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不治理污染
環境污染大多是工業發展，現代化的進程過度發展的產物。因此為了當地內經濟發展很難去要求容這些粗放型企業去採取綠色產業，因為環境友好型企業的治理費用是很高的，很多廠子得不償失。況且這些工廠又會繳納很高的稅，是政府收入來源，也有很多灰色收入，所以一些政府的管理力度不大。
⑵ 中國為什麼不能走"先污染，後治理"的發展道路
鄧大爺的話是這樣說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個一個中心就是「以經濟建設版為中心」。如果在當時的權歷史時期，就那個現實條件，過於嚴苛的要求環保，那麼我們就談不到經濟與社會發展了。現在，我國的經濟建設已經飛速發展，環保問題也很突出，所以就出現了你所說的情況。
⑶ 為什麼環境污染需要政府進行治理
一、市場失靈使政府的積極干預成為必要
西方發達國家及一批後發現代化國家市場經濟的實際歷程和政府職能的演化軌跡表明，市場調節這只「看不見的手」有其能，也有其不能。一方面，市場經濟是人類迄今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經濟運行機制和資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機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優勢：～是經濟利益的刺激性。市場主體的利益驅動和自由競爭形成～種強勁的動力，它極大地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生產技術、生產組織和產品結構的不斷創新，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場決策的靈活性。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者和消費者作為微觀經濟主體的分散決策結構，對供求的變化能及時作出靈活有效的反應，較快地實現供需平衡，減少資源的浪費，提高決策的效率。三是市場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資源要求充分利用經濟中的各種信息。而以價格體系為主要內容的信息結構能夠使每一個經濟活動參與者獲得簡單、明晰、高效的信息，並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從而有利於提高資源配置的合理性。此外，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行還有利於避免和減少直接行政控制下的低效和腐敗等。但是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有其局限性，其功能缺陷是固有的，光靠市場自身是難以克服的，完全摒棄政府幹預的市場調節會使其缺陷大於優勢，導致「市場失靈 」（market failure），因而必須藉助凌駕於市場之上的力量——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來糾補市場失靈。
（－）市場不能保持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和穩定協調的發展
市場調節實現的經濟均衡是一種事後調節並通過分散決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當程度的自發性和盲目性，由此產生周期性的經濟波動和經濟總量的失衡。在糧食生產、牲畜養殖等生產周期較長的產業部門更會發生典型的「蛛網波動」。此外，市場經濟中個人的理性選擇在個別產業、個別市場中可以有效地調節供求關系，但個人的理性選擇的綜合效果卻可能導致集體性的非理性行為，如當經濟發生通貨膨脹時，作為理性的個人自然會作出理性的選擇——增加支出購買商品，而每個人的理性選擇所產生的效果便是集體的非理性選擇——維持乃至加劇通貨膨脹；同樣，經濟蕭條時，也會因每個個體的理性選擇——減少支出而導致集體的非理性行為——維持乃至加劇經濟蕭條。再者，市場主體在激烈的競爭中，為了謀求最大的利潤，往往把資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風險小的產業，導致產業結構不合理。這就需要政府運用計劃，利用財政、貨幣、信貸、匯率、優惠、制裁等政策措施。經濟杠桿和法律手段，特別是採取「相機抉擇」的宏觀調節政策，適時改變市場運行的變數和參數，以減少經濟波動的幅度和頻率，同時通過制定發展戰略、發展計劃和產業政策，對若乾重要領域進行投資來引導生產力的合理布局，優化產業結構，保持宏觀經濟穩定與經濟總量平衡。
（二）自由放任的市場競爭最終必然會走向自己的反面——壟斷
因為生產的邊際成本決定市場價格，生產成本的水平使市場主體在市場的競爭中處於不同地位，進而導致某些處於有利形勢的企業逐漸占據壟斷地位。同時為了獲得規模經濟效益，一些市場主體往往通過聯合、合並、兼並的手段，形成對市場的壟斷，從而導致對市場競爭機制的扭曲．使其不能發揮自發而有效的調控功能，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um）即資源配置的最優化，也就成為純粹的假設，因此壟斷被視為市場經濟的「阿基里斯之題」。這就需要政府充當公益人，對市場主體的競爭予以適當的引導、限制，如制定反壟斷法或反托拉斯法、價格管制、控制壟斷程度等。這方面西方發達國家百年來的經驗教訓多有可供我們借鑒之處。這對市場秩序不健全、轉軌中的經濟體制還帶有某些行政壟斷痕跡的我國來說，政府對於促進市場發育和建立市場公平競爭程序負有更加重大的責任。這突出表現在政府應立足制度創新，盡快建立和完善公平競爭的規范體系和政策框架，加頒行全國性的反壟斷法（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已先後制定出一批地方性的反壟斷法規）與已經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相配套，防止可能發生的並遏止已經出現的各種形式的壟斷。
（三）市場機制無法補償和糾正經濟外在效應
所謂外在效應 （exter nality），按照經濟學家貝格、費舍爾等人的看法，是指「單個的生產決策或消費決策直接地影響了他人的生產或消費，其過程不是通過市場」。也就是說，外在效應是獨立於市場機制之外的客觀存在，它不能通過市場機制自動消弱或消除，往往需要藉助市場機制之外的力量予以校正和彌補。顯然，經濟外在效應意味著有些市場主體可以無償地取得外部經濟性（external－economies），而有些當事人蒙受外部不經濟性（external diseconmies）造成的損失卻得不到補償。前者常見於經濟生活中的「搭便車」（freeride）現象，即消費公共教育、公用基礎設施、國防建設等公共產品（public goods）而不分擔其成本，後者如工廠排放污染物會對附近居民或者企業造成損失，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來和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以及司空見慣的隨處抽煙等。這類外在效應和搭便車一般不可能通過市場價格表現出來，當然也就無法通過市場交換的途徑加以糾正。通過意識形態信念和道德教育固然能夠使之弱化，但作用畢竟有限。只有通過國家稅收或補貼政策或行政管制如特定的排污標准及徵收污染費以及在公共場所不準吸煙等規定，使外部效應內在化，最大限度地減輕經濟發展和市場化過程的外在效應，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
（四）市場機制無力於組織與實現公共產品的供給
