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污染治理的重要性
水污染問題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最重要制約因素之一，已經引起國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十五」期間，國家和地方在政策、法規、工程、科技和教育等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對遏制水環境惡化的趨勢發揮了重要作用。國家重大科技專項「水污染控制技術與治理工程」的實施也有利地提升了我國水污染控制與治理的綜合科技支撐能力，但水污染控制與治理將是一項長期、復雜和艱巨的系統工程，水污染控制與治理的重大關鍵技術遠未得到解決，水污染治理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薄弱，設備產品製造水平偏低、質量有待全面提高，對水污染控制與治理規劃制訂、工程項目實施和運行監管的技術支撐仍然明顯不足，水污染日益嚴重的發展趨勢尚未得到根本扭轉。
造成我國水體環境嚴重污染且難以短期解決的原因是多方面和高度復雜的，涉及資金投入嚴重不足、產業結構不合理、管理體制不完善、決策與運行管理不當、監管與績效管理不到位、關鍵技術與成套設備缺乏自主發展等方面。要解決現有的水污染問題，在各級政府和企業不斷加大水污染控制與治理基本建設投入的同時，必須依靠科技的支撐，建立科學的工作平台，提升自身的能力，通過重大科技攻關與科技創新，一方面攻克水體污染控制與治理中的一些重點和難點問題，形成具有自主知識產權、適合國內實際需求的關鍵技術突破和成套技術方案，另一方面將國家在前幾個五年計劃期間研究和開發的成熟技術進行集成應用，探尋配套技術經濟政策、技術標准、績效平台和運行監管等方面的創新發展，並與水污染問題突出、亟待解決的區域治理工程規劃相結合，進行系統技術集成和應用，建立城市水環境質量綜合改善、飲用水安全保障、污水處理及再生利用、污泥處理處置等方面的系列示範工程和區域性綜合示範。
因此，實施本重大專項，通過關鍵技術研究開發、系統集成和應用示範，將比較全面的解決我國水污染控制與治理的重大技術瓶頸問題，健全水污染控制的支撐體系，提升政府部門的行政能力，建立水污染控制與治理技術及設備產品體系，帶動水污染控制與治理行業的技術升級和產業發展，為國家和地方水污染控制與治理規劃和重大工程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撐和科學示範，對構建和諧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B. 簡述環境保護的重要意義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有效利用能源、減少環境污染、降低安全生產事故頻次，防止突發環境事件，確保生命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制定並執行環保政策和措施，致在保護環境的同時改善人民的生活質量，已經成為我國民生工程的關注點。保護環境不僅關乎人們的生存環境，也影響著經濟發展。
一、環境保護就是研究和防止由於人類生活、生產建設活動使自然環境惡化，進而尋求控制、治理和消除各類因素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並努力改善環境、美化環境、保護環境，使它更好的適應人類生活和工作需要。換句話說，環境保護就是運用環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在更好地利用自然資源的同時，深入認識污染和破壞環境的根源及危害，有計劃地保護環境，預防環境質量惡化，控制環境污染，促進人類與環境協調發展，提高人類生活質量，保護人類健康，造福子孫後代。
二、人生活在自然環境中，所以自然環境是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物質源泉。如果沒有地球這個廣闊的自然環境，人類是不可能生存和繁衍的。隨著人口的迅速增長和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工業及生活排放的廢棄物不斷地增多，從而使大氣、水質、土壤污染日益嚴重，自然生態平衡受到了猛烈的沖擊和破壞，許多資源日益減少，並面臨著耗竭的危險；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也日趨嚴重，糧食生產和人體健康受到嚴重威脅，所以，維護生態平衡，保護環境是關繫到人類生存、社會發展的根本性問題。
三、中國環保價值鏈，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具有顯赫的地位，但是，環境污染問題，在發展國民經濟建設時是不可懈怠和輕視的；提升環保的政策力度，從而更好地採取治理和應對突發環境事故，是當前急不可待的任務。
四、我們能夠借鑒國際最佳實踐和企業成功經驗，從而進一步推動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發展國民經濟建設時要把保護環境放在首要位置。
五、提升地方政府和企業的環保意識和能力，是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各地區區域性經濟發展中，已經注意到了本位主義和犧牲環境為代價所帶來的最終惡果，開展清潔生產，以促進企業的認知和意識，以環保促進當地社區、工業、價值鏈、買方市場的綜合效益，相關經驗已作為成功案例，為中國企業的環保工作，提供了寶貴經驗。
六、改善人民的生活質量，而不危及後代人的利益，政府，地方政府和業界應制定和實施更加嚴厲的清潔生產、高效利用自然資源等法規和政策，以減少對中國本土、人類環境的污染。
七、國家的環境保護問題，包括環境污染的防治與控制、自然生態保護、核安全監管、環境安全保護等，政策應當先行。執行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也應當充分利用經濟杠桿策略，過去比較注重經濟份額的考量，應迅速轉為對國家法規和政策執行力的考核，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過程。
C. 強力推進治理環境污染的現實意義
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前提。環境為我們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必需的資源和條件。內隨著社會經濟容的發展，環境問題已經作為一個不可迴避的重要問題提上了各國政府的議事日程。保護環境，減輕環境污染，遏制生態惡化趨勢，成為政府社會管理的重要任務。對於我們國家，保護環境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解決全國突出的環境問題，促進經濟、社會與環境協調發展和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是政府面臨的重要而又艱巨的任務。
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強烈意識，像抓經濟發展、抓安全生產一樣抓環境保護工作，從嚴打擊環境違法行為，全面提升生態環境質量，堅決不要污染的 GDP。
D. 保護環境的重要性
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前提。環境為我們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必需的資源和條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環境問題已經作為一個不可迴避的重要問題提上了各國政府的議事日程。保護環境，減輕環境污染，遏制生態惡化趨勢，成為政府社會管理的重要任務。對於我們國家，保護環境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解決全國突出的環境問題，促進經濟、社會與環境協調發展和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是政府面臨的重要而又艱巨的任務。
一、我國現階段環境保護政策的政策背景
環境問題不是一個單一的社會問題，它是與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緊密相關的。環境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類社會發展尤其是那種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發展的必然產物。西方國家已經進入了工業化社會，他們已在償還工業化起步階段以來對環境欠下的債務。我國正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在經歷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過渡。我們決不能走西方國家「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而應該提前把環境保護放到一個重要的位置。這既是歷史的教訓，也是我們面臨的必然選擇，在環境危機日益深化的情況下一種被動選擇。因為環境問題已成為危害人們健康，制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1、環境污染問題嚴重
污染問題是人類社會面臨的主要環境問題，它也是人類社會活動的必然產物。雖然經過多年的治理，我國環境污染加劇的趨勢基本得到控制，但是，環境污染問題依然相當嚴重。據統計，2004年，全國二氧化硫排放量2254.9萬噸，比2000年增長了15%。在全國七大水系中，根據413個水質監測斷面記錄，只有41.6%的斷面滿足國家地表水三類標准，比2000年下降16.1%，長江、珠江的水質較好，海河、黃河、淮河、遼河、松花江的水質較差，各大淡水湖泊和城市湖泊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2004年城市空氣質量41.4%達到二級標准，比2000年的63.5%下降22.1%，*酸雨污染問題嚴重。城市雜訊擾民較為普遍，7.3%的城市處於嚴重或中度污染水平。重大污染事故時有發生，我國進入了一個環境污染事故的高發期。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成為制約我國可持續發展的障礙因素。
2、生態惡化趨勢加劇
生態環境是人類生產和生活中與之發生聯系的自然因素的總和，人類的活動必然對這些因素造成或多或少的影響。目前，我國生態環境破壞的范圍在擴大，程度在加劇，危害在加重。土地退化嚴重，全國水土流失面積達367萬平方公里，約占國土面積的38%，平均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積1萬平方公里，荒漠化土地面積已達262萬平方公里，並且每年還以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展。全國森林面積17491萬公頃，森林覆蓋率18.21%，居世界第130位，人均森林面積列世界第134位，占國土面積32.19%的西北五省（自治區）森林覆蓋率僅為5.86%，亂砍濫伐現象仍屢禁不止。草地退化、沙化和鹼化的面積達1.35億公頃，約占草地總面積的三分之一，並且每年還在以200萬公頃的速度增加。水生態系統失衡，2004年，全國有79個城市缺水，有2340萬人口，1300萬頭大牲畜發生臨時性飲水困難。*生物多樣性銳減，野生動植物豐富區面積不斷減少，亂捕濫獵和亂挖濫采現象屢禁不止。生態環境惡化，嚴重影響和我國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和國家生態環境安全。
3、入世給我國環境保護帶了新挑戰
我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即通常所謂的入世。入世後，我們在享受權利的同時，還要履行相應的義務。發達國家會要求我們執行與之同樣的高環境標准。[1]因此，WTO的一些綠色條款，有可能對我國商品出口造成影響，限制了國內那些不符合環境標准商品的出口貿易。這就要求國內企業提高環境保護意識，加大環境保護方面的投入，建立環境管理體系，持續改善環境行為，以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但是，高環境標准又會導致產品成本增加，降低產品競爭力，阻礙其產品順利進入國際市場。因此，如何協調高質量環境保護標准與產品成本之間的關系，成為入世後我國環境保護政策面臨的新挑戰。
4、落實科學發展觀重要舉措
二、我國當前環境保護政策的主要內容與分析
