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需要共同治理

1. 說明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社會治理共同體,的理由

說明建設人人有責任這是對的，社會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大家庭

2. 請以「如何發揮其主導作用，又能鼓勵並促進社會各方面共同參與」為主題，撰寫一份1000字左右的小論文

發揮「三社」協同作用 切實轉變社會治理方式
十八屆三中全會著眼於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出了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新觀點、新部署、新要求。民政部門作為政府履行社會治理、公共服務職能的重要部門，在轉變社會治理方式上，需充分發揮和調動「社會組織、社區和社會工作」（簡稱「三社」）的協同作用，不斷探索社會領域制度創新、社會治理創新，切實增強社會發展活力。

一、構建現代社會組織體制，提高政府管理科學化水平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進一步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關系，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為社會組織改革發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目前，河北省各級社會組織已發展到15011個，社會組織從業人員17萬多人，會員超過660萬個，初步形成了門類比較齊全、覆蓋比較廣泛（涉及全省89個廳、局）的社會組織體系。

圍繞加快推進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建設新目標，河北省民政部門將進一步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在登記管理制度上，實施四類社會組織直接登記工作，下放審批許可權，減少審批備案事項，實行社區服務性社會組織備案制，積極探索「一業多會」，推進政社分開，改進雙重負責管理體制。在優化發展環境上，完善財稅扶持政策，建立公共財政支持獎勵機制；逐步將政府不應行使和可由社會組織承擔的工作和服務以適當方式轉移給社會組織；通過政府購買方式支持社會組織提供產品服務和社會服務，保障社會組織的民主參與權益。在加強監督管理上，建立政府監管、社會監督和社會組織自律相結合的監管體系；引導社會組織健全以章程為核心的獨立自主、權責明確、運轉協調、制衡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加強社會組織執法監管隊伍建設，加大聯合執法監察力度，加強誠信建設、行業自律和評估。

二、推進「網格化管理、社會化服務」，發揮城鄉社區自治功能
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要「開展形式多樣的基層民主協商，推進基層協商制度化，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監督機制，促進群眾在城鄉社區治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這為全面推進城鄉社區建設提供了新的發展思路。

近年來，河北省城鄉社區建設穩步發展，打造了「四有一創」社區建設經驗並在全國推廣，社區治理方式不斷創新。

面對社區建設中存在的「行政化」日趨明顯的現象，河北將進一步釐清職責，加強社區自治能力建設，推動政府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之間的有效銜接與良性互動，在管理體制上實現「還權、賦能、歸位」。進一步推進「網格化」管理，形成社區黨組織領導，社區居委會主導，社區公共服務機構、社區社會組織、業主組織、駐區單位和社區居民多元參與、共同治理的工作格局。進一步推進社會化服務，做好河北省城鎮社區綜合信息服務系統的調研、設計工作，探索推動建立社區信息化網路平台，形成政府基本公共服務、居民志願互助服務、社會有償評價服務相銜接的服務體系，實現社區服務管理的「一網通」、「一鍵通」。

三、推動專業社會工作發展，增強社會發展活力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增強社會發展活力」，這些重要論述對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推動專業社會工作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據此，河北省將積極探索「社會組織、社區、社工」三社聯動機制，推動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和服務平台建設向縱深發展。從載體上，大力培育和發展與本地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布局合理、覆蓋廣泛的社會組織體系。從政策上，制定出台政府購買社會工作服務的實施意見和配套政策，把一些可由社會承擔的工作交由具備條件的社會公益性組織承擔。從措施上，繼續抓好邊遠貧困地區、民族地區和革命老區人才支持計劃有關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專項計劃的實施；推進社會工作參與社區建設，通過完善城鄉社區自治機制，促進基層社區管理；不斷加大社會工作崗位開發力度，合理規范社會工作崗位設置、待遇標准、考核機制和權益保護機制，多渠道廣泛吸納社會工作人才；指導和鼓勵各地加大社會工作服務機構培育力度，加快發展民辦社會工作服務機構，加強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繼續教育。