所謂公共產品，是指那些能夠同時供許多人共同享用的產品和勞務，並且供給它的成本與享用它的效果，並不隨車用它的人數規模的變化而變化，如公共設施、環境保護、文化科學教育、醫葯、衛生。外交、國防等。正是因為公共產品具有消費的非排它性和非對抗性特徵，一個人對公共產品的消費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產品的減少，於是只要有公共產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費。這樣一方面公共產品的供給固然需要成本，這種費用理應由受益者分攤，但另一方面，「它一旦被生產出來，生產者就無法決策誰來得到它」，即公共產品的供給一經形成，就無法排斥不為其付費的消費者，於是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如前所述的經濟外在世以及由此而出現的「搭便車者」。更嚴重的是．既然若此，人人都希望別人來提供公共產品，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結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產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產品，就不能社會經濟的客觀需要，大大降低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這就需要政府以社會管理者的身份組織和實現公共產品的供給，並對其使用進行監管。
（五）市場分配機制會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兩極分化
一般說來．市場能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生產力的發展．但不能自動帶來社會分配結構的均衡和公正。奉行等價交換、公平競爭原則的市場分配機制卻由於各地區、各部門（行業）、各單位發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人的自然稟賦、教養素質及其所處社會驟條件的不同，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別，產生事實上學的不平等，而競爭規律往往具有強者愈強，弱者愈弱，財富越來越集中的「馬太效應」，導致收入在貧富之間、發達與落後地區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此外，市場調節本身不能保障充分就業，而失業現象更加劇了貧富懸殊，這對經濟持續增長是個極大的出協：少數巨富控制經濟命脈；潛在的資金外流；眾多的貧困者導致社會總消費的不足，從而市場難以發育等等。更嚴重的是，過度的貧富分化「不僅削弱了社會的內聚力，而且培養了不公正，因而不可避免地破壞了維系社會的政治紐帶。民眾……進而可能要求發生激烈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變動」。經濟比較落後、收入偏低的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還可能會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
（六）市場不能自發界定市場主體的產權邊界和利益分界，實現經濟秩序
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個人企業等市場主體的各種經濟行為的方式及其目的的實現固然受到市場各種變數（原材料成本、價格、可用的勞動力、供求狀況等）的支配，並且這些變數以其特有的規律（即有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而自發形成的市場運行規律，亦即亞當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它通過主體的獨立意志、自由選擇、平等互利等一系列市場原則表現出來。）調整著他們的行為，自發地實現著某種程度的經濟秩序；但是作為經濟人以謀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市場主體又總是在密切、廣泛、復雜、細致的經濟聯系中進行競爭，產生利益矛盾和沖突是不可避免的，而當事人自己以及市場本身否具備劃分市場主體產權邊界和利益界限的機制，更不具備化解沖突的能力。這就需要以社會公共權力為後盾的政府充當仲裁人，設定體現和保障市場原則的「游戲規劃」，即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明晰界定和保護產權關系的不同利益主體的權利，保證市場交易的效率和公正性。再進一步地說，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殘酷性容易誘發人們鋌而走險，產生非法侵犯他人權益的犯罪行為，擾亂社會經濟生活秩序。對此，市場主體更是無能為力。只有政府運用國家暴力作後盾才能防止和打擊經濟領域的違法犯罪行為，如通過資格認定、行政許可等制度預防經濟違法犯罪的發生，並嚴格依法查處經濟違法犯罪行為，確保市場機制運行的基本秩序及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此外，在制定適當的對外政策，爭取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和平國際環境，開拓本國商品市場和吸引外資，保護本國總體的和長遠的經濟利益等方面，政府無疑也具有市場所無法承擔的而又為現代市場經濟良性運行所必需的功能。
上述市場調節機制的缺陷和失靈，為政府幹預經濟活動讓出了空間，也正因為如此，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已經成為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有機組成部分。正如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所說；「當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取代市場來組織一個復雜的大型經濟。問題是，市場既無心臟，也無頭腦，它沒有良心，也不會思考，沒有什麼顧忌。所以。要通過政府制定政策，糾正某些由市場帶來的經濟缺陷」。因此，「現代經濟是市場和政府稅收、支出和調節這只看得見的手的混合體」。
二、政府失靈又決定了政府幹預必須適度、有效
市場失靈為政府幹預提供了基本依據，但是，政府幹預也非萬能，同樣存在著「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話說就是政府『識有粗大的拇指，而無其他手指」。政府失靈一方面表現為政府的無效干預，即政府宏觀調控的范圍和力度不足或方式選擇失當，不能夠彌補「市場失靈」維持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合理需要。比如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不力．缺乏保護公平競爭的法律法規和措施，對基礎設施、公共產品投資不足，政策工具選擇上失當，不能正確運用行政指令性手段等，結果也就不能彌補和糾正市場失靈；另一方面，則表現為政府的過度干預，即政府幹預的范圍和力度，超過了彌補「市場失靈」和維持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預的方向不對路，形式選擇失當，比如不合理的限制性規章制度過多過細，公共產品生產的比重過大，公共設施超前過度；對各種政策工具選擇及搭配不適當，過多地運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預市場內部運行秩序，結果非但不能糾正市場失靈，反而抑制了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
