒有確立公眾參與的具體原則，這就導致了在城市治理實踐中作出的某些決策可能與公眾的意願和利益相矛盾，從而引起不必要的沖突①.在沒有法律制度的保障情況下，公眾一般難以依法主動爭取或維護自身參與權，其參與積極性會大大降低。更有一些人因為不滿轉而採取非理性表達訴求方式，給社會造成不穩定因素，影響城市政府形象。另外，公眾參與缺乏相應激勵機制。城市中有許多外來人口，經濟能力較差，政治參與需求不高。在城市治理中很少有人代表這部分人發出聲音，為他們爭取利益，長此以往可能使他們成為城市發展的不穩定因素。政府除了完善法律法規保障他們的參與權，還應該出台相應激勵機制鼓勵他們參與城市治理，發揮弱勢群體作用，促進社會公平和諧。

3.3 制約我國城市治理中公眾主體作用的因素

根據上文對我國城市治理中公眾主體作用發揮存在的問題的分析，本節主要論述制約我國城市治理中公眾主體作用的因素：政府支持力度不夠、公眾參與能力欠缺、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
3.3.1 政府支持力度不夠
從目前全國各城市治理現狀來看，政府對公眾參與城市治理的支持力度不夠。
一是資金投入不足。目前公眾參與城市治理主要是聽證會式參與和活動式參與，但是政府在這方面資金投入不足，導致聽證會和政府舉辦活動只能是由少數市民代表參加的小范圍參與，無法形成廣泛的公眾參與，還導致政府各種公眾參與活動難以形成常態，形式意義大於實際作用。
二是政策宣傳不到位。我國城市人口密度大、流動性強，各類人群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水平參差不齊，許多人群甚至不會使用網路。而政府在政策宣傳方面主要是通過官方渠道（如電視，網站，社交媒體等）進行傳播，導致一部分人無法了解政策走向；同時，政府在宣傳過程中容易忽略不同人群受教育程度差異，也缺乏對國家政策的人性化解讀來幫助公眾了解與自身利益相關的信息，導致宣傳效果有限。
三是信息公開程度不高。雖然我國大力推行政府信息公開化，但是各級政府在信息公開范圍、領域、級別等事情上基本是自己做主，公開什麼、不公開什麼都是政府一家說了算，普通公眾難以獲取關鍵信息，更無從參與對政府政務的有效監督。
政府在城市治理中也很少以開放的態度回應公眾質疑和需求，導致信息溝通不及時。
四是制度支持不夠。公眾在參與過程中該享受何種權利、該承擔哪些義務都沒有具體法律規定。在實際操作中，也缺乏可用的法律法規保障公眾對政府行政行為的監督權的落實。另外，公眾參與城市治理需耗費一定的物質成本和時間成本，但我國目前並未構建公眾參與城市治理的激勵機制，難以發揮公眾參與積極性。
3.3.2 公眾參與能力欠缺
我國公眾長期以來缺乏對城市治理的參與，雖然公眾生活水平大大改善，參政議政的意識不斷提高，但是大部分公眾並未具備參與城市治理的能力。
一方面，由於政府對公眾參與的認識和重視不到位，目前還未有專門的制度對公眾參與城市治理的操作規范和原則進行規定，包括具體的參與范圍、形式、步驟和路徑等，都無明確說明。這直接導致公眾長期無從了解參與城市治理具體方式和做法，也無相關人員對他們參與城市治理的能力進行培養和指導，因此在實際參與過程中，公眾只能被動接受政府安排，表現為外在參與能力的缺失。
另一方面，雖然我國城市經濟不斷發展，公眾物質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但我國人均收入水平較低，貧富差距依然較大。大量農村人口為了改變低收入現狀湧入城市，形成了差異化的城市人群。城市人群文化水平和自身素質方面的差異造成對城市問題的理解層次和參與能力的不同，面對由於社會發展產生的新的城市治理問題和不斷增高的參與門檻，公眾難免感覺力不從心①,表現為內在參與能力的欠缺。
3.3.3 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
傳統「官本位」的思想意識制約了我國城市治理中公眾的參與。我國幾千年的封建文化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以官為本」的價值取向，以維護封建集權體制為目的，從而禁錮了普通民眾的參與意識。無論在官場還是普通民眾日常生活中，等級思想深入人心，政府行政管理者認為自身是行政決策和執行的領導者，城市治理中的各項事務是自己分內的事，與公眾無關，大部分公眾也沒有能力參與治理，因此更多時候把公眾參與當成是一種形式；普通民眾也逐漸形成了「惟上是從」的價值導向，認為公共事務都是政府的事，政府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有能力處理好一切，因而沒必要關心。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各級政府依然過分充當「劃槳者」的角色，對於國家各類事務管得過多過細，導致公眾形成了聽從國家和政府安排的習慣。「官本位」思想長久以來影響我國公眾價值取向，導致公眾在國家事務中的參與意識和熱情偏低，多數參與者也比較被動，缺乏對政策的獨到見解。
本章主要介紹了我國部分城市在治理過程中發揮公眾主體作用的具體實踐，如南京市創新城市管理制度、杭州市培育社會復合主體、武漢推行「城管革命」、北京實施數字化城市治理等，這些城市通過不斷創新來提升治理效果，但依然存在公眾參與熱情不高、參與層次較低、參與途徑單一和參與法制滯後等問題。本章結合公眾主體作用發揮存在的問題，分析了制約公眾主體作用發揮的主要因素，為下一章提出具體的對策提供重要依據。
（資料來源：學術堂 所屬分類： 公共管理碩士論文）

㈡ 在城市環境治理過程中，樹立生態文明理念要從哪幾個方面著手急！！！

在當前我國的城市現代化建設中，全社會都應樹立生態文明與生態安全的意識和理念，正確認識和遵循自然規律，絕不能以犧牲資源和生態環境來換取城市現代化的發展。

生態環境作為一種公共產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特點。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應發揮主導作用，進一步加強公共財政的投入，提供好這一公共產品。中共武進區委黨校李軍強調，黨和國家在重視和保護公民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權利的同時，也要重視和保護他們所擁有的生態權益。

抓好「三個主體」是樹立科學的生態文明理念的現實抓手。

一是政府主體的理念塑造。從政府抓起是樹立生態文明理念的關鍵。強化政府環境治理職能，

二是政府主體的理念塑造。從政府抓起是樹立生態文明理念的關鍵。強化政府環境治理職能，

三是公眾主體的理念塑造。

㈢ 歷史街區保護整治與舊城更新的關系

隨著國內市場經濟的繁榮和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城市的面貌正發生著劇烈的變化
一方面，許多大型城市嚴格控制城市規模，以往粗放式的外延擴張的方式被遏制。另一方面，舊城區因建設年代較早，舊城功能及物質性的衰敗使之不再適應日益豐富的當今城市生活。而這些地塊往往地處城市的中心區域，交通可達性好，人流量大，市民對市區中心的集體記憶的慣性等使得這些地塊本身具有很大的價值。
處於舊城區中的歷史地段，其本身亦城市發展過程中相應歷史時期背景下的產物。記錄著一座城市及其社會的歲月，傳統。這種記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代表性。因此，越來越多人意識到，對歷史街區採取有機更新利用而非博物館式的凍結保存，挖掘街區的市場價值，使之重新融入當代的城市生活中是對待歷史街區存續的有效途徑之一。此外，歷史街區本身的文化及精神價值易被旅遊休閑商業注意。通過差異化的包裝，改造，提高商業開發的附加值，這已經是國內歷史街區開發的一般模式。隨著國內市場經濟的繁榮和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城市的面貌正發生著劇烈的變化
一方面，許多大型城市嚴格控制城市規模，以往粗放式的外延擴張的方式被遏制。另一方面，舊城區因建設年代較早，舊城功能及物質性的衰敗使之不再適應日益豐富的當今城市生活。而這些地塊往往地處城市的中心區域，交通可達性好，人流量大，市民對市區中心的集體記憶的慣性等使得這些地塊本身具有很大的價值。
處於舊城區中的歷史地段，其本身亦城市發展過程中相應歷史時期背景下的產物。記錄著一座城市及其社會的歲月，傳統。這種記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代表性。因此，越來越多人意識到，對歷史街區採取有機更新利用而非博物館式的凍結保存，挖掘街區的市場價值，使之重新融入當代的城市生活中是對待歷史街區存續的有效途徑之一。此外，歷史街區本身的文化及精神價值易被旅遊休閑商業注意。通過差異化的包裝，改造，提高商業開發的附加值，這已經是國內歷史街區開發的一般模式。

