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善治理論

1. 治理理論的啟示

治理理論要想在中國實現其善治的目標，除去其本身理論的不足，同時還要受到我國現有國情的影響。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根深蒂固，官本位思想嚴重，全能政府色彩濃重，較少採取合作、互動的方式。同時，中國民間組織對政府的依賴性較強，政治參與意識和能力較弱。但是治理理論提出的「善治」模式，從某種角度講可以成為中國政府改革的參照。
1.轉變政府職能，樹立有限、責任、法治、服務政府的觀念。治理理論強調治理主體的多元化，但並不否定政府在公共事務治理中的主導地位和重要作用。
2.充分發揮黨組織和人大、政協的整合、啟蒙作用，增強治理能力。黨的組織、人大、政協是我國政治體制中的一大特色。首先是黨的角色和職能的轉變，從行政主體的二元結構中撤出，專門從事對政府權力的控制、監督和調節。其次，人民代表大會是我國的權力機關，我國這種議行合一的結構決定了人大是政府與公民社會之間的一座橋梁，既能整合民意，又能監督政府。再次，政協發揮著政治協商和民主監督的作用，其成員是我國當前公民社會中最有影響力的組成部分，大多數人擁有較高的科學文化水平和參政議政能力，能夠了解民情反映民意，有利於政策的科學性和回應性。但現實中人大、政協的作用往往流於形式，因此充分發揮人大、政協的作用，對市民社會的發展和政府與市民社會兩者關系的整合將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3.建立政府與公民之間的合作與互動關系，促進公民社會成長。需要政府必須堅持執政為民的理念，以建立民主政府為目標，大力發展和推進政務公開，拓展渠道，使公民更便利更直接地表達自己的意願，影響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其中，重視教育，提高公民的素質也是促進公民參與的一條重要途徑。
4.培育和完善獨立性強的民間組織。我國的民間組織對政府依賴性太強，要逐步授權給民間組織，使之擺脫政府的主導，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同時，要用法律對其進行制約，提高自治與自律能力，建立政府與社會的相互協作的互動關系。
善治的出現和發展在當今的發達國家顯得很緩慢，往往是幾代人才能實現。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准備好面對長期的、緩慢的、可逆的、令人沮喪的道路來通向更好績效的政府。

2. 善治模式具有那些特徵

模式定義
概括地說，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其本質特徵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是政府與市場、社會的一種新穎關系。[1]
模式要素
綜合學術界的觀點，善治模式具有合法性、開放性、責任性、回應性、參與性、協商性、有效性、公正性、穩定性等特徵，主要包括四大要素：
1、公民安全得到保障，法律得到尊重，特別是這一切都須通過法治來實現。
2、公共機構正確而公正地管理公共開支，亦即進行有效的行政管理。
3、政治領導人對其行為向人民負責，亦即實行責任制。
4、信息靈通，便於全體公民了解情況，亦即具有政治透明性。[2]
模式本土闡發
將治理和善治理論運用於中國的實踐，需要尋求與國情契合的文化因子。在這方面，公共管理學者陳廣勝的闡述比較有代表性。2007年，他在專著《走向善治》中對善治的概念進行了本土化的闡發。

陳廣勝：《走向善治》
1、就治理主體而言，善治是「善者治理」。作為治理主體，無論政府、非政府組織或是私人企業都應具有合法性。尤其是發揮元治理功能的政府，更應是溫良、公正的治理者，是值得公眾信賴的合格治理者。
2、就治理目的而言，善治是「善意治理」。治理的本意是服務，沒有服務的治理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從根本上講，政府治理的出發點，是讓公眾享有更充分的公共物品，享有更高滿足度的公共管理，從而實現社會公眾福利的最大化。
3、就治理方式而言，善治是「善於治理」。它不是政府統包統攬的治理，更不是權力壓制、單向施恩，而是建立在契約基礎上的合作。治理的過程，是多中心良性互動的過程，是政府不斷回應公眾需求的過程。
4、就治理結果而言，善治是「善態治理」。這是一種境界，是一種多元治理、和諧治理的社會形態，雖然矛盾與沖突仍會頻繁出現，卻能最大限度地被社會所包容、被制度所接收、被機制所化解。[3]
模式實現形態
從西方學界來看，多元主義和社團主義是對如何實現善治的兩種視角。多元主義強調競爭，主張在結構分化的基礎上對權力進行多元配置；社團主義強調合作，主張國家和利益團體互相合作、相互支持的關系。
結合中國的實踐，需要踐行「競爭—合作主義」，即探索多元治理、和諧治理的新格局。所謂多元治理，即引入競爭，促使政府改變自己對於公共權力資源的壟斷性角色，讓包括社會中介組織、基層群眾自治組織、民間公益組織等在內的非政府組織和私人企業等，都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內，成為社會治理的主體。所謂和諧治理，即崇尚合作，畢竟多元治理絕非「無政府治理」，不是互不買賬、相互掣肘、分崩離析的各行其是，而應當是在政府的主持之下，實現分工合作、良性互動、運行協調的共治。
實現善治模式，必須改革由政府壟斷公共事務的格局，建立政府與市場、社會之間的合作型管理模式；必須改革政府自上而下的權力運行機制，建立政府與其他治理主體良性互動的網路型管理模式；必須改革政府忽視社會權利的傳統形態，建立充分發揮社會能動性的自主型管理模式。

