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心得

㈠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必須解決好什麼問題

首先要解決往什麼方向走的根本問題，必須解決好制度模式的選擇問題，必須解決好價值體系問題。

1、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首先要解決往什麼方向走的根本問題。

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完整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前一句規定了根本方向，也就是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後一句規定了實現途徑，也就是說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完成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歷史任務。

如果只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講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就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就會偏離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正確方向。

2、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解決好制度模式的選擇問題。

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群眾決定的。不顧本國實際和人民意願，照搬照抄別國的制度模式從來都不會成功。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絕不是西方化、資本主義化。」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和革命建設實踐的基礎上長期形成、內生演化的。

國家治理體系需要不斷改進，需要現代化，但怎麼改進，怎麼現代化，我們要有主張、有定力，要以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根本前提和最終目的。否則，就會南轅北轍，出現顛覆性錯誤，引起經濟衰退、政治動盪和社會動亂等嚴重後果。

3、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解決好價值體系問題。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包括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四個方面，有一個系統性、總體性的框架。

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倡導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實際上回答了我們要建設什麼樣的國家、建設什麼樣的社會、培育什麼樣的公民的重大問題，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集中概括和具體展現。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培育和弘揚核心價值觀，有效整合社會意識，是社會系統得以正常運轉、社會秩序得以有效維護的重要途徑，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

我們要大力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加快構建充分反映中國特色、民族特性、時代特徵的價值體系，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思想保障。

(1)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心得擴展閱讀

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堅持求真務實、知行合一，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相互銜接、協調推進。要注重宣傳教育、示範引領、實踐養成相統一，注重政策保障、制度規范、法律約束相結合，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國家治理體系的方方面面。

要堅持正確的利益導向和政策導向，使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以及黨的建設等方面的政策措施，都有利於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防止「兩張皮」現象。要把核心價值觀貫徹到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實踐中，落實到立法、執法、司法、普法各環節，使符合核心價值觀的行為得到褒獎，違背核心價值觀的行為受到懲戒。

要按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業規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約、鄉規民約、職工守則、學生守則等行為規范，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人心、付諸實踐，成為全社會的自覺行動。只有這樣，才能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於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各方面和全過程。

參考資料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㈡ 如何准確理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1、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應有之義；
2、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我們黨探索社會主義社會治理取得的最新成果，其視野寬闊、內涵豐富、指向明確、意義深遠，自提出就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
3、從治理主體角度講，有效的治理，突出強調社會公共事務的多方合作治理；
4、從權力運行角度講，有效的政府治理，必須合理定位政府職能；
5、從組織結構角度講，有效的治理，必須以科學合理的政府組織結構為基礎。