建國後相當一個時期里，我們沒有意識到環境問題的重要性，但是環境問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忽視環境保護，人類社會必將為自身的發展而付出代價。隨著環境問題的凸現，國務院於1973年成立了環保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在全國開始「三廢」治理和環保教育，這是我國環境保護工作的開始。經過20多年的發展，我國的環境保護政策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它具體包括三大政策八項制度，[2]即「預防為主，防治結合」，「誰污染，誰治理」，「強化環境管理」這三項政策和「環境影響評價」，「三同時」，「排污收費」，「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排污申請登記與許可證」，「限期治理」，「集中控制」等八項制度。
1、預防為主，防治結合政策
環境保護政策是把環境污染控制在一定范圍，通過各種方式達到有效率的污染水平。[3]因此，預先採取措施，避免或者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是解決環境問題的最有效率的辦法。中國環境保護的主要目標就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防止環境污染的產生和蔓延。其主要措施是：把環境保護納入國家和地方的中長期及年度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對開發建設項目實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和「三同時」制度。
2、誰污染，誰治理政策
從環境經濟學的角度看，環境是一種稀缺性資源，又是一種共有資源，為了避免「共有地悲劇」，必須由環境破壞者承擔治理成本。這也是國際上通用的污染者付費原則的體現，即由污染者承擔其污染的責任和費用。其主要措施有：對超過排放標准向大氣、水體等排放污染物的企事業單位徵收超標排污費，專門用於防治污染；對嚴重污染的企事業單位實行限期治理；結合企業技術改造防治工業污染。
3、強化環境管理政策
由於交易成本的存在，外部性無法通過私人市場進行協調而得以解決。[4]解決外部性問題需要依靠政府的作用。污染是一種典型的外部行為，因此，政府必須介入環境保護中來，擔當管制者和監督者的角色，與企業一起進行環境治理。強化環境管理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強化政府和企業的環境治理責任，控制和減少因管理不善帶來的環境污染和破壞。其主要措施有：逐步建立和完善環境保護法規與標准體系，建立健全各級政府的環境保護機構及國家和地方監測網路；實行地方各級政府環境目標責任制；對重要城市實行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
三、政策科學視角下的 我國環境保護政策分析
我國的環境保護政策不是一項具體的政策，而是形成的一個完善的政策體系。下面筆者將從政策科學的角度對現階段我國環境保護政策做出具體分析。
1、在政策目標取向上，重視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政策目標是政策所希望取得的結果或完成的任務。政策的目標取向決定了在制定政策方案過程中的價值抉擇。環境保護是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一個具體要求，也是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我國的環境保護政策不僅考慮環境保護目標的需要，同時也注重環境對經濟系統可能造成的負擔。一般來說，我國環境政策的總體戰略是「環境與經濟協調型」的，而不是「環境優先型」的。這一特徵與我國環境政策的政策背景相一致，我國正處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人們生活水平不高的國情下，追求「環境優先」的政策取向是不現實的。
2、在政策主體上，政府是政策的制定主體和執行主體。政策主體是指那些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的個人或組織。由於各國的社會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狀況、文化傳統等方面的不同，各國的政策制定主體也有所差異。我國在以政府為本位的現實狀況下，政府是社會公共事務的治理主體。我國政府擔當著環境治理的重任，一些社會團體和企業雖然也參與環境保護事業，但由於環境保護政策已把權力基本上都授予政府，他們所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缺乏多元參與的治理體系，是我國環境保護政策執行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因為政府理性是有限的，政府在制定和執行環境保護政策方面都有局限性，會面臨決策失誤和執行不力的困境。正是這些局限性為社會團體和個人參與環境保護事業提供了空間。
3、在政策作用點上，注重同時從根源上預防和從後果上治理。我國「防治結合，預防為主」的政策表明環境保護政策既要處理已經出現的後果，更要採取措施預防新的環境問題。預防新的污染源出現，可以把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控制在最低限度。而對環境污染的治理則是一種補救式措施。所以，在具體的環境保護工作中要堅持把預防與治理二者結合起來，更好地發揮環境保護政策的作用，追求理想的政策效果。
4、在政策的實施機制上，管制性手段和誘導性手段相結合。管制性手段是政府直接利用政策干預環境保護，而誘導性手段是政府藉助市場機制誘使企業因符合自身利益而保護環境。目前，管制性手段仍在我國佔主導地位，價格、稅收等一些起到誘導性作用的經濟手段使用得較少。而管制性手段因政府部門和官員的自利行為會呈現「軟化」現象，無法起到應有的作用。所以，從長遠來看，運用經濟手段推進污染治理市場化進程是一種必然趨勢。
四、我國環境保護政策實施中的問題與政策建議
我國的各項環境保護政策在實際工作中得以落實，取得了巨大成績。目前，我國環境污染已基本得到控制，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也得到一定遏制。這與各項政策的作用是分不開的，這些政策成為國家環境保護部門進行監督管理的有效工具。以2004年為例，據國家環保總局統計，全年共實施環境行政處罰案件數80079件，確定交納排污費單位73.3萬個，共徵收排污費94.2億元，當年辦理環境設立項目323264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執行率99.3%，「三同時」制度實際執行項目78907個，合格項目76038個，執行合格率95.7%，當年完成限期治理項目數22649項，關停並轉企業13338個。*進入2005年以來，又先後有圓明園湖底防滲工程、河南冶金研究所焦作東方金鋁公司電解鋁技術改造項目等一批項目因不符合環境影響評價法被叫停，並責令限期整改。近期，因松花江污染事故國家環保總局局長解振華引咎辭職，掀起了新的「環保風暴」。
由上可以看出，我國的環境保護政策的執行力度是較大的。其中，這與黨和政府對環境保護工作的高度重視，以及社會各界環保意識的提高密切相關。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現行政策在執行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難。如何認識這些問題，並對政策做出相應調整，是環境保護政策作用得以發揮的關鍵。
首先，有些政策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已經不能解決現實問題。任何公共政策都是在一定社會環境中生成和發生作用的。如果政策的環境變化，政策也要隨之改變。我國正在經歷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而這個轉變就是我國公共政策的客觀政策環境，所有的公共政策都要與這一轉變相適應，環境保護也是如此。我國從開始實行環境保護以來，制定了大量相關的法律和法規，它們為我國的環境保護提供了客觀法理依據，在我國的環境保護事業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建立，社會經濟的運行方式發生了很大轉變，原有的環境保護政策已經不能適應環境保護工作的需要。如「三同時」制度原本是從源頭上解決污染問題的重要措施。但這些管制性措施帶有明顯的計劃經濟色彩，隨著企業經營機制的轉變，硬的預算約束機制使企業投資於治理污染設施缺乏利益上的激勵，加上政府企業信息不對稱的影響，企業會採取機會主義行為，著眼於短期效益最大化，而盡可能減少環境方面的投資，從而使「三同時」制度逐步失去應有的效力。
其次，有些政策未能充分體現價值規律的要求，在執行過程中偏離了原有的目的。如排污收費標准應根據污染物的治理費用和社會損失費用確定，至少不能低於污染治理成本。但目前的排污收費標准偏低，僅為治理設施運轉成本的50%左右，某些項目甚至不到污染治理成本的10%，致使許多企業寧願交納排污費而不願進行治理。
最後，政府在環境保護中的角色定位不合理，弱化了其他治理主體的責任。在我國目前的環境保護工作中，政府仍承擔著主要治理者的角色。據統計，70%以上的環境保護投資是政府或公共投入，而一些西方市場經濟國家近60%的污染物消減和控制投資是由私人部門直接支付的。單一的投資主體造成我國環境治理經費嚴重不足，環境保護政策資源不足，影響了環境保護政策的落實。
可持續發展戰略」已為國際社會廣泛接受、認同。
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於1987年發表的《我們共同的未來》中對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後代人滿足其需求的發展。從社會觀角度，可持續發展主張公平分配，包括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資源的公平分配，當代人和後代人資源的公平分配；從經濟觀角度，可持續發展主張在保護地球上自然系統的基礎上經濟持續增長；從自然觀角度，可持續發展主張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可持續發展主要包括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三個方面，這三個方面是相互影響的綜合體。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是一項系統工程，它是對傳統發展模式的挑戰，它謀求建立新的發展模式和消費模式，這意味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進程要從現在運行的傳統模式轉變到一個新的模式，它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業，並存在著錯綜復雜的關系。
可持續發展是中國徹底擺脫貧窮、人口、資源和環境困難的唯一選擇。在1992年世界環發大會以後，國務院組織編制了《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 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提出了人口、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相互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總體戰略、對策和行動方案，並已經開始了具體的行動，這表現出中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決心。
E. 為什麼環境污染需要政府進行治理
一、市場失靈使政府的積極干預成為必要
西方發達國家及一批後發現代化國家市場經濟的實際歷程和政府職能的演化軌跡表明，市場調節這只「看不見的手」有其能，也有其不能。一方面，市場經濟是人類迄今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經濟運行機制和資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機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優勢：～是經濟利益的刺激性。市場主體的利益驅動和自由競爭形成～種強勁的動力，它極大地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生產技術、生產組織和產品結構的不斷創新，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場決策的靈活性。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者和消費者作為微觀經濟主體的分散決策結構，對供求的變化能及時作出靈活有效的反應，較快地實現供需平衡，減少資源的浪費，提高決策的效率。三是市場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資源要求充分利用經濟中的各種信息。而以價格體系為主要內容的信息結構能夠使每一個經濟活動參與者獲得簡單、明晰、高效的信息，並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從而有利於提高資源配置的合理性。此外，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行還有利於避免和減少直接行政控制下的低效和腐敗等。但是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有其局限性，其功能缺陷是固有的，光靠市場自身是難以克服的，完全摒棄政府幹預的市場調節會使其缺陷大於優勢，導致「市場失靈 」（market failure），因而必須藉助凌駕於市場之上的力量——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來糾補市場失靈。