3. 西方善治理論的淵源是哪與老子的「正善治」思想有關系嗎

老子的是正善治？ 沒太聽說過~~~最常聽的是~無為而治、順其自然！不加作作~

正善治聽著像宗教而來~

4. 什麼是行政管理學當中的治理理論

自從1989年世界銀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機"一詞並於1992年將起年度報告稱為《治理與發展》後，治理(governance)和善治(good governance)便成為國際社會科學中最時髦的術語之一，成為多學科領域中的最新研究領域。它主要研究如何通過政府與民間的合作，改善國家，特別是地方、地區、公司、機關、學術機構等的治理結構，提高效率，增強民主。90年代後，治理和善治不僅是經濟學的重要話語，也是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和管理學家的重要話語。治理和統治有什麼區別，善治與善政有什麼不同，怎樣評估一個國家的治理狀況？這些都成了國際社會科學界的熱門話題。
政府治理理論在西方的興起有其必然性。開放的中國處在開放的世界體系中，全球化這一全人類共同面對的現實同樣對中國產生影響，同樣對中國政府的治理提出挑戰。中國政府從自身實際出發。即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和全球化的沖擊，吸取西方國家政府治理的成功經驗，提出新的治理思路並提煉出一些適合中國的治理理念，這既是對中國當前面臨問題的回應，也是對政府治理理論的充實和完善。