那麼，為什麼政府幹預會失靈呢？或者說，導致政府失靈的根源是什麼？
（一）政府幹預的公正性並非必然。政府幹預的一個前提條件是它應該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化身對市場運行進行公正無私的調控，公共選擇學派把政府官員視作亞當·斯密所說的「經濟人」這一假設，固然有失之偏頗之處，但現實中的政府的確不總是那麼高尚，政府機構謀求內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謂「內在效應」（interalities）現象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金元」政治中有著淋漓盡致的表現。在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在理論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機構的「內在效應」可能性，在實踐中，少數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為更時有發生。政府部門這種追求私利的「內在效應」必然極大地影響政府幹預下的資源配置的優化，如同外在效應成為市場失靈的一個原因一樣，「內在效應」則市政府失靈的一個重要根源。
（二）政府某些干預行為的效率較低。與市場機制不同，政府幹預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為彌補市場失靈而直接干預的領域往往是那些投資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產品，其供給一般是以非價格為特徵的，即政府不能通過明確價格的交換從供給對象那裡直接收取費用，而主要是依靠財政支出維持其生產和經營，很難計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驅動。其次，政府幹預還具有壟斷性。政府所處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產品（例如國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壟斷供給者的地位」決定著只有政府才擁有從外部對市場的整體運行進行干預或調控的職能和權力。這種沒有競爭的壟斷極易使政府喪失對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後，政府幹預還需要具有高度的協調性。政府實施調控的組織體系是由政府眾多機構或部門構成的，這些機構部門間的職權劃分、協調配合、部門觀點，都影響著調控體系的運轉效率。
（三）政府幹預易引發政府規模的膨脹。政府要承擔對市場經濟活動的干預職能，包括組織公共產品的供給，維持社會經濟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這一職能的相應機構和人員。柏林大學教授阿道夫·瓦格納早在19世紀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種天然的擴張傾向，特別是其干預社會經濟活動的公共部門在數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種內在的擴大趨勢，它被西方經濟學界稱為「公共活動遞增的瓦格納定律」。政府的這種內在擴張性與社會對公共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更相契合，極易導致政府幹預職能擴展和強化及其機構和人員的增長，由此而造成越來越大的預算規模和財政赤字，成為政府幹預的昂貴成本。
（四）政府幹預為尋租行為的產生提供了可能性。尋租是個人或團體為了爭取自身經濟利益而對政府決策或政府施加影響，以爭取有利於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種非生產性活動（即不增加任何社會財富和福利），如企業通過合法特別是非法的形式向政府爭取優惠特惠，通過尋求政府對現有干預政策的改變而獲得政府特許或其他政治庇護，壟斷性地使用某種市場緊缺物資等。在這種情況下，大權在握的政府官員極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金錢或其他報酬引誘，做出有利於提供報酬的人從而損害公眾和公眾利益的行為」。可見尋租因政府幹預成為可能（政府幹預因此被稱為「租之母腹」），又必然因這種干預的過度且缺乏規范和監督而成為現實。其主要危害在於「不僅使生產經營者提高經濟效率的動力消失，而且還極易導致整個經濟的資源大量地耗費於尋租活動，並且通過賄賂和宗派活動增大經濟中的交易費用。」從而成為政府幹預失靈的一個重要根源。
（五）政府失靈還常源於政府決策的失誤。政府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干預，實際上是一個涉及面很廣、錯綜復雜的決策過程（或者說是公共政策的制訂和執行過程）。正確的決策必須以充分可靠的信息為依據。但由於這種信息是在無數分散的個體行為者之間發生和傳遞，政府很難完全佔有，加之現代社會化市場經濟活動的復雜性和多變性，增加了政府對信息的全面掌握和分析處理的難度。此種情況很容易導致政府決策的失誤，並必然對市場經濟的運作產生難以挽回的負面影響。正確的決策還需要決策者具備很高的素質。政府進行宏觀調控，必須基於對市場運行狀況的准確判斷，制定調控政策，採取必要手段，這在實踐中是有相當難度的。即使判斷准確，政策工具選擇和搭配適當，於預力度也很難確定。而於預不足與干預過度，均會造成「政府失靈」。而現實中的政府官員很多並不具備上述決策素質和能力，這必然影響政府於預的效率和效果。
正因為政府的干預存在著上述缺陷，所以讓政府幹預成為替代市場的主導力量，其結果只能導致「政府失靈」，用「失靈的政府」去干預「失靈的市場」必然是敗上加敗，使失靈的市場進一步失靈。但客觀存在的市場失靈又需要政府的積極干預，「守夜人」似的「消極」政府同樣無補於市場失靈，同樣會造成政府失靈。因此，政府不幹預或干預乏力與政府於預過度均在摒棄之列。現實而合理的政府與市場間的關系應是在保證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前提下，以政府的干預之長彌補市場調節之短，同時又以市場調節之長來克服政府幹預之短，從而實現市場調節和政府幹預二無機制最優組合，即經濟學家所推崇的「凸性組合」。為此，就需要政府從最大限度地消除導致政府失靈的根源入手，針對政府失靈的兩個方面，採取切實措施（如確定有中國特色的政府經濟職能雙向重塑的總體思路；從理順政府利益關系入手保證政府幹預的公正、超脫；規范政府於預職能及行為；加強對政府調控行為的監督；提高政府決策的科學化程度；把競爭機制弓隊政府調控的某些領域等），在克服和矯正市場失靈的同時，更要防止和糾補政府失靈。
⑷ 環境污染真的無法治理嗎
環保是現代生活中人類面臨的最大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從基礎做起.
首先,要大量宣傳,提高人們的覺悟與認識,加強環保意識.
其次,要進行廢物回收利用,減少對森林樹木的砍伐.還要加強對白色污染的處理,少使用塑料製品.
最後,要對清潔方面作改進.使市容更整潔.
為了地球的明天,我們必須從現在開始努力,要好好地保護環境.於此我們提出如下建議:
實行垃圾分類袋裝化.這樣不僅能減少環衛工人的工作量,還能更好地起到廢物利用,減少污染,節約資源.
買菜時,少用塑料袋,盡量用竹籃子.
用筆盡量用可換芯的,減少圓珠筆外殼的浪費與垃圾量.
外出吃飯盡量不用一次性飯盒.
播種綠色就是播種希望 垃圾過剩與環境問題 垃圾的回收及資源化綜合利用 垃圾的回收及資源化綜合利用(下)海浴室中的科學
從喝純水想起
時下,飲用水正成為一種潮流.盡管媒介不只一次地介紹過飲用水的種種弊端,但"飲用水"族仍然日益擴大.