（－）市場不能保持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和穩定協調的發展
市場調節實現的經濟均衡是一種事後調節並通過分散決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當程度的自發性和盲目性，由此產生周期性的經濟波動和經濟總量的失衡。在糧食生產、牲畜養殖等生產周期較長的產業部門更會發生典型的「蛛網波動」。此外，市場經濟中個人的理性選擇在個別產業、個別市場中可以有效地調節供求關系，但個人的理性選擇的綜合效果卻可能導致集體性的非理性行為，如當經濟發生通貨膨脹時，作為理性的個人自然會作出理性的選擇——增加支出購買商品，而每個人的理性選擇所產生的效果便是集體的非理性選擇——維持乃至加劇通貨膨脹；同樣，經濟蕭條時，也會因每個個體的理性選擇——減少支出而導致集體的非理性行為——維持乃至加劇經濟蕭條。再者，市場主體在激烈的競爭中，為了謀求最大的利潤，往往把資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風險小的產業，導致產業結構不合理。這就需要政府運用計劃，利用財政、貨幣、信貸、匯率、優惠、制裁等政策措施。經濟杠桿和法律手段，特別是採取「相機抉擇」的宏觀調節政策，適時改變市場運行的變數和參數，以減少經濟波動的幅度和頻率，同時通過制定發展戰略、發展計劃和產業政策，對若乾重要領域進行投資來引導生產力的合理布局，優化產業結構，保持宏觀經濟穩定與經濟總量平衡。
（二）自由放任的市場競爭最終必然會走向自己的反面——壟斷
因為生產的邊際成本決定市場價格，生產成本的水平使市場主體在市場的競爭中處於不同地位，進而導致某些處於有利形勢的企業逐漸占據壟斷地位。同時為了獲得規模經濟效益，一些市場主體往往通過聯合、合並、兼並的手段，形成對市場的壟斷，從而導致對市場競爭機制的扭曲．使其不能發揮自發而有效的調控功能，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um）即資源配置的最優化，也就成為純粹的假設，因此壟斷被視為市場經濟的「阿基里斯之題」。這就需要政府充當公益人，對市場主體的競爭予以適當的引導、限制，如制定反壟斷法或反托拉斯法、價格管制、控制壟斷程度等。這方面西方發達國家百年來的經驗教訓多有可供我們借鑒之處。這對市場秩序不健全、轉軌中的經濟體制還帶有某些行政壟斷痕跡的我國來說，政府對於促進市場發育和建立市場公平競爭程序負有更加重大的責任。這突出表現在政府應立足制度創新，盡快建立和完善公平競爭的規范體系和政策框架，加頒行全國性的反壟斷法（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已先後制定出一批地方性的反壟斷法規）與已經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相配套，防止可能發生的並遏止已經出現的各種形式的壟斷。
（三）市場機制無法補償和糾正經濟外在效應
所謂外在效應 （exter nality），按照經濟學家貝格、費舍爾等人的看法，是指「單個的生產決策或消費決策直接地影響了他人的生產或消費，其過程不是通過市場」。也就是說，外在效應是獨立於市場機制之外的客觀存在，它不能通過市場機制自動消弱或消除，往往需要藉助市場機制之外的力量予以校正和彌補。顯然，經濟外在效應意味著有些市場主體可以無償地取得外部經濟性（external－economies），而有些當事人蒙受外部不經濟性（external diseconmies）造成的損失卻得不到補償。前者常見於經濟生活中的「搭便車」（freeride）現象，即消費公共教育、公用基礎設施、國防建設等公共產品（public goods）而不分擔其成本，後者如工廠排放污染物會對附近居民或者企業造成損失，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來和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以及司空見慣的隨處抽煙等。這類外在效應和搭便車一般不可能通過市場價格表現出來，當然也就無法通過市場交換的途徑加以糾正。通過意識形態信念和道德教育固然能夠使之弱化，但作用畢竟有限。只有通過國家稅收或補貼政策或行政管制如特定的排污標准及徵收污染費以及在公共場所不準吸煙等規定，使外部效應內在化，最大限度地減輕經濟發展和市場化過程的外在效應，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
（四）市場機制無力於組織與實現公共產品的供給
所謂公共產品，是指那些能夠同時供許多人共同享用的產品和勞務，並且供給它的成本與享用它的效果，並不隨車用它的人數規模的變化而變化，如公共設施、環境保護、文化科學教育、醫葯、衛生。外交、國防等。正是因為公共產品具有消費的非排它性和非對抗性特徵，一個人對公共產品的消費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產品的減少，於是只要有公共產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費。這樣一方面公共產品的供給固然需要成本，這種費用理應由受益者分攤，但另一方面，「它一旦被生產出來，生產者就無法決策誰來得到它」，即公共產品的供給一經形成，就無法排斥不為其付費的消費者，於是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如前所述的經濟外在世以及由此而出現的「搭便車者」。更嚴重的是．既然若此，人人都希望別人來提供公共產品，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結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產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產品，就不能社會經濟的客觀需要，大大降低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這就需要政府以社會管理者的身份組織和實現公共產品的供給，並對其使用進行監管。
（五）市場分配機制會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兩極分化
一般說來．市場能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生產力的發展．但不能自動帶來社會分配結構的均衡和公正。奉行等價交換、公平競爭原則的市場分配機制卻由於各地區、各部門（行業）、各單位發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人的自然稟賦、教養素質及其所處社會驟條件的不同，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別，產生事實上學的不平等，而競爭規律往往具有強者愈強，弱者愈弱，財富越來越集中的「馬太效應」，導致收入在貧富之間、發達與落後地區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此外，市場調節本身不能保障充分就業，而失業現象更加劇了貧富懸殊，這對經濟持續增長是個極大的出協：少數巨富控制經濟命脈；潛在的資金外流；眾多的貧困者導致社會總消費的不足，從而市場難以發育等等。更嚴重的是，過度的貧富分化「不僅削弱了社會的內聚力，而且培養了不公正，因而不可避免地破壞了維系社會的政治紐帶。民眾……進而可能要求發生激烈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變動」。經濟比較落後、收入偏低的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還可能會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
（六）市場不能自發界定市場主體的產權邊界和利益分界，實現經濟秩序
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個人企業等市場主體的各種經濟行為的方式及其目的的實現固然受到市場各種變數（原材料成本、價格、可用的勞動力、供求狀況等）的支配，並且這些變數以其特有的規律（即有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而自發形成的市場運行規律，亦即亞當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它通過主體的獨立意志、自由選擇、平等互利等一系列市場原則表現出來。）調整著他們的行為，自發地實現著某種程度的經濟秩序；但是作為經濟人以謀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市場主體又總是在密切、廣泛、復雜、細致的經濟聯系中進行競爭，產生利益矛盾和沖突是不可避免的，而當事人自己以及市場本身否具備劃分市場主體產權邊界和利益界限的機制，更不具備化解沖突的能力。這就需要以社會公共權力為後盾的政府充當仲裁人，設定體現和保障市場原則的「游戲規劃」，即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明晰界定和保護產權關系的不同利益主體的權利，保證市場交易的效率和公正性。再進一步地說，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殘酷性容易誘發人們鋌而走險，產生非法侵犯他人權益的犯罪行為，擾亂社會經濟生活秩序。對此，市場主體更是無能為力。只有政府運用國家暴力作後盾才能防止和打擊經濟領域的違法犯罪行為，如通過資格認定、行政許可等制度預防經濟違法犯罪的發生，並嚴格依法查處經濟違法犯罪行為，確保市場機制運行的基本秩序及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此外，在制定適當的對外政策，爭取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和平國際環境，開拓本國商品市場和吸引外資，保護本國總體的和長遠的經濟利益等方面，政府無疑也具有市場所無法承擔的而又為現代市場經濟良性運行所必需的功能。
上述市場調節機制的缺陷和失靈，為政府幹預經濟活動讓出了空間，也正因為如此，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已經成為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有機組成部分。正如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所說；「當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取代市場來組織一個復雜的大型經濟。問題是，市場既無心臟，也無頭腦，它沒有良心，也不會思考，沒有什麼顧忌。所以。要通過政府制定政策，糾正某些由市場帶來的經濟缺陷」。因此，「現代經濟是市場和政府稅收、支出和調節這只看得見的手的混合體」。
二、政府失靈又決定了政府幹預必須適度、有效
市場失靈為政府幹預提供了基本依據，但是，政府幹預也非萬能，同樣存在著「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話說就是政府『識有粗大的拇指，而無其他手指」。政府失靈一方面表現為政府的無效干預，即政府宏觀調控的范圍和力度不足或方式選擇失當，不能夠彌補「市場失靈」維持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合理需要。比如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不力．缺乏保護公平競爭的法律法規和措施，對基礎設施、公共產品投資不足，政策工具選擇上失當，不能正確運用行政指令性手段等，結果也就不能彌補和糾正市場失靈；另一方面，則表現為政府的過度干預，即政府幹預的范圍和力度，超過了彌補「市場失靈」和維持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預的方向不對路，形式選擇失當，比如不合理的限制性規章制度過多過細，公共產品生產的比重過大，公共設施超前過度；對各種政策工具選擇及搭配不適當，過多地運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預市場內部運行秩序，結果非但不能糾正市場失靈，反而抑制了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