3. 中國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哪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 為發展中國家選擇自己的道路和制度積累了成功的經驗

道路和制度關乎一個國家的前途與命運，能否由本國人民獨立自主地選擇符合本國國情的道路和制度，決定著國家的興衰成敗。歷史上，很多發展中國家曾經是西方國家的殖民地，道路與制度都是由宗主國安排甚至強加的；即便是通過民族解放運動粉碎了殖民統治，西方國家仍然通過「顏色革命」「茉莉花運動」來顛覆政權，剝奪發展中國家道路和制度的自主權、選擇權，造成了這些國家的經濟停滯、人心渙散、政局不穩、社會倒退。

• 為全球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公共產品

進入和平發展時期，全球秩序、全球治理成為了世界人民共同的呼聲。面對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地區熱點問題此伏彼起以及恐怖主義、網路安全、重大傳染病、氣候變化等等挑戰，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敢於作為也有所作為，積極參與全球治理，著力推進全球化進程、切實維護國際秩序，並為全球治理提供了諸如亞投行、「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等公共產品，為解決人類所遇到的世界性難題發揮了重要作用。

• 為化解世界矛盾和問題提供了科學的思維方法

當今世界既面臨由來已久的老問題，又面臨新形勢新背景下出現的新矛盾，積重難返，錯綜復雜，需要創新思維、理清思路，以科學理性的方式方法去認知、把握、化解。這方面中國在長時間的實踐中作了有益的探索，把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化解矛盾和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又從世界歷史上處理國際問題的經驗教訓中總結和提升，還從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營養，提煉出符合當代客觀實際的思維方法，使中國智慧在當下熠熠發光。