㈣ 衡陽的城市演變歷史

衡陽市歷史悠久，根據出土文物考察，五、六千年前，我們的祖先就使用石器等原始工具，在衡陽地區種植水稻，飼養豬牛，定居生活。 三皇五帝 黃帝司徒祝融平定共工，治理南方而居於衡山之陽[8]，被封楚地，成為楚國人始祖[9]，葬衡山祝融峰。 夏商周 衡陽古為衡湘國，戰國初時為楚國所滅，改稱龐邑，為楚南重鎮，有2500餘年的建城歷史。 秦漢 西漢高祖5年（公元前202）始建酃縣（治今珠暉區酃湖鄉，中國西漢至隋朝初年酃縣為衡陽市珠暉區酃湖，宋代至新中國成立之初酃縣為炎陵縣）。西漢末年，酃縣西部設鍾武侯國。 三國 衡陽分屬於衡陽郡和湘東郡，出現二郡分立。公元220年，孫吳於長沙郡東南設置湘東郡，郡治設酃縣（今珠暉區酃湖鄉）；並於長沙郡西部設衡陽郡，下轄蒸陽（今衡陽縣）、重安（今衡南縣）、湘南、湘西（今衡山、衡東、南嶽區）、湘鄉、益陽等縣。此為歷史上首次出現以衡陽命名的郡。 兩晉南北朝 西晉置衡州，治衡陽。東晉、南北朝先後設湘東郡、衡陽王國（轄今衡陽市、婁底市、益陽市、湘潭市、寧鄉縣等地）、湘東王國（今衡陽市、茶陵、炎陵、攸縣、雙峰、安仁等地），首府設衡陽。 隋朝 公元589年，隋滅陳並改郡為州，並湘東、衡陽兩郡為衡州總管府，改臨蒸為衡陽縣，州、縣城均設湘江東岸。此為歷史上首次出現以衡陽命名的縣。 唐朝 唐天寶年間又將衡州改稱衡陽郡，唐乾元元年復用衡州。肅宗至德二年置衡州防禦使，領衡、涪、岳、潭、郴、邵、永、道八州。公元764年，唐王朝為了加強對湖南地區的控制，設置湖南觀察使。這是歷史上最早出現「湖南」之名，湖南觀察使駐衡州。 五代十國 馬殷在湖南創建楚國（衡陽為陪都，馬殷死後葬衡州衡陽縣）。 宋朝 為衡州衡陽郡，湖南提刑司治所。 元朝 元朝確定行省制度，省下設路，改置衡州路總管府，在衡州設湖南宣慰司，隸屬湖廣行省。元貞元年(1295) 衡永郴桂諸路人民抗糧、抗丁，起義頻繁，朝廷於衡州設行樞密院。 明朝 置衡州府，隸屬湖廣行省。下轄衡陽縣（衡陽市區、衡陽縣、衡南縣）、衡山縣（南嶽區、衡山縣、衡東縣）、耒陽縣（耒陽市、安仁縣）、常寧縣（常寧市）、茶陵州（茶陵縣、攸縣、炎陵縣、安仁縣）、桂陽州（桂陽縣、臨武縣、藍山縣、嘉禾縣），明朝中後期設雍王、桂王藩國，都衡陽。明末清初順治九年（1652年）十一月，在清統一戰爭中，大西軍安西王李定國率軍於衡州城郊伏擊清軍，陣斬清定遠大將軍敬瑾親王尼堪，史稱「衡州之戰」[10]。 清朝 置衡永郴道，駐衡州府，領衡州府（衡陽縣、清泉縣、衡山縣、耒陽縣、常寧縣、安仁縣、酃縣、桂陽州、臨武縣、藍山縣、嘉禾縣）、永州府（零陵縣、祁陽縣、東安縣、道州、寧遠縣、永明縣、江華縣、新田縣）、郴州（永興縣、宜章縣、興寧縣、桂東縣），雍正十年（1732）增領桂陽州，更名衡永郴桂道。公元1676年，吳三桂在衡陽稱帝，國號周。衡陽稱應天府（國都）。1852年，曾國藩、彭玉麟在衡陽創建湘軍。1854年，從衡陽出師北伐太平天國。 民國 民國三年（1914年），廢府存道，改衡永郴桂道為衡陽道，俞壽璋任道尹。衡陽道（全省三道：衡陽道、湘江道、辰沅道）所轄縣仍如清
衡陽市行政部門(15張)代衡永郴桂道，治所衡陽，直轄湘南34縣。1936年，衡陽設立粵漢、湘桂鐵路局，管轄湘桂粵鄂黔五省鐵路。1937年，湖南分十個行政督察區，第二行政督察區專員公署駐衡陽，轄衡陽、衡山、常寧、耒陽、攸縣、安仁、酃縣、茶陵。1939年春湖南省政府自沅陵遷至耒陽。省政府設在水東江至竹市一帶，秘書廳設杜陵書院（今耒陽一中）。抗戰爆發後，隨著國民政府政治、經濟、文化重心的西移，衡陽的經濟和社會迅速發展和演進，不僅是南方交通樞紐，而且成為大後方最重要的物資集散地和工商業中心，市區人口劇增至60萬。因此，1941年1月，湖南省政府決定將衡陽縣東華、雁峰、西湖、石鼓、江東5鎮和城郊的廣福、奇罡、酃湖3鄉區域設置衡陽市，直屬湖南省政府，衡陽縣治仍駐市區。1942年1月1日，國民政府設衡陽市，屬省轄，市長朱玖瑩。1943年成為國民政府第二大工商業城市，人口近100萬。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歷時最長的戰役——衡陽保衛戰致使全城被毀，全城僅剩三棟建築。 新中國 1949年10月8日衡陽解放，設立衡陽鐵路局，管轄中南六省鐵路（河南、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江西）。1949年設衡陽專區，專署駐衡陽市。轄衡陽市及衡陽、衡山、攸縣、茶陵、酃縣、安仁、耒陽、常寧等8縣。1950年衡陽市改由省轄。1952年撤銷衡陽專區，設立湘南行署，行署駐衡陽市。原衡陽專區所屬衡陽、衡南、衡山、耒陽、安仁、酃縣、常寧等7縣和原郴州專區所屬郴縣、永興、資興、桂東、汝城、宜章、臨武、藍山、嘉禾、桂陽等10縣，原零陵專區所屬零陵、東安（駐白牙市）、祁陽、祁東、新田、寧遠、江華、道縣、永明等9縣劃入湘南行政區。轄1市26縣。1980年復為省轄市（1980年湖南5個省轄市、10地區、1州，衡陽有省轄衡陽市和衡陽地區）。1983年7月，衡陽地區與衡陽市合並，實行市管縣新體制。衡陽市轄衡陽、衡南、衡山、常寧、耒陽、祁東七縣（耒陽、常寧為縣級市）和江東、城南、城北、郊區、南嶽五個縣級區。2001年城北、城南、江東、郊區四個區分別更名為石鼓、雁峰、珠暉、蒸湘四個縣級區。