㈢ 如何推進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深入推進管辦評分離，擴大省級政府教育統籌權和學校辦學自主權，完善學校內部治理結構。強化國家教育督導，委託社會組織開展教育評估監測。健全政府補貼、政府購買服務、助學貸款、基金獎勵、捐資激勵等制度，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
日前，《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正式發布，掀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篇章。在「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總目標的要求下，在加快轉變政府職能的具體部署下，《決定》在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的部署中，提出要「深入推進管辦評分離」。其背後的深刻內涵與意義何在？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為何屢推難動，難在哪裡？構建政府、學校和社會之間的新型關系，權責如何明晰？圍繞這些問題，記者近日采訪了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會長瞿振元、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曾天山、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楊銀付、北京十一學校校長李希貴。
從「管理」向「治理」轉變傳遞何種內涵
過去，我們也認識到管理能力不足的問題，今天我們更應認識到治理能力不足和不夠現代化的問題，也就是，不只是從上到下管的能力不足，而且是多元、平等、協調的治理能力不足。
問：「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決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怎樣理解這一總目標下的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怎樣理解「治理」二字傳遞的深刻內涵？
瞿振元：當前的教育管理體制改革，要放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中去理解。《決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總目標既是國家的治理學說，也是我們改革的工作目標。長期以來，我們總是提「管理」，這一次《決定》突出了「治理」二字，而且還強調治理體系、治理能力要實現現代化，我認為這是非常先進的理念，可以說是《決定》的最大亮點。
我們應該深刻理解從管理到治理這一變化的深刻內涵。管理是從上而下、一元單向的。而治理是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條件下，多元利益主體圍繞共同的目標協調與互動的過程。可以說，隨著市場經濟中行為主體的多元化、利益主體的多元化，政府與民眾、社會、企業、學校的關系也應是平等的、雙向的、互動的、協同的。
在從管理向治理轉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的大背景下，實現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也就成了一個緊迫而現實的任務。不僅從高等教育看是這樣，從基礎教育、職業技術教育、終身教育體系建設來看，也基本如此。
楊銀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下，教育領域綜合改革也要努力以教育管理方式創新、教育治理方式創新引領教育發展方式創新。創新教育管理方式的核心要求就是由微觀管理走向宏觀管理，由直接管理走向間接管理，由辦教育向管教育轉變，由管理向服務轉變。而教育治理超越了行政管理的視野，其核心是正確處理好政府、學校、社會的關系，並建立完整的治理結構。
問：您能否結合我國教育的現實情況，具體分析一下從「管理」到「治理」這一變化的必要性與現實意義？
瞿振元：從高等教育來看，無論是高等教育自身的發展和高等教育外部環境發生的變化，都對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現實的需求和現實的可能。
在高等教育內部，當前我國高等教育已經進入大眾化，並且是中等程度的大眾化階段。1998年，我國共有高等院校1022所，有590多萬名在校學生，而現在，我國高等院校已經有2442所，有3000多萬名在校學生。過去的校均規模為5000人左右，現在為1萬人以上。這些不能只理解為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張，而應認識到高等教育組織的復雜化、結構的多樣化、水平的差異化、權益的多樣化和民主訴求的不斷增加。
除了高等教育自身的復雜變化，高等教育的外部環境也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首先，高等教育規模擴大後，高等教育的利益關聯者顯著增加。過去，高等院校學生人數少，很多人都不了解高等教育，覺得它神秘。而今天，讀大學是平常的事情，利益關聯者顯著增加，更多的人能夠感受高等教育，也更容易看到問題，這也是為什麼整個社會都能評論高等教育的一個原因。其次，市場經濟體制也要求教育體制與之相適應，當前很多高校的經費來源多元化，籌資集資的數量在增加，有的學校總體經費中，國家撥款不足1/5。受教育者走向社會的渠道即就業通道也進一步變化，市場在就業中起決定作用。教育國際交流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等等。這些都說明高等教育的外部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
高等教育自身的發展情況和高等教育外部環境的變化告訴我們，如果還停留在過去「管理」的概念下來發展教育事業，顯然已經不相適應了。
現實情況要求高等教育管理向高等教育治理轉變，推動中國特色現代高等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強調由微觀管理走向宏觀管理,由直接管理走向間接管理、由辦教育向管教育轉變、由管理向服務轉變。
過去，我們也認識到管理能力不足的問題，今天我們更應認識到治理能力不足和不夠現代化的問題，也就是，不只是從上到下管的能力不足，而且是多元、平等、協調的治理能力不足。