4. 黃島區社會治理手機客戶端如何下載

治理、社會治理，是一個非常現實的真問題。人們對於治理，尤其是社會治理這個現實問題的關注和研究，比較遲於或少於對「社會統治」和「社會管理」問題的關注和研究，而且政界對於治理、社會治理問題的關注和研究要大大遲於學界。所謂政界關注治理、社會治理問題，是以2013 年11 月12 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為標志的。目前，人們對治理理論與實踐問題的關注和研究盛況空前，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洋洋大觀。然而，這些成果總體說來至少存在兩個方面偏向：其一，對治理問題的關注和研究還比較停留在「碎片化」層面，尚缺乏總體性的升華；其二，對治理問題的關注和研究還比較側重於「治道」而較少從「政道」著眼或著手。比如說，注意到了創新性地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問題；注意到了政府治理問題；注意到了把「社會管理」轉變為「社會治理」，明確了由「管理」到「治理」雖只有一字之差，卻體現了更深刻的含義，更豐富的內容，更明確的要求，等等。筆者以為這些認識不可缺少，但只是初步的，還有待提高。我們應當在對我國社會特質進行再認識的基礎上，從推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高度，從正確處理政道與治道相統一的高度，從著眼於把「共同治理」升華為「相互治理」的高度來關注和研究社會治理問題。 一、多質態社會與社會治理 一般生活的常識告訴人們，任何一種社會都是需要治理的。可問題往往不在於要不要治理或為什麼要治理，而在於要什麼樣的治理或怎樣治理。要什麼樣的治理或怎樣治理，通常也不是由治理者或治理組織所能決定的，能夠決定一種社會採取什麼樣的治理或怎樣治理的，歸根結底是該社會自身，即社會治理是由社會決定的，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社會治理。進一步說，一定社會所決定的一定的社會治理又直接決定著該社會的存續狀態甚至發展前途和命運，這里根本問題還是在於「社會決定」。我國的社會治理是由我國的社會情境或「社情」決定的。因此，比較全面地認識我國的社會性質、發展階段及其狀態，就成為我國能否進行有效社會治理的前提。 目前，對我國社會的認識比較集中在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我國處於並繼續處於社會轉型期，即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另一種觀點認為，我國現正處於並還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兩種觀點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聯系主要是指他們都直接面對我國的社會現實，對其本質給予一定程度的揭示和認知；其區別主要是指他們從各自的側面對我國社會現實給予本質的探索，不具有同質性或趨同性。作為自成體系的理論，它們能夠單獨成立，但都不能直接用來作為指導我國社會治理實踐的理論支撐，甚至還有可能產生某種程度的誤導。如，前一種觀點對我國社會實現何種現代化，尤其是對我國社會向何處去的問題沒有給予清晰而又正確的回答；後一種觀點則對我國社會現實中客觀存在著的非社會主義問題，尚未給出足以令人信服的、更為坦率的理論闡明。因此，這兩種觀點還需要在民主、自由、平等基礎上對話、互動，互助包容從而不斷創新。為著創新社會治理，我們必須首先在認知我國的「社會」特質問題上達成基本共識。 經過近20 年的初步研究，筆者對我國社會所處的歷史方位及其特質主要持有的基本觀點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基本原理，根據一脈相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理論，我國的社會是堅持以社會主義為發展定向的社會，現正處在並還將長期處在「後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這是一種多質態社會亦即各種主義、價值並存的社會。在社會治理的整個歷史進程中，必須始終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為導向，才能保障我國社會的長治久安。如果我的這些體認能夠成立的話，那麼，我國的社會治理至少要涉及到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其一，人類社會治理。我國的社會治理不僅限於「社會」。這里的社會主要是相對於「自然」而言，不限於狹義的社會。一方面，社會治理的最大空間是基於「天人合一」理念，著眼於環境友好、生態文明建設，處理好社會治理與自然治理的關系。另一方面，社會治理也是基於廣義的社會治理，不限於具象層面的、為治理而治理的具體社會事務的治理。換言之，就是要積極處理好廣義社會治理與狹義社會治理的相互關系。 其二，全球社會治理。我國的社會治理不限於國家(內) 社會。如果說基於天人合一理念的社會治理是基於構建人類社會的命運共同體，那麼，不限於一國層面的社會治理，就是著眼於全球化視閾中的全球社會治理，即基於世界眼光，積極處理好國家( 內) 社會治理與國際社會治理的相互關系。 其三，國家社會治理。我國的社會治理首先應該是整個國家層面的社會治理。社會先在於並孕育了國家。社會治理先於國家治理，國家治理產生於社會治理並最終回歸於社會治理。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換位思考，在謀求國家統一社會治理的歷史進程中，要積極處理好國家治理與社會治理的相互關系。 其四，區域社會治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色之一就是區域社會特色。我國幅員遼闊，由於自然地理、歷史文化的差異，沿海、東、中、西部社會梯度發展極不平衡。我國的社會治理應當基於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區域社會的區情、社情出發，遵循共同但有區別原則，分工協作，謀求區域社會有效治理。既要強調守土有責，謀福一方，又要防止和克服區域社會治理中的負外部性及鄰避現象，並且積極處理好區域社會治理與國家社會治理的相互關系。 