那麼，為什麼政府幹預會失靈呢？或者說，導致政府失靈的根源是什麼？
（一）政府幹預的公正性並非必然。政府幹預的一個前提條件是它應該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化身對市場運行進行公正無私的調控，公共選擇學派把政府官員視作亞當·斯密所說的「經濟人」這一假設，固然有失之偏頗之處，但現實中的政府的確不總是那麼高尚，政府機構謀求內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謂「內在效應」（interalities）現象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金元」政治中有著淋漓盡致的表現。在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在理論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機構的「內在效應」可能性，在實踐中，少數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為更時有發生。政府部門這種追求私利的「內在效應」必然極大地影響政府幹預下的資源配置的優化，如同外在效應成為市場失靈的一個原因一樣，「內在效應」則市政府失靈的一個重要根源。
（二）政府某些干預行為的效率較低。與市場機制不同，政府幹預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為彌補市場失靈而直接干預的領域往往是那些投資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產品，其供給一般是以非價格為特徵的，即政府不能通過明確價格的交換從供給對象那裡直接收取費用，而主要是依靠財政支出維持其生產和經營，很難計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驅動。其次，政府幹預還具有壟斷性。政府所處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產品（例如國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壟斷供給者的地位」決定著只有政府才擁有從外部對市場的整體運行進行干預或調控的職能和權力。這種沒有競爭的壟斷極易使政府喪失對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後，政府幹預還需要具有高度的協調性。政府實施調控的組織體系是由政府眾多機構或部門構成的，這些機構部門間的職權劃分、協調配合、部門觀點，都影響著調控體系的運轉效率。
（三）政府幹預易引發政府規模的膨脹。政府要承擔對市場經濟活動的干預職能，包括組織公共產品的供給，維持社會經濟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這一職能的相應機構和人員。柏林大學教授阿道夫·瓦格納早在19世紀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種天然的擴張傾向，特別是其干預社會經濟活動的公共部門在數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種內在的擴大趨勢，它被西方經濟學界稱為「公共活動遞增的瓦格納定律」。政府的這種內在擴張性與社會對公共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更相契合，極易導致政府幹預職能擴展和強化及其機構和人員的增長，由此而造成越來越大的預算規模和財政赤字，成為政府幹預的昂貴成本。
（四）政府幹預為尋租行為的產生提供了可能性。尋租是個人或團體為了爭取自身經濟利益而對政府決策或政府施加影響，以爭取有利於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種非生產性活動（即不增加任何社會財富和福利），如企業通過合法特別是非法的形式向政府爭取優惠特惠，通過尋求政府對現有干預政策的改變而獲得政府特許或其他政治庇護，壟斷性地使用某種市場緊缺物資等。在這種情況下，大權在握的政府官員極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金錢或其他報酬引誘，做出有利於提供報酬的人從而損害公眾和公眾利益的行為」。可見尋租因政府幹預成為可能（政府幹預因此被稱為「租之母腹」），又必然因這種干預的過度且缺乏規范和監督而成為現實。其主要危害在於「不僅使生產經營者提高經濟效率的動力消失，而且還極易導致整個經濟的資源大量地耗費於尋租活動，並且通過賄賂和宗派活動增大經濟中的交易費用。」從而成為政府幹預失靈的一個重要根源。
（五）政府失靈還常源於政府決策的失誤。政府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干預，實際上是一個涉及面很廣、錯綜復雜的決策過程（或者說是公共政策的制訂和執行過程）。正確的決策必須以充分可靠的信息為依據。但由於這種信息是在無數分散的個體行為者之間發生和傳遞，政府很難完全佔有，加之現代社會化市場經濟活動的復雜性和多變性，增加了政府對信息的全面掌握和分析處理的難度。此種情況很容易導致政府決策的失誤，並必然對市場經濟的運作產生難以挽回的負面影響。正確的決策還需要決策者具備很高的素質。政府進行宏觀調控，必須基於對市場運行狀況的准確判斷，制定調控政策，採取必要手段，這在實踐中是有相當難度的。即使判斷准確，政策工具選擇和搭配適當，於預力度也很難確定。而於預不足與干預過度，均會造成「政府失靈」。而現實中的政府官員很多並不具備上述決策素質和能力，這必然影響政府於預的效率和效果。
正因為政府的干預存在著上述缺陷，所以讓政府幹預成為替代市場的主導力量，其結果只能導致「政府失靈」，用「失靈的政府」去干預「失靈的市場」必然是敗上加敗，使失靈的市場進一步失靈。但客觀存在的市場失靈又需要政府的積極干預，「守夜人」似的「消極」政府同樣無補於市場失靈，同樣會造成政府失靈。因此，政府不幹預或干預乏力與政府於預過度均在摒棄之列。現實而合理的政府與市場間的關系應是在保證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前提下，以政府的干預之長彌補市場調節之短，同時又以市場調節之長來克服政府幹預之短，從而實現市場調節和政府幹預二無機制最優組合，即經濟學家所推崇的「凸性組合」。為此，就需要政府從最大限度地消除導致政府失靈的根源入手，針對政府失靈的兩個方面，採取切實措施（如確定有中國特色的政府經濟職能雙向重塑的總體思路；從理順政府利益關系入手保證政府幹預的公正、超脫；規范政府於預職能及行為；加強對政府調控行為的監督；提高政府決策的科學化程度；把競爭機制弓隊政府調控的某些領域等），在克服和矯正市場失靈的同時，更要防止和糾補政府失靈。
F. 對治理環境污染,加強環保重要性的認識
地球是我們全人類的，如果我們繼續破壞環境，浪費資源，在幾十年內地球將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那時，地球將不再適合人類居住。
G. 環境保護的意義有那些
1、環境保護能夠更好地利用自然資源的同時，深入認識污染和破壞環境的根源及危害，有計劃地保護環境，預防環境質量惡化，控制環境污染，促進人類與環境協調發展，提高人類生活質量，保護人類健康，造福子孫後代。
2、維護生態平衡，保護環境是關繫到人類生存、社會發展的根本性問題。
3、提升環保的政策力度，從而更好地採取治理和應對突發環境事故，是當前急不可待的任務。
4、能夠借鑒國際最佳實踐和企業成功經驗，從而進一步推動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發展國民經濟建設時要把保護環境放在首要位置。
5、提升地方政府和企業的環保意識和能力。
(7)環境污染治理的重要性擴展閱讀：
環境保護通過採取行政的、法律的、經濟的、科學技術等多方面的措施，保護人類生存的環境不受污染和破壞。
還要依據人類的意願，保護和改善環境，使它更好地適合於人類勞動和生活以及自然界中生物的生存，消除那些破壞環境並危及人類生活和生存的不利因素。
環境保護所要解決的問題大致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保護和改善環境質量，保護人類身心的健康，防止機體在環境的影響下變異和退化。
H. 簡述保護環境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前提。環境為我們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必需的資源和條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環境問題已經作為一個不可迴避的重要問題提上了各國政府的議事日程。保護環境，減輕環境污染，遏制生態惡化趨勢，成為政府社會管理的重要任務。對於我們國家，保護環境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解決全國突出的環境問題，促進經濟、社會與環境協調發展和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是政府面臨的重要而又艱巨的任務。
一、我國現階段環境保護政策的政策背景
環境問題不是一個單一的社會問題，它是與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緊密相關的。環境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類社會發展尤其是那種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發展的必然產物。西方國家已經進入了工業化社會，他們已在償還工業化起步階段以來對環境欠下的債務。我國正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在經歷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過渡。我們決不能走西方國家「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而應該提前把環境保護放到一個重要的位置。這既是歷史的教訓，也是我們面臨的必然選擇，在環境危機日益深化的情況下一種被動選擇。因為環境問題已成為危害人們健康，制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1、環境污染問題嚴重
污染問題是人類社會面臨的主要環境問題，它也是人類社會活動的必然產物。雖然經過多年的治理，我國環境污染加劇的趨勢基本得到控制，但是，環境污染問題依然相當嚴重。據統計，2004年，全國二氧化硫排放量2254.9萬噸，比2000年增長了15%。在全國七大水系中，根據413個水質監測斷面記錄，只有41.6%的斷面滿足國家地表水三類標准，比2000年下降16.1%，長江、珠江的水質較好，海河、黃河、淮河、遼河、松花江的水質較差，各大淡水湖泊和城市湖泊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2004年城市空氣質量41.4%達到二級標准，比2000年的63.5%下降22.1%，*酸雨污染問題嚴重。城市雜訊擾民較為普遍，7.3%的城市處於嚴重或中度污染水平。重大污染事故時有發生，我國進入了一個環境污染事故的高發期。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成為制約我國可持續發展的障礙因素。
2、生態惡化趨勢加劇
生態環境是人類生產和生活中與之發生聯系的自然因素的總和，人類的活動必然對這些因素造成或多或少的影響。目前，我國生態環境破壞的范圍在擴大，程度在加劇，危害在加重。土地退化嚴重，全國水土流失面積達367萬平方公里，約占國土面積的38%，平均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積1萬平方公里，荒漠化土地面積已達262萬平方公里，並且每年還以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展。全國森林面積17491萬公頃，森林覆蓋率18.21%，居世界第130位，人均森林面積列世界第134位，占國土面積32.19%的西北五省（自治區）森林覆蓋率僅為5.86%，亂砍濫伐現象仍屢禁不止。草地退化、沙化和鹼化的面積達1.35億公頃，約占草地總面積的三分之一，並且每年還在以200萬公頃的速度增加。水生態系統失衡，2004年，全國有79個城市缺水，有2340萬人口，1300萬頭大牲畜發生臨時性飲水困難。*生物多樣性銳減，野生動植物豐富區面積不斷減少，亂捕濫獵和亂挖濫采現象屢禁不止。生態環境惡化，嚴重影響和我國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和國家生態環境安全。
3、入世給我國環境保護帶了新挑戰