還有一點，從高等教育治理體系來看，我們提到的管辦評分離，更准確的理解應該是管辦評分立、分工、互動、協同，根據系統論的理論，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聯系的，管辦評也無法完全分離。
問：為實現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決定》專門就加快轉變政府職能進行了具體部署，例如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進一步簡政放權，特別是加快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推動公辦事業單位與主管部門理順關系和去行政化等，都成為亮點。這些舉措對深化教育管理體制改革而言，意味著什麼？
楊銀付：《決定》專設一個部分對加快轉變政府職能進行部署。實際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項重要要求，就是簡政放權，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新一屆政府成立以來，就把職能轉變作為第一件大事，迄今已取消下放334項行政審批等事項。這就是轉變行政管理方式。在教育方面，我們也要努力以教育管理方式創新、教育治理方式創新引領教育發展方式創新。
曾天山：這就意味著為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創設了有利的制度大環境，是難得的歷史機遇。大環境決定小環境，大氣候影響小氣候。以往推動的一些教育體制改革有的無疾而終，有的不了了之，有的成了「四不像」，就是因為大環境不支持，小環境不配套，局部改革難以推動和持久。這次從綜合改革的角度加快政府職能轉變，著重改變政府是全能政府的觀念，著力改變政府閑不住手的狀況，是對政府自身的徹底改革。
我理解的政府管理職能轉變有三層意思，一是要分權，理順政校關系、政事關系、政社關系，政府應當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住，著重方向把握和戰略管理。二是要放權，政府要抓大放小，要捨得簡政放權，把不該管又管不好的微觀事務向學校放權，向中介放權，向社會放權，要加快現代學校制度建設，要加快事業單位經營型和公益型分類改革，成為真正的社會專業中介組織，要完善社會參與機制。三是要監權，善於運用綜合政策工具（如法律、規劃、經費、標准、監測、評價、督導）進行引導和問責。這三者關系處理好了，就能打破以往存在的「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進入「各司其職，各負其責，相互支撐」的良性循環。
教育管理體制改革難在哪裡
政府長期在放權和收權之間糾結，而事權不匹配，權責不統一，學校和社會也不願接，給人的感覺是教育發展多改革少，簡政放權喊得多做得少。因此，改革面臨的最大困難不是改別人，而是改革自己，卸下利益的包袱才能輕裝前進。
問：1985年5月《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頒布後，我國教育管理體制改革不斷深入，改革至今，我國教育管理體制的現狀如何？有哪些弊端？「深入推進管辦評分離」的重要意義何在？
曾天山：教育行政體制是政府行政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伴隨經濟體制改革和科技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革自1985年以來不斷推進，確實有很大的進展，特別是明晰了中央和地方權責，但並沒有徹底改變行政獨大的局面。公辦學校辦學基本聽命於政府，各級教育督導機構絕大部分附屬於教育行政部門，大多數評價活動都是政府自己進行或委託直屬事業單位開展。這樣政府既是辦學的主體，又是管理的主體，還是評價的主體，決策、執行、監督一體化，相當於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還是解說員。這種現狀帶來的結果必然是自說自話，缺乏公信力，缺乏說服力，缺乏相互監督和相互制約，無論哪個環節出了問題都難以問責和及時改進，長此以往就陷入僵化固化的泥潭，教育發展失去動力和活力。因此，推進管辦評分離是現代教育管理制度的必然選擇，是建設現代化教育強國的制度保障。
李希貴：從1985年至今，黨中央、國務院先後召開了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一直在試圖突破教育的計劃經濟色彩，還教育的本來面目，但是我們看到的結果卻依然是管得過死、學校活力不足、社會參與程度不高，創新型人才培養機制基本沒有形成。2010年教育規劃綱要再次發力，提出要重點突破的也是「促進管辦評分離」，快3年了，應該說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市場的主體是企業，教育的主體是學校，辦學是學校的事情，但是長期以來，學校需要的教師要由人事部門招聘，教師工資要由財政部門發放，教師職稱評聘，也要由主管部門來管，學校成了局外人。更有甚者，一些地區連各個學校的學習進度也要按照主管部門統一要求來進行，長期以來，大一統的管理體制讓校長無法施展抱負，學校千校一面，學生沒有選擇的餘地，個性化培養無從談起，這也是長期以來教育備受指責的根本症結所在。
《決定》給了我們很大的信心。只有政府、學校、社會各歸其位、依法盡責，決策、執行、監督相對分離，這種「三角形」的體制才能形成相對獨立、彼此尊重的關系，才能保障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
楊銀付：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可以從不同層面來理解，其中最具全局視野的，就是管辦評分離的改革，因為它涉及教育的方方面面。它要求轉變全能型政府的職能模式，形成政事分開、權責明確、統籌協調、規范有序的現代公共服務政府教育管理體制，構建「政府管教育、學校辦教育、社會評教育」的教育發展新格局。這一改革必將解放和發展教育生產力，解放和增強教育活力。
問：有人說，教育管理體制改革是教改中最難啃也必須啃的硬骨頭，怎樣理解？為什麼1985年就提出放權，但感覺真正的放權很少，教育管理體制改革難在哪裡？
曾天山：教育管理體制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也是教育改革的難點，為什麼這么說？我理解，一是因為中國之大，人口之多，教育之復雜，非強有力的政府難以維持運轉和持續發展；二是因為我國學校大多數是政府公辦的，民辦學校歷史短暫，公民辦學校內部治理結構還不完善；三是因為社會組織發育不成熟，獨立的中介組織起步晚，公信力不足；四是因為改革者在切割自身利益方面，難以下決心、出狠手，多放事權，少放人事財物權，多放虛權，少放實權。這種狀況導致了政府管理「不放權不行，放權也不行」的尷尬局面，長期在放權和收權之間糾結，而事權不匹配，權責不統一，學校和社會也不願接，給人的感覺是教育發展多改革少，簡政放權喊得多做得少。因此，改革面臨的最大困難不是改別人，而是改革自己，卸下利益的包袱才能輕裝前進。