其五，領域社會治理。社會是一個巨大的系統，由經濟社會、政治社會、文化社會等子社會系統構成。社會治理是由經濟社會治理、政治社會治理、文化社會治理等有機構成。各子系統的社會治理各有其相應的內容、形式、方式、方法及其規律，並呈現出輕、重、緩、急等不同情形。不同領域的社會治理互為條件、互為目的，既不能相互割裂，也不能相互替代。應遵循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分工協調，積極處理好總體社會治理與領域社會治理的相互關系。 其六，基層(社區) 社會治理(自治)。社會治理除了應該分區域、分領域治理外，還應該分層次或層級治理。相比較而言，目前關於社會治理的研究相對集中在基層社會治理，特別比較集中在社區(農村社區、城市社區、轉型社區等)層面的社會治理，這是應該的和必須的。社會治理的基礎在基層，社會治理的最美花朵開在基層。基層社會治理不好，地動山搖。但是，除了基層社會以外，還有中層社會、高層社會。各層次的社會治理各有其不同的功能與作用，在整個社會治理系統中，也應當遵循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積極處理好不同層次社會治理的相互關系。 以上各種社會治理的情形都不是孤立地存在，因而在具體社會治理的歷史進程中，都應當遵循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此外，還有實體社會治理、虛擬社會治理，等等。其中，虛擬社會亦即時空實體社會交織的網路社會。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特別是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廣泛應用，一個對現實世界發生重大影響的虛擬社會已經形成，它極大地推進了全球社會一體化的進程，促進人類社會從未有過的發展與進步，但也帶來從未有過的新的社會問題。這勢必要求世人遵循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積極處理好實體社會治理與虛擬社會治理的關系。 二、政治體制改革與社會治理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中最為關鍵、核心的概念或關鍵詞是「全面深化改革」。從特定意義上說，這一核心概念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另一種表達法，它宣告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新時期的到來。所謂政治體制改革新時期，主要是指以《決定》為標志，我們開始「啃政治體制的硬骨頭」時期。我之所以有如此感悟，主要基於兩點體認。 從「全面深化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的關系看，因政治現象所具有的特性所決定，沒有哪項改革是與政治及政治體制不發生關系和聯系的。人們一般認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從1978 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此後，我國的改革之路是「先」經濟體制改革，「後」政治體制改革，或「重」經濟體制改革，「輕」政治體制改革，認為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說來是「滯後」於經濟體制改革的，甚至認為黨的十三大以後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倒退」的。對此，學術界當然有些不同的看法。其實，改革開放是一項巨大的系統工程，鄭重或審慎的做法應當分輕、重、緩、急。筆者以為，我國真正的改革開放是從解放思想開啟的，解放思想究其實質是一場「思想改革」；我國的整個改革是以思想改革先行的，爾後才有其他改革跟進。根據列寧關於「經濟方面的政治」的思想，我們應當用有別於「傳統政治」或「西方政治」的「新政治觀」來關注、考量我國政治體制改革中的「政治」。結合《決定》的基本精神，筆者對「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解是：所謂「全面」是相對於改革開放過程中的比較不全面或不那麼全面而言的，側重於改革的高度、廣度；所謂「深化」是相對於改革開放過程中的比較不深化或不那麼深化而言的，側重於改革的高度、深度。而且，從改革的比較不全面、不那麼全面到全面，也是一種「深化」；從改革的比較不深化或不那麼深化到深化，也是一種「全面」。根據《決定》精神，所謂全面深化改革，主要集中在六個方面的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體制———政黨體制(黨的建設制度)。其中，全面深化既體現在「六大體制際」橫向之間的全面和深化，又體現在每一大體制自身內部縱向的全面和深化。比如，經濟體制改革中的公有制、國資、國企改革，既是全面經濟體制改革的結果和新的起點，又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結果和新的起點。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第一，六大體制改革中的政治體制、黨的建設制度，首先應該是屬於政治、政治體制的，但是它們的有效改革和建設具有鮮明的經濟性、文化性、社會性、生態性意義，甚至它們的改革是否有效或建設能否成功，直接關乎經濟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體制的改革是否有效和能否成功；第二，六大體制改革中的經濟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體制，應該是分別屬於經濟性、文化性、社會性、生態性的，但是它們的有效性改革和建設也同時具有鮮明的政治性意義，甚至它們的改革是否有效或成功，直接關乎政治體制改革是否有效、黨的建設制度的改革是否有效與成功。由此可見，全面深化六大體制改革，所謀求構建的是一種當代中國長治久安的命運共同體！ 從「政治體制改革」與「社會治理」的關系看，由於社會是人們各種治理行為過程的「載體」或「底盤」，因而沒有哪項政治及政治體制改革是與社會治理不發生關系和聯系的。