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網路

① 全球治理的基本模式

在各治理主體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中，由於其自身特色以及在國際體系中的不同地位，體現出三種不同的治理模式：一是國家中心治理模式。即以主權國家為主要治理主體的治理模式。具體地說，就是主權國家在彼此關注的領域，出於對共同利益的考慮，通過協商、談判而相互合作，共同處理問題，進而產生一系列國際協議或規制。二是有限領域治理模式。即以國際組織為主要治理主體的治理模式。具體地說，就是國際組織針對特定的領域（如經濟、環境等領域）開展活動，使相關成員國之間實現對話與合作，謀求實現共同利益。三是網路治理模式。即以非政府組織為主要治理主體的治理模式。具體地說，就是指在現存的跨組織關系網路中，針對特定問題，在信任和互利的基礎上，協調目標與偏好各異的行動者的策略而展開的合作管理。

② 全球治理觀和文化傳播，意識形態安全到底有什麼卵關系

隨著世界的不斷發展，隨著幾個超級大國的崛起，世界正在慢慢的全球化，目前，全球化是當今時代的基本特徵，具體來說，全球化是一個以經濟全球化為核心、包含各國各民族各地區在政治、文化、科技、軍事、安全、意識形態、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多層次、多領域的相互聯系、影響、制約的多元概念。 全球化時代的到來有三個顯著的標志：一是全球統一大市場的形成。它是伴隨著冷戰的落幕、兩極對立格局的解體而到來的。現代生產力的發展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程度，即只有把地球作為一個統一的生產空間來進行生產，才能最有效地釋放它的巨大能量。 二是計算機的普及和網際網路的出現。生產工具和科學技術的革命性飛躍歷來是時代轉換的物質技術特徵。網際網路的連接，促成了信息的廣泛分享和自由傳播，為人類從全社會的范圍有效地組織生產和消費等開辟了道路，加劇了社會的變革，特別是給國家安全帶來深刻影響。 三是以「9〃11」事件為開端的全球性問題的總爆發。歷史進程常有某些重大事件作為標志。「9〃11」事件是全球化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的歷史拐點。這一事件的發生說明，全球化發展中個別企業、個別國家的有組織性和整個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的矛盾已經積累到了異常尖銳化的程度，這個深刻的矛盾通過全球恐怖主義、貧富對立、氣候變暖等一系列嚴重的災難性事件爆發出來，直接威脅到了人類正常的生存，使國際社會的治理與整合，國際新秩序的建立成為時代的緊迫要求。 那麼全球化的到來，到底給我們帶來了什麼呢？隨著全球化的到來，一系列的安全問題也隨之浮出水面，給各國的政治安全及經濟安全帶來了一系列的利與弊，但是全球化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任何人都是無法避免的，我們應該面對全球化，面對其帶來的問題，更好的利用全球化，揚長避短，這樣，我們在全球化時代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可以肯定的是，在全球化時代的背景下，國家的安全肯定會受到一定的影響，不同國家的國家地位也會隨之改變。全球化時代對國際安全和國家安全帶來了非常深刻的影響，對國家安全的特點做了新的規定。 全球化突飛猛進地發展，給國際關系和國家安全問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全球化時代有著許多新的特徵，全球化時代安全問題的第一個本質特徵是安 全的兩重性特徵。它深刻地改變了國家利益關系，利益規定安全。安全行為是基於國家利益產生的，我們奮斗的一切目標都是為了利益，這個原則在全球化時代沒有變。但是國家間的利益關系格局改變了，過去的利益關系格局是以對立和對抗為主導的利益關系，也就是「零和對策」。在這種利益關系格局下，指導我們維護國家安全行為的理念是現實主義理論。現實主義理論有很多流派，但是它有個核心問題，概括為：國家基於依靠強力，以自助的方式，憑實力謀生存，在對抗中求發展，通過戰勝和制服對手來贏得自身的安全。而在全球化時代，這種以對立和對抗為主導的利益關系模式實際上是被對抗與合作並存的利益關系模式所代替，也就是說現在的國家利益模式是非零和的。