5. 善治之道：政府怎樣與第三方組織合作

摘要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雙失靈」決定了第三方組織存在的必要性，但同時也存在「非營利失靈」的可能，因此，需要建立政府與第三方的合作夥伴關系，其主要形式有合同承包、政府補貼和憑單。目前，我國第三方組織及其與政府關系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行政色彩嚴重、組織發育不良、社會信譽程度低、承接政府轉移的公共服務職能少。政府必須在與第三方的合作關系中承擔起培育與支持責任、監管責任和參與責任，而第三方則必須立足於草根，提高組織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務能力，贏得政府和社會的支持和信任。 關鍵詞 政府第三方夥伴關系政府與第三方合作夥伴關系的理論分析 第三方又稱為第三部門，從范圍上講是指不屬於第一部門（政府）和第二部門（市場）的其他所有組織的集合，它以非營利為宗旨，因此，也被稱為非營利組織。第三方組織依靠會員繳納的會費、民間捐贈或政府財政撥款（或資助）等非營利收入，從事第一部門和第二部門無法或不願意作為的社會公益事業，服務社會公眾，其業務范圍包括環保、醫療、教育、慈善、治安、宗教等眾多領域。 從理論上說，之所以需要第三方的存在，是為了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雙失靈」的需要。一般認為，市場在提供私人物品方面具有優勢，它有利於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而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市場則往往因「搭便車」問題而失靈。這時，就需要政府這只「有形之手」來克服市場失靈，提供公共物品，因為「政府有強迫人們出資（通過稅收）的權力」①，可以解決「搭便車」問題。但很快人們便發現，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也存在失靈的情況，原因在於其遠離社會底層的官僚體制對社會需求的遲鈍反應，以及標准化的供給公共物品難以滿足不斷變化和個性化的需要而導致供應不足或浪費，同時，還因其壟斷性而使資源配置沒有效率。在這種情況下，具有非營利性和自願性特點的第三方就具有明顯的優勢，可以填補政府不能提供的物品和服務的縫隙②。第三方的民間性和草根性，使其更貼近服務對象，更了解服務對象的需求，能夠更靈活地對服務的需求作出彈性反應，滿足他們的多樣化和個性化的需求③。 雖然政府是公共物品和服務的最重要供給者，但這並不意味著由其包攬供給的全流程。公共物品和服務的供給過程包括決策和生產兩個不同環節。20世紀末西方國家興起的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倡導者認為，公共服務的決策屬於「掌舵」，而公共服務的生產屬於「劃槳」，兩個環節是可以分開的。政府的主要職責是「掌舵」而非「劃槳」，即確定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水平並承擔相關的成本，而公共物品和服務的生產則可以藉助第三方或市場（企業）來完成，從而實現政府的政策職能與管理職能的分離。在此基礎上引入競爭機制，實現公共服務供給的多元化。「掌舵」與「劃槳」分開後，「政府基本上作為一個精明的買家來工作，以能夠完成自己政策目標的方式利用各種生產廠商」。雖然政府部門仍然可以作為服務的提供者，但它們僅僅是其中之一，必須與其他非政府組織或工商企業展開競爭。決策者處於一個買者的位置，可以「貨比三家地自由挑選最有能力和效率的服務提供者，使他們花同樣的錢能夠得到更大的效益，使他們充分利用服務提供者之間的競爭，使他們保持最大限度的靈活性對變化中的情況作出反應，而且有助於他們堅持要求高質量工作表現的責任制。合同承包商知道一旦他們的質量下降就不再會要他們，而公務員則知道在他們身上不會發生那種事」④。一部分職能由第三方和市場承擔，有助於實現政府機構精簡和裁減人員的目的，有利於節約政府開支；而引入競爭機制，將使公共物品和服務的提供更有效率。 但是，如果政府只看到第三方提供服務的優勢而沒有看到其劣勢，放棄了對它的支持和監管，第三方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也同樣會出現失靈的情況。薩拉蒙把它叫做「志願失靈」⑤, 其最主要的表現是慈善供給不足，一是因為「搭便車」問題使社會能夠供給的公共服務少於社會最優，二是因為受經濟波動的影響，第三方獲得的捐贈難以維持其正常的經營，⑥三是因為第三方有時可能會打著「非營利」的旗號從事營利性活動。為了改變第三方失靈的狀況，政府應注重對第三方的財政資助，並通過稅收減免等政策鼓勵社會各界向第三方捐贈，同時通過績效評估等方法加強對第三方的監管等。 上述幾點理由決定了政府必須與第三方建立合作夥伴關系，以發揮各自的優勢，克服各自的劣勢，形成社會多元共治的良好局面。合作夥伴關系的主要形式有： 合同承包。即政府與第三方組織簽訂合同，由後者承包某一方面的物品和服務。在這一合作形式中，政府是安排者，第三方是生產者或服務的提供者，由政府向它們支付費用。可實行合同承包的公共服務范圍廣泛，包括垃圾收集、地面維護、街道清潔、城市綠化等。它是一種常見的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形式，為各國所普遍採用。如在美國最常見的64項市政服務中，平均23%以合同方式外包給私營部門和第三方。⑦近年來，我國很多地方政府在市政管理和服務、弱勢群體關懷等方面也開始採用合同承包的形式，藉助第三方提供公共服務。 政府補助。