㈤ 重慶區域發展戰略的演變經過了哪幾個階段

直轄以來重慶區域發展戰略演進
2007-05-20來源：來源：重慶日報 2007.5.20
在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和區域經濟發展的宏觀背景下，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分析重慶直轄以來區域發展戰略的演變，對於理解和實施「一圈兩翼」區域發展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一、「三大經濟區」區域發展戰略是直轄初期重慶破解地區不平衡問題和完成中央戰略使命的現實體現
從1997年直轄，至「十五」初期，是重慶對「單列市的體制、直轄市的牌子、中等省的架構」形勢的適應期和過渡期，也是深刻了解市情、發現問題、尋找問題突破口的積蓄期。經過幾年的探索，重慶按照全市各地區的自然及經濟地理特徵和經濟社會發展現狀，遵循勞動地域分工和區域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提出劃分都市經濟圈、渝西經濟走廊和三峽庫區三大經濟區，按照分類指導的原則促進發展，這是破解重慶大城市與大農村並存、區域發展極不平衡以及移民問題、民族問題和生態環境脆弱等突出問題的現實體現。同時，中央設立重慶直轄市，期望通過長江上游經濟中心的建設，帶動和輻射周邊和西部地區的戰略意圖，客觀要求重慶構建長江上游經濟中心的核心區和承載主體。通過以都市經濟圈為核心點，以滬蓉高速公路、長江為主幹軸線，帶動渝西經濟走廊和三峽庫區左右兩翼經濟腹地，形成「點軸」式「一點帶兩翼」的區域發展格局，正是這種客觀要求的具體體現。
「十五」以來，「三大經濟區」在分類指導的基礎上，經濟社會取得明顯的發展。都市經濟圈、渝西經濟走廊和三峽庫區人均GDP總量增長0.45、0.7、0.8倍（2002—2005年，下同），GDP年均增長分別達到11.8%、11.5%、11%，城市居民人均工資收入分別增長0.56、0.43、0.45倍，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別增長0.34、0.36、0.39倍。都市經濟圈形成對長江上游地區的基礎設施支撐、生產要素配置、科教文化主導、市場流通集散等功能，長江上游經濟中心的主體承載能力得到強化鞏固；並且通過承接勞動力轉移，很大程度上緩解了三峽庫區的人口、環境、資源承載壓力。渝西經濟走廊通過大力建設產業密集帶和中小城市連綿區，承接主城「退二進三」產業的轉移，通過強化其與四川、貴州經濟社會聯系的紐帶作用，促進重慶經濟向西、向南、向北輻射，成為重慶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三峽庫區生態經濟區基本實現百萬移民大搬遷，庫區水環境治理、退耕還林等生態建設取得了重要成果。作為重慶與我國東部和中部地區聯系的要道，交通設施逐步完善，對重慶促進東、中、西聯合，共謀發展起到了獨特、重要的作用。
二、「三大經濟區、四大板塊」區域發展戰略是豐富「三大經濟區」區域發展戰略，在分類指導政策上做出的新調整
經過「十五」時期的實踐，重慶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和空間布局結構都出現了新的變化，針對三峽庫區生態經濟區內渝東北、渝東南工作重點的差異性，「十一五」規劃中提出了「按三大經濟區構建區域經濟體系，按四大工作板塊實行分類指導」的區域發展戰略，將三峽庫區生態經濟區劃分為渝東北、渝東南，加上渝西經濟走廊和都市發達經濟圈共四大板塊。把適度傾斜與協調發展相結合，力促加快發展渝東南少數民族地區，構建渝東南特色經濟走廊和武陵山區少數民族地區經濟高地。在渝東北地區，結合三峽工程移民遷建，全面推進城鎮和基礎設施建設，強化生態環境保護，重構產業體系。同時，針對我市城市經濟不強的實際，提出了重點推進六大區域性中心城市發展戰略。
三、「一圈兩翼」區域發展戰略是適應新形勢、新任務對「三大經濟區、四大板塊」區域發展戰略的繼承、創新和發展
重慶直轄十年來，走過了「打基礎、建平台、增後勁」的重要階段，進入了「求突破、強實力、上台階」的新階段，胡錦濤總書記的「314」總體部署，又為重慶發展指明了方向。
「一圈兩翼」區域發展戰略是新形勢下重慶完成胡錦濤總書記「314」戰略使命的現實要求。當前，如何既適應全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大局，又能結合市情解決城鄉二元結構的矛盾，在較短時期內打造具有更強聚集和輻射功能的核心經濟區域，這一戰略任務客觀地擺在我們面前。推動城鄉統籌發展，率先實現全面小康必須要有新思路和新突破。按照「一圈兩翼」區域發展戰略，打造「1小時經濟圈」，擴大了長江上游地區經濟中心的承載主體並加速其城市化工業化進程，帶動以萬州為中心的庫區和以黔江為中心的渝東南少數民族地區的「兩翼」共同協調發展。該戰略的提出，將有利於我市由「小馬帶大車」向「大馬帶大車」的轉變。
「一圈兩翼」區域發展戰略是對「三大經濟區、四大板塊」區域發展戰略的創新和發展。應當指出，「一圈兩翼」區域發展戰略就其區域發展的指導理論而言，與「三大經濟區」、「三大經濟區、四大板塊」區域發展戰略是一脈相承的，但「一圈兩翼」將原來「三大經濟區、四大板塊」的都市經濟圈、渝西經濟走廊和三峽庫區三大經濟區的涪陵、長壽納入「1小時經濟圈」，渝東北、渝東南分別納入以萬州、黔江為區域中心的「兩翼」，空間結構劃分的改變，也必然帶來發展內涵的深刻變化。
首先，在非均衡協調發展理論總體指導下強化了增長極理論的應用。市委、市政府提出「一圈兩翼」區域發展戰略，在全市區域中突出「1小時經濟圈」，在「兩翼」中突出萬州、黔江兩個區域性中心城市的作用，正是增長極理論的具體應用。
其次，「一圈兩翼」區域發展戰略符合重慶區域發展現狀、適應了國家主體功能區劃分的要求。通過「三大經濟區」、「三大經濟區、四大板塊」區域發展戰略的推動，特別是渝西經濟走廊交通區位條件的改善，都市經濟圈、渝西經濟走廊城市化（城市群）、產業化進程已逐漸融為一體，經濟板塊化的雛形已現，無論就經濟實力、產業結構及競爭力、科技創新能力、基礎設施和開放程度等方面都具備了形成更大增長極的可能。同時，按照國家主體功能區劃分戰略，根據我市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和發展潛力，按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的不同要求進一步明確主體功能區，完善土地、環境、產業、投資、人口等方面的區域政策，引導區域開發方向和程度，對不同類地區所承擔的主體功能進行的科學劃分，是保證我市可持續發展的客觀需要。通過「一圈」增長極產業集聚、要素集聚等的「極化」過程，增強經濟總體實力；通過「一圈」資金、人才等的「擴散」、「反哺」，以及承載「兩翼」富餘人口和勞動力，減輕「兩翼」發展壓力，促進「兩翼」社會發展水平的提升，也是增長極理論與協調理論相互融合、統一在重慶區域發展的實踐。
四、「一圈兩翼」區域發展戰略將促進重慶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
首先，「一圈兩翼」區域發展戰略有助於充分發揮城鎮化、工業化對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推進動力作用。「一圈」為推進重慶工業化進程、用新型工業化引導重慶產業深度開發，實現產業分類、集聚、規模發展，構築優勢產業體系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將成為重慶經濟加快發展的強大引擎。創造的財力將使全市具備支持「兩翼」特色產業發展、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二，「一圈兩翼」區域發展戰略有助於提高重點開發區承載力水平，減輕限制開發區發展的負擔和壓力。「1小時經濟圈」內城市功能建設對重點開發區域承載力的提升和產業發展對就業的需求，將承接大量「兩翼」限制開發區的人口、勞動力，減輕「兩翼」產業發展、生態保護的壓力，使「兩翼」人均擁有資源量、財力水平等大幅提高。
第三，「一圈兩翼」區域發展戰略有助於形成要素資源窪地，借外力促進內部循環協調發展。「1小時經濟圈」與長江上游沿線、四川的老成渝沿線、新成渝沿線、貴州北部沿線地區通道的打通，可以藉助合作平台，使重慶形成要素聚集的窪地。對於「兩翼」地區，依託長壽和涪陵副核重要節點，以及連接「兩翼」城鎮的公路、鐵路等中通道和紐帶，通過物流、人流的中轉、傳遞，帶動生產要素流動，輻射「兩翼」。
第四，「一圈兩翼」區域發展戰略有助於分層、分類推進改革，降低改革風險，提高改革成效。「一圈兩翼」戰略基本上將重慶統籌城鄉改革中具有自主改革、自主改革與外力支持相結合和主要依靠外力改革的地區劃分開，有利於由易到難分層、分類制定改革措施，降低全市特別是「兩翼」困難地區的改革風險。

㈥ 從歷史角度談城市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你對城市的未來發展的環境的建設是什麼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主要組成部分，城市也是伴隨人類文明與進步發展起來的。農耕時代，人類開始定居；伴隨工商業的發展，城市崛起和城市文明開始傳播。其實農耕時代，城市就出現了，但作用是軍事防禦和舉行祭祀儀式，並不具有生產功能，只是個消費中心。那時城市的規模很小，因為周圍的農村提供的余糧不多。每個城市和它控制的農村，構成一個小單位，相對封閉，自給自足。學者們普遍認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是工商業發展的產物。如13世紀的地中海岸，米蘭、威尼斯、巴黎等，都是重要的商業和貿易中心；其中威尼斯在繁盛時期，人口超過20萬。工業革命之後，城市化進程大大加快了，由於農民不斷湧向新的工業中心，城市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英、美、德與法國等西方國家，絕大多數人口，都已生活在城市裡。這不僅是富足的標志，而且是文明的象徵。
「城市」的提法本身就包含了兩方面的含義：「城」為行政地域的概念，即人口的集聚地；「市」為商業的概念，即商品交換的場所。而最早的「城市」（實際應為我們現在「城鎮」）就是因商品交換集聚人群後而形成的。而城市的出現，也同商業的變革有著直接的淵源關系。最初城市中的工業集聚，也是為了使商品交換變得更為容易（可就地加工、就地銷售）而形成的。在城市中直接加工銷售相對於將已加工好的商品拿到城市中來交換而言，則正是一種隨著工業城市的出現而產生的一種商業變革。城市包括包括有城市規模、城市功能、城市布局和城市交通，而這幾方面所發生的變化，都必然地會對城市的商業活動帶來影響，促使其發生相應的變革。
城市經濟學對城市作了不同能級的分類，如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國際化大都市、世界城市等，對城市能級分類的一個標準是人口的規模，中國根據市區非農業人口的數量把城市分為四等：人口少於20萬的為小城市，20萬至50萬人口的為中等城市，50萬人口以上的為大城市，其中又把人口達100萬以上的大城市稱為特大型城市。
按城市綜合經濟實力和世界城市發展的歷史來看，城市分為集市型、功能型、綜合性、城市群等類別，這些類別也是城市發展的各個階段。任何城市都必須經過集市型階段。
• 集市型城市，屬於周邊農民或手工業者商品交換的集聚地，商業主要由交易市場、商店和旅館、飯店等配套服務設施所構成。處於集市型階段的城市在中國主要有集鎮；
• 功能型城市，通過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優勢產業的集中，開始發展其特有的工業產業，從而使城市具有特定的功能。不僅是商品的交換地，同時也是商品的生產地。但城市因產業分工而形成的功能單調，對其他地區和城市經濟交流的依賴增強，商業開始由封閉型的城內交易為主轉為開放性的城際交易為主，批發貿易業有了很大的發展。這類型城市主要有工業重鎮、旅遊城市等；
• 綜合型，一些地理位置優越和產業優勢明顯的城市經濟功能趨於綜合型，金融、貿易、服務、文化、娛樂等功能得到發展，城市的集聚力日益增強，從而使城市的經濟能級大大提高，成為區域性、全國性甚至國際性的經濟中心和貿易中心（「大都市」）。商業由單純的商品交易向綜合服務發展，商業活動也擴展延伸為促進商品流通和滿足交易需求的一切活動。這類城市在中國比較典型的有直轄市、省會城市。
• 城市群（或都市圈）。城市的經濟功能已不再是在一個孤立的城市體現，而是由以一個中心城市為核心，同與其保持著密切經濟聯系的一系列中小城市共同組成的城市群來體現了。如美國大西洋沿岸的「波士華」城市帶，日本的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英國的「倫敦-利物浦」城市帶等。上海所在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實際上也正在形成一個經濟關系密切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其整體的經濟功能已在日益凸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規定人口在5萬以上的城市可以准予設市；1951年底政務院在《關於調整機構和緊縮編制的決定》中，規定人口在9萬以上可以設市；1955年6月9日，國務院第一次頒布《關於設置市鎮建制的決定》規定聚居人口10萬以上的城鎮可以設市，聚居人口不足10萬，但屬重工礦基地、省級地方國家機關所在地、規模較大的物資集散地或邊遠地區的重要城鎮，並確有必需時，可以設市。
1986年4月19日，國務院批轉民政部《關於調整設市標准和市領導縣條件的報告》，第一次在市鎮建制中加入經濟指標。規定總人口在50萬以上的縣，駐地所在鎮非農業人口在10萬以上、常住人口中農業人口不超40%、年國民生產總值在3億元以上，可以撤縣設市，或總人口在50萬以上的縣，駐地非農業人口在12萬以上、年國民生產總值4億元以上，可以撤縣設市。市、鎮的轄區范圍迅速膨脹，按行政建制統計的城鎮人口以不能反應城鄉人口狀況，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也停止公布我國1982年以後的城鎮人口統計資料。
1993年5月17日國務院批轉民政部《關於調整設市標準的報告》。為較均衡地布局城鎮體系，按人口密度確立了三個市鎮設置標准，對中西部地區適當降低了要求。按行政建制進行的城市人口統計也採取兩個統計范圍的雙軌制，一個是反應城市建成區和郊區的市區人口，另一個是反應整個行政區域內的地區人口。前者更接近人口城市化水平。
關於城市按人口劃分的等級，中國大陸政府沒有明文規定。但城市規劃部門一般是按城市人口規模（包括市中心區及近郊區內的非農業人口）劃分城市等級與規模：分為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四個等級：特大城市，100萬人以上；大城市，50—100萬人；中等城市，20—50萬人；小城市，20萬人以下。