這種模式提出了一個問題，即只進行排他性的斗爭已經不行了，完全的合作也做不到，所以只有合作和斗爭並存。這是全球化時代對於國際安全特點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全球化時代下國家利益關系的性質與過去相比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零和狀態下國家關系的性質大多是單一性的，那就是對立與對抗，而全球化時代國家關系的性質是非零和的，普遍具有兩重性。全球化沒有消除對立和對抗，相反，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還激化了各種矛盾，加劇了全球范圍的沖突。但與此同時，國家之間的同一與合作因素也在增長。相互依賴與相互競爭的同步加深，使國家間的利益關系復雜化，利益對安全行為的驅動也雙向化。對立的利益導向沖突，共同的利益導向合作。在全球化時代，隨著國際相互依賴的不斷加深，國家利益的同一性的分量在上升，它雖然不可能取代利益的對立與沖突，但卻能與同步存在的對抗因素形成相互制約的關系。這種狀況要求安全的行為主體把針對安全兩重性的兩手策略上升到戰略手段的層面來運用，善於在國家利益的對立與合作中把握平衡，在利益的求同存異中找尋出路，以達到維護安全的目的。全球化時代安全問題的第二個本質特徵是安全的整體性空前加強。它的加強有兩個基本的推動力量，一個是市場經濟，一個是信息網路技術。由於這兩個推動力的交互作用，國家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都被聯系得越來越緊密，也就是說，國際關系的整體性空前增強，各個國家在安全上有了高度的相關性。在這種情況下，採取損人利己的辦法來維護國家安全，自身也得不到安全。如果在全球化發展不充分的時候，全球化危機只是部分國家危機的時候，西方發達國家可以採取向發展中國家轉嫁危機的做法；而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當全球化的危機把矛頭對准一切國家的時候，損人利己的模式就越來越行不通，只有選擇國際協調合作的方式才能加以解決，這就是全球化時代國際關系整體性背後的問題。全球化的根本推動力是生產力的擴張和資本的擴張。生產力的擴張把全球的生產和生活日益整合為一個整體，由此也提出了在完整意義上和全球層面上維護安全的課題。資本的擴張沒有消除資本主義最深刻的矛盾，只是改變了這些矛盾的表現形式和發生作用的范圍，因而使老的安全威脅具有了新的形態和更大的活動空間。在這種情況下，對一國的安全威脅往往具有了針對別國的性質。2004年底發生的印度洋海嘯災難和2005年發生的南亞大地震，引來了世界各國的援手，演化為一場國際安全大營救。身處地球上不同角落的人們越來越明白了一個道理，在全球化時代，安全是相互關聯的，救別人就等於是幫自己。全球化時代正在強烈地呼喚全球的普遍安全。全球化給安全問題打下的第三個深刻印記是——「應對復雜」。由於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原因，我們現在面臨的安全領域不知要比戰爭年代和冷戰時期擴大了多少倍，就安全類型講，現在是兩類安全並存，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交替上升、交織影響；從安全的行為體講，有地區安全、全球安全、自然生態安全、社會安全和人的安全等，國內安全和國際安全的互動性增強；各類利益關系交叉重疊，形成了維護安全的「兩難」困境。通訊技術的躍升所帶來的革命性影響，進一步加重了安全的復雜性特徵。信息技術和信息網路的放大效應和工具效應大大改變了安全的時空特徵，造成安全問題擴展化、安全環境虛擬化、安全邊界模糊化、安全要素透明化、安全博弈非對稱化等新形態。在全球化時代，沒有涇渭分明的敵我界限，也很難作出非此即彼的是非判斷。全球化時代安全的復雜多變固然增加了世界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但是也恰恰因為復雜，給我們提供了利用矛盾，爭取戰略迴旋空間、制約戰爭傾向、維護和平局面的更多條件。 世界全球化不僅給各國帶來了國家政治上的安全問題，同時，在各國的經濟問題上，也存在了許許多多的問題，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正在不斷地發展，幾乎所有的國家都被納入到了一個統一的世界經濟體系當中。經濟全球化能夠給各國帶來一定的利益，但是同時也給各國帶來了一些代價。