即政府給予生產者或服務提供者補貼。由於一些公共服務的盈利性不高，生產者提供服務的積極性不高，如果不給它們一定的補貼，公眾很難得到滿意的服務。補助的目的是為了降低特定物品對符合資格的消費者的價格，使消費者在市場上能夠向接受了政府補助的機構購買物品。補助的形式可以是資金，也可以是稅收優惠、低息貨款、貸款擔保等。在這種安排中，生產或服務的提供者是民營機構，即營利機構或非營利機構，政府和消費者都向它們支付費用。政府補助的例子很多，如政府對一些學校的補助，對醫療設施和醫療器械行業的補助，對一些房地產開發商的補助（使他們向低收入者提供廉價住房），對文化、表演藝術團體和藝術家的補助等。 憑單。它也是政府對公共服務項目所給予的一種補貼，與政府補助的不同之處是，它僅對特定消費者群體實施補貼，目的在於使他們有能夠在市場上選擇消費某一種服務的權利，政府向接受了憑單向消費者提供服務的機構支付費用。憑單的優點比補助明顯，因為它把消費的選擇權放在了消費者手中，從而引起生產或服務提供者之間的競爭，有助於提高服務效率和質量。美國的憑單制最具有典型意義。美國聯邦層次憑單的運用范圍包括四大領域，即食品與營養、教育、醫療和住房。美國退伍軍人權利法案是美國歷史上最成功的社會計劃之一，政府沒有直接提供資金去建立士兵大學，而是發放憑單，讓軍人選擇一所自己認可的大學、學院或技校。醫療照顧項目也是實行憑單制度的一個重要領域，醫療照顧補助的接受者可以手持政府發放的一種身份證件作憑單，在任何一個政府指定的醫療組織中得到醫療服務。 上述對政府與第三方合作夥伴關系的論述主要涉及普惠性的公共物品的供給機制，現實生活中還存在一些特殊的公共服務，如社區公共服務（社區綠化和道路、小區共有物業的保值增值、社區公共衛生和休閑物品等）等只由某一地域范圍內的人群分享、某一特定人群所需要的特殊服務。面對這些特殊的需求，市場沒有動力為之，由政府出面提供服務則會導致不公平問題，而由具有自治性的第三方組織承擔供給責任則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 除了普惠性和特殊性的公共服務外，不同地區和不同類型的人群之間會面臨不同的資源稟賦和差異化的心理期望，因而存在不同的利益訴求，需要特定的社會組織作為代言人與外部人群進行對話和交往。一來可以充當公共權力與私人領域之間的過渡帶，防止公共權力對私人領域的不當侵入，並把私人領域形成的共識傳遞給公共權力，改進公共決策；二來可以通過組織化的力量阻止市場的過度擴張。事實證明，在社會治理結構中，如果政府承攬了過多的公共事務，勢必會擠壓社會自治的空間，使公權力過度侵害社會和公民的利益，進而使政府成為社會矛盾的焦點，人們會將各種問題的存在歸因於政府，向政府發泄怨恨和憤怒，政府成為矛盾的一方，無法充當公平的「仲裁者」的角色。近年來，一些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就是缺乏社會自治（如缺乏村民自治，農民視村委會為「准政府」）惹的禍。更嚴重的是，缺乏社會自治會使民眾像一盤散沙，無法有效整合他們的利益訴求，政府無法知曉他們的真實需要，造成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巨大鴻溝，進而導致治理盲點和無序，當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並發生群體性事件時，政府還不知道跟誰進行對話而無所適從，從而加大了治理的成本。因此，政府惟有給第三方讓渡出適度的治理空間，從矛盾的漩渦中擺脫出來，讓社會走上自治之道，才能使自己充當社會糾紛「仲裁者」的角色，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第三方還是監督和制衡政府的重要力量。公共選擇理論認為：政府是由人（公務員）組成的，因此不可避免地會帶有人的各種弱點，比如逐利、謀私等，其表現形式就是尋租、權錢交易、貪污腐敗、官僚主義、不講效率。長期以來，我們傾向於採用自上而下的權力制衡和思想教育的方法進行反腐，但效果並不明顯。一是因為內部監督力量是有限的，二是因為「官官相護」的潛規則使官員彼此之間對一些或明或暗的不符合法律法規和其他制度的行為或灰色行為視而不見或暗中相助，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共同維護官員群體的特殊和既得利益格局。現實呼喚來自第三方的橫向監督和制衡。第三方監督的優勢來自於其活動范圍的廣泛性和「人多勢眾」。官員是生活在社會之中的，所謂「沒有不透風的牆」，其一舉一動都存在蛛絲馬跡，容易被民眾發覺，「群眾的眼晴是雪亮的」。在國外，很多民間組織專門從事監督政府的工作，其組織成員生活在社會的各個角度，他們經常出沒於一些娛樂場所，跟蹤官員的行為動向。世界上，沒有一個廉潔的政府不是監督出來的，指望政府官員的自覺是沒有希望的，這是迄今為止的一個普遍規律。近期以來，新的一屆領導集體出台「八項規定」後，不少民眾和媒體紛紛加入到監督的行列，很多公款吃喝和公車私用的現象被曝光，形成對「三公」的高壓態勢，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第三方在幫助政府監管市場方面也是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市場具有天然的擴張性和掠奪性，並具有強大的威力，單憑政府的力量難以對其實施有效的監管，而且，政府有可能被市場力量所「俘獲」而放棄其監管責任，近年來我國的假冒偽劣商品泛濫、環境污染問題嚴重等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這個時候，就需要第三方的力量（如民間消費者組織、環保組織等）來彌補政府力量的不足，防止市場對社會的過度侵害，維護社會的健康與和諧。