飲用水不單單指純水,還包括礦泉水,蒸餾水甚至太空水等等. 而我們喝著長大的自來水則成了相對的"非飲用水". 我們並不排除目前飲用水風靡,炒作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它反映了當前水體污染的嚴重已經到了難以下口的程度.
有報道說:"據報道979年對全國798座城鎮的調查, 全國日污水排放量為國為民258萬噸, 其中工業廢水佔用819,生活污水占據199. 1989年對全國代表大會854個城鎮進行調查,每天的排放量達365.3億噸.其中工業廢水達成協議5.5億噸. 這些廢水絕大部分未經處理就直接排放, 污染了江河湖海.
此外, 更有一個不爭的事實擺在每個上海人面前.上海的母親河黃埔江,50年代中期(1958年)之前是一條水質清澈,魚蝦成群的河道,1962年水質開始受到污染, 1963年開始出現為期22天的黑臭期,1988年上升到場29天,佔全年約2/3, 水質不合格江段佔64.5km,佔全長113.5km的56.99%.
水污染的危害是不是不言而喻的.水體污染,水質惡化對人體健康和人類生活,生產都帶來了嚴重的危害.
水是人類賴以生存的重要物質,潔凈的人能給人們帶來蔥蘢花木,鳥語花香,恬靜舒適,美麗如畫的優美環境,給人們帶來寧靜,愉悅和和平.但是今天污染了的水給人們帶來的是痛苦,恐怖和災難.為了使生活更美好,讓秀麗的山水永駐人間,讓清水長流不斷,人們已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防止水污染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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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5年,一場「環保風暴」在中國內地颳起,30個總投資達1179億多元的在建項目被國家環保總局叫停,其中包括同屬正部級單位的三峽總公司的三個項目.理由是,這些項目未經環境影響評價,屬於未批先建的違法工程.
環境惡化無路可退中國的環境問題並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紀90年代,環境污染問題就已非常嚴重.如淮河流域.在上世紀90年代五類水質就佔到了80％,整個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條巨大的污水溝.1995年,由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達到1875億元.
據中科院測算,目前由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已佔到GDP總值的15％,這意味著一邊是9％的經濟增長,一邊是15％的損失率.環境問題,已不僅僅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已成為吞噬經濟成果的惡魔.
目前,中國的荒漠化土地已達267.4萬多平方公里；全國18個省區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脅,而且荒漠化還在以每年1萬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長.
七大江河水系中,完全沒有使用價值的水質已超過40％.全國668座城市,有400多個處於缺水狀態.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質污染引起的.如浙江省寧波市,地處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匯口,卻因水質污染,最缺水時需要靠運水車日夜不停地奔跑,將鄉村河道里的水運進城裡的各個企業.
中國平均1萬元的工業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並產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創造1億元GDP就要排放28.8萬噸廢水.還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經處理,就直接排放進河道,要不了10年,中國就會出現無水可用的局面.
全國1/3的城市人口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有1/3的國土被酸雨侵蝕.經濟發達的浙江省,酸雨覆蓋率已達到100％.酸雨發生的頻率,上海達11％,江蘇大概為12％.華中地區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賓、懷化、紹興、遵義、寧波、溫州等,酸雨頻率超過了90％.
在中國,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許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為1200萬~1400萬噸.而2003年,全國二氧化硫排放量就達到2158.7萬噸,比2002年增長12％,其中工業排放量增加了14.7％.按照目前的經濟發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國僅火電廠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將達2100萬噸以上,全部排放量將超過大氣環境容量1倍以上,這對生態環境和民眾健康將是一場嚴重災難.
1月27日,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有人預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類歷史上突發性環境危機對經濟、社會體系的最大摧毀,很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出現在中國.
治理污染陷於兩難有一種說法,要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控制好環境,在環保方面的投入須達到GDP的1.5％以上.但這是在環境保護本來就非常良好的情況下,在中國,根據上海的經驗,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環境,環保投入須佔到GDP的3％以上.而在過去20年裡,中國每年在環保方面的投入,在90年代上半期是0.5％,最近幾年也只有1％多一點.環保是一種「奢侈性消費」,投入大,對GDP貢獻小,因此,一些本應用於環保方面的專項資金,也被挪作他用.
目前中國在環境問題上進退兩難:再不治理,未來無法保障；真要治理,則需大規模投入,眼前的經濟又難以承受.
有人算過,雲南滇池周邊的企業在過去20年間,總共只創造了幾十億元產值,但要初步恢復滇池水質,至少得花幾百億元,這是全雲南省一年的財政收入.淮河流域的小造紙廠,20年累計產值不過500億元.但要治理其帶來的污染,即使是幹流達到起碼的灌溉用水標准也需要投入3000億元.要恢復到20世紀70年代的三類水質,不僅花費是個可怕的數字,時間也至少需要100年.
違法成本低執法成本高就微觀角度說,在過去20年裡,國內製造業在無法依靠技術進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情況下,只能朝兩個方面挖潛:一是工資,二是環保.最簡單的事,例如水泥生產,要達到起碼的環保要求,每噸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廠價的5％.紡織業每年排放的廢水超過10億立方米,如要處理,則每噸需花費1.2~1.8元.提高生產成本5％.而絕大多數企業根本就沒有這么高的利潤率.因此只能在環保問題上打游擊:或是不建任何廢水處理設施:或是建立以後就當擺設,白天把污水放到處理池裡,晚上沒人時就排放到河裡,這樣就可以節省一大筆成本.在市場的無序化競爭中,這5％的成本.往往就決定了企業的盈與虧、生與死.
而中國在環保執法上的兩高一低——守法成本高、執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也助長了這種傾向.通常的情況是,環保部門為取證一件違法偷排事件,需耗費50萬元,而最終落到違法企業頭上的罰款,則只有區區5萬元,包括正在勁刮的所謂「環保風暴」.