③ 如何面對進入全球治理時代的聯合國

一、進入全球治理時代的聯合國
全球化的進程已經將全球治理的任務提到當代人類面前。聯合國作為最大的國際組織，其成員的普遍性和工作范圍的廣泛性是獨一無二的。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它正在由以維護世界和平為首要任務的國際組織轉變為承擔全球治理使命的世界組織。在思考聯合國改革的方向時，一些人遵循著傳統民族國家建構的思路，希望將聯合國改造成世界政府；另一些人頑固地堅持傳統的主權觀念，反對聯合國在各主權國家並立的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中有任何積極的作為。在兩極之間，多數人認同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思路，即聯合國由主權國家間的國際組織轉變成容納多種政治行為體的世界組織，承擔起解決全球問題的任務，各行為體通過談判、協商的方式，制訂國際行為准則，並監督其執行。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對聯合國的改革和今後承擔的使命具有重大責任。聯合國的全球治理是否屬於真正民主的管理方式，是否能有效地解決人類面臨的問題，中國在其中的角色舉足輕重。全球治理只是一種處理人類事務的方式，它能否帶來世界的和平、公正與繁榮，全賴世界人民以何種方式來參與全球治理過程。全球治理的生命力在於全球性的廣泛參與，當我們規劃全球治理的前景時，我們需要審視，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它的政府、它的社會和它的公民是否作好了足夠的准備，迎接全球治理時代的到來，面對一個在組織結構和工作方式上全新的聯合國?
通過對中國傳統和現實的考察，我們發現，聯合國向全球治理的轉變給中國帶來了嚴重的挑戰。為了能夠積極負責地參與聯合國全球治理工作，中國有一些特殊困難需要解決。

二、全球治理中政府新的角色定位
適應全球治理的需要，聯合國在組織結構上的主要變化在於由原來單一的主權國家組織和政府間組織，變成容納多種政治行為體，包括區域性組織、民族國家、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或企業、公民的多元復合體系。這種變革需要對主權國家政府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重新定位和對其行為方式重新調整。能否適應這個變革，是對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個挑戰。
承擔起全球治理的責任，是社會發展對聯合國提出的客觀要求。聯合國如果不能承擔起這一使命，則會降低其地位，甚至有被邊緣化的可能。這是中國政府所不願看到的。中國政府一方