我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即通常所謂的入世。入世後，我們在享受權利的同時，還要履行相應的義務。發達國家會要求我們執行與之同樣的高環境標准。[1]因此，WTO的一些綠色條款，有可能對我國商品出口造成影響，限制了國內那些不符合環境標准商品的出口貿易。這就要求國內企業提高環境保護意識，加大環境保護方面的投入，建立環境管理體系，持續改善環境行為，以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但是，高環境標准又會導致產品成本增加，降低產品競爭力，阻礙其產品順利進入國際市場。因此，如何協調高質量環境保護標准與產品成本之間的關系，成為入世後我國環境保護政策面臨的新挑戰。
4、落實科學發展觀重要舉措
二、我國當前環境保護政策的主要內容與分析
建國後相當一個時期里，我們沒有意識到環境問題的重要性，但是環境問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忽視環境保護，人類社會必將為自身的發展而付出代價。隨著環境問題的凸現，國務院於1973年成立了環保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在全國開始「三廢」治理和環保教育，這是我國環境保護工作的開始。經過20多年的發展，我國的環境保護政策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它具體包括三大政策八項制度，[2]即「預防為主，防治結合」，「誰污染，誰治理」，「強化環境管理」這三項政策和「環境影響評價」，「三同時」，「排污收費」，「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排污申請登記與許可證」，「限期治理」，「集中控制」等八項制度。
1、預防為主，防治結合政策
環境保護政策是把環境污染控制在一定范圍，通過各種方式達到有效率的污染水平。[3]因此，預先採取措施，避免或者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是解決環境問題的最有效率的辦法。中國環境保護的主要目標就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防止環境污染的產生和蔓延。其主要措施是：把環境保護納入國家和地方的中長期及年度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對開發建設項目實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和「三同時」制度。
2、誰污染，誰治理政策
從環境經濟學的角度看，環境是一種稀缺性資源，又是一種共有資源，為了避免「共有地悲劇」，必須由環境破壞者承擔治理成本。這也是國際上通用的污染者付費原則的體現，即由污染者承擔其污染的責任和費用。其主要措施有：對超過排放標准向大氣、水體等排放污染物的企事業單位徵收超標排污費，專門用於防治污染；對嚴重污染的企事業單位實行限期治理；結合企業技術改造防治工業污染。
3、強化環境管理政策
由於交易成本的存在，外部性無法通過私人市場進行協調而得以解決。[4]解決外部性問題需要依靠政府的作用。污染是一種典型的外部行為，因此，政府必須介入環境保護中來，擔當管制者和監督者的角色，與企業一起進行環境治理。強化環境管理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強化政府和企業的環境治理責任，控制和減少因管理不善帶來的環境污染和破壞。其主要措施有：逐步建立和完善環境保護法規與標准體系，建立健全各級政府的環境保護機構及國家和地方監測網路；實行地方各級政府環境目標責任制；對重要城市實行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
三、政策科學視角下的 我國環境保護政策分析
我國的環境保護政策不是一項具體的政策，而是形成的一個完善的政策體系。下面筆者將從政策科學的角度對現階段我國環境保護政策做出具體分析。
1、在政策目標取向上，重視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政策目標是政策所希望取得的結果或完成的任務。政策的目標取向決定了在制定政策方案過程中的價值抉擇。環境保護是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一個具體要求，也是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我國的環境保護政策不僅考慮環境保護目標的需要，同時也注重環境對經濟系統可能造成的負擔。一般來說，我國環境政策的總體戰略是「環境與經濟協調型」的，而不是「環境優先型」的。這一特徵與我國環境政策的政策背景相一致，我國正處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人們生活水平不高的國情下，追求「環境優先」的政策取向是不現實的。
2、在政策主體上，政府是政策的制定主體和執行主體。政策主體是指那些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的個人或組織。由於各國的社會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狀況、文化傳統等方面的不同，各國的政策制定主體也有所差異。我國在以政府為本位的現實狀況下，政府是社會公共事務的治理主體。我國政府擔當著環境治理的重任，一些社會團體和企業雖然也參與環境保護事業，但由於環境保護政策已把權力基本上都授予政府，他們所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缺乏多元參與的治理體系，是我國環境保護政策執行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因為政府理性是有限的，政府在制定和執行環境保護政策方面都有局限性，會面臨決策失誤和執行不力的困境。正是這些局限性為社會團體和個人參與環境保護事業提供了空間。
3、在政策作用點上，注重同時從根源上預防和從後果上治理。我國「防治結合，預防為主」的政策表明環境保護政策既要處理已經出現的後果，更要採取措施預防新的環境問題。預防新的污染源出現，可以把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控制在最低限度。而對環境污染的治理則是一種補救式措施。所以，在具體的環境保護工作中要堅持把預防與治理二者結合起來，更好地發揮環境保護政策的作用，追求理想的政策效果。
4、在政策的實施機制上，管制性手段和誘導性手段相結合。管制性手段是政府直接利用政策干預環境保護，而誘導性手段是政府藉助市場機制誘使企業因符合自身利益而保護環境。目前，管制性手段仍在我國佔主導地位，價格、稅收等一些起到誘導性作用的經濟手段使用得較少。而管制性手段因政府部門和官員的自利行為會呈現「軟化」現象，無法起到應有的作用。所以，從長遠來看，運用經濟手段推進污染治理市場化進程是一種必然趨勢。
四、我國環境保護政策實施中的問題與政策建議
我國的各項環境保護政策在實際工作中得以落實，取得了巨大成績。目前，我國環境污染已基本得到控制，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也得到一定遏制。這與各項政策的作用是分不開的，這些政策成為國家環境保護部門進行監督管理的有效工具。以2004年為例，據國家環保總局統計，全年共實施環境行政處罰案件數80079件，確定交納排污費單位73.3萬個，共徵收排污費94.2億元，當年辦理環境設立項目323264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執行率99.3%，「三同時」制度實際執行項目78907個，合格項目76038個，執行合格率95.7%，當年完成限期治理項目數22649項，關停並轉企業13338個。*進入2005年以來，又先後有圓明園湖底防滲工程、河南冶金研究所焦作東方金鋁公司電解鋁技術改造項目等一批項目因不符合環境影響評價法被叫停，並責令限期整改。近期，因松花江污染事故國家環保總局局長解振華引咎辭職，掀起了新的「環保風暴」。
由上可以看出，我國的環境保護政策的執行力度是較大的。其中，這與黨和政府對環境保護工作的高度重視，以及社會各界環保意識的提高密切相關。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現行政策在執行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難。如何認識這些問題，並對政策做出相應調整，是環境保護政策作用得以發揮的關鍵。
首先，有些政策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已經不能解決現實問題。任何公共政策都是在一定社會環境中生成和發生作用的。如果政策的環境變化，政策也要隨之改變。我國正在經歷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而這個轉變就是我國公共政策的客觀政策環境，所有的公共政策都要與這一轉變相適應，環境保護也是如此。我國從開始實行環境保護以來，制定了大量相關的法律和法規，它們為我國的環境保護提供了客觀法理依據，在我國的環境保護事業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建立，社會經濟的運行方式發生了很大轉變，原有的環境保護政策已經不能適應環境保護工作的需要。如「三同時」制度原本是從源頭上解決污染問題的重要措施。但這些管制性措施帶有明顯的計劃經濟色彩，隨著企業經營機制的轉變，硬的預算約束機制使企業投資於治理污染設施缺乏利益上的激勵，加上政府企業信息不對稱的影響，企業會採取機會主義行為，著眼於短期效益最大化，而盡可能減少環境方面的投資，從而使「三同時」制度逐步失去應有的效力。
其次，有些政策未能充分體現價值規律的要求，在執行過程中偏離了原有的目的。如排污收費標准應根據污染物的治理費用和社會損失費用確定，至少不能低於污染治理成本。但目前的排污收費標准偏低，僅為治理設施運轉成本的50%左右，某些項目甚至不到污染治理成本的10%，致使許多企業寧願交納排污費而不願進行治理。
最後，政府在環境保護中的角色定位不合理，弱化了其他治理主體的責任。在我國目前的環境保護工作中，政府仍承擔著主要治理者的角色。據統計，70%以上的環境保護投資是政府或公共投入，而一些西方市場經濟國家近60%的污染物消減和控制投資是由私人部門直接支付的。單一的投資主體造成我國環境治理經費嚴重不足，環境保護政策資源不足，影響了環境保護政策的落實。
可持續發展戰略」已為國際社會廣泛接受、認同。
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於1987年發表的《我們共同的未來》中對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後代人滿足其需求的發展。從社會觀角度，可持續發展主張公平分配，包括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資源的公平分配，當代人和後代人資源的公平分配；從經濟觀角度，可持續發展主張在保護地球上自然系統的基礎上經濟持續增長；從自然觀角度，可持續發展主張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可持續發展主要包括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三個方面，這三個方面是相互影響的綜合體。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是一項系統工程，它是對傳統發展模式的挑戰，它謀求建立新的發展模式和消費模式，這意味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進程要從現在運行的傳統模式轉變到一個新的模式，它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業，並存在著錯綜復雜的關系。
可持續發展是中國徹底擺脫貧窮、人口、資源和環境困難的唯一選擇。在1992年世界環發大會以後，國務院組織編制了《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 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提出了人口、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相互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總體戰略、對策和行動方案，並已經開始了具體的行動，這表現出中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決心。
I. 環境污染真的無法治理嗎
環保是現代生活中人類面臨的最大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從基礎做起.
首先,要大量宣傳,提高人們的覺悟與認識,加強環保意識.