一些投資數十億元的特大電站項目,違反環境評價擅自開工建設,最後的罰款也不過20萬元.區區20萬元罰款,對於一個投資超億元的項目來說,簡直是九牛一毛.這樣的處罰力度對違法行為談何震懾力?因此《環保法》歷來被人稱為「豆腐法」.
一場環保風暴將涉及數十萬家企業,由此帶來的結果必然是:大批企業的破產倒閉,大量人員失業,企業成本大幅提高,國內物價指數迅速地突破兩位數.因此,無論是宏觀成本,還是微觀成本,實際上都無法承受.
四個因素阻礙環境治理對環保部門在執法過程中遭遇的巨大阻力,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總結出了四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些地方對科學發展觀認識不到位,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一些高能耗、重污染的小冶煉、小鐵合金、小化工等被明令禁止的項目,在一些地方竟然呈現蔓延的趨勢.
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中,片面強調簡化審批,限期辦理相關手續.而不管項目是否會存在污染情況,只要來投資就批准,個別地方在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審批中存在「首長意志」、「先上車,後買票」等違法現象.
再次,環評質量亟待提高.有些環評單位不堅持科學評價,不敢以客觀的事實和科學的數據說話,評價結論含糊,模稜兩可,將項目的環境可行性與否的結論推給審批部門,甚至極個別的環評單位弄虛作假,編造、偽造數據,或者隱瞞事實,嚴重影響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落實,使環境影響評價流於形式,喪失了第三方咨詢機構起碼的科學性和公正性.
最後,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工作開展不足.我國目前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是政府主導型,以有限的政府力量去監管數量龐大的建設項目,顯然力不從心.
其實,環評法遇到的阻力更有背後的經濟利益在驅使.
掀起真正的「環保風暴」
中國是一個在環境上迴旋餘地極小的大國,又是一個在全球資源、市場基本被瓜分完畢後崛起的一個後起國家.中國沒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國家那樣,等到環境惡劣到極點後再來治理.
但中國又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別人走過的先發展經濟、再治理污染的道路,中國不可避免的也會走一遭.
世界各國的歷史已經表明,在經濟增長與環境變化之間有一個共同的規律: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會有一個環境污染隨國內生產總值同步高速增長的時期,尤其是重化工業時代:但當GDP增長到一定程度,隨著產業結構高級化,以及居民環境支付意願的增強.污染水平在到達轉折點後就會隨著GDP的增長反而戛然向下,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環境容量之下,此即所謂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當年日本的發展過程就是這一規律.
毫無疑問,中國沒有可能跨越這樣一個重化工業時代.因為中國的人口太多,國家太大,無法像芬蘭那樣,在本國製造業尚不發達的情況下,藉助於全球化分工,直接進入高科技時代.
上世紀90年代末,筆者曾回過蘇南老家,小時候那種清清河水,坐著船就可到達四鄉八鎮的情景已一去不復返了.而令筆者吃驚的是,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因素竟然是最普通的生活垃圾.在中國,即使不發展工業,由人口增長帶來的污染物,也足以使環境惡化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即便是治理這樣的污染,也需要大筆投資,需要有經濟基礎.
中國在治理污染問題上,任重道遠,需要依法辦事,制止惡性環保事件的發生,延緩環境惡化的速度.
3.我們應該持一種怎樣的環保觀
我們應該持一種怎樣的生態環保觀和資源開發觀?環保和資源開發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體嗎?我看不是.因為他們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為了人類的生存.因此科學的生態環保和資源開發是能夠做到對立統一的.
我相信所有關注環境問題的人都懷著一顆為了我們的子孫萬代能夠更好地生存下去的赤誠之心.我們也不應懷疑那些為了讓貧困地區的人盡早脫貧致富而去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人,他們同樣也有著一顆保證和改善貧困地區人民生存的拳拳之心.只不過極力主張保護的人考慮的是整個人類長遠的生存問題,而積極主張開發的人要解決的卻是當前局部地區人民的生存問題.我們有理由剝奪局部地區人民的生存和發展權嗎?
這些年來,在各環保組織的宣傳努力下,廣大公民已經有了一定環保意識,這是各環保組織和人士的功勞,但有環保意識並不等於懂得了環保.我們還有很多人雖然有了環保意識,但出於對自身眼前利益的的考慮和貪圖享受,並不願意自覺地去遵守環保准則.例如,我們一些已經無需為自己的溫飽擔憂問題的人,為了嘗一嘗野味,穿戴高檔皮毛時裝,顯耀自己的富有,於是促成並刺激了野生動植物交易市場的產生和發展,使我們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超出了大自然的承受能力.在這一過程中,真正該受到指責的應是那些衣食無憂的消費者,而不是那些衣食無著,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去索取自然資源的人,也不應去指責那些為了讓貧困地區的人民盡快擺脫困境而去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人.
為什麼環境問題至少在工業革命以前並未引起人們的關注,而現在卻成了一個越來越影響人類自身生存的全球緊迫性問題?這是因為在過去,人類對自然資源的索取及產生的各類垃圾還沒有超出大自然的承受力,而現在,人類對大自然的過度開發利用及大量的生活和工業垃圾已經超出了大自然的承受能力.這又是怎麼造成的呢?是人類在解決溫飽問題後,對物質和精神享受窮奢極欲的不斷追求.要徹底解決環境問題就必須遏制人們這一不斷膨脹的享樂慾望.因此我們在宣傳環保和揭露環境問題時,最重要的應該是在我們這些衣食無憂,享受著現代文明生活的城市人中提倡一種為富濟貧的道德觀,過一種簡約的生活.那些生活在貧困落後地區的人,他們的生活已經夠落後簡約了,已經簡約到了難以維持生計的地步了.該如何解決他們的生存和發展問題呢?
我們應該反對那種教條的,極端的環保思想.這種思想表面看上去很正確,也極能蠱惑人心,實際上卻是非常自私和不負責任的,因為他們剝奪了貧困落後地區人民的生存和發展權.