面堅持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聯合國的作用，反對拋開或繞過聯合國及其安理會，如以八國首腦會議行使對世界經濟的主導權，以北約取代安理會承擔維和職能等。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對聯合國向全球治理機構的轉變心理准備不充分，且懷有重重疑慮。
中國政府的主要擔心是聯合國組織結構的改革會降低政府在聯合國的相對地位，從而使國家主權受到侵害。
全球治理是由多層級和多元復合體構成的組織體系和關系網路，主權國家的政府只是其多層級系列中的一級，多元復合體中的一員，雖然在可見是未來仍將是最重要的一級和最重要的一員。從縱向上看，國家已經從壟斷政治權力的惟一最高的政治實體跌落到「全球體系——區域組織——國家——地區(和社區)——民間組織——個人」連續體的一個中間環節的位置；從橫向上看，它成為在聯合國中與區域性組織、跨國公司、國際間非政府組織並列的多元主體之一。此外，國家內的各種政治行為體以往只是通過國家進入聯合國，或由政府作為它們在聯合國的代表，今後，他們在有的場合仍以主權國家為其代表，另一些場合，則會越過主權國家，與其它國家同類組織聯合，直接參與聯合國組織協調的全球治理活動。這樣，政府就面臨新的上下左右關系，或從上下左右多種角度遇到挑戰。國家仍然是「對資源和價值進行權威性分配」的主體，也以這個主體的身份參與全球資源和價值的權威性分配。但它已不再是惟一的主體，而必須在很大程度上容納其它行為體進入這一程序，與其它行為體合作、協商、達成一致並相互監督。
中國政府實現這樣一種角色轉變有著特殊的困難。
從歷史傳統上看，古代中國一直將國際關系理解為中國的朝廷與周邊國家朝廷的關系，只知皇權(王權)而不知國權，更不能承認除朝廷以外的其它政治實體的對等地位。以政治上的「宣德於外」和經濟上的「厚往薄來」為基礎的朝貢體製成為調解國際關系的基本模式。〖潘一禾，張麗東：《作為國際組織建設思想資源的中國文化傳統》，《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年9月，第46頁。〗在這種關系中，中國的朝廷以居高臨下的態勢對待周邊國家，對它們可以採取懷柔或照顧的政策，但卻不會有尊重和平等。甚至到18世紀末，當國力已遠超出中國的英國使團來到中國時，中國朝廷仍頑固地要將其納入這個朝貢體系中。〖參見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王國卿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按古代儒家觀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形成一個連貫的整體，「天下」秩序就是

父家長統治的家庭關系和皇權至上的國家秩序的自然延伸，是以皇帝及其朝廷為中心的層層環繞的同心圓結構，周邊國家在理論上或觀念上以較為鬆散的方式被納入皇權主宰的「天下」秩序中。由平等的主權國家構成的多元國際體系是中國人所不熟悉的。直到19世紀中期，中國與任何國家還不存在現代的主權國家之間的外交關系。
近代中國人的世界觀經歷了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所說的由「天下」到「國家」的過程。〖列文森：《儒教中國現代命運》(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鄭大華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87頁。〗然而中國人是在經歷了一次次失敗後被迫接受平等的主權國家體系的，但在這個體系中，中國人的直接感受卻是屈辱。傳統的天朝觀念與近代屈辱的歷史的強烈反差，在中國人集體意識產生深刻影響，使之對維護民族國家主權有著特別的敏感。在傳統的天朝地位喪失後，傳統的天朝觀念雖然受到嚴重打擊，但卻並沒有完全消失，它與現代的民族主權觀念相結合，有時會表現為頑強的國家本位、國家至上觀念，以及對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拒斥心理。
從這個角度或許可以部分地解釋中國對主權受到侵蝕而表現出的敏感。無疑，中國是發展中國家，與其它一些發展中國家一樣，需要藉助於民族主權的人為屏障，抵擋政治、經濟和文化全球化洶涌浪潮的沖擊。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又需要通過擴大開放，融入國際社會的主流，來發展自己。如何在兩者之間掌握微妙而脆弱的平衡，是中國政府面對的一個難題。
目前，在許多中國人的觀念中，對新的世界秩序的圖景是模糊的，甚至沒有任何概念。
在他們的觀念中，世界秩序仍是單一的主權國家——由其合法政府代表——的體系，對於已經出現的全球治理的趨勢或視而不見，或輕蔑地予以拒絕。有的學者傾向於認為，全球治理是西方國家侵蝕發展中國家主權的一個陰謀，有的學者相信，將全球問題的解決訴諸於全球治理是一種幻想。
但也有一些學者對全球治理的趨勢作出了積極的回應。有的學者提出，主權是個歷史范疇，是需要不斷變化和充實的。〖王逸舟：《主權范疇再思考》，《歐洲》，2000年第6期，第4—11頁。〗還有的學者提出一種新的思路，即對「主權范疇從絕對性的理解轉向相對性的理解，從不可分割的理解轉向可部分讓渡的認識，從主權與使用權、管轄權之間的定性式統一轉向功能式區分等。」他們認為，「全球化向國家中心型秩序提出了挑戰，但是，國家主權在受到一定侵蝕的同時，仍然是國際關系變革與發展的