李希貴：所謂改革進入深水區、攻堅期，說白一點，其實就是改革到了需要革掉一些部門的「利益之命」的時候，他們手裡把握這些權力已經成為習慣，甚至，沒有了這些權力，有些部門就沒有了存在的必要，有些崗位也沒有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我們必須充分估計改革之艱難，可以說，沒有政府的強力推動，改革不會自動發生。
但是，我想特別強調的是，現在的情況已經與1990年以前完全不同了。那個時候的放權，是指教育行政部門放權給學校，而現在，在許多本來學校應該擁有的權力上，不僅學校沒有了決定權，連教育行政部門也沒有多少發言權，大都被人事、財政、發改等部門收去了，所以，在許多方面，教育部門已經無權可放，必須從政府層面認真排查梳理，把真正應該還給學校的權力交出來。
教育體制的弊端大家都很清楚，國外教育發達國家有比較成熟的體制可借鑒，國內也有成功的實踐。2004年，我在濰坊市教育局任局長，濰坊市無論是老師還是校長，長期被行政級別帶來的弊端所困，在濰坊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濰坊一次性取消了全市所有中小學校的行政級別，建立了校長職級制管理新機制，涉及930多名有級別的校長、副校長，他們的檔案全部從組織人事部門轉移到教育部門管理。教育改革的關鍵是黨委主要領導的境界、膽識。雖然說「改革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但是經過實踐檢驗，濰坊的校長嘗到了改革的甜頭。濰坊的中小學校長不用再去參加不相乾的會議、活動，可以靜下心來一心一意研究辦學，依靠出色的辦學業績贏得比以往更多的尊重。改革難不難，關鍵看誰來推動。
再比如，給學校下放權力，不能靠文件、靠會議，也不能僅靠覺悟，關鍵是要有落實的措施。如果機制不改，即使換了人，往往也只能管一時。改到深處是制度，要把改革落到實處，還是要從制度的變革起步。
新型關系需要怎樣明確權責
政府轉變職能首先要轉變「管」學校的思維，樹立起以學校發展需求為導向的工作機制。學校自主辦學，就是學校獨立承擔起立德樹人的職責，最終實現依法自主管理教師、自主實施課程，按照章程辦學。社會在參與學校辦學中實現對學校的監督。
問：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提出，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大的方向是構建政府、學校和社會之間的新型關系，這個新型關系應該是怎樣的？具體權責應該如何明晰？
曾天山：構建政府、學校和社會之間的新型關系，我感覺不能再是「新瓶裝舊酒」，而是扎扎實實改革、實實在在推進。教育領域管辦評分離的內涵，就是政府管教育、學校辦教育、社會評教育。
政府必須依法行政，轉變職能、改進管理方式，加強宏觀管理，變微觀管理為宏觀管理、直接管理為間接管理。堅決實行簡政放權，落實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如招生、人事、財務、教學、學術、對外合作等許可權。同時，注意發揮社會組織在教育評估監測中的作用，進一步調動行業協會、專業學會、基金會等社會組織參與教育公共治理的積極性，鼓勵專門機構和社會中介機構評估監測教育成效，適時將委託社會組織開展教育評估監測納入政府購買服務程序之中，作為完善評估監測制度體系的重要運作方式。
楊銀付：政府在管理教育中，要改變直接管理學校的單一方式，綜合運用立法、撥款、規劃、標准、規則、信息服務、政策指導和必要的行政措施，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預。學校是辦學的主體，應依法保障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同時由學校承擔起相應的責任。適應中國國情和時代要求，建設依法辦學、自主管理、民主監督、社會參與的現代學校制度，是對「如何辦教育」的核心要求。在評教育方面，就是要推進專業評價，鼓勵專門機構和社會中介機構進行評估，形成由政府、學校、家長及社會各方面參與的多元教育質量評價體系。
在管理—辦學—評價的綜合改革中，管理的改革和創新是上游，是基礎性的，是首先需要改革的方面，它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管理上的放權，將為辦學和評價上的創新提供空間，牽一發而動全身。辦學的改革和創新是核心，從辦人民滿意教育而言，教育行政部門並不直接提供教育，教育行政部門提供的是教育政策，學校才直接提供教育，辦學的質量直接決定著教育的質量，辦學創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學校是教育的細胞，教育改革只有最終落實到學校層面，體現到教師和學生身上，才真正見到了實效。評價的改革和創新也十分重要，評價往往是指揮棒，下游的評價可以反過來帶動上游的管理和中游的辦學。例如，教育部今年出台了《關於推進中小學教育質量綜合評價改革的意見》，從品德發展水平、學業發展水平、身心發展水平、興趣特長養成、學業負擔狀況5個方面設立20項指標，這可以看作是教育部在管教育，設立了評價指標和評價規則，具體的評價可交給專業機構按照規則去評，而這一評價將反過來直接引導學校更好辦學，改變片面應試傾向，全面實施素質教育。
李希貴：這些年，我在不同場合多次呼籲要加快制定《學校法》進程，用法律形式確定政府、學校、社會的關系。這個新型關系，我認為應該這樣表述：政府宏觀管理、學校自主辦學、社會參與監督。政府轉變職能首先要轉變「管」學校的思維，樹立起以學校發展需求為導向的工作機制。道理很簡單，如果沒有學校，教育局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教育局的職責是全心全意為學校發展服務。學校自主辦學，就是學校獨立承擔起立德樹人的職責，最終實現依法自主管理教師、自主實施課程，按照章程辦學。社會承擔起過去政府管理的職能，在參與學校辦學中實現對學校的監督。這三者不再是單純的「管」和「被管」的關系，應該各司其職。否則，教育就會畸形發展。
落實《決定》提出的措施，將給我國教育帶來深刻的變革，使教育真正回歸到教學規律和人的成長規律。政府依法提供必要的保障條件，不再套用行政思維對待學校、管理校長，真正把辦學的權力還給學校，讓學校依法承擔起應該擔負的責任，這些改革必將釋放出學校的巨大的活力。邁出這關鍵的一步，中國教育將煥然一新。