環境建設建議：
第一，將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融入城市整體發展各方面、各領域，特別是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要很好地體現和關注環境和生態保護。
第二，規劃和實施具有戰略意義的環境保護項目和生態項目。同時，要加強日常的環境保護和管理。
第三，發揮民間企業和民間資本的力量搞好城市的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從現實來看，在城市建設中有些企業是環境的破壞者或者是污染源。對這些企業應該予以適當的引導，發揮他們在保護環境中的積極作用。
第四，要提高全體市民的環境意識，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爭取做城市環保的先鋒和模範。只有政府、企業和老百姓共同提高環境意識，重視環境建設和生態保護，才能夠更好地適應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文化建設，才能夠使城市更好更快地發展。
將環境治理和生態建設提到戰略層面統籌

㈦ 國外大城市的污染歷程大致經歷了哪些污染階段

英世界早實現工業化家,倫敦世界早現霧霾問題城市.20世紀50代,震驚世界倫敦煙霧事件讓霧都名舉世皆知.現倫敦已經基本拋掉霧都帽,其許經驗值我借鑒習.
、倫敦霧霾發展歷程
19世紀,作工業革命發源工業倫敦進入工業急速發展期,量化石燃料,尤其煤炭消耗量斷增加,使倫敦氣污染愈演愈烈,工廠產量廢氣,形極濃灰黃色煙霧,倫敦空氣污染形勢漸趨嚴峻.19世紀初20世紀期100間,倫敦冬季發起空氣污染案例,早記錄甚至追溯1813.隨1873、1880、1882、1891、18921952等份發氣污染事件,其195212月嚴重氣污染事件典型 .
195212月4至9,范圍高濃度霧霾籠罩倫敦.據史料記載12月512月84,倫敦市死亡數達4000,其,48歲群死亡率平3倍；1歲群死亡率平2倍.外肺炎、肺癌、流行性冒等呼吸系統疾病發病率顯著增加.接兩月,起事件總共造12000死亡.震驚世界倫敦煙霧事件.空氣污染僅損害體健康,且嚴重腐蝕建築物,使土壤貧瘠,水質惡化,鳥類遠辟鄉,並影響植物.
形倫敦煙霧事件直接原燃煤產二氧化硫粉塵污染.燒煤工廠排放量濃煙、汽車排放機油廢氣歐洲陸飄污染雲,都令倫敦空氣質量變差.倫敦,工業排污量非,每都1000噸濃煙煙囪飄,排放2000噸二氧化碳（CO2）、140噸鹽酸14噸氟化物.更嚴重,燃煤粉塵含三氧化二鐵,催化另種自燃煤污染物二氧化硫氧化三氧化硫,進與吸附粉塵表面水化合硫酸霧滴,混合水蒸氣,形800噸硫酸.家庭燒煤加劇氣污染.集供暖代前,寒冬倫敦,數萬計家庭能燒煤取暖.由於戰經濟困難,政府優質煤口外,倫敦則燒劣質煤,污染更嚴重.空氣流通候,些污染嚴重黃煙困倫敦空,便形濃霧.些硫酸霧滴吸入呼吸系統產強烈刺激作用,使體弱者發病甚至死亡.倫敦煙霧事件間接原始於12月4逆溫層所造氣污染物蓄積.
隨1956、19571962等倫敦連續發達十二嚴重煙霧事件.20世紀70代期,倫敦霧逐減少,1980則進步降.目前,倫敦毒煙霧已銷聲匿跡,並全球態城.
二、倫敦霧霾治理程
1952倫敦嚴重煙霧事件,促使英民始深刻反思.英政府始重典治霾,取非顯著治理效.1953倫敦60煙霧治理,按照其空氣質量改善趨勢劃四階段 .
第階段准備階段（1953-1960）.英政府1953立由比佛爵士領導比佛委員(the Beaver Committee),專門調查煙霧事件並制定應案.比佛委員推,1956英台專門針空氣污染《清潔空氣》.該提禁止黑煙排放、升高煙囪高度、建立煙區等措施,並且控制機車數量、調整能源結構等面做努力.同,清潔空氣委員(Clean Air Council)立,負責監督空氣污染改善情況,並空氣污染治理經驗、識或責任獲取空氣污染治理建議.具體管理措施包括由政府負責劃定煙塵控制區,改造家用壁爐,更換燃料,禁止黑煙排放；設立獎懲機制,控制區內進行壁爐改造合理費用,由政府補貼至少70%,違反條例員則依情節處10-100英鎊罰款或高3月監禁.1960,倫敦二氧化硫（SO2）黑煙濃度別降20.9%、43.6%,取初步效.
第二階段顯著削減階段(1960-1980).1968,英政府《清潔空氣》進行修訂擴充,賦予負責控制氣污染住房政府部部更許可權,包括台新鍋爐顆粒物煙塵排放限值權力,強制要求政府設立新煙塵控制區權力.1974,政府頒布《污染控制》(Control of Pollution Act),規定機車燃料組,並限制油品(用於機車或壁爐)硫含量.階段核措施,幅擴煙塵控制區范圍.1976,煙塵控制區覆蓋率倫敦區已達90%.倫敦空氣SO2黑煙濃度第階段略波,第二階段,整城市空氣質量便顯著改觀,SO2黑煙濃度短期內均幅降,10降幅超80%.1975,倫敦霧霾數已經每幾十減少15,1980降5.
第三階段平穩改善階段（1980-2000）,倫敦氣控制與治理重點已控制燃煤始逐步轉向機車污染控制.政府陸續台或修訂系列案,《汽車燃料》（1981）、《空氣質量標准》（1989）、《環境保護》（1990）、《道路車輛監管》（1991）、《清潔空氣》（1993）、《環境》（1995）、《家空氣質量戰略》（1997）、《倫敦政府》（1999）、《污染預防控制》（1999）.使倫敦氣污染治理律規更加完善.
第四階段低碳發展階段（2001至今）,倫敦空氣質量20世紀50代相比,已經巨改善,SO2黑煙濃度別降84.2%47.4%,都再倫敦主要污染物.2002,倫敦市經廣泛咨詢發布倫敦空氣質量戰略,其詳細說明倫敦要何達家空氣質量目標.2003,《英能源白皮書——我能源未：創建低碳經濟》首式提低碳經濟概念,提於2050建低碳社.,倫敦空氣質量戰略2006、2010進行兩修訂.目前,倫敦空氣質量控制重點機車污染控制,主要污染物二氧化氮（NO2）PM10.低層空氣煙污染93％控制,酸雨危害已基本消除.今倫敦,已座綠色花園城市,並榮登吸引全球遊客城市榜首.
三、主要經驗
（）建立完善律規體系,依治理霧霾
倫敦曾經嚴重氣污染引起英各界高度重視.具體表現：（1）依治霾.1956,著名《比佛報告》 （The Beaver Report）推,英頒布世界首部空氣污染防治案——《清潔空氣》（Clean Air Act）.基礎,20世紀60-70代,英主要採取末端治理治理空氣污染.除斷完善《清潔空氣》,1968,英相繼台《污染控制》（1974）、《汽車燃料》（1981）、《空氣質量標准》（1989）、《環境保護》（1990）、《道路車輛監管》（1991）、《清潔空氣》（1993修訂）、《環境》（1995）、《倫敦政府案》（1999）、《污染預防控制案》（1999）及《氣候變化案》（2008）等系列空氣污染防控案,其廢氣排放進行嚴格約束,制定明確處罰措施,控制倫敦氣污染.英根據情,走立主,補貼輔,全面推進,終建立低碳社模式,建立低碳社提升基本策.英政府承諾,2020,削減26-32%溫室氣體排放；2050,實現溫室氣體減排80% 期目標.（2）制定家戰略,指導治理霧霾.1995起,英制定家空氣質量戰略,規定各城市都要進行空氣質量評價與顧,達標准區,政府必須劃空氣質量管理區域,並強制規定期限內達標.歐盟要求其員2012空氣達標數能超35,面臨4.5億美元巨額罰款.符合標准,早2003,倫敦市政府始進入市私家車徵收擁堵費,改善公交系統發展.隨英提《能效：政府行計劃》（2004）、《氣候變化行計劃》（2005）、《英持續發展戰略》（2005）、《低碳建築計劃》（2006）、《退稅與補貼計劃》（2007）、《英能效行計劃2007》、《家再能源計劃》（2008）及《低碳轉型計劃》（2009）等系列計劃與政策台,彰顯英政府積極應氣候變化態度與決.尤其2009低碳轉型計劃》勾畫英政府發展低碳經濟家戰略藍圖,目標2020,英碳排放量1990基礎減少34％,120萬事綠色職業；700萬棟房屋進行節能改造,150萬戶家庭政府資助自產清潔能源；40％電力自低碳能源；新車平均碳排放量減少40％.由於英力推,近低碳經濟理念全球迅速傳播,並廣泛認.（3）加財政投入.2009英政府撥款32億英鎊用於住房節能改造,些主房屋安裝清潔能源設備家庭進行補償,預計700萬家庭受益.20094月,布朗政府宣布碳預算納入政府預算框架,使應用於經濟社各面,並與低碳經濟相關產業追加104億英鎊投資,英世界第公布碳預算家.（4）構建協同配合政策體系.英利用氣候變化稅、排放貿易機制等政策工具及低碳交通、清潔煤炭、碳預算等計劃基礎,充發揮各種政策工具與計劃特色,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機政策計劃體系,低碳技術研發推廣計劃社各界廣泛認同,已初步形市場基礎、政府主導、全體企業、公共部門居民主體低碳經濟互體系,促進低碳經濟轉型,促進再能源發展.（5）設立各種專項基金促進再能源發展.碳基金 作由英政府利用每約6600萬英鎊氣候變化稅作投資、按企業模式運作商業化基金,力促進英商業公共部門減排CO2,加投資再能源等低碳技術.2008英政府啟環境改善基金,政府低碳能源高能效技術示範部署支持及能源與環境相關際化發展結合起,提供相應基金資助.綠色運輸能源項目加投資,20103月英設立10億英鎊（7.49億歐元）綠色能源基金,改造運輸體系使用清潔燃料,提升低碳能源（風能、海洋波浪能太陽能）利用,數千創造新工作崗位.