基石。」「不應該抽象地為堅持主權而堅持主權，而應該為獲得國家利益最大化而體現主權的價值。」轉移或讓渡部分主權的行為不等於放棄或出讓國家利益。對主權的自主限制與合理自願讓渡恰恰是國家意志的充分表達，也是國家能力的最現實的充分表達。〖余瀟楓，賈正君：《論國家主權的當代發展與理性選擇》，《浙江大學學報》(社科版)，2001年2月，35—42頁。〗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在主權國家平等原則已在西方得到確立的時代，中國人仍固守傳統的天朝秩序，結果只能一再蒙羞受辱。現實的發展又告訴我們，當絕對的、排他式的主權已經過時，世界走向一體化、有機化的趨勢十分強勁，全球治理時代已經來臨時，如果仍固守傳統的主權觀念，與18—19世紀固守天朝觀念一樣不合時宜。它既會損害自身的發展，也會對全球問題的解決產生負面影響。
由於國內政治發展水平和政治發展道路的特殊性，使中國對按西方觀念建立起來的聯合國的組織形式和運作方式有不適應性的一面。目前聯合國的組織形式源於西方文化，是西方國家在國內形成的組織文化運用於國際領域的結果，聯合國的基本理念、原則、規范、組織形式、運作方式、程序等，都源於西方，是西方社會內部結構的外化。它們與中國人所熟悉的組織形式及運作方式完全不同。
西方是多元社會，各種利益集團以合法的方式在公共領域展開競爭。西方政治家習慣於以協商、討價還價、妥協的方式解決政治問題。西方以分權制衡為特色的政治體制也是分散和多元的，各平等的權力主體間需要處理復雜的橫向關系。但中國人長期生活在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和君——臣關系的網路中，習慣於在縱向維度上處理政治關系，不善於橫向政治關系的協調。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協調平等的政治主體間關系的文化資源是非常貧乏的。
聯合國向全球治理機構的發展走向也是由西方主導的。由傳統的統治(governmaent)向治理的轉變首先出現在西方社會，它先被用於市政學，用於解決城市和地方問題，而後上升到國家中央政府層面。最近十幾年，西方人主導的國際組織又將他們在國內的經驗用於國際層面，處理一些全球性問題。所以在發達國家，先在地方事務和國家層面上接受了治理的觀念，學會了治理的行為方式，養成了治理的習慣，而後應用到國際事務中。而中國政府和政治家卻沒有在國內相應的經歷。西方政治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將國內獲得的經驗用於國際組織，而中國政治家在國內的施政經驗和行為習慣卻與全球治理的方式相差甚遠。政府官員不習慣於與其它政

治行為體共享權力，與它們建立調和而不是支配的關系，並通過共同的參與、談判、協調活動來解決共同關心的問題。這構成對政府行為方式的挑戰。
全球治理帶來的另一問題，是對中國國內政治構成的影響。中國近幾十年來，走上一條特殊的政治發展道路，雖然經歷了20多年的改革，但中國採行的政治模式與世界上多數國家，特別是在國際事務中起主導作用的西方發達國家不同。這就特別容易招致批評，遇到來自外部的變革壓力。全球治理的進程使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相互纏結滲透，國內秩序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秩序所同化，沒有一個國家還能堅持作為無法穿透的政治實體。由於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別，使中國對西方發達國家在新的國際秩序中通過全球治理手段對國內政治的影響和滲透的前景懷有深深的疑慮。這種疑慮無疑會影響中國對聯合國向全球治理機構轉變的態度。

④ 全球網路安全應該如何應對

互聯網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同時也給世界各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帶來許多新的挑戰。網路空間這么大、問題挑戰這么多，應該如何應對成為擺在世界各國面前的重大課題。互聯網讓世界變成了「雞犬之聲相聞」的地球村，任何國家都不可能逆歷史潮流而動，單純從自身的利益和喜好出發塑造全球網路空間治理結構。互聯網發展的歷史註定將由世界各國共同書寫。