其次,要進行廢物回收利用,減少對森林樹木的砍伐.還要加強對白色污染的處理,少使用塑料製品.
最後,要對清潔方面作改進.使市容更整潔.
為了地球的明天,我們必須從現在開始努力,要好好地保護環境.於此我們提出如下建議:
實行垃圾分類袋裝化.這樣不僅能減少環衛工人的工作量,還能更好地起到廢物利用,減少污染,節約資源.
買菜時,少用塑料袋,盡量用竹籃子.
用筆盡量用可換芯的,減少圓珠筆外殼的浪費與垃圾量.
外出吃飯盡量不用一次性飯盒.
播種綠色就是播種希望 垃圾過剩與環境問題 垃圾的回收及資源化綜合利用 垃圾的回收及資源化綜合利用(下)海浴室中的科學
從喝純水想起
時下,飲用水正成為一種潮流.盡管媒介不只一次地介紹過飲用水的種種弊端,但"飲用水"族仍然日益擴大.
飲用水不單單指純水,還包括礦泉水,蒸餾水甚至太空水等等. 而我們喝著長大的自來水則成了相對的"非飲用水". 我們並不排除目前飲用水風靡,炒作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它反映了當前水體污染的嚴重已經到了難以下口的程度.
有報道說:"據報道979年對全國798座城鎮的調查, 全國日污水排放量為國為民258萬噸, 其中工業廢水佔用819,生活污水占據199. 1989年對全國代表大會854個城鎮進行調查,每天的排放量達365.3億噸.其中工業廢水達成協議5.5億噸. 這些廢水絕大部分未經處理就直接排放, 污染了江河湖海.
此外, 更有一個不爭的事實擺在每個上海人面前.上海的母親河黃埔江,50年代中期(1958年)之前是一條水質清澈,魚蝦成群的河道,1962年水質開始受到污染, 1963年開始出現為期22天的黑臭期,1988年上升到場29天,佔全年約2/3, 水質不合格江段佔64.5km,佔全長113.5km的56.99%.
水污染的危害是不是不言而喻的.水體污染,水質惡化對人體健康和人類生活,生產都帶來了嚴重的危害.
水是人類賴以生存的重要物質,潔凈的人能給人們帶來蔥蘢花木,鳥語花香,恬靜舒適,美麗如畫的優美環境,給人們帶來寧靜,愉悅和和平.但是今天污染了的水給人們帶來的是痛苦,恐怖和災難.為了使生活更美好,讓秀麗的山水永駐人間,讓清水長流不斷,人們已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防止水污染的重要性.
播種綠色就是播種希望 垃圾過剩與環境問題 從喝純水想起 垃圾的回收及資源化綜合利用垃圾的回收及資源化綜合利用浴室中的科學
2.2005年,一場「環保風暴」在中國內地颳起,30個總投資達1179億多元的在建項目被國家環保總局叫停,其中包括同屬正部級單位的三峽總公司的三個項目.理由是,這些項目未經環境影響評價,屬於未批先建的違法工程.
環境惡化無路可退中國的環境問題並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紀90年代,環境污染問題就已非常嚴重.如淮河流域.在上世紀90年代五類水質就佔到了80％,整個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條巨大的污水溝.1995年,由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達到1875億元.
據中科院測算,目前由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已佔到GDP總值的15％,這意味著一邊是9％的經濟增長,一邊是15％的損失率.環境問題,已不僅僅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已成為吞噬經濟成果的惡魔.
目前,中國的荒漠化土地已達267.4萬多平方公里；全國18個省區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脅,而且荒漠化還在以每年1萬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長.
七大江河水系中,完全沒有使用價值的水質已超過40％.全國668座城市,有400多個處於缺水狀態.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質污染引起的.如浙江省寧波市,地處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匯口,卻因水質污染,最缺水時需要靠運水車日夜不停地奔跑,將鄉村河道里的水運進城裡的各個企業.
中國平均1萬元的工業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並產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創造1億元GDP就要排放28.8萬噸廢水.還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經處理,就直接排放進河道,要不了10年,中國就會出現無水可用的局面.
全國1/3的城市人口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有1/3的國土被酸雨侵蝕.經濟發達的浙江省,酸雨覆蓋率已達到100％.酸雨發生的頻率,上海達11％,江蘇大概為12％.華中地區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賓、懷化、紹興、遵義、寧波、溫州等,酸雨頻率超過了90％.
在中國,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許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為1200萬~1400萬噸.而2003年,全國二氧化硫排放量就達到2158.7萬噸,比2002年增長12％,其中工業排放量增加了14.7％.按照目前的經濟發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國僅火電廠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將達2100萬噸以上,全部排放量將超過大氣環境容量1倍以上,這對生態環境和民眾健康將是一場嚴重災難.
1月27日,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有人預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類歷史上突發性環境危機對經濟、社會體系的最大摧毀,很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出現在中國.
治理污染陷於兩難有一種說法,要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控制好環境,在環保方面的投入須達到GDP的1.5％以上.但這是在環境保護本來就非常良好的情況下,在中國,根據上海的經驗,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環境,環保投入須佔到GDP的3％以上.而在過去20年裡,中國每年在環保方面的投入,在90年代上半期是0.5％,最近幾年也只有1％多一點.環保是一種「奢侈性消費」,投入大,對GDP貢獻小,因此,一些本應用於環保方面的專項資金,也被挪作他用.
目前中國在環境問題上進退兩難:再不治理,未來無法保障；真要治理,則需大規模投入,眼前的經濟又難以承受.
有人算過,雲南滇池周邊的企業在過去20年間,總共只創造了幾十億元產值,但要初步恢復滇池水質,至少得花幾百億元,這是全雲南省一年的財政收入.淮河流域的小造紙廠,20年累計產值不過500億元.但要治理其帶來的污染,即使是幹流達到起碼的灌溉用水標准也需要投入3000億元.要恢復到20世紀70年代的三類水質,不僅花費是個可怕的數字,時間也至少需要100年.
違法成本低執法成本高就微觀角度說,在過去20年裡,國內製造業在無法依靠技術進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情況下,只能朝兩個方面挖潛:一是工資,二是環保.最簡單的事,例如水泥生產,要達到起碼的環保要求,每噸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廠價的5％.紡織業每年排放的廢水超過10億立方米,如要處理,則每噸需花費1.2~1.8元.提高生產成本5％.而絕大多數企業根本就沒有這么高的利潤率.因此只能在環保問題上打游擊:或是不建任何廢水處理設施:或是建立以後就當擺設,白天把污水放到處理池裡,晚上沒人時就排放到河裡,這樣就可以節省一大筆成本.在市場的無序化競爭中,這5％的成本.往往就決定了企業的盈與虧、生與死.
而中國在環保執法上的兩高一低——守法成本高、執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也助長了這種傾向.通常的情況是,環保部門為取證一件違法偷排事件,需耗費50萬元,而最終落到違法企業頭上的罰款,則只有區區5萬元,包括正在勁刮的所謂「環保風暴」.
一些投資數十億元的特大電站項目,違反環境評價擅自開工建設,最後的罰款也不過20萬元.區區20萬元罰款,對於一個投資超億元的項目來說,簡直是九牛一毛.這樣的處罰力度對違法行為談何震懾力?因此《環保法》歷來被人稱為「豆腐法」.
一場環保風暴將涉及數十萬家企業,由此帶來的結果必然是:大批企業的破產倒閉,大量人員失業,企業成本大幅提高,國內物價指數迅速地突破兩位數.因此,無論是宏觀成本,還是微觀成本,實際上都無法承受.
四個因素阻礙環境治理對環保部門在執法過程中遭遇的巨大阻力,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總結出了四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些地方對科學發展觀認識不到位,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一些高能耗、重污染的小冶煉、小鐵合金、小化工等被明令禁止的項目,在一些地方竟然呈現蔓延的趨勢.
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中,片面強調簡化審批,限期辦理相關手續.而不管項目是否會存在污染情況,只要來投資就批准,個別地方在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審批中存在「首長意志」、「先上車,後買票」等違法現象.
再次,環評質量亟待提高.有些環評單位不堅持科學評價,不敢以客觀的事實和科學的數據說話,評價結論含糊,模稜兩可,將項目的環境可行性與否的結論推給審批部門,甚至極個別的環評單位弄虛作假,編造、偽造數據,或者隱瞞事實,嚴重影響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落實,使環境影響評價流於形式,喪失了第三方咨詢機構起碼的科學性和公正性.
最後,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工作開展不足.我國目前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是政府主導型,以有限的政府力量去監管數量龐大的建設項目,顯然力不從心.
其實,環評法遇到的阻力更有背後的經濟利益在驅使.
掀起真正的「環保風暴」
中國是一個在環境上迴旋餘地極小的大國,又是一個在全球資源、市場基本被瓜分完畢後崛起的一個後起國家.中國沒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國家那樣,等到環境惡劣到極點後再來治理.
但中國又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別人走過的先發展經濟、再治理污染的道路,中國不可避免的也會走一遭.
世界各國的歷史已經表明,在經濟增長與環境變化之間有一個共同的規律: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會有一個環境污染隨國內生產總值同步高速增長的時期,尤其是重化工業時代:但當GDP增長到一定程度,隨著產業結構高級化,以及居民環境支付意願的增強.污染水平在到達轉折點後就會隨著GDP的增長反而戛然向下,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環境容量之下,此即所謂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當年日本的發展過程就是這一規律.
毫無疑問,中國沒有可能跨越這樣一個重化工業時代.因為中國的人口太多,國家太大,無法像芬蘭那樣,在本國製造業尚不發達的情況下,藉助於全球化分工,直接進入高科技時代.