6. 試述善治模式的特徵

「善治」來（good governance）作為使公源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本質特徵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它強調政府與公民的良好合作以及公民的積極參與，實現管理的民主化。治理理論對我國政府采購治理改革仍然具有極其重要的啟示意義。

「善治」模式從某種角度講可以成為中國政府采購治理改革的參照。尤其是多中心治理理論引致的治理主體的多元化，乃至網路信息化下的N多元。

一般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政府派生實體、非政府組織、私人機構以及公民個人。具有主體間責任界限的模糊性、主體間權力相互依賴性和互動性，通過自主自治的網路體系的建立，政府作用范圍及方式有了重新界定。

(6)政府善治理論擴展閱讀

1、就治理主體而言，善治是「善者治理」。作為治理主體，無論政府、非政府組織或是私人企業都應具有合法性。尤其是發揮元治理功能的政府，更應是溫良、公正的治理者，是值得公眾信賴的合格治理者。

2、就治理目的而言，善治是「善意治理」。治理的本意是服務，沒有服務的治理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從根本上講，政府治理的出發點，是讓公眾享有更充分的公共物品，享有更高滿足度的公共管理，從而實現社會公眾福利的最大化。

7. 簡述治理理論的三種研究途徑

治理理論體系有著不同的研究途徑，主要有以下三種：
1.「政府管理」的途徑。這一途徑將治理等同於政府管理，側重從政府部門的角度來理解市場化條件下的公共管理改革，主要包括「最小國家的治理」、「新公共管理」和「善治」等 用法。
2.「公民社會」的途徑。這一途徑認為治理是公民社會的「自組織網路」，是公民社會部門（或稱第三部門）在自主追求共同利益的過程中創造的秩序，在公共資源管理、社區服務與發展、同業協會和跨國性的問題網路中普通存在。
3.合作網路的途徑。這一途徑試圖在「網路管理」的框架內整合上述兩種研究途徑，認為治理是政府與社會力量通過面對面的合作方式組成的網狀管理系統。
我們現在主流的研究方向就是第三種，即網路治理，為了實現與增進公共利益，政府部門和非政府部門（私營部門、第三部門或公民個人）等眾多公共行動主體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環境中分享公共權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務的過程。

8. 西方善治理論的淵源是哪

治理與善治俞可平是國內善治理論的先驅者，較早在國內引入和發展了西方學者提出的治理與善治理論。 俞可平認為治理是指在一個既定的范圍內運用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種不同的制度關系中運用權力去引導、控制和規范公民的各種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從政治學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過程，它包括政治權威的規范基礎、處理政治事務的方式和對公共資源的管理。它特別地關注在一個限定的領域內維持社會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權威的作用和對行政權力的運用。 「治理「(governance)與「統治「（government)從詞面上看似乎差別並不大，但其實際含義卻有很大的不同。治理與統治的最基本的，甚至可以說是本質性的區別就是，治理雖然需要權威，但這個權威並非一定是政府機關；而統治的權威則必定是政府。統治的主體一定是社會的公共機構，而治理的主體既可以是公共機構，也可以是私人機構，還可以是公共機構和私人機構的合作。治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合作、政府與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合作、強制與自願的合作。政府統治的權力運行方向總是自上而下的，它運用政府的政治權威，通過發號施令、制定政策和實施政策，對社會公共事務實行單一向度的管理。與此不同，治理則是一個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它主要通過合作、協商、夥伴關系、確立認同和共同的目標等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理。治理的實質在於建立在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認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擁有的管理機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權威，而是合作網路的權威。其權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單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治理可以彌補國家和市場在調控和協調過程中的某些不足，但治理也不可能是萬能的，它也內在地存在著許多局限，它不能代替國家而享有政治強制力，它也不可能代替市場而自發地對大多數資源進行有效的配置。為了克服治理的局限性，就有必要實施「良好的治理」或「善治」。概括地說，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善治的本質特徵，就在於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一種新穎關系，是兩者的最佳狀態。善治實際上是國家的權力向社會的回歸，善治的過程就是一個還政於民的過程。善治表示國家與社會或者說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良好合作，從全社會的范圍看，善治離不開政府，但更離不開公民。從某個小范圍的社群來看，可以沒有政府統治，但卻不能沒有公共管理。善治有賴於公民自願的合作和對權威的自覺認同，沒有公民的積極參與和合作，至多隻有善政，而不會有善治。所以，善治的基礎與其說是在政府或國家，還不如說是在公民或民間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說，民間社會是善治的現實基礎，沒有一個健全和發達的民間社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