面對這些問題和挑戰，我國倡導尊重網路主權、構建網路空間命運共同體，並用「發展共同推進、安全共同維護、治理共同參與、成果共同分享」深刻詮釋了網路空間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內涵。這是我國推動網路空間國際合作、探尋網路空間國際治理體系建設的重要創新成果，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和積極響應。網路強國戰略思想正不斷為解決網路空間發展治理這一關乎人類前途命運的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來源：人民日報

⑤ 推進互聯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中國方案的核心是什麼，體現在哪些方面

1、核心要義：一個目標；兩大支點

一個目標：國際社會應該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加強對話合作，推動互聯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

兩大支點：共同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路空間，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

2、推進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變革，應堅持的四項原則：尊重網路主權；維護和平安全；促進開放合作；構建良好秩序。

3、五點主張：加快全球網路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互聯互通；打造網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進交流互鑒；推動網路經濟創新發展，促進共同繁榮；保障網路安全，促進有序發展；構建互聯網治理體系，促進公平正義。

⑥ 如何推進網路空間全球治理提三點建議

三點建議是：
一、提倡舉報。
二、快速反應。
三、加大檢查、治理力度。

⑦ 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說明如何加強互聯網的全球治理

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立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是我們黨探索社會主義社會治理取得的最新成果,是領導改革開放的經驗總結和認識結晶,反映了對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高度自覺. 改革目標的科學提升 改革開放是實現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必由之路.從農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從經濟體制改革到政治體制和其他體制改革,從對內改革到對外開放,我們黨始終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不斷在實踐中深化對改革近期目標和長遠目標的認識,不斷健全和完善符合中國國情、充滿生機活力的各方面體制機制.十八大科學總結改革開放30多年經驗,根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要求,明確提出到2020年的改革目標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在這個基礎上,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機聯系起來,確立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是三中全會的一大亮點,既是對各個領域改革目標的科學提煉,又是對改革總目標的根本提升.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的制度和制度執行力的集中體現.在我國,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各個領域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是各個領域行使國家權力、治國理政方略的綜合體現.國家治理能力,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使之相互協調、共同發展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有機整體,有了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 健全的治理體系、高超的治理能力,是國家有序運行、健康發展的基本條件,也是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在當代中國,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須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必須轉化為國家治理的效能.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有利於統籌謀劃各個領域的改革,保證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這個總目標的確立,反映了當代中國發展的要求,是我國改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達到新的歷史高度的根本標志,為新形勢下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總的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的自信自覺 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全新的社會,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沒有先例可循,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馬克思、恩格斯曾對未來社會的發展過程、發展方向、一般特徵作了科學預測,但沒有遇到全面治理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列寧領導俄國十月革命取得勝利並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權,對國家治理進行了許多有益探索和經驗總結,但他沒來得及深入探索治理社會主義社會就去世了.蘇聯探索這個問題取得了一些實踐經驗,但也犯下嚴重錯誤,最終積重難返,導致社會主義制度的顛覆,教訓極為深刻. 我們黨在全國執政並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了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開始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國家治理之路,建立了具有中國特點的國家治理體系,特別是創建了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雖然也發生了嚴重曲折,但在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上積累了寶貴經驗,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在正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指引下,總結國際國內兩方面經驗教訓,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和求實精神,對如何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進行新的實踐探索,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從實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到創新社會管理體制,從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繫到構建開放型經濟體制,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進展.今天,我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民族團結,同世界上一些地區和國家不斷出現亂局形成鮮明對比.實踐表明,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總體上是好的,是適應我國國情和發展要求的.我們對此要有高度的自信. 當前,我國發展進入新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社會矛盾凸顯.相比形勢任務的變化,相比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相比各族人民的期待,相比當今世界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我們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還有這樣那樣的不足,有許多亟待改進的地方.同時也要看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是一個不斷調適的過程.真正實現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還要進行長期不懈的努力,從各個領域逐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指向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適應時代變化,既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又不斷構建新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圍繞這個目標指向,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具體安排,強調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緊緊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緊緊圍繞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會體制改革,緊緊圍繞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緊緊圍繞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這六個"緊緊圍繞",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思路,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具體路徑. 當今世界,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有賴於各個領域的法治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要增強按制度辦事、依法辦事意識,善於運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國家,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要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培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在全社會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環境,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各項工作.要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以法治來凝聚改革共識、規范發展行為、促進矛盾化解、保障社會和諧.要構建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廉潔政治,努力實現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學有效的權力制約和協調機制,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進作風常態化制度.要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保障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 深入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要求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幹部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從各個領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更好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可以想見,一個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社會主義中國,一定是一個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富足的中國,是一個社會充滿創造活力、人的全面發展得到切實保障的中國,是一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逐步得以實現的中國,是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得到充分展示的中國.