（二）利用清潔能源等技術,力發展低碳經濟
倫敦煙霧事件發,倫敦煙塵高濃度達4460 微克／立米,二氧化硫平均濃度達3830微克／立米.1950代,倫敦關部門通氣污染源進行析,發現污染物主要自工業及家庭燃煤,,除劃定煙塵控制區,區內城鎮准燒煙燃料外,決定增加清潔能源比例,推廣使用煙煤、電氣,減少煙塵污染二氧化硫排放；冬季採取集供暖；發電廠重工業設施遷至郊外；政府採用補貼辦幫助居民改造燃具,且要求市區近郊區所工業企業都准用煤炭木柴作燃料,其產廢氣均須利用物理化加凈化,達標才排等.英力發展監控技術,建立氣監測網.自1961始,英全范圍內建立由450團體參加氣監測網.監測網1200監測點,平均每煙塵與二氧化硫采,每月測降塵量,其倫敦、丁堡、謝菲爾德三城市列重點監測區.再加環保技術推廣應用等,控制倫敦氣污染環境保護起重要作用.
伴隨著英空氣質量改善,英能源結構發巨變化.1965燃料構煤炭比例27％,電清潔氣體燃料佔24 5％,燃料油43％；1980煤炭僅限於遠郊區工廠使用,比例進步減少5％,電清潔氣體燃料提高51％,燃料油41％.尤其煤炭占總能源消耗比例,194890%降199817%,氣佔比卻0升36%.2003,英首式提低碳經濟概念,於2050建立低碳社.2008英頒布《氣候變化案》,政府承諾2020削減26％-32％溫室氣體排放、2050實現溫室氣體排量降低60％ 期目標.2009英政府公布發展低碳經濟家戰略藍圖,力發展新能源.2020再能源能源供應要佔15％ 份額,其40％電力自低碳領域（30％ 源於風能、波浪能潮汐能等再能源,10％ 自核能）.
（三）疏散口工業企業
解決城市口工業企業於集,給市區帶氣污染等問題,倫敦40代末建8座新城基礎,於60代末城市北西北區興建彼伯勒、米爾頓凱恩斯、北安普頓等3座新城(3座新城距倫敦市距離80133公等),些新城建設口工業外遷提供利條件.基礎,面倫敦政府利用稅收等經濟政策,鼓勵市區些企業遷移些口較少新發展區；另面,各新城吸引工業企業落戶採取積極措施(作,劃定工業區范圍,鋪設道路,建設同規模廠房供租,注意營造居住環境等,同優惠條件進行力宣傳) 由於政府外遷優惠政策新城具優惠條件,許工廠紛紛外遷.自1967起,倫敦市區工業用始減少,至1974市區共遷24萬勞崗位,遷4.2萬.與同,新城企業由原823家,增加2558家；新城口總數由原45萬增至136．7萬(包括其區遷口).
（四）加強機車尾氣排放綜合治理
8O代初,倫敦機車保量已達244萬輛,道路交通阻塞趨嚴重.同,汽車數量增加引發機車尾氣排放氣污染.面嚴峻局勢,倫敦局採取綜合治理措施.
第,實行向公共交通、步行、騎自行車等節油、污染行式轉變交通發展戰略,減少汽車依賴,效降低機車二氧化碳排放量.具體辦：設立公交專用道,設立1000英自行車線路網,設立林蔭步道網,投資發展新型節能、污染公交車輛.
第二,擴交通限制范圍.倫敦交通限制重點集區高峰間內.隨著城市化交通發展,內倫敦外倫敦各城鎮、主要放射道路及高速公路,交通問題空氣質量問題趨嚴重,,倫敦所區陸續實行限制基礎攬案,同,輔切實行土利用交通政策,防止空氣質量環境進步惡化.
第三,政府發布交通狀況白皮書.公告市民：限制轎車數量,減少堵車空氣污染,2000起提高停車費用,市內原各公司、公共場所免費停車場律改收費停車場.
第四,加強城市氣質量控制管理.政府制定控制氣質量近期目標,2000CO2排放量降1990水平.同,建議政府制定關機車尾氣排放量控制目標及實施細則.
第五,加強汽車製造業技術改造,設計產先進環保型轎車.英政府治理機車污染,修訂完善《清潔空氣案》增加機車尾氣排放規定,要求所新車都必須加裝凈化裝置減少氮氧化物排放,新產汽車二氧化碳排放標准2007基礎平均降低40%.2003起,倫敦市政府始徵收擁堵費,緩解倫敦市擁堵狀況,該政策減少機車排放空氣污染,增加財政收入,推行其交通控制措施籌集資金.
2008倫敦政府推行低污染排放區政策,旨加快污染嚴重車輛更換速度,促進舊車輛加裝減排裝置,降低車輛污染排放,使倫敦空氣質量改善.低污染排放區內行駛車輛必須達定排放標准,否則徵收費用.研究結表明,與低污染排放區外區域相比,該措施執行使PM10污染濃度降約2.46%3.07%.且,倫敦空氣質量戰略強調,未通斷提升低排放區准入門檻,加強機車排污控制
倫敦市政府公布更嚴厲《交通2025》案,限制私家車進入倫敦,計劃20內,減少私家車流量9%,每進入塞車收費區域車輛數目減少超6萬輛,廢氣排放降低12%.限制轎車排放同,英政府力推廣新能源汽車公共交通.倫敦計劃2015前建立2.5萬套電車充電裝置.目前電汽車買主享受高額返利,免交汽車碳排放稅,免費停車.
（五）措並舉,協同治理霧霾
首先,建立專門管理、咨詢機構.加強氣污染治理,倫敦議確定17同行業機構,別制定實旖氣污染控制各項措施.
其,科研機構參與治理氣污染.倫敦治理氣污染面注意科研力量參與,許全性研究機構,及、工廠都廣泛參與科研工作.華倫泉實驗室,根據遍布全英1200監測站測定結,煙塵二氧化硫空氣含量進行估算,據提同區控制氣污染同措施；些高等院校阿斯頓、丁、帝理工院、威爾士、謝菲爾德、利茲等剝車輛尾氣、空氣質量標准、控制污染物捧放、空氣污染農作物土壤影響、測定灰塵及其污染物儀器改進、煙囪設計安裝及環保產品研製等同題進行廣泛深研究.
第三,鼓勵市民積極參與,監督治理.倫敦空氣污染防控治理,績並全歸功於政府,英各高校、環保組織與媒體形合力,全民都治理空氣污染踐行者.倫敦王院、倫敦蓋伊醫院與倫敦聖托馬斯醫院聯合組建民健康保險制度基金聯合主辦關何降低空氣污染影響研討,專門探討倫敦市每位居民何自身做起改善空氣質量.倫敦王院於2010-03-12手機操作系統平台推款名倫敦空氣手機軟體,每向用戶免費推送倫敦空氣質量,讓倫敦居民城市空氣質量進步解.英早空氣治理信息向民眾實通報家.官網路向市民發布倫敦區實空氣質量數據及各污染物每濃度周趨勢圖.
英公民環境問題討論、決策、監督、執行,深厚自治傳統強社根基.政府治理空氣面稍疏失,主流媒體替政府粉飾遮掩膽抨擊.比20127月,《星期泰晤士報》引述環保組織清潔倫敦空氣所作調查報告,質疑倫敦市政府監測點附近灑化溶劑,借美化空氣污染指數.英公民獲知空氣信息途徑官獨家壟斷.公民能直接透《自由信息》向政府環保機構索取相關數據,拒絕.政府設英空氣質量檔案網站、民間組織與倫敦王院環保組織合作設倫敦空氣質量網路均發布倫敦區實空氣質量數據.政府絕敢指責民間監測組織非、違規、科.
第四,加強城市綠化建設.倫敦市城市外圍建型環形綠帶,至2O世紀8O代該綠帶面積達4434平公,與城市面積(1580平公)比達2.82：1.遠期綠帶規劃面積達5791平公,與城市面積比達3.67：1.倫敦綠帶建設置換城市空氣,保持態平衡,改善城市環境,控制城市向外擴展等面發揮重要作用.園林綠化面倫敦十重視態園林,倡導建設花園城市理念.倫敦自加世紀期直追求目標,項調節城市氣環境、保持態平衡物性,充發揮綠化功能具戰略意義舉措.目前,寸土寸金倫敦城市區,三面積花園、公共綠森林覆蓋.態園林建設僅美化城市,改善氣環境,提高城市整體質量,且使昔破敗城市衰落區空氣清新、優美宜、富特色綠色態環境,吸引眾投資者觀光客.
四、我治理霧霾啟示
工業革命先驅態文明領跑者,英世界其家工業化、城市化進程提供借鑒.
1．完善環境保護律規,加強環境立
嚴厲政府制度才能減少污染.自由市場並能解決污染問題.污染經濟視作外部素,說明單公司能解決污染問題付代價,公司本身沒力主做.需要政府制度制約、規范,做必依、執必嚴、鐵腕治理,才能減少污染.進步完善環境保護律規,加強環境立,加快配套環境規制定進程,加重環境違行處罰,效解決違本低、守本高問題.嚴格依行政,嚴肅查處環境違行,切實解決保護主義干預執等問題；實行嚴格執責任制錯追究制,執員作、瀆職要嚴肅處理.
2．全面規劃、加快實施氣環境治理戰略
區域氣污染防治規劃區域總體規劃重要組部,協調經濟發展保護環境間關系發,已造氣環境污染問題提改善控制污染優化案.做區域氣污染防治規劃,採取區域性綜合防治措施,控制氣環境污染重要途徑.同,制定控制氣污染科技計劃、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計劃等,氣綜合治理與利用,轉變新興產業,徹底消除隱患,力促進態文明建設.
3．科技術解決與治理氣污染關鍵
英治理空氣污染程,科技術發揮關鍵指導性作用.英政府鼓勵企業採用氣污染控制技術改革產工藝,優先採用污染或少污染工藝,防治氣環境污染根本途徑.政府要求企業嚴格產工藝操作,選配合適原材料,利於減輕污染或所產污染物進行處理.安裝廢氣凈化裝置,污染源進行治理,使氣環境質量達標准.除通攻關關鍵技術實現治污目標產業突破外,科技術更重要意義於通科研究家宏觀決策提供靠依據.決策程越科,執行性越,政策更能取較效.
4．提高認識,措並舉、管齊貓美普衛欣提示：霧霾氣行記做防護
1813氣污染,1952嚴重氣污染,英工業化付巨代價,英痛決治理倫敦氣污染,根本扭轉局面花20間,完全改善用50間,說明空氣污染治理工作期性與艱巨性.即使現,英政府仍認空氣質量面工作要做.英其2007戰略提,經幾十治理,英由於空氣污染平均壽命影響仍達78月左右,直接醫療本每約200億英鎊.即使2020,2007戰略所政策都徹底落實,英政府仍預期空氣污染使英平均壽命縮短5月.,空氣質量恢復程自現,需要政府決制定推行相關政策,並公眾問題關注轉化相關政策支持自覺執行.避免災難再現,並限度保障經濟發展需要,政府需進行嚴格管理並相關領域科技創新進行力投資推廣,治理環境問題行途徑.