9. 什麼是善治，對善治的認知是什麼

善治（Good Governance）即良好的治理。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英語和法語的政治學文獻中，善治概念的使用率直線上升，成為出現頻率最高的術語之一。概括地說，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其本質特徵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是政府與市場、社會的一種新穎關系。
善治概念主要有三個基本的來源：首先是來自於中國傳統的政治語匯，在這種情境下，「善治」與「善政」兩個概念之間並無本質區別。例如，董仲舒在《對賢良策》中寫到「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因而，在這種情境下，善治即等同於善政。其主要意義是指好的政府和相應的好的治理手段。善治語匯的第二個來源，來自於新的治理理論和對英文good governance的翻譯。在這一情境下，新的治理理論更加強調社會管理的主體多元化。善治語匯的第三個來源和發展是俞可平教授的總結，其主要的概念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過程」，認為善治的實現是政治制度的終極目的。並更近一步提出了，善治是在概念上比民主更為一般化的治理目標（這一點也是引發較大爭議的地方）。俞可平教授指出「善治既是對中國傳統的善政善治概念的借用，更是對當代西方good governance的借用，力圖將中西含義結合起來」。「這一概念對傳統的超越在於，它不局限於好政府，而著眼於整個社會的好治理，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政府利益或某個集團利益的最大化。對西方的超越在於，在中國語境中，善政仍然是實現善治的關鍵。對一般政治哲學的超越在於，它包含民主法治，但不局限於民主法治，民主法治只是善治的一個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可以說，以上的三種來源是互相遞進的。
張尚仁認為「善治」這一譯名，出自老子《道德經》第八章「正善治」。老子的《道德經》，提出了系統性的「善治」社會管理理論。該理論認為，對社會應以柔性管理為主。「柔」與「和」是「道」的本質屬性。柔性的社會管理，其內涵包括「天下神器」、「為無為，則無不治」、「以正治國」及無形管理比有形管理更重要的思想。社會的治理者，必須重視民生；要在民眾中形成淳樸的社會風氣；不可與民爭利，在利益面前要將自己擺在最後；管理民眾時，管理者一定要起好表率作用；要「居其實不居其華」，還要注重自身的修養。
善治表示國家與社會或者說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良好合作。具體如下：
1.善治模式的主體未必是政府，也無須依靠國家的強制力量來實現。一直以來，公共權力中心的唯一性被默認為是一個不可更迭的原則，但是善治理論卻使公共權力中心多元化。除了政府之外，各種機構(包括社會的、私人的)只有得到公眾的認可，才可以成為公共權力的中心。公共權力不再被政府所壟斷，使得政府與其他公共權力中心之間不再是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系，而是平等合作，依賴互動的新型關系；
2.善治模式強調國家與社會的合作，模糊了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明確界限，並且更加強調國家與社會的依賴關系。作為政府管理模式的善治與市場、社會自治組織、社會中介組織、社會獨立組織等具有許多聯系。存在於私人領域和第三領域的治理並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它們與政府的治理有著密切的聯系。現代社會國家正在把原先由它獨自承擔的責任轉移給公民社會，後者包括各種私人部門和公民自願性團體，它們正在承擔越來越多的原先由國家承擔的責任。國家與社會之間、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的界限便日益變得模糊不清。但這種模糊與古代社會中國家與社會的未分化有著本質的區別，當代社會的模糊說明利益整合和聚合的程度，其前提是在社會利益的分化程度非常發達，而古代社會中國家與社會的模糊卻是在社會利益的分化程度非常低的情況下發生的；
3.善治是一個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它強調管理對象的參與。統治的權力運行方向是自上而下的，它運用政府的政治權威，通過發號施令、制定政策和實施政策，對社會公共事務實行單一向度的管理。與此不同，善治則是一個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它主要通過合作、協商、夥伴關系、確立認同和共同的目標等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理。善治的實質在於建立在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認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擁有的管理機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權威，而是合作網路的權威，其權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單一的和自上而下的。善治組織的產生不是來自於授權，而是來自於協商，是由成員平等協商產生的。組織內部的議事規則、辦事程序又經過成員協商約定。決定事項的過程由於通過了徹底的民主協商，成員的意見能夠得到充分的表達，具有非常靈活的利益表達機制，能夠更好地體現公開、公平和公正；
4.善治還意味著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的多元化。統治的典型模式是運用發號施令來達成目標。而善治模式則認為辦好事情的能力並不僅限於政府的權力，在公共事務的管理中，還存在著其他的管理方法和技術。政府應該運用各種可行的辦法來達到公共事務的良好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