⑧ 全球治理面臨的突出問題是

1、擴大與深化的矛盾。

全球治理的治理邊疆不斷擴大，治理的效率卻明顯滯後。按領域分，它包括政治治理、經濟治理、安全治理；按區域分包括全球層面、區域層面、次區域層面、多邊與雙邊層面、國家層面和地方層面各種問題的治理；按建構順序可分成既有治理領域、新建治理領域以及未來新公域的治理。

2、共治與分治的矛盾。

「共同治理」強調行為者的多元化、合作化。隨著美國、歐盟逐漸擺脫金融危機、歐債危機的困擾，新興大國與發達國家在全球治理領域的較量激烈，大國矛盾上升，使「共治」前景暗淡，碎片化式的「分治」明顯。

(8)全球治理網路擴展閱讀：

全球治理健行方略

1、堅持長期目標指導下漸進實現短期目標

全球治理的長期目標與短期目標構成了全球治理目標體系。全球治理長期目標看似與短期目標割裂，實則二者統一於全球治理的價值倫理。

從層級上看，全球治理長期目標高於短期目標。長期目標具有宏觀指引性與不可操作性。短期目標具有靈活性、多樣性且依據長期目標而定，是實現長期目標的階段性成果。無論它以何種方式呈現都不能偏離長期目標的方向。

2、多維度破解全球治理主體間合作困境

利用正負激勵和教化方式破除集體行動困境。可以通過提高未來行動對治理者的重要性來增加不合作成本，同時，制定獎懲機制對能夠一直保持合作的治理者給予額外獎勵，最大限度改變治理收益格局。

⑨ 深入參與全球治理和推進一帶一路給中國帶來什麼新機遇

「一帶一路」是促進共同發展、實現共同繁榮的合作共贏之路，是增進理解信任、加強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誼之路。中國政府倡議，秉持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理念，全方位推進務實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當今世界正發生復雜深刻的變化，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繼續顯現，世界經濟緩慢復甦、發展分化，國際投資貿易格局和多邊投資貿易規則醞釀深刻調整，各國面臨的發展問題依然嚴峻。共建「一帶一路」順應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的潮流，秉持開放的區域合作精神，致力於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和開放型世界經濟。共建「一帶一路」旨在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范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共建「一帶一路」符合國際社會的根本利益，彰顯人類社會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國際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積極探索，將為世界和平發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共建「一帶一路」致力於亞歐非大陸及附近海洋的互聯互通，建立和加強沿線各國互聯互通夥伴關系，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復合型的互聯互通網路，實現沿線各國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續的發展。「一帶一路」的互聯互通項目將推動沿線各國發展戰略的對接與耦合，發掘區域內市場的潛力，促進投資和消費，創造需求和就業，增進沿線各國人民的人文交流與文明互鑒，讓各國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諧、安寧、富裕的生活。
當前，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高度關聯。中國將一以貫之地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構建全方位開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既是中國擴大和深化對外開放的需要，也是加強和亞歐非及世界各國互利合作的需要，中國願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承擔更多責任義務，為人類和平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⑩ 全球治理中主要治理范疇包括什麼治理