在偏遠的貧困落後地區,當地的人打獵,伐樹,燒荒,那是為了生存.也正是因為現代文明的曙光還沒有照射到他們,所以還沿襲著這一落後的生活方式.在這樣的生存狀況下,不打獵伐樹,請問你讓他們吃什麼?燒什麼?用什麼?對這些地區地方政府及當地居民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我們的一些環保者總愛不分青紅皂白的加以指責,而且常犯一個善意的錯誤,那就是：你們不能砍伐這的原始森林,不能捕殺野生動物,不能在這的江河上建大壩,保留這的原始風貌,你們可以通過開發綠色旅遊來帶動經濟的發展啊.但是在當前我們國民素質和環保意識還不高的情況下,旅遊真是綠色的嗎?開發旅遊就不會造成生態環境的破壞嗎?讓我們來看看會出現什麼情況吧.1.過去當地人只產生少量的生活垃圾,而且幾乎沒有不可降解的垃圾；而現在由於大量遊客的湧入,帶來了大量的生活垃圾,特別是那些過去當地極少見到的塑料食品包裝袋;請問這是誰之過?2.由於遊客們要品嘗當地的野味,原來不存在的野生動植物交易運營而生了；過去當地人只是少量地捕殺和挖掘野生動植物,滿足自家食用就行了；現在為了滿足遊客的需要,也為了增加自己的經濟收入,他們開始大量捕殺和挖掘野生動植物了;請問這是誰之過?3.過去當地人,民風淳樸,待人真誠；而現在伴隨著各色遊客而來的各種光怪陸離的山外文化,及不法商販帶來的各種假冒偽劣商品和花樣百出的坑人,騙人的手段,讓當地人受益匪淺,從此民風不再淳樸,待人不再真誠;請問這是誰之過?
雲南的瀘沽湖景區就是這樣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中央電視台曾報道過.然而這個報道僅僅只是簡單地指責了當地的有關政府部門,有幾個人想過這一切是誰帶來的呢?這種情況幾乎所有景區都未能倖免.在此我並不是反對開發旅遊,我想說的是,開發旅遊並不是解決環保與發展的萬能葯,搞不好,開展旅遊比開發自然資源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更大.而實際上旅遊本身也是對自然資源的一種利用,因此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不是能不能和該不該得問題,而是怎樣開發的問題.
生態環境的保護不應該是一味地追求原封不動,一絲一毫都不能改變.持這種極端環保觀的人在關心環境的同時,忽略了生存和發展問題,特別是偏遠的貧困落後地區的生存和發展問題,他們把環保理想化和教條化了,使環保失去了生命力.這種人自己吃飽喝足,無憂無慮地在城市享受著現代文明帶來的種種好處,有幾個到過偏遠的貧困落後地區,更別說在那生活和工作了.少數人去過,那也不過是坐著豪華越野車蜻蜓點水般去遊山玩水而已.他們只不過是想藉此,保留下供城市人酒足飯飽後能有個娛樂和尋幽獵奇的後花園罷了.按照他們的觀點,人類恐怕要回到原始社會才符合要求.這種思想只能使我們作繭自縛,讓社會停滯不前.
一次我到雲南省的獨龍江旅遊拍照.那裡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清澈的溪流江水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同時當地居民貧困的生活狀況也給我留下了難以泯滅的印象,然而給我印象最深的卻是一個邊防戰士對我說的一段話：「這里對你們旅遊者來說是青山綠水,可是對我們這些天天在這的人來說則是窮山惡水.」請注意,這還只是一個只需在此服役兩年的人說出的話,那麼對於那些世代生活於此的人來說又會如何呢?這句話對我猶如當頭棒喝,使我這個也曾大喊環保的人清醒了許多.
我們不能把所有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都視為是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這樣做真的太自私,太教條.我們反對的因該是那種不顧長遠利益,盲目的,過度的毀滅性開發,而對那些能使當地人脫貧致富,步入文明,已做過生態評估,考慮到了開發後的生態恢復,有序的,科學合理的開發不因橫加指責和阻止.實際上,只要做到科學合理的開發,那種局部的,暫時性的破壞並不會造成不可逆轉的生態災難,而相反會形成新的生態景觀,甚至改善原來惡劣的自然環境.這樣的例子並不是沒有.遠的有四川的都江堰和貫通南北的大運河,近的有浙江的千島湖和雲南的魯布革水電站.
在環保方面,我們目前最急迫的目標不是簡單粗暴地去指責和阻止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而是要提高整個國民的素質,特別是要提高那些住在城市中,生活在文明中,不愁吃穿的現代城市人的環保意識.那些偏遠貧困地區沒有環保意識的人,他們對環境的破壞是微乎其微的,而且是為了保證自身的生存,有些甚至可以說其行為本身就是當地生態環境中的一個鏈.反倒是我們這些有文化的現代城市人在吃飽穿暖之餘,為了貪圖享受,刺激了一些奢侈業如皮毛,高檔木製傢具,野味餐飲,一次性用具的發展,這些行業的發展才真正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徹底而毀滅性的打擊,現代文明的城市人才真正是生態環境直接和間接的殺手.
試想,假如有兩個人,一個是不愁吃穿的富人,一個是衣不掩體,食不果腹的窮人,一隻珍惜的野生動物出現在他們面前,富人為了享用皮毛和野味而捕殺之,而窮人則是為了禦寒,填飽肚子活命而捕殺之,請問兩種行為都該受到指責嗎?
5.怎樣的環保才「理智」
——兼評Charles Krauthammer的《Saving Nature, But Only for Man》
隨著時間范圍的普遍的環境惡化,環保已經成了一個熱門話題.面對各種各樣關於環保的建議、提案、規則、法律,有人提出要對它們進行選擇.比如,大學英語書的某篇課文宣揚這樣一種被稱為「理智環保論」的觀點,這種觀點「理智」地宣稱：人類「不是為大自然,而是為我們自己保護環境」,因此人類應該「僅在居住環境受威脅時再作出緊迫調整」.為了爭取支持,該理論「不要求人們為其它生物作出犧牲」.