㈣ 如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國 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我們 黨提出的全新理念，標志著我們黨對中 國 特 色社 會主義規律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境界。

社會主義是一種新 生的社 會制度，還處在實踐和發展的初期。怎樣治理社 會主義社會這樣全新的社會，世界社 會主義歷史上沒有成功的經驗，只能在實踐中探索。馬 克思、恩格斯沒有遇到全面治理一個社 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他們關於未來社會的原理很多是預測性的;列寧在俄國十月革 命後不久就過世了，沒有來得及深入探索這個問題;蘇聯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實踐經驗，但也犯下了嚴重錯誤，沒有真正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黨在全國執 政以後，不斷探索這個問題，雖然也發生了嚴重曲折，但在國家治理體 系和治理能力上積累了豐富經驗，取得了重大成果，改 革開放以來的進展尤為顯著。我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民 族團結，同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不斷出現動亂局面形成了鮮明對照。這說明，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總體上是好的，是適應我國國情和發展要求的。

同時也要看到，我們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還有許多不足，有許多亟待改進的地方。主要是國家制度體系還不完善，法制還不健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現象還比較突出，各級幹部的能力素質還不適應形勢任務需要，社會參與、群眾自治程度還不高，國 家治理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水平有待提高。我國經濟社會各領域存在的許多矛盾和問題，都與制度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制度和法律執行不力密切相關。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我國正在經歷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農村社會向工業、城市社會，從「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型，這種轉型是實現現代化的必然趨勢。長期農業、農村社會形成了深厚的「人治」傳統，而工業化、城市化的現代社會則以「法治」為主要特徵;如果說「熟人社會」難免是「人情社會」的話，那麼「陌生人社會」則必然是法 治社會。就是說，我國社會轉型已經對國家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就是對時代要求的回應。黨的十 八屆三 中全會提出建設「法 治中國」的任務，強調依法治國、依法執 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都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

我國的改革，本質上是社 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各領域改革的關聯性、互動性明顯增強，要求更加註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更加註重從制度上解決問題。鄧 小 平同志1980年在《黨和 國 家領 導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我們建立的社 會主義制度盡管還不完善，但是無論如何總比弱肉強食、損人利己的資 本主義制度好得多;我們的制度將一天天完善起來，它將吸收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國吸收的進步因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他1992年在南 方談話中又提出，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對 鄧小 平同志戰略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著眼點和著力點都是要改革和完 善國家各方面制度。讀讀十 八屆三 中全會《決定》，涉及「制度」的內容何其多，可以說通篇都在講制度、講體制機制。也就是說，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標志著我國改革進入整體推進制度創新、制度建設的新階段。