根據「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定義：治理是個人和制度、公共和私營部門管理其共同事務的各種方法的綜合。它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其中，沖突或多元利益能夠相互調適並能採取合作行動，它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由此可見，全球治理的基本特徵包括：一是全球治理的實質是以全球治理機制為基礎，而不是以正式的政府權威為基礎。二是全球治理存在一個由不同層次的行為體和運動構成的復雜結構，強調行為者的多元化和多樣性。三是全球治理的方式是參與、談判和協調，強調程序的基本原則與實質的基本原則同等重要。四是全球治理與全球秩序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全球秩序包含那些世界政治不同發展階段中的常規化安排，其中一些安排是基礎性的，而另一些則是程序化的。
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
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包括五個方面：
一是全球治理的價值。即在全球范圍內所要達到的理想目標，應當是超越國家、種族、宗教、意識形態、經濟發展水平之上的全人類的普世價值。
二是全球治理的規制。即維護國際社會正常秩序，實現人類普世價值的規則體系，包括用以調節國際關系和規范國際秩序的所有跨國性的原則、規范、標准、政策、協議、程序等。
三是全球治理的主體。即制定和實施全球規制的組織機構，主要有三類：(1)各國政府、政府部門及亞國家的政府當局;(2)正式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3)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會組織。
四是全球治理的客體。指已經影響或者將要影響全人類的、很難依靠單個國家得以解決的跨國性問題，主要包括全球安全、生態環境、國際經濟、跨國犯罪、基本人權等。
五是全球治理的效果。涉及到對全球治理績效的評估，集中體現為國際規制的有效性，具體包括國際規制的透明度、完善性、適應性、政府能力、權力分配、相互依存和知識基礎等。有學者把上述五個核心要素轉化成五個問題：即為什麼治理、如何治理、誰治理、治理什麼、治理得怎樣。
全球治理的基本模式
在各治理主體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中，由於其自身特色以及在國際體系中的不同地位，體現出三種不同的治理模式：一是國家中心治理模式。即以主權國家為主要治理主體的治理模式。具體地說，就是主權國家在彼此關注的領域，出於對共同利益的考慮，通過協商、談判而相互合作，共同處理問題，進而產生一系列國際協議或規制。二是有限領域治理模式。即以國際組織為主要治理主體的治理模式。具體地說，就是國際組織針對特定的領域(如經濟、環境等領域)開展活動，使相關成員國之間實現對話與合作，謀求實現共同利益。三是網路治理模式。即以非政府組織為主要治理主體的治理模式。具體地說，就是指在現存的跨組織關系網路中，針對特定問題，在信任和互利的基礎上，協調目標與偏好各異的行動者的策略而展開的合作管理。
全球治理的制約因素
當然，當前的全球治理也面臨著諸多制約因素，所以對全球治理的前景不能抱過分樂觀的態度。這主要體現在：一是各民族國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極不平等的地位嚴重製約著全球治理目標的實現。富國與窮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不僅在經濟發展程度和綜合國力上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也極不相同，它們在全球治理的價值目標上存在著很大的分歧。二是美國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冷戰結束後它加緊奉行單邊主義的國際戰略，對公正而有效的全球治理造成了直接的影響。三是目前已有的國際治理規制一方面還遠遠不盡完善，另一方面也缺乏必要的權威性。四是全球治理的三類主體都沒有足夠的普遍性權威，用以調節和約束各種國際性行為。五是各主權國家、全球公民社會和國際組織各有自己極不相同的利益和價值，很難在一些重大的全球性問題上達成共識。六是全球治理機制自身也存在著許多不足，如管理的不足、合理性的不足、協調性的不足、服從性的不足和民主性不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