人類確實是為了「我們自己」而保護環境,但問題在於如何保護.這篇文章宣稱我們應該在「居住環境受威脅時再作出緊迫調整」,就是說我們應該等到自己都住不下去了才想到保護環境.是誰讓環境糟糕得住不下去的?確實,這其中有地球自身的氣候變化周期的因素,但在工業化革命以來的短短幾百年裡,把環境變得不宜於人類居住的,主要還是人類自己.面對一天比一天惡化的環境危機,不檢討自己的錯誤,不改變視環境為「自由資源」的錯誤觀念,而是借口某些環境問題不緊急而聽任環境繼續惡化,這絕對不是一個「理智」的人應有的態度.
事實已經證明,採取「先污染,後治理」的環境污染治理方式,會造成大量資金的浪費——因為製造污染取得的效益往往小於消除污染要花費的成本.然而,由於這只是「外部不經濟」,不用作者自己立即買單,因此他就會對消除這些污染毫無興趣.於是,我們就會看到一個奇怪的現象：作者在心甘情願地為別人的「外部不經濟」買單的同時,又採取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大量地為別人,甚至他的後代,製造著代價巨大的「外部不經濟」.
該文的另一個奇怪的觀點是「不要求人們為其它生物作出犧牲」.試想一下,如果人們被要求為其它動物作出「犧牲」,那麼「犧牲」的會是什麼呢——大概僅僅是一些金錢,或者改變食用野味的愛好而已.我們知道,當生物間有沖突的時候,要不兩敗俱傷,要不總有一個要作出「犧牲」.現在人類不「犧牲」,那隻有讓其它生物犧牲了.它們應該如何為人類犧牲呢?很簡單——獻出生命.
作者說,他喜愛北極馴鹿（真不知道他是怎麼把這句話說出口的）,但是為了能開採到石油,他不惜破壞馴鹿在阿拉斯加的繁殖地——因為這樣能避免戰爭.且不說事實已經證明,開采了阿拉斯加的石油,根本不能避免戰爭；即使可以避免戰爭,為了人類的石油便宜一些,而使北極馴鹿無法繁衍後代,這種在種族延續和金錢間選擇金錢的做法是否理智,實在值得考量.
類似的,作者喜愛斑梟（但願他喜愛的生物越少越好）,但是為了伐木工的生計,他不惜支持他們砍倒森林滅絕斑梟.我不知道作者怎麼會持這樣一種奇怪的邏輯——似乎伐木工不伐木就不能找到新工作,並且不伐木就失去了所有經濟來源,因此他們不伐木就無法生存,所以為了他們的「生存問題」,只好把斑梟「出賣」了.
在這位作者的眼裡,只要人類和其他生物的利益發生沖突,哪怕只要犧牲人類的很小的利益就能換回其它生物的寶貴生命,他也會認為人比其它生物更重要.這就是所謂的「理智」的環保觀.在這種「理智」的環保觀中,我們看不見一點「理智」的影子,透過冠冕堂皇的包裝,我們只能看到一種莫名的「唯我獨大」的霸氣、一種為了一丁點的經濟利益可以聽任其它生物滅絕的可怕的漠視.
作者說,那些為不會立即對人類的健康和安全構成威脅的事進行的環保是「奢侈環保」,「奢侈環保」僅當只需很小的代價就能達到才是好的.可是,有什麼與環保有關的事只需很小的代價就能達到嗎?幾乎沒有.也就是說,作者對那些為不立即對人類的健康和安全構成威脅的事而進行的環保是不會支持的. 普衛欣美國進口的可以防霾天 貓有。
我們需要這樣的「理智環保論」嗎?這種「理智環保」,其實就是坐等環境惡化,直到等不下去了,大家都受不了了,然後齊心協力把某個環境問題緩解一下.一方面環境問題層出不窮,出現的速度越來越快；另一方面,緩解環境問題的速度遠遠落後於它產生的速度.有些問題,我們本可以把它遏制在萌芽階段,可「理智環保」者偏要等到污染不可收拾時才出手.可以說,這種「理智」已經超越了常人的理解能力.
怎樣的環保才理智?那就是被那個作者看作「感情用事」的環保的辦事方式.要環保,就要熱愛大自然,而不是把它看作我們「利用」的對象；要環保,就要把環境問題消除在萌芽狀態,而不是聽任問題一天天擴大.這樣的環保,才是真正理智的環保.