《決定》中創造性地提出「三個治理」即：國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並明確指出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究其本質而言，「三個治理」都同國家體制、政府體制和社會體制的改革密切相關。關於國家治理，將其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突出國家治理的體系和能力的現代化，注重國家治理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這當然突出了全局性的政治及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作用和決定意義。關於政府治理，《決定》強調了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等問題。基於政治與行政、政府與政治的關系(政府一定是政治的，政治的不一定是政府的)，政府治理是離不開政治及政治(政府) 體制改革的。關於社會治理，《決定》強調了社會治理創新，著眼於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全面推進平安中國建設，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等問題。在我國，社會治理即社會體制改革，應當凸顯社會性，而社會性亦即人民性，人民具有至上性，一切為了人民，為了人民的一切，是我國社會治理最鮮明的特色，也是當代中國最大的政治。應當指出的是，在中國現行體制下，社會治理是以國家和政府治理為前提的，其間，國家、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是社會治理創新的根本問題，因而社會治理創新必會指向政治和政府體制改革。「國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這三者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是普遍聯系、辯證發展著的。我們應當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國家及政府關系的一般原理，唯物又辯證地處理好國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三者之間的關系，構建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治理體系。 三、政道與治道統一中的社會治理 一般說來，不同的文明時代，不同性質的社會、國家和政府，會有不同性質的治理，但是不管什麼性質的治理，都應當在總體上體現政道與治道的統一。政道決定治道，有什麼樣的政道就有什麼樣的治道，而治道體現政道，為政道服務———當然，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也難免出現短暫的治道偏離政道的情形。此外，無論是政道還是治道都會隨著社會的變遷或發展而發生變革。 所謂「政道」，是指相應的政治、政權或政治制度，主要回答和解決為誰、為什麼人的問題。如資本主義社會的政道就是為資本，社會主義社會的政道就是為人( 民)、為社會。所謂「治道」是指相應的吏治、治權，即組織政府和管理機構，處理公共事務，解決公共問題，提供公共服務，主要回答如何為誰、如何為什麼人的問題。 在人類歷史上，傳統的治道的制度平台包括無限政府、人治政府、專制政府、極權政府、封閉政府等。現代治道的制度平台包括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分權政府、開放政府等。從前者向後者的變化即為治道變革。我國的治理不僅體現著治道的變遷，而且更體現著政道的變革。《決定》中闡述的國家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政黨治理、軍隊治理、民族區域治理、多元治理、司法治理、依法治理、以德治理、網路治理、協同治理，綜合治理等等，都是為著或圍繞著我國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基本文化制度、基本社會制度等進行和的，充分體現了我國政道與治道的有機統一。如果偏離政道，一味追求所謂治道的變革，為了治理而治理，勢必會走上老路或邪路。然而，全部的問題可能在於：如何確保我國政道的選擇和堅守符合國情實際，符合社會發展客觀規律，怎樣提高這種符合的程度。 在此基礎上，就其中的社會治理而言，政界和學界已經有很多思考與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如魏禮群提出，我國的社會治理要在社會治理理念、主體、方式、體系、制度、機制和能力等七個方面創新，要著力把握政府善治、合作共治、基層自治、社會法治和全民德治等五個關鍵環節。對社會管理、社會治理的初步研究，主要側重於政道問題上的政治主體與治道問題上的治理主體的「二合為一」，認為我國的社會治理事實上經歷著從「治理社會」到「社會治理」過程。治理社會主要體現為黨、國家和政府的「三位一體」的獨家治理或「獨治」。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不斷深入，治理社會的局面已大有改觀，由治理社會開始轉變為社會治理，由獨家治理發展為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多元社會主體的「合作治理」、「協同治理」、「共同治理」。 這里的合作、協同、共同治理的「共治」，主要是針對具體的公共事務、公共問題、公共服務等各主體參與者的共同治理，尚未涉及到各參與主體(際)之間的治理問題，或者說只是體現治道的「共治」，尚未真正體現政道的「共治」。相對於治道的共治而言，政道的治理應當稱為「互治」。因此，早在2002 年，筆者提出和論證了「官民互治」問題。「社會治理」中的社會，不僅要成長為自治、自理的政治主體，還要成長為名副其實的治黨、治國、治政府或治官的政治主體。一項基本原理是：治理者必須首先接受治理。哪有不接受社會( 人民、公民) 治理的治理者？ 當然，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這種「互治」已在我國社會政治生活中初見端倪，也必將成為我國未來理想的社會治理前景。