上世紀90年代末,筆者曾回過蘇南老家,小時候那種清清河水,坐著船就可到達四鄉八鎮的情景已一去不復返了.而令筆者吃驚的是,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因素竟然是最普通的生活垃圾.在中國,即使不發展工業,由人口增長帶來的污染物,也足以使環境惡化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即便是治理這樣的污染,也需要大筆投資,需要有經濟基礎.
中國在治理污染問題上,任重道遠,需要依法辦事,制止惡性環保事件的發生,延緩環境惡化的速度.
3.我們應該持一種怎樣的環保觀
我們應該持一種怎樣的生態環保觀和資源開發觀?環保和資源開發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體嗎?我看不是.因為他們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為了人類的生存.因此科學的生態環保和資源開發是能夠做到對立統一的.
我相信所有關注環境問題的人都懷著一顆為了我們的子孫萬代能夠更好地生存下去的赤誠之心.我們也不應懷疑那些為了讓貧困地區的人盡早脫貧致富而去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人,他們同樣也有著一顆保證和改善貧困地區人民生存的拳拳之心.只不過極力主張保護的人考慮的是整個人類長遠的生存問題,而積極主張開發的人要解決的卻是當前局部地區人民的生存問題.我們有理由剝奪局部地區人民的生存和發展權嗎?
這些年來,在各環保組織的宣傳努力下,廣大公民已經有了一定環保意識,這是各環保組織和人士的功勞,但有環保意識並不等於懂得了環保.我們還有很多人雖然有了環保意識,但出於對自身眼前利益的的考慮和貪圖享受,並不願意自覺地去遵守環保准則.例如,我們一些已經無需為自己的溫飽擔憂問題的人,為了嘗一嘗野味,穿戴高檔皮毛時裝,顯耀自己的富有,於是促成並刺激了野生動植物交易市場的產生和發展,使我們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超出了大自然的承受能力.在這一過程中,真正該受到指責的應是那些衣食無憂的消費者,而不是那些衣食無著,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去索取自然資源的人,也不應去指責那些為了讓貧困地區的人民盡快擺脫困境而去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人.
為什麼環境問題至少在工業革命以前並未引起人們的關注,而現在卻成了一個越來越影響人類自身生存的全球緊迫性問題?這是因為在過去,人類對自然資源的索取及產生的各類垃圾還沒有超出大自然的承受力,而現在,人類對大自然的過度開發利用及大量的生活和工業垃圾已經超出了大自然的承受能力.這又是怎麼造成的呢?是人類在解決溫飽問題後,對物質和精神享受窮奢極欲的不斷追求.要徹底解決環境問題就必須遏制人們這一不斷膨脹的享樂慾望.因此我們在宣傳環保和揭露環境問題時,最重要的應該是在我們這些衣食無憂,享受著現代文明生活的城市人中提倡一種為富濟貧的道德觀,過一種簡約的生活.那些生活在貧困落後地區的人,他們的生活已經夠落後簡約了,已經簡約到了難以維持生計的地步了.該如何解決他們的生存和發展問題呢?
我們應該反對那種教條的,極端的環保思想.這種思想表面看上去很正確,也極能蠱惑人心,實際上卻是非常自私和不負責任的,因為他們剝奪了貧困落後地區人民的生存和發展權.
在偏遠的貧困落後地區,當地的人打獵,伐樹,燒荒,那是為了生存.也正是因為現代文明的曙光還沒有照射到他們,所以還沿襲著這一落後的生活方式.在這樣的生存狀況下,不打獵伐樹,請問你讓他們吃什麼?燒什麼?用什麼?對這些地區地方政府及當地居民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我們的一些環保者總愛不分青紅皂白的加以指責,而且常犯一個善意的錯誤,那就是：你們不能砍伐這的原始森林,不能捕殺野生動物,不能在這的江河上建大壩,保留這的原始風貌,你們可以通過開發綠色旅遊來帶動經濟的發展啊.但是在當前我們國民素質和環保意識還不高的情況下,旅遊真是綠色的嗎?開發旅遊就不會造成生態環境的破壞嗎?讓我們來看看會出現什麼情況吧.1.過去當地人只產生少量的生活垃圾,而且幾乎沒有不可降解的垃圾；而現在由於大量遊客的湧入,帶來了大量的生活垃圾,特別是那些過去當地極少見到的塑料食品包裝袋;請問這是誰之過?2.由於遊客們要品嘗當地的野味,原來不存在的野生動植物交易運營而生了；過去當地人只是少量地捕殺和挖掘野生動植物,滿足自家食用就行了；現在為了滿足遊客的需要,也為了增加自己的經濟收入,他們開始大量捕殺和挖掘野生動植物了;請問這是誰之過?3.過去當地人,民風淳樸,待人真誠；而現在伴隨著各色遊客而來的各種光怪陸離的山外文化,及不法商販帶來的各種假冒偽劣商品和花樣百出的坑人,騙人的手段,讓當地人受益匪淺,從此民風不再淳樸,待人不再真誠;請問這是誰之過?
雲南的瀘沽湖景區就是這樣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中央電視台曾報道過.然而這個報道僅僅只是簡單地指責了當地的有關政府部門,有幾個人想過這一切是誰帶來的呢?這種情況幾乎所有景區都未能倖免.在此我並不是反對開發旅遊,我想說的是,開發旅遊並不是解決環保與發展的萬能葯,搞不好,開展旅遊比開發自然資源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更大.而實際上旅遊本身也是對自然資源的一種利用,因此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不是能不能和該不該得問題,而是怎樣開發的問題.
生態環境的保護不應該是一味地追求原封不動,一絲一毫都不能改變.持這種極端環保觀的人在關心環境的同時,忽略了生存和發展問題,特別是偏遠的貧困落後地區的生存和發展問題,他們把環保理想化和教條化了,使環保失去了生命力.這種人自己吃飽喝足,無憂無慮地在城市享受著現代文明帶來的種種好處,有幾個到過偏遠的貧困落後地區,更別說在那生活和工作了.少數人去過,那也不過是坐著豪華越野車蜻蜓點水般去遊山玩水而已.他們只不過是想藉此,保留下供城市人酒足飯飽後能有個娛樂和尋幽獵奇的後花園罷了.按照他們的觀點,人類恐怕要回到原始社會才符合要求.這種思想只能使我們作繭自縛,讓社會停滯不前.
一次我到雲南省的獨龍江旅遊拍照.那裡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清澈的溪流江水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同時當地居民貧困的生活狀況也給我留下了難以泯滅的印象,然而給我印象最深的卻是一個邊防戰士對我說的一段話：「這里對你們旅遊者來說是青山綠水,可是對我們這些天天在這的人來說則是窮山惡水.」請注意,這還只是一個只需在此服役兩年的人說出的話,那麼對於那些世代生活於此的人來說又會如何呢?這句話對我猶如當頭棒喝,使我這個也曾大喊環保的人清醒了許多.
我們不能把所有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都視為是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這樣做真的太自私,太教條.我們反對的因該是那種不顧長遠利益,盲目的,過度的毀滅性開發,而對那些能使當地人脫貧致富,步入文明,已做過生態評估,考慮到了開發後的生態恢復,有序的,科學合理的開發不因橫加指責和阻止.實際上,只要做到科學合理的開發,那種局部的,暫時性的破壞並不會造成不可逆轉的生態災難,而相反會形成新的生態景觀,甚至改善原來惡劣的自然環境.這樣的例子並不是沒有.遠的有四川的都江堰和貫通南北的大運河,近的有浙江的千島湖和雲南的魯布革水電站.
在環保方面,我們目前最急迫的目標不是簡單粗暴地去指責和阻止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而是要提高整個國民的素質,特別是要提高那些住在城市中,生活在文明中,不愁吃穿的現代城市人的環保意識.那些偏遠貧困地區沒有環保意識的人,他們對環境的破壞是微乎其微的,而且是為了保證自身的生存,有些甚至可以說其行為本身就是當地生態環境中的一個鏈.反倒是我們這些有文化的現代城市人在吃飽穿暖之餘,為了貪圖享受,刺激了一些奢侈業如皮毛,高檔木製傢具,野味餐飲,一次性用具的發展,這些行業的發展才真正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徹底而毀滅性的打擊,現代文明的城市人才真正是生態環境直接和間接的殺手.
試想,假如有兩個人,一個是不愁吃穿的富人,一個是衣不掩體,食不果腹的窮人,一隻珍惜的野生動物出現在他們面前,富人為了享用皮毛和野味而捕殺之,而窮人則是為了禦寒,填飽肚子活命而捕殺之,請問兩種行為都該受到指責嗎?
5.怎樣的環保才「理智」
——兼評Charles Krauthammer的《Saving Nature, But Only for Man》
隨著時間范圍的普遍的環境惡化,環保已經成了一個熱門話題.面對各種各樣關於環保的建議、提案、規則、法律,有人提出要對它們進行選擇.比如,大學英語書的某篇課文宣揚這樣一種被稱為「理智環保論」的觀點,這種觀點「理智」地宣稱：人類「不是為大自然,而是為我們自己保護環境」,因此人類應該「僅在居住環境受威脅時再作出緊迫調整」.為了爭取支持,該理論「不要求人們為其它生物作出犧牲」.