㈧ 數字化城管的實施歷程

2003年5月 作為「東城區網格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統」課題組成員，在原北京東城區委陳平書記的帶領下，著手研究通過創新城市管理體制、再造城市管理流程、整合先進技術、實現城市管理空間細化和管理對象精確定位的數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
2004年10月 經過11個月的探索，「東城區網格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統」正式上線運行，得到了專家們的高度肯定。
2005年7月 「東城區網格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統」在城市管理中取得了突出成效，得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國信辦、中央編辦、國家科技部和建設部的高度評價。並被建設部確認為「數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組織在全國城市推廣。當月公布了首批南京鼓樓、杭州等十個試點城市（城區）。
2005年8月 由東城區人民政府與數字政通等課題組成員共同編制的「城市市政綜合監管信息系統」系列行業標准由建設部頒布執行。同月，建設部成立了「數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推廣工作領導小組」，數字政通被列為技術組和培訓組的成員單位。
2005年9月 「南京市鼓樓區網格化城市管理系統」投入運轉，並成為建設部試點項目中第一個通過部專家組驗收的項目。它標志著建設部試點推廣工作已全面展開。同年年底，由數字政通承建的部級試點項目上海長寧、盧灣兩區數字城管系統通過部級驗收並投入運轉。
2005年10月 「東城區網格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統」榮獲全國地理信息系統優秀工程金獎，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政府和數字政通公司等單位被全國地理信息系統協會授予獎狀。
2006年3月 建設部公布了第二批鄭州、台州、諸暨等17個試點城市。同年4月，由數字政通承建的杭州、揚州兩數字城管系統順利建成並投入運轉，分別創造了市區兩級系統「一級監督、一級指揮」和「一級監督、二級指揮」的典型模式。
2007年1月 「東城區網格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統」被建設部評選為2006年度華夏科技進步一等獎。北京東城區人民政府和數字政通公司被建設部授予獎狀。
2007年4月 建設部公布了長沙、烏魯木齊、白銀等第三批24個試點城市。至此，「數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試點城市已達51個，覆蓋了全國25個省市自治區。試點工作進展順利，在全國發揮了很好的示範和帶動作用。建設部辦公廳[2007]42號函確立2008年到2010年為數字城管全面推廣階段，在全國地級以上城市和條件具備的縣級市要全面推廣數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
截止到2008年6月，由數字政通承建的數字城管實施項目已近40個，並累計有10個試點項目已經通過部級驗收。

㈨ 城市化過程三個階段的規律性

1、初始階段：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30%以下這一階段農村人口占絕對優勢，生產力水平較低，工業提供的就業機會有限，農村剩餘勞動力釋放緩慢。

2、中期階段：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30%~70%城市化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城市人口可在較短的時間內突破50%進而上升到70%左右。