5. 哪一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十九大報告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定位，正式提出「兩個階段」的發展目標：第一階段，從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第二個階段，從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在此之前，黨的十三大提出「三步走」發展戰略的表述是「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

(5)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需要共同治理擴展閱讀

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社會文明程度達到新的高度，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中華文化影響更加廣泛深入；

人民生活更為寬裕，中等收入群體比例明顯提高，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現代社會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會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

6. 構建什麼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

構建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建築垃圾體系。

拓展資料

怎麼構建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建築垃圾體系？

一、是要推進綠色發展。加快建立綠色生產和消費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導向，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發展綠色金融，壯大節能環保產業、清潔生產產業、清潔能源產業。

二是要著力解決突出環境問題。堅持全民共治、源頭防治，持續實施大氣污染防治行動，打贏藍天保衛戰。加快水污染防治，實施流域環境和近岸海域綜合治理。強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復，加強農業面源污染防治，開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行動。

三是要加大生態系統保護力度。實施重要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重大工程，優化生態安全屏障體系，構建生態廊道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網路，提升生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完成生態保護紅線、永久基本農田、城鎮開發邊界三條控制線劃定工作。開展國土綠化行動，推進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綜合治理，強化濕地保護和恢復，加強地質災害防治。

四是要改革生態環境監管體制。加強對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設計和組織領導，設立國有自然資源資產管理和自然生態監管機構，完善生態環境管理制度，統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資源資產所有者職責，統一行使所有國土空間用途管制和生態保護修復職責，統一行使監管城鄉各類污染排放和行政執法職責。構建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完善主體功能區配套政策，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堅決制止和懲處破壞生態環境行為。

7. 怎麼樣才能做到全國動員、全民動手、全社會共同參與的生態環境治理格局

如果要做到全國動員，全民動手，全社會共同參與的生態環境治理格局，就需要全民參與生態環境保護，遵守《環境保護法》，保護環境，消除污染，愛護環境。

8. 馬凱同志曾指出在管理主體上要從什麼向政府主導型的社會共同治理轉變

馬凱同志曾指出在管理主體上要從我們這些政府主導型的這個社會共同體來理智的因為我知道在馬凱同志他的生活當中我們也知道很多的這樣的社會共同體都是一樣的因此的方方面面我們來看的話這些東西都是

9. 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法律和什麼共同發揮作用

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

10. 為什麼說，國家和社會的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

法律是調整人們行為和社會關系的規范，是依靠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硬約束。實際上版法律所禁止的行為，已權經是人們道德行為的最底線，一個人如果連法律禁止的行為都要去做，也就是說他的道德已經淪喪到必須動用國家強制力來制止、糾正、懲戒他的超越道德底線的行為。所以要治理國家管理人民，法律約束遠遠不夠，必須配合以道德水準的軟約束，加強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設，當人具備一定的道德水準，人就會自覺約束自己的思想言語和行為，而不容易做出危害社會危害他人觸犯法律的行為，只有法律和道德互相輔助緊密結合，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社會才能夠真正和諧穩定。希望我的答案能幫到你，阿彌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