人類確實是為了「我們自己」而保護環境,但問題在於如何保護.這篇文章宣稱我們應該在「居住環境受威脅時再作出緊迫調整」,就是說我們應該等到自己都住不下去了才想到保護環境.是誰讓環境糟糕得住不下去的?確實,這其中有地球自身的氣候變化周期的因素,但在工業化革命以來的短短幾百年裡,把環境變得不宜於人類居住的,主要還是人類自己.面對一天比一天惡化的環境危機,不檢討自己的錯誤,不改變視環境為「自由資源」的錯誤觀念,而是借口某些環境問題不緊急而聽任環境繼續惡化,這絕對不是一個「理智」的人應有的態度.
事實已經證明,採取「先污染,後治理」的環境污染治理方式,會造成大量資金的浪費——因為製造污染取得的效益往往小於消除污染要花費的成本.然而,由於這只是「外部不經濟」,不用作者自己立即買單,因此他就會對消除這些污染毫無興趣.於是,我們就會看到一個奇怪的現象：作者在心甘情願地為別人的「外部不經濟」買單的同時,又採取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大量地為別人,甚至他的後代,製造著代價巨大的「外部不經濟」.
該文的另一個奇怪的觀點是「不要求人們為其它生物作出犧牲」.試想一下,如果人們被要求為其它動物作出「犧牲」,那麼「犧牲」的會是什麼呢——大概僅僅是一些金錢,或者改變食用野味的愛好而已.我們知道,當生物間有沖突的時候,要不兩敗俱傷,要不總有一個要作出「犧牲」.現在人類不「犧牲」,那隻有讓其它生物犧牲了.它們應該如何為人類犧牲呢?很簡單——獻出生命.
作者說,他喜愛北極馴鹿（真不知道他是怎麼把這句話說出口的）,但是為了能開採到石油,他不惜破壞馴鹿在阿拉斯加的繁殖地——因為這樣能避免戰爭.且不說事實已經證明,開采了阿拉斯加的石油,根本不能避免戰爭；即使可以避免戰爭,為了人類的石油便宜一些,而使北極馴鹿無法繁衍後代,這種在種族延續和金錢間選擇金錢的做法是否理智,實在值得考量.
類似的,作者喜愛斑梟（但願他喜愛的生物越少越好）,但是為了伐木工的生計,他不惜支持他們砍倒森林滅絕斑梟.我不知道作者怎麼會持這樣一種奇怪的邏輯——似乎伐木工不伐木就不能找到新工作,並且不伐木就失去了所有經濟來源,因此他們不伐木就無法生存,所以為了他們的「生存問題」,只好把斑梟「出賣」了.
在這位作者的眼裡,只要人類和其他生物的利益發生沖突,哪怕只要犧牲人類的很小的利益就能換回其它生物的寶貴生命,他也會認為人比其它生物更重要.這就是所謂的「理智」的環保觀.在這種「理智」的環保觀中,我們看不見一點「理智」的影子,透過冠冕堂皇的包裝,我們只能看到一種莫名的「唯我獨大」的霸氣、一種為了一丁點的經濟利益可以聽任其它生物滅絕的可怕的漠視.
作者說,那些為不會立即對人類的健康和安全構成威脅的事進行的環保是「奢侈環保」,「奢侈環保」僅當只需很小的代價就能達到才是好的.可是,有什麼與環保有關的事只需很小的代價就能達到嗎?幾乎沒有.也就是說,作者對那些為不立即對人類的健康和安全構成威脅的事而進行的環保是不會支持的. 普衛欣美國進口的可以防霾天 貓有。
我們需要這樣的「理智環保論」嗎?這種「理智環保」,其實就是坐等環境惡化,直到等不下去了,大家都受不了了,然後齊心協力把某個環境問題緩解一下.一方面環境問題層出不窮,出現的速度越來越快；另一方面,緩解環境問題的速度遠遠落後於它產生的速度.有些問題,我們本可以把它遏制在萌芽階段,可「理智環保」者偏要等到污染不可收拾時才出手.可以說,這種「理智」已經超越了常人的理解能力.
怎樣的環保才理智?那就是被那個作者看作「感情用事」的環保的辦事方式.要環保,就要熱愛大自然,而不是把它看作我們「利用」的對象；要環保,就要把環境問題消除在萌芽狀態,而不是聽任問題一天天擴大.這樣的環保,才是真正理智的環保.
J. 為什麼環境污染需要政府進行治理
一、原因：
（一）市場不能保持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和穩定協調的發展
市場調節實現的經濟均衡是一種事後調節並通過分散決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當程度的自發性和盲目性，由此產生周期性的經濟波動和經濟總量的失衡。在糧食生產、牲畜養殖等生產周期較長的產業部門更會發生典型的「蛛網波動」。此外，市場經濟中個人的理性選擇在個別產業、個別市場中可以有效地調節供求關系，但個人的理性選擇的綜合效果卻可能導致集體性的非理性行為，如當經濟發生通貨膨脹時，作為理性的個人自然會作出理性的選擇——增加支出購買商品，而每個人的理性選擇所產生的效果便是集體的非理性選擇——維持乃至加劇通貨膨脹；同樣，經濟蕭條時，也會因每個個體的理性選擇——減少支出而導致集體的非理性行為——維持乃至加劇經濟蕭條。再者，市場主體在激烈的競爭中，為了謀求最大的利潤，往往把資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風險小的產業，導致產業結構不合理。這就需要政府運用計劃，利用財政、貨幣、信貸、匯率、優惠、制裁等政策措施。經濟杠桿和法律手段，特別是採取「相機抉擇」的宏觀調節政策，適時改變市場運行的變數和參數，以減少經濟波動的幅度和頻率，同時通過制定發展戰略、發展計劃和產業政策，對若乾重要領域進行投資來引導生產力的合理布局，優化產業結構，保持宏觀經濟穩定與經濟總量平衡。
（二）自由放任的市場競爭最終必然會走向自己的反面——壟斷
因為生產的邊際成本決定市場價格，生產成本的水平使市場主體在市場的競爭中處於不同地位，進而導致某些處於有利形勢的企業逐漸占據壟斷地位。同時為了獲得規模經濟效益，一些市場主體往往通過聯合、合並、兼並的手段，形成對市場的壟斷，從而導致對市場競爭機制的扭曲．使其不能發揮自發而有效的調控功能，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um）即資源配置的最優化，也就成為純粹的假設，因此壟斷被視為市場經濟的「阿基里斯之題」。這就需要政府充當公益人，對市場主體的競爭予以適當的引導、限制，如制定反壟斷法或反托拉斯法、價格管制、控制壟斷程度等。這方面西方發達國家百年來的經驗教訓多有可供我們借鑒之處。這對市場秩序不健全、轉軌中的經濟體制還帶有某些行政壟斷痕跡的我國來說，政府對於促進市場發育和建立市場公平競爭程序負有更加重大的責任。這突出表現在政府應立足制度創新，盡快建立和完善公平競爭的規范體系和政策框架，加頒行全國性的反壟斷法（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已先後制定出一批地方性的反壟斷法規）與已經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相配套，防止可能發生的並遏止已經出現的各種形式的壟斷。
（三）市場機制無法補償和糾正經濟外在效應
所謂外在效應 （exter nality），按照經濟學家貝格、費舍爾等人的看法，是指「單個的生產決策或消費決策直接地影響了他人的生產或消費，其過程不是通過市場」。也就是說，外在效應是獨立於市場機制之外的客觀存在，它不能通過市場機制自動消弱或消除，往往需要藉助市場機制之外的力量予以校正和彌補。顯然，經濟外在效應意味著有些市場主體可以無償地取得外部經濟性（external－economies），而有些當事人蒙受外部不經濟性（external diseconmies）造成的損失卻得不到補償。前者常見於經濟生活中的「搭便車」（freeride）現象，即消費公共教育、公用基礎設施、國防建設等公共產品（public goods）而不分擔其成本，後者如工廠排放污染物會對附近居民或者企業造成損失，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來和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以及司空見慣的隨處抽煙等。這類外在效應和搭便車一般不可能通過市場價格表現出來，當然也就無法通過市場交換的途徑加以糾正。通過意識形態信念和道德教育固然能夠使之弱化，但作用畢竟有限。只有通過國家稅收或補貼政策或行政管制如特定的排污標准及徵收污染費以及在公共場所不準吸煙等規定，使外部效應內在化，最大限度地減輕經濟發展和市場化過程的外在效應，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
（四）市場機制無力於組織與實現公共產品的供給
所謂公共產品，是指那些能夠同時供許多人共同享用的產品和勞務，並且供給它的成本與享用它的效果，並不隨車用它的人數規模的變化而變化，如公共設施、環境保護、文化科學教育、醫葯、衛生。外交、國防等。正是因為公共產品具有消費的非排它性和非對抗性特徵，一個人對公共產品的消費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產品的減少，於是只要有公共產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費。這樣一方面公共產品的供給固然需要成本，這種費用理應由受益者分攤，但另一方面，「它一旦被生產出來，生產者就無法決策誰來得到它」，即公共產品的供給一經形成，就無法排斥不為其付費的消費者，於是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如前所述的經濟外在世以及由此而出現的「搭便車者」。更嚴重的是．既然若此，人人都希望別人來提供公共產品，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結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產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產品，就不能社會經濟的客觀需要，大大降低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這就需要政府以社會管理者的身份組織和實現公共產品的供給，並對其使用進行監管。
二、環境污染的簡單介紹：
由於人們對工業高度發達的負面影響預料不夠，預防不利，導致了全球性的三大危機：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環境污染指自然的或人為的向環境中添加某種物質而超過環境的自凈能力而產生危害的行為。（或由於人為的因素，環境受到有害物質的污染，使生物的生長繁殖和人類的正常生活受到有害影響。）由於人為因素使環境的構成或狀態發生變化，環境素質下降，從而擾亂和破壞了生態系統和人類的正常生產和生活條件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