3、後期階段：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70%以上這一階段也成為城市化穩定階段。

(9)城市治理歷程擴展閱讀：

城市化進程動力

1、農業發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動力

（1）農業為城市工業提供市場。

（2）農業發展為城市發展提供勞動力。

（3）農業發展為城市經濟提供資金積累。

（4）農業發展為城市輕工業生產提供原料。

（5）農業發展為人口向城市的聚集提供基本的物資生活條件。

2、工業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動力

（1）工業化帶動交通地理的大變化。

（2）工業化沖破農村自然經濟的桎梏。

（3）工業化促進城市第三產業的大發展。

（4）工業化使城市成為區域經濟的中心。

3、市場化是城市化的直接動力

（1）勞動力市場化使勞動人口向城市的遷移得以實現。

（2）產品市場化使城市化在更廣闊地域的展開得以實現。

（3）土地資源市場化使城市窨規模的擴大和新城鎮的建設得以實現。

㈩ 改革開放以來治理環境的事例

因為和專業相關，我選擇環境領域，看看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得失。如上題所述，這
三十年的改革是一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這個過程在私人領域非常成功，
極大地增加了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人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但是在環境這個公共領域，
卻積累了很多問題，環境持續惡化的趨勢至今為止沒有改變。

1 中國三十年的環境變化情況
選取對生活影響最大的水質量、大氣質量，比較直觀地表現中國三十年環境變化。
1.1水質量。根據2006中國環境狀況公報，全國地表水總體水質屬中度污染，七大水系中
超過一半劣於三類水（不能作為飲用水源），松花江、黃河、淮河為中度污染，遼河、
海河為重度污染。2006年，27個國控重點湖（庫）中，沒有I類水質湖泊，滿足Ⅱ類水質
的湖（庫）只有千島湖、丹江口水庫這兩個，Ⅴ類、劣Ⅴ類水質的湖（庫）18個，佔67%
。
飲水不安全。全國113個重點環保城市的222個飲用水地表水源的平均水質達標率僅
為72%，不少地區的水源地呈縮減趨勢，有的城市沒有備用水源，有3億多農村人口的飲
用水存在安全問題。 一些地區甚至出現「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現象。
地下水的水質逐年惡化，淺層地下水由於工業排放和生活污染，以及不適當的開采利用
，超過一半城市的地下水污染嚴重。在華北、西北、華東地區，由於超采地下水，水位
逐年下降，形成了巨大的地下水降落漏斗，達到上百甚至上千平方公里。
重大污染事故屢屢進入公眾視野，04年四川沱江污染，05年松花江重大水環境污染，廣
州北江鎘污染，06年廣西欽州水污染……造成的直接損失都以億計，間接損失更是難以
計算。
有一則民謠形象地描述了一些地區水質污染的演變：上世紀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
衣灌溉，70年代水質變壞，80年代魚蝦絕代，90年代不洗馬桶蓋。

1.2大氣質量。最近奧運會臨近，有一條消息很吸引眼球：澳大利亞田徑隊運動員由於「
北京的大氣污染情況嚴重」而不參加北京的奧運會開幕式，只在比賽期間才到北京參賽
。「運動員最多能在北京待五六天，如果超過五六天將不可避免地給運動員的呼吸系統
帶來問題」（《悉尼先驅晨報》，08年6月17日）。
在中國，肺癌的發病率，在過去30年上升了465%，佔全部惡性腫瘤死亡的22.7%，代替肝
癌成為我國惡性腫瘤首位死亡原因（08年4月29日，衛生部第三次全國居民死亡原因抽樣
調查結果）肺癌發病率的大大增加，一方面和吸煙等習慣有關，另一方面也和城市空氣
污染情況密切相關。
工業帶來的廢氣逐年增加，下圖是1999年以來工業廢氣的增加量（統計局網站目前只有1
999年以來的數據），觸目驚心。

空氣污染和能源消耗密切相關，下圖是30年能源消耗變化趨勢，30年，我國能源消費總
量提高到1978年的5倍（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而且其中煤炭增加量更大，燃燒造成
的污染比石油、天然氣更加嚴重。
其他環境問題還有：酸雨、城市垃圾、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森林砍伐和生物多樣性喪失
、礦產開發帶來的生態破壞、海洋污染、土壤重金屬污染等。由於環境污染和破壞引發
的沖突也逐年增加，從1995年的年均不到6萬人次增加到2005年的60萬人次，增加了10倍
。
篇幅有限，這些問題不再展開陳述。單從環境質量角度來看，中國人民面臨不斷惡化的
環境，付出的代價是非常巨大的。根據世界銀行和中國政府2007年的一份合作研究報告
《中國環境污染損失》（Cost of Pollution in China – Economic Estimates of
Physical Damages），室外空氣和水污染對於中國經濟造成的健康和非健康損失的總和
就有每年約1000億美元，相當於中國GDP的5.8％.

2 環境領域問題成因分析

2.1環境問題的經濟學分析
我對經濟學的理解簡單說是這樣幾句話：資源是稀缺的（預算約束），人是理性的（追
求利益最大化），也是各不相同的（偏好曲線不同），競爭是有益的（降低成本，促進
技術進步），信息也是有益的（降低交易成本），制度是重要的（形成穩定的預期，懲
罰不守信用者）。
環境問題之所以成為環境問題，經濟驅動力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較為普遍的、長期存在
的環境損害其實都有經濟制度上的原因（當然也有法律、道德等因素，但經濟驅動力是
最為強大和持久的）。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環境問題，可以發現環境問題有這樣幾個特性
：
一、環境具有公共物品屬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或者排他的成本非常高），比如
大氣和水資源，森林的生態服務價值等等。環境物品當然是有價值的，包括使用價值、
美學價值、生命支持系統的價值等等，但是這種公共物品屬性決定了環境價值很難形成
可交易的市場，往往形成了很強的外部性，無法內部化，人們對環境的真實需求無法通
過市場來體現或者顯現出來。更進一步，因為沒有市場，人們沒有交易的鍛煉，對於環
境的定價更是無所適從。
在環境基礎設施的提供上，還明顯地體現為區域性和壟斷性。比如一個地區給排水、電
力、公共交通供應，自然保護區開放和維護等，都表現得比較明顯。
解決方法，一是更加深入地使用市場化工具，盡可能地將外部性內部化，通過公權力的
強力干預來引入多元的交易主體，形成市場（比如排污權交易市場）；二是通過民主制
度的建設，對自然壟斷的環境物品提供進行監督監管，體現人們的環境需求。但這些都
需要很多條件支持，尤其是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和執行力。
二、環境問題具有累積性和閾值。環境污染從積累到成為環境問題有一個過程，短的可
能幾小時，幾天，長的可以達到數十年（比如臭氧層空洞），甚至上百年（比如核廢料
）；同時環境問題的爆發是有一個閾值的，污染在達到這個閾值之前不一定有明顯的顯
示，但一旦達到閾值就可能突然爆發形成環境問題，比如太湖的富營養化程度和藍藻爆
發之間的關系。
由於這種屬性，環境問題特別難以查找「肇事者」，因為這個「肇事者」很可能是多個
機構或個人的共同行為，甚至於已經不存在了，區分和追索責任非常困難，信息的不充
分性也造成監管的困難。一些國家對於環境問題賦予了受害者歷史求償權，能夠對於歷
史遺留的問題進行追索，給予大公司很大壓力，也促進了大公司重視環境問題。在我國
目前還沒有創立這種制度。
三、環境問題具有科學上的不確定性。人類對於自然的認識在不斷進步，但是仍然有很
大的空白。比如，1970年代以前，人們對於臭氧層空洞的形成機理還完全不了解，認為
氟利昂等氟氯烴是很安全方便的製冷劑；再比如，對於全球變暖的趨勢，現在人類科學
家基本達成了一致意見（IPCC氣候變化研究），但是對於人類活動對於全球變暖的貢獻
程度和地球生態系統對於氣候變暖的反饋程度，現在還眾說紛紜，無法達成一致意見。
沒有確定的依據，就難以進行決策。發達國家對於有些不確定的環境影響採取謹慎原則
（precautionary principle），盡量避免可能發生的環境影響，但在我國這方面還比較
薄弱。
總的來說，環境問題是一類很特殊的經濟問題，理性人假設、充分競爭、充分信息等經
濟學假設都很難在現實中更加難以體現，所以對於世界各國來說，破解環境問題都具有
相當的難度，在我國更是如此。

2.2我國環境問題形成的幾個重要原因。
以上分析了環境問題的一般性、普遍性的規律，但是結合我國的國情，環境問題更加嚴
峻。大致有這樣幾個因素：
一、巨大的人口壓力。中國在1949年之後的短短半個多世紀中，發生了人口增長方式的
歷史性轉變：由傳統社會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增率過渡到20世紀60-80年代的高
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增率，再轉變到快速工業化時期（90年代後）的低出生率、低
死亡率和低自增率。尤其是建國初期，在生活水平的逐漸改善中，"多子多福"的傳統生
育觀使得人口在擺脫了戰亂、疾病、動盪、貧窮等抑制因素後迅速增長。
從50年代中期，國家開始意識到人口壓力，因此開始了「服務性的計劃生育」，以鼓勵
、宣傳為主，從60-70年代才開始逐漸強硬起來，正式從80年代初實行部分地區（主要是
城市）獨生子女政策
盡管實施了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2005年1月6日，中國人口總數也達到13億，人口對生
態環境的壓力以各種形式顯現出來。為了生產足夠的糧食，需要使用大量的化肥、農葯
，飼養大量牲畜，人們生活需要使用能源，在21世紀中葉建設成為中等發達國家的宏偉
目標下，人均物質消費水平也會不斷提高，對環境的壓力會持續不斷地增加。