㈤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何重大意義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意味著什麼?
第一，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將更好轉化為管理國家的效能。
中國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註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建設具有自己特色的國家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植根於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願，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有著自己的鮮明特點和顯著優勢。
我們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有黨和國家實行的民主集中制，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有黨和政府強有力的社會動員組織能力，有全國一盤棋的互助協作機制等，這些都是我們的制度優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核心。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決不能否定和丟棄我們制度的優勢，恰恰相反，是要更好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把各方面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管理國家的效能。
第二，意味著我國將進一步擺脫傳統人治社會的影響，大踏步走向現代法治社會。
法治是現代國家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將使我國真正實現從傳統人治社會向現代法治社會轉變，這將是意義更為深遠的歷史性轉變。
第三，意味著我們將構建起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人類社會制度文明作出更大貢獻。制度文明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一樣，是人類文明的基本形態之一。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
我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適應時代發展變化，既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又不斷構建新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既積極借鑒人類制度文明有益成果，又決不照搬別國制度模式，努力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
總起來說，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為了國家長治久安。

一、什麼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我們所說的國家治理，就是黨領導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
我們所說的國家治理體系，就是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它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這些構成了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依託。
我們所說的國家治理能力，就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的能力，也就是制度執行力。這種能力體現在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治理能力的關鍵是人的素質，特別是幹部素質。提高治理能力關鍵是全面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特別是建設適應現代化要求的高素質幹部隊伍。
什麼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國家治理體系=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經濟制度+其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
國家治理能力=制度執行力=改革發展穩定能力+內政外交國防能力+治黨治國治軍能力等
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是國家治理必須堅持的根本原則。依照我國憲法，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是國家治理的主體，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主人翁精神；黨在國家治理中發揮著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擔負著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的使命，要善於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必須更加註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社會治理的主要方式：
一是系統治理，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二是依法治理，加強法制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
三是綜合治理，強化道德約束，規范社會行為，調節利益關系，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
四是源頭治理，標本兼治、重在治本，及時反映和協調人民群眾各方面各層次利益訴求。

㈥ 如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黨的十 八屆三 中全會《決定》提出，「全面深化改 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 色社 會主義制 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總目標的提出，進一步明確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發展的方向和要求，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引起人們廣泛關注，但也出現了一些值得商榷的說法、看法。一直以來，一些人習慣於用西方的理論套中國的現實，把西方的理論看作天然正確的。推進國家治理 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論斷提出後，就有一種聲音認為，這表明我們 黨接受了一個西方的概念，甚至把西方現代國家體制說成「善治」體制。這種觀點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習—近—平同志指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 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這一重要論述，科學闡釋了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揭示了其內涵和外延。我們要把思想認識統一到習—近—平同志的論述上來，正確理解、科學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一是必須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內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歷史性成就。當代中國取得巨大進步的基礎是找到了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形成了一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總體上是好的，是適應我國國情和發展要求的。黨 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是我國政治制度的根本特徵，是我國最重要的政情，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在這一制度框架內進行的。習—近—平同志強調：「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可見，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前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規定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性質和發展方向。
二是善於借鑒古今中外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肯定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總體上是好的同時，也應看到其不足之處，善於借鑒古今中外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加以改進。歷史上諸多文明都積累了豐富的國家治理經驗，形成了大量國家治理理論。我國歷史悠久，古代政治文明中蘊含著大量治國理政的經驗和理論。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在其發展過程中也積累了大量治理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的經驗、做法和系統理論。這些都是我們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可以對比、分析和吸收借鑒的。
三是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在實踐中探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途徑和方法。實踐出真知。一切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做法都來自實踐探索。我國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歷史性成就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解放思想、大膽探索，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就採納，是錯誤的就馬上糾正，「摸著石頭過河」，在實踐中探索前進。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應堅持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始終堅持從我國實際出發，通過解決一個個具體的治理問題，逐步積累經驗，不斷摸索規律，最終在整體上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㈦ 治理體系是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什麼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保證。
健全的版治理體系、高權超的治理能力，是國家有序運行、健康發展的基本條件，也是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在當代中國，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須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必須轉化為國家治理的效能。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有利於統籌謀劃各個領域的改革，保證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這個總目標的確立，反映了當代中國發展的要求，是我國改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達到新的歷史高度的根本標志，為新形勢下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總的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