⑸ 為什麼環境污染需要政府進行治理
一、原因：
（一）市場不能保持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和穩定協調的發展
市場調節實現的經濟均衡是一種事後調節並通過分散決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當程度的自發性和盲目性，由此產生周期性的經濟波動和經濟總量的失衡。在糧食生產、牲畜養殖等生產周期較長的產業部門更會發生典型的「蛛網波動」。此外，市場經濟中個人的理性選擇在個別產業、個別市場中可以有效地調節供求關系，但個人的理性選擇的綜合效果卻可能導致集體性的非理性行為，如當經濟發生通貨膨脹時，作為理性的個人自然會作出理性的選擇——增加支出購買商品，而每個人的理性選擇所產生的效果便是集體的非理性選擇——維持乃至加劇通貨膨脹；同樣，經濟蕭條時，也會因每個個體的理性選擇——減少支出而導致集體的非理性行為——維持乃至加劇經濟蕭條。再者，市場主體在激烈的競爭中，為了謀求最大的利潤，往往把資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風險小的產業，導致產業結構不合理。這就需要政府運用計劃，利用財政、貨幣、信貸、匯率、優惠、制裁等政策措施。經濟杠桿和法律手段，特別是採取「相機抉擇」的宏觀調節政策，適時改變市場運行的變數和參數，以減少經濟波動的幅度和頻率，同時通過制定發展戰略、發展計劃和產業政策，對若乾重要領域進行投資來引導生產力的合理布局，優化產業結構，保持宏觀經濟穩定與經濟總量平衡。
（二）自由放任的市場競爭最終必然會走向自己的反面——壟斷
因為生產的邊際成本決定市場價格，生產成本的水平使市場主體在市場的競爭中處於不同地位，進而導致某些處於有利形勢的企業逐漸占據壟斷地位。同時為了獲得規模經濟效益，一些市場主體往往通過聯合、合並、兼並的手段，形成對市場的壟斷，從而導致對市場競爭機制的扭曲．使其不能發揮自發而有效的調控功能，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um）即資源配置的最優化，也就成為純粹的假設，因此壟斷被視為市場經濟的「阿基里斯之題」。這就需要政府充當公益人，對市場主體的競爭予以適當的引導、限制，如制定反壟斷法或反托拉斯法、價格管制、控制壟斷程度等。這方面西方發達國家百年來的經驗教訓多有可供我們借鑒之處。這對市場秩序不健全、轉軌中的經濟體制還帶有某些行政壟斷痕跡的我國來說，政府對於促進市場發育和建立市場公平競爭程序負有更加重大的責任。這突出表現在政府應立足制度創新，盡快建立和完善公平競爭的規范體系和政策框架，加頒行全國性的反壟斷法（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已先後制定出一批地方性的反壟斷法規）與已經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相配套，防止可能發生的並遏止已經出現的各種形式的壟斷。
（三）市場機制無法補償和糾正經濟外在效應
所謂外在效應 （exter nality），按照經濟學家貝格、費舍爾等人的看法，是指「單個的生產決策或消費決策直接地影響了他人的生產或消費，其過程不是通過市場」。也就是說，外在效應是獨立於市場機制之外的客觀存在，它不能通過市場機制自動消弱或消除，往往需要藉助市場機制之外的力量予以校正和彌補。顯然，經濟外在效應意味著有些市場主體可以無償地取得外部經濟性（external－economies），而有些當事人蒙受外部不經濟性（external diseconmies）造成的損失卻得不到補償。前者常見於經濟生活中的「搭便車」（freeride）現象，即消費公共教育、公用基礎設施、國防建設等公共產品（public goods）而不分擔其成本，後者如工廠排放污染物會對附近居民或者企業造成損失，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來和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以及司空見慣的隨處抽煙等。這類外在效應和搭便車一般不可能通過市場價格表現出來，當然也就無法通過市場交換的途徑加以糾正。通過意識形態信念和道德教育固然能夠使之弱化，但作用畢竟有限。只有通過國家稅收或補貼政策或行政管制如特定的排污標准及徵收污染費以及在公共場所不準吸煙等規定，使外部效應內在化，最大限度地減輕經濟發展和市場化過程的外在效應，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
（四）市場機制無力於組織與實現公共產品的供給
所謂公共產品，是指那些能夠同時供許多人共同享用的產品和勞務，並且供給它的成本與享用它的效果，並不隨車用它的人數規模的變化而變化，如公共設施、環境保護、文化科學教育、醫葯、衛生。外交、國防等。正是因為公共產品具有消費的非排它性和非對抗性特徵，一個人對公共產品的消費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產品的減少，於是只要有公共產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費。這樣一方面公共產品的供給固然需要成本，這種費用理應由受益者分攤，但另一方面，「它一旦被生產出來，生產者就無法決策誰來得到它」，即公共產品的供給一經形成，就無法排斥不為其付費的消費者，於是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如前所述的經濟外在世以及由此而出現的「搭便車者」。更嚴重的是．既然若此，人人都希望別人來提供公共產品，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結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產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產品，就不能社會經濟的客觀需要，大大降低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這就需要政府以社會管理者的身份組織和實現公共產品的供給，並對其使用進行監管。
二、環境污染的簡單介紹：
由於人們對工業高度發達的負面影響預料不夠，預防不利，導致了全球性的三大危機：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環境污染指自然的或人為的向環境中添加某種物質而超過環境的自凈能力而產生危害的行為。（或由於人為的因素，環境受到有害物質的污染，使生物的生長繁殖和人類的正常生活受到有害影響。）由於人為因素使環境的構成或狀態發生變化，環境素質下降，從而擾亂和破壞了生態系統和人類的正常生產和生活條件的現象。
⑹ 為什麼會出現先污染後治理
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就像我們不生病就會加班工作一樣,要先解決溫飽問題,才能考慮環境呀.
以前國家需要發展,環保意識不夠（大概從寂靜的春天出版以後世界才開始關注）,而且生產力低下,導致資源浪費,環境污染.
另一方面,經濟水平低,吃飽才是最重要的,因此花錢的治理就被擱置了；等經濟發達了,污染治理才被重視和實施.
但是,我們不能走這條路,因為資源是有限的和不可再生的,而且當前污染治理技術高度發展,因此應該在源頭杜絕污染,否則付出的代價會非常高.
⑺ 為什麼土壤污染治理難
因為從監管到治理都難。
在監管層面來說：我國土地利用類型復雜，種類繁多，且監測基礎相對薄弱。但土壤污染存在顯著的時空異質性特徵，在治理之前，首先就要理清土壤污染的大致情景，對主要污染區進行識別，而後才能針對性的進行治理。
從治理層面說：土壤污染最重要的兩個問題 1是重金屬污染 2就是有機污染。如果想從土壤中將兩種污染物分離，都需要較為復雜解析手段，讓污染物與土壤的結合性下降，之後再將污染物通過淋洗等手段從土壤中析出，這一方面需要財力，另一方面還需要物力，同時也需要漫長的治理周期。
⑻ 為什麼我們不能再走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
污染後再治理，經濟損失只是一方面，關鍵是不管採取何種辦法治理都回不到原始的自然面貌。自然生態對於人類只有保護，沒有破壞。破壞就是（人類）滅亡！！
⑼ 中國為什麼不能繼續走先污染後治理的發展道路
中國為什麼不能繼續走先污染後治理的發展道路！——誰告訴你不能的？現在就在做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