二、消費品快速發展階段的影響。
從經濟發展階段來說，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認為經濟發展有六個階段：（1）傳統社會階
段；（2）起飛醞釀階段；（3）起飛階段；（4）成熟階段；（5）大眾化高度消費階段
；（6）追求生活質量階段。 他的理論並不完善，但是提供了一種視角，就是：經濟發
展的不同階段，人們的需求是不同的。在經濟發展的初期，人們追求基本的營養，基本
的醫療、教育等；之後這些物品的邊際效益遞減，開始追求消費品數量的增長，尤其是
家電、住房、汽車；當這個社會普遍擁有這些物品之後，才進入追求生活質量的階段，
追求個人價值，金融、文化娛樂、旅遊、醫葯等服務性行業進一步發展。對環境質量的
需求基本也屬於這一階段。
回顧改革開放的歷史，可以看到，追求財富是中國人改革開放之後的最大心聲之一。打
開國門，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點燃了中國人追逐財富的熱情，甚至於
給國際上留下了中國人「能吃苦，能賺錢什麼都干」的印象。加上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
的改革，提供了無數機會，消費品行業快速發展，人們的購買力不斷增強，對於大眾消
費品的需求增加非常迅猛。以汽車為例，中國1999年的消費量只有100萬輛，而到了2007
年，我國汽車市場產銷量達830萬輛，總體增長率達16.3％。中國汽車消費量佔全球總消
費量的12％左右，僅次於美國佔世界第二位，且有可能在2015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汽車消費大國。 空調、電視年產銷量也都在數千萬量級。
考慮中國的城鄉二元（或加上流動人口，三元）結構，在城市和部分發達地區的農村中
，基本可以看做是進入了大眾化高度消費階段，並向追求生活質量階段轉移，而還有很
大一部分人在快速城市化過程中逐漸認同城市的生活方式，迅速進入大眾高度消費階段
的浪潮中。可以想像，短短三十年間，從傳統社會迅速進入大眾高度消費社會，而追求
環境質量的需求僅僅在部分較為發達的地區顯現，這個過程對於自然資源和環境的壓力
是非常巨大的。

三、出口導向發展路徑的影響
我們在經濟改革過程中，選擇了一條出口導向型的發展道路。這在初期內需很低的時候
，是非常重要的，引入資本和技術，利用了閑置的勞動力資源，提高了經濟效率。這條
道路我們一直沿用至今，低成本和低匯率的優勢，以及中國人勤勞能吃苦的精神，將「
中國製造」的皮鞋、玩具、打火機、化工產品、五金、家電、機械，甚至汽車，打入全
世界的市場。
但是這條路徑對於中國自己的生態環境不吝一場災難。發達國家由於人們對環境的需求
和呼聲，環境門檻逐年提高，這些淘汰落後的產能轉移到中國；同時我們自己對於資源
要素的價格（能源，金屬非金屬礦產，土地）和人力資源的價格一直採取壓低的手段。
這些對於環境的影響都是負面的：由於價格壓低，鼓勵了高耗能、高污染、高資源消耗
的產業迅速發展（這些產業對於就業的貢獻還很小），等於說是透支了子孫後代的資源
，把將來可以用的資源在今天貨幣化、變現。我國鋼材、水泥、部分化工產品都成為世
界產量第一，而產量第一的背後，必然也是污染的第一。而人力資源價格的壓低導致工
人們難以對自己和下一代的人力資本進行投入，從而重復低端的勞動，與「以人為本」
的目標相當矛盾。
應該承認，中國處於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對於鋼材、水泥等的需求是很大的，這些產業
的發展有其合理性；但是仍然需要區分那些污染留在中國，上下游卻都在國外的產業，
對這些產業保持足夠的警惕性，因為這些產業的中國部分處於「微笑曲線」的最底端，
利潤稀少，環境污染卻相當巨大。

四、中國特色的鄉鎮企業
中國特色的鄉鎮企業在環境問題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鄉鎮企業，最初叫社辦工業，由1959年2月毛澤東稱其為「社辦工業」而得名，1972年改
叫社隊企業，1984年改叫鄉鎮企業，1996年上升為正式的法律地位。從企業組織形式看
，它既有公司制，也有合夥制，更多的是個人獨資；從企業規模看，既有一些大型企業
，但大部分是中型和小型企業，是我國中小企業的主體。鄉鎮企業的綜合性可以概括為
多輪驅動、多軌運行、多元投資、多業並舉這「四多」。
從經濟學上分析改革開放以來鄉鎮企業的變化可以發現，由於改革開放初期農業改革的
大大成功，極大地調動了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和生產效率，以至於1982-1984年就出現了賣
糧難的問題，農村富餘勞動力不斷增加。在城鄉二元結構的壓力下，農村勞動力難以進
城，中央為了解決富餘勞動力的問題，鼓勵農村「離土不離鄉」，舉辦鄉鎮企業。
應該說，鄉鎮企業在解決就業和經濟創新方面有獨特的優勢。在改革開放初期鄉鎮企業
利用短缺經濟迅速完成了資本快速積累，1987年鄉鎮企業產值就首次超過農業總產值，1
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進一步鼓勵鄉鎮企業發展，到2001年，中國鄉鎮企業工業增加值超
過2萬億元，佔全國工業增加值的比重達47.8% ，鄉鎮企業的活力一方面形成了國企改革
的「參照系」，另一方面鄉鎮企業的巨大需求也養活了不少上游的國企們。
但是，鄉鎮企業的「小、散、亂」，技術水平低下的特點是農村面源污染的最重要的成
因之一，給環境管理帶來了極為巨大的困難：以水污染為例，鄉鎮企業大部分沒有污水
處理設施，直接排放到水體的污水80%沒有任何處理；小造紙、五金、水泥、印染、化工
、電鍍、制磚遍地開花；鄉鎮企業平均下來每家只有6個人，93%在農村的家中購置機器
就開工運行，工藝落後，能效低，污染高，每年造成的水污染就造成佔GDP4.5%-18%的代
價。
同時，另一方面，更為致命的是，鄉鎮企業在成立初期就和地方基層政權有著千絲萬縷
的緊密聯系，形成了利益共同體，環境監管法律對其幾乎不起作用，監管成本極高，逃
避處罰的動力極大，中國的近5萬名環境監管人員面對73萬個村莊中的2000餘萬家鄉鎮企
業，幾乎無法形成有效監管 。

五、對上負責的政治體制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分稅體制的影響
官員考評中的唯GDP論與對上負責制對環境問題有重要的影響。政府的目標很多，但是在
優先考慮經濟發展的目標激勵下，官員考評過分注重經濟增長和GDP指標，加之我國的對
上負責制，再有公心的官員也很難照顧底層民眾的呼聲和需求，涉及環境問題的決策過
程隱蔽不公開，民眾只有被動接受。
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在環境問題上也有重要的影響。分稅制改革後，「中央收走西瓜，
給地方留下芝麻」，上級政府與下級政府「分灶吃飯」，一般性轉移支付的不到位，使
得地方政府在日常支出上捉襟見肘，地方政府用45%左右的財政收入，支撐著75%左右的
支出責任，如公共教育、醫療，當然也包括環境保護 。這使得下級政府成為利益主體，
不惜一切招商引資，謀取財稅收入，逼迫生態比較脆弱或者不適合發展重化工業的地區
也紛紛上馬此類項目。廈門的px化工就是很明顯的例子，一旦上馬將占整個廈門市的GDP
的2/3，大大增加當地的財稅收入，促使當地政府不顧廈門旅遊城市的定位和居民的訴求
，做出這個決策，引發了巨大的爭議。

六、法制觀念和執行的缺失
法制的缺失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如前所述，我國對於形成環境物品的交易市場、對環
境公共設施的監督監管、對環境損害的追溯求償、以及對涉及環境不確定性的公共決策
等法律規定上，都存在空白。
同時，我國憲法中對於居民的環境權，至今沒有明確的規定，同時憲法的地位也偏低，
並不能作為判例的直接依據。
在法律執行上，執法的精華力量集中在大中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在基層，尤其是經濟
相對不發達地區，執法的力量極為薄弱，對於分散的鄉鎮企業污染、農村生活污染、農
業污染難以控制，甚至難以有足夠的人手進行統計。

3 結語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就環境領域來說，問題
非常嚴峻，而且趨勢是在惡化，如果不及時採取措施，將會在不久的將來付出重大的代
價，環境問題一旦出現，治理需要很長時間和非常巨大的投入。在現階段的主要任務應
該是正視我們所處的發展階段，改變增長觀念，將環境成本納入增長的代價，將環境成
本體現在發展過程中，理順中央和地方的環境責任，增加環境投入，建設完善環境法制
，並進一步進行公眾參與環境決策的公共改革。經濟改革取得了階段性的巨大成功，下
一步的重要任務恐怕應該是政治體制改革，尤其在環境這個公共領域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